一、关于互联网的七大误解(论文文献综述)
谢春涛[1](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探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最新成果。李长春曾经指出,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最重要就是回答了文化发展朝什么目标迈进和走什么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路径,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理念,也形塑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样态。本文将1978年至2012年中国共产党文化相关理论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为考察对象,以文化的发展目标和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三对关系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命题,旨在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理解和定位,解答中国共产党对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文化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这三对关系的认识变迁。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成就,相关研究较为充分,本文试图从文化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着手,历史性地梳理重要文献,对比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的时代挑战时思想与理论的变迁。在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更加清晰,这也更加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复杂的历史互动中不断开拓与调试而形成的。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发展目标与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的定位。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建设目标的设定不断地进行调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的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恢复党风与社会风气,十二大报告还以共产主义为核心提出了“四有”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精神文明逐渐褪去了共产主义色彩。鉴于精神文明偏重思想道德建设,中共中央又在1990年代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聚焦文化艺术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并且更强调文化的中国特色。新世纪以后,胡锦涛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看待文化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的视角不断拔高,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是从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抵制腐朽思想的角度出发,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则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综合国力概念的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第二章主要探讨文化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拥抱西方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为应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彻底转变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受到列宁“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与糟粕二元对立划分,直到进入新时代才突破这种二元划分方法。在应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警惕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但整个社会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导致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倾向,如,将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直到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强调文化自信,中国气派,中国的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才逐步开始摆脱对西方的盲从。第三章围绕文化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主要探讨文化与政府、市场和人民三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受众被赋予更多选择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扩大。而当时文化是政府包办的“事业”和“工作”,在“以文补文”等小修小补无法解决文化市场供需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尊重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文化生产的重要性。在理顺“两种属性”与“两种效益”的关系之后,中共中央对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和公益化的文化事业进行了区分,重新定义了文化领域中政府主导文化事业、市场主导文化产业和人民作为文化发展主体的关系。第四章是坚持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思维,对触及底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并且落实二为方针增强文化活力。但在变革时代,老经验不灵、新经验不足,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思潮过程中收获了一些教训。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共中央在以立为本的基调下,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工作方针,放弃了以往对意识形态进行刚性约束的办法,为如何处理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进入新世纪,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挑战,胡锦涛提出要增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在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的过程中,通过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更为主动地引领社会发展、推动共识形成。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理论建构新,本文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从文化体制改革探讨如何摆正政府、市场与人民的关系来解放文化生产力,从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探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繁荣发展的辩证统一,能够更好地涵盖文化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更加全面论述文化发展道路的同时,更加突出理论重点。二是材料相对较新,得益于报刊电子化和材料的公开,文章大量利用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材料,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当时党内外的观点。三是研究视角新,本文吸收传播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从文化受众的角度分析文化背景,能够更充分地展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进一步理解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意义。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更加全面、更具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代替了偏重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于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中国共产党更加全面地认识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两种效益”以及“两种属性”有了更加辩证统一的认识。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也探索出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并存的基本思路,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
刘文娟[2](2021)在《互动中的表情包:表演与表达》文中认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个体日常互动的方式逐渐发生着变化。由单一的文字或语言输出转变为语言+图片的互联网语言表达。在互联网的语境下,表情包作为一种线上互动中的非语言符号,随着即时通讯应用的不断发展,在个体日常互动中扮演着与文字同等重要的角色,并呈现出与文字不同的特征。本文试图从个体交往互动的角度出发,基于符号互动及交往理性来研究表情包作用于人们日常互动的过程、方式和影响。本文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选题的背景与意义,并对有关已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将已有表情包研究成果分为:基础研究、青年亚文化视阈中的研究和表情包年龄区隔的研究。并对表情符号、表情包等概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阐述了理论视角以及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对表情包的概述,从其产生的背景,发展现状出发,说明表情包的产生并发展的原因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即时通讯的普及和制作渠道的便捷化,并根据自身的观察总结了表情包在互动中的特征;第三章是以符号互动理论和拟剧论为理论框架,结合访谈资料和观察记录,分析表情包作为一种网络交往中的媒介,人们如何通过它实现身体在场,达到与现实互动相似的效果,利用表情包进行印象管理的过程与现实场域如何交织;第四章从表情包自身的符号性质出发,基于交往行为理论,探究表情包的意义如何被赋予,并与人们的日常交往互相建构,在这一过程中,表情包呈现了哪些突出特征,以及它对人们日常交往产生何等影响。第五章是对研究的总结与反思,表情包作为一种流行文化要素,它的产生与盛行是网络时代的产物,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正确认识和合理利用它在人们交往中的正功能,与此同时,如何克服其对交往过程中的情感投入的淡化、主张唯视觉和唯娱乐等负功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万英[3](2020)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文中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而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地位要求高校党委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而“意识形态漂浮在话语之中”,掌握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有话语体系作为支撑。构建话语体系的基本单位是话语,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有效果,关键在于意识形态话语要有效,沿着“话语——话语体系——话语权”的路线是争夺话语权的一般规律。因而,话语有效是高校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构建话语体系有效的要素之一,也是其逻辑起点。基于话语对构建话语体系和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重要价值,本文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有效性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为高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理论支持。文章由七部分构成,即绪论、五个章节和结语。绪论部分阐述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概述国内外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有效性的研究现状,并对之进行简要评析。在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阐释核心概念、厘清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论述有效性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第一章从文本出发,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与话语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理论。概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理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在中国的渊源脉流。本章还对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理论进行批判性借鉴。从而为建构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阐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评价标准。主要从它的本质属性、对大学生理想信念和政治认同的影响、凝聚高校师生的功能,以及它对话语体系的建构作用,对话语权的维护作用等方面论述它的评价标准。第三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基本要素。本章论述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主体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对象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内容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表达方法的有效性,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环境的有效性。第四章论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包括高校教育者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问题,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新媒体话语消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大学生话语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影响,三重话语存在内在的张力。对于这些话语,重点是把其消极性概括出来,目的是为了规避、消解其危害性,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些话语,而是要排除其中的消极成分,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第五章论述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理路。面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诸多挑战,依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理论,提出从五个方面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主体能动性方面,切实发挥高校党委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主体职责。发展动力方面,创新意识形态话语,确保话语的生命力,而创新是有原则的创新。硬实力方面,主张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以硬实力破解西方的话语迷障。软实力方面,建设具有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话语,以文化软实力夯实话语的凝聚力。话语机制方面,发挥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的积极作用,消解其消极作用。而转换的目的是更好的发挥各种话语的优势,而不是以一种话语否定另一种话语。
王光荣[4](2020)在《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文中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系指一个国家通过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家形象的亲和力等传递与表达出来的影响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都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创新力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日益成为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日益成为一个国家掌握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重要因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关乎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乎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关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面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应对文化强国战略的时代机遇和软实力发展的现实挑战,如何在全球交往中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文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仍然是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需要我们正确处理文化生产、文化传承、文化传播和文化安全的关系,汲取他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经验,进而开拓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实践路径;把握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探索以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现实路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双向建构。论文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依循理论前提、历史溯源、现实检视、方向瞻望与实现路径的基本逻辑思路展开。第一章廓清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理论,旨在为全文提供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着眼于元理论建构,阐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内涵、构成要素及基本特征,确立彰显本土特质与时代特征的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分析框架;拓展研究视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中,探寻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丰富思想资源;阐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强大综合国力、强化国家向心力、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增强国际竞争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第二章回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程与经验,以期为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历史启发。回顾总结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举措;全面把握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思想道德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日益繁荣、文化事业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华文化国际影响不断增强;凝练概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宝贵经验,具体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坚持面向世界的文化走出去战略。第三章分析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意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实针对性。立足国际竞争新态势,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分析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的重要机遇,如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保障、文化强国战略的引领作用、科技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保证。与此同时,对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需要,理性审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现实境遇,客观面对目前仍然存在的与国家经济影响力不相称、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不匹配、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适应等瓶颈问题。第四章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探寻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路与策略。立足国情,明确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处理好的四对关系,即文化生产要把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文化传承要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文化传播要把握好官方与民间的关系、文化安全要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面向世界,批判借鉴其他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有益经验,在文化交流与对话中推动实现他者经验的本土转化;面向未来,不断拓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路径,包括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提升新闻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体制机制的活力。第五章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角,阐明以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实现路径;着眼于目标一致性、内容同构性、功能同向性等逻辑关联,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基础;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从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推进队伍建设发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建设、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作了阐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创新学科理念、拓展研究视域、开掘文化资源,在自身发展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之间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性互动中,推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吴腾飞[5](2020)在《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纳入其中,使其成为了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国家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子系统,指的是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多样化发展已成必然趋势,然而西方国家却自恃“文化中心论”,试图推动文化全球化向“文化西方化”发展,用西方的“普世价值”照亮整个世界。这种文化霸权主义行径正不断引发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冲突较量,也不断引起世界各国对于本国文化安全问题的高度警觉。当今中国,已经昂然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在不断创造属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中国实践、中国奇迹。身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战略性调整而产生许多新变化、新特征、新意义。概括而言,新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利于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有利于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有利于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鉴于此,深入研究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问题,对于丰富和完善总体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以及积极应对、妥善处理当前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此,本文围绕选题综合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结构与功能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分析等研究方法,将全部内容分为六大章节进行具体论述: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国际背景与国内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现状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法、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这为本文研究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奠定研究起点。第二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问题概述。第一,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进行分析和界定,确定论文研究的核心目标。第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概括,选择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安全、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安全、文化资源与文化市场安全、文化制度与公共文化安全、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安全等五个方面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第三,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质进行对比和分析,论述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软性安全”、“隐性安全”、“长期安全”,突显其有别于其它安全类型的特殊地位。这些相关问题的具体分析和详细论述,可以确保本文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第三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资源。本章节主要运用“古今中外法”,对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挖掘: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文化安全观为其理论之基;以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建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时期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为其创新之道;以“宗法礼乐”和“百家争鸣”的萌芽、“天下一统”和“多元融合”的理念、“海纳百川”和“继往开来”的政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资源为其历史之迹;以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论、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西方文化学者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为其他山之石,为后续章节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价值功能。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具有立体多维的战略价值,如国家维度,有利于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社会维度,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个人维度,有利于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世界维度,有利于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等。同时,从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外交等不同社会结构方面分析,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又具备政治保障功能、经济促进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外交导向功能等多重功能,会对国家社会整体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这些价值功能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本文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价值导向。第五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境遇。从战略机遇分析,新时代文化安全的全新战略高度、划时代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速度、国内外理论实践的持续积累厚度、全球性文明对话的相互交流深度,分别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时代化机遇、信息化机遇、经验化机遇、合作化机遇;从全新挑战分析,意识形态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干扰冲击、文化建设受到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度威胁、文化资源受到世界文化强国的激烈争夺、文化话语受到“西强中弱”的不利影响,分别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网络化挑战、多样化挑战、市场化挑战、国际化挑战。此外,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存在着一些科技方面、制度方面、观念方面、利益方面、交流方面等深层制约因素。这些现实境遇的具体分析,可为后续章节的破解之法提供具体标的。第六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本文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应当以前文论述的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好当前的战略机遇期和历史机遇期,以铸牢思想体系保障来全面深化文化凝聚力,以健全制度体系保障来全面提升文化防御力,以夯实物质体系保障来全面促进文化生产力,以完善权益体系保障来全面优化文化服务力,以创新网络体系保障来全面增强文化支撑力,以加强对外体系保障来全面扩大文化影响力,从而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系数和保障能力。与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相比较,本文可能存在一些创新之处。第一,可能在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创新。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都选择从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出发来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多为各自领域内的相关性论述。因此,本文坚定选择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所蕴含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论述,并且有机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从而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多学科融合为辅的综合性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视角创新。第二,可能在研究框架方面有所创新。目前,绝大多数的相关研究成果都会倾向于遵循“现实问题——解决对策”的基本逻辑结构,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相应的对策路径之上。因此,本文在谋篇布局方面会力求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双重路向上论证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内容,从而提升整篇文章的全面性、系统性、学理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结构创新。第三,可能在研究观点方面有所创新。本文尝试提出了一些相对新颖的学术观点,比如,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具备有别于其他安全类型的“三种特殊性质”;认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应当充分利用好“四大战略机遇”来积极应对“四大全新挑战”;认为可以从铸牢思想体系保障、健全制度体系保障、夯实物质体系保障、完善权益体系保障、创新网络体系保障、加强对外体系保障等“六大保障”入手,推动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系数和保障能力,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观点创新。然而,受限于写作时间和写作能力,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较为宏大厚重的理论实践问题,试图对其在两三年之内用十余万字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是一项较为困难的研究任务。加之“新时代”又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方位,可供参考的相关资料较少,这也会导致本文部分内容欠缺准确性、深刻性、学理性,甚是遗憾。但是,若以辩证思维积极看待上述不足,将其视为不断改进、丰富、完善今后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亦可算是本文的写作贡献。
黄文悦[6](2020)在《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要求各国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应对世界难题。因此,对外文化交流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国际上还存在“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中国威胁论”等不和谐的声音,存在着文化霸权等不利于各国文化交流的想法与行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爱好和平,中共历届领导集体都重视发挥对外文化交流在经济政治中的作用。如今,中国的发展以及各项倡议的实现,如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国梦”等都需要进行对外文化交流,都要求有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因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一系列论述。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梳理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背景、时代背景以及形成过程。理论背景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的对外文化交流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以及国际反“文明冲突论”思想,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论述是在继承和发展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国际背景和中国国内背景。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形成经历了开始萌芽、初步形成、继续发展的过程,这一重要论述是不断发展成熟的。其次,通过梳理分析文献资料,认为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论述是由对外文化交流的原则、内容、途径构成的科学体系。以坚持尊重文化多样性、尊重文化平等性、坚持开放包容、坚持文化交流互鉴、坚持文化自信为原则;对外文化交流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文化产业的交流、教育交流、宗教文化的交流;通过发展各国共性文化、形成多元人文交流格局、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讲好中国故事这五个途径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最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对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论述进行总结评价,认为其具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继承和发展中国化的对外文化交流思想、提供和形成了人类文化交流的新思想的理论价值;对推动我国外交事业发展,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指导作用,这一重要论述也为人类文化交流贡献了“中国方案”。
柏晓斐[7](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陈岩英[8](2020)在《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旅游安全传播是政府、企业、利益相关者等主体基于媒体渠道,面向旅游者、从业人员和公众等开展的旅游安全信息传递活动。在传统的研究中,以危机处置和应对为目标的危机传播备受重视。随着旅游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化,旅游行政机构和旅游企业的安全任务越来越复杂。旅游安全传播的任务体系逐渐从传统的危机传播转变为多阶段进程中的多任务结构。但是,旅游安全传播的这种任务需求既未在实践中得到重视,也未在理论研究中得到重视。因此,基于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时代背景、基于我国旅游产业安全发展的需求结构,对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和实证检验,既有利于丰富旅游安全传播的理论范畴,也有利于丰富旅游者行为响应的理论机制,对于推动旅游安全传播理论的建构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研究旨在丰富和发展旅游安全传播理论,并对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探索和验证,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综合研究等三个阶段,各阶段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包括:(1)在理论研究阶段,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理论考察对旅游安全传播、媒体、旅游者安全行为等关键概念进行了归纳分析,并辨析了旅游安全传播的信号机制和任务属性,提出了旅游安全传播与行为响应分析框架;(2)在实证研究阶段,研究分别对非危机情境下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安全线下行为的影响机制和危机情境下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线上安全沟通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建模检验。首先,研究以认知行为理论和信号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以2017年中国政府举办的厦门金砖峰会作为背景事件,基于SEM结构方程建模、回归分析等方法,对非危机情境下传播信号对旅游者线下旅游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其次,研究以2018年7月泰国沉船事件作为背景事件,以436个中文媒体平台的11万余条声量信号作为大数据基础,并引入VAR模型对危机情境下传播信号对旅游者线上安全沟通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验证分析;(3)在综合研究阶段,研究基于实证研究结论,对基于传播主体、传播情境、传播内容、传播渠道的旅游者安全行为干预策略进行了建构分析。研究发现:(1)旅游安全传播是一种面向多任务结构的综合性旅游安全传播活动,建构旅游安全传播机制应该以旅游安全传播的情境分析作为起点,并以旅游者的安全行为响应作为结果导向,这是推动旅游安全传播治理成效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立足于这一基本立论和对传统传播模型的改进,本研究提出了由“传播主体(who)--传播情境(situation)--传播性质(nature)--传播任务(task)--传播内容(content)--传播渠道(channel)--感知(perception)--响应(response)”等构成的旅游安全传播分析框架;(2)在非危机情境下,旅游者的安全行为一般包括安全遵守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等两类基础行为体系。媒体是传播安全保障信息的重要渠道,媒体传播的信号在游客行为影响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旅游地启用强化型安保的非危机情境下,强化型安保的媒体信号对旅游者的个人体验、安全感知、安全遵守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等具有显着的驱动作用,旅游者的个人安保体验在媒体信号的传播中具有重要的参照性作用,它对媒体信号的行为影响力具有差异化的中介影响过程,安全感知也是重要的中介变量。研究还表明,政府对强化型安保的多渠道宣传和安保实践所展示的行为活动均具有显着的信号意义。(3)在旅游危机情景下,线上潜在旅游者的安全沟通行为是互联网时代旅游安全行为的重要拓展维度,它包括了旅游安全信息生产和旅游安全信息分享等安全传播行为。泰国沉船事件的实证分析表明,线上媒体的总体声量信号对潜在旅游者的安全信息生产行为和安全信息分享行为具有显着的动态影响,但线上主流媒体、商业媒体、自媒体等分类媒体的声量信号呈现差异化的动态影响效应。潜在旅游者安全信息生产声量对其安全信息分享声量具有显着的动态影响,其中维度内的方差贡献率大于维度外的方差贡献率;(4)旅游安全传播策略建构应该区分传播主体、传播情境、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从传播主体来看,面向政府、企业和旅游者的传播导向分别是有序的舆情引导、精准的信息把控和理性的信息生产。从传播情境来看,在非危机情境下,旅游安全传播重点是安全知识的传播和安全体验的提升;在危机情境下,旅游安全传播的重点是线上安全沟通行为的调控和风险感知的干预。从传播内容来看,应基于任务性质导向细化优化传播内容要素。从传播渠道来看,主流媒体、商业媒体和自媒体都是旅游安全传播的有效渠道,基于影响力的配置策略是提升传播成效的关键。本研究区分危机情境和非危机情境,对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线下安全行为和线上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整合分析和区别检验。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1)研究通过区分旅游安全传播的情境结构探索多分类情境下的旅游安全传播机制,提出了旅游安全传播与行为响应分析框架,为理解和阐述旅游安全传播与旅游者安全行为响应的过程机制提供了认知基础;(2)研究对非危机情境下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线下旅游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旅游安全传播中媒体信号与环境体验信号的差异化作用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为现场旅游活动中旅游安全传播的作用机制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3)研究识别了旅游危机情境下潜在旅游者线上安全沟通行为的维度结构,对互联网时代旅游安全行为的表现情境和维度类型进行了拓展,由此形成了包括线下旅游安全行为(旅游安全遵守和旅游安全参与)和线上旅游安全行为(旅游安全信息生产和旅游安全信息分享)的旅游者安全行为分析架构;(4)研究构建了线上参与者安全情感词库,并首次将舆情声量数据作为变量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同时采用了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法,实现了对旅游危机线上媒体声量信号对潜在旅游者安全沟通行为的动态影响关系的拟合分析和实证检验,并为旅游危机舆情分析引入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本研究对于旅游产业开展危机和非危机情境下的旅游安全传播工作,科学调控旅游者的安全行为提供了实证案例和理论依据,并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体系,是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重要研究议题。
杨安文[9](2020)在《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大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诗歌历来是文学的重镇。根植于中国博大精深之传统文化的中国当代诗歌,既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当代诗人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面貌、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当代诗人不断进行着汉语语言自身的试验,不断尝试语言的自我解放和边界突破,展现出中国当代诗歌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等领域独特的风貌和价值。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外文学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当代诗歌应该大力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多关注中国古典诗歌,而对中国当代诗歌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后朦胧”诗歌的海外译介更是关注不够。柏桦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人杰出代表,是国内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本研究以诗人柏桦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方法,通过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的现状及特征作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译介与接受的总体现状,探究其在海外的传播途径及接受规律,从而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模式、方法与策略。同时,从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视角,采用文本细读和对比研究方法,以柏桦诗歌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开展诗歌翻译对比研究和诗歌翻译变异研究,从语言学层面分析诗歌翻译的策略运用,探究国内外诗歌译者在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选择上的差异,寻求既能保留中国当代诗歌本真和特色、又能为英语世界所接受的翻译策略,并从翻译阐释学的理论视角探析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文本解读与意义建构的重要意义。本研究首先对国内外以各种语言出版、发表的柏桦作品译介和相关研究资料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和爬梳。通过对柏桦生平、创作历程、各时期诗学观和诗歌特点以及国内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建构国内柏桦形象,并以此作为译介研究背景参照,重点以第一手外文材料为文献基础,全面、系统地梳理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译介、传播和接受状况。研究发现柏桦诗歌海外译介呈现出诸多特点。第一,柏桦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被译介到国外并得到较多关注的当代诗人之一。究其原因,除了柏桦自身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国内诗坛的声名与影响因素之外,还与外语专业出身的柏桦所具有的强烈的对外译介和交流意识有关。第二,柏桦早期诗歌在荷兰、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译介和发表较早,在英语国家则稍晚。这与当时旅居欧洲国家的知名诗人北岛和张枣的大力引荐密切相关,尤其是北岛及其主导的海外文学杂志《今天》及“今天”基金会,对推动包括柏桦在内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柏桦诗歌译介涉及的译者人数较多,但专注于柏桦诗歌翻译且与其配合默契的译者很少。柏桦目前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译诗反响平平,没有带来犹如原诗给国内读者带来的冲击和感受,这至少应当部分归结为翻译问题。笔者认为,许多译诗没能体现柏桦诗歌中独特的声音和气质,没有彰显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第四,从翻译主体来看,柏桦诗歌翻译大部分是由外国汉学家译者或诗人译者独立完成,中外译者合作翻译很少。然而,外国译者独立翻译完成的译本或多或少反映出译者对原诗的理解存在障碍。就汉语诗歌翻译而言,以译入语为母语的外国译者原本就不多,要想寻得一位中文语言能力强、翻译技艺高超同时还能配合默契的理想译者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即使外国译者值得依靠,中国当代诗歌的对外译介也不能完全指望他们,国内译者必须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笔者并不赞同由国内译者单独翻译,但认为基于彼此信任、理解和良性沟通的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是理想的翻译模式。第五,柏桦诗歌对外译介在网络媒介的利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当代诗人对外译介存在的问题。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当代诗歌要想更好地为海外读者所了解和接受,就必须努力克服外语障碍,利用好网络媒介与外国读者和诗人加强直接的互动交流。其次,本研究对柏桦及其诗歌在海外的接受状况进行了考察分析。研究发现,就翻译文本的选择来看,外国译者选择翻译的诗歌文本与柏桦推荐翻译的诗歌文本之间存在不小差异,这既反映了外国读者(译者)独立的审美判断,也反映出他们异国的、独特的审美趣味。因此,就对外译介的角度来说,译者(或编者)在做翻译选本的时候,不能完全站在自身的审美角度,还要适度考虑外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此外,从海外学者对柏桦诗歌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的研究普遍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关注诗歌所反映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总体呈现出意识形态解读的倾向,体现出外国读者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和“他者”想象。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遭遇意识形态偏见不可避免,我们需要以更加优秀的诗歌文本来予以消解。然而,外国读者对“古典”和“异国”的偏好却值得我们重视,这正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的世界诗歌不能丢失的所谓“民族性”或“本土性”的体现,反映了外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语境的同时,也注重文本细读,强调诗歌研究必须深入诗歌文本,不能重“语境”轻文本,不能忽视诗歌本体(诗歌的语言、内容、形式、音韵等)的研究。再次,本研究以柏桦诗歌英译为例开展了多译本对比研究、翻译变异研究以及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研究,并从阐释学理论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建构的意义。研究发现,不同译者的翻译风格差异明显,对原文的理解各有不同,对原诗的形式、内容、情感、节奏和意境的传递各有高下。中国译者对原诗文本的理解、音乐性的感知与转换表现出明显优势,外国译者在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结构的有效转换上具有优势。但在笔者看来,真正实现了诗意的有效转换,传递了原诗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诗人独特而丰满的思想情感的译文则仅来自少数具有“创造性”特质的翻译,如霍布恩的译文。笔者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视角分析了霍布恩译本在中西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上体现出的文化过滤以及文化误读、误译,强调要正确认识诗歌翻译中的“变异”现象。笔者认为,恰恰是译本的“变异”——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造就了译入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译文,让原作在异国文学中获得新生。此外,笔者还从阐释学理论的视角探析了诗歌翻译对于诗歌意义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诗人、译者、评论者和读者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诗歌翻译,留给译者创造性阐释和语言转换的充足空间。最后,本研究运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场域理论分析了柏桦诗歌近期在海外译介和接受状况不如早期的原因。笔者认为,柏桦停止写诗15年以及其复出后大量创作和发表诗歌对其海外象征资本的积累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诗人们要想在海外诗歌场域获得有利占位、得到较多认可,就必须有效积累象征资本。一方面,诗人的文学生产活动不能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或迎合大众口味,应以“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追求为目标,诗歌产品当以高质量为第一要素,少而精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会更有利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诗人们应积极、主动且持续地开展对外诗歌交流,包括参与中外诗人互译项目,参加各类国际诗歌节和诗歌探讨会,与海外汉学家、诗人以及诗歌译者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中国政府文化机构、出版机构以及高校院所则应该为当代诗人、诗歌译者和学者的海外交流和翻译实践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的良性发展。本研究首次对柏桦诗歌在国内的传播与研究以及在海外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系统、全面、完整的梳理和分析。通过本研究,笔者希望将柏桦这位极具代表性也颇具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艺术贡献,诗学探索与创新,及其作品丰富的诗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较为立体、完整地呈现在中外读者面前。同时,透过柏桦海外译介研究这一个案,笔者力求管中窥豹,力图为中国当代诗歌对外译介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法。本研究寄望于促进中国当代诗歌与世界的交流与对话,增进海外文学界、诗歌界、汉学界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了解,提升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当代诗歌更好地走向世界,并借以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建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鞠丽华[10](2019)在《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全人类的关注。由于政治的公共性,各种安全问题总是和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建构主义安全研究的代表人物巴瑞·布赞曾说:“政治领域是最大的领域,所有安全事务都属于政治范畴,威胁和防卫都是从政治角度上构成和定义的。^因此,政治安全是其他各项公共安全的保证,居于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地位和最高层次,如果政治安全面临挑战与威胁,则直接从根本上威胁着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合法性密切相关,保证政治安全,不单纯是从外部防范和减少政治体系的威胁因素,从根本上来讲,维护政治安全更是要通过增强政权的合法性程度,提高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水平来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是一项宏大的课题,与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其中,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意义重大,成为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研究的重要视角。国家政治安全与政治传播过程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政治过程都可以被看作是信息传播的过程,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转必须保证政治信息在政治体系内外的畅通传播。政治传播作为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信息传递、接受、反馈的过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国家如何运用传播手段获取同意的过程,主要是合法性的获得过程,从社会角度来讲就是公众接受并内化政治信息,形成国家政治认同的过程。在当今社会中,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获取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依旧十分严峻和复杂。尽管政治传播越来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我国的政治传播建设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内和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政治认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不利影响。政治传播对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当前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政治传播发展的相对滞后都对从政治传播角度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提出了理论和现实要求。从政治传播视域对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思路应实现政治学与传播学两种视角的融合。对于政治传播,历来有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两种思路,政治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将政治看成为一个传播过程,政治就是传播,传播是政府的神经;而传播学视角下的研究侧重于从传播(特别是大众传媒)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及公共舆论的形成及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居间政治”已经成为民主的主要模式,传媒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日渐重要。由于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是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对“政治安全”这个政治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故而政治学本位是首先要坚持的;同时,在大众传媒对当代民主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新媒体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作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从传播学角度思考政治传播和政治安全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现实推动的结果。鉴于此,政治传播视域下的国家政治安全研究将落脚点放在当代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上,尤其是分解了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几个主要构成要素,在各个层面的构成要素下着重分析了政治传播对不同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作用及维护路径。具体研究遵循着“阐释概念——建构理论——追溯历史——分析现实——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的论析。概念阐释部分阐释了国家政治安全的内涵、层次、构成要素、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具有多维内涵,既包括国家政治权力不受威胁、能够有效实施,也包括政治权力存在稳固的社会基础的支持。其中,政治观念安全和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而观念安全和制度安全主要指其合法性问题。国家政治安全包括价值层面的意识形态安全、政党层面的执政安全、政府层面的有效运转、社会层面的政治秩序稳定、国际层面的国家主权安全五部分构成要素。在当前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处于国家总体安全的最高层次,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本和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政治安全注重政治发展与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内政治安全与国际政治安全的统一、国家政权安全与公民权利和安全的统一、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统一。理论建构部分在政治传播理论的分析视域内,阐述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内在逻辑关联,寻求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间的理论契合。通过政治合法性的获得,政治传播和国家政治安全内在关联在一起,政治合法性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本质内容,有效的政治传播通过促进政治合法性的价值、权力和社会基础,不断推进实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权安全和政治秩序稳定,进而巩固国家政治安全。在构成要素上,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存在主体上的一致性、内容上的相关性、媒介上的交互性和目标上的吻合性。历史追溯部分对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挑战展开考察。时代特征决定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形势和维护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历史时期,处于政治安全本质层面的政治合法性,其来源和基础是由当时的政治发展状况和国家战略选择决定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发展和国家政治安全状况直接通过当时的政治传播过程展现出来,特定时期的政治传播又会对当时政治合法性的获得和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产生重要影响,对建构当时的政治秩序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新媒体时代的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国家治理现代化及政治传播的现代转型是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本质要求和总体方向。我国的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社会思潮多元化、社会认同感缺乏、网络政治参与无序化、国际安全局势复杂化等挑战。现实分析部分以政治合法性为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密切结合我国政治安全维护实际,根据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的五部分主要构成要素,从价值层面、政党层面、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国际层面等五个方面构建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分析框架,分别对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价值层面从政治传播对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意义出发,论述了如何通过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要实现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以巩固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要求,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在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要通过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和形式的与时俱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传播内容上既要秉持其民主、法治、民本的基本价值追求,又要将价值宣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与广大人民群众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传播方式上通过创新传播理念、完善传播话语、丰富传播途径以适应网络信息化传播的新要求,改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切实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党层面从分析党的政治传播的向度出发,论述建立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途径。政治传播模式有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之分,政治传播的向度对执政党与民众交流的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直接关系到执政党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状况。尽管单向度的政治宣传在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更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实现。当前,需要通过加强党内政治沟通文化和制度建设,形成有效沟通的氛围和畅通的党内政治传播渠道,以期通过双向的政治传播,在党内更好地实现聚心聚力的政治目标,为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打下坚实基础。通过创新传播思维、构建传播新模式等实现党与民众之间信息的双向沟通、良性互动,以期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政府层面从政府传播中存在的信息公共性不足的现状出发,论述如何通过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从政府层面看,国家政治安全建立在政府公信力基础之上。政府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感知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必要条件,对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信息选择的真实性和回应性对政府公信力建设最为重要,而有选择性地控制政务信息极易导致政府与民众间信息沟通遇阻,引发公众质疑,对政府信任造成威胁。从政府传播的角度来讲,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就是要通过不断增强政府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培育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需要从树立政府传播公共理念、整合政府传播资源、加强政府传播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社会层面从政治参与的秩序,特别是网络政治参与无序的现实问题出发,论述如何构建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体系,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促进政治秩序的稳定。公民利益表达畅通、政治参与有序、政治认同良好、社会政治秩序稳定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衡量指标。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讲,政治传播反馈渠道的畅通是政治参与有序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到政治秩序稳定。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的网络时代,网络成为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政治信息沟通和交流的新途径,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之一,对政治秩序稳定产生重要作用。良性的网络政治参与对于维持社会政治秩序意义重大,但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也会给社会政治稳定带来威胁和挑战。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关键在于保证信息输入的有效性和畅通性,充分发挥网络政治参与表达民意、缓冲矛盾的积极作用,避免网络政治参与的非理性和表达不畅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危害。通过推进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主体建设、加强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政府治理、改善网络政治传播参与和信息反馈环境,推动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发展,发挥网络政治参与对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促进作用。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国际层面从对外政治传播对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出发,论述如何通过良好的对外政治传播,构建积极的国际认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国际认同是一国国际政治安全的深层影响要素。对外政治传播促进国家对外沟通和交流的实现,国际认同的理念基础、规则基础、有效性基础、共识基础的获得都离不开一国的对外政治传播。国际认同的获得过程实质上是一国通过对外政治传播实现政治合法性的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我国国际政治认同的实现需要以让世界知晓“中国要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代表着一种怎样的价值”为前提,这离不开强有力的对外政治传播。当前,进一步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是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的重要任务。可以通过有效整合对外政治传播内容、加强对外政治传播话语建设、丰富对外政治传播形式和途径等措施构建积极、主动、有效的对外政治传播过程,充分发挥对外政治传播对于增进国际认同的作用,切实维护我国国际政治安全。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五个层面彼此紧密相关、相互影响,构建起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多维度、整体性的分析框架。概而言之,五个层面蕴含着国家与社会两种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政治安全是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一体两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各个层面都要实现国家(政党、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协调运转。作为国家政治安全主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安全、执政安全、政府公信力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秩序通过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体现出来,也必须要通过两者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和维护。五个层面彰显出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不仅国内政治安全和国际政治安全彼此促进、密切相关,而且国家对内政治传播与对外政治传播也密切联系在一起,国家对内政治传播的内容和模式决定着对外政治传播的基本特征,对外政治传播效果的好坏也会对国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影响,两者共同对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起到重要作用。五个层面诠释了观念与过程两个范畴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间的关系。一方面,政治传播视域下观念范畴上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贯穿于各个层面的政治安全维护过程之中,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各个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核心内容和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观念范畴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通过各个层面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过程来实现,通过政治传播过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内就是在党的政治传播、政府传播、民众的政治参与等过程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内涵,维护其主导地位;对外就是在国际政治传播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国际认同。
二、关于互联网的七大误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互联网的七大误解(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问题提出:转折与建构 |
0.2 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道路相关理论的研究 |
0.3 研究创新之处 |
0.4 研究方法 |
0.5 概念界定 |
0.5.1 文化建设 |
0.5.2 文化发展道路 |
0.5.3 文化受众主体性 |
0.6 研究思路 |
第1章 目标、任务与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与定位 |
1.1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
1.1.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提出与目标设定 |
1.1.2 1986 年“精神文明决议”指导思想的转变 |
1.1.3 “四有”的概念提出及其演变 |
1.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1.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与精神文明的新定位 |
1.2.2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
1.2.3 “文化强国”的概念形成 |
1.3 文化的战略意义:“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 |
1.3.1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 |
1.3.2 从服务于政治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1.3.3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发突出 |
1.3.4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
1.4 小结 |
第2章 现代性与民族性:当代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2.1 批判封建主义与反思传统文化 |
2.1.1 批判封建主义是反思“文革”的必然 |
2.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评价 |
2.1.3 新启蒙主义思潮与传统文化危机 |
2.2 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 |
2.2.1 “思想政治斗争”视角下的传统文化弘扬 |
2.2.2 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困 |
2.2.3 超越“精华”与“糟粕”二元划分 |
2.3 文化现代性的探索:从学习西方到中国气派 |
2.3.1 “西为中用”与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 |
2.3.2 “体”“用”相关:盲目崇拜西方的问题由来 |
2.3.3 中国气派:文艺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现代性探索 |
2.4 小结 |
第3章 政府、市场与人民:文化发展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
3.1 “政府办文化”与文化受众的矛盾与调试 |
3.1.1 政府包办下阻碍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思维定式 |
3.1.2 “以文补文”、“双轨制”:文化体制改革的尝试 |
3.1.3 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对文化受众主体性的忽视 |
3.2 重新认识人民与市场: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 |
3.2.1 重新认识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时代意义 |
3.2.2 区分市场导向的文化产业与公益导向的文化事业 |
3.2.3 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统一:全面改革的展开 |
3.3 小结 |
第4章 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发展 |
4.1 改革开放初期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 |
4.1.1 “二为”方向的提出: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新界定 |
4.1.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4.1.3 主体性觉醒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 |
4.2 主旋律与多样化: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的新思路 |
4.2.1 重在建设,以立为本 |
4.2.2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
4.3 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工作与文化发展 |
4.3.1 信息技术革命与文化受众主体性的觉醒 |
4.3.2 网络文化建设与增强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
4.3.3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4.4 小结 |
结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与新时代的新发展 |
参考文献 |
(2)互动中的表情包:表演与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1.选题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1.关于表情包的基础研究 |
2.关于表情包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 |
3.关于表情包的年龄区隔研究 |
4.本研究与以往研究的差异 |
(三)相关概念与理论的梳理 |
1.表情包 |
2.符号互动论 |
3.拟剧论 |
4.社会交往理论 |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法 |
二、互动中的表情包:背景、现状与特征 |
(一)表情包流行的背景 |
1.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
2.即时通讯应用的普及 |
3.制作渠道的多样化、便捷化 |
(二)表情包发展的现状 |
1.字符表情 |
2.Emoticon表情 |
3.表情包 |
(三)表情包在互动中的特征 |
1.阶段性 |
2.娱乐性 |
3.无序性 |
三、“表演”:身体“在场”的形象建构 |
(一)情境——表情包互动中的“前台”与“后台” |
1.匿名互动的“前台”与“后台” |
2.非匿名互动的“前台”与“后台” |
(二)策略——分门别类的表演 |
1.理想化表演 |
2.误解表演 |
3.神秘化表演 |
4.补救表演 |
(三)小结 |
四、表达:表情包的意义建构与话语表达 |
(一)无序化的生产过程 |
1.内容传播的无序 |
2.内容本身的失范 |
3.产生方式的无序 |
(二)标签化的意义内容 |
(三)日常化的交往 |
(四)小结 |
五、总结与反思 |
(一)研究主要结论 |
(二)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1.研究中的不足 |
2.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类 |
(二)学位论文 |
(三)期刊文献 |
附录1:访谈提纲 |
附录2:部分即时通讯应用内置表情包部分内容 |
附录3:田野点基本信息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3)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创新 |
四、核心概念阐释 |
(一)意识形态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 |
五、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其他概念关系的厘清 |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
(三)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
六、有效性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
(一)有效性的内涵 |
(二)有效性的表现形式 |
第一章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资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理论 |
(一)语言是物质、意识和实践的统一体 |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与话语逻辑关系的阐述 |
(三)实践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的基本属性 |
(四)阶级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的根本属性 |
二、列宁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一)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 |
(二)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随着工作任务转换而转换 |
(三)采用多样化话语方式“灌输”社会主义思想 |
三、毛泽东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二)坚持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时代化 |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 |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大众化 |
四、邓小平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一)平实的话语 |
(二)以简洁的句式展现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 |
(三)对待意识形态斗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
五、江泽民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 |
(二)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多方面展开 |
六、胡锦涛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一)以科学发展观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人民和引领社会思潮 |
(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 |
(四)构建和谐社会 |
七、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思想 |
(一)讲好中国故事 |
(二)善于运用经典话语 |
(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 |
(四)运用大众话语 |
(五)构建有效话语和话语体系 |
八、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理论的批判性借鉴 |
(一)拉克劳、墨菲的话语领导权理论 |
(二)福柯的话语即权力观点 |
(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
(四)布尔迪厄的话语象征性权力观 |
第二章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评价标准 |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本质 |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主体与客体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本质是价值观的有效性 |
二、培育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符合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标准 |
(一)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
(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三、促进高校师生的政治认同 |
(一)促进高校师生政治认同是话语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
(二)促进高校师生政治认同的话语的具体标准 |
四、凝聚高校广大师生 |
(一)凝聚高校广大师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重要功能 |
(二)凝聚高校广大师生的话语需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
五、有效建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 |
(一)话语体系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 |
(二)有效建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是话语有效性的内在要求 |
六、有效维护和巩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 |
(一)话语权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 |
(二)维护、巩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话语有效性的最终目标 |
第三章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要素 |
一、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主体的有效性 |
(一)高校党委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和责任主体的有效性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四支主体队伍的有效性 |
二、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对象的有效性 |
(一)大学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主要对象 |
(二)高校教职工是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重要对象 |
(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对象的有效性 |
三、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内容的有效性 |
(一)话语内容有效性是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立足点 |
(二)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内容有效性的要点 |
四、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表达方法的有效性 |
(一)话语表达方法是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关键 |
(二)话语表达方法的三个适应 |
五、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环境的有效性 |
(一)环境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辩证关系 |
(二)环境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相互适应性 |
第四章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面临的现实问题 |
一、高校教育者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问题 |
(一)话语内容问题 |
(二)话语方式问题 |
(三)问题产生的消极影响 |
二、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 |
(一)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的表现 |
(二)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的因素 |
(三)盲目崇拜西方学术思想及话语体系的影响 |
三、互联网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
(一)西方为何及如何占据互联网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
(二)西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如何挑战中国意识形态 |
(三)西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对高校意识形态的挑战 |
四、新媒体话语消解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 |
(一)去中心化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边沿化 |
(二)碎片化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系统化 |
(三)浅层化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深刻化 |
(四)开放性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集中化 |
五、大学生话语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 |
(一)多样化话语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威性 |
(二)“三化”话语与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严肃性 |
六、高校意识形态三重工作话语的割裂 |
(一)意识形态三重工作话语的内在张力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内容割裂 |
(三)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态度割裂 |
第五章 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的理路 |
一、高校党委切实履行建设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主体职能 |
(一)高校党委切实履行建设话语的主体职能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主体切实担负起责任 |
二、创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 |
(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的原由 |
(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的着力点 |
(三)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的资源 |
(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创新的原则 |
三、发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转换的积极作用 |
(一)文本话语向教学话语转换 |
(二)政治性话语向生活性话语转换 |
(三)学术话语、权力话语向大众话语转换 |
(四)话语转换需要注意的问题 |
四、把发展优势转化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优势 |
(一)我国具备发展优势转化为高校话语优势的坚实基础 |
(二)高校的话语地位与我国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还不相称 |
(三)如何把发展优势转化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优势 |
五、建设具有文化自信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 |
(一)文化自信赋予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深层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
(二)文化自信赋予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持久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
(三)文化自信赋予意识形态工作话语广泛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
(四)文化自信赋予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稳定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4)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缘起 |
(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需要 |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 |
(三)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需要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设计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理论概述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和特征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内涵 |
(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
(三)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特征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论资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三)近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资源 |
(五)西方文化中的文化软实力理论资源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 |
(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强化国家向心力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增强国际竞争力 |
第二章 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
一、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进程 |
(一)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建设时期 |
(二)文化软实力的改革振兴时期 |
(三)文化软实力的繁荣发展时期 |
二、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大成就 |
(一)思想道德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二)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日益繁荣 |
(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日益发展 |
(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入 |
(五)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
三、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三)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人民主体性 |
(四)坚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 |
(五)坚持面向世界的文化走出去战略 |
第三章 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机遇与挑战 |
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背景 |
(一)文化软实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 |
(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
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机遇 |
(一)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 |
(二)文化强国战略的引领作用 |
(三)科技创新发展的技术支撑 |
(四)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保证 |
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严峻挑战 |
(一)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经济影响力不相称 |
(二)我国文化软实力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不匹配 |
(三)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适应 |
第四章 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路与策略 |
一、立足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把握的重要关系 |
(一)文化生产:把握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
(二)文化传承:把握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
(三)文化传播:把握好官方与民间的关系 |
(四)文化安全:把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 |
二、借鉴世界,汲取他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有益经验 |
(一)美国:面向全球,提升文化世界影响 |
(二)日本:固本开源,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
(三)印度:发扬特色,坚持传统与创新并重 |
(四)发达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路径给中国的启示 |
三、面向未来,不断拓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实践路径 |
(一)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 |
(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 |
(三)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
(四)提升新闻媒体的国际影响力 |
(五)提升文化体制机制的活力 |
第五章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 |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统一 |
(一)目标上的一致性 |
(二)内容上的同构性 |
(三)功能上的同向性 |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 |
(一)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健康发展 |
(二)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队伍建设 |
(三)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建设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价值和意义 |
(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问题概述 |
2.1 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 |
2.1.1 安全 |
2.1.2 国家安全 |
2.1.3 国家文化安全 |
2.2 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 |
2.2.1 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安全 |
2.2.2 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安全 |
2.2.3 文化资源与文化市场安全 |
2.2.4 文化制度与公共文化安全 |
2.2.5 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安全 |
2.3 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质 |
2.3.1 比“硬性安全”更柔和的“软性安全” |
2.3.2 比“显性安全”更复杂的“隐性安全” |
2.3.3 比“短期安全”更持久的“长期安全” |
第3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资源 |
3.1 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3.1.2 列宁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3.2 创新之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 |
3.2.1 革命战争时期:产生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新萌芽 |
3.2.2 建设探索时期:扞卫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新胜利 |
3.2.3 改革开放时期:打开国家文化安全发展的新局面 |
3.2.4 新时代时期:标示国家文化安全强盛的新方位 |
3.3 历史之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资源 |
3.3.1 “宗法礼乐”和“百家争鸣”的国家文化安全萌芽 |
3.3.2 “天下一统”和“多元融合”的国家文化安全理念 |
3.3.3 “海纳百川”和“继往开来”的国家文化安全政策 |
3.4 他山之石:西方文化学者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 |
3.4.1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论 |
3.4.2 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 |
3.4.3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
第4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价值功能 |
4.1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当代价值 |
4.1.1 国家维度: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 |
4.1.2 社会维度: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 |
4.1.3 个人维度: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 |
4.1.4 世界维度: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 |
4.2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功能 |
4.2.1 政治保障功能 |
4.2.2 经济促进功能 |
4.2.3 社会整合功能 |
4.2.4 外交导向功能 |
第5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境遇 |
5.1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战略机遇 |
5.1.1 新时代文化安全的全新战略高度 |
5.1.2 划时代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速度 |
5.1.3 国内外理论实践的持续积累厚度 |
5.1.4 全球性文明对话的相互交流深度 |
5.2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全新挑战 |
5.2.1 意识形态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干扰冲击 |
5.2.2 文化建设受到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度威胁 |
5.2.3 文化资源受到世界文化强国的激烈争夺 |
5.2.4 文化话语受到“西强中弱”的不利影响 |
5.3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深层制约 |
5.3.1 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有待提升 |
5.3.2 文化制度的改革进程有待加快 |
5.3.3 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有待开发 |
5.3.4 文化权益的现实矛盾有待化解 |
5.3.5 文化开放的交流互鉴有待深化 |
第6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 |
6.1 铸牢思想体系保障全面深化文化凝聚力 |
6.1.1 坚决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
6.1.2 坚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 |
6.1.3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 |
6.2 健全制度体系保障全面提升文化防御力 |
6.2.1 牢牢掌握党对国家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权 |
6.2.2 科学构建国家文化安全综合决策管理系统 |
6.2.3 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
6.3 夯实物质体系保障全面促进文化生产力 |
6.3.1 促进国家文化产业的创新性生产 |
6.3.2 倡导国家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
6.3.3 推动国家文化市场的规范性转变 |
6.4 完善权益体系保障全面优化文化服务力 |
6.4.1 发展现代国民素质教育体系 |
6.4.2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6.5 创新网络体系保障全面增强文化支撑力 |
6.5.1 加快构建融合式媒体传播体系 |
6.5.2 不断健全引导式舆情处理体系 |
6.5.3 大力创新综合式网络治理体系 |
6.6 加强对外体系保障全面扩大文化影响力 |
6.6.1 引进来:促进文化吸收搞好中国转化 |
6.6.2 走出去:扩大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
6.6.3 新秩序:重塑文化格局做好中国方案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致谢 |
(6)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1.3.1 文化和文明 |
1.3.2 文化交流与人文交流 |
1.3.3 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交流 |
1.4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可行性分析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1.4.3 可行性分析 |
1.5 创新之处 |
第2章 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形成 |
2.1 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背景 |
2.1.1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
2.1.2 中国化的对外文化交流思想 |
2.1.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 |
2.1.4 国际反“文明冲突论”思想 |
2.2 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
2.2.1 国际背景 |
2.2.2 国内背景 |
2.3 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重要论述形成的过程 |
2.3.1 开始萌芽 |
2.3.2 初步形成 |
2.3.3 继续发展 |
第3章 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内容 |
3.1 对外文化交流的原则 |
3.1.1 坚持尊重文化多样性 |
3.1.2 坚持尊重文化平等性 |
3.1.3 坚持开放包容 |
3.1.4 坚持文化交流互鉴 |
3.1.5 坚持文化自信 |
3.2 对外文化交流的内容 |
3.2.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 |
3.2.2 文化产业的交流 |
3.2.3 教育交流 |
3.2.4 宗教文化的交流 |
3.3 对外文化交流的途径 |
3.3.1 发展各国共性文化 |
3.3.2 形成多元人文交流格局 |
3.3.3 积极动员社会力量 |
3.3.4 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 |
3.3.5 讲好中国故事,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
第4章 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价值 |
4.1 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 |
4.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
4.1.2 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化的对外文化交流思想 |
4.1.3 提供和形成了人类文化交流的新思想 |
4.2 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重要论述的实践价值 |
4.2.1 推动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 |
4.2.2 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
4.2.3 推进“中国梦”的实现 |
4.2.4 贡献人类文化交流的“中国方案”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0.1.1 选题缘由 |
0.1.2 研究意义 |
0.2 学术史回顾 |
0.2.1 军队形象塑造研究 |
0.2.2 八路军形象塑造及与八路军形象塑造问题相关的研究 |
0.2.3 已有研究评价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0.3.2 研究方法 |
0.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0.4.1 创新之处 |
0.4.2 不足 |
0.5 概念界定 |
第1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缘起与动因 |
1.1 践行全面抗战路线与八路军立足、发展的必然要求 |
1.1.1 中国走向全面抗战与红军改编出征 |
1.1.2 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的抗战路线 |
1.1.3 华北民众对中共军队的既存认知及其影响 |
1.2 应对多方对八路军诋毁、造谣或质疑的客观要求 |
1.2.1 国民党的舆论诋毁与造谣 |
1.2.2 日伪的舆论攻击与造谣 |
1.2.3 民间舆论的误解与质疑 |
第2章 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 |
2.1 政治形象定位 |
2.1.1 党领导的军队 |
2.1.2 人民的军队 |
2.2 作风纪律形象定位 |
2.2.1 作风优良 |
2.2.2 纪律严明 |
2.3 军事形象定位 |
2.3.1 敌我军事实力的审度 |
2.3.2 游击战争:灵活的战略战术与从战略支队到起决定作用 |
第3章 夯实形象根本:积极作战、加强军队建设与维护国共合作 |
3.1 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 |
3.1.1 配合友军作战与展开战略部署 |
3.1.2 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创建根据地 |
3.1.3 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主力 |
3.1.4 在严重困难中坚持敌后抗战 |
3.1.5 反攻与夺取抗战胜利 |
3.2 加强军队建设 |
3.2.1 八路军的思想政治建设 |
3.2.2 八路军的作风纪律建设 |
3.2.3 开展整军运动与八路军的正规化建设 |
3.3 积极维护国共合作 |
3.3.1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维护 |
3.3.2 国民党计划闪击延安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再次维护 |
第4章 多样“发声”与“展示”:积极宣传八路军 |
4.1 文字宣传 |
4.1.1 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 |
4.1.2 标语口号的运用 |
4.2 语音宣传 |
4.2.1 讲与说: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 |
4.2.2 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与军事宣传 |
4.3 形象宣传 |
4.3.1 歌、剧的创作及其表演 |
4.3.2 图画:年画、壁画等宣传画的运用 |
4.3.3 图像:电影、照片的拍摄与传播 |
第5章 人际宣传的典范运用:“他者”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1 1937-1939 年外国记者和观察家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2 1940年陈嘉庚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3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4 美军延安观察组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5 国民党将领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第6章 来自“他者”的肯定: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 |
6.1 根据地民众言说中的八路军 |
6.1.1 军事形象:能打、有办法、不怕死 |
6.1.2 政治、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一家亲 |
6.2 日伪言说中的八路军 |
6.2.1 军事形象:登峰造极的游击战 |
6.2.2 政治形象:最坚决的抵抗者、政治信仰坚定 |
6.2.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极严、军民协力 |
6.3 外国记者和观察者言说中的八路军 |
6.3.1 军事形象: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 |
6.3.2 政治形象:坚定的抗战者、真诚的合作者 |
6.3.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团结、艰苦奋斗 |
6.4 国统区舆论对八路军的真实言说 |
6.4.1 政治、军事形象:积极抗战、乐于同国民党合作 |
6.4.2 作风纪律形象: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 |
第7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历史影响 |
7.1 获得根据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
7.1.1 参军 |
7.1.2 支前、拥军、劳军 |
7.1.3 掩护、救护八路军 |
7.1.4 收集、传递情报,掩护物资 |
7.2 扩大影响与获得国内外社会各界支持 |
7.2.1 中外记者和观察家对中共、八路军的宣传与支持 |
7.2.2 少数国民党将领对中共和八路军的协助 |
7.3 回击质疑与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之构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重点与预期创新 |
1.4.1 研究重点 |
1.4.2 预期创新 |
1.5 研究方法与逻辑框架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框架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体系 |
2.1.1 旅游安全 |
2.1.2 旅游安全传播 |
2.1.3 媒体 |
2.1.4 旅游者安全行为 |
2.2 文献综述 |
2.2.1 旅游安全研究述评 |
2.2.2 旅游安全传播研究述评 |
2.2.3 媒体研究述评 |
2.2.4 旅游者安全行为研究述评 |
2.3 理论基础 |
2.3.1 认知行为理论 |
2.3.2 信号理论 |
2.3.3 媒体议程设置理论 |
2.3.4 媒体框架理论 |
2.4 总体研究述评与拟研究方向 |
2.4.1 总体研究述评 |
2.4.2 拟研究方向 |
第3章 旅游安全传播信号与旅游者安全行为响应的分析框架 |
3.1 旅游安全传播的信号建构体系 |
3.1.1 旅游安全传播的主体结构 |
3.1.2 旅游安全传播的情境结构 |
3.1.3 旅游安全传播的行为性质 |
3.1.4 旅游安全传播的任务结构 |
3.1.5 旅游安全传播的内容要素 |
3.2 旅游安全传播的媒体渠道 |
3.2.1 旅游安全传播媒体渠道的结构分类 |
3.2.2 旅游安全传播媒体渠道的信号传输 |
3.3 旅游者安全行为体系 |
3.3.1 旅游者线下安全行为 |
3.3.2 旅游者线上安全行为 |
3.3.3 旅游者线下与线上安全行为的关系 |
3.4 旅游安全传播信号与旅游者安全行为的响应关系 |
3.4.1 旅游安全传播信号的行为导向 |
3.4.2 旅游安全传播信号的生产过程 |
3.4.3 旅游安全传播信号的安全行为响应方式 |
3.5 旅游安全传播信号与旅游者安全行为响应分析框架的建构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线下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 |
4.1 研究问题 |
4.2 研究假设 |
4.2.1 旅游安全传播中的媒体信号 |
4.2.2 旅游者对安保强化的个人体验 |
4.2.3 个人体验和旅游者安全感知的中介效应 |
4.3 研究设计 |
4.3.1 案例背景 |
4.3.2 观测量表设计 |
4.3.3 数据搜集与样本结构 |
4.3.4 数据分析 |
4.4 假设论证 |
4.4.1 信效度检验 |
4.4.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4.4.3 相关分析与区别效度 |
4.4.4 假设检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线上安全沟通行为的影响机制 |
5.1 研究问题 |
5.2 研究假设 |
5.2.1 信号理论 |
5.2.2 旅游者线上安全沟通行为 |
5.2.3 旅游危机线上媒体声量信号的影响作用 |
5.2.4 风险感知声量信号的影响作用 |
5.2.5 线上安全沟通行为声量信号的影响作用 |
5.3 研究设计 |
5.3.1 案例背景 |
5.3.2 模型设定 |
5.3.3 研究数据 |
5.3.4 变量测量 |
5.3.5 变量描述性统计 |
5.4 假设论证 |
5.4.1 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5.4.2 格兰杰因果检验 |
5.4.3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旅游安全传播与旅游者安全行为响应的策略建构 |
6.1 基于传播主体的旅游安全传播策略建构 |
6.1.1 基于旅游地政府的旅游安全传播策略构建 |
6.1.2 基于旅游企业的旅游安全传播策略构建 |
6.1.3 基于旅游者的旅游安全传播策略构建 |
6.2 基于传播情境的旅游安全传播策略建构 |
6.2.1 危机情境下旅游安全传播策略建构 |
6.2.2 非危机情境下旅游安全传播策略建构 |
6.3 基于传播内容的旅游安全传播策略建构 |
6.4 基于传播渠道的旅游安全传播策略建构 |
6.4.1 基于主流媒体渠道的旅游安全传播策略建构 |
6.4.2 基于商业媒体渠道的旅游安全传播策略建构 |
6.4.3 基于自媒体渠道的旅游安全传播策略建构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
7.1 研究结论 |
7.1.1 理论建构:旅游安全传播与旅游者安全行为响应的分析框架 |
7.1.2 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线下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 |
7.1.3 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线上安全沟通行为的影响机制 |
7.2 理论贡献 |
7.3 实践启示 |
7.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A 安全保障与旅游者安全行为的调查问卷 |
附录 B 国内开放性中文网站平台的信息采集示例 |
附录 C 分类情绪新增词汇的强度赋值过程及平均值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对象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 研究创新点 |
1.5 研究意义与价值 |
第2章 柏桦诗歌创作及国内研究 |
2.1 柏桦生平 |
2.2 柏桦诗歌创作 |
2.2.1 诗歌创作概况 |
2.2.2 诗歌创作“表达”期 |
2.2.3 诗歌创作“往事”期 |
2.2.4 诗歌创作“逸乐”期 |
2.3 柏桦诗歌国内研究综述 |
2.3.1 柏桦早期作品研究 |
2.3.2 柏桦近期作品研究 |
2.4 柏桦作品在港台 |
2.4.1 香港 |
2.4.2 台湾 |
第3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 |
3.1 译介概况 |
3.1.1 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
3.1.2 在非英语世界的译介 |
3.2 译介主体 |
3.2.1 译者背景 |
3.2.2 译者类型 |
3.2.3 翻译模式 |
3.3 文本选择 |
3.3.1 文本选择概况 |
3.3.2 文本选择的缘由探析 |
3.4 传播媒介 |
3.4.1 出版机构 |
3.4.2 网络媒介 |
3.5 社会文化语境 |
3.5.1 早期:1988-2007 |
3.5.2 近期:2008年至今 |
第4章 柏桦诗歌在海外的接受 |
4.1 在英语世界的接受 |
4.1.1 接受概况 |
4.1.2 以菲奥娜为中心 |
4.1.3 以戴迈河为中心 |
4.2 在非英语世界的接受 |
4.2.1 在法国的接受 |
4.2.2 在德国的接受 |
4.2.3 在其他国家的接受 |
4.3 中外不同视域下的柏桦研究 |
4.3.1 访谈对比分析 |
4.3.2 研究内容差异 |
4.4 不同语境下的柏桦评价 |
4.4.1 中国大陆评价 |
4.4.2 中国港台评价 |
4.4.3 海外评价 |
第5章 柏桦诗歌翻译研究 |
5.1 多译本对比分析:以英译本为例 |
5.1.1 文本概述 |
5.1.2 文本形式分析 |
5.1.3 译本对比分析 |
5.1.4 译者风格评析 |
5.2 柏桦诗歌翻译中的变异:以霍布恩英译为例 |
5.2.1 变异研究理论基础 |
5.2.2 译者背景及其翻译实践 |
5.2.3 霍布恩英译中的变异 |
5.3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案例述评 |
5.3.1 《望气的人》译文对比 |
5.3.2 《一切黑》译文对比 |
第6章 柏桦诗歌海外译介的理论阐释与当代意义 |
6.1 从文学场域理论看柏桦诗歌译介与接受 |
6.1.1 早期与近期接受状况对比分析 |
6.1.2 文学场域理论与思维范式变革 |
6.2 从阐释学理论视角看诗歌翻译的当代意义 |
6.2.1 译者的角色与任务 |
6.2.2 现代阐释学的理论启示 |
6.2.3 诗歌翻译与诗歌意义建构 |
6.3 中国当代诗歌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 |
6.3.1 海外汉学家看中国当代诗歌:理性的启示 |
6.3.2 中国当代诗歌海外译介:策略与路径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柏桦着作及获奖简介 |
附录2 :柏桦受邀参加国际诗会活动情况 |
附录3 :柏桦早期与海外汉学家译者的通信情况 |
附录4 :德国汉学家白嘉琳对柏桦的访谈原稿 |
附录5 :笔者对部分汉学家译者的访谈稿 |
附录6 :柏桦译诗发表情况统计表 |
附录7 :尚未出版的柏桦诗歌英译篇目统计 |
附录8 :柏桦2016年在巴黎七大诗歌研讨会的演讲稿 |
附录9 :多译本对比研究诗歌中英文本材料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 国内外关于政治安全的研究现状 |
(二) 国内外关于政治传播的研究现状 |
(三) 研究趋势和述评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 论文的创新点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问题阐释 |
一、国家政治安全的概念和构成要素 |
(一) 政治安全相关概念辨析 |
(二) 国家政治安全的四种界说 |
(三) 本文国家政治安全的基本含义 |
(四) 国家政治安全的构成要素 |
二、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基础 |
(一) 新安全观:国家政治安全的观念基础 |
(二) 合法性理论: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内核 |
(三) 政治沟通理论:国家政治安全的分析路径 |
三、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国家政治安全 |
(一) 新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
(二) 国家政治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的地位 |
(三) 国家政治安全的“总体安全观”考量 |
第二章 政治传播: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分析视角 |
一、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中政治传播视角的提出 |
(一) 政治传播的基本概念 |
(二) 政治传播的要素分析 |
二、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的内在逻辑关联 |
(一) 传播政治价值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
(二) 有效政治沟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 |
(三) 推动公共舆论维护政治秩序稳定 |
三、政治传播与国家政治安全的理论契合 |
(一) 主体上的一致性 |
(二) 内容上的相关性 |
(三) 媒介上的交互性 |
(四) 目标上的吻合性 |
(五) 途径上的有效性 |
第三章 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状况 |
一、政治传播视域下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历史演变 |
(一) 革命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1949-1978) |
(二) 改革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1978-2001) |
(三) 深化改革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2002-2011) |
(四) 新时代治理语境传播阶段的国家政治安全维护(2012-今) |
二、政治传播视域下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挑战 |
(一) 当前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的时代背景 |
(二) 当前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对政治传播的要求 |
第四章 价值层面的维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作用 |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要求 |
(二) 政治传播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手段 |
二、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威胁 |
(一) 传播内容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二) 传播主体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三) 传播方式存在的问题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三、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
(一)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内容价值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二)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方式与时代发展同步 |
第五章 政党层面的维护:政治传播的向度与党的执政安全 |
一、政治传播的向度对党的执政安全的重要性 |
(一) 政治传播的向度:单向的宣传与双向的传播 |
(二) 双向的政治传播对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
二、当前单向度的政治传播对党的执政安全产生的不良影响 |
(一) 党内政治传播的单向性及影响 |
(二) 党外政治传播的单向性及影响 |
三、完善双向互动的政治传播过程,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 |
(一) 畅通上下互动的党内政治传播,增强党的凝聚力 |
(二) 推进双向互动的党外政治传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 |
第六章 政府层面的维护: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与政府公信力 |
一、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对国家政治安全的影响 |
(一) 政府公信力是衡量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指标 |
(二) 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是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关键因素 |
二、当前我国政府信息传播的选择性对政府信任造成的威胁 |
(一) 政府自身认识欠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二) 政府传播信息质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三)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传播信息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
三、增强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共性,提高政府公信力 |
(一) 树立公共理念,夯实政府信任的基础 |
(二) 整合传播资源,提高政府传播力和公信力 |
(三) 完善传播制度,保障政府传播公共性的实现 |
第七章 社会层面的维护:民众政治传播的反馈与政治参与秩序 |
一、政治传播的反馈对政治参与秩序的重要性 |
(一) 有序政治参与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 政治传播反馈对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 |
二、网络政治参与:政治传播反馈的形式和政治秩序维护的途径 |
(一) 网络政治参与是民众对政治传播反馈的重要形式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和反馈对政治秩序的积极影响 |
(三) 当前我国无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和反馈对政治秩序造成的威胁 |
三、建立畅通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反馈体系,促进政治秩序稳定 |
(一)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主体建设 |
(二)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政府治理 |
(三) 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反馈的环境改善 |
第八章 国际层面的维护:对外政治传播与国际认同 |
一、对外政治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性 |
(一) 国际认同:国家政治安全的国际层面 |
(二) 对外政治传播对获得国际认同的重要作用 |
二、当前我国对外政治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对国际认同的影响 |
(一) 传播理念的相对滞后不利于国际认知的实现 |
(二) 传播话语的相对弱势不利于国际认可的实现 |
(三) 传播途径的相对单一不利于国际认同的实现 |
三、加强对外政治传播建设,积极促进国际认同 |
(一) 促进传播内容整合,全面增强国际认同基础 |
(二) 加强传播话语建设,构建中国特色大国话语体系 |
(三) 完善传播模式,多途径提升国际认同水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关于互联网的七大误解(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1978-2012)[D]. 谢春涛. 中国人民大学, 2021(12)
- [2]互动中的表情包:表演与表达[D]. 刘文娟.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3]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有效性研究[D]. 万英.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4]新时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D]. 王光荣.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D]. 吴腾飞. 吉林大学, 2020(01)
- [6]习近平关于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论述研究[D]. 黄文悦.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7]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8]旅游安全传播信号对旅游者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D]. 陈岩英. 华侨大学, 2020(12)
- [9]柏桦诗歌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研究[D]. 杨安文.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9)
- [10]政治传播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问题研究[D]. 鞠丽华. 山东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