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化浪潮有六个基本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贾佳[1](2021)在《未竟的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三次转型》文中指出
成向东[2](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隋从容[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公安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工作。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取得这样的成就,既凝聚着全国公安战线和广大公安民警的艰苦努力,更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卓越智慧和能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安工作摆在事关国家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位置,在汲取国内外公安工作理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在逐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事业的进程中,对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职责任务、公安工作的着力点以及公安工作主体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与回答,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科学,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无论是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还是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理论参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需要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观照和双向互动中剖析和探讨。为此,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研究与归纳总结提炼相融合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发力的必然结果。发生学告诉我们,任何理论和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有其必然的发生基础,也必然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全球化与社会转型等国际国内因素对公安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是其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公安工作的艰辛探索是其形成与发展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是其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历史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2年期间,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的历史转折时期,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在继承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民主法制思想为统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形成了以“稳定压倒一切”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开创了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新局面。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2年期间,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立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历史时期,以依法治国思想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法治化建设,形成了以“讲政治、讲法制、讲服务”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第三阶段,2002年至2012年期间,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统领,着力加强公安工作的正规化建设,形成了以“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全面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蓬勃发展。第四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平安中国思想为统领,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更高需求为目标,着重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层面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形成了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为总要求的公安工作思想体系,推进公安工作思想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是:围绕着“什么是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地位使命任务;围绕着“为什么要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围绕着“怎样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方针策略和举措;围绕着“谁来做公安工作”的问题,说明了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关于公安工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使命任务,回答了公安工作“是什么”的问题。关于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维护社会治安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建设平安中国,回答了公安工作“为什么”的问题。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回答了公安工作“怎么做”的问题。政治建警,全面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从严治警,依法加强公安队伍纪律规矩意识和正规化建设;素质强警,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回答了公安工作“谁来做”的问题。上述内容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其总体特征是:从生成方式和过程来看,具有时代性、继承性、实践性特征;从内容构成上来看,具有科学性、政治性、法治性特征;从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上来看,具有人民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思想指南;其实践意义主要在于: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坚强保障,在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思想无论是对公安工作的定性定位问题,还是公安工作应该坚持的原则、路线、方针、策略,抑或是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等方面,都对毛泽东的公安工作思想有所发展,同时,也有效地统筹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为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要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就该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服从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这一根本立足点,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根本价值指向,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这一方法论等;要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通过强化公安民警的理论信仰,改进公安民警教育方式、强化理论武装,将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转化为公安工作的政策、制度、运行体系,转化为公安干警的需要等手段,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在回答时代之间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要在正确认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既不能认为它具有历史条件的局限就认为它已过时,弃之不用,也不能认为是终极的理论,而教条僵化,生搬硬套,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尤其是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杨天宇[4](2020)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文中提出自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在1977年出版以来,全球秩序理论研究就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关注点。它可以理解为是关于国际体系如何运行与管理的一种整体性安排。全球秩序的沿革反映了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价值规范和治理路径的新变化与新趋势。当代全球秩序的基本框架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在二战之后塑造和建立。它历经七十余年的国际政治时代变革不断演进,一度被西方学界视为一种“完美”的全球秩序版本。然而在冷战结束近30年后的今天,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却相继涌现出严重的领导权威危机、合法性认同危机和全球治理失灵等问题。对此,在大国权力政治复兴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认真反思全球秩序出现的问题和如何有效应对新现实和新变化。因而,本文研究一个核心问题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对于全球秩序现状、挑战与前景的新观点与新看法。它关注的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在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能否与如何进行自我修正和调适以及研判中国与全球秩序的关系互动。对此,不同理论学派也展开了丰富的争鸣。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大国的集体性崛起标志着新一轮权力转移趋势在不断加快。继而,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出现了新的竞争者,自由主义价值规范认同也受到他者崛起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念的竞争。另一方面,布什主义、特朗普主义、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化失衡与全球治理失灵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严重削弱了西方全球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内涵和要素指向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在全球秩序框架下将如何互动,自由主义价值与多元主义价值的割裂将如何弥补,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将如何迈向更高水平以及新的领导权威、价值规范和治理模式如何发挥作用。在扞卫自由主义价值基础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是对于全球秩序安排进行的一种功能性修正,以有效应对危机与挑战。在领导主体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强调全球秩序的领导权威要向新兴大国开放,它寻求跨越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价值和文化分界线建立的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在价值目标上,包容的自由主义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它支持一种为不同的价值理念表达提供空间的地区主义新范式。在合法性问题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提出通过培育全球共性规范和增强国家自主性作为重塑合法性的新来源,以调适西方和非西方在全球秩序视域下的紧张关系。在有效性问题上,不同行为体承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多元利益攸关方模式被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视为能够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实现涵盖不同行为体的全球合作的新路径。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的众多议题中,以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向全球秩序施加的结构性压力的影响最为深远,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组变量是中美关系的互动与走向。自此,全球秩序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评介大国权力转移视域下全球秩序的前景,即它是和平稳定导向的还是冲突对抗导向的,它会是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的延续,还是中国等新兴大国会贡献新的全球秩序版本或价值观念。对于这一问题,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回应是尽管在短期内全球秩序的稳定将面临着来自大国政治复兴压力的严峻挑战,但总体而言,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等规范性因素能够帮助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实现彼此紧张关系的调适和避免霸权战争的历史宿命。中美关系不必然是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翻版。双方若能构建出一种相互尊重与理解、共同管控与应对全球风险的良性关系,全球秩序的前景将是稳定与有序的。在未来展望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认识到尽管自由主义范式仍是全球秩序的重要支柱,但它不再是唯一的价值路径,非西方国家将成为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全球秩序将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全球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在一个后西方化的世界里,全球秩序的最终面貌将是由西方主导转向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大国共同主导的新形式。围绕“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研究主题,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全球秩序及西方理论论争”,它对全球秩序的概念进行了探析以及梳理了不同理论学派关于全球秩序的论争。第二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内涵”,通过比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和美国治下秩序观的异同,它分析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在全球性与国家性、普遍性与差异性、自由性和保守性方面展现的新内涵和新特征。第三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要素”,分别从领导主体、价值目标、合法性与有效性四个维度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具体内涵予以了论述。第四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兴起的动因”,指出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秩序的重构、美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驱动和大国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第五章为“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思考”,评介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理性因素和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中美竞争新态势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以及一些关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后西方全球秩序观的辨析。
郑实[5](2019)在《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既有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在为人类社会有序发展提供价值指引的同时,也蕴含着诸多危机。而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许多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威胁的全球性风险都迫使既有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从国际法与国际社会的交互关系出发,重塑一种合理的国际法价值体系,不仅有助于化解其内部潜在的危机,也能更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所带来的挑战。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既有国际法价值体系在国际法实践中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在具体内容上,该危机一方面表现为整体架构上的结构失衡:正义与秩序的价值紧张,以及自由、平等与安全之间的价值冲突。而另一方面,该危机则表现为具体目标上的要素缺失:秩序价值存在着时代内涵的缺失,平等价值存在着形式化的价值局限,人权价值存在着人权保障功能的扭曲。透过危机的表象深入其里可知,导致国际法价值体系危机的原因有二:一则归因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内部所存在的困境以及美国所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的衰落,二则归因于国际社会现代性转向与国际法滞后性因素的共同作用。国际法的价值是国际法价值体系的理论根基,它是指国际法对于实现价值主体的主体性所具有的意义。它的基本内涵由主体性要素、自然法本性以及主权与人权二元价值结构所构成。它的主要外延包括正义与秩序、自由、平等与安全以及人权。它还具有主体客观性、多元性和历时性的根本特征。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基本构造表现为:正义价值可以通过整合自由与平等价值来构筑关于正义的原则体系,秩序价值的本质在于安全价值的制度性外化,人权价值的达成则在民主制度与法治实践中具体化为对于自由、平等与安全价值的实现,而正义与秩序价值最后将统一于和谐价值之中。由此,各项价值按照这种逻辑关系构成了静态意义上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历史演变则表现为:通过国际法各项价值目标之间主次序位的变更和替换,来完成国际法价值体系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以适应不断发展和更新的国际法社会基础。风险社会理论是检视国际法价值体系的新视角,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是在自然与传统终结之后的现代性风险,它是人类理性支配下制度化组织化的人为决策产物。从风险与法律之间的内在关联看来,国际法是通过宏观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原则来对风险进行管控的。另一方面,风险社会具有现实与建构的两种维度,它在内容上主要是指贝克与吉登斯所代表的制度主义风险社会理论。从法学视野看来,法学界对于风险社会的理解是把风险社会当作了一种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理论,该理论对法律价值和制度都具有重塑作用。基于此,风险社会也将对国际法的价值体系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全球风险社会与国际法社会基础变迁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与风险全球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另一方面,国际法的社会基础是由国家间交往作用形成的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存在共同构成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国际法社会基础变迁的新趋势应当是朝向全球风险社会的阶段迈进。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与国际法价值体系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种综合了治理要素与权力要素的权威运作过程。它旨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全球性问题实际上渗透着全球性风险。全球治理正逐步转变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与此同时,有效的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以达成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共识为前提。而国际法价值体系则为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观提供了基本框架,构成了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价值之维。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面临着一定的理论困难,即自由、平等与安全之间的价值博弈形成了一种国际法价值体系的“三元悖论”:国际法最多只能同时满足其中任意两项价值,而放弃另外一项价值。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张的自由主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在实现自由价值的同时损害了平等与安全的价值。发展中国家所主张的平等主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在实现平等价值的同时对自由构成了限制并引发了价值失灵。风险社会视角下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则是以应对全球性风险为目标,朝向以安全为主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进行转变的过程。而在以安全作为主导价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过程中,风险分配的逻辑取代了财富分配的逻辑。因此,秩序价值的内涵由安全保障演变为了风险预防,平等价值的内涵由形式平等演变为了实质平等,而人权价值也由霸权政治的滥用演变为了协商民主之下带有程序性限制的人权保障。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在其实践路径上有主体条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就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主体条件而言,遵循行为规范原则的大国是其核心主体,通过遵循行为规范原则的大国政治的运作才能有效遏制霸权政治价值观的输出。其二,就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主观条件而言,应当重塑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过渡的国际社会公共性,并且在国家间交往模式的观念上也应当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变,以避免主体性原则的绝对化。其三,就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客观条件而言,既有的国际法实践只有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始终保持能动与克制的平衡,才能使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得以可行。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为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提供了方案,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中国基于身份自觉而逐步完成世界权力的转移,而和谐价值观必将为国际法的价值体系奠定中国底蕴。其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确立了国际法价值观的中国立场,同时也有助于构建和谐共生的国际关系。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推动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中国理念,从实质上体现出了国际法价值的主体间性,其新安全观也使得构建以安全为主导的国际法价值体系成为可能。其四,“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步实践,不仅促成了经济融合,也增进了政治互信,在该倡议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国际合作也必将创制新的国际法规范,进一步夯实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现实基础。
吕文菁[6](2019)在《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习近平在对世界人民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进行综合了解的基础上,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向有着深刻的思考,形成了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习近平世界文明观是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根源于马克思的世界文明思想。马克思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他从生产的性质以及产品的消费方式的演变与革命来理解和论证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工业与资本、商业与贸易、战争与征服在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理论视野,吸收了新中国以来外交理念关于文明交往的相关思想,对马克思的文明思想进行了创新性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和阐释,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和实践特色的世界文明观。新时代以来,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不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应答“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他高屋建瓴地预测世界文明的发展走向,提出构建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强调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对世界文明的思考,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扩大的基础上,以持续推进中华优秀文明的创新发展;是立足于不同文明共同进步的需要,以实现文明之间的交融互鉴;是基于人类文明走向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以推进全球治理秩序的更新。习近平对于世界文明的思考,在现实推进中体现了针砭时弊的时代性、创新作为的实践性、中国智慧的深刻性、高瞻远瞩的系统性。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丛林法则”的艰难过程,走过了世界文明冲突的极端形式,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依然笼罩着世界文明格局。中国承诺打破“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启示和认知中寻求世界文明共生共存、交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平等互尊是世界文明共生共存的相处之道。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平等、多样性平等、发展权利平等。因此,不同文明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交融互鉴,是世界文明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在文明平等的前提下,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是文明的相互交融。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当前,世界文明交流仍然困扰在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陈腐观念的泥沼之中,必然要以新的世界文明观取而代之。开放包容,这是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下,世界文明正能量与负能量同比增长,局部地区因文明冲突激发的冲突愈演愈烈,要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必然需要新的引领力量。世界文明进程呼唤中国担当,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明治理,践行互尊互鉴的新文明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增进人文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继承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精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纵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共生共存、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等方面开拓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视野;从时代主题、开放包容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全面提升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高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等方面创造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境界。
边莉娟[7](2019)在《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社会存在的空间范围内,人始终是价值的归宿。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在不同的空间范畴下,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明,随着人类交往的深化和空间的扩展,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多样化的空间中发展和推动着人类生活。始自人猿揖别、茹毛饮血的人类,逐渐跨越地域性、民族性的空间限制共享世界,不同文明在空间的扩展中不断发生冲突和碰撞,在融汇交合中演进着人类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核心价值,同时文明也意味着进步,包含个人的精神培养和社会的秩序养成,这就是文明的共享价值,每一种文明都是核心价值与共享价值的统一。文明不是固定的、封闭的实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迁而变化。人类文明是在全球性与地方性关系的互动中发展的,同时,世界的发展从来不始于某个文明的推动,而是在不同文明的互动中前进的。人类从孤立的“点”开始,在地球上历经繁衍、迁徙,留下了罕见的早期文明痕迹;进入农耕文明以后,“点线”文明逐渐扩大为大大小小的文明之“面”;依靠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工业大生产,地区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被打破,人类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步入工业文明。新大陆的发现促生了新的资本力量,由科学技术支撑的产业资本在利益的驱使下扩张到全世界各地,开创了世界历史,也开启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文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扩展,逐渐渗透并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早期的野蛮的殖民掠夺、奴隶贩卖、劳动剥削、种族灭绝等资本积累方式,到当今全球化时代相对比较缓和的资本积累方式,资本追求无限利润的目的没有发生改变,不平等的、剥削的私有制根源依旧存在,利益与权力的价值观基础依然持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文明得以产生的基础,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有着其无法调和的内生矛盾,社会生产扩大化和资产私有、产品过剩和越来越大的无产阶级力量等矛盾始终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不断开发着新的市场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的逐利性势必会造成它所到之处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形成不平等不平衡发展的局面,空间剥夺、空间隔离背离了人的价值本性,只求利润不求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人类价值观念的迷失等,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市场和生产的矛盾导致危机的不断发生,这种内在矛盾终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变革。这种变革正是更高级别的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过程,依托其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也必将进入更高层次的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文明演进的必然。人类文明必然促进人类发展,而人类发展并不一定体现人类文明,是否能推动整个人类的发展才是人类文明的界定。强而称霸是世界历史曾有的固有形态,近代资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世界前列,本应担当起整个人类文明的推动者,但冲突、战争、暴力等问题的愈演愈烈显然证明其并没有把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为其发展的范畴,更不存在与其他国家倡导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历史内在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的终结。资本具有无限的扩张性,但是这种无限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将引起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从而造成人们更加清晰了解资本主义的人性背离,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必将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走向终结。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之中,现代信息革命导致人类在时空维度中的生存状态发生深层次改变,人类社会越发迈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机遇与挑战并存,旧思维、旧理念和旧模式显然不再适用,各国利益的高度追求和交融越来也促进了“共同利益”意识的高度强化。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开启了世界多元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强国的崛起不再像过去一样出现单一的局面。内生于资本主义文明之中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公有制的世界性文明,尊崇人的价值,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符合文明满足人类需要的终极价值。在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中,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劳动的实践者,完全成为劳动文明成果的享受者。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和平中崛起,强国不霸,始终秉承“共享”、“和”、“大同”的思维理念,本着“共同义利观”“共同利益观”“共同责任观”和“共同治理观”的价值旨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之中,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回答了强起来的中国向何处去,更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重大命题,在自身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兼顾他人,切实诠释出文明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全人类,对整体人类文明进行探索,坚信人类文明有着共同的未来,即各民族之间在大工业生产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状况,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必将形成。同时,各民族国家走向共同未来的道路各不相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消除资本积累,消除奴役劳动,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破除生产财富私人集中化和生产社会化对生产力的桎梏,实现社会主义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真正做到文明成果的创造者正是文明成果的享用者。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文明与空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从空间维度阐释人类迈向全面自由发展的文明的演进路径和必然趋势。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势和弊端的解读,分析出社会主义文明的产生过程和发展趋势,结合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得出人类文明必然要进入共产主义文明结论。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超越“西方中心论”构架,在全球领域追求一种更加恢弘、高远的文明格局,纵然迈向共产主义文明之路挑战不断,但必将成为人类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亦必将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翁宜汐[8](2019)在《文质乾坤—近代福建漆艺物质与社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对象是近代漆器艺术在福建地区(现辖区)发展、兴衰、始末的考溯。传统漆艺始终伴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轨辙同向而行。千文万华的明代漆器艺术,精工良匠迭出,达到封建历史的一个巅峰。然而乾嘉以降,偏居东南沿海一隅的福建,漆器艺术渐趋勃兴,从此成为中国现当代漆艺术重镇。近代“建漆”是以福州、闽南为中心,辐射省内各地区,与当地原生手工艺相适而生,有序融合形成地域性漆艺术的智性形式,为近代小农经济的补充和乡俗文化的部分。它深层次融入社会物质文化各个方面,逐渐凝聚成福建地域文化重要组成。对于近代福建漆器艺术历史的研究不能孤立进行,它与肇始于明末清初平民阶层开始思想躁动的社会转型息息相关。近代,“全球化浪潮”由东南沿海逐步“登陆”,福建是中西之辩互为楔入的前线。商贸业振兴,在闽庶民、士绅固有的传统观念、文化、习惯出现裂变,转变为近代福建漆器艺术发展的动力与基础。以艺术文化的角度,近代福建漆艺是对传统漆艺保留、继承与发展,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精神与物质相生的造物美学。为众人所共识,恢复、中兴、完善脱胎漆器制法是近代福建漆器艺术巍巍高峰的奠基者,行业日趋壮大。相对之前八千余年漆艺的时代进程,近代福建漆艺器物则呈现类型激增、品类多元的集中期。多样化内外贸易需求是近代福建髹漆品类、技艺、审美相继发展的主要促因。工匠对前人技艺温古知新,不载造法,锐意进取;工艺整体上较前世更加高效,色泽更加妍丽,材质、技巧、图式推陈出新,为漆绘画与装饰萌芽抽生创造可能。后因时局动荡,商贸活动基本停滞,葆有生产资料的漆坊自行生产民用漆器维持生计,技艺高超匠人局囿于资金转而从事漆绘画,以致福建漆艺至今描绘出“艺”与“器”泾渭分明,二者各行其道的艺术图景。从社会文化语境上,明末清初多位帝王好“倭漆”,上行下效,“仿洋漆”顿时成为工匠制作的热门;与日本漆器往来港口多在福建,工匠、商旅、士官云集于此,形成漆器艺术发展的良好氛围。近代,福州是福建漆器艺术的中心,沈氏家族六世子孙同守漆业,于此起到中坚作用,带动福州漆器行业走向蓬勃;闽南诸地风俗与福州略有参差,漆线雕发源于同安县马巷镇,蔡氏家族作为各中翘楚引领发展;隐匿于永春县龙水村的漆篮工艺是乡间漆与原生(竹编)手工艺结合的范本,前期满足周遭村民需求,壮大后内外销势起。近代福建漆艺涉及领域远超单纯艺术形式的范畴,它作为大宗商品出口各国,吸引场域内部宏观、中观、微观各社会层面人士广泛参与,共同编织和书写近代福建漆艺行动者的交互网络与社会叙事。文本从“物质-社会”双重维度下,重构近代福建漆器艺术发展情况与场域生态,辨析其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形变”,才能更清晰的观测传统工艺与社会发展的互哺关系,从而对现今传统工艺美术复兴有所毗益。
张伟文[9](2018)在《从神明到世俗—云南石林彝族牛崇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牛是人类较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早在石器时代,人类就与牛生活在一起。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每一个民族都离不开牛。本文着重探讨牛在彝族社会生活关系的演变及其规律,以期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依存,阐发个人的浅见,提供引玉之砖,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尽绵薄之力。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考古资料、历史文献、田野考察、神话传说、对云南石林为中心的彝族牛崇拜的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进行进行描述及阐释。本文首次将彝族与牛的关系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从远古到唐代,将牛做为神灵顶礼崇拜,彝族将牛作为保护神膜拜;唐代牛作为农业耕作的主要蓄力,与人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方面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为求得农业生产的丰收,牛的饲养十分重要,形成农耕时代的牛崇拜;现代社会,随着现代化农耕的发展,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日渐减弱,在社会上形成斗牛的风俗。斗牛在节日、旅游中逐渐成为重要的消费活动。斗牛与赌博结缘,赌博成为斗牛发展的重要动力。斗牛将远古以来对牛的神灵崇拜蜕化为商业化世俗化的金钱崇拜。本文通过对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为主的滇池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中,牛的形象甚多,这反映了牛在滇人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滇人对牛的崇拜既有将牛视为保护神的象征,又有祈求生育繁衍的意义。自牛成为农耕的主要蓄力后,对牛的神灵崇拜与精心养护并重。牛崇拜逐渐趋向实用、务实。衍生出来的牛文化大多与精耕细作、踏实勤劳、坚忍不拔相关。人类牛崇拜的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凡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或民族,该地区及民族的牛崇拜现象就越典型,其相应的牛文化亦越丰富。盖牛对于生活于这一地区的民族或族群而言,牛实乃维系该民族或族群生存及发展须臾不可或缺之极为重要之工具。当机器已替代牛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时,牛只有走下神坛,成为该地区民族的食物或玩物。这在当代云南彝族群体中得到了较为清晰的体现。牛具有性情温顺、吃苦耐劳、健壮有力、坚忍不拔等性格特征,而这些特征亦为人类所需要及推崇。在彝族对牛的崇拜中,也有自强不息,坚持不懈,英勇不屈的理念,成为重要的民族性格与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彝族牛崇拜,不仅仅只是对牛的单一崇拜,也是对整个大自然的崇拜,与“天人合一”及“道法自然”为主要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从牛的具象敬畏崇拜,衍生为对自然的敬畏崇拜。从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发展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与价值取向,这是彝族牛崇拜的核心。本文研究认为:彝族先民的牛崇拜及牛文化与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以及自然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彼此作用及反作用,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或现象。作者考察后认为:从历史演变过程看,彝族牛崇拜及牛文化经历了如下一个历程:即由发生、发展到鼎盛,而后渐趋衰落,及至当下呈现再度复兴之态势。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及经济因素的干扰。本文并首次对这一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初步划分。本研究认为:在工业文明之后,人类不可避免地将进入生态文明阶段。中国古代先贤的生态理念为当代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先哲深刻洞察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指出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同为一体,“天人合一”,故对自然的尊重,也就是对人的尊重。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道法自然”,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平等地对待世间万物,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容共生、互利共赢及共同发展。“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仅会造成对自然生态资源的严重毁坏,也会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及发展造成严重伤害。这些闪耀着深邃智慧光芒的生态理念,充分反映出中国先哲对人与自然关系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对当代人类而言,实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互容共生的和平世界的强大思想渊源和坚实基础。
王晖[10](2018)在《当代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创新发展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等学校的学生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它不仅涵盖大学生日常的学习、科研,更涉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资助与就业指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生活辅导等多方面的事务。因此,深入了解并把握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现实状况,与时俱进地创新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方式方法,积极探索建构学生工作新模式,对于实现高等学校持续发展、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具有迫切的时代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历经传承、开拓、创新而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进入新时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在全球化背景、信息化时代、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特定社会环境下,当代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呈现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镜像,高等学校学生工作越来越难以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合理的成长成才需要,学生群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作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过程重要环节的学生工作,唯有紧贴时代脉搏,勇于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求发展,改革创新求突破,才能破解当前高等学校学生工作中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学生工作功能定位存有认知偏颇、条块式组织架构阻滞学生工作部门协调、学生工作内容缺失学生本位价值、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性与针对性不足、现有评估机制不完善、学生就业及心理咨询服务品质不高、队伍专业化建设不全面等。本研究以系统分析当代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现状与存在问题为出发点,注重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青年成长理论、社会需要理论等科学理论体系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创新的价值导向,即以人为本与公民精神、自由教育与守法意识、博雅教育与包容贵和、主题观念与责任奉献、创新能力与创业品格、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在学生工作实践创新上,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从思想政治教育引领、学生主体意识推进、学生工作发展机制建设、学生文化自觉唤醒、素质能力平台搭建等方面凝练出当代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创新理路。最后,以笔者所在的工作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全面呈现该校在学生工作上的创新探索。该校学生工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统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促进学生素质能力的全面、自由、创新、和谐发展为宗旨,经过十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面向全体本科生构建并实施素质能力培育工程;从基础层、核心层、拓展层三个维度建构学生素质能力培育的目标体系;从思政教育、专业培养、人文修养、身心保障等方面搭建学生素质能力培育的实践课程平台,并建立相应的实践项目,形成“目标体系——课程平台——实践项目”的多层次、全覆盖、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实践育人科学模式,探寻和建构了目标明确、标准健全、内容完善、运行科学、保障有力、成效显着的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创新模式,为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创新发展与实践提供了生动的示范与参考。
二、经济全球化浪潮有六个基本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浪潮有六个基本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难点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一、人民性 |
二、实践性 |
三、发展性 |
四、包容性 |
五、正义性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研究对象 |
(三) 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综述 |
(二) 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点与不足之处 |
(一) 创新之点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生成逻辑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时代背景 |
(一) 国际背景:全球化和国际警务改革对公安工作带来新影响 |
(二) 国内现实:社会转型对公安工作提出新要求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实践基础 |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工作的历史实践 |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公安工作的现实实践 |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生成的理论来源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公安工作的相关理论 |
(二) 毛泽东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 |
一、改革开放起步与全面展开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78年-1992年) |
(一) 在拨乱反正中初步形成 |
(二)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走向成熟 |
(三) 在党的十三大以后至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1992年-2002年)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五大这一时期初步形成 |
(二) 党的十五大以后至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02年2012年) |
(一) 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七大这一时期为形成期 |
(二) 党的十七大至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时期为进一步发展期 |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2012年至今)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内容 |
一、关于公安工作的性质任务 |
(一) 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依然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 |
(二) 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和工作大局中公安工作处在很重要的位置 |
(三) 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使命任务 |
二、关于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
(一) 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不能动摇 |
(二) 全面加强和改善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
三、关于公安工作的价值取向 |
(一) 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 |
(二) 人民满意是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
(三)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
四、关于公安工作的实现路径 |
(一)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做好公安工作的首要问题 |
(二) 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切实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
(三) 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四) 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战略,增强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
五、关于公安工作的主体建设 |
(一) 政治建警:全面加强革命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政治过硬 |
(二) 从严治警:全面强化纪律规矩意识确保公安队伍纪律作风过硬 |
(三) 依法治警:全面推进正规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责任过硬 |
(四) 素质强警:积极推进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确保公安队伍本领过硬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总体特征 |
一、生成过程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继承性 |
二、内容构成的科学性政治性和法治性 |
(一) 严密的科学性特征 |
(二) 鲜明的政治性特征 |
(三) 强烈的法治性特征 |
三、本质属性和价值依归的人民性 |
(一) 价值指向的人民性 |
(二) 力量源泉的人民性 |
(三) 评判标准的人民性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价值意义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理论价值 |
(一) 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
(二) 丰富发展了毛泽东公安工作思想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实践意义 |
(一) 科学统领了公安工作的全面发展 |
(二) 有效推动了公安制度改革创新 |
(三) 有力推进了法治公安建设 |
(四) 为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安宁提供了思想保障 |
第六章 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 |
一、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和发展 |
(一)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
(二) 以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 |
(三) 以坚持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立足点 |
(四) 以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为根本价值指向 |
(五) 以坚持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为方法论 |
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坚持和发展 |
(一) 让思想掌握广大公安民警 |
(二) 在解决现实问题和时代之间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党的公安工作思想 |
三、在正确认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中坚持和发展 |
(一) 坚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 |
(二) 坚持好发展好习近平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思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与问题 |
二、研究意义 |
三、文献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与难点 |
第一章 全球秩序及西方理论论争 |
第一节 全球秩序的概念 |
一、国际秩序 |
二、世界秩序 |
三、全球秩序 |
第二节 西方全球秩序观的理论论争 |
一、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 |
二、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 |
三、建构主义学派的观点 |
四、西方左翼和激进理论的观点 |
五、比较与评价 |
小结 |
第二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内涵 |
第一节 西方全球秩序观的演变 |
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 |
二、美国治下秩序观 |
三、西方新全球秩序观 |
第二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争鸣 |
一、西方全球秩序持续论 |
二、西方全球秩序终结论 |
第三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特质 |
一、全球性与国家性的辨析 |
二、普遍性与差异性的辨析 |
三、自由性与保守性的辨析 |
小结 |
第三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要素 |
第一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领导主体 |
一、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领导权再分配 |
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
第二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价值目标 |
一、包容的自由主义 |
二、地区主义新范式 |
第三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法性 |
一、全球秩序的合法性 |
二、全球共性与合法性 |
三、国家自主性与合法性 |
第四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有效性 |
一、新有效性路径:多元利益攸关方模式 |
二、现实案例:巴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
小结 |
第四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兴起的动因 |
第一节 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秩序的重构 |
一、全球秩序与全球化、全球治理 |
二、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失灵 |
三、反全球化浪潮与民粹主义 |
第二节 21世纪美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驱动 |
一、布什主义与单边主义政策 |
二、奥巴马主义与多边合作策略 |
三、特朗普主义与反全球化政策 |
第三节 大国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 |
一、新一轮国际体系权力转移 |
二、中国崛起与西方策略选择 |
三、新兴大国的全球秩序观表达 |
四、西方学界的回应:走向地区主义新范式的多样化世界 |
小结 |
第五章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思考 |
第一节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评介 |
一、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理性因素 |
二、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不足之处 |
第二节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几点辨析 |
一、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 |
二、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西方中心主义 |
三、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 |
四、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后西方全球秩序观 |
第三节 中美竞争新态势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 |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实质 |
二、中美竞争关系的走向 |
三、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危机 |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国际法价值体系危机的具体表现 |
一、国际法价值体系的结构失衡 |
二、国际法价值体系的要素缺失 |
第二节 国际法价值体系危机的根本原因 |
一、自由主义的困境与自由霸权秩序的衰落 |
二、国际社会的现代性转向与国际法的滞后性 |
第二章 国际法价值体系的理论根基与逻辑结构 |
第一节 国际法价值体系的理论根基 |
一、国际法价值的基本内涵 |
二、国际法价值的主要外延 |
三、国际法价值的根本特征 |
第二节 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逻辑结构 |
一、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基本构造 |
二、国际法价值体系的历史演变 |
第三章 国际法价值体系的新视角:风险社会理论 |
第一节 风险与风险社会 |
一、风险的概念辨析 |
二、风险社会的理论内涵 |
第二节 全球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国际法社会基础 |
一、风险的全球化与全球风险社会的形塑 |
二、变动中的国际法社会基础:面向全球风险的国际社会 |
第四章 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逻辑重塑:全球风险社会的价值回应 |
第一节 全球风险社会治理与国际法的价值体系 |
一、全球治理与全球风险社会治理 |
二、国际法的价值体系:全球风险社会治理的理念之维 |
第二节 国际法价值体系的“三元悖论”:自由、平等与安全的价值博弈 |
一、自由主导下国际法的价值失衡:以两种自由概念为框架 |
二、平等主导下国际法的价值矫正:以国家主权原则为中心 |
三、国际法价值体系的“三元悖论”及其化解:安全价值主导下的均衡与变革 |
第三节 全球风险社会中国际法价值体系的新发展:秩序、平等与人权的价值重构 |
一、从安全保障到风险预防:秩序价值的内涵演变 |
二、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平等价值的实质转向 |
三、从霸权政治到协商民主:人权价值的程序限制 |
第五章 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实践路径:全球风险的共同应对 |
第一节 霸权政治价值观输出的遏制:价值重塑的主体条件 |
一、国家主权的权力属性与霸权政治价值观输出的运作逻辑 |
二、大国政治的行为规范原则与霸权政治价值观输出的遏制 |
第二节 国家间交往理性观念的形塑:价值重塑的主观条件 |
一、国际社会公共性的重新塑造: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 |
二、国家间交往模式的观念重构: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
第三节 国际法实践中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衡平:价值重塑的客观条件 |
一、国际法实践中的价值实现:以国际司法为中心 |
二、国际司法中能动主义的价值功能错位 |
三、国际司法中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调和 |
第六章 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中国方案 |
第一节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国际法价值体系的中国底蕴 |
一、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世界权力的转移 |
二、和谐价值观:国际法价值体系的中国底蕴 |
第二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国际法价值观的基本定位 |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国际法价值的中国立场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相互性:国际法价值的中国解读 |
第三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中国理念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价值诠释 |
二、“新安全观”与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内在逻辑 |
第四节 “一带一路”倡议: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中国实践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理念:从经济融合到政治互信 |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国际法价值体系重塑的实践基础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6)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 |
四、基本概念阐释 |
第一章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形成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 |
第一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产生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
二、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 |
三、新中国外交中关于文明交往的核心理念 |
第二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产生的现实基础 |
一、“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交锋 |
二、世界文明向何处去 |
三、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明治理体系变革 |
第二章 习近平思考世界文明走向的维度与特征 |
第一节 习近平思考世界文明走向的三个维度 |
一、改革开放的维度 |
二、交融互鉴的维度 |
三、全球治理的维度 |
第二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的鲜明特征 |
一、针砭时弊的时代性 |
二、创新作为的实践性 |
三、中国智慧的深刻性 |
四、高瞻远瞩的系统性 |
第三章 以史为鉴:从世界文明的艰难发展中汲取智慧 |
第一节 “丛林法则”的残酷 |
一、文明形态产生发展的差异性是一个历史存在 |
二、资本的扩张性必然导致文明的扩张 |
三、“丛林法则”留给世界文明的沉重教训 |
第二节 “国强必霸”的恶果 |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粉墨登场 |
二、“国强必霸”逻辑下的欧洲区域文明冲突 |
三、“国强必霸”逻辑下的世界文明浩劫 |
第三节 零和博弈的陷阱 |
一、冷战格局与冷战思维 |
二、“零和博弈”陷阱中的美苏争霸 |
三、冷战思维阴魂不散 |
四、冷战思维孕育着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冲突 |
第四节 中华文明发展的启示与认知 |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文明典范 |
二、近代中华文明遭遇的灾难历史 |
三、和平是文明发展的基本前提 |
第四章 平等互尊:世界文明共生共存的相处之道 |
第一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平等 |
一、不同文明形态的共生共存引发价值评判的严重分歧 |
二、不同文明形态价值评判的三个误区 |
三、不同文明形态价值评判必须坚持的三个原则 |
第二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平等 |
一、世界文明多样性平等的思想渊源 |
二、世界文明多样性平等的内涵意蕴 |
第三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发展权利平等 |
一、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根据 |
二、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多重指向 |
三、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自觉与自为 |
第四节 相互尊重是不同文明形态交融互鉴的必然规律 |
一、价值认知决定交往立场、态度、手段 |
二、相互尊重决定交融互鉴的含金量 |
三、相互尊重实现文明共同发展 |
第五章 交融互鉴:世界文明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 |
第一节 交流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存在形式 |
一、文明的交流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 |
二、文明交流的四大效应 |
三、文明交往的两种形式 |
第二节 世界文明交流亟需观念更新 |
一、世界文明交流中陈腐观念根深蒂固 |
二、世界文明交流中陈腐观念存在的突出表现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唤文明交流观念推陈出新 |
第三节 交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 |
一、“交”与“融”的辩证关系 |
二、交融是交往路径的历史选择 |
三、交融聚合人类文明的正能量 |
第四节 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
一、“交融”与“互鉴”的辩证关系 |
二、互鉴的诉求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
三、互鉴的基础是彰显价值个性 |
第六章 开放包容: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 |
第一节 新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喜”与“忧” |
一、新世纪世界文明发展取得突出成果 |
二、新世纪世界文明交流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
三、现代文明问题已然成为全球问题 |
第二节 世界文明进程呼唤中国担当 |
一、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全球治理赤字凸显 |
二、世界文明发展的四大困境 |
三、世界文明治理的中国自觉与中国自信 |
第三节 世界文明治理的中国作为 |
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
二、践行互尊互鉴的文明观以超越文明冲突与隔阂 |
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实现文明平等互尊 |
四、助推全球化趋势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
五、倡导“丝路精神”、“上海精神”推动区域文明交流进步 |
六、增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人文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
结语 习近平对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视野 |
二、提升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高度 |
三、创造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境界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7)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外文献研究 |
一、空间转向研究 |
二、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 |
三、西方学者对西方空间理论家的研究 |
第三节 国内学者对空间理论的研究 |
一、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研究 |
二、对空间概念的研究 |
三、对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研究 |
四、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研究 |
五、国内对空间正义的研究 |
第四节 对文明的研究 |
第五节 对文明和空间的关系研究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一、研究思路 |
二、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空间和文明 |
第一节 文明概述 |
一、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变迁 |
二、文明的生成机制 |
三、生产力的进步是文明进步的动力 |
第二节 空间概论 |
一、空间概念的历史嬗变 |
二、人的本质:社会性与空间性的统一体 |
三、生产力和交往的空间机理 |
第三节 文明与空间的历史演变及相互作用 |
一、每一个文明都是空间的扩展 |
二、全球化的空间扩展引领人类文明走向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
三、全球化条件下文明多样性和空间多样性 |
四、城市空间——人类文明的空间枢纽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文明与空间之维 |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 |
一、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和确立 |
二、资本的空间运行逻辑 |
第二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空间变迁 |
一、人类文明生存空间的扩展 |
二、政治空间的互动逻辑 |
三、物化的精神空间 |
四、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空间矛盾的根源 |
第三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 |
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二、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创立 |
三、扩展了人类价值空间 |
四、与科学技术发展互为相关 |
五、开创世界历史的主体作用 |
六、为实现共产主义文明提供了无产阶级主体力量 |
第四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探寻 |
一、资本主义文明的虚假幻象批判 |
二、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展对封建文明的解构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文明和空间之维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文明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辨析 |
二、社会主义文明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明的空间生成机制 |
一、形成社会主义文明的内在空间原因及其规律 |
二、资本空间逻辑对社会主义文明生成的价值空间影响 |
三、社会主义文明的空间发展形态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社会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空间替代路径 |
一、世界文明转型的呼唤 |
二、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 |
三、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文明保障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全球化视域下的文明和空间之维 |
第一节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解析全球化 |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时空观 |
二、“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的时空维度和全球化的关系 |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压缩” |
四、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 |
第二节 全球化的文明意蕴 |
一、全球化文明时代的进步 |
二、全球化的内在文明要求 |
三、全球时代的文明对话 |
第三节 全球化的文明挑战 |
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 |
二、全球化文明时代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 |
第四节 全球化中的新型文明 |
一、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新型全球化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走向文明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 |
致谢 |
(8)文质乾坤—近代福建漆艺物质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话题语境与研究现状 |
二、论证方法与书写逻辑 |
三、问题提出与理论基础 |
四、写作思路与文章结构 |
五、八闽坊间早期近代化 |
上篇 文质:物质文化 |
第一章 源流:溯源赓续 |
第一节 “源”与“流” |
第二节 关于近代福建漆艺 |
第二章 技艺:文质相兼 |
第一节 质法:胎骨工艺的鼎格 |
一、胎骨精进 |
二、名实考辩 |
第二节 文法:髹饰技法的迭新 |
一、始于师古 |
二、变在观念 |
第三节 造法:温古知新的规律 |
一、巧法造化 |
二、质则人身 |
三、文象阴阳 |
第三章 器物:物史相鉴 |
第一节 品类:与史同行的抽新 |
一、信仰塑像 |
二、茶食雅集 |
三、图饰装饰 |
四、来样定制 |
五、长物庞杂 |
第二节 纹饰:图案变迁的叙事 |
一、引譬连类 |
二、铺锦列绣 |
三、随物赋形 |
四、洋画图式 |
五、庶民僭越 |
第三节 制物:器的转译与演化 |
一、瓷器复制 |
二、照明变革 |
上篇小结: 艺器分离 |
下篇 乾坤: 社会状况 |
第四章 缘起:西学东渐 |
第一节 内化:倭制漆器 |
第二节 涵化:仿洋漆器 |
第五章 地理:城市乡镇 |
第一节 福州:绅商与城市行业结构 |
第二节 闽南:山村与港口的产销连线 |
第六章 伦理:利益博弈 |
第一节 线索:活动脉络 |
第二节 秩序:官方与民间 |
第七章 事件:争端始末 |
第一节 组织:同业公会 |
第二节 失衡:纠纷经过 |
第三节 互哺:城市与场域 |
下篇小结: 共同体价值与思考 |
结语 |
一、恢复发展 |
二、回答问题 |
三、启示思考 |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
附录D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从神明到世俗—云南石林彝族牛崇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学术意义 |
(三) 现实意义 |
二. 相关研究综述 |
(一) 国外相关研究 |
(二) 国内相关研究 |
(三) 国内有关云南彝族牛文化的研究 |
三. 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一章 彝族牛崇拜的历史渊源及演变历程 |
第一节 云南石林县概况 |
第二节 远古时期彝族的牛崇拜 |
第三节 历史时期彝族牛崇拜的演变 |
第二章 走向世俗的彝族牛崇拜 |
第一节 当代石林彝族牛崇拜活动 |
第二节 当代彝族牛文化背后的“财神” |
第三节 当代彝族牛文化活动背后的“手” |
第三章 彝族牛文化的再解析 |
第一节 政治与彝族牛文化之关系 |
第二节 经济与彝族牛文化之关系 |
第三节 文化与彝族牛崇拜之关系 |
第四节 自然地理环境与彝族牛文化之关系 |
第四章 彝族文化及其他 |
第一节 彝族民间信仰的变迁 |
第二节 对彝族文化的再认识 |
一. “相匹配”的万物观 |
二. “均衡“的世界观 |
第三节 彝族传统生态理念的现代价值 |
一. 彝族传统生态理念与森林的存在与发展 |
二. 彝族传统生态理念与自然环境的保护 |
三. 彝族传统生态理念与现代经济发展 |
四. 彝族传统农业生产的现代价值 |
五. 彝族聚居地区未来发展之展望 |
第五章 彝族文明、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
第一节 对人类文明历程的回顾 |
第二节 气候变化与人类文明 |
第三节 工业文明的弊端与生态文明的萌发 |
第四节 生态文明的构建 |
第五节 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再认识 |
结语 |
一. 中国古代先贤的生态文明意识 |
二. 中国古代先贤生态理念的当代意义 |
三. 本次研究的基本结论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附录五 |
附录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10)当代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创新发展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时代背景 |
1.1.2 选题现实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有关学生工作研究现状 |
1.2.2 国内有关学生工作研究现状 |
1.2.3 研究现状简评 |
1.3 研究架构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架构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科学审视 |
2.1 大学及其时代表征 |
2.1.1 大学历史变迁 |
2.1.2 大学自身属性 |
2.1.3 大学所担之责 |
2.2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历史发展 |
2.2.1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起步阶段 |
2.2.2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探索阶段 |
2.2.3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停滞阶段 |
2.2.4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复兴阶段 |
2.2.5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创新发展阶段 |
2.3 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基本内涵与特殊内涵 |
2.3.1 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基本内涵 |
2.3.2 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定位与特征 |
2.3.3 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基本功能 |
2.3.4 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特殊内涵 |
第三章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现状及问题分析 |
3.1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组织架构状况 |
3.1.1 学校层面 |
3.1.2 职能部门层面 |
3.1.3 院系层面 |
3.2 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和群体特征 |
3.2.1 当代大学生成长的社会环境 |
3.2.2 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时代特征 |
3.3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人员队伍状况 |
3.3.1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队伍建设状况 |
3.3.2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人员管理模式概况 |
3.3.3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人员选配状况 |
3.3.4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及方式 |
3.4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取得的成就 |
3.4.1 学生工作扩展到教育、管理和服务的多个层面 |
3.4.2 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载体更加丰富和有效 |
3.4.3 学生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管理程序日趋规范 |
3.4.4 学生工作队伍的建设日益得到重视 |
3.5 当代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存在问题 |
3.5.1 高等学校对学生工作功能定位存有认知偏差 |
3.5.2 条块式组织架构阻滞学生工作部门协调 |
3.5.3 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内容缺失学生本位价值 |
3.5.4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性与针对性不足 |
3.5.5 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现有评估机制不完善 |
3.5.6 学生就业、心理咨询服务品质不高 |
3.5.7 高等学校学生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不全面 |
3.6 当代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存在问题的归因分析 |
3.6.1 社会环境的变化 |
3.6.2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影响 |
3.6.3 高等学校发展的现实需要 |
3.6.4 学生个体的变化 |
3.6.5 旧观念的束缚与西方思潮的消极作用 |
第四章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 |
4.1 全球化背景下人才诉求对高等学校学生工作提出新要求 |
4.1.1 全球化及其特点 |
4.1.2 全球化对人才的需求 |
4.1.3 应对全球化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创新发展 |
4.2 信息化时代的人才诉求对高等学校学生工作提出新要求 |
4.2.1 信息化及其特点 |
4.2.2 信息化对人才的需求 |
4.2.3 应对信息化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创新发展 |
4.3 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对高等学校学生工作提出新要求 |
4.3.1 意识形态及其特点 |
4.3.2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对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影响 |
4.3.3 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创新发展 |
4.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人才诉求对高等学校学生工作提出新要求 |
4.4.1 市场经济及其特点 |
4.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
4.4.3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创新发展 |
4.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高等学校学生工作提出新要求 |
4.5.1 新时代及其特点 |
4.5.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人才的特殊要求 |
4.5.3 适应新时代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创新发展 |
第五章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 |
5.1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创新的理论基础 |
5.1.1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5.1.2 马克思主义青年成长理论 |
5.1.3 马克思主义社会需要理论 |
5.2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创新的工作要求 |
5.2.1 全面育人、以人为本的学生工作目标指引 |
5.2.2 坚持正确政治导向、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生工作基本要求 |
5.2.3 学生工作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生工作基本途径 |
5.2.4 发扬民主作风、重视学生自主性的学生工作方式方法 |
5.3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创新的价值导向 |
5.3.1 以人为本与公民精神 |
5.3.2 自由教育与守法意识 |
5.3.3 博雅教育与包容贵和 |
5.3.4 主题观念与责任奉献 |
5.3.5 创新能力与创业品格 |
5.3.6 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 |
第六章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创新发展理路 |
6.1 思想政治教育引领 |
6.1.1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推进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政治基础 |
6.1.2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实现学生工作内涵式发展的价值取向 |
6.1.3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学生工作立德树人的根本保障 |
6.2 学生主体意识推进 |
6.2.1 大学生主体性的内涵及其特征 |
6.2.2 大学生发挥主体性的方式与途径 |
6.2.3 优良学风对大学生主体性发展的促进作用 |
6.2.4 优化学生社团环境 |
6.3 学生工作发展协同机制建设 |
6.3.1 建立学生工作发展协同机制的现实必要性 |
6.3.2 健全学生工作的协同领导体制 |
6.3.3 建构学生工作的协同育人机制 |
6.4 文化自觉唤醒 |
6.4.1 文化自觉唤醒的必要性 |
6.4.2 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
6.4.3 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
6.5 改进学生工作的方式方法 |
6.5.1 注重传统思政教育与新媒体思政教育的结合 |
6.5.2 注重理论灌输与实践引导方法的结合 |
6.5.3 注重专业课程与文化认同教育的结合 |
6.6 加强学生工作教师队伍的能力建设 |
6.6.1 增强思政课教师的能力水平 |
6.6.2 提高辅导员队伍的综合管理能力 |
第七章 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创新实践模式建构——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工作为例 |
7.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基本情况 |
7.1.1 生源基本情况 |
7.1.2 学生学习状况 |
7.1.3 理想信念教育 |
7.1.4 能力修养培养 |
7.1.5 辅导员队伍建设 |
7.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工作创新实践的总体目标 |
7.2.1 人才培养目标:培养高素质公民和未来开拓者 |
7.2.2 创新设计目标:体系化、个性化、制度化、长效化 |
7.2.3 行动实施方略:坚持实践育人,实现学生工作全覆盖、全方位、全生命周期 |
7.3 大学生核心素质能力培育指标体系 |
7.4 大学生核心素质能力培育的实践课程平台 |
7.4.1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课程平台 |
7.4.2 专业培养实践课程平台 |
7.4.3 人文修养实践课程平台 |
7.4.4 身心保障实践课程平台 |
7.5 大学生素质能力培育的评估体系 |
7.5.1 大学生素质能力培育的课程评价机制 |
7.5.2 大学生素质能力培育的多元激励机制 |
7.5.3 大学生素质能力培育的信息反馈机制 |
7.5.4 大学生素质能力培育的柔性管理机制 |
7.6 大学生素质能力培育的保障体系 |
7.6.1 大学生素质能力培育的制度保障 |
7.6.2 大学生素质能力培育的队伍保障 |
7.6.3 大学生素质能力培育的网络保障 |
7.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工作创新实践模式呈现 |
7.7.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工作创新实践模式总结 |
7.7.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工作创新实践模式图 |
第八章 总结和展望 |
8.1 研究工作的总结 |
8.1.1 明确了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创新发展的基本理念 |
8.1.2 提出了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发展的协同育人机制 |
8.1.3 形成了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创新理路 |
8.1.4 建立了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体系化、个性化、制度化、长效化的创新体系 |
8.1.5 建构了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创新发展的矩阵式实践模型 |
8.1.6 搭建了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创新发展的网络平台 |
8.1.7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工作创新实践成果取得了高价值推广应用效应 |
8.1.8 总结出了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的实践育人创新模式 |
8.2 研究工作的展望 |
8.2.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赋予的“立德树人”新内涵研究 |
8.2.2 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蕴涵的学生工作新理念研究 |
8.2.3 国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文件明确的学生工作新要求研究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经济全球化浪潮有六个基本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未竟的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三次转型[D]. 贾佳.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公安工作思想研究[D]. 隋从容. 山东大学, 2020(09)
- [4]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D]. 杨天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5]国际法价值体系的重塑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D]. 郑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6]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D]. 吕文菁.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7]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D]. 边莉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08)
- [8]文质乾坤—近代福建漆艺物质与社会研究[D]. 翁宜汐.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9]从神明到世俗—云南石林彝族牛崇拜研究[D]. 张伟文. 云南大学, 2018(04)
- [10]当代中国高等学校学生工作创新发展与实践研究[D]. 王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