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渊明的“任真”与陶诗的自然本色（论文文献综述）
渠嵩烽[1]（2021）在《高攀龙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高攀龙是明代理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兼具学人、党人和文人的三重身份。作为晚明学术发展转捩时期的重要人物,其一生崇仰程朱理学,力矫王学末流空疏蹈虚之弊,在晚明学术界乃至明清思想史上均产生过重大影响。同时,高攀龙怀抱匡时救世的理想,深度参与晚明政治,最终身陷党祸,自沉而死。高攀龙在文学上的光芒向来为其理学成就和政治名节所遮掩,导致学界对高攀龙文学研究的成果少之又少。高攀龙文学作品数量庞大,体裁丰富,成就斐然。而且高攀龙的文学创作与其学人和党人的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极具研究价值。本文第一章对高攀龙家世生平进行研究。近年来,学界在研究高攀龙理学思想时已就其家世生平进行了考察,但本文发现依然有较大的研究空间。高攀龙性格和思想的形成受家人影响很大。祖父高材是高攀龙一生景仰的道德楷模。高攀龙效法祖父清正廉明的作风、刚直不阿的品性、孤直傲岸的气节。尤其高攀龙恬淡自然的心性、终生不近二色的行为及崇儒反佛的思想与高材淡泊朴素、不近声色、不纳僧道巫优的生活习惯不无关系。但高材性格爽朗,言行豪迈,而高攀龙性格峭整,行事拘敛,与之不类。而本文通过考察王世贞为高攀龙嗣父高校所作墓志发现,高校性格峭整恭谨,高攀龙与之相类。高攀龙自幼为嗣父母抱养,其性格应受高校影响较大。高攀龙为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的神秘主义思想的形成则与嗣母朱夫人的信仰价值有很大关系。高攀龙生平研究以时间作为主线,分别对其进学师承、早期交游、讲学活动和立朝大节四个方面进行考察,重点关注高攀龙理学思想的形成和政治活动的参与,为接下来的文学研究作铺垫。第二章探讨高攀龙文学思想及其理学渊源。高攀龙与其他明代理学家一样不喜欢谈论诗文,但仍然可以从其繁富芜杂的着述中?绎出较为明晰的文学思想。高攀龙文学思想分为三个方面:文道观、诗文创作观和文学批评观。文道观探讨文道关系,是高攀龙文学思想的总纲,分为道本文末和文道一体两个方面。前者强调道是统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的总价值,见道是一切文学活动的旨归。后者虽不否认道的根本地位,但充分肯定文学在道统摄下的价值发挥。高攀龙认为天下大任系于文章之士,而且常用穷理、修身的方法教导别人如何作文,甚至用文章之道反过来指导别人修身进学,体现了高攀龙较为开明的文学观。高攀龙诗文创作观分为三个方面:诗文遣情与性情于正、无意而工与自然本色、穷而后工与患难透性。每一方面的前者是高攀龙诗文创作的思想,后者是相对应的理学渊源。高攀龙文学批评观分为两部分,即以德论文和明理正学。高攀龙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不仅从道德品质着眼,而且极其看重作家的学术素养,这种批评观与人伦即理及学术为本的理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三章对高攀龙的诗歌进行研究。高攀龙是东林学派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不以诗名,却饶有诗才。本章首先从地域和传统两个方面探讨高攀龙诗歌创作的背景。从地域来看,晚明江南诗学流派纷呈,争鸣激烈,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成为主流。虽然东林学派诗人内部的诗歌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他们基本上都坚守古典主义诗学传统。从传统来看,明代性理诗人的诗歌创作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诗学传统。这一诗学传统可归纳为《诗经》风雅传统、效陶传统、崇杜传统以及宋明理学家诗人内部因袭传统四个部分,其中崇杜传统的表现较为复杂。晚明江南其他多数诗派和性理诗人极度推崇陶诗,形成了吴地文人慕陶、效陶的风气。人生志趣、诗学风尚和地理环境是形成吴中效陶之风的三大因素。在高攀龙的周围,同样形成一个以陶诗为宗尚的文学群体。他们以陶为宗、相互激赏的情形构成了晚明吴中拟陶风气的一个缩影。本文从对陶渊明思想的接受、陶诗语词的效仿以及对陶诗意象的袭用三个方面探讨了高攀龙的效陶诗。对高攀龙理学诗的探讨则从“以物观物”的言理诗和“专以举道”的言理诗两个方面出发,并深度阐述这两种言理诗背后的理学思想,重点探讨高攀龙诗歌对理学的作用。诗本身高度凝练的语言、鲜明和谐的韵律、跌宕起伏的节奏使得艰深晦涩的理学思想在表达与再现的过程中具有了音乐美与艺术美。理学严密的逻辑性、思辨性与诗歌精整的体制、声律一拍即合。本章还着重对七律作为高攀龙主要言理诗歌体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本章最后探讨了高攀龙其他类型的诗歌及其艺术特色,如纪行诗、赠答诗、祝寿诗、哀挽诗等。这些诗歌呈现出与拟陶诗、理学诗全然不同的风格,除祝寿诗外,其情感较少为理学思想所束缚,虽然学界对此关注不多,但其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第四章对高攀龙文章进行研究。高攀龙文章各体全备,以传统古文为主,同时兼具晚明浪漫主义文学倾向。高攀龙杂记与游记中的山水清音、祭文与像赞中的曲尽人情以及题跋与尺牍中的哲理意趣皆呈现出晚明小品文的审美趣向。同时,高攀龙理学思想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传统伦理道德高度吻合,其理学影响下的文学创作依旧以文质兼备、气格高古、义理纯熟的传统古文为主。寿文和墓文是其古文创作的主体。高攀龙对寿文进行了文学化和学术化改造。而高攀龙的墓文创作,或将名不见经传的墓主行迹融入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或以极其琐碎细致的笔法描写人伦常情,或极力刻画小人物在时代中的人生遭际,由此给读者提供了审视晚明时代风气、学风转向、家庭伦理和社会制度的特殊视角。高攀龙序文包罗万象、广大精微。而其早期奏疏高谈阔论,所谈政治主张的实际操作性不强;晚年奏疏则务实稳健,呈现出前后风貌不一的特点。高攀龙理学着述特点显着。语录、札记体现了简明洗练的言说方式,说辨、讲义体现了严谨邃密的思辨精神,偶笔、论赞体现了沉酣浓郁的文学趣味。第五章探讨晚明党争对高攀龙文学创作的影响。高攀龙出仕的两个时期恰逢晚明党争的起点和高潮,他对政治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热情。因诗风整体效陶的缘故,高攀龙诗歌受党争影响不大。但万历党争影响下的记事文学创作呈现出激愤乖戾之风,而天启党祸中高攀龙的尺牍则流露出无奈、自责、悔恨与绝望交织的复杂思想。政治影响下的高攀龙文学创作与其醇熟精一的理学思想呈现背离之势。高攀龙文学在理学的影响下既遵循古典雅正的文学传统,又兼具深厚丰富的学术内涵,充满思辨性和逻辑性。在他的文学实践中,文体的表现功能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扩展。但其对理学性情的追求、对人之常情的克制使得高攀龙文学普遍缺乏真情这一文学质素。而且对理学知识以及伦理道德的反复表达,使得其文学风貌由精深变为浅薄,由典雅落入俗套,充满了浓厚的说教色彩。高攀龙文学生动地记录了其理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并且为学术观点的表达提供了充分的艺术修辞。高攀龙文学与理学可谓关系紧密,互有影响。但因政治、世俗、真情的影响,其文学与理学又体现出背离的一面,这为后世学者提供了还原高攀龙真实文学形象的契机。高攀龙文学是东林文学的代表,在文学主张上与唐宋派相类,而与“后七子”不同。东林士人的政治理想和斗争精神为复社、几社全面继承,但在文学上并没有为他们留下丰富的理论遗产,所以他们在整体上继承了东林文学古典雅正的文学传统,但在具体文学主张上却兼收并蓄明代复古各家,从而掀起了明代文学最后一次复古主义高潮。
张立[2]（2021）在《统编本中学语文教材陶渊明作品教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李金坤[3]（2020）在《唐顺之“本色论”及其崇陶情结发微》文中研究说明明中期,唐宋派代表人物唐顺之所倡导的"本色论"文学观,是此派重要的文学理论纲领,而"本色论"又是以唐顺之"天机论"为理论基础的。"天机论"实则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体现,它是"本色论"的思想根源。唐顺之所论"天机""性源""心源""完美神明"与"直抒胸臆""信手写出""上乘文字"等关键词,前面诸词实乃"天机"之别称,后面诸词实乃"本色"之另说。"天机"是本根、灵魂,"本色"是本能、本真,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将二者自然融合为一,相辅相成,才能熔铸出"胸中流出""真见露出"之"上乘文字",最终达到文以明道的创作目的。陶渊明的"真"与"自然"的审美范式,正是唐顺之所倡导的"天机"与"本色"文学观的最佳体现。所以,唐顺之从中华浩瀚无垠的诗海中精准选择陶渊明作为本色派的一面鲜艳而高扬的旗帜,钟情陶诗、身体力行、情结深厚,通过自己乡居田园诗的成功创作实践,圆满构建了知行合一的"本色论"文学思想体系。
韩亚男[4]（2020）在《陶渊明诗文作品对外传播研究》文中提出陶渊明在中国诗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开创的诗文领域为后人所称道。钟嵘评价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之宗”。苏轼在《与苏辙书》中也高度赞誉陶渊明其诗质朴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陶渊明的诗文平淡自然,情蕴深厚,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倾倒了古往今来的无数读者。他首创的田园诗简洁高妙,将自己的审美情趣融进平淡恬静的乡村田园生活,开创了一代诗风,他的咏怀诗寓意深沉,情旨高远,耐人寻味。他任真自得、耿介狷洁、平和实际的人格更是魏晋风度的杰出代表,备受世人的推崇。自唐宋以来,陶渊明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极其深远。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不朽的意义。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当前多元文化共生存、互交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正是中国软实力卓越提升的重要体现。优秀的文化如果只放在单一的文化领域传承发展,得到的仅仅是是一家之言,只有将其投诸于多元的文化环境,才能拨云见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因此,笔者将从文化对外传播的角度出发,在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比研究我国三位翻译大家方重先生、汪榕培先生、许渊冲先生译注的《陶渊明集》,探寻三位翻译者的翻译理念,对比分析不同翻译者的翻译特色,以此来解析《陶渊明集》在外译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相关的改进建议;从“5W”传播理论上分析文化作品的对外传播,辨析利弊,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寻求更好的发展方式,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进步。本文一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对龚斌先生的《陶渊明集校笺》的研究分析。分析陶渊明诗文作品在我国历史上所占地位,分析诗人作诗的思想感情以及语言表达的艺术特色,通过诗文作品来审视诗人。第二章以三位华语译作者的作品为分析对象,研究陶渊明诗文的对外翻译状况。详细分析方重先生、汪榕培先生和许渊冲先生所翻译的陶诗秉持的翻译理念以及表现出的翻译特色。第三章对陶渊明诗文作品的改进策略分析。以“5W”传播理论为基础,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接受者、传播效果五个角度分析陶渊明诗文作品的对外传播并提出相关改进建议。第四章以《归园田居》其三为教学实例进行研究。以笔者任教的泰国学校为地点进行教学实践,根据教学状况分析学生对于诗词的接受程度,寻求更好的传播手段。最后为结语,通过以上的研究分析对陶渊明诗文作品的对外传播做出总结;通过教学实践分析最优的传播方式;通过传播策略的改进研究期冀对中国诗词的对外传播提供有利参考。
孙玉霞[5]（2020）在《陶渊明美学思想新探》文中认为陶渊明的诗文及其生活态度一直受人们的崇尚和追求。人们欣赏他任真自然的处事方式,崇尚他自由自在的人生态度,模拟他亲自躬耕田园的生活方式,吟咏他自然平淡的田园诗歌,这一切源于他自身独具特色的思想观念。本文则以陈寅恪的“新自然说”为阐发基点,论述其具有“新自然”特征的人生观念,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其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自然”美学思想,通过陶渊明人生的生活实践与诗文的艺术实践,探析其美学思想的深层内涵与艺术表现,并着重挖掘其美学思想的独特之处,文章整体从四大部分对其美学思想作论述。第一章阐释了陶渊明美学思想的形成基础,从中分析出其“新自然”的人生观念。该章首先将陶渊明置于魏晋南北朝的特殊时代背景中,阐释其时代特殊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状况,在此基础上以陈寅恪的“新自然说”为理论基点,结合陶渊明对自身家族传统和儒道玄思想文化的汲取,论述其独具特色的“新自然”人生观念的形成。第二章则在第一章的背景和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其美学思想的内涵。该章在第一章“新自然”的人生观理论基础上,从陶渊明诗文中所提到的三处“自然”入手,从中分析阐释其“自然”所蕴含的“真”、“自由”与“顺然运化”的独特美学思想内涵,以此论述其“自然”美学思想之“新”。其中对三者的内在意蕴作了细致的辨别,即以“本真”与“率真”、“贵身”与“超脱”和“顺其自然”来辨析三者内蕴的独特性,并且分别以“求而不贪”的仕隐观、“旷达淡泊”的名利观和“委运任化”的生命观为表现,对三者的内蕴作具体实践的阐释。第三章则是在第二章独特的“自然”美学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从诗文的艺术表现上探析其美学思想的独特外化表现。该章承接其“真”、“自由”、“顺然运化”的美学思想内涵,从“无功利性”的诗文创作、“平淡冲和”的诗文风格和“本真自然”的审美意象三部分阐释了其美学思想的诗文艺术表现。对于“无功利性”的诗文创作的美学表现来说,主要从“示己志”的创作目的、“虚静”与“娱悦”的创作态度和“无意为文”的创作追求对其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进而通过对“质而实绮”的语言运用、“自然而然”的文法构思和“静穆冲和”的风格创设来论述其“平淡冲和”的诗文风格,最后通过对其独具特色的审美意象从创设到表现的探析,阐释其诗文对其美学思想的具象表达与运用,该部分则主要从审美意象的过程创构之“真”、审美意象的具象表现之“自由”,以及“得意忘象”的审美意象之追求来论述其“本真自然”的审美意象特征。第四章则是针对陶渊明美学思想内涵和其艺术表现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与评价。该章第一部分主要通过后世历朝历代的评价来解读其历史演变及其意义,第二部分着重论述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阐释陶渊明美学思想历久弥新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三部分以批评的视角正视其美学思想的局限之处,以便对其美学思想做客观辩证的分析。
李金坤[6]（2020）在《唐顺之“本色论”及其崇陶情结发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明中期唐宋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唐顺之,其倡导的"本色论"文学观,是此派重要的文学理论纲领,而"本色论"又是以唐顺之"天机论"为理论基础的。"天机论"实即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体现,它是‘本色论’的思想根源。唐顺之所论之"天机"、"性源"、"心源"、"完美神明"等诸词,实乃"天机"之别称;所论之"直抒胸臆"、"信手写出"、"上乘文字"等诸词,实乃"本色"之另说。"天机"是本根、灵魂,"本色"是本能、本真,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将二者自然融合为一,相辅相成,这样才能熔铸出"胸中流出"、"真见露出"之"上乘文字",最终达到文以明道的创作目的。陶渊明的"真"与"自然"的审美范式,正是唐顺之所倡导的"天机"与"本色"文学观的最佳体现。所以,唐顺之从中华浩瀚无垠的诗海中精准选择陶渊明作为本色派的一面鲜艳而高扬的旗帜,钟情陶诗,身体力行,情结深厚,通过自己乡居田园诗的成功创作实践,圆满构建了知行合一的"本色论"文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块不可磨灭的丰碑!
赵雅茹[7]（2020）在《唐英任职九江期间诗歌创作研究》文中提出唐英以陶瓷大家的身份活跃于清代历史舞台,但他作为诗人在清代诗歌史上的面貌并没有被研究者充分地认识与发掘。唐英在九江任职期间,政事之余投身于文学创作,留下了许多诗文作品。同时他“寄情山水,四方往来唱酬无虚日”,广交当地文人名士,频频组织诗歌酬唱活动,这段时期正是唐英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和成熟期。通过对此阶段唐英组织的诗歌酬唱活动的分析,可以让我们对他的诗人角色有更加充分而全面的认知。本文于引言外,共三章。第一章以九江名地琵琶亭为切入点,通过了解唐英重修琵琶亭的过程,以及解读他主持编选的诗集《辑刻琵琶亭诗》,发现他在重修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景点琵琶亭的同时,将自己和唐代的名流白居易联系到一起,同时也加强了自身与当地文人的交流,建立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宦游诗人群。这个群体频频在琵琶亭处进行诗歌酬唱活动,唤醒并延续了琵琶亭诗歌主题在清代的发展,同时也参与到当地的文化建设中。以此为依据笔者总结了唐英在九江文坛中的地位以及对九江地区文化做出的贡献。同时笔者发现学界对于唐英手稿的研究目前并不全面,因而第二章以唐英手稿为核心,笔者进行了两方面的探究:其一整理归纳出其手稿内容,借此以了解唐英生活的真实状态,丰富对其性格的认知;其二通过将手稿中记载的诗歌与其正式出版的诗文集进行内容比对,发现并整理出十几首被删掉的诗歌,进而对这些被“遗忘”的诗歌内容进行分析,探究被删节原因。通过这些原因以探索唐英任职九江时的真实心态,以及了解当时的诗歌创作环境。第三章以唐英的诗文集《陶人心语》为核心,笔者阅读分析后发现唐英实际上以陶渊明为范式进行诗歌创作,在诗歌主题与诗歌风格上都向陶诗靠拢。同时笔者发现在学陶之余,唐英亦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同时也存在“失之浅易”等不足。
岳佳[8]（2019）在《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袁宏道的诗学思想产生于晚明文学革新的复杂场域系统中,其六朝诗学观念自然与性灵文学思潮的发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独特的个体小传统对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的形成和演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魏晋风度与“适”“狂”处世态度的影响,劲质楚风与绮丽吴风的交叉影响,前代诗论家诗学观念的启发等等,分别从历史文化场域、地域文学场域及诗学场域三方面建构起袁宏道的六朝诗学观念,并使之显现出独特的个性色彩。袁宏道对六朝诗学的接受主要是从诗人、诗史、诗学术语三个维度把握的。于六朝诗人之中,惟推举陶渊明、谢灵运二人,以“诗趣”“淡”评陶,以“诗料”论谢,并将陶渊明奉为最高审美典范“真性灵之宗”。从诗歌发展史角度来看,为摆脱传统的影响,他提出了“六朝无诗”说与“乐府不相袭”论两个特殊命题,在明代诗坛可谓独树一帜。基于文学革新观,他指斥六朝诗歌为“恶诗”“无诗”;基于通变诗史观,又认同六朝诗歌对唐诗发展的草创之功,袁氏对六朝诗歌的态度十分复杂矛盾。在诗学术语上,袁宏道对六朝诗学术语多有借鉴和承续,主要有“趣”“淡”“奇”“韵”“真”“性灵”“通变”等等,其中“趣”“淡”“奇”“韵”“真”是袁氏对诗歌审美特质的把握,“性灵”是对诗歌本质的认知,“通变”是对诗学发展的体悟。袁宏道倡言“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有利于迅速廓清拟古导致诗道寝弱的颓势,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直露俚俗的流弊。在与复古派、六朝派的六朝诗学观念对读中,展现革新语境下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的新变与偏狭。虽然袁氏对六朝诗歌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但从接受美学来讲,亦勾勒出六朝诗歌在晚明性灵文学思潮下的接受情况。本文深入探讨袁宏道对六朝诗人、诗史地位的评价以及其中透露出的诗学观念。通过历时性与共时性比较,分析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对前人的扬弃与继承,同时也探讨袁氏在性灵诗论观照下对六朝诗歌评价的局限性与偏颇性。
王倩[9]（2019）在《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陶渊明经历代文人的阐释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而对于该符号意义的定型与扩充,元初南方士人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元初南方士人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异族统治的耻辱、华夏文明的危机、社会地位的沦丧、生存处境的窘迫,于耻事二姓、严辨夷夏的儒家精神与忠义守节的遗民情怀的影响下交游互动,逐渐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大群体,而陶渊明也成为这一群体不约而同推崇与效法的对象。他们以前人、时人对《陶渊明集》的整理、抄写、校订、刊刻本,与陶诗选集、苏轼《和陶诗》以及前贤评陶文献为媒介,认识、理解陶渊明,从而对其人其诗进行评价与接受,这主要表现在:对《陶渊明集》的注释、文学创作上的接受（如拟陶诗、和陶诗、题陶画诗、同题集咏以及创作上的“偷语”“偷意”“偷势”）、理性的解读、人格与诗论上的借鉴。而和陶诗作为陶渊明接受的特殊方式,亦受元初南方士人追捧,以至于和陶文人层出不穷。元初南方学陶文人数量众多,和陶、学陶形式多样,全面深刻,掀起了陶渊明接受史的又一高潮,慕陶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元初南方普泛化的精神取向。元初南方士人从小受理学熏染,普遍重视主观修养的提升,因而强调学陶应先从其人品入手。文人们面临相同的社会背景与地域性、时代性精神,且陶渊明人格内涵作为一个既定的事实存在着,以至于对陶渊明人品的解读与接受存在很多共性之处,这主要集中在“躬耕归隐的生活方式”“固穷守节的耿介品格”“任真自得的闲适心境”“耻事二姓的政治立场”“桃源乐土的理想追求”上。这样一来对陶渊明其人的推崇便成为了元初南方士人的一种风气,因此陶渊明真正参与士人时代精神建构。然而,由于身份地位、经历遭际、文化思想等存在差异,元初南方士人对陶渊明的解读与接受也有出入,因此个性特征不容忽视。如方回将渊明躬耕归隐、固穷守节品质同躲避朝廷内乱的意图相连,对前贤关于陶渊明忠义精神、桃源理想的讨论进行更正,此外在评价“任真自得的自然心境”时提出“自形役自身”“心即境”的创见,并由此反思自身失节行径与宽慰沉重内心。元初南方士人接受陶渊明人品的目的在于欲借渊明品质正社会风气并构建时代精神标准与典范人格,欲借渊明忠义精神强化对故国社稷的忠诚、对民族气节的坚守、对华夏文明与儒家文化的扞卫。可是,他们于动乱时局、思想渊源、社会风气、人生观等的影响下,形成了与陶渊明人格相左的现实人格,即“伤时悯乱的悲愤情怀”“谋身求名的重利思想”“怨劳轻农的等级观念”“徘徊仕隐的矛盾心态”。这制约他们真正获得渊明思想精髓。因此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程度并不高。元初南方士人因仰慕陶渊明人格,进而好其诗歌,自然接受其审美思想。因所面临的诗坛现状与文学使命趋同,加之往来酬唱互动,元初南方士人的美学趣味相契合,从而对陶渊明诗品的解读与接受存在共性之处,主要体现在“平淡自然”“风韵之美”两个层面,并在此基础上从诗学思想与和陶诗等诗歌创作中加以吸收。他们对陶渊明诗品的普遍推崇,使得“平淡有味”诗品成为元初南方的审美风尚,这意味着陶渊明真正参与了南方士人诗学的建构。此外,个性解读亦不容忽视,如刘将孙从诗歌发展史与晋人风度的角度解读渊明自然诗品、将渊明冲寂诗风归结为“养气”、借《停云》诗阐发陶诗好比兴寄托而言近旨远的美学特征,并由此提出“天趣说”“清气说”。这对陶渊明接受史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价值。元初南方士人接受陶渊明诗品的直接意图在于个人诗歌审美理想与创作的更正与完善,但根本目的在于看清元初诗坛弊病后欲为其寻找突破口,即:起五言古诗之衰,纠律诗现时之弊。这使得陶渊明的文学价值得到充分地发挥,进一步证实与巩固了陶诗在诗歌史上的典范地位。然而,由于未学得陶渊明精神胸腑以及元初诗坛弊病的复杂性,元初南方士人非仅守陶诗一家而是转益多师,从而形成与陶渊明诗品相左的诗学思想,如诗史精神、崇尚雅正、讲求诗法,这必然对阻碍对陶诗的接受。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踵武前贤,承旧出新,继往开来,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值。首先,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具有总结性,即继承元前接受成果,从而贯通陶渊明接受史。其次,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具有突破性,从受众而言,慕陶、学陶已成为一种文学风气;从接受方式而言,除致力于和陶诗与田园诗的创作外,还开创了具有时代性的习陶方式,如同题集咏与题陶画诗;从接受内容而言,对于前代士人轻视或忽略的陶渊明人品与诗品亦作有充分阐释与效法,从而真正实现陶渊明接受的全面性;同时元初南方士人对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接受真正落实到心灵、行为与诗论、创作上,并形成一股时代潮流,从而从实践上真正发挥了陶渊明的文学价值与文化价值,真正证实与巩固了陶渊明的典型地位。此外,元初南方士人熔铸其特有的时代精神与文化人格对陶渊明进行重构,将其忠义气节延伸至对民族气节与华夏文明、儒家文化的坚守,从而进一步将陶诗的地位与价值推向更高境界。最后,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具有影响性,对于元中后期、明清士人陶渊明接受的切入点、接受重点、观点形成、接受意图与人格精神与诗学建构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程贝贝[10]（2018）在《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苏轼诗歌审美历程中的“和陶诗”研究》文中认为平淡是苏轼晚年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审美趣味,这一诗歌审美的形成有着独特的演变规律,并伴随着一个由浅入深的“学陶”心路历程,他的一百多首“和陶诗”可以说是平淡审美艺术的真实写照。此种审美历程背后,离不开时代审美思潮、诗人人生经历、艺术旨趣等因素的影响。在北宋平淡诗美精神高扬、崇陶风气凸显的时代背景下,苏轼历时四十二年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一个“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审美历程。此种审美历程的推进,与苏轼在“朝堂”与“江湖”之间两次“归去来”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苏轼人生经历的变迁影响着他的人生态度和诗歌审美。嘉佑至熙宁间,苏轼在“出而用世”人生追求的指引下,将现实关怀作为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艺术上表现出雄放峥嵘的审美基调。此时苏轼偶尔流露出的倦游归田心理和“麋鹿”心性,使其对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表现出羡慕的情感倾向,开启了他学陶的审美历程。“乌台诗案”以后,苏轼被贬黄州,他的精神状态开始发生变化,落尽骄气,变为内敛、成熟,在躬耕中拉近了与陶渊明的距离。他的审美趣味出现了新的气质,“清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审美感受。苏轼晚年贬谪岭海的生命体验,造成了他后期以平淡为美的审美倾向。在这一审美倾向的形成,体现出诗人学陶自娱,与陶渊明形神合一的思想状态。随着平淡审美的逐渐成熟,苏轼创作中的陶渊明情感也逐渐成熟和丰富。苏轼在这一审美历程中所逐渐成熟起来的平淡审美,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审美,都体现着苏轼独特的审美个性。苏轼的平淡审美特质,也体现在他的“和陶诗”,表现为对陶诗艺术美的继承与开拓。而苏轼对陶渊明平淡审美的重塑与提升,把陶诗推到了理想审美的典范地位。
二、陶渊明的“任真”与陶诗的自然本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陶渊明的“任真”与陶诗的自然本色（论文提纲范文）
（1）高攀龙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二、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生平研究 |
| (二)文献整理与研究 |
| (三)思想研究 |
| (四)文学研究 |
| 三、研究价值与创新 |
| (一)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高攀龙的家世与生平 |
| 第一节 高攀龙家世 |
| 一、高攀龙家世谱系 |
| 二、祖父高材与少年高攀龙心中的道德文章 |
| 三、嗣父高校与高攀龙峭整恭谨的性格 |
| 四、嗣母朱孺人与高攀龙的神秘主义思想 |
| 五、生父高德征与高攀龙之间的人伦尴尬 |
| 第二节 高攀龙生平 |
| 一、进学师承 |
| 二、早期交游 |
| 三、讲学活动 |
| 四、立朝大节 |
| 第二章 高攀龙文学思想及其理学渊源 |
| 第一节 文道观 |
| 一、道本文末 |
| 二、文道一体 |
| 第二节 诗文创作观 |
| 一、诗文遣情与性情于正 |
| 二、无意而工与自然本色 |
| 三、穷而后工与患难透性 |
| 第三节 文学批评观 |
| 一、以德论文与人伦即理 |
| 二、明理正学与学术为本 |
| 第三章 高攀龙诗歌研究 |
| 第一节 地域与传统:高攀龙诗歌创作的背景 |
| 一、晚明江南诗学及“锡山风气” |
| 二、明代性理诗人的诗学传统 |
| 第二节 拟陶诗 |
| 一、晚明吴中拟陶风气 |
| 二、对陶渊明思想的接受 |
| 三、对陶诗语词的效仿和艺术化处理 |
| 四、对陶诗意象的袭用 |
| 第三节 言理诗 |
| 一、“以物观物”的言理诗 |
| 二、“专以举道”的言理诗 |
| 三、高攀龙诗歌对理学的作用 |
| 第四节 其他类型的诗歌及其艺术特色 |
| 一、纪行诗 |
| 二、赠答诗 |
| 三、祝寿诗 |
| 四、哀挽诗 |
| 第四章 高攀龙文章研究 |
| 第一节 高攀龙文章创作与晚明小品文的审美趣向 |
| 一、杂记、游记中的山水清音 |
| 二、祭文、像赞中的曲尽人情 |
| 三、题跋、尺牍中的哲理意趣 |
| 第二节 高攀龙文章创作与传统古文的审美理想 |
| 一、高攀龙对寿序的文学化和学术化改造 |
| 二、深醇古茂的墓文创作与谀墓之累 |
| 三、广大精微和雅驯典实的序文 |
| 四、高攀龙奏疏由高谈阔论向务实稳健之风的转变 |
| 第三节 高攀龙理学着述的特点 |
| 一、语录、札记与简明洗练的言说方式 |
| 二、说辨、讲义与严谨邃密的思辨精神 |
| 三、偶笔、论赞与沉酣浓郁的文学趣味 |
| 第五章 晚明党争与高攀龙文学 |
| 一、晚明党争对高攀龙诗歌的影响 |
| 二、万历党争与高攀龙记事文章的激愤之风 |
| 三、天启党祸与高攀龙晚年尺牍中的复杂思想 |
| 余论 |
| 一、高攀龙文学与理学的关系 |
| 二、高攀龙文学在晚明文学演进中的地位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的项目 |
| 致谢 |
（3）唐顺之“本色论”及其崇陶情结发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唐顺之“本色论”及崇陶情结论略 |
| 三、唐顺之乡居田园诗中深厚的渊明情结发微 |
（4）陶渊明诗文作品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关于《陶渊明集校笺》的研究分析 |
| 1.1 陶渊明诗文作品的地位研究 |
| 1.2 陶渊明诗文作品的思想研究 |
| 1.3 陶渊明诗文作品的艺术特色研究 |
| 第二章 对于翻译陶渊明诗文作品的华语译作者译作研究 |
| 2.1 方重译陶研究 |
| 2.1.1 方重的翻译理念研究 |
| 2.1.2 方重的翻译特色研究 |
| 2.2 汪榕培译陶研究 |
| 2.2.1 汪榕培的翻译思想研究 |
| 2.2.2 汪榕培的翻译特色研究 |
| 2.3 许渊冲译陶研究 |
| 2.3.1 许渊冲译陶思想研究 |
| 2.3.2 许渊冲译陶艺术特色研究 |
| 第三章 对于陶渊明诗文作品对外传播策略的改进研究 |
| 3.1 “传播学”理论概述 |
| 3.2 从“5W”模式改进陶渊明诗文对外传播 |
| 3.2.1 传播者 |
| 3.2.2 传播内容 |
| 3.2.3 传播媒介 |
| 3.2.4 接受者 |
| 3.2.5 传播效果 |
| 3.3 陶渊明诗文作品对外传播的意义研究 |
| 3.3.1 文学价值 |
| 3.3.2 实践价值 |
| 第四章 陶渊明诗文在泰国教学教案设计(以《归园田居》其三)为例 |
| 4.1 中泰文化交流介绍 |
| 4.2 拉查布里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实例 |
| 4.2.1 拉查布里职业技术学院课程介绍 |
| 4.2.2 拉查布里职业技术学院《归园田居》其三课程设计 |
| 4.2.3 《归园田居》其三课程教学反思 |
| 4.2.4 教学实践研究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陶渊明美学思想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陶渊明美学思想的形成基础 |
| 第一节 “动荡与自觉”的时代背景 |
| 一、魏晋政局与士族群体 |
| 二、“自觉”的审美文化与自然审美 |
| 第二节 “多元与自由”并存的思想基础 |
| 一、从经学到玄学与儒、道、佛融合的哲学基础 |
| 二、从功利性到重个性、重性情的无功利性文学思想基础 |
| 第三节 “新自然”的人生观念 |
| 一、家族的人生观念之继承 |
| 二、儒、道、玄思想的汲取 |
| 三、“新自然”的人生观念 |
| 第二章 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质性自然”之“真” |
| 一、“真”的内蕴——“本真”与“率真” |
| 二、“真”的表现——“求而不贪”的仕隐观 |
| 第二节 “复得返自然”之“自由” |
| 一、“自由”的内蕴——“贵身”与“超脱” |
| 二、“自由”的表现——“旷达淡泊”的名利观 |
| 第三节 “神辨自然”之“顺然运化” |
| 一、“顺然运化”的内蕴——“顺其自然” |
| 二、“顺然运化”的表现——“委运任化”的生命观 |
| 第三章 陶渊明美学思想的诗文艺术表现 |
| 第一节 “无功利性”的诗文创作 |
| 一、“示己志”的创作目的 |
| 二、“虚静”与“娱悦”的创作态度 |
| 三、“无意为文”的创作追求 |
| 第二节 “平淡冲和”的诗文风格 |
| 一、“质而实绮”的语言运用 |
| 二、“自然而然”的文法构思 |
| 三、“静穆冲和”的风格创设 |
| 第三节 “本真自然”的审美意象 |
| 一、审美意象的创构之“真” |
| 二、审美意象的具象表现之“自由” |
| 三、“得意忘象”的审美意象之追求 |
| 第四章 陶渊明美学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后世对陶渊明美学思想的评价 |
| 第二节 陶渊明美学思想的当代影响 |
| 一、对当代理想人格建构的影响 |
| 二、对当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 |
| 三、对当代人类生命境界追求的影响 |
| 第三节 陶渊明美学思想的局限之处 |
| 一、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局限 |
| 二、在艺术表现方面的局限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陶渊明专着及研究陶渊明着作 |
| 二、其他参考着作 |
| 三、相关研究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6）唐顺之“本色论”及其崇陶情结发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唐顺之“本色论”及崇陶情结论略 |
| 二、唐顺之乡居田园诗中深厚的渊明情结发微 |
（7）唐英任职九江期间诗歌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辑刻琵琶亭诗》与琵琶亭诗歌酬唱活动 |
| (一)唐英及参加诗歌酬唱人物考 |
| 1.唐英生平概述 |
| 2.参加诗歌酬唱活动的主要诗人 |
| (二)诗歌酬唱活动的地点、原因、时间 |
| 1.诗歌酬唱地点与原因 |
| 2.诗歌酬唱时间 |
| (三)诗集抒发的主旨与情感 |
| 1.吊古抒怀 |
| 2.登亭赏景 |
| 3.送友抒怀 |
| 4.思乡愁绪 |
| (四)唐英通过酬唱活动塑造区域文化的可能性 |
| 二、唐英手稿和刻本《陶人心语》的对比研究 |
| (一)唐英手稿文本形态概论 |
| 1.文学创作 |
| 2.杂记 |
| (二)手稿中未刊录的诗歌辑录及删减原因 |
| 1.被删节诗歌辑录 |
| 2.删节诗歌的原因 |
| 三、唐英学陶及其诗歌风格形成 |
| (一)诗歌主题与陶渊明的相似性 |
| 1.山水田园 |
| 2.友情亲情 |
| 3.咏史怀古 |
| 4.抒怀言志 |
| (二)诗歌风格与陶渊明的相似 |
| 1.语言质朴 |
| 2.善用白描 |
| 3.偏于写意 |
| (三)唐英学陶渊明的得与失 |
| 1.学陶之得 |
| 2.学陶之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袁宏道诗学观念形成与演化的场域系统 |
| 1.1 袁宏道诗学观念形成与演化的历史文化场域 |
| 1.1.1 魏晋风度与经典解构 |
| 1.1.2 “适”“狂”的处世哲学与“吏隐”心态 |
| 1.2 袁宏道诗学观念形成与演化的地域文学场域 |
| 1.2.1 荆楚文化的熏陶 |
| 1.2.2 吴中文化的浸染 |
| 1.3 袁宏道诗学观念形成与演化的诗学场域 |
| 1.3.1 七子派对袁宏道文学革新的促动 |
| 1.3.2 徐渭、汤显祖对袁宏道性灵文艺观的发引 |
| 第2章 袁宏道六朝诗人论 |
| 2.1 陶诗乃真性灵之宗 |
| 2.1.1 “陶公有诗趣” |
| 2.1.2 “唯淡不可造” |
| 2.1.3 崇陶是否为崇苏的延续 |
| 2.1.4 崇陶的文学史意义 |
| 2.2 “谢公有诗料” |
| 2.2.1 “诗料”之内涵 |
| 2.2.2 情景论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
| 2.2.3 以“诗料”论谢之旨趣 |
| 第3章 袁宏道六朝诗史观 |
| 3.1 “六朝无诗”说辨析 |
| 3.1.1 “六朝无诗”说提出的理论生态 |
| 3.1.2 “六朝无诗”说及其与袁氏诗学观的离合 |
| 3.1.3 “六朝无诗”说的意义与影响 |
| 3.2 “乐府不相袭”论考察 |
| 3.2.1 魏晋乐府的变体意识 |
| 3.2.2 对复古派拟古乐府的评议 |
| 3.2.3 袁宏道的拟古乐府创作 |
| 第4章 袁宏道对六朝诗学术语的接受与发展 |
| 4.1 诗歌本质论：“性灵”说 |
| 4.1.1 “性灵”的六朝溯源 |
| 4.1.2 “独抒性灵”对六朝“性灵”说的承续与发展 |
| 4.1.3 袁宏道与复古派“性灵”说的异同 |
| 4.2 文学发展观：“通变”论 |
| 4.2.1 “通变”的六朝溯源 |
| 4.2.2 “穷新极变”对六朝“通变”论的承续与发展 |
| 4.2.3 袁宏道与复古派论“变”的异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9）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元初南方士人的陶渊明接受概况 |
| 第一节 接受环境与接受者 |
| 一、接受环境 |
| 二、接受者 |
| 第二节 接受媒介与接受体现 |
| 一、接受媒介 |
| 二、接受体现 |
| 第三节 接受的特殊形式:和陶文人与和陶诗 |
| 一、和陶诗现仍存的文人 |
| 二、和陶诗现已佚的文人 |
| 第二章 元初南方士人对陶渊明人格精神的解读与接受 |
| 第一节 共性解读与接受 |
| 一、躬耕归隐的生活方式 |
| 二、固穷守节的耿介品格 |
| 三、任真自得的自然心境 |
| 四、耻事二姓的政治立场 |
| 五、桃源乐土的理想追求 |
| 第二节 个性解读与接受:以方回为例 |
| 一、不见渊明面,渊明心可见 |
| 二、踵武更须追渊明,心闲安乐志更坚 |
| 第三节 接受的文化意图 |
| 第四节 接受程度及其原因 |
| 一、伤时悯乱的悲愤情怀 |
| 二、谋生求名的重利思想 |
| 三、怨劳轻农的等级观念 |
| 四、徘徊仕隐的矛盾心态 |
| 第三章 元初南方士人对陶渊明诗品的解读与接受 |
| 第一节 共性解读与接受 |
| 一、平淡自然 |
| 二、风韵之美 |
| 第二节 个性解读与接受:以刘将孙为例 |
| 一、其言明且清,飘萧欲通灵 |
| 二、渊明诗冲寂,养气超尘俗 |
| 三、停云思亲友,志见于言外 |
| 第三节 接受的诗学意图 |
| 一、起五言古诗之衰 |
| 二、纠律诗现时之弊 |
| 第四节 接受程度及其原因 |
| 一、转益多师 |
| 二、诗史精神 |
| 三、崇尚雅正 |
| 四、讲求诗法 |
| 第四章 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的地位与影响 |
| 第一节 元前陶渊明接受概述 |
| 一、酝酿期:东晋南北朝 |
| 二、发展期:隋唐五代 |
| 三、成熟期:宋代 |
| 第二节 元初南方士人的总结、突破与重构 |
| 第三节 对元中后期及明清陶渊明接受的影响 |
| 征引与参考文献 |
| 附录 元初南方士人和陶诗辑录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10）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苏轼诗歌审美历程中的“和陶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对比分析法 |
| 第一章 北宋尚“平淡”的审美理想 |
| 一、“平淡”审美形成的原因 |
| 二、“崇陶”时代风气的形成 |
| 三、平淡诗歌观念的内涵 |
| 第二章 苏轼由雄俊到平淡的诗歌审美演变与“追陶”心路 |
| 一、诗歌审美雄俊奔放,“羡陶”心路初显 |
| (一)出而用世,笔锋雄俊奔放 |
| (二)在野性与归田情怀中萌发“羡陶”意识 |
| 二、诗歌审美转向以“清敦”,开始以陶渊明为师 |
| (一)谪居黄州,诗歌审美转向清劲敦厚 |
| (二)精神突围中以陶为师,“学陶”观的深化 |
| 三、诗歌审美归于平淡,与陶渊明形神合一 |
| (一)贬谪岭海,平淡诗美的确立 |
| (二)我即渊明,与陶渊明形神合一 |
| 第三章 苏轼诗歌的平淡特质 |
| 一、清新朴茂的人生境界 |
| (一)清劲旷达的性情 |
| (二)“杖藜行歌”的处世态度 |
| 二、平淡而内蕴丰富的语言 |
| 三、清新脱俗的艺术境界 |
| 第四章 苏轼“和陶诗”与陶诗的共性与个性 |
| 一、“和陶诗”对陶诗审美趣味的继承 |
| (一)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旨趣 |
| (二)平和淡远的情怀 |
| (三)清新自然的语言 |
| 二、“和陶诗”对陶诗审美趣味的开拓 |
| (一)艺术风格：陶诗醇厚,东坡和之以清劲 |
| (二)语言艺术：陶诗朴茂,东坡多超脱语 |
| (三)诗歌境界：陶诗平和玄远,苏诗诙谐有禅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四、陶渊明的“任真”与陶诗的自然本色（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攀龙文学研究[D]. 渠嵩烽. 上海大学, 2021
- [2]统编本中学语文教材陶渊明作品教学研究[D]. 张立.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唐顺之“本色论”及其崇陶情结发微[J]. 李金坤. 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2020(03)
- [4]陶渊明诗文作品对外传播研究[D]. 韩亚男. 山西大学, 2020(01)
- [5]陶渊明美学思想新探[D]. 孙玉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6]唐顺之“本色论”及其崇陶情结发微[J]. 李金坤.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 2020(02)
- [7]唐英任职九江期间诗歌创作研究[D]. 赵雅茹.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袁宏道六朝诗学观念研究[D]. 岳佳. 河北大学, 2019(08)
- [9]元初南方士人陶渊明接受研究 ——以和陶文人为中心[D]. 王倩. 西南大学, 2019(06)
- [10]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苏轼诗歌审美历程中的“和陶诗”研究[D]. 程贝贝. 鲁东大学, 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