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虑货币测度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与资源消耗最小化问题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张菀庭[1]（2021）在《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随着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利率走廊机制的构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逐渐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价格型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资产价格变化,影响家庭或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收入预期,进而改变经济行为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价格型货币政策以间接调控为主,政策传导机制链条较长,外部影响因素也较多,调控效果有时不尽如意。因此,本文针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前面临的国内外问题,运用封闭经济体和开放经济体框架下的数理模型,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多种传导机制,得出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政策的传导机制会根据外部经济情况发生改变,那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是否也有可能随经济发展而调整?目前对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研究多数都遵循1994年提出的经典泰勒规则,将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作为政策调控目标。但泰勒规则没有清晰的定义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在政策操作中的对应指标。后续文献应用泰勒规则时,大多从统计学意义构建指标,而忽略了其经济学内涵。有鉴于此,本文在深入理解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特征,将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经济含义向“解决不平衡发展、加强自主创新”两项长期经济规划靠拢,重新构建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并刻画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为拓展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提供理论支持。论文具体结构安排如下:本文的第1章对货币政策的发展和演变脉络进行梳理,阐释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原因,明确后者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的第2章从全局视角对价格型货币政策进行了概览式分析,通过拓展泰勒规则的数理模型推导,得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两项经典最终目标,产出和通胀。随后,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分析不同经济波动阶段内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在产出和通胀目标间的权衡与侧重。结果发现,在经济高波动阶段,我国中央银行更侧重对产出缺口的调控,而在经济低波动阶段,则更偏向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由此可见,我国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并非遵循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那么,这种规则切换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通过第3章房地产价格波动、第4章资本账户开放以及第5章美国货币政策冲击三种情境下,分别研究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观察异同,以印证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第3章研究“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本章运用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产出和消费”的传导机制,通过对比DSGE数值模拟结果和VAR实证脉冲图,提出房地产价格会通过“消费品渠道”而非“抵押品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这一研究结果表明,Bernanke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契合度并不算高。与美国的次级贷款情况不同,我国房地产信贷市场一直执行较为严格的宏观审慎政策,因此房地产价格上涨不是通过信贷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相反的,由于家庭没有适宜的理财投资渠道,而把房地产当作投资和储蓄的惯常模式,价格型货币政策增加的流动性会进入房地产市场,催生房地产泡沫,降低资本在实体经济中的流转,使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灵。第4章研究“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本章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首先通过蒙代尔—弗莱明经典模型,分析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三者间的理论关系,随后运用包含交互项和虚拟变量的回归方程对理论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开放经济体框架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变动会引起国际资本流动,进而造成产出和通胀的变动。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与资本账户开放度关联紧密,但与汇率制度关系不大。因此,我国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应循序渐进,资本账户过快开放可能会影响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造成经济体不必要的震荡波动。第5章研究“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在开放经济体框架下引入国际货币政策冲击,运用SVAR模型研究美国常规货币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国常规货币政策会引起我国利率政策的联动变化,影响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我国利率政策的独立性,还会影响我国的经济产出。一方面利率政策不能自由调整,另一方面经济波动加剧,两者叠加,将使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失效。因此,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应更加重视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冲击的溢出效应,努力提高政策响应的独立性,进而缓解政策冲击对我国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从第3、4和5章的研究可以看出,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错综复杂。这能够解释,第2章中,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在不同规则间切换的特征。面对不同领域的经济问题,政策与经济变量间的关联机制和传导链条均有所不同,因此政策调控的偏好系数也会随之改变。第6章和第7章聚焦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中,通胀目标的指标重构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刻画。通过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拓展,为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政策调控提供助力。第6章提出用“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货膨胀指标”替代传统通胀目标,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盯住目标。本章在包含八部门异质性特征的价格扭曲模型中引入价格粘性和劳动收入份额,用以刻画不同部门物价波动的福利损失,并据此估计各部门在核心通货膨胀指标中的权重。研究结果表明,“其他用品和服务”、“食品”以及“居住”部门存在较强的劳动扭曲,“交通和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和娱乐类部门”存在较强的价格扭曲,在核心通货膨胀中的权重比例高于它们在CPI中的支出份额。核心通胀指标构建的意义在于,不以单一的物价稳定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最终目标,而是以减少物价波动对居民生活实际影响为标准制定通胀调控目标。盯住这一指标,能使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中涵盖各部门的物价扭曲信息,使政策调控能够真实的改善消费、投资、就业等领域的实际经济问题。第7章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作为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实现路径。本章通过DSGE理论模型刻画“价格型货币政策→金融摩擦→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路径,并通过数值模拟与SVAR实证分析的结果对比,验证了金融摩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研究与通货膨胀不同,由于潜在产出不存在固定值,其与经济要素间的关联也会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增长不应该是结果指标,而应是过程指标。也就是说,从经济学意义上,经济增长目标不应仅关注稳定产出,也应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依赖于创新效率的提升,而创新效率的高低又取决于金融摩擦。金融摩擦越大,企业R&D投资就越少,进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放缓。因此,若想提高经济增速,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应聚焦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创新效率。
蒲诗璐[2]（2021）在《印度政府债务的演进、风险及可持续性研究》文中提出毋庸讳言,政府债务已成为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融资手段或者调控工具,无论是为弥补财政赤字、筹集建设资金,还是为调整经济结构、熨平经济周期,抑或改善融资渠道,政府债务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但是,政府债务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累积水平过高以致于超过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就可能成为引爆经济动荡甚至债务危机的导火索。据国际金融协会报告,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达到281万亿美元的新高,全球债务与GDP之比超过355%,这表明债务高企已成为困扰全球经济的重大问题,Covid-2019疫情却又使全球债务问题雪上加霜,全球经济正在债务上走钢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组织纷纷预测,爆发世界性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印度是新兴发展中大国,近年来其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经济增长明显提速。但是,伴随工业化的急速推进,印度政府债务规模也在持续攀升,在当前全球债务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印度政府债务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印度政府债务究竟有没有风险,其可持续性状况到底如何?是否真正潜伏着危机?债务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加强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加强财政管理和债务管理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选择印度政府债务的演变、风险及可持续性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弄清印度政府债务演变的特征、问题及其成因。更重要的是试图探讨印度政府债务演变过程中所遵循的一般性规律,以期为中国政府如何防范债务风险、增强债务可持续性、提升债务资金的效率提供参考和借鉴。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各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结论如下。绪论部分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明确指出了本选题的研究对象、研究边界和研究意义。在全球债务问题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以印度政府债务的风险及可持续性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丰富经济学和财政学中有关政府债务风险及可持续性问题的理论探索,还可以在实践上为主要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债务管理工作提供借鉴。第二章从政府债务的内涵、特征、分类与功能,政府债务与国家财政的关系,政府债务的经济效应,政府债务风险理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等几个方面构建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并进行了文献梳理。逻辑上层层递进,既明确了本文关于印度政府债务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和范围,也界定了本文研究的思路、任务和目标,为全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思路引导、以及方法（论）指导。第三章从宏观上对印度政府治理体制、财政分权关系、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的演进进行了详细梳理,同时还对印度近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和莫迪政府财税改革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剖析,旨在为本文关于印度政府债务风险及可持续性演变特征提供制度维度的解释。研究认为,财权和事权不断从中央向地方分散;政府债务积累是长期推行扩张性投资政策、快速增加非生产性支出、对各邦援助、以及国内外非债务性资源动员不足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融资管制不断放松;为防范债务危机政府也加强了关于财政和债务管理的制度建设。第四章研究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从总量和结构上对印度内债和外债分别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分别揭示了印度政府内债和外债的变化特征;二是采用债务评估单一指标法分别对印度政府内债和外债的风险进行了评估。结论认为:（1）内债。快速增长开始于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达到峰值后开始呈下降趋势;内债始终是拉动政府债务变化的主导力量;主要原因可能有经济增长缓慢、税收和非税收入的拓展空间有限、五年发展计划对资金的需求过大、财政支出中非发展性支出占比过高等等;内债风险主要集中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2003年前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三个时段。（2）外债。快速增长集中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峰值16.3%出现在1991年）;外债增长不仅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而且跟对外贸易状况有直接关系;主权外债占比较低、多边主权债务占比较高、币种安排较为分散表明印度外债的潜在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可控;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大多数样本年份里外债风险相对较小,而外债风险相对较大年份主要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期,即印度债务危机爆发时期。第五章以Romer（2005）跨期预算约束理论为基础,构建政府内债动态方程（35）b（28）pd-s（10）b（r-g）和政府外债动态方程Df（28）z（10）（ex-i）*e,分别从“质”和“量”的维度对政府内债和外债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1）内债的不可持续性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从“质”来看,经济增速慢于债务利率导致内债的不可持续;从“量”来看,财政赤字规模的持续扩大导致内债的不可持续。（2）独立以来,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较好和可持续性较差的年份大体相当,可持续性较差的时段集中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90年代末到2003年前后两个时段。（3）外债的不可持续也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从“质”来看,外贸出口增长率（外债资金的出口创汇能力）小于美元外债的利率;从“量”来看,外贸处于进口大于出口的逆差状态。（4）1970-2018年间大多数年份里印度外债可持续性较差,而80年代初到1992年前后又是印度外债可持续性最差的时段,导致印度外债可持续性较差的主要因素是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第六章依据“财政疲劳”理论构建印度财政反应函数,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进行实证分析,以此为基础测算出印度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上限及财政空间,进而设计四种研究情境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模拟。研究结论认为:（1）印度政府负债率的理论上限为80.3%,历年实际负债率处于37.7%-82.1%之间,多数年份实际负债率低于负债率的理论上限,这表明印度政府债务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1990年前后和2003年前后两个时段,实际债务率超过债务率理论上限的年份较多,表明这两个时段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最差。（2）采用工具变量数值情境模拟方法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缺口、债务偿付利率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之间成负相关关系,而经济增长率、经济产出缺口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之间成正相关关系。第七章根据前文研究得出五点结论,即印度财权和事权分权趋势明显但监管力度加大,债务扩张导致其风险放大但态势总体可控,债务规模和资金效率共同作用债务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财政支出规模、债务利率水平等因素及其波动情况等宏观变量对债务可持续性产生重要影响。据此提出对中国的启示或建议:加强财政支出和赤字管理,合理确定债务规模,防范债务风险或危机;防范政府债务因经济下滑而出现较大风险;推动金融和债务管理改革,降低政府债务成本和风险;在印度的中资企业当以防范政治风险而非债务风险为主。本文的创新工作主要表现在:第一,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认为债务可持续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单一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无法对一国债务可持续性与否作出准确的判断,本文对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研究,既有描述性分析,也有单一指标评估,还通过自建模型对其可持续性进行测度,此外还从相关政策或制度维度对其可持续性的演变特征进行解释,这种研究视角有助于研究任务同时发力和研究结论相互佐证,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科学性。第二,使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全新的政府内债可持续性动态测度模型:（35）b（28）pd-s（10）b（r-g）和外债可持续性动态测度模型:Df（28）z（10）（ex-i）*e,从“质”和“量”的维度对政府内债和外债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测度。又以跨期预算约束理论、财政反应函数理论、“疲劳财政”思想为基础,构建了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上限阈值测度和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识别的实证模型,是对债务可持续性指标研究方法的有益补充。第三,得出了新的研究结论。如,本文认为带给印度政府债务风险最大的是外债而不是内债;又如,本文认为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较好与较差的年份大体相当,目前印度政府债务具有一定可持续性,风险总体可控,但政府进一步提高债务水平的财政空间越来越小。
童超[3]（2020）在《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文中研究说明在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GDP作为核心经济指标,未体现资源环境因素的不足日益凸显。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陆续启动绿色GDP研究和实践,但在推进过程中遇到较大困难,绿色GDP探索一度进入低谷。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着成效,社会各界对绿色GDP的数据需求越来越迫切。2015年,环保部宣布重启绿色GDP研究,称为绿色GDP2.0。一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多数研究侧重于技术评估层面,缺乏经济理论和核算理论支持,也缺乏统一的核算方法,导致核算结果不可加、不可比,存在一定争议。本文针对当前绿色GDP研究存在的问题,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里,按照绿色GDP研究范式,保持绿色GDP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经济学本色,体现资源耗减、环境污染和环境改善等因素,构建指数并进行估价,最后以山西省为例计算出全省和各市绿色GDP。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重构绿色GDP核算理论框架。本文针对当前绿色GDP1.0和2.0研究存在的不足,根据核算理论,结合当前生态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的背景,提出理论框架的前提假设:污染物产生的同时即由企业自行无害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比较明确投入产出关系的绿色GDP核算理论框架,主要做法是:1.拓展核算范围,虚拟一个资源环境部门;2.重构投入产出关系,将资源耗减和公共环保支出视为该部门的投入,将环境污染视为负产出;3.考虑环境改善产出,将其作为一项因子体现在环境污染指数中;4.将资源和污染物价格作为内生变量,克服价格外生给定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二是重构绿色GDP物量核算方法。构建统一的物量核算单元——资源耗减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主要做法:1.采用最新研究成果拓展生态足迹方法的范围,解决现有方法难以度量矿产资源耗减的不足,将核算范围拓展到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以生态足迹为同度量因素,结合山西省涉及的主要资源类型,构建资源耗减指数。2.按照主要污染物的环境监测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和产排污系数计算污染物排放量,采用经验判断与熵值法等方法为25种环境污染物赋权,同时,充分考虑环境改善因素,以造林面积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构建环境改善因子,构建体现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三是重构绿色GDP的价值量核算方法。主要做法是:1.根据能源距离函数和拉格朗日原理,推导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公式,将资源耗减指数作为一项新的投入,与资本、劳动和产出等指标共同纳入超越对数能源距离函数,利用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资源耗减指数的影子价格。2.根据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与利润函数的对偶性,推导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公式,将资源耗减指数、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将环境污染指数和工业总产值作为负产出和正产出,纳入二次型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利用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子价格。3.直接求解出的影子价格是在最优化条件下的价格,本文根据非效率因素对其进行调整,并进一步根据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工业增加值率进行调整,得出可以直接用于调整GDP的实际价格。四是基于山西省数据,运用重构的核算框架和方法进行山西省绿色GDP的实证探索。从相关部门搜集整理山西省自然资源、环境污染、造林、工业生产和效益等数据,计算山西省资源、环境物量指数及其实际价格,并进一步计算2004-2017年山西省及各市资源耗减投入和环境污染负产出,结合整理搜集的公共环保投入,核算山西省及各市2004-2017年绿色GDP数据。经与相关研究对比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本文计算的物量指数、实际价格以及绿色GDP,能够体现生态环境政策变化,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山西省绿色发展成果。本文创新点:一是重构绿色GDP核算的理论框架,与之前研究相比,本文核算框架改进之处是:引入负产出概念、重构投入和产出指标、符合投入产出一致性等核算原则,从流量角度进行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核算,可以得出一个有减有加,体现环境治理效果的绿色GDP指标。二是将指数方法引入绿色GDP的物量核算,与现有框架中碎片化的分项进行物量核算相比,将指数用于物量核算是统一的核算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核算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核算范围全面且易于拓展,新的资源和污染物类型可以很方便的纳入指数。三是将距离函数引入绿色GDP核算并进行统一估价,采用能源距离函数求解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采用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求解污染物影子价格。影子价格优点是能够体现资源和环境服务稀缺性,方向性距离函数适用于解决负产出问题,因此,本文核算方法和核算理论框架具有一致性。四是数据创新,1.本文整理长达14个年度的省级与市级工业主要产品产量（506种产品）,并以此为基础计算资源耗减投入和环境污染负产出,包括10种资源和25种污染物,核算范围明显比当前相关研究更加全面;2.本文采用更加细分的企业数据,经梳理国内公开发表的绿色核算和资源影子价格等相关研究,其数据均由包含非采矿业产值的企业层面产值数据汇总得出,暂未发现采用更加细分的企业数据进行资源耗减和绿色GDP核算的研究,在企业多元化发展背景下,采用企业的采矿业产值,而非采矿企业总产值,可以更准确度量采矿业产出和核算资源价值;3.本文各指标均由相同的企业数据汇总得出,提升估价和核算的准确性。
赵哲[4]（2020）在《草牧业生产中的效率问题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为例》文中指出草地作为国家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生态功能始终是其第一大功能,保障草地生态安全也成为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任务。然而,近年来在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加大与气候变化进程持续加剧的双重影响下,草地生态环境面临极大的威胁与挑战。此外,草地还具有重要的生产功能,并且随着居民膳食结构的转变,对于口粮的消费量在不断减少,对于畜产品（肉、奶、蛋）的需求量在显着增加,而农业产业结构并未随着市场消费需求变化进行及时调整,从而导致农产品市场上供需失衡。并且,作为畜产品生产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充足且优质的饲草是畜产品持续供给的根本保障,但是当前以天然饲草为支撑的传统草牧业生产模式难以满足市场对于畜产品的强劲需求,造成畜产品大量依赖进口,且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高,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而在资源约束趋紧,市场需求激增的背景下,通过生产模式的转型升级,进而提高草牧业生产的效率水平无疑是在保障草地生态安全的同时,提升其生产功能,扩大经济产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经。本研究围绕效率的测算、效率的收敛性、效率的影响因素、效率的经济溢出效应等方面对呼伦贝尔不同草牧业生产模式下的效率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首先,在厘清草地资源变动情况的基础上,从生态与生产两个方面分析其供给能力,并结合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从供给-需求的角度辨识了当前草牧业发展现状;其次,采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SE-DEA）模型和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结合统计数据与调研数据,将草地净初级生产力（NPP）作为考察草地质量与生产能力的生态变量纳入生产函数当中,从宏观（旗县）与微观（牧民）两个维度分别测算了以天然饲草为支撑的传统草牧业生产模式的效率水平并甄别了关键影响因素;再次,基于能值分析方法,通过传统模式与新型模式的对比,辨识了牧场维度以人工饲草为支撑的新型模式相比于传统模式的生产水平及发展优势;第四,采用Orani-G模型进一步分析了由于生产模式转变导致的效率变动对呼伦贝尔农业部门的经济影响;最后,根据研究成果提炼出推动草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在草牧业发展现状分析方面,从整体看,近年来呼伦贝尔草地生态系统供给能力仍处于较低水平,草地变动呈现以其面积缩减为代价,支撑其他各类生态系统面积扩张的趋势特征,草地生态保护压力加剧,生态功能已经难以满足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需求;生产供给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其中以液态奶产量上升为主,肉类产量上升幅度较小,草地生产功能同样难以满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需求;结合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当前草牧业发展现状主要包括粮食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不匹配,饲料粮与畜产品对外依存度增高、威胁国家粮食安全,草地生态压力加剧、天然草地供给能力较低,草牧业科技薄弱、草畜产品质量难以保证,缺乏产业链总体设计、草牧业尚未形成完善的产业体系五个方面。（2）在旗县维度草牧业生产中的效率分析方面,2001年,除新巴尔虎右旗与扎兰屯市外,其余旗县草牧业生产技术效率均处于较低水平;2016年,位于半农半牧区旗县的技术效率整体高于牧区旗县,存在技术领先优势;在动态变化方面,部分旗县的变化幅度较大,整体呈现出半农半牧区旗县实现对牧区旗县的技术赶超并不断扩大技术优势的趋势特征,技术进步成为驱动技术效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在空间变化方面,各旗县技术效率变动存在明显的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其中,在2001-2005年间呈现绝对β收敛趋势,表明存在技术落后旗县对技术领先旗县的赶超效应,在2006-2016年间则呈现发散趋势,表明半农半牧区旗县的技术领先优势不断凸显;条件β收敛检验结果显示,技术效率最终均会收敛到稳定水平,存在发展趋同的收敛性特征;此外,降水量、科研投入、人力资本投入、规模化经营以及草原管理政策均会对技术效率产生积极影响。（3）在牧民维度草牧业生产中的效率分析方面,呼伦贝尔牧民草牧业生产的效率水平差距较大,且存在科技与机械化水平较低、生产方式较为粗放、适应极端气象灾害能力较弱且手段匮乏等问题;并且,当前传统的草牧业生产模式主要依赖于天然草场供给,受气象灾害的影响程度较大,产量低且不稳定,其中极端干旱是该地区最主要也是造成经济损失最为严重的气象灾害,因此,由于极端干旱引发的饲草供给不足则是当前制约效率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此外,虽然以“购草”与“卖畜”为主的牧民适应性措施对技术效率提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都是为了减少经济损失而选择的无奈举措,本质上并未实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草牧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无效率现象;而提高牧民草牧业生产的效率水平还需在合理控制载畜量的同时,通过联户经营、社区共管等方式适当增强牲畜的移动性,从而实现良性避灾。（4）在牧场维度草牧业生产中的效率分析方面,以天然饲草为支撑的传统草牧业生产模式存在资源利用率不高、草地生态压力较大等问题,而试验区特泥河牧场与谢尔塔拉牧场内以人工饲草为支撑的新型生产模式可以较好的协调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具备相对较高的效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潜力;并且,人工草地可以实现高产高效的饲草供给,牧场内占草地面积10%的人工草地可以满足全部的饲草需求,当这个比例提高到30%时,可以使草牧业生产规模扩大1.7倍。整体来看,以人工饲草为支撑的新型生产模式有利于实现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5）在草牧业生产的效率变动对农业部门的经济溢出效应分析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会导致GDP、出口总值与加税进口总值显着增长,在此基础上,技术效率提升会进一步增强上述影响,而技术效率降低则会弱化上述影响,表明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效率提升对农业部门的经济影响与技术效率降低相反;此外,效率变动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程度最大,效率提升会带来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尤其体现在畜产品供给量的增加上,从而导致各类农产品价格出现下降,而鉴于农产品市场上对于畜产品的强劲需求,产量提高、价格下降,则需求量必然增加,相应的替代性产品（粮食性产品）的需求量则必然减少,并且效率提升会带动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进一步印证了通过生产模式的转型升级,进而提高草牧业生产的效率水平有利于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满足市场消费需求、提高牧民生活水平、推动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基于研究成果提炼出推动草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加大草牧业科研投入,提升草畜产品市场竞争力;完善灾害预警应对手段,提高适应性管理水平;转变草牧业生产方式,实现草地生态置换;优化草牧业经营模式,改变草地放牧依赖;划定草地资源与生态保护红线,恢复草地生态功能;加大草地生态补偿投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草牧业产业体系,推动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八个方面。
张楠[5]（2020）在《家庭等值规模的理论、测度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研究》文中提出家庭等值规模是将不同人口结构的家庭实际人口规模转换为以一定参照家庭为基准的标准化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等值规模充分考虑不同家庭成员的消费异质性和家庭规模经济效应,赋予不同类型的家庭成员以不同的标准化值,是用来解释不同类型的家庭成员为达到相同的消费水平所需的相对金额的预算平减指数。家庭等值规模在国际上被广泛用于不平等、贫困以及家庭福利的测度研究中,包括OECD成员国以及欧盟成员国的多数发达国家将家庭等值规模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到相关福利政策的制定中,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联农组织等机构也倡议各国将家庭等值规模应用于收入分配测度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印尼等也对各国家庭等值规模的测度展开大量研究。而中国对家庭等值规模的研究不够重视,因此造成中国在不平等测度、家庭福利水平评估、贫困的测度及识别甚至税收政策评估等领域的研究都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偏差。在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人均收入和消费是最基本的衡量指标。现有微观数据库中的居民消费项目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调查的,通常情况下需要将家庭消费以家庭人口规模为基准转换成家庭人均消费进行测度,但是,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并非都具有相同的需求,也并非都享有平等的消费。由于家庭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有些公共消费可以被家庭成员共享,同时,不同的家庭成员因其消费偏好的异质性,当家庭中新增一个额外成人、儿童或是老人时造成的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往往是不同的。因此,需要把家庭中不同成员的相对生活成本以参照家庭为基准进行标准化可比折算,这就是家庭等值规模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研究内容设计,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1、厘清了家庭等值规模的理论内涵。本文认为家庭规模经济效应理论是家庭等值规模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而家庭公共物品理论则是研究家庭规模经济效应的根源;消费行为理论是测度家庭等值规模的重要理论支撑,基于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的理论推导,为构建恰当的测度家庭等值规模的模型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准备。2、从三个方面梳理了家庭等值规模的测度方法。第一,本文讨论家庭规模经济指数的测度方法,从家庭效用和需求弹性理论出发,结合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借鉴Barten模型评估家庭人口规模增加在分项消费和总体消费中体现出的分项消费的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和家庭总体规模经济效应。第二,从食品消费的视角,运用恩格尔理论推导儿童等值规模测度模型,研究不同年龄段儿童在家庭中的等值规模。第三,探讨了家庭等值规模的测度方法,主要从与家庭消费行为有关的近乎理想需求（AIDS）模型和二次近乎理想需求系统（QUAIDS）模型展开,在模型中引入反映家庭人口结构的变量,构建家庭等值规模的测度模型。3、结合中国国情,明确了中国居民家庭是否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从家庭总体消费、家庭分项消费以及家庭人口结构的不同角度印证了中国居民家庭存在规模经济效应,为中国家庭等值规模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假设基础,是进一步讨论家庭等值规模的起点,即在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存在的前提下,进一步衡量不同人口结构的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差异,也就是划分人口结构后的家庭等值规模研究。4、结合中国家庭人口少子化的实际国情,充分考虑到不同儿童家庭成员的食品消费异质性和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借助恩格尔理论测度了儿童等值规模。基于食品消费异质性视角的研究得到的儿童等值规模整体偏低于家庭等值规模中儿童的等值规模。家庭中儿童等值规模体现了能够满足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的最低相对消费水平。基于儿童食品消费异质性的儿童等值规模研究细化了中国家庭等值规模,是对一般家庭等值规模测度的重要补充和拓展。5、在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存在和家庭成员消费具有异质性的前提下,基于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可迭代的非线性近似不相关回归（NLSUR）估计方法,充分考虑中国居民不同家庭成员的异质性和公共消费物品的规模经济效应,对中国家庭等值规模进行测度,并认为中国居民家庭不同成员的家庭等值规模差异较大。中国老人、儿童、成人共存的家庭模式决定了新增儿童和老人对家庭结构和家庭福利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独特的家庭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家庭等值规模的独特性。6、实现了中国家庭等值规模的系统拓展应用。本文从三个层面上考量了家庭等值规模的重要意义。第一层面,将家庭等值规模应用于收入分配问题中最基础的不平等测度中。主要选取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评估家庭等值规模对不平等测度的影响,并将消费不平等指数应用于社会福利的衡量中。第二层面,进一步研究了家庭等值规模对贫困测度的重要影响,证明了当衡量货币贫困时忽略家庭等值规模,忽略家庭消费的规模经济效应,会造成对贫困测度指标的高估,从而导致弱势群体分析结果的实质性偏差。第三层面,对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和公平性做了研究,使用以家庭为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使用家庭等值规模调整家庭免征额度计算个人所得税,并通过测度MT指数研究纳税对象为家庭时,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效应,并通过MT指数从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的角度探讨结合家庭等值规模后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7、结合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基于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应加强消费基础性建设,基于儿童等值规模应构建多层次生育补贴体系,基于家庭等值规模应完善社会福利政策和福利评价体系。本文的研究具有四个方面的创新:（1）梳理了家庭等值规模的理论和测度方法,明确了家庭等值规模的概念,为家庭等值规模的研究搭建理论和测度层面的框架,弥补中国在家庭等值规模研究上的不足;（2）尝试测算基于人口结构的中国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充分考虑到人口结构对家庭消费的重要影响,结合中国家庭劳动人口结构,测算中国家庭的规模经济效应,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3）利用国际前沿家庭等值规模测度方法,基于覆盖面较广、代表性较强的全国微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综合考量中国家庭人口结构及其不同成员消费异质性,在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存在的前提下,尝试对中国家庭等值规模进行测度;（4）对家庭等值规模在中国的具体应用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探讨,包括对收入分配监测中家庭福利测度、不平等和贫困测度指标的修正以及对个税再分配效应测度的调整等。
杨姗姗[6]（2020）在《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获得显着改善。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也给我国能源环境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汽车产业虽然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发挥着稳增长与保就业的重要作用,但汽车保有量的快速提升,也对资源与环境产生了巨大压力。其集中反应在汽车使用量快速增加带来大量石化能源消耗与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等污染方面。作为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国家高度重视,提出以汽车能源动力消费结构调整为抓手,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政策,以此作为解决我国能源安全,减少碳排放问题的着力点。—般而言,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是动力电动化,使用共享化,以及驾驶智能化。其中动力电动化,即动力向新能源转型,是当前及今后—个时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点。鉴于汽车产业链长、产值高、经济影响面大,推动其技术重大变动的产业政策必然会对相关产业乃至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影响。为了深入分析我国汽车产业动力电动化转型政策对各产业及其经济全局产生的能源环境影响,本文基于CGE理论模型构建了相应分析框架,力图给出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测度,分析评价相关政策效果。显然该研究具有为落实国家高质量绿色发展战略,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评价提供经验数据支撑的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研究框架。1.导论。提出研究背景,综述相关文献,给出研究思路和框架。2.研究基础。基于一般均衡和投入产出基础理论,可计算—般均衡（CGE）理论模型,社会核算矩阵（SAM）理论方法等形成本文的研究基础。3.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给出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回顾评价,相关政策的归纳梳理。4.汽车产业-能源环境CGE模型的构建。基于汽车产业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划分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构建相关机制模型。5.SAM表编制。基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相应SAM矩阵,为CGE模型求解提供机制数据基础。6.汽车产业相关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测度与评价。包括碳税政策、电费补贴政策以及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等。7.研究结论。本文在以下方面开展了创新性工作。与已有文献—般针对宏观政策构建CGE模型给予评价不同,本文基于我国针对微观目标精准施策的结构性调控政策评价需要,将汽车产业新能源相关微观支持政策与宏观碳税政策—起引入CGE模型,构建政策效应的模拟测度与评价框架。主要工作包括:1.提出我国汽车产业新能源动力转换对能源环境影响的测度与评价研究命题。2.基于汽车产业与能源环境的关系,划分国民经济产业部门,构建相关CGE机制模型。3.基于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编制相应SAM矩阵。4.促进汽车产业新能源转换政策的能源环境效应模拟测度与评价。主要研究结论。1.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可大幅度降低我国石化能源消耗和CO2排放,降低比例随着新能源车占比的上升而提高。但现阶段由于技术瓶颈,新能源车成本普遍高于传统燃油车平均成本。以现阶段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将会提高社会经济成本,对GDP、投资及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碳税对能耗和减排具有—定的正面作用,但对宏观经济、投资及社会福利产生冲击。因此,碳税的征收应与国家整体经济与技术发展阶段相匹配。3.电费补贴的实施,能够降低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消耗,同时减少整体碳排放量,有利于实现政策目的。同时,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宏观经济以及社会福利有着正面意义,具有较好的实施基础。
傅伟[7]（2020）在《公共物品价格问题研究 ——基于广义价格角度》文中研究说明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公共物品价格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当今研究依然具有现实需要。一是基于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需要,二是基于提升国家现代治理能力的需要,三是基于探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点的需要。纵观已有研究,对“公共物品”的探讨多从公共财政切入,而对“价格”的探讨则多为私人物品交换领域,尽管“公共物品价格”一词频繁出现于众多文献并成为了常用词汇,但两个概念之所以能够结合的机理尚有待进一步解析;已有研究较多地仿照私人物品价格分析的新古典范式,可能难以解释现实中的某些公共物品定价行为,有必要寻找新的交易范式公共物品理论,从产权标价的内在性和“一致同意规则”的决策性,重新理解和确立公共物品价格的经济学内涵。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与评述、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方法和主要贡献。第二章分别阐述了公共物品和价格的基本涵义。从消费角度,根据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不同,可将社会提供的满足人们消费欲望的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其中,公共物品又可细分为两类,分别是纯公共品以及准公共品。关于私人物品,其消费特征为竞争性以及排他性,纯公共品反之,准公共品则有三种定义,分别是雷诺兹定义（准公共品是具有外部性的私人物品）、植草益定义（准公共品是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或有排他性而无竞争性的物品）和布坎南定义（准公共品是俱乐部物品）。从生产角度,所谓公共物品,是指由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或由组织提供的物品,或经集体决策提供的物品。本文认为,是制度选择决定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分类。价格形式反映了某种单位使用价值与货币单位数量的量比关系,体现了物品的有用性、物品的稀缺性、物品的产权性、评价的货币性、交易的博弈性、社会的互动性和支付的代价性。价格形成的价值基础归纳起来有供给侧价值论、需求侧价值论和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供求价值论,但它们均淡漠了物品产权在价格形成中的前置地位和实质内容。只有首先确立交易主体对交易客体的产权归属及交易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交易才有可能顺利进行。同时产权作为一切依据某种生产要素获取收入的权利,其拥有的要素因使用或耗费而付出的货币代价或价值牺牲便构成了物品的成本,生成和创造的价值便构成了物品的收益,交易中让与和取得的产权权利束的大小便决定了价格的高低。对价值的探讨有必要回归哲学关于价值定义的本源,公共物品的纳入意味着应将价格概念广义化,方能实现逻辑的自洽。第三章分别从广义的物品、产权、成本、收益和交换等方面对传统的价格范畴进行拓展,得出广义价格的命题。任何价格都是某个或某种、某类物品的价格。人作为“社会人”结群而居,除了个人需要之外还存在共同需要,有赖组织提供。这包括公共资源、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发展、有益品等公共物品。随着人类需要的物品由私人物品向公共物品拓展,价格圈也相应地要由私人物品价格延展到公共物品价格。任何有用且稀缺的物品都有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与之相匹配,产权的让与是各种交换形成的重要原因,交换的同时会产生产权成本和产权收益。广义的产权泛指一切依据某种生产要素获得收入的权利,一个完整清晰的产权包括排他的所有权、自由的转让权和剩余的索取权,或者包括所有权财产和“共同财产”。人类社会通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私人产权、集体产权和社团产权三种基本的产权制度,分别对应私人物品、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种物品。成本是指在物品的生产和供给中,基于要素使用或耗费而付出的货币代价或价值牺牲,并随要素范畴的延展而广义化。广义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分别反映了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环境、今人与后人打交道所发生的成本,是分别耗费生产要素、制度要素、环境要素、可持续要素所支付的货币代价和价值牺牲。成本广义化过程中存在层次态演进规律,价格决策者要以广义成本为最低经济界限。要素的投入一方面产生了成本,另一方面产生了收益。价格是产生收益的因素之一,且平均收益便是价格。广义的收益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包括社会收益和生态收益。它们分别是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运用生产要素所生成和创造的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和生态价值。随着人类需求层次的提升,非经济利益越来越占有更大的比重,并通过各种可计量的方式纳入价格体系。广义的成本和广义的收益必须通过交换获得社会承认,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和实现,同时广义的物品和广义的产权也使交换的对象和内容发生变化,为此需要将交换广义化。广义的交换是产权让与和取得的交易行为。这表明无论交易主体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还是同一经济主体内部,交易客体是私人物品还是公共物品,交易方式是自愿还是强制,交易价格是等价还是不等价,只要其间发生了产权的让与和取得的行为,便属于交易的范畴,在交易中所让与和取得的产权价值的货币标度,便是物品的价格。价格由自由价格向规制价格的演进,税收由税收收入向非税收入的演进,也说明了交换与分配具有同一性,可以在广义交换的命题中获得统一。据此所构造的以市场和科层为两端的交易频谱上,各类物品、产权和价格形态可以有序分布。由此得出,广义的价格是物品产权价值让与和取得的货币标度。从让与主体来看,是让与主体基于所拥有的要素使用或耗费所付出的成本的补偿索价;从取得主体来看,是取得主体为获得物品产权的收益而愿意支付的代价。广义价格包括狭义的市场价格、收费和税收。广义价格的形成和实现是通过交易各方的博弈,遵循“一致同意规则”达成的均衡价格。以交易成本为生产制度绩效的评价标准,私人物品实行私人产权和价格制度,纯公共品实行集体产权和税收制度,准公共品实行社团产权和收费制度,是有利于资源配置优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制度选择。通过对企业循环经济的初始投入、生产、销售、消费回收环节中的价格、税费、押金、基金、罚款、补贴、政府采购等的考察,不仅表明广义价格的客观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广义价格手段的组合运用,可使各方面的利益兼容,价值链保持增值,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才是广义价格论的真正用武之地。第四章以广义价格为理论基础,阐述了公共物品价格形成的机理和机制。公共物品价格形成的机理与私人物品价格有所不同,一是存在多个交易环节,二是存在多种价格形式,三是存在多重价格水平,四是存在多条补偿渠道,五是遵循“一致同意”或“大多数同意”的集体定价决策方式,经一致同意达成的均衡价格具有相对的固定性。之所以作此制度安排,是为了体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纯公共品供给的成本由供给决策成本、生产成本、代理成本构成,三者之和构成纯公共品的总价格即税收总额,个人所缴纳的税金则为个人为取得纯公共品所支付的个体价格。纯公共品价格的优化体现在供求实现最优均衡、补偿成本最小化和税制优化。准公共品Ⅰ是指可由公私部门共同提供,允许市场竞争经营的公益性准公共品,其价格由市场经营价格（私人价格）和政府补偿或规制价格（公共价格）合成,其价值补偿来自市场价格和政府补贴双重途径,其中政府补贴的力度视物品公益性程度的大小而定。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规制则更多的是限制和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准公共品Ⅱ是指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营性准公共品,其价格具有明显的行政定价和市场定价结合的特征。应区别进入有无障碍、企业有无承受力和自然垄断强弱状况,采取不同的规制决策,达到激励与约束兼容,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兼顾。准公共品Ⅲ是指外部性物品。可通过庇古提出的补贴和税收方式、科斯提出的产权交易方式、威廉姆森提出的纵向一体化方式、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方式,将外部性内在化。第五章在机理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进而阐述公共物品价格的一般计量模型。公共物品价格计量模型由两个自变量构成,一个是定价基础（Bi）,即向个人定价的基础,取决于各类公共物品的消费特征和公共物品的定价目标,有以受益为基础定价和以支付能力为基础定价;另一个是价格结构系数（Ki）,其取决于定价的政策目标和定价方法的特点,有线性模型（如定额模型、均一价格模型）和非线性模型（如多部制价格、递增（递减）定价、高峰负荷定价）。第六章研究了公共物品的价格政策。首先阐述了纯公共品的分级供应模式和分税制政策。在分析纯公共品价格结构、税收政策体系的基础上,讨论了税收政策规制问题,指出应税费归位。接着分析了准公共品价格政策的目标,在回顾我国准共品价格政策目标取向的基础上,提出了变“均衡点”的固化控制为“安定带”的区间调控,变市场、政府分轨定价为“市场+政府”合轨定价,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警。变单打独斗为综合治理的改革建议。第七章为研究结论和展望。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指出本文由于侧重于从概念逻辑和理论思辨上进行规范分析,而在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方面存在欠缺,在广义价格研究方面缺乏深入,有待后续研究予以改进和深化。
程刚[8]（2020）在《欠发达小城市居民出行公平评估及引导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以经济弱势群体为居住主体的欠发达小城市,在城市化和机动化的进程中,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充分不平衡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城市交通与社会活动的关系更加密切,居民的出行需求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对交通服务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欠发达小城市居民出行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的状况更加严峻,由此引发的出行公平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有限的交通资源供给水平下,如何满足居民的出行需求,实现出行公平已经成为欠发达小城市交通系统研究的重点。本文从出行公平视角对欠发达小城市面临的出行需求与供给矛盾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基于欠发达小城市出行公平内涵,从主观感知视角和客观实际视角对出行公平现状进行评估:一方面,以居民出行感知为研究对象,运用货币指标和非货币指标构建出行剥夺感模型对居民出行中感知的负面情绪进行测度和分析;另一方面,选取常规公交作为欠发达小城市公共出行资源的代表,以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从站距、线路和线网三个层次对公交资源配置合理性进行评估。其次,基于出行公平评估结果,从需求侧视角,提出交通改善策略以消减居民出行剥夺感;从供给侧视角,提出公交出行改善措施以提高居民出行机动性。本文对出行公平评估与引导进行相关研究,力求缓解欠发达小城市面临的出行公平问题,维护当地社会正常的出行秩序。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居民出行剥夺感测度基于相对剥夺感理论,结合剥夺感曲线（洛仑兹曲线）、综合模糊和相对剥夺感测度方法,构建出行剥夺感模型对居民出行过程中感知的负面情绪进行测度。模型以货币和非货币指标为基础,涉及多个测度题项、维度和相关的权重。进而,结合出行需求与供给状况,运用出行剥夺感模型对欠发达小城市出行剥夺感进行多维测度。测度结果显示:同一测度维度在城市不同片区产生的剥夺感既有差异性,又有统一性;居民对收入、服务质量、出行效率和出行条件四个维度产生的出行剥夺感知最为强烈;城市不同片区综合出行剥夺感存在差异,反映了城市内部存在的出行剥夺程度不同;最后,基于综合出行剥夺感预警分析,对欠发达小城市出行剥夺感的等级进行判定。（2）基于合理站距模型的公共出行资源配置评估选取常规公交作为欠发达小城市公共出行资源的评估对象。首先,基于公交资源配置的时间可达性和空间可达性要求,对欠发达小城市居民搭乘公交出行的时间消耗和公交站点服务面积进行解析;其次,结合可达性与站点设置之间的关联性分析,选取合理站距作为评估欠发达小城市公交资源配置评估的指标;进而,以居民公交出行时间价值成本最小化和公交站点服务面积覆盖系数最大化为目标函数构建公交站距双层规划模型,并对模型进行验证;最后,基于合理站距规划模型,提公交资源配置评估的出站—线—网的多级评估指标,并结合物元分析法,从站距设置合理性、线路资源配置合理性、线网资源配置合理性三个层次实现了对案例城市公交资源配置的评估。（3）基于需求侧的居民出行剥夺感消减的引导策略基于居民感知货币和非货币指标双重出行剥夺的风险性分析,结合出行剥夺感测度结论,对欠发达小城市出行剥夺感处于预警状态的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受收入水平和交通供给水平双重制约,居民出行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是欠发达小城市出行剥夺感强烈的重要原因。基于此,从需求侧提出消减剥夺感的交通改善出行引导策略,并选取朝圣人群作为测试对象对交通改善策略实施的效果进行验证,验证结果表明交通改善能有效引导朝圣人群的出行方式选择。然后,运用边际效益理论对影响出行方式选择的因素进行灵敏度分析,基于分析结论从公共交通、小汽车交通和非机动交通三个方面制定具体的交通改善政策和措施,力求提高出行供给水平消减欠发达小城市居民出行剥夺感。（4）基于供给侧的居民出行机动性提升引导策略结合欠发达小城市公共出行资源配置评估结论,以提高居民机动性为目标,采用基于潜在态度的出行市场细分方法,对欠发达小城市出行市场进行细分研究,进而提出公交改善策略提高供给水平。基于居民出行方式选择潜在态度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潜在态度与公交出行意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判定,基于模型结论,通过K-means聚类对欠发达小城市出行市场进行细分,进而得到公交选择意向具有显着潜在态度差异的细分子市场。对比不同子市场的特征,从潜在态度入手分析不同子市场在公交出行方式选择上的差异性,进而针对不同子市场,提出公交出行引导策略以提高欠发达小城市居民出行机动性。本文的研究是在有限的交通资源供给水平下,为促进欠发达小城市出行公平所做的全新尝试,力求为欠发达小城市的交通规划与管理提供参考的依据。
朱迪[9]（2020）在《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海市开办一家企业的时间是35天,而她附近的合肥市则需42天才能创办一家企业,她们两地如此相近,两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却如此不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较快,而有的地区市场化进程缓慢。在回答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异这一永恒主题过程中,有别于已有文献从资本投入等分析视角。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有理由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形成地区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差距的主要动因。由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差异,地区间有着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与营商环境,最终形成中国区域和企业不同的经济绩效。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秩序,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地区实行的是开放权利社会秩序,中等地区实行的是相对次弱的权利半开放型社会秩序,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形成的是权利有限准入社会秩序。基于上述客观现实,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四个主要层面问题:（1）什么是制度性交易成本?（2）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到底有多高?与已有的两部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着作—《2008中国营商环境》、《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研究结果是否竞相一致?（3）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市场化程度之间的异同,成本上升对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4）中国政府当下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政策,如“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是否帮助企业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同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多高?它们之间存在的差距有多大?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普遍认为我国制度性交成本较高,但具体有多高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说清楚。作为一项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解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综合测算和系统性分析。测算的前提是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和外延,本文分析框架首先是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界定（界定）;其次在制度性交易成本界定的基础上进行测算,鉴于目前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已有两部着作,一部是《营商环境报告》,另一部是《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本文把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这两部着作分别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出它们之间的异性和共性,并在此分析基础上构建指标进行测算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区域间成本测度及差异比较）;再其次对不同行业和股权性质下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行比较分析,比较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运用DID模型识别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成本估算与差异比较）;最后并运用扎根理论得出相应的降低对策（降低对策）。具体而言,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文明确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制度工具包括冗长的法律法规和政府管制措施,涉企收费、企业进入管制成本、政企关联支出、政府管制成本等都属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范畴。从宏观层面来看,制度性交易成本具体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关系未能理顺,各环节体制引发障碍带来的成本,例如行业垄断成本、不合理的税费负担等均属于这类成本。从微观层面来看,理性经济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管制企业市场经济行为,在法制不完全健全条件下,经济人有可能增加行政审批事项,当存在行政审批事项与管制行为过多时,就会产生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成本突出表现为行政审批过程中项目偏多、程序数目复杂等,例如政商关联支出、企业进入规制成本均属于这类范畴。第二,在接受“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因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不合理成本”这一概念基础上,从宏微观经济事后表现层面构建指标体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综合测算出中国31个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测算后发现指数呈现降低趋势,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整体降低幅度从1997年8.41%降低到2014年的7.9%。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发达省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综合指数是7.55,相对次弱的是中部地区（8.41）,再次是东北地区（8.45）,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最高的是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8.63）。这与《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这两部研究成果相吻合,即市场化程度高、营商环境好的地区就是制度性成本指数低的地区。并运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发现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制度性交易成本每下降1%,我国市场化总体程度提高1.307%。只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才会明显改善地区间的营商环境和市场化程度。第三,本文供给侧改革中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出台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区域中不同行业和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将2015年作为一个时间临界点,运用“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识别敏感型行业和非敏感型行业成本差异。研究发现敏感类行业成本高于非敏感型行业成本,民营企业承担的制度成本高于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政策出台之前,处理组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均值比对照组均值高出0.163,政策出台之后成本均值高出0.022。说明供给侧改革明显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尤其是降低了竞争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递减趋势。其中各行业在不同的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存在差异,在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垄断性行业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更低,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各行业承担的成本普遍高于低等类地区。说明无论竞争性还是垄断性行业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制度成本更低。第四,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之所以存在较大差距,深层次原因在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的地区大多推行的是“坏”制度,实行的是一种有限准入秩序,所以这类地区大多经济相对落后。处于中等类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实行的是一种相对次弱半开放准入秩序,所以属于折中状态。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类地区使用的是一种“强”制度,这类地区实行的是一种权利更加开放准入社会秩序。总之,实行开放准入社会秩序大多数是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地区,这类地区经济较发达,政府与市场关系较为完善,含有较少的行政干预和垄断,企业更能自由进入和退出。
伊馨[10]（2020）在《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我国制造业的供给侧发展却无法有效满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转变后的新要求,因此,需要对新时代我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问题进行研究。论文以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为研究对象,在对供给学派进行批判性反思后,积极汲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精髓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有效供给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并就影响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论文运用Malmaquist-DEA法测算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用Michaeli系数、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用考虑技术效率约束的DEA法对中国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以技术效率推动为主,产业结构变动具有后工业化特征,资本密集型行业产能利用率最低。同时,论文结合新时代的发展阶段特征,根据新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目标,构建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制造业有效供给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新时代中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提升,制造业的惠民福利指标对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贡献度最大且呈上升趋势,供给效率与技术驱动的贡献趋于一致。随后论文以红领集团为案例,讨论新时代实现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微观路径。论文认为,要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有效供给,在宏观管理上可以适当汲取供给学派供给侧的管理主张,强化市场在实现有效供给中的决定性地位;在产业层面要降低制造业的税负,积极培育企业家精神和充分利用数字要素实现供给效率提升与供需匹配,技术创新要结合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势,不能忽视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产业政策以功能型产业政策为主,政策目标要多关注对产业发展负外部性的纠正。在厂商层面要充分利用数字要素对有效供给的影响,从供应链构建、需求识别、培育技术创新自觉性等方面实现有效供给。
二、考虑货币测度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与资源消耗最小化问题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考虑货币测度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与资源消耗最小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1.2 国内外冲击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1.1.3 价格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测度 |
| 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2.1 货币超发的理论争鸣 |
| 1.2.2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型 |
| 1.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分析 |
| 1.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研究 |
| 1.3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3.1 论文结构 |
| 1.3.2 论文内容 |
| 1.4 论文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 1.4.1 论文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主要创新 |
| 第2章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分段调控 |
| 2.1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1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梳理 |
| 2.1.2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规则特征分析 |
| 2.2 价格型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与调控规则的理论推演 |
| 2.2.1 约束条件 |
| 2.2.2 福利损失函数 |
| 2.2.3 最优货币政策反应方程 |
| 2.3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区制转移特征研究 |
| 2.3.1 价格型货币政策简化方程 |
| 2.3.2 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方法介绍 |
| 2.3.3 区制转移的实证结果分析 |
| 2.3.4 稳健性检验 |
| 2.4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特征分析 |
| 2.4.1 非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4.2 稳定区制下的非对称特征分析 |
| 2.5 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1 稳定与非稳定区制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5.2 严格利率规则反应方程估计 |
| 2.5.3 分段与严格利率规则的福利损失对比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 |
| 3.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3.1.1 传导机制的理论文献梳理 |
| 3.1.2 传导机制的实证文献概述 |
| 3.2 房地产价格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关联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3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及数值模拟 |
| 3.3.1 参数校准 |
| 3.3.2 开启与关闭抵押品渠道的数值模拟 |
| 3.4 房地产价格与实体经济关联机制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4.1 房地产价格与产出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2 房地产价格与通胀间的动态关联机制检验 |
| 3.4.3 房地产价格传导渠道的断点检验 |
| 3.5 房地产价格影响利率调控效果的渠道分析 |
| 3.5.1 房地产价格对利率调控效果影响的脉冲分析 |
| 3.5.2 稳健性检验 |
| 3.6 房地产价格、实体经济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资本账户开放度、汇率制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 |
| 4.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4.2 二元悖论理论模型构建 |
| 4.3 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构建 |
| 4.4 二元悖论模型的实证检验 |
| 4.4.1 回归方程说明 |
| 4.4.2 包含交互项的参数估计 |
| 4.4.3 引入“全球避险情绪”的参数估计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针对“产出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4.5.2 针对“资本帐户开放度测算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美国货币政策与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关联机制研究 |
| 5.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5.1.1 国际资本流动渠道研究 |
| 5.1.2 汇率渠道研究 |
| 5.2 蒙代尔—弗莱明理论分析框架 |
| 5.3 SVAR模型构建与计量处理 |
| 5.3.1 SVAR模型的构建 |
| 5.3.2 单位根检验与滞后期选取 |
| 5.4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影响 |
| 5.4.1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
| 5.4.2 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福利损失视角下的核心通胀目标构建 |
| 6.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6.2 八部门异质性价格扭曲理论模型的构建 |
| 6.2.1 个体的生产与消费 |
| 6.2.2 消费和价格指数 |
| 6.2.3 模型的一阶方程与对数线性化 |
| 6.2.4 社会总福利损失函数构建 |
| 6.3 异质性价格粘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 |
| 6.3.1 价格粘性测算 |
| 6.3.2 劳动的收入份额测算 |
| 6.4 不同异质性特征下核心通货膨胀指标的估计 |
| 6.4.1 参数校准 |
| 6.4.2 多种异质性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与对比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创新效率的经济增长目标调控机制 |
| 7.1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7.1.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2 金融摩擦与技术创新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1.3 金融摩擦与价格型货币政策间的关联机制研究 |
| 7.2 经济增长目标调控的理论模型构建 |
| 7.3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和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对比 |
| 7.3.1 DSGE模型的参数校准 |
| 7.3.2 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
| 7.3.3 S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2）印度政府债务的演进、风险及可持续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背景及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技术路线 |
| 1.5.3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政府债务的内涵、特征、分类与功能 |
| 2.1.1 政府债务的内涵 |
| 2.1.2 政府债务的特征 |
| 2.1.3 政府债务的类型 |
| 2.1.4 政府债务的功能 |
| 2.2 政府债务与财政的关系 |
| 2.2.1 政府债务的形成机理 |
| 2.2.2 政府债务与财政的关系以及“财政疲劳”理论 |
| 2.3 政府债务的经济效应 |
| 2.3.1 政府债务有害论 |
| 2.3.2 政府债务中性论 |
| 2.3.3 政府债务有益论 |
| 2.3.4 政府债务的非线性效应论 |
| 2.4 政府债务风险理论 |
| 2.4.1 政府支出扩张及预算约束理论 |
| 2.4.2 债务危机风险 |
| 2.4.3 政府债务风险的评估 |
| 2.5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 |
| 2.5.1 政府债务可持续的内涵 |
| 2.5.2 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理论 |
| 2.5.3 一般均衡条件下政府债务跨期预算理论 |
| 2.5.4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测度 |
| 2.5.5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素 |
| 2.6 文献综述 |
| 2.6.1 政府债务理论沿革综述 |
| 2.6.2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论研究综述 |
| 2.6.3 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实证研究综述 |
| 2.6.4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综述 |
| 2.6.5 文献评析 |
| 2.7 核心概念界定 |
| 2.7.1 财政赤字 |
| 2.7.2 赤字财政政策 |
| 2.7.3 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 |
| 2.7.4 发展性支出与非发展性支出 |
| 2.8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印度财政体制及债务管理制度的变迁 |
| 3.1 印度国家治理体系 |
| 3.1.1 宪法及政治体制 |
| 3.1.2 国家权力三权分治 |
| 3.2 印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
| 3.2.1 央、地事权划分 |
| 3.2.2 央、地财政支出责任划分 |
| 3.2.3 央、地税收权力划分 |
| 3.3 财政收支运行状况 |
| 3.3.1 央、地财政收入情况 |
| 3.3.2 央、地政府财政支出状况 |
| 3.3.3 财政盈余/赤字及债务状况 |
| 3.4 印度政府债务管理 |
| 3.4.1 政府债务管理的组织机构及职能 |
| 3.4.2 政府债务管理的目标 |
| 3.4.3 印度国债市场的演变 |
| 3.4.4 《财政责任与预算管理法(2003)》 |
| 3.5 莫迪政府财税改革 |
| 3.5.1 财税改革背景 |
| 3.5.2 财税改革目标 |
| 3.5.3 财税政策及改革措施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印度政府债务、演变趋势及风险描述性分析 |
| 4.1 印度政府内债及其演变趋势与特征 |
| 4.1.1 印度政府内债的规模分析 |
| 4.1.2 印度政府内债的结构分析 |
| 4.2 印度政府外债及其演变趋势与特征 |
| 4.2.1 印度政府外债规模分析 |
| 4.2.2 印度政府对外债务结构分析 |
| 4.3 印度政府债务风险分析 |
| 4.3.1 印度内债风险分析 |
| 4.3.2 印度外债风险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测度与分析 |
| 5.1 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
| 5.1.1 理论分析框架 |
| 5.1.2 政府内债可持续性测度方法 |
| 5.1.3 政府外债可持续性测度方法 |
| 5.1.4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测度与分析 |
| 5.2.1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测度 |
| 5.2.2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分析 |
| 5.2.3 印度政府内债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3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测度与分析 |
| 5.3.1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测度 |
| 5.3.2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分析 |
| 5.3.3 印度政府外债可持续性影响因素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实证分析 |
| 6.1 “财政疲劳”及政府债务上限问题研究 |
| 6.1.1 “财政疲劳”与政府债务可持续 |
| 6.1.2 基于“财政疲劳”理论的债务上限问题研究 |
| 6.2 研究模型构建 |
| 6.2.1 理论模型构建与推导 |
| 6.2.2 实证模型构建及标准设定 |
| 6.3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检验 |
| 6.3.1 变量、样本与数据说明 |
| 6.3.2 检验结果及分析 |
| 6.3.3 政府债务上限测度 |
| 6.4 印度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影响因子识别 |
| 6.4.1 研究情境设计 |
| 6.4.2 影响因子识别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主要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财权和事权分权趋势明显但监管力度加大 |
| 7.1.2 债务扩张导致其风险放大但态势总体可控 |
| 7.1.3 债务规模和资金效率共同作用债务可持续性 |
| 7.1.4 宏观经济变量与债务可持续性的关联 |
| 7.2 对中国的几点启示或建议 |
| 7.2.1 加强财政支出和赤字管理 |
| 7.2.2 防范政府债务因经济下滑而出现较大风险 |
| 7.2.3 推动金融和债务管理改革 |
| 7.2.4 在印度的中资企业应主要防范和规避政治风险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GDP定义和核算思路 |
| 2.1.1 定义 |
| 2.1.2 货币化核算思路 |
| 2.1.3 非货币化核算思路 |
| 2.1.4 各国核算研究与实践 |
| 2.2 资源耗减核算研究 |
| 2.2.1 资源耗减实物量和指数核算 |
| 2.2.2 资源耗减估价 |
| 2.3 环境降级核算研究 |
| 2.3.1 环境污染实物量和指数核算 |
| 2.3.2 环境降级估价 |
| 2.3.3 环境改善核算 |
| 2.4 环境保护支出核算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2.5.1 核算理论评述 |
| 2.5.2 核算方法评述 |
| 2.5.3 核算数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
| 3.2 SEEA核算体系 |
| 3.3 弱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4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3.5 外部性理论 |
| 3.6 边际成本理论 |
| 3.7 小结 |
| 第4章 研究理论框架与方法重构 |
| 4.1 绿色GDP定义和相关界定 |
| 4.1.1 绿色GDP定义和公式 |
| 4.1.2 绿色GDP核算原则和时空界定 |
| 4.2 绿色GDP核算框架重构 |
| 4.2.1 SNA和 SEEA局限性 |
| 4.2.2 拓展生产范围 |
| 4.2.3 虚拟资源环境部门 |
| 4.2.4 纳入环境改善因素 |
| 4.2.5 引入负价值概念 |
| 4.2.6 重构投入和产出关系 |
| 4.2.7 改进的绿色GDP核算框架 |
| 4.3 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构建 |
| 4.3.1 资源耗减投入 |
| 4.3.2 公共环保投入 |
| 4.3.3 包含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负产出 |
| 4.3.4 GDP和各科目的逻辑自洽性 |
| 4.3.5 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 |
| 4.4 绿色GDP物量核算方法重构 |
| 4.4.1 指数在绿色GDP核算中的适用性 |
| 4.4.2 资源耗减指数构建 |
| 4.4.3 环境改善因子构建 |
| 4.4.4 体现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构建 |
| 4.5 绿色GDP价值量核算方法重构 |
| 4.5.1 构建估价机制 |
| 4.5.2 引入距离函数 |
| 4.5.3 采用线性规划方法 |
| 4.5.4 求解影子价格 |
| 4.6 小结 |
| 第5章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物量指数构建 |
| 5.1 研究地区概况与数据 |
| 5.1.1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概况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数据代表性、匹配性和全面性 |
| 5.2 资源耗减指数构建 |
| 5.2.1 资源耗减核算对象和范围 |
| 5.2.2 资源耗减指数计算公式 |
| 5.2.3 基于生态足迹的资源耗减指数 |
| 5.3 环境污染指数构建 |
| 5.3.1 环境污染核算对象和范围 |
| 5.3.2 环境污染指数计算公式 |
| 5.3.3 环境改善因子构建 |
| 5.3.4 环境污染指数权重计算 |
| 5.3.5 包含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 |
| 5.4 小结 |
| 第6章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物量指数估价 |
| 6.1 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测度 |
| 6.1.1 生产可能性集和能源距离函数 |
| 6.1.2 指标选择、创新和描述性分析 |
| 6.1.3 模型设定和影子价格公式推导 |
| 6.1.4 影子价格求解 |
| 6.2 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测度 |
| 6.2.1 环境生产技术和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 |
| 6.2.2 指标、方向向量选择和描述性分析 |
| 6.2.3 模型设定和影子价格公式推导 |
| 6.2.4 影子价格求解 |
| 6.3 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调整 |
| 6.3.1 基于非效率因素调整的原理和方法概述 |
| 6.3.2 基于价格指数和增加值率调整的方法概述 |
| 6.3.3 经调整的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指数实际价格 |
| 6.4 小结 |
| 第7章 山西省绿色GDP核算与分析 |
| 7.1 绿色GDP各调整项目核算与分析 |
| 7.1.1 资源耗减投入核算与分析 |
| 7.1.2 公共环保投入核算与分析 |
| 7.1.3 环境污染负产出核算与分析 |
| 7.1.4 调整项目合计与分析 |
| 7.2 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2.1 山西省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2.2 山西省各市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3 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1 研究结论 |
| 8.1.2 政策建议 |
| 8.2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8.2.1 研究不足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2004 -2017年山西省各市造林面积 |
| 附录2 2004 -2017年山西省各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4）草牧业生产中的效率问题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关于效率的研究进展 |
| 1.2.2 关于草牧业生产中效率问题的研究进展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3.1 关键科学问题 |
| 1.3.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 创新点 |
| 1.5 研究区概况 |
| 1.6 论文结构 |
| 1.7 本章小结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草牧业 |
| 2.1.2 效率 |
| 2.2 效率测度的理论依据 |
| 2.2.1 效率的相关理论 |
| 2.2.2 效率评价的相关理论 |
| 2.2.3 效率与技术进步 |
| 2.3 草牧业生产中的效率问题 |
| 2.3.1 要素生产效率 |
| 2.3.2 产业生产效率 |
| 2.3.3 全要素生产率 |
| 2.4 不同理论下的草牧业生产技术效率 |
| 2.4.1 经济增长理论与草牧业生产技术效率 |
| 2.4.2 技术溢出理论与草牧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收敛性 |
| 2.4.3 一般均衡理论与草牧业生产技术效率的经济溢出效应 |
| 2.5 本论文研究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3 草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1 草地生态系统的时空演变特征 |
| 3.1.1 草地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布 |
| 3.1.2 草地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 |
| 3.1.3 草地生态系统的时空演变 |
| 3.2 草地生态系统供给能力分析 |
| 3.2.1 生态供给能力分析 |
| 3.2.2 生产供给能力分析 |
| 3.3 市场消费需求变化分析 |
| 3.4 基于供给-需求关系的草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旗县维度草牧业生产中的效率分析 |
| 4.1 方法选择与模型设定 |
| 4.1.1 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
| 4.1.2 Malmquist指数 |
| 4.1.3 收敛性分析 |
| 4.1.4 Tobit回归模型 |
| 4.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 各旗县草牧业生产技术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 |
| 4.3.1 各旗县草牧业生产技术效率的空间差异 |
| 4.3.2 各旗县草牧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动态变化 |
| 4.3.3 各旗县草牧业生产技术效率的空间变动及收敛性分析 |
| 4.4 草牧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稳健性检验 |
| 4.4.2 相关性检验 |
| 4.4.3 影响因素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牧民维度草牧业生产中的效率分析 |
| 5.1 方法选择与模型设定 |
| 5.1.1 随机前沿分析模型 |
| 5.1.2 FAO Penman-Monteith模型 |
| 5.1.3 Tobit回归模型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来源 |
| 5.3 牧民草牧业生产技术效率分析 |
| 5.3.1 模型估计与参数检验 |
| 5.3.2 牧民草牧业生产技术效率分析 |
| 5.4 极端干旱与牧民适应性措施 |
| 5.4.1 极端干旱的时空演变特征 |
| 5.4.2 牧民应对极端干旱的适应性措施 |
| 5.5 草牧业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5.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5.2 异方差检验 |
| 5.5.3 影响因素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牧场维度草牧业生产中的效率分析 |
| 6.1 方法选择与模型设定 |
| 6.1.1 草牧业系统中的能量与能值分析 |
| 6.1.2 能值计算方法 |
| 6.1.3 能值评价标准 |
| 6.2 案例区选取与介绍 |
| 6.2.1 草牧业生态工程试验区 |
| 6.2.2 特泥河牧场 |
| 6.2.3 谢尔塔拉牧场 |
| 6.3 草牧业系统的投入产出状况 |
| 6.3.1 草牧业系统能量图 |
| 6.3.2 草牧业系统的能值投入结构 |
| 6.3.3 草牧业系统的能值产出结构 |
| 6.4 草牧业系统的能值效率分析 |
| 6.4.1 净能值产出率 |
| 6.4.2 环境负载率 |
| 6.4.3 可持续发展指数 |
| 6.5 以人工饲草为支撑的新型草牧业生产模式的优势分析 |
| 6.5.1 保障饲草供给,缓解生态压力 |
| 6.5.2 优化饲草质量,提高畜产品竞争力 |
| 6.5.3 推动技术进步,提高草牧业生产的效率水平 |
| 6.6 本章小结 |
| 7 草牧业生产的效率变动对农业部门的经济溢出效应分析 |
| 7.1 方法选择与模型设定 |
| 7.1.1 一般均衡模型原理 |
| 7.1.2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
| 7.1.3 Orani-G模型 |
| 7.2 数据库构建 |
| 7.2.1 数据库基本结构 |
| 7.2.2 数据库构建及数据来源 |
| 7.3 效率变动的经济溢出效应分析 |
| 7.3.1 方案设定 |
| 7.3.2 效率变动的经济溢出效应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加大草牧业科研投入,提升草畜产品市场竞争力。 |
| 8.2.2 完善灾害预警应对手段,提高适应性管理水平 |
| 8.2.3 转变草牧业生产方式,实现草地生态置换 |
| 8.2.4 优化草牧业经营模式,改变草地放牧依赖 |
| 8.2.5 划定草地资源与生态保护红线,恢复草地生态功能 |
| 8.2.6 加大草地生态补偿投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
| 8.2.7 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8.2.8 构建草牧业产业体系,推动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研问卷 |
| 作者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清单 |
| 致谢 |
（5）家庭等值规模的理论、测度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家庭等值规模的存在性研究 |
| 1.2.2 家庭等值规模的测度研究 |
| 1.2.3 家庭等值规模的应用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与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1.4.1 梳理了家庭等值规模的理论和测度方法 |
| 1.4.2 尝试测算基于人口结构的中国家庭规模经济效应 |
| 1.4.3 尝试对中国家庭等值规模进行测度 |
| 1.4.4 实现家庭等值规模在中国的应用研究 |
| 第2章 家庭等值规模的理论探讨 |
| 2.1 家庭等值规模的概念解释 |
| 2.2 家庭等值规模的理论基础 |
| 2.2.1 家庭规模经济效应 |
| 2.2.2 消费行为与消费结构理论 |
| 2.2.3 真实生活成本指数 |
| 2.2.4 家庭资源内部分配与家庭决策模型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家庭等值规模的测度方法 |
| 3.1 家庭规模经济效应测度方法 |
| 3.2 儿童等值规模测度方法 |
| 3.2.1 儿童等值规模测度机制 |
| 3.2.2 儿童等值规模测度的恩格尔模型 |
| 3.3 家庭等值规模测度方法 |
| 3.3.1 家庭等值规模的广义成本规模形式 |
| 3.3.2 家庭等值规模测度的需求系统模型 |
| 3.3.3 模型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家庭等值规模的测度研究 |
| 4.1 中国家庭规模经济效应测度 |
| 4.1.1 问题的提出 |
| 4.1.2 数据来源 |
| 4.1.3 中国家庭规模经济效应测度实证分析 |
| 4.1.4 研究结论 |
| 4.2 中国家庭中儿童等值规模测度 |
| 4.2.1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4.2.2 儿童等值规模测度实证分析 |
| 4.2.3 研究结论 |
| 4.3 中国家庭等值规模测度 |
| 4.3.1 家庭人口结构与消费现状 |
| 4.3.2 中国家庭等值规模测度实证分析 |
| 4.3.3 研究结论 |
| 4.4 家庭等值规模的国内外比较 |
| 4.4.1 中国家庭等值规模比较 |
| 4.4.2 家庭等值规模的国际间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中国家庭等值规模的应用研究 |
| 5.1 对不平等和家庭福利水平测度的修正 |
| 5.1.1 修正不平等测度和调整福利变动的重要性 |
| 5.1.2 作用机制 |
| 5.1.3 实证分析 |
| 5.2 对绝对和相对贫困测度的纠偏 |
| 5.2.1 问题提出 |
| 5.2.2 调整贫困测度的研究设计 |
| 5.2.3 对绝对贫困的纠偏 |
| 5.2.4 对相对贫困的纠偏 |
| 5.3 对以家庭征收个税的再分配效应测度调整 |
| 5.3.1 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 |
| 5.3.2 以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研究设计 |
| 5.3.3 实证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基于家庭规模经济效应加强消费基础性建设 |
| 6.2.2 基于儿童等值规模构建多层次生育补贴体系 |
| 6.2.3 基于家庭等值规模完善社会福利政策和评估系统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6）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相关背景 |
| 1.1.2 研究现实意义 |
| 1.1.3 研究理论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升级理论 |
| 1.2.2 汽车产业相关研究 |
| 1.2.3 能源环境理论与政策 |
| 1.2.4 CGE模型相关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主题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性工作 |
| 第2章 CGE模型理论基础 |
| 2.1 基础理论 |
| 2.1.1 一般均衡理论 |
| 2.1.2 投入产出分析理论 |
| 2.2 模型构建基本原理 |
| 2.2.1 经济主体行为模型 |
| 2.2.2 模型的闭合 |
| 2.2.3 模型的检验 |
| 2.3 社会核算矩阵理论 |
| 2.3.1 社会核算矩阵概念 |
| 2.3.2 社会核算矩阵作用 |
| 2.3.3 社会核算矩阵理论基础 |
| 第3章 我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
| 3.1 汽车产业发展历程 |
| 3.2 汽车产业转型与升级 |
| 3.3 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 |
| 第4章 汽车产业-能源环境CGE模型 |
| 4.1 模型设计 |
| 4.1.1 模型假设 |
| 4.1.2 模型框架 |
| 4.2 部门划分 |
| 4.3 CGE模型设计 |
| 4.3.1 生产模块 |
| 4.3.2 收入分配与储蓄模块 |
| 4.3.3 消费需求模块 |
| 4.3.4 对外贸易模块 |
| 4.3.5 模型均衡与闭合 |
| 4.3.6 能耗碳排放模块 |
| 4.3.7 社会福利模块 |
| 第5章 模型数据基础:SAM表 |
| 5.1 社会核算矩阵(SAM)编制 |
| 5.1.1 社会核算矩阵(SAM)基本结构 |
| 5.1.2 社会核算矩阵(SAM)编制原理 |
| 5.1.3 宏观SAM编制 |
| 5.1.4 汽车产业能耗碳排放专项SAM编制 |
| 5.2 参数标定 |
| 5.3 模型求解 |
| 5.4 模型检验 |
| 5.4.1 一致性检验 |
| 5.4.2 平衡性检验 |
| 5.4.3 敏感性检验 |
| 5.5 小结 |
| 第6章 汽车产业政策能源环境效应 |
| 6.1 碳税政策效应 |
| 6.1.1 政策情景 |
| 6.1.2 模拟测度 |
| 6.2 新能源汽车使用电费补贴政策效应 |
| 6.2.1 政策情景 |
| 6.2.2 模拟测度 |
| 6.3 新能源汽车发展效应 |
| 6.3.1 政策情景 |
| 6.3.2 模拟测度 |
| 第7章 研究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汽车产业政策优化分析 |
| 7.3 启示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公共物品价格问题研究 ——基于广义价格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与评述 |
| 1.2.1 关于公共物品的概念 |
| 1.2.2 关于公共物品的需求 |
| 1.2.3 关于公共物品的供给 |
| 1.2.4 关于公共物品的价格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贡献 |
| 2 基本涵义:公共物品和价格 |
| 2.1 关于公共物品的基本涵义 |
| 2.1.1 基于消费角度 |
| 2.1.2 基于生产角度 |
| 2.1.3 基于制度角度 |
| 2.1.4 公共物品的分类 |
| 2.2 关于价格的基本涵义 |
| 2.2.1 价格形式的特征 |
| 2.2.2 价格形成的基础 |
| 2.2.3 简要评述 |
| 3 理论基础:广义价格论 |
| 3.1 广义的物品 |
| 3.2 广义的产权 |
| 3.2.1 产权的涵义及特征 |
| 3.2.2 三种基本的产权制度 |
| 3.3 广义的成本 |
| 3.3.1 成本的涵义 |
| 3.3.2 成本的延展 |
| 3.3.3 广义成本的层次态分析 |
| 3.4 广义的收益 |
| 3.4.1 收益的涵义 |
| 3.4.2 收益的延展 |
| 3.5 广义的交换 |
| 3.5.1 交易及其交易的三种形式 |
| 3.5.2 交换与分配的相互转化 |
| 3.5.3 交易频谱及各种价格形态的定位 |
| 3.6 广义的价格 |
| 3.6.1 广义价格的定义 |
| 3.6.2 生产制度的选择 |
| 3.6.3 结语 |
| 3.7 广义价格论的应用:以循环经济为例 |
| 3.7.1 初始投入环节的价格安排 |
| 3.7.2 生产环节的价格安排 |
| 3.7.3 销售环节的价格安排 |
| 3.7.4 消费回收环节的价格安排 |
| 4 公共物品的价格形成 |
| 4.1 公共物品价格形成的过程和机理 |
| 4.2 纯公共品的价格形成与优化分析 |
| 4.2.1 纯公共品供给的成本构成 |
| 4.2.2 纯公共品价格形成优化分析 |
| 4.3 准公共品的价格形成与优化分析 |
| 4.3.1 准公共品Ⅰ的价格形成和优化分析 |
| 4.3.2 准公共品Ⅱ的价格形成和优化分析 |
| 4.3.3 准公共品Ⅲ的价格形成和优化分析 |
| 5 公共物品的价格模型 |
| 5.1 定价基础的确定 |
| 5.1.1 以受益原则为基础定价 |
| 5.1.2 以支付能力为基础定价 |
| 5.2 K值的类型和定价模型 |
| 5.2.1 线性模型 |
| 5.2.2 非线性模型 |
| 6 公共物品的价格政策 |
| 6.1 纯公共品的价格政策 |
| 6.1.1 纯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与价格结构选择 |
| 6.2 准公共品的价格政策 |
| 6.2.1 准公共品价格政策的目标 |
| 6.2.2 对我国准公共品价格政策的讨论 |
| 6.2.3 对我国准公共品价格政策改革的建议 |
| 7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欠发达小城市居民出行公平评估及引导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来源 |
| 1.2 研究背景 |
| 1.2.1 城市发展问题 |
| 1.2.2 居民出行问题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综述 |
| 1.4.1 出行公平评估方面 |
| 1.4.2 居民出行引导方面 |
| 1.4.3 研究现状综述 |
| 1.5 研究内容和结构 |
| 1.6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居民出行剥夺感测度 |
| 2.1 相对剥夺内涵 |
| 2.2 相对剥夺感测度方法 |
| 2.2.1 剥夺感曲线 |
| 2.2.2 综合模糊和相对方法 |
| 2.3 出行剥夺感建模 |
| 2.3.1 模型假设 |
| 2.3.2 指标取值 |
| 2.3.3 模型构建 |
| 2.3.4 权重确定 |
| 2.4 实证分析 |
| 2.4.1 测度方案 |
| 2.4.2 测算过程 |
| 2.4.3 出行剥夺感测度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合理站距模型的公共出行资源配置评估 |
| 3.1 可达性要求 |
| 3.1.1 时间可达性 |
| 3.1.2 空间可达性 |
| 3.2 可达性与站点设置关联性分析 |
| 3.3 基于可达性的合理站距模型 |
| 3.3.1 上层规划模型 |
| 3.3.2 下层规划模型 |
| 3.3.3 模型验证 |
| 3.4 公交资源配置合理性评估 |
| 3.4.1 评估方法 |
| 3.4.2 实例评估与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需求侧的居民出行剥夺感消减引导策略 |
| 4.1 双重指标剥夺风险评估 |
| 4.1.1 跨维度聚集方法 |
| 4.1.2 评估结论及分析 |
| 4.2 基于剥夺感消减的交通改善引导策略 |
| 4.3 交通改善策略效果评估 |
| 4.3.1 评估案例 |
| 4.3.2 评估理论与模型 |
| 4.3.3 评估结果与分析 |
| 4.4 交通改善引导政策与措施制定 |
| 4.4.1 研究思路 |
| 4.4.2 边际效益理论与分析 |
| 4.4.3 政策与措施细化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供给侧的居民出行机动性提升引导策略 |
| 5.1 问题提出与研究思路 |
| 5.1.1 问题提出 |
| 5.1.2 研究思路 |
| 5.2 相关理论 |
| 5.2.1 结构方程理论 |
| 5.2.2 市场细分理论 |
| 5.3 公交出行意愿结构方程模型 |
| 5.3.1 定义变量 |
| 5.3.2 模型构建 |
| 5.3.3 数据采集 |
| 5.3.4 模型拟合 |
| 5.3.5 模型评价 |
| 5.4 出行市场细分及特征分析 |
| 5.4.1 子市场潜在态度特征 |
| 5.4.2 子市场出行特征 |
| 5.5 公交出行引导策略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工作总结 |
| 6.2 创新成果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内涵相关文献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文献综述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绩效影响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基本思路及结构安排 |
| 一、本文基本思路 |
| 二、结构内容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渊源、内涵及分析范式 |
| 第一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的渊源 |
| 一、交易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隶属关系分析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的演进 |
| 第二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解释存在分歧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性质—不合理成本的重新解释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分类 |
| 四、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存因 |
| 第三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分析范式的逻辑框架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基本定律 |
|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形成、过程和假设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理解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范式 |
| 四、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序的制度来源 |
| 第四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对经济制度效率的影响:两个维度 |
| 一、制度性因素引起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 |
| 二、成本上升影响经济制度运行效率:基于两个维度分析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三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分析 |
| 第一节 营商环境指数作为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原因解释 |
| 一、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紧密相关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比原因解释 |
| 第二节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维度比较 |
| 一、营商环境报告简况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多维度比较 |
| 第三节 营商环境成本测算及结果对比 |
| 一、营商环境便利指数评分方法 |
| 二、全球营商环境测算结果比较 |
| 三、中国营商环境现状及分省排序 |
| 四、营商环境高、中、低指数差异的制度解释 |
| 第四节 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系:假设与验证 |
| 一、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相互关系假设 |
| 二、营商环境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相互关系验证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四章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市场化程度分析 |
| 第一节 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原因解释 |
| 第二节 市场化指数的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 |
| 一、市场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二、市场化程度指标测算方法 |
| 第三节 中国各省市场化程度进展和总体排序 |
| 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总体进展情况:1997-2014 |
| 二、中国各省份市场化变动及总体排序 |
| 三、区域间市场化程度差异制度之解释 |
| 第四节 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假设与验证 |
| 一、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维度比较 |
| 二、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假设 |
| 三、市场化程度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互关系验证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五章 中国区域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及差异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方法回顾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直接测算方法回顾 |
| 二、间接角度进行测算的方法回顾 |
| 第三节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基本指标体系构建及结果对比 |
|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标构建及比较 |
| 二、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指数测算方法及结果分析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环境和市场化指数比较分析 |
| 第四节 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差异的门限效应检验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三、面板平稳性检验 |
| 四、门限检验及结果区制划分 |
| 五、内生性检验及门限回归分析结果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研究结论及启示 |
| 第六章 区域中的行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估算及降低成效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计量模型设定 |
| 二、变量定义 |
| 三、数据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平行趋势检验 |
| 二、行业类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程度比较:单变量估计结果 |
| 三、政策实施对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影响:双重差分回归结果 |
| 四、中国区域中的行业制度交易成本差异比较分析 |
| 五、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
| 六、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基于企业所有制视角异质性检验 |
| 第六节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降低对策及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降低对策及建议 |
| 一、基于扎根理论分析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障碍 |
| 二、扎根理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探索性分析 |
|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对策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Ⅰ:附表 |
| 附录Ⅱ: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相关概念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三、国内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点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 一、本文的创新点 |
| 二、本文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
| 第二章 供给学派理论及实践在新时代的批判性反思 |
| 第一节 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及政策主张 |
| 一、供给学派产生的历史条件 |
| 二、供给学派的主要理论及政策主张 |
| 三、对供给学派理论及政策主张的评价 |
| 第二节 供给学派的政策实践 |
| 一、“里根计划”的政策实践及评价 |
| 二、“撒切尔实验”政策实践及评价 |
| 三、日本“规制改革”的政策实践及评价 |
| 第三节 供给学派理论不适用于新时代有效供给研究 |
| 一、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供给学派理论的中国化 |
| 二、供给学派的理论出发点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不相容 |
| 三、供给学派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的市场机制 |
| 四、供给学派的供给侧单边管理理论与有效供给研究的冲突 |
| 第四节 供给学派政策实践对新时代有效供给研究的启示 |
| 一、供给学派政策实践证明供给管理的重要性 |
| 二、供给管理既是长期政策也是短期政策 |
| 三、供给管理要重视化解结构性矛盾 |
| 第三章 供给思想溯源与有效供给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近代西方经济学有效供给思想溯源 |
| 一、前古典经济学时代的供给思想 |
| 二、斯密和李嘉图的供给思想 |
| 三、萨伊的供给理论 |
| 四、古典经济学供给思想的理论价值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效供给思想溯源 |
| 一、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
|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
| 三、马克思的分工理论 |
| 四、马克思的供求理论 |
| 第三节 现代西方经济学有效供给思想溯源 |
|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 |
| 二、非均衡学派的非均衡理论 |
| 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 |
| 四、现代西方经济学供给理论的价值 |
| 第四节 有效供给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的供求理论 |
| 二、均衡理论 |
| 三、需求理论 |
| 四、技术创新理论 |
| 五、产业结构理论 |
| 第四章 制造业有效供给的概念及内在机理 |
| 第一节 有效供给的概念界定 |
| 一、供给、均衡点的供给与有效供给 |
| 二、有效供给与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 |
| 三、制造业有效供给的概念 |
| 四、新时代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内涵 |
| 第二节 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影响机理 |
| 一、经济效益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 二、供给效率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 三、需求对有效供给的引致作用 |
| 四、技术创新是有效供给的内在驱动 |
| 五、产业结构升级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 六、生产外部性对有效供给的影响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发展目标 |
| 第一节 新时代的发展阶段特征 |
| 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 二、社会需要从增长需要转向“美好生活需要” |
| 三、从经济增长速度要求转向发展质量要求 |
| 四、新一轮工业革命为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提供机遇 |
| 第二节 新时代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发展目标 |
| 一、有良好的运营质量作为有效供给的发展基础 |
| 二、供给侧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加有效 |
| 三、满足新时代需求升级要求 |
| 四、技术创新能成为有效供给的动力 |
| 五、产业结构与产业比较优势更匹配 |
| 六、有效供给的成效具有正外部性 |
| 第三节 现阶段制造业有效供给的现实差距 |
| 一、传统要素成本增加难以逆转,制造业税负高于全国宏观税负 |
| 二、供给侧资源配置效率低,结构性产能过剩长期存在 |
| 三、制成品供给错位,供需矛盾依然突出 |
| 四、关键领域的技术薄弱,制约驱动力的技术升级 |
| 五、产业结构升级,遭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挤压 |
| 六、制造业环境约束仍较明显,与新时代发展目标背离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制造业供给规模与效益 |
| 一、制造业供给总量大,但规模下滑 |
| 二、制成品产量增加,产品结构优化 |
| 三、制造行业杠杆率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 |
| 四、供给效益好转,出现行业分化 |
| 五、制造业技术投入与产出增加 |
| 第二节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现状 |
| 一、测度原理 |
| 二、变量选取 |
| 三、测算结果 |
| 四、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分析 |
| 第三节 制造业产业结构发展现状 |
| 一、制造业产业结构测算指标设计 |
| 二、数据说明 |
| 三、制造业产业结构分解分析 |
| 四、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增加 |
| 第四节 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发展现状 |
| 一、产能利用率是需求在供给端的映射 |
| 二、测算方法选择 |
| 三、数据说明 |
| 四、产能利用率测算结果分析 |
| 五、“去产能”治理后产能过剩行业供给规模下降 |
| 第七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的评价体系构建与评估 |
| 第一节 制造业有效供给水平的评价原则与时代要求 |
| 一、评价原则 |
| 二、评价指标要符合新时代特征 |
| 第二节 评价指标选择及评价方法 |
| 一、指标选择 |
| 二、评价体系框架 |
| 三、评价方法 |
| 四、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评价结果及分析 |
| 一、指标权重 |
| 二、制造业有效供给总体评价 |
| 三、制造业行业层面有效供给评价 |
| 四、制造业分行业子维度有效供给评价 |
| 第八章 新时代中国制造业实现有效供给的个案研究与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新时代传统制造厂商实现有效供给的困境 |
| 一、信息不对称导致厂商供给效率低 |
| 二、技术创新转换未能与智能制造发展方向相结合 |
| 三、厂商产业链升级遭遇要素优势不匹配瓶颈 |
| 四、规模化大生产模式难以应对数字经济下的需求升级 |
| 第二节 案例研究对象的描述 |
| 一、案例研究设计思路 |
| 二、案例分析对象的描述 |
| 三、案例设计要素 |
| 第三节 红领集团实现有效供给的案例分析 |
| 一、利用数据要素提高供给配置效率 |
| 二、利用技术创新实现工艺流程智能变革 |
| 三、利用数据技术实现“武藏曲线”的智能升级 |
| 四、数字化驱动生产方式满足消费需求升级需要 |
| 第四节 案例启示 |
| 一、利用数字要素修正供给配置扭曲 |
| 二、技术创新与技术发展趋势应相结合 |
| 三、厂商产业升级方向要与比较优势匹配 |
| 四、重视需求升级对生产模式的新要求 |
| 第九章 推进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推进制造业有效供给的宏观管理思路 |
| 一、重视供给管理在实现有效供给中的长期作用和短期影响 |
| 二、有效供给的宏观管理需协调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 |
| 三、强化市场在有效供给实现中的决定性地位 |
| 四、政府调控以纠正“市场失灵”为主要目标 |
| 第二节 推进产业层面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
| 一、降低制造企业税负成本,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
| 二、培育企业家精神,提升制造业供给侧效率 |
| 三、加大数字要素的培育力度,推动供需高效匹配 |
| 四、加大关键领域技术投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率 |
| 五、重视传统产业地位,抓住新工业革命机遇实现产业升级 |
| 六、引导产业政策转型,政策目标转向减少产业发展的负外部性 |
| 第三节 推进厂商层面有效供给的对策建议 |
| 一、构建供应链虚拟系统,提升供给效率 |
| 二、引导厂商技术创新的自觉性,实现供给驱动转换 |
| 三、培育企业内生增长优势,实现产业升级 |
| 四、把握新时代的需求变革,利用数字技术提高需求识别的精准度 |
| 第十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四、考虑货币测度社会福利函数的社会福利最大化与资源消耗最小化问题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与目标体系拓展[D]. 张菀庭. 吉林大学, 2021(01)
- [2]印度政府债务的演进、风险及可持续性研究[D]. 蒲诗璐. 四川大学, 2021(12)
- [3]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D]. 童超.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4)
- [4]草牧业生产中的效率问题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为例[D]. 赵哲.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5]家庭等值规模的理论、测度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研究[D]. 张楠.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3)
- [6]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的能源环境效应研究 ——基于CGE模型的测度与分析[D]. 杨姗姗.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7]公共物品价格问题研究 ——基于广义价格角度[D]. 傅伟.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8]欠发达小城市居民出行公平评估及引导策略研究[D]. 程刚. 吉林大学, 2020(08)
- [9]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测度及比较研究[D]. 朱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10]新时代中国制造业有效供给研究[D]. 伊馨.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