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哲学的性质、内容和作用

一、论政治哲学的性质、内容和功能（论文文献综述）

阳火亮^[1]（2021）在《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个人的现代性处境的一次尝试性探索,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为何要服从国家,以及如何服从国家;国家为何需要保护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以及如何保护?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家处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国家本身具有超越性。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既包括神学国家的因素,也包括自然国家的因素,其重点是国家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地位、功能和作用,以及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概而言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为什么要保护个人自由,而个人又为什么要服从国家权力?个人自由有没有可能在公共政治和私人生活之中找到某种确定性和存在的空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这个保护与服从的问题,直接涉及到现代国家的概念与理论,涉及到人的现代性处境的本质。霍布斯国家理论的核心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保护与服从。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家就是个人的集合体,霍布斯试图平衡主权和个人,而不是偏向其中一方。要实现这一平衡,国家就必须要有政治决断以及实现这一政治决断的力量。个人的敌人不是国家,国家权威的敌人也不是个人自由,个人和国家共同的敌人是战争状态。对于个人而言,唯一能够相信的可以提供保护的,只能是出于个人自身的力量。国家就是共同体本身,就是个人通过彼此之间社会契约构建起来的全体人民,服从国家也就是服从个人自己。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会涉及到他人的利益,正是因为群体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冲突,个人才需要国家来进行保护。因此,国家的保护和个人的服从都是基于国家的存在是以保护个人生命和自由为目的。人的困境在于,有没有可能既想要得到国家的保护又保留充分的个人自由?传统而言,国家权力多一点,个人自由似乎就少一点:人总为这个自由的空间担忧或者是挣扎。人的本质是什么?人需要的是确定性,以摆脱对未知的暴死的恐惧;人需要的是现世的安全,而不仅仅是来世的救赎。然而,人能够获得对自身生命和自由的保护,以对抗未知的、不确定性的世界,在于他对自身困境的认知。对人真正的体验和感同身受,才能真正地去理解人性。任何以自己的意识去替代他人体验,都必然导致强迫。人或许一生就处于这种自我感知与他人感知难以完全协调一致的困境中,世界的多彩源于此,世界的战乱也源于此。国家要想得到个人的服从,必须从人所处的困境出发,真正理解个人对其生命和自由的感知。个人要想得到国家更好地保护,也必须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学会和他人相处。人渴望私人自由,又渴望公共参与并在集体中得到认同,这必然需要人找到其中的平衡。

王曼^[2]（2020）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文中认为信仰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对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统领作用。政治信仰作为人类信仰的政治维度,是人们对某种特定的政治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等的信奉和敬仰,是对政治层面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是人的政治理性和政治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政治信仰是政治心理的重要组成要素,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随着人类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政治信仰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共同的政治信仰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力量。坚定的政治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进入新时代,在全球化、网络化以及“西化”“分化”等因素的冲击下,个别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出现了弱化,甚至是动摇的现象。理想信念的动摇和滑坡会使党失去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撑,损害党内的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因此,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使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崇高的政治信仰引领下践行政治理想、行为规范,在科学的政治信仰凝聚下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和战斗力,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就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承担的重要政治使命和执政课题。本文以“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为题,由导论和正文五章内容组成,各章大致的思路和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相关理论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问题,首先要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包括信仰的内涵、特征、分类以及政治信仰的概念、特征和功能等。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信仰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继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以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政治学说中的“内圣外王”的政治修养、“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为政以德”的施政原则和“大同社会”的政治追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政治理念、价值追求、社会理想的精华,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生活态度和精神生活风貌,并逐渐成为人们内化的一种特定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亦成为涵养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重要思想文化源泉。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经验。在历史脉络上,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政治信仰建设纵向、动态的梳理,纵观政治信仰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变迁历程,体悟党的政治信仰发展的历史规律,总结出党在政治信仰建设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即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向、树立并宣扬党内政治信仰的先进典型、在整党整风运动中加强政治信仰建设等。这些宝贵的经验为解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突出问题,加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提供了历史镜鉴和现实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时代诉求,突出问题意识。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党的政治信仰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党的政治和思想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考验和新问题。新时代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为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诉求。因此,通过总结新时代党的政治信仰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存在问题的成因及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的价值性两方面进行充分论证,这是我们在新时代把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建设作为时代课题来讨论的根本原因。第四章主要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时代内容。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讲话精神,从内容体系上看,新时代党的政治信仰的内容建构应包含五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这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党的科学政治信仰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第五章在前四章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的原则、机制与路径,以实现政治信仰建设的目标。加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当在认识和尊重政治信仰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采取积极有效的方法和路径加以推进。具体而言,在基本原则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渐进性与反复性相结合的原则;在有效机制上,政治信仰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在生成过程中应遵循信仰的一般心理发展机制,包括理性认知机制、情感认同机制、意志培养机制和行为践行机制;在具体路径上,通过加强理论武装、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党性修养、依托红色资源、学习先进典型、完善党内制度、加强实践锻炼等路径,实现政治信仰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只有这七个方面相互支撑,形成合力,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巩固与强化,提高党员、干部知信行合一的能力,增强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从而不断增强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张力伟^[3]（2020）在《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文中研究指明责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过好负责任的生活既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命题,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一个条件。无论是人类起源之始还是现代的繁华世界,责任始终伴随着人类生活与制度建设。自现代性成为社会基本性征之后,责任对于社会、国家乃至社会的意义更为凸出,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至全球结构的纽带。可以说,没有责任就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更没有社会生活的良善和谐。责任是一个受到多学科的关注概念或者价值,从责任的政治学视角出发,政治责任、责任政府、政治问责等理论成为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中的主要内容。这些研究虽然很好地涵盖了政治生活中有关责任的不同侧面,但是有关责任的政治学研究仍然需要体系化、综合化的整合,从一种宏观的立场去思考责任与政治的关系、责任对政治生活的建构。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探讨一种“责任政治”,分析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逻辑,回答责任在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本文的核心任务就是站在责任之重要性的立场上,以责任为线索去分析政治生活,探讨一种由责任串联起来的政治形态,旨在以政治学为视角丰富对责任的认识。如此,不仅可以拓展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也能为实现一种负责任的生活提供可能的路径。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词汇,责任不言自明。然而作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对于责任的理解却充满分歧。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与法学等诸学科都对责任提出了不同侧面的见解,体现了责任研究的多学科视角与多维度重点。社会科学是相互包容的,对于责任的理解不可能站在纯粹的立场上,或者也不存在完全独立的责任内涵。所以,在多学科责任研究的基础上,可以抽象出责任的一般性概念框架。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责任,都不能回避责任的主体、原因、对象与保证四个要素,可以认为,这四个要素构成了责任的基本框架。责任是责任政治的概念基石,责任政治的诠释必然要紧扣责任的概念框架。为了清晰地说明责任对于政治社会的作用,本文运用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工具,将责任政治理解为以责任为“中轴”的政治形态。细致地看,责任政治就是不同主体之间以责任为互动中所秉持的价值与态度的政治形态,强调政治中的责任关系与责任形式,并以此建构出特定的权力结构、制度设计与行动方式。其一,责任政治中的各主体在彼此联系的状态中,各个主体能够负责任地行动;其二,政治的运作依靠责任实现,责任是政治生活中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再明确责任政治基本概念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责任政治进行辨析,理解责任政治究竟何其所是。结合责任政治的结构、特点与运作场域,本研究提出,责任政治是一种形态,而不仅仅代表某种制度;责任政治不具有终极形态,而是处于不断地演变与发展之中,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责任政治不仅指涉国家内部关系,也适用于描绘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责任政治虽然价值中立,但是一个褒义的概念。诚然,责任政治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建构,责任政治必然有其显示的逻辑基础。由于责任贯穿于整个政治发展史,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从时间的维度出发,责任政治可以进一步诠释为三个方面:（1）基于责任的政治;（2）为了责任的政治与（3）负责任的政治。分别用于概况社会发展进程中,责任与政治的三种不同的亲缘关系。在提炼了责任政治的基本内涵之后,本文通过回顾中西方思想史来梳理历史上责任政治相关的理论与学说。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的思想可以总结出伦理政治观中的责任政治观念。伦理政治观解体之后,马基雅维里以及社会契约论思想家对责任政治观念进行了的重构。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对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责任政治又得到了新的阐发。在这些思想的不断演变中,责任政治观念分别构建了其“道德基础”“民主基调”与“联结作用”。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儒家学说中的责任政治思想是根据“仁”“礼”构建出的等级秩序,表现出“各安其位”的内涵。除了儒家之外,法家、道家与墨家责任政治思想的各具特色。近代以来,责任政治观念出现了分流。对比来看,中西责任政治思想的逻辑在于,西方构建出“权利优先于责任”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则构建出了“责任优先于权利”的责任政治思想逻辑。国家建构的历程深刻地反映出责任政治形态的演变。在西方国家建构中,从古希腊古罗马、西欧封建社会到现代国家非成熟期以及成熟期的责任政治形态,责任政治形态基本遵循着从“人际化关系”到“非人际化关系”的跃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经历了分封制与郡县制两种政治模式,那么,不同形态也就对应着不同的责任政治形态。周代分封制下,“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决定了责任政治完全基于伦理;郡县制下,责任政治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纯粹伦理的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责任政治运作存在两大困局——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以及“吏治”问题,这两大问题为研究当代官僚政治提供了良好的镜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并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责任政治形态也演变出了新的形式,并且责任政治也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对比之下,西方责任政治形态立足于“社会契约”,而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政治形态基于“伦理契约”。最后,本研究借鉴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分别从观念、结构、行动的视角探讨责任政治的建构路径。观念维度中,观念层面的负责是一种“心灵的习性”。观念构成了责任行动的原因,是规导责任行为的价值或者文化要素。在政治生活中,行政人员应该以行政伦理为责任观念;公民应该以公共精神为责任观念。人类社会中的“道德金规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责任观念。责任政治的结构可以分为“定责”“履责”“究责”三个方面:所谓定责结构,就是厘清责任如何被赋予;履责结构主要关注责任主体如何履行责任、如何实现责任的问题;究责结构是从惩戒制度入手分析责任的保障机制。行动维度的分析从行动本身入手剖析责任主体的能动性,强调了责任的意义是由责任主体主动赋予的,责任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构成了社会世界中有意义的责任关系。与此同时,主体应将反思性监控整合其中,以控制责任过程中的非预期结果,使得责任更能够符合主体之预期。总之,责任政治不仅会随着时代与国家的发展展现出新的形式,责任政治理论也尚留有许多问题需要补充与阐释,作为一项抛砖引玉的研究,希望责任政治理论能够丰富政治学的理论森林。

董政^[4]（2019）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当代中国法理学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艰辛的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当代中国法理学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事业得到更加全面与深入的推进,这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学术契机。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需要反思和总结自身的不足,并努力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与增长点。这样就需要从国家观入手,一方面通过梳理、分析与评判中国法理学在不同阶段所持之国家观来反思国家与法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法理学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另一方面,在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建构“国家的法理论”这一理论构想。简言之,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既是一种寻找“国家”的学术反思,又是一种找回“国家”的学术构想。为了能清晰地描绘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国家观的内容与变迁过程,需要建立了三个理想型,即“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三个理想型是对中国法理学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或模型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法理学属于一种“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典型;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2005年左右）,由于这个阶段法理学业已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且各种法理论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因而这个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法理论属于“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主要考察的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夏勇教授为代表的民权哲学、以公丕祥教授为代表的法制现代化理论,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法治本土资源论、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学;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以来至今,纵然有一些法理论还未形成气候,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但是这些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主动地将“国家”置于其理论学说的核心位置,自觉地探究国家与法之关系的基本原理与规律,这些法理学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一法理论的典型有以强世功教授为代表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以高全喜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大国宪制论。“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所以是“强”国家观的法理论,是因为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中,国家在价值层面上居于统摄地位,法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法理论也因此成为国家理论的附属品。换言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理论）比起法（理论）而过于强势,国家与法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强”一样,所谓“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弱”也是从国家与法之关系的角度界定的,只不过这种“弱”表现出更多的复杂特性。首先,国家观之“弱”表现为相对弱势,是相较于“强”国家观之绝对强势而言的。其次,国家观之“弱”还意味着包含国家视角、叙事、利益、精神、价值的国家理论的式微。再次,国家观之“弱”也指明了国家主题不再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换言之,法理学对国家主题的关注只是法学理论自身研究的一个附带结果而已。最后,国家观之“弱”还体现为尚未建构起与法学理论相关的系统性的国家理论框架。正是基于这四点特性,国家（观）较之于法律（观）在这种法学理论模型中居于一种弱势地位。“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是指以国家为研究“视域”的法学理论范式。这一法学理想型中从国家出发重新审视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旨趣等,将国家重新纳入到了法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之中,并且国家与法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法理论的基本研究范畴。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到“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再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国家观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中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虽然目前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家之于法学理论的重要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将国家与法之关系作为法理学基本研究范畴的自觉性还不强,尚未建构起足以解释当代中国重大法治实践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与方法论。因此,正是在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迈向“国家的法理论”。可以从时代语境、研究对象与主题构成三个方面对“国家的法理论”进行论纲性的阐述。首先,“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有四重内涵,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奋斗的新目标、担当国际秩序的新角色,以及这一新时代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新时代基本属性的不变性。新时代对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法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命题,“国家的法理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大的题域的统摄下对具体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新时代为当代中国法理学迈向“国家的法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研究契机,其具体表现为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的契机、注重法学宏观范式的研究契机、注重探寻国家精神的研究契机,这些契机也是“国家的法理论”今后深化研究的立足点。其次,由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理,因此作为一种法理学的“国家的法理论”当然也是以法理为研究对象,只不过这一法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即现代国家在以法建国、以法治国过程中的法律规律、原则、方法与价值。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国家的法理论”在研究中虽然以国家作为中心视角、从国家出发来观察法律,但其落脚点是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最后,“国家的法理论”对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的研究不是漫无目的地展开,而是在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下去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因此,还需着重分析“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国家的法理论”包含着三大主题即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当然,“国家的法理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三大主题,而是集中地考察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组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也即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立宪的政党—国家理性。

高军龙^[5]（2019）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视角,根据不同的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多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勇于担当和坚决履行的政治责任。在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新时代,研究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非常重要和必要。何为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从何而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何以实现?这些问题无疑需要理论界、学术界进行深入思考和系统阐释。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概念厘定,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多视角对“责任”“政治责任”“新时代”等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界定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概念及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责任政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的关系。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中所出现的责任,是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党员领导干部所负担的、能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应为政治行为,以及没有践行或没有践行好应为政治行为时所承担的实际所为政治行为带来的否定性后果。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本质上不仅是主动与被动相统一的责任,还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责任,更是“应然”与“实然”相统一的责任。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责任思想是其理论来源,中国传统的政治责任思想是其思想资源,域外政治责任思想是其思想借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党员领导干部始终都以强烈的政治担当与责任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实干践行使命。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履行宣传并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履行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政治责任、担当政治上“做老实人”的政治责任,推动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履行传承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履行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政治责任、担当政治上对党忠诚老实的政治责任,推动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为了更好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在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进一步压实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政治责任、落实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责任、履行让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政治责任、落实坚决执行新时代党的政治路线的政治责任、进一步担当在政治上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责任。通过对十八大以前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具体内容的分析与梳理,探寻到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具有更加鲜明的政治性、更能体现广泛的群众性、具有更强的意识形态性、具有更强的溯及力、更凸显一定的限度性、更能体现普遍的支配性。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原则是指政治责任实现所依据的准则。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实现体现为政治责任的履行和政治责任的承担。因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原则应从履行责任与承担责任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权力制约的原则、党务公开原则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基本原则,以推动责任的履行。倘若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不履行或未履行好自身的政治责任,就必然会在全面贯彻和落实“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权责一致、错责相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集体决定、分清责任”等新时代政治问责原则的基础上,接受问责,承担相应的否定性后果,即承担责任。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原则事关政治责任目标的实现。无论是对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基本原则的坚持,还是对新时代政治问责原则的贯彻与落实,都必然会通过推动和督促党员领导干部担当与履行好政治责任的方式,促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产主义等政治责任目标的实现。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最终要落脚在责任的实现上。在具体的责任实现过程中,无论是对政治责任的担当与履行,还是在不履行或未履行好责任时对否定性后果的承担,都需要责任主体、责任客体、责任介体、责任环境四要素的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具体而言,需要通过责任主体路径,充分发挥作为责任主体的党员领导干部的主导作用;通过责任客体路径,充分调动作为责任客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责任介体路径,发挥作为责任介体的党的监督制、问责制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保障和桥梁作用;通过责任环境路径,发挥作为责任环境的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熏陶、内化作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上看,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实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责任思想,创新升华了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思想,在理论上批判了自由主义和党内政治虚无主义;从实践层面上讲,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的实现,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党的领导权威,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实现党的初心和使命,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薛佳^[6]（2019）在《伦理、契约与身份：西方责任政治分析的三重视角》文中认为良序的公共生活是人类追求的重要目标,责任是有序社会生活的题中之义,是实现人类价值的条件之一,责任政治关乎人类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责任不仅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也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制度构建,责任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一样,是政治制度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看,责任的意义甚至高于其他价值。责任是社会成员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的联结点,是政治结构塑造的有机要素。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等不同学科分别从不同的维度对责任政治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从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来看,目前关于责任政治的研究多集中于责任政府、问责制度、政府责任、政治责任等内容上,或以责任政治同民主、法治等政治形式的契合为研究取向。这些研究充实了责任政治理论的大厦,但关于责任政治的具体内涵和深入的理解目前仍存在分歧。责任政治的发展脉络为何,呈现何种特征,是否具有明确的历时性线索,这些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责任是责任政治区别于其他政治形态的重要特点,责任的诠释指向以下几个要素,责任的主客体、负责的依据、责任的内容。责任政治既是多种价值观念的集合,又是一种伦理诉求;既融合了哲学理论与政治学基础知识,又包含现实政治制度的实践形式,不同层次上的责任政治共同构成了责任政治的内涵。本文在对责任、责任政治政治的内涵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从伦理、契约与身份的角度对责任政治在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的历时性发展以及每个阶段的特征进行梳理,以期把握责任政治的发展脉络。概念是理论研究的基石,责任政治的理论研究建立在对责任政治内涵准确定位的基础之上,责任政治的内涵则以责任概念的诠释为前提。本文从语义和学理两个角度诠释责任的内涵,在对责任和政治内涵的界定的基础上,从内核与外延两个层面对责任政治的内涵进行分析,责任政治以责任为内核属性,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形态、制度安排,也是价值理念和一种生活方式。文章尝试构建一个以伦理、契约、身份分析视角的责任政治的分析框架,从而对西方责任政治的特征进行总结,以便我们更清晰地从整体上了解责任政治的发展脉络。需要指出的是,责任政治的可分析视角并非只有这三者,本文选取伦理、契约、身份三者作为分析视角,一方面是考虑到西方政治制度的演进过程,另一方面,从伦理、契约与身份三个角度对责任政治进行分析既有可行性又具有必要性。从伦理的层面来看,伦理与政治的内在同质性为责任政治的伦理视角分析提供了前提,责任是伦理的重要问题,是责任政治的内核性特征,责任在伦理与责任政治中契合。契约线索下的责任政治,将责任同国家的合法性联系起来。以契约为视角剖析责任政治,通过对契约特征、要素的把握,可以清楚地了解国家及其各项制度是如何由责任进行组织并构建起来的,又通过哪些方式维护了制度的运转和国家的稳定,责任政治下的各种要素间是呈现出哪种关系。身份是社会成员与政治制度互动的结果,表明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个体同他人、组织的关系,在同他人、组织进行交互活动的过程中,确定自己的责任并履行责任。伦理、契约、身份这三个线索始终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当时的责任政治形式,三者具有内在的联系,契约的目的属性决定了它具有伦理价值,契约的签订确立了社会成员的身份性质,伦理之“理”具有契约的性质,社会成员的身份体现了当时的伦理价值。责任政治并非仅指当前被普遍认同的以国家与公民相互负责、权责一致的政治形式,不同的政治背景、政治价值所构建的政治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上虽存在着差异,但都具有责任政治的相关属性和特征,从伦理、契约、身份三个角度对责任政治进行梳理,就是对西方政治发展中的责任属性和特征进行归纳和分析。从逻辑上来看,伦理关系观照了责任政治的指向对象,伦理之“理”观照责任政治的目的,以伦理为视角考察的是责任政治在责任对象和责任目的上的特征和演变。古希腊时期体现的是以“善”为目的的指向城邦共同体的责任,相较于个人,城邦拥有天然的优先性。中世纪以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为基础,人们为了获得救赎以信仰为手段,从而向上帝负责。他者的理论在对自我和他者关系审视中,确立了以他者为责任的对象,在回应中对他者负责。当代责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意在重构一种追求个体利益的同时突出责任政治的公共性,为整体公共利益负责的伦理目的。契约视角下的责任政治逻辑在于契约合意构建了责任主客体关系,契约规则优化了责任政治秩序,契约定义了责任政治的内容。古希腊契约主要表现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古罗马时期契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近代社会契约论通过对自然状态、天赋人权的论证解释了国家的起源,表明了国家合法性的条件,同时规定了责任政治的内容。以罗尔斯、诺齐克为代表的当代社会契约论者,将社会契约论作为一种方法,论证了国家在促进分配正义或维护持有正义的责任。身份视角下责任政治的逻辑在于身份规范整合主体履责内容,身份制度凸显责任政治形式。责任政治在身份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情形和内容。大体上来看,公民身份经历了由臣民到公民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责任内容也由依附关系下的臣民服从性责任,变为与公民权利对等的责任。较为特殊的是古希腊时期的社会成员身份,这一时期城邦共同体已经存在公民的概念,但这种城邦公民身份的内涵和外延同现代社会的公民相差甚远,这种形式的责任政治中,城邦公民需要履行的责任与其权利并不对等,责任的内容主要为参与城邦事务、保卫城邦等与城邦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对历史的借鉴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源泉与动力,把握事物的特征才能进一步对其进行完善。本文在对责任政治内涵、原则等基础知识的梳理上,从伦理、契约与身份三个角度对责任政治的历史发展脉络、特征进行梳理,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并为当前责任政治的研究提供些许思路。

都萧雅^[7]（2019）在《《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思想与时代》是依托浙江大学文学院发行于1941年到1948年的一份学术同仁月刊,共发行53期,核心撰稿人有钱穆、张其昀、谢幼伟、张荫麟、贺麟等着名学者。《思想与时代》同仁处在“抗战建国”时期,其学术研究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使命,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的解决方案: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如何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革新纲常礼教的封建专制性,化解其与现代国家平等、民主的政治伦理的冲突;如何调和中西、新旧伦理思想的紧张以及科学、人文价值的分离造成的伦理危机。《思想与时代》的伦理思想即是指以这份月刊为载体的月刊同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守望伦理传统、开展文化本位主义的伦理启蒙、对现代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探索性建构、对政治伦理的实体性建构。就学术特色而言,《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三本学术刊物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其显着特征是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并努力坚守文化的民族性。《思想与时代》也是如此,其伦理旨趣与特色表现为:融贯新旧、沟通中西;习道术、明人伦;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思想与时代》同仁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对传统伦理价值的坚守和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启蒙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展开,对于“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和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现实展开。在对于传统伦理的坚守层面,他们否定全盘西化论者完全抛弃中国传统伦理的不合理态度,提出“现代化但并不西化”;否定科学万能说,重估传统伦理的人文价值;对现代化的不良症状展开超前批判,肯定传统伦理之“合理的生活态度”。他们借助美国新人文主义、西方非理性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学说为儒家伦理做了存在价值、方法、伦理道德价值导向等方面的辩护。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德性伦理之人格理想与强调孝亲忠国的社会理想、规范伦理中强调礼之别与乐之化的抽象伦理精神值得守护。在此基础上,只有努力积极地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真正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在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伦理启蒙层面,月刊同仁认为传统儒家伦理“重德轻智”的伦理优先性以及重直觉不重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但中国文化仍有接受科学的可能性。他们还探讨了科学共同体建制内部的伦理规范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社会伦理责任,对核伦理的论述展现出了明显的责任伦理色彩。他们对于伦理道德的近现代转变也有着本质的认识:否定传统伦理的专制倾向,顺应个体道德本原“由天到人”的转变,强调个体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否定传统伦理中的等级制度,强调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精神。以《思想与时代》同仁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伦理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做了甄别,既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伦理价值,又坚守伦理的民族性。他们强调伦理传统与民族特性的深度关联,因此,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又与受伤的民族感情相联系起来,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情感与文化基础,强化了国族伦理认同与国家伦理认同。月刊同仁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致力于论证国族同一性与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他们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月刊同仁多持“伦理的政治论”,认为政治应当有道德理想,伦理体系也应当对政治起到导向监督的作用。他们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经历了由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的近现代转变,强调国家主权至上,反对国际政治霸权。他们的国内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伦理启蒙特征。他们提倡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伦理价值。他们的民主观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民主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了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意义。他们的自由观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观”,强调个人自由的发展不能与公共利益相悖。此外他们基于当时的《五权宪法草案》,对于政治制度应当遵循“分权精神”还是走“全能政府”路线也有一定探讨。月刊同仁将人看作“在境性的个体”。他们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不能忽视个体人性中的民族诉求,但是个体可以参照其他文化对自己文化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思。因此他们一方面重视个体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体的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既争取自己民族的自由,也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总之,《思想与时代》的同仁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既坚守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优秀内容,又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伦理观念,力图建构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面向未来的伦理体系。他们的思考固然因时代的局限有诸多不足,但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朱宇^[8]（2019）在《苏格拉底论政治、法律与正义 ——以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在苏格拉底的众多学生中,色诺芬被第欧根尼·拉尔修视为最早撰写苏格拉底对话的着作家之一。而且,颇具史家风范的色诺芬又与苏格拉底生活在同一时代。因此,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形象就更加值得深入探究。本研究将以《回忆苏格拉底》为中心,结合古典礼法传统,深入文本,试图厘清苏格拉底关于政治、法律与正义的思想脉络。并且,以公民苏格拉底为身份视角,围绕“苏格拉底之死”这桩思想史公案,分析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与城邦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此基础上,探析公民苏格拉底所彰显的城邦世俗生活的深层次内涵。有鉴于此,本文的论述将主要围绕“政治”、“法律”与“正义”三大主题展开,且全文主要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划分为三个小节。主要介绍色诺芬及其《回忆苏格拉底》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且,说明本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及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研究文献作分类梳理,简要介绍国内外的研究进程。第二章主要讨论《回忆苏格拉底》中苏格拉底的“政治”思想。苏格拉底所走的政治教育之路,实际上是介于治邦者与智术师之间的另一条道路。在苏格拉底看来,这也是一种政治活动。对治邦者政治品行的教育,事关城邦的幸福。其中,本章分为二节,分别论述“治邦者的品行”、“治邦者的政治技艺”。第三章主要讨论《回忆苏格拉底》中苏格拉底的“法律”思想。首先,将阿尔喀比亚德与伯里克利就法律元问题的追问作为苏格拉底“法律”思想的引子,并指出现实治邦者对城邦法律的看法。其次,揭示苏格拉底的“法律正义观”以及法律的类别,试图探究苏格拉底对城邦礼法传统的看法。本章分为三节,分别论述阿尔喀比亚德就“法律元问题”的追问,苏格拉底的“法律正义观”,以及苏格拉底对“不成文法”的看法。第四章主要讨论《回忆苏格拉底》中苏格拉底的“正义”思想。试图厘清苏格拉底思想中“正义”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并展示作为“行动”的正义内涵,以及苏格拉底对“正义”的论述特征。本章分为三节,分别论述“审慎”、“不义”的维度、作为承载“智慧”内涵的“正义”。最后一章是结语。主要对全文进行总结性论述,说明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思想中“政治”、“法律”与“正义”三者与城邦礼法传统的关联。

石玉峰^[9]（2019）在《论荀子礼治论的政治向度》文中研究指明荀子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其哲学体系具有集大成的性质,具有综合百家的特色。荀子思想主要保存在今《荀子》三十二篇中。“礼”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的重要范畴,荀子是对礼学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家,本文选取荀子“礼治”论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荀子在承继和综合先秦各家礼学思想的基础上,创立博大精深的礼学哲学体系。他的礼论始终围绕“礼义”这一中心范畴展开论述。礼始于“治”,“治”与“乱”密切相关。可以说荀子的礼治论就是从礼的秩序和法则来治理“乱”的社会秩序开始的,从而构建人自身、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乃至宇宙的治理原则和秩序体系。荀子以其别具特色的礼治思想构成其哲学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奠定了其在先秦礼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政治哲学是从哲学层面来探讨政治事务的学说,它以一定的政治社会为基础,包含政治主体、政治理想两个阐述维度,以政治权力的分配模式为焦点,以善良、正义、秩序等价值为标准,探寻一定人群所希望的理想政治生活。本文所探讨的荀子礼治论中的政治哲学思想将主要从“政治理想”和“政治主体”两个方面开展论述。最后,论述荀子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哲学实践产生的深远影响。创新之处就是从政治向度这一视角,深入挖掘荀子礼治思想的本质和精神取向,凸显荀子政治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儒家思想的多维性。

胡锦玉^[10]（2017）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理论概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路线理论的贯彻和实践使我们党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使党的政治路线充分的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团结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面临新的考验,如何处理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依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有鉴于此,进一步加强群众路线理论的研究,挖掘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内在价值,更好地满足新的历史阶段人民群众的多元化利益诉求,从根本上解决党群、干群关系问题,从而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是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加强全党思想教育的根本任务。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取得了关键性发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已经具备相对完备的理论形态,并且上升到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本文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首先,从学理层面系统分析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逻辑,揭示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人民本体观和人民主体观的哲学基础。其次,从实践层面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毛泽东群众路线实现的核心要素和驱动机制,分析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实现的动力机制和实现方式。再次,从理论层面全面概括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基本内涵、本质特征和实践功能。最后,从价值层面进一步挖掘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当代价值,探讨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路线理论的教育和实践的实践路径,揭示了继承和发展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教育实践历史经验的方式方法,及其对于扩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推进社会民主化治理进程,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以下方面可能有所创新:第一,深化了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学理性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只把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简单地理解为方法论（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片面性局限,全面概括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内容和基本特征。本文从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高度,揭示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学理内涵,阐释了其价值和意义。在梳理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历史逻辑的基础上,本文把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内容概括为密切联系、互为条件的四个方面:以群众立场和群众利益为核心的群众历史本体论,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和向群众学习的群众社会主体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工作方法论,以及党的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论。可见,把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简单地理解为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不恰当的。第二,建构了一个关于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新的分析和叙述框架,进一步凸显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人的能动性内蕴”和革命功利主义性质,并将其明确界定为一种科学的、革命的实践哲学。本文以唯物史观的社会矛盾理论为基础,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所包含的内在矛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提出“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实现动力机制”这一概念。并围绕党群矛盾关系这一核心,对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首先,把党的群众路线分解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以群众利益为宗旨的价值目标,依靠群众的实践追求、政策来源和实施的认识论框架;其次,把群众范畴细化为群众的情感、情绪态度、群众意见、群众要求和思想觉悟等主观因素,以及群众利益、群众生活、群众实践和群众经验等客观因素;再次,把群众路线理论的实践目标规定为四个方面的“契合”:即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与群众情感、情绪和态度相合,以群众利益为宗旨的价值取向与群众利益和群众生活相契合,依靠群众的实践追求与群众意愿和思想觉悟相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群众意见和群众实践相合;最后,把群众实践和群众利益实现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双向驱动,看作是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实现的内在动力机制。第三,揭示了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向现实转化的具体规律,提出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实现的动力机制、实现途径对于中国共产党现阶段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的实现方式主要包括对领导干部进行作风建设和作风培育及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两种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民主制度建设、文化建设和组织建设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向现实转化的三个根本保证;民主制度、民主作风和民主氛围构成了群众路线理论实现的社会条件。通过借鉴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得出应坚持群众本体观、群众主体观,推进社会民主治理,不断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坚持群众利益观,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实现社会公平;坚持辩证方法论,探索执政党建设的整体效应和长效机制。使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特别是面对全球一体化、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实践的新局面下,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得到进一步转换和提升,社会民主建设取得进一步拓展。

二、论政治哲学的性质、内容和功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政治哲学的性质、内容和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1）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4）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伦理、契约与身份：西方责任政治分析的三重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苏格拉底论政治、法律与正义 ——以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9）论荀子礼治论的政治向度（论文提纲范文）

（10）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政治哲学的性质、内容和功能（论文参考文献）

• [1]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D]. 阳火亮. 北京大学, 2021(02)
• [2]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建设研究[D]. 王曼. 山东大学, 2020(10)
• [3]论责任政治：政治生活的责任逻辑[D]. 张力伟. 吉林大学, 2020(08)
• [4]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D]. 董政. 吉林大学, 2019(02)
• [5]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责任研究[D]. 高军龙.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5)
• [6]伦理、契约与身份：西方责任政治分析的三重视角[D]. 薛佳. 吉林大学, 2019(02)
• [7]《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D]. 都萧雅. 东南大学, 2019(01)
• [8]苏格拉底论政治、法律与正义 ——以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为中心[D]. 朱宇. 重庆大学, 2019(09)
• [9]论荀子礼治论的政治向度[D]. 石玉峰. 太原科技大学, 2019(04)
• [10]延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胡锦玉. 西北工业大学, 2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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