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吴敬琏：有法不等于实现法治

一、江平、吴敬琏:有法律不等于实现法治（论文文献综述）

周珂^[1]（2021）在《适度能动司法推进双碳达标——基于实然与应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气候变化事实与法治之间普遍存在着严重不对称的现象,无论是司法对立法和行政的能动纠偏,还是在宏大的国家战略目标下对司法予以必要的指引,都从不同角度对能动司法提出实然与应然需求。能动司法更符合我国气候变化应对的现实,正确理解和把握司法能动性实然与应然的辩证关系,对于气候变化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至关重要。气候变化能动司法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以适度能动司法为尺度。我国气候变化治理实现双碳达标要发挥比较优势,减排增汇并进,特别是要发掘与拓展碳汇资源,在特定领域创新引领,有所作为,并通过能动司法予以保障。以谦抑性为标志的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既有关联又相互制约,司法实践中要处理好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宋博^[2]（2021）在《临泽县政府经济发展职能转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不断深化,县域经济的发展对整个区域经济及国民经济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对县级政府来说,如何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能否及时转变经济发展职能,是县级政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怎样不断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经济发展上应该怎样履行政府职能,如何行使工作职能,履行什么样的工作职能,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县域经济发展目标,需要县级政府深入研究。临泽县作为甘肃省西部地区的县级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相对落后,政府因为经济发展经验不足的原因,导致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一定的不足。本文以临泽县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为研究对象,采取文献研究与调查研究的方式,通过对国内外政府职能理论进行学习研究,围绕临泽县政府在经济职能履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县级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扮演怎样的角色,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通过剖析原因,提出了改进策略与建议。本文总体由四部分组成,围绕县级政府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作为一个县级政府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履行好经济发展职能,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除绪论部分外,本论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明确了县级政府经济职能及职能转变的内涵和目标,重点分析了相关理论,以及理论对县域经济发展职能优化的意义。第二部分通过临泽县政府在经济发展职能履行方面所做的工作,提出对县级政府经济发展职能转变的现实意义。第三部分在对临泽县政府在经济发展职能履行的基础上,借助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访谈情况分析了临泽县政府在经济职能履行方面的问题和原因。问题包括:公共服务不充分;产业发展层次低;专业人才缺乏;经济发展环境不足。主要原因包括:政府与市场主体角色混淆;政府在发挥经济职能方面存在缺位;行政权力关系不顺畅;政府在发挥经济职能方面存在越位等。第四部分根据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临泽县经济发展职能转变优化的措施。包括:转变行政理念;提升履职能力;优化人才队伍建设;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优化政府服务水平。

杜方正^[3]（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国有企业面对刑事法律风险防控的现实难题,在犯罪论实践上的首要反应,当属建立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管理体系。上位法需求、合规制度的来源构成与行政监管要素是当前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实境遇。合规文本模式导致刑事合规风险识别的形式化、有效合规判定基准偏离刑事合规的预设轨迹以及法律程序性障碍影响刑事合规目的判定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的主要问题。刑事合规本质上是由国家与企业出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之共同目的,采取的刑事实体、程序性及企业内部风险控制手段在内的各项管理运行机制与措施。建构与完善企业合规制度是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与实现内部治理的潜在要求。国有企业开展刑事合规管理有着天然的法理基础与实践来源。风险刑法理论、情境预防理论以及刑法治理模式理论成为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研究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国家法层面的刑事合规、国有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以及国资监管层面的刑事合规是国有企业三阶层刑事合规基本分类。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必要性在于,国有企业是最为重要的合规主体,具有明显的法律拟制属性,刑事合规具有法治国企建设的内生动力。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取向在于实现犯罪预防的目的。实现现代企业治理则属于国家和企业共同的价值目标。刑事合规制度的风险防控既力求避免国家法层面的刑事法律风险,也对企业层面的刑事合规风险识别与评估设置必要“警戒线”,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基础路径与合规风险传导机制。准确识别与评估刑事合规风险是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关键。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与评估以审计监督、监察监督与专项合规管理为基础路径,主要针对商业活动与生产经营中的贪污贿赂型刑事合规风险、职权型刑事合规风险与经营型刑事合规风险。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基理上,刑事合规管理体系是刑事合规传导阻断机制的基准阀门,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具有不确定性与跳跃性的基本特性。常规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与突发型刑事合规风险传导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传导的标准化模式。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起点体现在行政监管与刑事合规的零和博弈,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合规管理首要面对的难题。行政和解的引入具有法定意义结案机制的参考价值,是有效刑事合规前置径路的必经环节,更是刑事合规立足长远的借鉴之策。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行政监管逻辑构造则表现于对国有企业多重风险治理体系的反思。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刑事合规上的突破与进展,必然需要对现有的刑事合规管理架构进行必要的整合与改造,创设与组建统一的综合性合规部门,统筹管理国有企业风险防控事项;合理协调监察与刑事合规职能关系,突出合规的前置刑事合规风险防控特征;突破西方产权理论束缚,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特殊合规激励政策机制;突破反腐败、反欺诈和反贿赂刑事合规领域,以刑事罪状论构建刑事合规职能视阈。刑事合规制度是否有效且得到充分地遵守与执行,关键在于合规管理运行机制的有效与否。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的有效证成既遵循一般企业合规的客观规律,无一例外地围绕保证企业实现合法合规经营为根本目标。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有效性证成紧紧围绕刑事合规制度正当化与刑事合规制度的开放性展开。流于形式的刑事合规管理更是对企业有限管理资源的浪费与实质阻碍。正在走向成熟与完善的国有企业刑事合规管理应当力求在法律逻辑与司法实践中回避“故步自封”与“因循守旧”。作为迅速发展的一门科学,刑事合规需要有“海纳百川”之气度和“兼容并蓄”的气魄,敢于尝试、能够突破,于正当化基础之上实现刑事合规制度的“行稳致远”。国有企业刑事合规旨在建立以反腐败、反贿赂为中心的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合规制度体系。通过引入预防商业贿赂合规失职罪的法律适用,反商业贿赂立法应坚持主体身份的一致性、合规体系的衔接性与资产保护的平等性等基本要素,以非自愿的排除性、出罪功能的自治性与追诉权的裁量性等维度构建刑事合规出入罪机制。刑事合规激励制度是国有企业建立与完善合规制度与体系的动因,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合规管理体系上的程序性展现。提倡依托行政与刑事合规激励新机制,激发“先行先试”国有企业在实现合规管理有效性与风险防控上有所突破与日臻完善,为全面推行企业合规制度奠定坚实环境基础与提供行动范本。

王勇堂^[4]（2020）在《法治视阈下地方事权与财权合理配置的路径选择》文中研究表明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事权与财权的配置问题既是我国行政体制中行政权力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为使事权得以充分履行,必须解决各级政府所需的财政权力来源的问题。合理配置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才能使得政府更好地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分配责任和公共职能,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分配正义。然而当前我国在事权与财权的配置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事权过多的同时财权集中于中央,地方财权不足。在区域发展愈发不平衡的状况下,公共产品供给将难以实现分配正义。而究其根源,在于各级政府事权划分法律缺位的同时,地方财权保障制度缺失,地方政府在权力划分上话语权缺失,进而导致地方事权财权配置失衡。部分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实践中,较好地通过立法处理事权与财权的配置关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包括以公共事务内在属性为事权与财权的划分原则,明确事权与财权划分的法律依据以及完善各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实现我国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合理配置,需要突出法治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依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事权配置,确立以宪法和法律为主体的规范方式,明确公共事务职责为核心的配置标准;另一方面要完善地方财权法律保障制度,依法建立地方利益的表达机制,依法确立央地税收划分的比例,适当赋予地方税收立法选择权。同时,考虑到实现事权与财权的合理配置并非一蹴而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法律文本以及立法技术的有限性决定了立法者不可能对事权与财权涉及的所有事项进行一劳永逸的规定,并且即使明确的规定亦可能因为时代的变迁、治理水平的提升而变得不合时宜。因而建立事权与财权配置的动态整机制不失为一种可行方法,可从财政转移支付的规范、纠纷的解决机制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协作等方面逐步加以完善。

刘瑶^[5]（2020）在《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转型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社会变迁为背景,反思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的生成原因,提出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应然模式,并从外部面向、内部面向与司法适用多个角度探索与法定代表人制度转型相适应的具体制度。本文通过文本解读,对法定代表人制度的规范构成以及运作效果进行剖析,将我国历史上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归纳为管控型法定代表人制度。管控型法定代表人制度的生成具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国家为兼顾国有资产的掌控和企业独立性的实现,牢牢把握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全方位配置法定代表人的法定职权。管控型法定代表人制度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但该制度不但未能实现最初的增强企业活力的规范目的,反而造成了大量的失范现象。由此,本文提出管控型法定代表人制度应向裁判型法定代表人制度转型。向裁判型法定代表人制度的转型探索,具有契合团体法制预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裁判型法定代表人制度从关注法人与交易相对人及国家之间的外部关系,向聚焦法人成员之间、法人与成员之间、法人与他人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转变。其次,裁判型法定代表人制度具有必要性,利益衡量可解决异质性利益冲突;利益衡量可弥补因历史遗留和时代需求产生的法律漏洞。最后,裁判型法定代表人制度具有可行性。总之,无论是内在制度需要,还是外在条件支撑,管控型法定代表人制度向裁判型法定代表人制度转型已具备基础。因应裁判型法定代表人规范模式的确立,代表权的内部面向需要进行调整。本文将代表权行使归纳为“会议体模式”“业务执行人负责模式”“会议体或业务执行人选择模式”等三种模式,通过对照我国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反思我国法人自主选择代表权行使的局限。本文主张裁判型法定代表人制度的内部面向应以自治为本位逻辑,法定代表人的任免、代表权的行使范围、代表权的行使方式、代表权内部争议的解决,法人均有权自主决定。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法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因应裁判型法定代表人规范模式的确立,代表权的外部面向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民法总则》采用“特别代理说”构造法人与法定代表人的关系。法定代表人作为特别代理人,基于其职务当然地获得概括的且不受限制的代表权。代表权的意定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而法律可以授权法人决策机构限制代表权的概括授权范围。越权代表行为应适用代理法规范,并将其纳入民法体系。裁判型法定代表人制度内部面向的司法适用应以法人自治为前提,代表权内部争议以法人章程或有效的决策机构决议为判断标准。司法介入可以克服法人自治的局限,但司法介入必须坚守一定的限度,应以不得违反法律、交易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框定司法介入的边界。裁判型法定代表人制度外部面向的司法适用可分为一般规则和特别规则。代表权不受限制规则和表见代表规则,为解决代表权外部争议的一般规则。但是,当代表权的概括授权受到法律的限制时,越权代表行为应适用代理法规范,运用无权代理的法理规制法定代表人的利益相反行为。本文可预期的创新之处在于研究进路的设定,具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遵循“方法论个体主义”。裁判型团体法承认个人逐利动机的正当性,赋予个体以独立利益,引导、鼓励个体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二是体现“社会变迁与利益分化”。本文尝试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引入民法的研究中,以国有企业改制以来社会从单一国家维度的同构性社会,向异质多维社会的转变为宏观背景,构造议论法定代表人制度的现实语境,并将社会结构及其分化设置成制度批判与制度构建的基本前提。三是采用“利益衡量方法”。本文借助在利益层级结构下的解决“异质利益”冲突的利益衡量方法,为研究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裁判型团体法制存在的问题提供具体、现实的解决方案。

赵威^[6]（2020）在《混合所有制背景下世界一流企业建设路径分析》文中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报告还指出,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要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国有企业要在管理、创新、产品、人才等多个方面都具有领先性。正如习总书记所言,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就必须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三个关键环节上大有作为。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重点分析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重要契机和机制,通过不断积累关键资源、逐步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提高企业的动态竞争力等路径,打造国际一流企业。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推动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必须尽快摆脱观念之争。当前围绕国企改革的不同观念,如“马列主义派”认为国有企业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石,对国有企业目前进行的各种所谓市场化改革存在担忧;“市场改革派”,主张国有企业应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对“国进民退”持批评态度,要求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布局的收缩调整;认为在应对西方冲击和挑战、追赶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强调国家的力量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等不同观念,均有不同程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然而,各派观念及相应群体对于国有企业如何进一步改革的主张和举措,却充斥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对破解国企改革僵局具有不利影响。因此,在包括混改在内的国企改革“行动自由”之前,应该首先破除观念上的束缚。第二,我国已经有一大批企业接近世界一流企业,或正努力加速成长为世界一流企业,但仍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跻身世界一流企业之列。对世界500强企业的有关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虽然我国在2019年已经有129家企业进入到世界500强行列中,但从营业收入和利润对比来看,我国入围世界500强的企业仍然无法与发达国家的500强企业相比,尤其是与美国的世界500相比,两者之间的差距并未收窄,甚至有所扩大。从世界500强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我国上榜企业行业分配不均,能源、银行等具垄断性质行业占比较大,大健康产业发展落后,高端制造业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崛起但基础领域薄弱,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仍处相对中低端劣势。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将给企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包括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但上述影响并不必然是积极的,混改既是国企改革的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因此,对我国混改部分案例的研究表明,混改既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如中国联通的混改已经成为新一轮国企改革中的一个标杆,而混改也有失败的案例,比如中信国安混改的案例。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经从过去的以“混”为主,转向现在的以“改”为主,引入社会资本只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一步,改进公司治理、提升市场竞争力才是混改的最终目的。能否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混改之后企业是否拥有改革的主观意愿和相应的能力,是导致不同企业混改结果出现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第四,混改有利于提高国企创新效率和创新意愿。混合所有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有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效率低下的问题。随着民营资本的加入,国有企业形成了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以及不同所有制股东之间的制衡,同时也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并提高国企创新效率和创新意愿。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实现了“优势互补”,混改后的国企不仅可以继续发挥国有股东在政策上的资源优势,同时民营资本的加入带来的灵活的经营策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不竭动力、企业家精神等,都将大大提高国有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动力和创新的效率。第五,混改成功的关键是引入负责任的非国有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将给企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包括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但上述影响并不必然是积极的,混改既是国企改革的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其关键在要引入负责任的非国有股东。第六,混合所有制的治理形式可以采取多样形式。成功的国有企业治理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或者是最优的“路线图”,在一个国家成功的模式可能在另一个国家并不适用,每个国家都应该探索自身的国有企业改革之路。混合所有制的治理模式具有多样性,部分国家的国有企业在进行“混合”之后,较好地应对了治理挑战,而部分国家的表现则很差。

赵杰^[7]（2020）在《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市场退出是由退出方式、退出清算和注销登记等要素构成的,商业银行的市场退出也不例外。商业银行市场退出包括破产退出（破产清算、破产重整、破产和解）与非破产市场退出。一直以来,我国对商业银行的规制均以行政监管为主导,商业银行市场退出也以行政解散方式居多,尚无典型破产案例,多为非破产市场退出。随着金融风险的加剧,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问题显得越发重要。但由于我国在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方面的制度建设积累不足,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制度中存在很多问题亟需解决。某种程度上讲,就我国而言,在当前阶段,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比银行破产更具有研究的价值和空间。后危机时代,完善银行危机处置和市场退出成为世界各国银行法变革的主要方向。我国通过出台《存款保险条例》等规定,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等部门,在规则和机构设置上对银行危机处置进行了完善。但在市场退出问题上,虽然《公司法》中公司解散和非破产清算的规定不断更新,银行法的改革却停滞不前,相关的退出规则仍然不够完善。立法滞后与现实障碍等多种因素导致我国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面临着制度供给不足（立法体系尚不完善、程序混乱和责任单一）、制度运行滞涩（行政干预缺乏制约、监管权分配缺乏标准）、制度效率无法实现（缺乏协作机制、过于倚重公用资源救助）的困境。立法不完善和权力失衡仅是问题的表象,制度性思维的缺失才是问题的内在成因。针对制度性思维的缺失,应以制度分析作为指引,寻找我国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的制度构建路径。应以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金融学理论确定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的制度效率观,并通过LLSV、LTF以及不完备法律理论,寻求实现金融法治的实现路径,尤其是司法权与监管权的权力均衡路径。在制度分析指引下,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的制度构建应以提高制度效率、协调和整合不同法律规定、审慎适用关闭、撤销等行政性强制解散方式、遵循商业银行非破产退出市场化导向为思路。从微观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非破产市场退出方式的完善、非破产清算制度的完善、确定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与公共资源救助的边界和衔接条件四个方面构建我国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的制度框架。在框架构建的基础上,还有必要进一步从利益相关主体和责任体系两个方面对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制度进行完善。利益相关主体方面包括公权力主体分析与实现公权力均衡的路径分析、私权利主体分析与实现私权利保护的路径分析;责任方面则包括监管机构责任、银行高管责任与股东加重责任的完善。化解银行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提高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的效率和市场化水平是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制度建设的主要目标。

王林^[8]（2020）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使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实行,极大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市场主体制度认同缺失、是非观念模糊等经济观念问题;自私自利、失信忘义等经济道德问题;以及假冒伪劣、偷盗欺诈等经济法治问题,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新时代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处于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如何激发市场主体生产消费积极性,引导其树立正确价值观念,遵守经济行为规范,成为经济结构顺利转型的关键。经济发展需要先进理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为党和国家主流意识的集中表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引导和纠偏作用。面对经济发展新形势,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定立场,明确使命,勇担时代之责。基于此,本文立足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契合性这个前提,在系统分析使命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基础上沿着“激发积极性——提高自觉性——增强自律性”的路径就思想政治教育三大使命展开论述:首先,激发积极性指向合义性论证使命,即利用“真”和“善”也就是科学性和道德性两大标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主体的正当逐利行为以及政府宏观调控进行合理性论证;其次,提高自觉性指向价值引领使命,按照对象可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上引领经济运行方向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中观上引领企业树立创新、诚信以及有效合作和有序竞争相结合的生产经营理念,微观上引领个人树立正确责任观、消费观和义利观;最后,增强自律性指向道德立法使命,包括确立市场关系公德和市场主体私德两方面。市场关系公德包含公平、平等两大原则,市场主体私德包含禁止性规范和倡导性规范两个层面,具体表现为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和回报社会三方面。

徐澜心^[9]（2020）在《国有企业竞争中立政策法制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上国有企业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发展一直是各界人士所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获取非市场性竞争优势方面,极大地影响着市场竞争秩序。要想维护好市场竞争机制,不仅需要政府积极预防并制止实施垄断行为,更要政府严于律己,禁止滥用权力、排除竞争,这样的现实内在需求决定了我国需引入竞争中立政策。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转型阶段有着重要地位,对其改革刻不容缓,同时在市场准入、税收优惠等制度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所有制歧视现象。例如部分行业的准入条件对民营企业显得极不友好,很容易出现垄断经营现象;同时国企在资源享有上存在优势,总能够以低价甚至无偿方式轻易取得,对于需要投入巨额成本的项目,也可以在政府手中获得大量政府专项拨款;为了实现对特定国有企业的税收减免,给予正当性理由,国家会为之订制专属性的优惠政策等。这样偏离市场化改革的初衷,有悖于公平竞争的保护,正是造成国有企业目前与市场经济机制不协调现象的根本原因。因此,继央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领导相继表态要采取竞争中立政策,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也提出应深入研究、积极落实符合我国需要的竞争中立制度,用市场和法治稳定信心。本文梳理了竞争中立政策缘起、发展及法律基础,分析我国国企改革法制历程及存在的优势,结合竞争中立政策在我国的适用现状及影响,依据上海自贸区试点为例,总结现实需求和竞争中立必要性。以制度创新设计为切入点,以完善政府职能、促进混改、加快政府职能分离为导向。竞争中立政策要求倡导建立适用平等竞争的法律制度,完善反垄断法的行政管制,落实公平审查制度,强化对政府行为的控制。总之,在未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国家应当优化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竞争法律制度,践行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的初衷。努力实现反垄断法对国有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的平等适用,为以后我国的国有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市场和法制保障。

梁伟^[10]（2019）在《企业破产重整中利益冲突与平衡的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利益冲突与平衡是破产程序中恒久的话题,利益冲突与平衡充斥于破产重整规范与司法实践的各个角落,几乎不可能总结出全部的冲突样态与平衡路径。这一方面是因冲突类型的繁杂,很难全部囊括;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动随时改变重整中的利益博弈状态,进而随时衍生出新的冲突。但破产重整程序作为破产程序框架下的子项目,以利益相关者的经济人理性为基础,通过再建企业并释放企业的持续经营价值（Going Concern Value）的制度价值却未发生变化。当陷入财务困境但具有可持续经营价值的企业,亟需要破产重整进行拯救时,却因利益冲突而阻遏重整程序的顺利推进,这便需要反问,究竟为何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失去理性的经济思考,而排斥重整程序?虽然主要建立在个案分析之上的研究,不能发现全部的利益冲突类型,并且建立在个案研究基础上的解决路径也可能是相对狭隘的,毕竟债务人企业与债务人企业之间存在差异,企业的债务结构、盈利状况、经营模式、市场前景、企业文化等均存在差异,恰如莱布尼茨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对个案深入的剖析可以发现冲突的真实样貌,最直观的了解到破产重整中利益冲突的面相,在此基础上的平衡路径可以为其他案件提供一定的建议和参考。破产重整程序是市场竞争失败主体拯救本位程序,司法介入下利益相关者协商博弈平台的制度架构能够促进市场化主导资源配置的实现,但在利益协商与博弈的过程中却存在着冲突。冲突的化解与利益平衡的实现是破产重整制度功能发挥的手段和方式,利益平衡的实现可从社会结构维度推动破产重整制度功能的发挥,既包括社会行为维度的指引功能,也包括社会文化维度的转化功能,甚至是社会经济维度的资源配置转变与宏观经济政策落实功能,但这均需以利益平衡的实现为前提。企业财务困境造成债务人财产不能满足于各方的需求,进而从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将可能爆发激烈的利益冲突,如何实现利益平衡是破产重整程序需要解决的问题。角色多样与利益诉求重合是破产重整中利益冲突复杂的表征,探明利益冲突的实然面相是实现破产重整中利益平衡的必然选择,以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及诉求为视角进行实证分析,既包括以数据为主的分析去解构企业的财务困境与可持续经营价值现实,也包括田野调查发现利益相关者的真实诉求,实证研究能够穿透重整司法实践与制度规范间的迷雾,明晰债权人、债务人及战略投资人等利益群体的诉求,以及行政权、审判权等角色在重整程序中的真实样态。但破产重整程序不可能对全部利益冲突逐一化解,利用破产重整程序实现企业拯救,保留与释放债务人企业的可持续经营价值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也能够实现重整制度的价值功能,而在此目的之下,对破产重整程序中的利益冲突类型化,对应其成因探索体系化的解决路径。首先是债务人财产与破产重整利益平衡的关联,毋庸讳言,财产的价值归属是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目标,企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是基于财务困境的现实,财务困境的现实背后是债务人财产价值和变现能力的有限与不足。人具有逐利的本质,以债权人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为了争夺有限的债务人财产,以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实施利己的策略,在重整博弈中发生利益冲突。所以,实现破产重整中利益平衡的基础就是提升债务人财产价值并进行妥当的分配。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一直未上升到破产法基本原则维度,但破产法相对非破产法的重要特征就是基于破产撤销权、自动冻结制度等以实现债务人财产保值为目标的制度设计,其背后的逻辑是以实现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目标下的实质公平追求。而挖掘债务人企业破产期间继续经营能力,能有效的实现债务人财产增值。对债务人财产的分配需以非破产法规则为基础确定权利人,锁定权利人范围,并以破产期间时间轴上坐标为尺度,对破产重整前、重整期间及重整完毕后的权利人进行有序的分配与清偿,从而实现破产重整程序制度背后的实质公平和效率价值。破产重整程序利益平衡的实现需要市场化和法治化路径为指引,以债务人财产分配和债务人企业拯救为目的的利益平衡路径也需要在上述框架下实现,重整程序这一司法平台的制度建构要求审判权主导并负责应对重整中利益的冲突,努力实现重整中利益的平衡。可在集体行动逻辑之下,因为重整程序中规范不完备、冲突剧烈而造成审判机关对重整程序持审慎态度。企业破产重整能否成功关乎地方经济发展、职工安置等多重因素,行政权难免不对其产生关注,但行政权的介入会冲击审判权的中立地位,使利益偏离平衡的天平而向某一方倾斜,进而损害其他权利主体的利益。此外,破产管理人的履职受到法院中心主义的影响,而弱化了其自身功能,究其根源在于缺少市场化与科学化的履职评价体系,而变成行政领导式履职,与市场化要求相悖。破产重整利益的平衡需要外部公权力介入的保障,也需要内部管理人权力的积极行动,权力在行政权、审判权与管理人之间能否进行妥当的配置影响着重整程序的成功。审判权基于纠纷裁判者的司法权威性而享有破产重整程序主导权,而其正确运用破产宣告权、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等实现程序控制以克服审慎态度是其正确样态;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备之时,破产重整程序无法有效的借助市场,弱化重整功能,行政权应以辅助破产重整程序成功和企业拯救为目的,从程序主导权的享有者退化为程序失灵时的弥补者;而管理人则应以市场化为基础,以积极能动的履职去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在重整程序中妥当利用商业判断规则,并建立以债务人财产价值为基础的评价标准,以激励管理人积极履职,来实现各方的利益平衡。最后是重整中利益平衡的实现路径,利益平衡的实现是利益的分配过程,破产重整中利益的分配需要接受利益位阶的调整,按照利益位阶的不同进行不同的保护,并将权利人以不同的债务人财产进行清偿。公共利益、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是重整中利益的三个位阶层次,在权变理论下,金融债权保护被上升到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予以关注,而群体利益保护也加入了程序参与权,以保障其信息的对称,最后才是通过克服僵化性的一致原则去对个体利益实现保护。针对不同利益位阶中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在重整规范不完备的空白地带,凭借管理人的积极履职与行政权的协助,在审判权的主导之下探索诸如和解式重整的路径,克服僵化的思路去实现重整中的利益平衡,以达到推动破产重整程序成功,保护企业可持续经营价值及发挥重整制度功能的目的。

二、江平、吴敬琏:有法律不等于实现法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平、吴敬琏:有法律不等于实现法治（论文提纲范文）

（1）适度能动司法推进双碳达标——基于实然与应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临泽县政府经济发展职能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法治视阈下地方事权与财权合理配置的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混合所有制背景下世界一流企业建设路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使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国有企业竞争中立政策法制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企业破产重整中利益冲突与平衡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江平、吴敬琏:有法律不等于实现法治（论文参考文献）

• [1]适度能动司法推进双碳达标——基于实然与应然研究[J]. 周珂. 政法论丛, 2021(04)
• [2]临泽县政府经济发展职能转变研究[D]. 宋博. 兰州大学, 2021(12)
• [3]我国国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研究[D]. 杜方正. 东南大学, 2020
• [4]法治视阈下地方事权与财权合理配置的路径选择[D]. 王勇堂.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5]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转型研究[D]. 刘瑶. 吉林大学, 2020(08)
• [6]混合所有制背景下世界一流企业建设路径分析[D]. 赵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商业银行非破产市场退出法律问题研究[D]. 赵杰. 黑龙江大学, 2020(12)
• [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使命研究[D]. 王林.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
• [9]国有企业竞争中立政策法制化研究[D]. 徐澜心. 南京财经大学, 2020(08)
• [10]企业破产重整中利益冲突与平衡的问题研究[D]. 梁伟. 吉林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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