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协助办刊单位(论文文献综述)
苏彬[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蒋露[2](2020)在《选刊选本视域中的莫言小说》文中认为现今莫言研究正如火如荼,甚至还出现许多探索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原因的论文。可以确定的是,莫言从默默无闻的新人作家到蜚声世界文坛的着名作家的转变是经过了时代的重重筛选。因此,读者的选择、文学批评的开展以及文学史的记录都被用以研究对莫言成名的影响。本文将从选学(选刊、选本)视域独特的遴选特点去探究莫言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具体结合不同年代的文学背景和选刊、选本的发展情况去论证选刊、选本对莫言小说的影响。在80年代国内文学热下,文坛出现了大量良莠不齐的文学作品。文学选刊作为披沙拣金的把关者,从浩如烟海的小说作品中发掘莫言小说并对其进行多次推介,其中《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作品的推介最为成功,引起了文学界热烈讨论。文学选本则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80年代莫言小说的创作实绩。选本选家以专业的文学知识和不同的审美取向选录出可以代表本时期小说创作实绩的莫言小说。其中年选、争鸣选本、思潮选本以各自不同的选录标准收录了《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红蝗》等小说。从这些被选刊、选本选择的莫言小说中,我们能看到,80年代新人作家莫言抓住文学新变的创作热潮,勇于尝试,创作出了在当时独具一格的小说作品。80年代的莫言小说得益于文学选刊的慧眼发掘和推荐,引起学界争论,从而获得广泛关注。90年代多元的文学格局,使得在80年代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几篇莫言小说,在本时期得到了更为公正的对待。一方面,文学选刊销量走低,业内掀起改版潮,多家小说选刊将“吸引读者的好作品”作为重要选稿标准。由此,莫言本时期的小说《沈园》《牛》《白棉花》等故事性较强的作品被选刊重点选载。另一方面,收录莫言小说的选本新增经典选本和精品选本,特别是《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被收入经典选本,对莫言而言,这代表着各专业学者对其小说价值和影响的认证。进入新世纪,纯文学边缘化愈演愈烈,文学选刊以自身的影响力已经难以带来更多的销量,因此借用早前发掘、培养成功的文学作家名气,以转载文学名家作品的形式,吸引大众读者关注,而莫言正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名家。莫言小说不仅在新世纪前十年收获了一系列国内外文学大奖,还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时期文学选刊与莫言小说形成较为明显的互推关系,这也正是莫言“反哺”选刊的表现。而文学选本受市场经济影响,“名家崇拜”现象严重,以年选和教材选本为例,收录莫言小说的选本数量激增。
孙佳路[3](2020)在《《看电影》趣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看电影》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及大众文化转型时期的产物。它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期刊业开始市场化进程的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以趣味为策略,由文学类期刊成功进行变身的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曾打着“中国影迷第1刊”口号的《看电影》,坚持以电影为灵魂,以受众为中心,以客观体现电影工业现状为己任。同时,在面对网络媒介的强力冲击和大众阅读方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看电影》能够审时度势,整合媒介资源,多次进行改版,成为21世纪以来发展较为迅速的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之一。它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体现了营销团队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战略决策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适应大众审美文化变迁的趣味传播。本文以《看电影》为研究对象,在市场经济、文化转型与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对期刊的发展历程、出版形态和文本进行梳理和阐释。并在综合吸收大众传播学、社会学、美学、电影学等学科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看电影》趣味的生成、发展和演变的背景、过程与原因。力图揭示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我国大众娱乐期刊的发展策略和大众审美趣味与媒介发展的关系。论文主体分为五章:第一章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电影期刊的发展历程和《看电影》的创刊时机、出版形态、改版状况进行阐述。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其艺术形态,创作手段,表现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影响。中国电影期刊是伴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既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记录者,又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见证者。它一方面展示着电影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也书写着社会的文化变迁。通过对中国电影期刊发展史的爬梳,阐述不同时期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形态,意趣风尚及电影期刊对不同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助推,为当代电影期刊的研究提供依据。与此同时,引出于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成功改版的《看电影》。通过对《看电影》创刊背景及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其迅速脱颖而出,占领大部分读者市场的原因,以及其如何在信息变革时期、阅读方式发生改变的大环境下,抓住时代特征,进行生存策略的演化。为接下来的趣味研究做好铺垫。第二章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视角,讨论《看电影》趣味的生成、演变及与趣味群体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其趣味生成和传播的内在逻辑,进一步考察趣味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探究其媒介发展的策略。20世纪90年代,传统媒介由大众传播向分众化传播转型。这种改变使得传播媒介与受众之间形成了以趣味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因此,对《看电影》趣味的生成研究,要将其还原到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分析促使其趣味生成的外部动力因素和内在传播逻辑。这种动因和逻辑既是现实的,又是空间历史的。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看电影》采取了受众定位策略,锁定自己的目标受众群体,并通过对目标受众群体和趣味群体进行趣味层面的互动,引导和型塑,来建构富有时代性审美风尚的趣味文化。随着媒介传播形态的改变,传统媒介趣味与受众趣味趋向异化。作为媒介和文化商品的《看电影》在时代的变革中,所呈现和传播的趣味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与创新,这亦是一种生存策略的体现。第三章以当代视觉传播和文化消费为视角,以期刊封面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从期刊封面的设计、图片的审美趣味、版式中的电影味三个方面,讨论《看电影》作为文化商品的趣味呈现。在大众文化审美形态由日常生活审美化向审美日常生活化过渡的视觉文化消费时代。对于大众期刊,文字逐渐被图像僭越。“读图时代”到来,期刊的外在符号系统,即期刊的封面、版式设计成为适应视觉消费的主要手段。电影期刊相较于其他类型期刊,有着得天独厚的图片资源。《看电影》的封面从创刊之初就极具视觉冲击力,当然这也成为其快速占领读者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看电影》封面和版式设计变迁的过程中,既体现了期刊作为文化商品的时尚趣味,又体现出了期刊的定位和审美趣味的变迁。第四章以期刊创刊时的社会文化转型为背景,大众审美形态为前提,以期刊的内在传播符号——栏目为研究对象,探讨《看电影》作为媒介的趣味呈现。分析期刊随电影发展和文化变迁所折射出的媒介趣味。在媒介快速发展时期,被当代传播媒介型塑的趣味群体普遍具有娱乐性、大众性、时尚性的消费特征。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恰好反映出大众的这些趣味特征。因此,将《看电影》放在宏观的、大众的电影信息分类范围中,通过对栏目名称的演变,经典栏目的个案分析,能更好地阐释《看电影》的大众媒介属性。进而探寻《看电影》在报道开放式的电影资讯时所呈现出的基于媒介形态的趣味策略。即它是如何在大众和娱乐的基础之上提炼出高级娱乐,提升媒介价值,以区别于其他同类电影期刊。第五章从趣味文化意蕴的视点出发,并通过对《看电影》正刊经典栏目和增刊《午夜场》的文本分析,阐释其迷影文化旨趣,论述《看电影》迷影场域的打造和对受众迷影文化的导向。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纪念电影诞生一百周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因“迷影”的消失将导致电影的衰亡,致使这个诞生于电影艺术萌芽时期的词汇,又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从而引发部分学者对迷影文化的正面讨论,使得在电影发展史叙事中,被忽略的影迷群体再次被关注。在迷影文化史叙述中,电影期刊曾作为早期迷影文化的主要推手之一。电影期刊是迷影文化的体现。因此,《看电影》从文化内涵上说是迷影的。同时,以受众为核心的《看电影》也是中国唯一本以影迷对电影的迷恋程度而进行分众化出版的电影期刊。通过《看电影》正刊中的迷影元素,增刊《午夜场》的迷影导向,共同助推迷影文化。
孙吉娟[4](2020)在《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文中认为方梦之是我国当代着名的翻译理论家,其在科技翻译研究、译学辞典编撰、翻译期刊创办等领域均作出了卓越的奠基性工作,其构建的应用翻译学范畴框架开中国乃至世界应用翻译学科体系研究之先河。方梦之用宏观、中观、微观的三分法来研究翻译:宏观上,翻译的原则有达旨、循规、共喻三端,“一体三环”的时空图展示了当代翻译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翻译活动参与者以作者、译者、读者为三要;中观上翻译策略追溯其理论渊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以直译、意译、零翻译的三元图包罗其详;微观研究则侧重在语法、修辞和逻辑三科。本文重点对方梦之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应用翻译学研究成果之间的关联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阐述该方法论对当下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借鉴意义。与文学翻译研究的历史悠久,理论庞杂相比,国内的应用(文体)翻译起步较晚,理论视域窄化。具体来说,在方梦之等国内学科领航人的带动下,应用翻译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精的发展历程,走出了理论建构的困难期,在本体论、认识论、教学论、方法论、技术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走上了独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走出了一片不断拓展的学科体系疆域。其中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国内学界对此尚未展开系统研究。本文的价值之一就是完善学术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环节。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着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识。打破二分的对抗和隔阂,继承古代文论、借鉴西方译论学说,提倡“一”中不仅有“二”,更要有“三”的整体、动态、分层、发展的译论观。笔者在文中有意识地揭示该方法的独特性、合理性和现代性,努力尝试提升此法在翻译研究中的普遍性。所以,一分为三正是方梦之译学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主旨要害,是其译学观的关键,也是方梦之整体译学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浓缩。因此,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有三:一是国内首次对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具有丰富翻译家史料,完善中国应用翻译思想史的历史价值;二是方梦之作为我国应用翻译学科体系建构的领军性代表人物,对其个体的研究也是对我国应用翻译学发展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反思,具有学科建构、发展、反思和批判之学科促进建设意义;三是一分为三哲学方法论视角的提出,对方梦之译学思想和译学活动具有提纲挈领之用,同时也为翻译学的元理论发展提供方法论的哲学关照和启示。论文正文共分为八章内容,以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为主线,以方梦之对应用翻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本体研究为主体,以同时期东西方相关译论为参照,以方梦之的翻译学思想与翻译学术活动(创办期刊、主持会议、编撰辞典等)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呼应。宏、中、微三论结构平衡,翻译理论探究与翻译活动实践同条共贯,共显其一分为三的要义。“绪论”中,在综述方梦之的学术成果、代表作评论、学术思想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缘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章是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总论,也是本文的灵魂。笔者通过梳理“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历史渊源和前沿要点,将一分为三定位于翻译学的哲学方法论层面,其在方梦之的学术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意义。后面三至五章侧重阐发方梦之在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主张及其一分为三方法论的研究意义。分别指向: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应用翻译的中观策略研究,翻译技巧微观研究的三基础:语法、修辞和逻辑。宏观体系建构系统、辩证;中观凸显“三”的要素,具有拓展学科理论发展的潜力;微观研究三位一体,激活了翻译实践提升为翻译理论的生命力。基于以上翻译理念,紧接的两章分别探讨了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之创办《上海翻译》期刊和编纂译学辞典。这一部分既是作为对方梦之翻译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对应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批判,同时,论述过程本身特别加强了对方梦之提出或者应用的一分为三方法论的逐层剖析。结语部分,一方面对方梦之的译学贡献进行总结和研判,尤其是充分肯定其对一分为三的译学方法论的成功运用;另一方面指出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拓展领域。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挖掘具有中国哲学色彩的一分为三方法论与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契合,具有重要的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复兴民族精华的现实意义。
孟浈浈[5](2020)在《中俄战略伙伴语境下媒体合作基础、障碍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俄媒体合作与国际舆论话语权构建研究》(17ZDA289)其中的内容之一。旨在探讨与分析中俄战略伙伴背景下两国媒介开展合作的基础、障碍与解决对策。论文由四个核心内容组成,甄别相关概念,探讨中俄媒体合作基础与合作依据,分析两国媒体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障碍及对策。第一部分借助跨学科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国际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知识,对中俄媒体合作基础及障碍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两国媒体的合作背景、目的与意义,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以及可借助的区域性组织平台。此外,还运用系统分析法,深刻剖析了中俄媒体合作与国际传媒格局、两国政治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交流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第三部分重点梳理中俄媒体合作发展历程,两国政府、业界及学界之间已建立起的媒体合作交流机制,并对两国媒体合作的现状进行系统总结。第四部分使用比较研究法,分析中俄在媒介体制、媒介政策、媒介技术及受众语言方面存在的差异,并对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俄媒体开展合作具有比较稳固的基础与广阔的空间,但是,两国媒体开展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合作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障碍,这就需要两国政府及其他合作实体不断采取创新性、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史倩文[6](2020)在《1980年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杂志研究 ——兼论作为编者的“晚年丁玲”》文中指出总体来看,当代文学期刊史上共有三次影响较大的创刊热潮,这三次期刊创刊潮流基本上奠定了当代文学期刊发展的总体格局。其中第三次创刊(复刊)潮从八十年代初期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一方面经历了“文革”的文化沙漠,人们对待精神世界的充实有着极强的渴望;另一方面,文学与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蜜月期,文艺的繁荣也促进了政治的“拨乱反正”。值得关注的是此时出现的许多大型文学期刊如《钟山》《十月》《收获》《当代》等,极大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就是创刊于这一时期的一本综合性大型文学期刊。然而《中国》却有着与其他大型文学期刊截然不同的命运,《中国》作为一个既普遍又特殊的个体,成为审视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以《中国》为观照对象,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该对象的研究。首先,基于大量的文献资料梳理《中国》从创刊至停刊过程中的具体史实,分析期刊发展过程中的内、外部影响因素,着重探讨《中国》的停刊与八十年代文学现场的关系,如人事纠纷、权力更迭、制度桎梏等。其次,发掘期刊自身品格以及主编对刊物的影响。而《中国》的主编丁玲本身有着复杂性与多义性,她的这些特性又与《中国》的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故这一部分从“晚年丁玲”的视角来研究《中国》,且两者具有相互阐释的意义。再次,《中国》作为一本文学期刊,其刊发的具体作品不可不研究,这既是一种基于文学本身的内部研究,同时也包含外部研究,如意识形态如何规范文学生产、文学发展如何摆脱思想性的桎梏、文学期刊如何进行文学策划以及作者、编辑与读者的互动关系等,此部分即从具体文章入手,考察八十年代中期这一文学发展的转折、过渡期,一个国家级文学期刊的选择和尝试,从而深刻理解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生态。最后一个部分从宏观角度梳理八十年代总体期刊环境以及对期刊发展产生的影响,在这一大环境中其他大型期刊的应对之策,并进而反观《中国》的“变”与“不变”,了解《中国》的独特意义以及他所带来的经验与启示。
乔傲龙[7](2019)在《《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抗战日报》创刊于“晋西事变”结束之后的1940年9月18日,1946年7月1日更名为《晋绥日报》,1949年5月1日停刊,前后历时9年。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后改为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在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为中心,分五个部分对晋绥根据地的社会文化动员进行了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考察。本文所称的文化动员,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所指称的以文化为手段所进行的动员,即以文学、艺术、新闻等方式动员民众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及社会经济活动,同时亦包括以文化建设为目的而进行的人才动员,即中共为了发展其领导之下的文化事业,广泛地动员民众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第一部分追溯了中共的办报传统及其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以及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到“晋西事变”之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牺盟会、战动总会在晋西北地区的办报活动,论述了这一时期报纸所具有的鲜明的统一战线色彩,并重点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采编队伍的发展。这支采编队伍的人员具有双重角色,他们因动员而加入这支队伍,又通过办报动员了其他广大群众。在文化动员中,他们起到了核心的引领作用。从初期以国共对立时期的储备干部及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发展的知识人才为主,到1942年延安知识人才的大量补充,再到抗战胜利之后本土知识分子的崛起,《晋绥日报》(《抗战日报》)办报队伍9年间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化动员的总体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此种动员不同于其他社会动员的渐进性特征、其对人才培养的依赖,以及文化人才培养的接续性要求。第二部分论述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通讯队伍的建立和完善。报纸的通讯工作在1942年之前和之后的对比结果表明,在文化落后的根据地,只有党的各级政权把办报视为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举全党之力并发动群众参与,报纸才能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和鲜明的党性,并成为党对群众进行文化动员的有力武器,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则必须通过完善的通讯网才能得以顺利实现。事实上,在《晋绥日报》(《抗战日报》)9年的发展过程中,报纸质量与通讯工作始终呈现出极强的正向相关。报纸通讯员队伍的逐渐壮大、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通讯网络的建立和完善,有力地提升了文化动员的覆盖面及有效性。第三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抗战日报》)三级报网中的地方油印报纸和基层乡村的黑板报,及其与晋绥农村的冬学运动、识字运动、读报运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油印报和黑板报作为大报的二级和三级系统,其成败的关键依然在于群众路线是否得到了有力的执行,而冬学、识字、读报等群众运动的开展,不但本身就是文化动员的重要部分,而且是报纸的文化动员能否得到预期回应的根本性前置要件。第四部分考察了《晋绥日报》在社会动员中的新闻“客里空”问题及其成因,并对晋绥边区反“客里空”运动中“新闻求实”与“思想土改”两条线索进行了梳理,通过大量的个案分析证明:工具目的只能通过专业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工具主义必须坚持适度性原则,以保证新闻真实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否则将适得其反。第五部分得出全文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文化建设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更难的题目”,文化动员应充分估计文化建设的长期性、渐进性特征,而人才能否接续、动员能否持久则是文化动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战时的教育条件导致了特定门类人才在供给侧的困难,而受众的接受水平则导致了特定文化产品在需求侧的疲软,由供需关系所导致的失衡结构,是文化动员的决策者和文化建设的规划者必须理智面对的现实,因时因地制宜是上策,一味求全可能适得其反;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动员中成功的群众路线并非线性结构,而是一个棋盘状系统,在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之下,“棋盘效应”使每个运动都与其他所有运动相为支撑,从而形成化合作用;群众路线的本质是群众利益路线,文化动员本质上也是利益动员,其功能是通过“利他”而实现的,只有以此认识为前提去组织动员,才能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不能切中民众的利益诉求,无助甚至有损于民众利益的实现,则动员的意图终将落空;党报是政党开展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但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尊重新闻自身规律为前提,以牺牲新闻真实为代价的工具追求必将适得其反。
张家豪[8](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臧玉[9](2019)在《《剧本》期刊专栏研究(2000-2010)》文中研究指明自中国第一份戏剧期刊《二十世纪大舞台》诞生至今,大量戏剧类期刊相继涌现,它们以各自的风采记录了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曲折历程。本文所研究的《剧本》期刊便是其中的开拓者和领先者。论文全面梳理了2000年至2010年的《剧本》期刊及相关资料,采用整体观照和具体现象解读相结合的方法,对其中的“专栏”展开研究。绪论部分,介绍了论题的来源与创新点、研究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相关文献综述等。第一章,对《剧本》期刊进行概述,主要从期刊创刊缘起、历史沿革与当下发展三方面入手进行梳理整合。第二章,对《剧本》专栏设置概况进行研究,依托基本构成与风貌、专栏的编排特色与专栏的价值观念三部分展开论述。第三章则立足刊载剧作品的专栏,对《剧本》专栏中从“话剧剧本”专栏到“戏曲”专栏以及不同刊载戏剧作品专栏,对其中的种类与分布、选材与导向和立意与追求深入分析。第四章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刊载剧作家的专栏,对其中“剧作家研究”、“剧作家写真”和专题研讨会三部分专栏内容进行系统分析。与第二、三章研究内容相辅相成,第五章则立足于刊载戏剧评论的专栏,从“新作感觉·剧评”到“每月剧论”,对不同专栏反映出的独白与对话、群策与反思和兼容与抵牾进行分析与解读。第六章论述了《剧本》专栏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前者是从知识分子的话语阵地和社会变迁的记录者两方面,具体探讨其与当下同类戏剧期刊以及戏剧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当下戏剧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后者则从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入手,着重对期刊专栏进行宏观的审视与考察,以全面探讨其客观严肃的办刊态度和通俗而不媚俗的刊物品格。总的来说,2000年至2010年间的《剧本》期刊专栏以其丰富可观的数量、全面详实的内容和生动有趣的理论研究在同类型戏剧期刊中自成一格、独树一帜。而且,期刊生存的外部环境与期刊自身的发展状态异于其他各个时期,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韦容钊[10](2019)在《边地崛起的批评重镇 ——《南方文坛》转型及意义研究》文中提出《南方文坛》诞生于经济欠发达的广西,创刊初期默默无闻,但从1996年第6期宣布改版以来,便一路高歌猛进,成功崛起,成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对中国批评机制的建构与广西文艺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南方文坛》在转型中,本着“人文理想,前沿批评”的理念积极关注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现象,推介文学新人,建立批评规范,以批评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建设,活跃了当代的批评氛围。本文试图从转型的缘由入手,系统梳理转型前《南方文坛》的处境以及转型中所采取的策略,考察其崛起的因果,试图进一步增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对《南方文坛》的关注度,挖掘其对学术生态的塑造,翔实研究资料。全文分为六个部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引论部分主要对《南方文坛》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充分了解学界的关注点、取得的成果以及存在的空白,之后阐述本文的创新点、研究的思路与意义。第一章主要分析《南方文坛》改版的主要原因。首先从社会大语境入手,分析当时文学生产方式的市场化、市场大潮下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与文学批评的断层等原因迫使《南方文坛》转型。可以说《南方文坛》转型是时代的驱使,也是反映文学发展的轨迹。其次以广西文学为代表的八桂文化需要展示的窗口,而学术期刊便是向外界展示的最好舞台。加之改版前,《南方文坛》自身不合理的办刊使刊物越办越窄。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转型是求新求变的生存策略。第二章开始进入刊物内部,探讨编辑、作者与读者对栏目设置、风格形成的影响以及内部呈现出来的时尚性、先锋性和尖锐性。在充满文学热情的编者、才华横溢的作者与有效读者三者之间良好互动下,刊物形成活泼圆融的风格,犀利争鸣的批评文风,兼容并包的批评氛围。相对于第二章,第三章更深入刊物,侧重于刊物崛起的策略。《南方文坛》不仅是当代文学活动的见证者、参与者,同时也是策划者,以举办论坛与评奖的方式主动介入文学现场,建立评奖机制间接规范文学批评创作。同时也主动制造热点,营造品牌,以此打响名号。此外还深入文学发展的过程,以文学史的视角贯穿当下文学发展。第四章分析转型期《南方文坛》的文学史意义,对比分析国内同类刊物《当代作家评论》等,将《南方文坛》放在中国批评机制的场域下考察其地位及其构建的意义以及对广西文学生产的贡献。结语部分总结转型的意义与价值,肯定它在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先锋进取、时尚尖锐风格、对文学批评的贡献以及为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范本,同时简略提出仍然存疑之处。《南方文坛》仍在不断向上发展,未来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天地也未可知,因此本对它的研究还未完成,本文也只是对已有的成果与影响进行梳理。
二、2001年协助办刊单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协助办刊单位(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理论基础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1.4.1 无神论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8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选刊选本视域中的莫言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80年代选刊选本与莫言小说 |
(一)选刊对莫言小说的发掘与推广 |
(二)对选本收录莫言早期小说的考察 |
(三)文学选刊对莫言小说的“不选”与“选” |
二、90年代选刊选本与莫言小说 |
(一)低迷期的选刊对莫言小说的选择 |
(二)探析选本对莫言80年代小说的高频收录 |
(三)“丰乳肥臀”风波与选刊选本对莫言小说的选择 |
三、新世纪选刊选本与莫言小说 |
(一)盛名下的莫言小说与选刊的互推关系 |
(二)莫言小说在选本领域的大丰收 |
(三)新世纪文学获奖与选刊选本对莫言小说的“选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A 莫言公开发表小说年鉴表(1981—2013) |
附录B 80年代选刊选载莫言中短篇小说一览表 |
附录C 80年代选本收录莫言小说一览表 |
附录D 80年代选刊选本选载、收录莫言小说重合情况 |
附录E 90年代选刊选载莫言中短篇小说一览表 |
附录F 90年代选本收录莫言小说一览表 |
附录G 90年代选刊选本选载、收录莫言小说重合情况 |
附录H 新世纪选刊选载莫言中短篇小说一览表 |
附录I 新世纪选刊选本选载、收录莫言小说重合情况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3)《看电影》趣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机缘及其价值 |
二、研究基础 |
(一)关于趣味 |
(二)关于媒介趣味 |
(三)关于电影趣味 |
三、关于《看电影》的趣味研究 |
四、关于《看电影》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一)关于电影期刊的研究 |
(二)关于《看电影》的研究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国电影期刊与《看电影》 |
第一节 当期刊遇上电影:中国电影期刊概说 |
一、中国电影期刊的诞生:1920——1930年代 |
二、中国电影期刊的曲折成长:1940年代 |
三、新中国电影期刊的复兴:1950——1980年代 |
四、新时期电影期刊的革新:1990年以来 |
第二节 《看电影》的前世今生 |
一、历史的时代机遇:创刊背景 |
二、电影的二维书写:《看电影》的发展历程 |
第二章 内外交互的趣味共振与嬗变 |
第一节 浸入趣味的光影空间 |
一、《看电影》的趣味之源 |
二、《看电影》的趣味生成 |
第二节 “使用与满足”理论中的趣味互动 |
一、电影期刊与受众的审美互动 |
二、《看电影》与受众的趣味共振 |
第三节 大众审美视野中的趣味流变与创新 |
一、趣味的流变 |
二、趣味的创新 |
第三章 视觉消费视域下的商品趣味 |
第一节 《看电影》封面的商品视觉呈现 |
一、封面商品属性的视觉传播 |
二、《看电影》封面的视觉表征 |
三、《看电影》封面的消费符号象征性 |
第二节 《看电影》封面图片的审美趣味 |
一、封面图片的时尚趣味 |
二、封面图片的电影趣味 |
第三节 《看电影》版设中的趣味带入 |
一、“看”出来的电影即视感 |
二、富于情绪的色彩变迁 |
第四章 大众传播语境下的媒介趣味 |
第一节 基于大众传播的栏目构建 |
一、《看电影》的栏目概况 |
二、经典栏目的审美倾向 |
第二节 基于媒介形态的趣味表达 |
一、以前沿资讯凸显大众趣味 |
二、以多元风格打造娱乐趣味 |
三、以独家报道提升媒介价值 |
第五章 当代审美文化形态下的“迷影”趣味 |
第一节 区隔与导向的迷影文化 |
一、区隔:“影迷”——“大众”——“迷影”的定位 |
二、导向:助推迷影文化 |
第二节 打造“迷影”旨趣——《看电影·午夜场》 |
一、策划纸上“白日梦” |
二、精英式的品味表达 |
三、表现“迷”认知的年度总结 |
结论 |
引用和参考文献 |
附录1 《看电影》出版形态进化表(1999—2019) |
附录2 《看电影》栏目进化表(1999—2019) |
附录3 《看电影》封面影片与内地总票房汇总列表(2000—2019)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方梦之研究综述 |
1.2.1 方梦之成果掠影 |
1.2.2 对代表作的评论 |
1.2.3 对方梦之学术思想的评价 |
1.2.4 方梦之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
1.3 方梦之其人其事 |
1.3.1 方梦之的学生时代 |
1.3.2 厂矿工作及翻译 |
1.3.3 研究所翻译 |
1.3.4 步入教坛(1978年至今) |
1.4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 |
1.4.1 本课题的理论价值 |
1.4.2 本课题的实际应用价值 |
1.4.3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1.5 研究思路和框架 |
第二章 方梦之一分为三翻译观的形成 |
2.1 “一分为三译学观”之解读 |
2.2 一分为三译学观的哲学内涵 |
2.2.1 一分为二的利弊 |
2.2.2 一分为三的显现 |
2.2.3 一分为三的优势 |
2.3 一分为三与翻译学方法论 |
2.3.1 一分为三与哲学方法论 |
2.3.2 翻译学的方法论 |
2.3.3 一分为三与翻译哲学方法论 |
2.4 一分为三:从翻译标准到翻译哲学方法论 |
2.4.1 作为翻译标准的一分为三 |
2.4.2 翻译哲学方法论关照的一分为三 |
2.5 方梦之的一分为三译学观 |
第三章 方梦之构建一分为三的应用翻译研究体系 |
3.1 应用翻译研究(学)学科体系建设历程 |
3.1.1 文体研究切入,扩大翻译语域 |
3.1.2 宏观构思,分层建构 |
3.1.3 本体三分,自成一体 |
3.2 应用翻译研究自成体系 |
3.2.1 “应用文体翻译”范畴 |
3.2.2 在译学体系中的方位 |
3.2.3 宏观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意义 |
3.3 翻译活动三要素:作者、译者、读者 |
3.3.1 三要素整体观 |
3.3.2 译者主体的研究历程 |
3.3.3 译家研究的时空与学科三维考量 |
3.4 应用翻译标准:达旨、循规、共喻 |
3.4.1 应用翻译原则之现实关照 |
3.4.2 达旨:达到目的,传达要旨 |
3.4.3 循规:规范之常在 |
3.4.4 共喻:译文适应性 |
第四章 方梦之的中观策略思想研究 |
4.1 中观策略概说 |
4.1.1 国内外关于“翻译策略”的研究概述 |
4.1.2 中观策略研究的意义 |
4.1.3 方梦之对翻译策略的研究路径 |
4.2 翻译策略三要素:理论因子、目的指向和技术手段 |
4.2.1 理论因子的考量 |
4.2.2 目的指向的诠释 |
4.2.3 技术手段的考察 |
4.2.4 译学方法论的启示 |
4.3 翻译策略三元图:直译、意译、零翻译 |
4.3.1 三元图的翻译语言意义观 |
4.3.2 直译、意译的重新范畴化 |
4.3.3 零翻译的理论研究 |
4.4 我国三位一体的翻译策略类聚研究 |
4.4.1 本土研究的理据 |
4.4.2 自主开发的策略述评 |
4.4.3 应用翻译策略之走势 |
4.5 中观策略之批评 |
4.5.1 中观策略的评价 |
4.5.2 方法论意义 |
第五章 方梦之微观技巧研究:语法、修辞和逻辑三位一体 |
5.1 翻译技巧的历史性和当代性 |
5.2 技巧理论化的理据 |
5.2.1 上下贯通、立足实践 |
5.2.2 从实践总结走向理论研究 |
5.2.3 理论发展性 |
5.3 语法学视角 |
5.3.1 语法(言)学在翻译学体系中的位置 |
5.3.2 方梦之的翻译语言等值观 |
5.3.3 翻译技巧与语言学理论同步发展 |
5.4 修辞学视角 |
5.4.1 修辞与翻译的契合 |
5.4.2 应用翻译修辞观——译文的得体 |
5.4.3 对方梦之翻译修辞观的评价 |
5.5 逻辑学视角 |
5.5.1 逻辑思维与语言翻译 |
5.5.2 “逻辑学”是“翻译学”的基础学科 |
5.5.3 逻辑对翻译研究的功用 |
5.5.4 应用文体翻译需要逻辑思维 |
5.6 语法贯通、修辞立诚、逻辑关联 |
第六章 创办《上海翻译》,构建应用翻译之三维阐释 |
6.1 创办过程 |
6.1.1 创刊背景 |
6.1.2 创刊特色 |
6.1.3 创刊艰辛 |
6.2 创办思想:作者—编者-读者三结合 |
6.2.1 稳定的作者队伍 |
6.2.2 做专家型主编 |
6.2.3 与读者的互动 |
6.3 引领前沿 |
6.3.1 国际译学视野 |
6.3.2 凸显刊物的战略导向 |
6.4 应用翻译研究之三维阐释 |
6.4.1 聚焦应用(文体)翻译 |
6.4.2 探讨翻译理论的应用性研究 |
6.4.3 关照应用型翻译问题 |
第七章 编撰译学辞典,创立“一体三环”译学观 |
7.1 方梦之与辞典编纂 |
7.1.1 衷怀辞书 |
7.1.2 编纂历程 |
7.2 译学辞典批评 |
7.2.1 编纂译学观 |
7.2.2 编者主体性 |
7.2.3 读者意识 |
7.3 编纂思想:一体三环 |
7.3.1 一体三环论 |
7.3.2 一体三环论之评价 |
7.3.3 一体三环的方法论价值 |
7.4 辞典与构建中国译学话语体系 |
第八章 结语:方梦之与中国翻译思想史 |
8.1 方梦之译学思想的总体特征 |
8.2 方梦之译学思想对当下译学研究的启示 |
8.3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方梦之着译年表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的论文 |
致谢 |
(5)中俄战略伙伴语境下媒体合作基础、障碍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价值 |
三、文献综述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界定 |
第一节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概念 |
一、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
二、战略伙伴关系价值 |
三、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特征 |
(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 |
(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特征 |
第二节 中俄媒体合作基础概念 |
一、合作基础内涵 |
二、中俄媒体合作基础界定 |
三、中俄媒体合作基础特征 |
第三节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概念 |
一、合作障碍内涵 |
二、中俄媒体合作障碍界定 |
三、中俄媒体合作障碍特征 |
第二章 中俄媒体合作基础 |
第一节 两国媒体合作背景、目的与意义 |
一、合作背景 |
(一)不平衡的国际传播格局 |
(二)相似的国际舆论环境 |
(三)合作维度拓宽,合作程度深化 |
二、合作目的 |
(一)促进文化互鉴,深化民心相通 |
(二)提供信息支持,促进经贸发展 |
(三)提升国际话语权,创造立体声效应 |
三、合作意义 |
(一)增强政治互信,保持两国关系友好态势 |
(二)展现全面立体信息,矫正片面国家形象 |
(三)扭转马太效应,构建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 |
第二节 两国媒体合作基础类型 |
一、政治基础 |
(一)政治互信程度加深 |
(二)政策趋向一致 |
(三)媒体合作政策支持 |
二、经济基础 |
(一)宏观经济态势良好 |
(二)后续资金支持良好 |
三、社会基础 |
(一)民意基础扎实 |
(二)互相吸引力提升 |
(三)互联网发展规模扩大 |
第三节 两国媒体合作平台 |
一、上海合作组织 |
(一)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概况 |
(二)“大舞台”唱响中俄媒体合作“大戏” |
二、“金砖五国”组织 |
(一)“金砖五国”组织发展概况 |
(二)“金砖五国”框架下的中俄媒体合作机制 |
三、“一带一盟” |
(一)“一带一盟”创立历程 |
(二)“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中的媒体使命 |
第三章 中俄媒体合作现状 |
第一节 中俄媒体交往与合作 |
一、两国媒体交往大事记 |
(一)中俄媒体接触期 |
(二)中俄媒体合作规范期 |
(三)中俄媒体合作扩展期 |
(四)中俄媒体合作繁荣期 |
二、两国媒体交流平台 |
(一)中俄媒体合作论坛 |
(二)中俄电视合作论坛 |
(三)东北地区与远东地区媒体定期交流活动 |
(四)中俄网络媒体论坛 |
三、两国媒体合作现状 |
(一)合作内容丰富,但领域失衡 |
(二)交流平台不断发展,但仍有待完善 |
(三)垂直性、立体化与健全化的合作模式尚未完全建立 |
第二节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
一、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概述 |
二、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性质 |
(一)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的副总理级官方组织 |
(二)一个能够自我完善、不断升级的灵活性组织 |
(三)致力于促进中俄人文各领域合作机制性组织 |
三、中俄媒体合作分委会的责任与使命 |
(一)为中俄媒体合作引领方向 |
(二)为中俄媒体合作提供平台 |
第三节 中俄大众传媒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
一、设立背景 |
二、运行机制与责任 |
三、发展历程与成效 |
第四章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与对策 |
第一节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分析 |
一、两国媒介体制不同 |
(一)媒介体制含义 |
(二)两国媒介体制存在差异 |
二、两国媒介政策不同 |
(一)媒介政策概念 |
(二)两国媒介政策存在差异 |
三、两国媒介技术不同 |
(一)媒介技术内涵 |
(二)两国媒介技术存在不同 |
四、两国受众语言不同 |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
(二)中俄语言存在差异 |
第二节 中俄媒体合作障碍消解对策 |
一、两国媒介体制上求同存异 |
二、两国媒介政策上互学互鉴 |
三、两国媒介技术上创新求同 |
四、两国联合培养多语种新闻传播人才 |
五、两国联手应对国际网络犯罪与舆论安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 |
致谢辞 |
(6)1980年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杂志研究 ——兼论作为编者的“晚年丁玲”(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或趋势 |
三、研究思路 |
第一章 《中国》的创刊与终刊 |
第一节 备受瞩目的创刊 |
第二节 艰难的办刊过程 |
第三节 《中国》的谢幕 |
第二章 “晚年丁玲”与《中国》 |
第一节 常与变:丁玲的编辑思想与《中国》的独特性 |
第二节 《中国》与“晚年丁玲”的精神突围 |
第三章 《中国》与1980年代文学现场的内在互动 |
第一节 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 |
第二节 溢出“主流”的新探索 |
第四章 《中国》的办刊经验与启示 |
第一节 守正:八十年代总体期刊背景下的《中国》定位和价值追求 |
第二节 突围:办刊策略的更迭和推陈出新的文学观念 |
第三节 赓续:作为编辑思想遗产和文学精神的《中国》杂志 |
结语 |
附录 丁玲一生主要编辑的文学刊物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7)《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概念阐释 |
四、行文结构及内容 |
五、运用的资料及分析方法 |
六、本文的难点及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从固有人才到本土精英——“意识形态部队”的组建 |
第一节 《抗战日报》创刊之前中共在晋绥的社会动员模式 |
一、报纸是社会动员的制高点 |
二、中共早期在山西的办报实践 |
三、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共领导下的晋西北进步报刊 |
四、“晋西事变”与《抗战日报》的创刊 |
第二节 “固有知识分子”与《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一、“固有知识分子”与国共两党对立时期的中共人才储备 |
二、3:3:3——《抗战日报》的首发阵容 |
第三节 报纸的地方化努力与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一、《抗战日报》的地方化努力 |
二、本地知识人才的崛起 |
第四节 文化动员的成果——山药蛋派与七七七文艺奖 |
一、山药蛋派与《抗战日报》副刊作者群 |
二、七七七文艺奖与晋绥文艺队伍 |
三、1949 年干部南下对晋绥文化的影响 |
第二章 全党办报与通讯网络建设 |
第一节 融入中共组织——党报姓党的目标追求 |
一、不带编号的党内文件 |
二、“聋盲软哑”——言说与倾听之间的疏离 |
三、一纸《决定》引领晋绥全党参与办报 |
四、全党办报的生动局面 |
五、书记县长笔下的新闻稿件 |
第二节 链接基层社会——“局域”通讯网络的构建 |
一、各级党委对报纸通讯工作的推动 |
二、通讯队伍的动员 |
三、通讯队伍的组织 |
四、通讯员的培养:刊授、函授、面授 |
五、从农民到优秀通讯员:一个生动的个案 |
六、“逼”和“哄”:一个通讯模范县的成长 |
七、通讯队伍规模、来稿数量、报纸发行量的变化 |
八、晋绥根据地通讯网络建设的历史借镜 |
第三章 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黑板报”与读报小组 |
第一节 冬学运动与文化翻身 |
一、从《抗战日报》看晋绥冬学的起伏 |
二、从晋绥冬学看民众文化需求的变动 |
三、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 |
第二节 读报运动与读者的“创造” |
一、通讯网络是读报活动的基本依托 |
二、识字运动是读报发展的有力助推 |
三、“报纸上山”与“报纸下地” |
四、读报运动与文化觉醒 |
五、读报运动的收获 |
第三节 油印报、黑板报与晋绥边区三级报网 |
一、油印报:在黑板报与大众报之间 |
二、民众的舆论机关——黑板报 |
第四章 《晋绥日报》的“客里空”新闻与反“客里空”运动 |
第一节 “客里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问题 |
第二节 “客里空”背后的集体无意识 |
一、“意义”的诱惑——从记者谷曼看“客里空”的心理机制 |
二、需求指导下的供给——从“模范村”报道看工具主义生产模式 |
三、私欲对“公器”的觊觎——工具主义的次级衍生 |
第三节 《晋绥日报》的反“客里空”运动 |
一、新闻求实——专业主义视野下的反“客里空”运动 |
二、“思想土改”——工具主义层面上的反“客里空”运动 |
第四节 反“客里空”运动的历史回响 |
一、土改纠偏与《晋绥日报》停止反“客里空” |
二、毛泽东“谈话”与此后30年对反“客里空”运动的评价 |
三、反“客里空”,一个未了的话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缘起 |
二、学术前史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三) 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小结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一) 办学方针 |
(二) 营建方面 |
(三) 设备方面 |
(四) 院系建制 |
(五) 师资延聘 |
(六) 校务行政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小结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小结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四) 经济问题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四) 护校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二) 成因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致谢 |
(9)《剧本》期刊专栏研究(20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相关文献综述 |
第一章 《剧本》期刊概述 |
第一节 创刊缘起 |
第二节 历史沿革 |
第三节 当下发展 |
第二章 《剧本》专栏设置概况 |
第一节 基本构成与风貌 |
第二节 专栏的编排特色 |
一、获奖剧作的品牌化塑造 |
二、新视野下的图文搭配 |
第三节 专栏的价值观念 |
一、宏观层面 |
二、微观层面 |
小结 |
第三章 立足剧作品:从“话剧剧本”专栏到“戏曲”专栏 |
第一节 种类与分布 |
一、博涉内外,广纳古今 |
二、海纳百川,万类竞妍 |
第二节 选材与导向 |
一、旧瓶装新酒:旧史新说 |
二、关注大事件:与时代同行 |
第三节 立意与追求 |
一、自成一格:新颖性 |
二、见微知着:思辨性 |
三、与时俱进,紧扣主旋律 |
小结 |
第四章 聚焦剧作家:从“剧作家研究”专栏到“剧作家写真”专栏 |
第一节 剧作家研究 |
第二节 剧作家写真 |
第三节 专题研讨会 |
小结 |
第五章 重视戏剧评论:从“新作感觉·剧评”专栏到“每月剧论”专栏 |
第一节 独白与对话 |
第二节 群策与反思 |
第三节 兼容与抵牾 |
小结 |
第六章 《剧本》专栏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 |
第一节 历史价值 |
一、知识分子的话语阵地 |
二、社会变迁的记录者 |
第二节 现实意义 |
一、指导意义:客观严肃的办刊态度 |
二、借鉴意义:通俗而不媚俗的专业期刊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剧本》期刊开设专栏类目汇总(2000-2010) |
附录二 :《剧本》期刊刊载剧作品的专栏汇总(2000-2010) |
附录三 :《剧本》期刊剧评与剧论专栏汇总(2000-2010) |
附录四 :《剧本》期刊剧作家研究专栏汇总(2000-2010) |
附录五 :《剧本》期刊刊载的戏剧作品汇总(2000-2010) |
附录六 :《剧本》期刊刊载剧作品专栏内话剧作品汇总(2000-2010) |
附录七 :《剧本》期刊刊载剧作品专栏内戏曲作品汇总(2000-2010) |
致谢 |
本人读研期间发表科研论文及获奖情况一览表 |
(10)边地崛起的批评重镇 ——《南方文坛》转型及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的缘由与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第一章 《南方文坛》转型的缘由 |
第一节 文学发展方式的转型 |
一、文学生产方式的改变 |
二、文学批评的断层 |
第二节 广西文化生态转型的需要 |
第三节 旧版的内部焦虑 |
第二章 转型期《南方文坛》的编辑创作主体 |
第一节 编者与《南方文坛》的风格 |
一、主编张燕玲的文化个性与气质心态 |
二、栏目设置与其转型风格 |
三、选稿原则与转型的生命力 |
第二节 批评家、读者群体与《南方文坛》 |
第三章 《南方文坛》的崛起策略 |
第一节 论坛与评奖:批评“介入”文学现场 |
一、与名刊强强合作 |
二、言论与现场 |
三、通过评奖建立批评机制 |
第二节 催生与见证:《南方文坛》的品牌制造 |
一、广西三剑客的新锐出击 |
二、“今日批评家”的开创与推动 |
三、“绿色批评”的践行 |
第三节 目睹与参与:文学史的视角与贯穿 |
一、“非虚构”写作的持续关注 |
二、网络文学的理性向导 |
第四章 《南方文坛》的文学史意义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批评机制建构的先锋 |
第二节 对当代广西文学生产的参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汇总表 |
致谢 |
四、2001年协助办刊单位(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2]选刊选本视域中的莫言小说[D]. 蒋露.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3]《看电影》趣味研究[D]. 孙佳路.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4]方梦之译学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方法论的视角[D]. 孙吉娟. 上海大学, 2020(03)
- [5]中俄战略伙伴语境下媒体合作基础、障碍与对策研究[D]. 孟浈浈. 郑州大学, 2020(03)
- [6]1980年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杂志研究 ——兼论作为编者的“晚年丁玲”[D]. 史倩文.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晋绥日报》与边区社会文化动员研究[D]. 乔傲龙. 山西大学, 2019(02)
- [8]“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9]《剧本》期刊专栏研究(2000-2010)[D]. 臧玉.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1)
- [10]边地崛起的批评重镇 ——《南方文坛》转型及意义研究[D]. 韦容钊. 南宁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