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政府与朝鲜独立运动

一、抗战时期中国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论文文献综述）

李辛^[1]（2021）在《异乡异客:南京沦陷前的流宁韩人与中韩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魏晋风流之余韵、六朝古都之辉煌的南京,很早就进入了韩人的视野。19世纪70年代韩国开港以后,因经济、政治等因素流亡到南京的韩人日渐增多,其活动随着东亚国际局势的动荡而变化。本文仅选取1910年前后至1937年南京沦陷前移住南京的韩人活动与中韩关系为研究对象,根据中、韩、日三国相关档案和文献,考察韩人移住南京的过程,梳理其社会团体和阶层构成,探求国民政府援助韩人独立运动的原因,分析韩人对中国政府和东亚形势的认识,以进一步清晰这段可歌可泣、相濡以沫的中韩关系史。

胡丽娟^[2]（2021）在《中国军校里的韩籍学员（1910-1945）》文中认为1910年8月日本占领韩国,韩人开始流亡到中国。在中国社会各界的援助下部分韩人志士进入中国军校学习。他们在学校刻苦训练,毕业后积极参与中国革命、反日组织,联合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中国抗日战争、韩国独立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正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韩人进入中国军校的历史背景。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韩人志士开始移居中国东北建立军事教育团体,训练韩籍青年学生,秘密培养韩人武装力量。部分韩人移居中国关内地区,联合中国革命人士组织爱国团体,宣传民族独立,激发朝鲜人民的爱国热情。第二部分介绍了北洋军阀时期各军校里的韩籍学员。20年代,韩人志士受孙中山、唐继尧等人的帮助进入中国军校学习,本章节详细论述了云南陆军讲武堂,黄埔军校,中国航空学校及其他军校中的韩籍学员,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国内外形势及各军校培养韩人的情况,阐明了中国南北政府对中国境内韩国独立运动的不同态度及原因。第三部分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对韩人提供军事援助。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专门的援韩部门,设立专门的韩人军校:如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等为韩国独立运动培养人才。第四部分阐明了全面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公开援助韩国独立运动,帮助韩人创建军队。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抗日军政大学等为韩国独立运动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军事人才,这些人壮大了中国境内的韩国抗日队伍、反日宣传组织。以朝鲜义勇队、韩国光复军为主的韩人武装配合中国军队抗击日军。

刘萍萍^[3]（2021）在《抗战时期西安新闻媒体对韩国独立运动报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日战争时期,韩国革命志士活跃于西安地区,开展独立复国运动。对此,西安本土新闻媒体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这些新闻报道一方面增强了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宣传,并为其开展抗日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强了西安地区民众对韩人及其活动的认识。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阐述韩国被日本吞并之后,韩国革命志士开始在海外进行独立复国运动,进而韩国临时政府成立并获得国民政府的援助。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和国内抗战形势的变化,促使韩国独立运动团体及韩国临时政府将西安作为活动大本营,开展一系列抗日复国斗争。抗战时期,西安的新闻媒体迅速发展,报刊和杂志遍地开花。新闻媒体对韩国独立运动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促进韩人及其革命团体在西安活动的开展。第二章,对抗战时期的新闻报道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整理。研究新闻媒体关于韩国独立运动报道消息的来源和渠道,分析报道作者的组成及其刊载这些报道背后的动机。抗战时期,西安作为大后方,成为中韩两国革命者所向往的地方。新闻媒体对韩国独立运动报道涵盖各个方面,对这些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探究新闻媒体视域下的韩国独立运动在西安开展活动的过程。第三章,论述西安报刊报道本身关于韩国独立运动报道的特点。新闻媒体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报道具有重视涉韩报道、正面报道为主、报道注重保密性及体现的国民党政策等。这些特点使我们在新闻报道中认识到了不同以往的韩国独立运动,也能深入了解中国国民党援助韩国独立运动并与韩国临时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缘由。第四章,阐述新闻媒体对韩国独立运动报道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资金与物资上争取到来自各方面对其抗日复国的援助,还唤起在华韩籍青年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怀,最终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抗日复国斗争中。中韩两国人民并肩抗战建立坚实的革命友谊,实现了抗战的胜利。

柴琳^[4]（2021）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赵素昂（1887-1958）是韩国近代杰出的独立运动家与外交家,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在留学日本与流亡中国的四十余年时间中,他在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奔走的同时,还创作了诸多的文学作品。赵素昂的文学书写是伴随跨界产生的,这些文学叙事中,既有面向自己的日记,又有寄托情感的汉诗,还有彰显义烈精神的传记,既是作者人生体验的真实展现,也是韩国爱国志士革命精神的记录,弘扬了韩国人民追求独立与自由的民族精神。他的文学书写不仅拓宽了韩国文学的创作领域,展现出被殖民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也为今日研究中韩文学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文学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尚未对赵素昂的文学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作品也未能得到深入研究。本文从跨界、跨文化的视角入手,综合运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互文性等理论,结合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赵素昂经历了留学、殖民、流亡生活,跨界体验已经内化为其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他的文学书写与思想体认也始终带着跨界的标识,这也成就了他独特的文学书写。日本留学体验对赵素昂产生重大影响,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留学生活,并在不断的书写过程中反省自我、认识自我,也促进了自我的成长与改变,而我们也通过日记看到了赵素昂内心真实情绪的变化及其民族身份认同确立的过程。流亡中国后,赵素昂为韩国独立运动与临时政府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他的文学书写也始终带着“抗日”的烙印,他在中国的文坛活动及与中国文人的交流对中韩两国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影响着他的文体选择,一方面他的作品体裁多样,政论、散文等体裁贯穿其整个跨界体验的全程。日记作为面向个人的写作,是赵素昂记录留学生活的选择,而传记作品一是为了纪念,表示对义烈志士行动的赞扬与认可,二是为了宣传,向中国人民展现韩民族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其汉诗的创作则与赵素昂本身的心理变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赵素昂文章中使用了中文、韩文、日文、英文等多种语言。日本留学时期,赵素昂私人写作均用文言文,文言文是用以表达友情、骨肉之情、忧国之思的“情之文字”,公共书写则选择了韩汉文混用体,是政体的文体,而日文自始至终只是用于学习的工具。流亡中国后,除部分公函、书信等用英语或韩汉文混用体写作外,赵素昂的文章基本上都使用中文写作,使用中文是希望赋予中文一种互动与认知的媒介功能,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关注、支援韩国民族独立运动,中韩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1904年赴日始,直至1912年7月自明治大学毕业,赵素昂在日八年,从接受儒家教育的读书人成长为具备国际眼光的近代知识分子,日本留学生活对他的影响伴随他一生,他的日记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最直接的记录,折射出时代的光谱。赵素昂在日留学期间,正值东亚局势突变的时期,他表现出的不仅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更有对国家危机的忧患意识,其国家观念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期间他见证了日本一步步吞并韩国的过程,本以为的文明国度变成了侵略的“恶魔”,同处边缘的中国却在民众奋起反抗后为韩国爱国志士提供了斗争空间,最终他选择了流亡中国。赵素昂少年时期便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即便日后赴日留学接受近代新式教育,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并未消磨其对汉诗的兴致,汉诗反而成为其留学与流亡生活中的情感寄托所在。赵素昂汉诗创作的高峰期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是日本留学时期,二是全面抗战爆发后随临时政府辗转赴渝时期。他的汉诗在继承传统诗歌创作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语境的特殊体验,在不失审美的前提下,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身处异乡导致的精神苦闷深深体现在赵素昂的汉诗创作中,但他并没有陷入自我的悲情体验,而是在此之上的一种对于自我与现实的抵抗,在留学与流亡过程中,国家想象与民族认同始终是赵素昂汉诗创作的根本指向。赵素昂的义烈传记作品《金相玉传》《遗芳集》等以生动的笔触再现了韩国义烈志士为民族独立与解放浴血奋战、英勇献身的场景,历史现场未能完整表达的内容在文学书写中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得以抒发,通过义烈形象弘扬了民族精神与英雄主义,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争精神。《金相玉传》与《遗芳集》的出版与发行得到了中国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这说明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霸权之时,中韩两国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通力合作,共同对敌,中韩有识之士形成共同话语与相互认知,而这些作品也体现了互为主体、共生共存、中韩合作抗日的东亚精神价值。1930年代,赵素昂编写出版了大量韩国历史文化相关作品,在殖民地“失语”情境下,他致力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播与坚守,《韩国文苑》的编纂在荟聚韩国历代名文秀句外,也展现了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友好互助的兄弟情谊。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现”使得赵素昂意识到韩人轻易丢掉了对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与发展,而在韩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赵素昂对于“国民性”所秉持的态度一贯是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再进行改造。在编纂写作的过程中,赵素昂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说明、阐释国族历史文化,对其身份认同的建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赵素昂的跨界体验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留学体验促进其民族身份认同的确立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也促成其最终选择流亡中国开展反日独立运动。中国流亡体验则进一步增强了其抗日意识,也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人士的相互书写与生成性互动。赵素昂对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认识则表现了其对国民性继承且批判的态度,也巩固了文化身份认同。赵素昂的文学书写,具有鲜明的抵抗意识与时代认识,与申圭植、朴殷植等来华流亡志士一起,构成韩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文学创作生动地展现了近代韩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抗日意识、东亚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是东亚思想史上的财富,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刘鑫^[5]（2021）在《全面抗战时期韩国抗日力量的正式形成与发展——以朝鲜义勇队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中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近代以来,中国和韩国针对相关名称问题,复旦大学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专家石源华教授曾指出,朝鲜称之为"朝鲜独立运动",韩国称之为"韩国独立运动",而近代史上"朝鲜""韩国""高丽"从来都是混用的,名称之争完全是由于现实的政治斗争而起,在学理上毫无意义。见石源华、蒋建忠《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编年史（1919～1949）》（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8页。在抗日战争时期,"韩国"或"朝鲜"都指代整个朝鲜半岛区域,为方便读者阅读、理解,除原有文献以及固有名称外,其他叙述统一称之为"韩国独立运动""韩国"等相关称呼。都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留下了许多共同抗日的珍贵回忆。在中国抗日战争打响之初,韩国独立运动人士就纷纷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并肩作战。其中,朝鲜义勇队是全面抗战时期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一支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抗日援助力量,以朝鲜义勇队为代表的韩国抗日力量与中国军民相互声援,密切联系,共同进行抗日活动。朝鲜义勇队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方面的大力支援密切相关,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上反殖民主义、追求民族自由解放的一种必然结果,具有积极的示范性意义。

张古悦^[6]（2021）在《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与朝鲜半岛隔江相望,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作为跨境民族,朝鲜人民既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及反动政权的统治下遭遇过压迫与屈辱,也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保卫中国领土完整,为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辽宁地区作为东三省重要的交通枢纽,亦是东北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之一,许多朝鲜人在此地定居生活,同时辽宁地区也是东三省的政治枢纽,为各类朝鲜人团体提供了活动空间。目前关于国内朝鲜人的研究成果仍然以吉林、延边地区为主,而以辽宁地区为研究范围的学术成果仍然较少。本文利用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沈阳市档案馆、韩国历史数据中心、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及新宾、本溪、抚顺等辽宁省地方图书馆所藏朝鲜人原始档案、新闻报纸、各类着作等资料,将民族史与地区史相结合,阐述辽宁地区朝鲜民族的形成发展史。此外,本文以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至1948年辽宁解放为时间范围,以当代辽宁省行政区划为地理界线。从宏观角度考察清政府、奉系军阀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及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辽宁地区朝鲜人政策。并寻找其政策实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辽宁地区朝鲜人最终获得解放的过程。本文还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口变化、地域分布、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等方面进行探索与整理,力求从微观角度对朝鲜人在辽宁地区的社会生活情况进行叙述,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历史进行补充。第一章主要内容为1910年以前,由于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日本在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压迫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朝鲜人小规模迁往辽宁地区进行生产生活的过程。因长期受到朝鲜王朝的剥削,朝鲜半岛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朝鲜人生活状态极为恶劣,为了维持生计,朝鲜人开始越境进入辽宁地区进行农业活动。在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侵占了朝鲜半岛,通过“土地调查事业”为代表的殖民经济体系掠夺了大量土地,导致更多的朝鲜人迁往辽宁地区。由于清朝政府无法阻止移民越境,开始实施吸纳朝鲜人入籍的政策,同时颁布“剃发易服令”并通过扶持中国地主加强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的管理。而日本当局为实现其侵略扩张阴谋,利用领事馆与日本农业资本向辽宁地区进行渗透,使朝鲜人的生活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考察了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至1919年三一运动前,大批朝鲜人因政治与经济因素迁往辽宁地区后,清政府、民国官宪、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围绕朝鲜人实施的不同政策对朝鲜人的政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由于大量朝鲜人的到来,令辽宁地区呈现出多样的民族关系,但相继而来的日本干涉问题也令清政府颇为头痛。因此,辽宁地区的清朝官宪制定了“清源截流”的方针政策,吸引朝鲜人入籍的同时对即将入境的朝鲜人进行限制。其政策精神一直延续至1915年《南满东蒙条约》的签订。在《南满东蒙条约》签订后,日本利用朝鲜人“日本臣民”身份对中国内政进行干涉。因此,民国初期的辽宁官宪为减少外交交涉,不得不将政策转变为以“监视控制”为主。在政策逐渐严格的影响下,一部分朝鲜人开始向吉林地区转移。辽宁地区的朝鲜人中绝大部分为贫苦的农民,而即使进入城市,其收入仍处于社会底层。因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在辽宁各地设立朝鲜人会,以提供经济援助为幌子笼络朝鲜人.同时,还设立朝鲜人学校,以“朝鲜教育令”为基础,向朝鲜人子弟传达效忠天皇的腐朽观念,对朝鲜人的文化教育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第三章主要阐述了1919年三一运动后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奉系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针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政策以及对朝鲜人生活的影响。三一运动将东北朝鲜人反日运动推向高潮,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开始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打击日本军警。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朝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为防止反日运动影响,除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朝鲜人会外,还组建亲日朝鲜人武装团体,对朝鲜人反日运动进行镇压,以达成控制朝鲜人的根本目的。日本帝国主义当局还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横行于辽宁地区,导致奉天当局认定朝鲜人是引起内政、外交困境的主要原因。1925年中、日签署《三矢协定》后,奉天当局对朝鲜人采取了排斥驱逐政策,《田中奏折》的出现更是激化了民族矛盾,令辽宁地区一部分当地百姓加入到排斥朝鲜人的行列。排斥驱逐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辽宁地区朝鲜人口数量逐年下降,也使朝鲜人的经济生活状况更为恶劣。同时,奉系军阀政府为了抵御日本的教育侵略,以强制手段关闭所有朝鲜人学校,命令辽宁各地朝鲜人子弟进入中国人学校。日本背景的教育机构却借机在日本势力的庇护下发展壮大,向更多的朝鲜人子弟灌输“亲日”思想,对朝鲜人的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第四章的主要内容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伪满洲国对辽宁地区朝鲜人实施的奴役与经济掠夺政策,使朝鲜人的经济、社会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的侵略引发了辽宁地区朝鲜人的两次避难潮,为解决难民问题,日本当局将朝鲜人集中于“安全农村”与“集团部落”之中,以安置为名对朝鲜人进行监视管制,并利用其进行农业种植能力以方便经济掠夺。同时,日伪政权还对朝鲜人移民实施“放任”政策,并刻意提高民族等级笼络朝鲜人,引起严重的民族矛盾。此后,日伪当局为缓解日本国内就业压力,以“新规入殖”政策代替“放任政策”,使辽宁地区朝鲜人成为日本农业殖民者的“廉价劳动力”。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鼓惑下,东北沦陷时期的辽宁地区朝鲜人口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粮食产量也在逐年上升,然而朝鲜人却在日伪政权的盘剥下生活极为艰苦。在日伪政权灭亡前,为增加粮食产量,日伪当局在不切实际的增加移民数量、种植面积与产量目标的同时,还对中、朝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特别是“粮谷出荷”政策,强制掠夺了中国以及朝鲜农民的农作物及口粮,在辽宁城乡地区均造成了巨大的粮食恐慌,导致辽宁地区中朝百姓生活在贫困交加的境遇之中。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的侵略与经济掠夺,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辽宁地区的中、朝人民不论派别纷纷加入抗日斗争之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第五章主要阐述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与国民党的掠夺政策对辽宁地区朝鲜人生活的影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令朝鲜义勇军挺进东北,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共产党员们也迅速行动,在保护当地朝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同时,号召朝鲜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在国民党占领时期,辽宁地区朝鲜人积极进行游击战争以保卫革命果实,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令饱受欺凌的辽宁地区朝鲜人真正获得了自由与解放,而广大朝鲜人民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以不同的方式支援前线,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中国共产党对朝鲜民族的平等政策与土地政策相比,国民党政府进入辽宁地区后却以清算为借口对朝鲜人资产进行掠夺,导致许多朝鲜农民丧失土地,而城市内朝鲜人也纷纷失业,大量的朝鲜人又一次沦为难民,其中一部分不得不返回朝鲜半岛或进入解放区,导致辽宁地区的朝鲜人口数量急速下降。而国民党政府为减少难民带来的经济压力,制定了朝鲜人遣送计划,但遣送行动只进行了一次便宣告搁浅。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韩侨事务处开始敦促朝鲜人进行农业耕种以补充军粮,但绝大多数朝鲜人因之前的经济掠夺早已无力从事农业活动,甚至许多朝鲜农民沦为难民,流落街头,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滞留于辽宁地区,直至辽宁解放才重获希望。纵观1910年至1948年朝鲜人迁移至辽宁地区的历史,在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人怀着寻求容身之所的希望前往辽宁地区,利用熟练的农业技术,在一片荒芜之中开拓出万亩良田。而日本当局不仅对朝鲜人实施“统制利用”政策以干涉中国内政与经济掠夺,还以民族挑拨政策令其受到奉天当局的排斥,在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垮台后,其贻害还导致朝鲜人遭受国民党政府的劫掠。辽宁地区朝鲜人屡屡遭到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的迫害,陷入流离失所的痛苦之中。但即使如此,朝鲜人民仍未放弃民族解放的希望,不仅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反日团体,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人民携手共同对抗封建地主、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与国民党反动政权,为辽宁地区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最终成为了光荣的中华民族一员。辽宁地区朝鲜人的历史既是一段开拓、建设新家园的移民史,也是一段在歧视与压迫政策下充满艰辛与苦难的血泪史,更是一段通过坚韧建设与顽强奋斗,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历程。

拜根兴^[7]（2020）在《韩国光复军在西安活动及遗迹调查研究》文中提出前言作为周秦汉唐十三朝古都,西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地位。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伸出侵略的魔爪,亚洲人民深受其害。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安作为抗日的大后方之一,担负着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1939年年底,韩国临时政府下辖的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来到西安,随后成立的韩国光复军司令部也迁至西安,西安成为韩国光复军抗日活动的大本营。

冯国林^[8]（2020）在《韩国学界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现状》文中提出韩国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学界既有东洋史学科下的相关研究,又有韩国史学科下的相关研究,两者的研究视角有明显差异。前者侧重研究抗战中的中国因素,后者强调韩国视角。近年来,对战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研究,都有明显推进。不过,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弱项,如研究人员较少、研究存在不平衡性等。此外,韩国学界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较为薄弱。因此,韩国学界的中国抗日战争相关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LEE W00NG^[9]（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刘金^[10]（2020）在《金学铁抗日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朝鲜族作家、民族抗战斗士金学铁（本名洪性杰,1916-2001）,经历过抗日战争、朝鲜战争的洗礼,目睹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和冷战格局下的对立斗争,他是东亚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和平年代,他追忆往昔并以在场者的视角、纪实的描述,忠实地记录了这段惊心动魄的东亚近代史。金学铁以抗日战争为主题创作的小说、散文和传记文学作品,是建立在其亲身抗战体验基础上的记忆书写,实现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高度耦合,还原了朝鲜革命者探索民族解放道路的艰辛过程,描绘了中韩革命者联合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壮丽史实,被反复描写的朝鲜义勇队抗战叙事也成为金学铁抗日文学的独特印记。金学铁于1946年在韩国首尔登上文坛,1952年定居中国延边,一生坚持用朝鲜语进行文学创作,他的抗日文学书写在中国朝鲜族文坛和韩国文坛上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这些文字填补了中国朝鲜族抗日文学的空白,也是韩国最早的游击队文学。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韩国的出版发行,引起了韩国学界对海外同胞文学和抗日文学的讨论和关注,为中韩文学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金学铁的抗日书写再现了朝鲜革命青年的抗战历程,而他个人及其所属的朝鲜义勇队的抗战活动也以纪录片的形式被搬上银幕,流亡海外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家的革命事迹继而被更多的韩国民众知悉。通过梳理金学铁在东亚的活动轨迹和文学创作经历,不难发现其坎坷的生命体验与其文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出生便带着“亡国奴”枷锁的金学铁,成长在殖民地社会这一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速了金学铁民族意识、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以及反抗性人格特质的形成,坚定了他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决心。其次,在中国的抗战活动进一步鼓舞了少年金学铁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志和信心,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战斗精神也为其文学作品增添了高洁傲岸的精神色彩。另外,抗战时期的战地文艺创作也为其正式走上文学道路提供了实践经验。解放后,回到韩国的金学铁以残缺的身躯进行文艺创作,正式从一名抗战军人转变为小说家、作家。但冷战格局下意识形态的对立斗争,让金学铁被迫从韩国逃离到朝鲜,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了整个青春的他,无法对自己的国民身份实现认同。最终,他再次来到中国,离散生活的苦闷只能借助抗日记忆的书写进行排解。而金学铁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幽默和诙谐的源头,即千锤百炼中淬炼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以及现实主义精神。金学铁的抗日文学作品主题鲜明、体裁多样,普遍呈现出自传体叙事特点,作者以自我言说的叙事方式流露出对身份的思索和追认。例如,抗战回忆录《抗战别曲》记录了朝鲜义勇队成员“金学武”、“文正一”、“康秉学”等人的革命经历,金学铁以旁观者和记录者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诸多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义勇队群像,是一部关于朝鲜义勇队的群体传记。而金学铁作为群像中的一员,对群体的肯定也的对自我的肯定,对他人的描写从侧面对自我形象进行弥补,也可以看作是“他传化的自传”。自传《最后的分队长》则是金学铁对自己人生历程的总结性回顾,时间和空间跨度最大,完整的展示了一个殖民地少年成长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再到无产阶级作家的自我成长历程。自传体长篇小说《激情时代》以金学铁的成长经历为蓝本,是历史真实和文学想象的结合,通过对镜像自我“徐船长”的描写,重新审视和反思自我。同时,小说浓郁的民族色彩,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民族情感。从自传到自传体小说不仅丰富了自我形象,也表现出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精神需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曾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当离散成为生活常态之后,金学铁思念故土的苦闷也只能在文字中得以消解。金学铁抗日文学作品在内容、主题、情节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的主题互涉,其文学叙事也与其他历史文本也呈现出广义的互文关系。具体来说,在金学铁的抗日文学作品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之间、散文之间以及不同文体的作品之间,通过作者的“自我改写”、“自我引用”等方式,实现了文本的交织和相互印证,产生了文本的互动和交叉,即,“内互文”关系。金学铁频繁引用自己之前发表过的作品,这种自我引用和重复并非自我抄袭,而是以自省的方式重新审视自己的前文本,从而进一步强调在海外进行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艰苦奋斗历程,以期引起东亚各国的更多关注。另一方面,金学铁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作家,记录历史、传递真相永远是他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的小说与同时代其他文本乃至与社会历史文化这个大文本之间也存在主题互涉,即“外互文”关系。小说的文学叙事与新闻报道的历史叙事在不同侧面和不同角度互相回应,交织出文学化的历史现场。总之,“互文性”叙事贯穿于金学铁抗日文学作品的始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是作者对历史和记忆的重新审视和书写,多种文体的综合运用也使结构上呈现和谐的形式美感。金学铁抗日文学书写是对来华抗战的朝鲜革命者抗战经历的历史记录,以独特的叙事视角、真实的叙事内容,在东亚抗日叙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和重大历史文献价值。当记忆开始变得模糊,文字便成为保存记忆的最好方式。在中国的抗日斗争史和韩国的民族解放史上,朝鲜义勇队的名字因金学铁的抗日书写而开始变得清晰。作为一个历史见证者和发言人,金学铁实现了记录真实历史、展示朝鲜革命青年战斗面貌的承诺。他这一篇篇或短或长的文学作品承载着东亚人民的集体记忆和他的独特个体记忆,这些“证词”既是金学铁为自己也是为已故的战友发声,一方面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另一方面是避免海外革命者的功绩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金学铁的抗日文学为朝鲜革命者竖起了一座座文字的丰碑,也由此成为文化记忆的媒介和传递民族价值观、构建民族同一性的“记忆之场”。金学铁的抗日文学是东亚近代史的缩影并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反殖民斗争史。

二、抗战时期中国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抗战时期中国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1）异乡异客:南京沦陷前的流宁韩人与中韩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军校里的韩籍学员（1910-1945）（论文提纲范文）

（3）抗战时期西安新闻媒体对韩国独立运动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全面抗战时期韩国抗日力量的正式形成与发展——以朝鲜义勇队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论文提纲范文）

（8）韩国学界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金学铁抗日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抗战时期中国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论文参考文献）

• [1]异乡异客:南京沦陷前的流宁韩人与中韩关系[J]. 李辛. 韩国研究论丛, 2021(01)
• [2]中国军校里的韩籍学员（1910-1945）[D]. 胡丽娟. 延安大学, 2021(12)
• [3]抗战时期西安新闻媒体对韩国独立运动报道研究[D]. 刘萍萍. 延安大学, 2021(12)
• [4]赵素昂的跨界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柴琳. 山东大学, 2021(10)
• [5]全面抗战时期韩国抗日力量的正式形成与发展——以朝鲜义勇队为中心[J]. 刘鑫. 当代韩国, 2021(01)
• [6]辽宁地区朝鲜人沿革及中日各方政策研究（1910-1948）[D]. 张古悦. 延边大学, 2021(02)
• [7]韩国光复军在西安活动及遗迹调查研究[J]. 拜根兴. 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 2020(00)
• [8]韩国学界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现状[J]. 冯国林. 当代韩国, 2020(04)
• [9]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10]金学铁抗日文学研究[D]. 刘金. 山东大学,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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