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腐败自有后来人?(论文文献综述)
袁叶[1](2021)在《戏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文中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催生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戏曲作为我国的一项传统艺术,具有独特的表演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虽历经沧桑与沉浮,但在历史长卷中绵延不绝,描绘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印迹,历久弥新,不断昭示着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除了舞台上能够表现出来的“唱念做打”外,戏曲中还蕴含着优良的中华传统美德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本文从初中历史教学的角度出发,以戏曲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戏曲中蕴含的历史教学资源,研究如何将这些资源运用于初中历史教学。全文正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通过研究戏曲的历史沿革、特征以及价值来分析戏曲中蕴含的历史教学资源,说明其对历史教学的功能与价值。第二部分从历史的角度对适用于教学的戏曲进行分类整理。通过不同的标准对戏曲进行分类,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不同类型戏曲的特点,以实现有效利用。第三部分是研究不同类型的戏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具体运用。不同题材主旨的戏曲可以运用于初中历史综合实践活动课,以锻炼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将反映不同时代的戏曲运用于初中历史常态课的教学,不仅是对教学形式的丰富,还能够提升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和艺术审美能力。第四部分结合戏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提出几点原则及策略。鉴于教师和学生对于戏曲的了解程度不够和兴趣不足的情况,运用戏曲进行教学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本文在最后对教学原则及教学策略进行总结,希望能够推进戏曲运用于初中历史教学的实践。
邢志[2](2021)在《建国以来沪剧剧目研究(1949-2019)》文中指出建国伊始,受“戏改”政策的影响,沪剧界对传统剧目进行了重新审定和修改。与此同时,沪剧发挥擅演现代戏的特长,在政府的倡导下,配合当时以反抗封建压迫、巩固新政权为重点的社会运动,创作了诸多切合时代主题的现代戏,经典剧目《罗汉钱》就产生于此时。此后,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文艺跃进”现象明显,产生了大批粗制滥造的现代戏。但与此同时,经过沪剧界的努力,也产生了经典剧目《鸡毛飞上天》《星星之火》。在“百花齐放”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得益于相对宽松的文艺氛围,沪剧界进行了传统剧目整理工作。随着“大写十三年”口号的提出,此前“三并举”的剧目政策被推翻,沪剧的传统剧目开始受到批判,并逐渐消失在舞台上,取而代之的是以反帝、反资、塑造工人英雄形象为重点的革命现代戏。在强调戏曲创作要突出“阶级斗争”、“兴无灭资”等内容的背景下,沪剧的两部大戏《芦荡火种》与《红灯记》成为了时代的经典,并在后来为京剧所改编,成为两个革命样板戏的源流。“文革”中后期,在“普及样板戏”的号召下,沪剧界又按照样板戏的创作要求编演了一批革命现代戏。“文革”结束以后,沪剧界在揭批“四人帮”运动和政府文艺政策的推动下,除了复演经典传统剧目外,还新创作了一批现代戏。与此同时,沪剧还借助电视这一新兴媒介的优势,将优秀剧目《一个明星的遭遇》改编为沪剧电视片《璇子》,成为全国首部戏曲电视片,开启了80年代沪剧剧目改编电视剧的热潮。这些景象,都显示着沪剧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开始复苏并逐步走向新的繁荣。在政府发出文艺创作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号召后,沪剧又一次发挥自身擅演现代戏的特长,坚持以主旋律的剧目创作为导向,迎来了改革开放后沪剧发展的一个高峰。但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娱乐方式逐渐多元化,加之沪剧自身在剧目编演中存在的问题,沪剧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
董俊[3](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认为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余德义,柳秋荣,余华刚[4](2020)在《革命自有后来人——纪念刘肩三烈士就义90周年》文中研究说明今年是刘肩三烈士英勇就义90周年。刘肩三的一生,是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他为江西早期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肩三,1892年出生于江西省都昌县一个乡间知识分子家庭。他自幼立志报国为民,学生时代即自谓"身不满五尺而雄心万丈"。1914年,在星子白鹿洞南康府中学毕业后,刘肩三回乡当了一年乡村小学教师。
孙克诚[5](2020)在《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特殊时期,封建时代又到存亡交替关口。当此之际,因政治腐败明王朝急剧没落,以武力血腥清政权勃然兴起,社会变乱四起,战争频发,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人们经历着政治黑暗导致的生活失序,感受着朝代更替带来的心理失落,体会着华夷错位生就的思想阵痛,这是一个令人精神痛苦、心灵扭曲的时代。置身巨大社会变迁中,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感受尤为深刻。失望于现实的腐霉黑暗,感慨于社会的狂澜难挽,诸多不肯出卖节操以求荣利,不愿屈膝以事异族的高洁之士,此时纷纷走向了遁世之途。与时代沉浮相协应,隐逸历史渊源流长的崂山亦于明末清初,迎来了隐逸文化的繁盛时期。一批士子各有不同出身与经历,或为朝中高官,或为地方官员,或为东林党人,或为复社成员,或为进士举人,或为布衣士子,或为宫廷太监,或为义军领袖,为了驱除胸中郁闷、排解思想痛苦、保全气节操守、苟全身家性命,受到了崂山所承传的隐逸精神的感召,先后来到崂山,隐遁丛林之中,僻居海滨之侧,托身佛道之门,选择了远离尘俗、固守德操、持养心志的隐逸生活。但是他们并非全然忘怀世事,消极以避世,在纷乱时代中,仍然关怀世情民生,持有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他们互通声气、彼此支持,结友仁人志士,交往文化名流,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隐逸文人群体,从而对地方多有作为,于社会多有贡献。啸傲在崂山,作为特殊时代中有德操之士的代表,他们的人生之终,或从容赴死,或慷慨就义,或守志终老,各自成就了人生的价值,光扬了崂山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崂山,他们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使命,披荒榛、筑屋舍,修造藏读场所,创办书塾书院,兴造佛庵道庙。于此读书治学、赋诗论艺、习书抚琴、教授生徒、参禅修道,于学术、教育、艺术、宗教上,都有突出的作为与贡献。他们传延了崂山文脉,发展了区域文化。歌哭在崂山,他们以文学为生活方式,记事抒情议论,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们创办诗社,相聚一起,联吟酬唱、论诗谈艺,主导了崂山及周边的文学风气,繁荣了区域性文学创作,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因为隐逸文人的入驻,崂山文化呈现出鼎盛之势。在崂山,隐逸文人们拓建了新的文化空间,营造了新的文学景观,使崂山文化地理的精神内涵再得丰富。明末清初之时,社会种种变局均对崂山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之博弈、奸邪之斗争、生活之动荡、易代之变化、强权之暴虐等诸般时代风雨,都波及到了这边隅海陬之地。旧恩之眷恋、亡国之哀痛、恢复之图谋、出处之矛盾、生死之抉择等诸般文人情思,都在崂山丛林中留下了深深印痕,崂山实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与表征。此时的崂山隐逸文化与文学蕴含着时代的品质与精神,超越了一时一地之局限,具有了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意义。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论析了选题提出的意义,对与选题相关研究成果作了述评,明确了论文研究任务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界定,说明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准备及使用情况。第一章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考述,对从秦汉到明前中期二十余位进入崂山隐居人物隐居始末作了探析;其次论析了崂山隐逸文化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内涵,分析了影响其形成的自然与文化原因。第二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首先对此际崂山隐逸文人群体概况作了考述,对三十余位人物的生平及隐居崂山情况作了考析;其次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表现及特点作了论析;最后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第三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地理的空间存在及其内涵作了论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作了阐析,指出一些文化景观蕴含着独有的精神内涵,因而成为隐逸文人崇尚的精神地标;其次对隐逸人物密集的地理空间所在与变迁情况作了考述,明晰了自然与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历史变动情况。第四章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对当时文化名士如施闰章、顾炎武、王士禛、钱谦益、蒲松龄、高珩、王铎、朱彝尊、张英等人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游情况,及其对崂山作出的文化贡献,分别作了考析。第五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研究:从隐逸文人中选择高弘图、黄宗昌、张允抡、黄培、胡峄阳等五人为代表人物作了个案研究,对其生平、隐居崂山始末、文化贡献与文学创作情况作了较详备的考述。第六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论析了崂山隐逸文人对区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其在学术、教育、艺术、宗教等方面所作出重要的贡献作了整体性考析。第七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对隐逸文人的散文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对他们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作了考察;其次从文体角度,对其创作的各种散文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第八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对隐逸文人诗歌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就其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对其诗歌结社、诗论建树情况作了考论;再次从题材角度,对其所创作各种诗歌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诗歌整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结语:就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作了回顾性的概括总结。明晰了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在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史鹏飞[6](2020)在《艺技相参 冀道永传 ——周嘉胄《装潢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周嘉胄《装潢志》作为中国第一本总结归纳古书画修复原则及步骤的系统性论着,以其丰富的鉴赏知识及长久的装裱实践经验,确保了该书所记载工艺步骤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设计文献的刊行在晚明时期蔚然成风,这主要得益于经济发展的深厚积累,手工业的多样化发展,在明代中后期进入到异常繁荣多样的阶段,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各类手工技艺的精进与钻研,为社会财富的积累提供来源;另外,明代中期思想的解放潮流,以及明晚期西风东渐的历史变化,刺激着人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而朝代的更迭,终止了这种思想解放潮流的进一步发展,江山易主,思想重建,文人思想的敏感性促使其着文写作的文化担当感;丧乱年代之文化载体的非命,引发文人的着书刊行的文化道义感。除了文化担当意识之外,面对当时受士绅阶层的审美趣味及要求而深刻影响的物质文化形态,周嘉胄的《装潢志》不仅仅是一种延续书画性命的手段,而是一种变革背景下,文化遗存恐难延续的焦虑状态下,试图通过手工技艺的技术总结,为文化传承提供技术保障的创新与突破。技艺是手工艺人的技艺,趣味是赏玩者的趣味。技艺在很大程度上很难改变趣味,但是趣味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技艺,甚至亦可成为技艺的主导。然而,一人若兼具赏玩者的趣味及手工艺人的技艺,再能够敏感于世事变迁及社会动荡导致的文化败落现象,而反思技艺在辅助文化传承中的决定性作用,并着文志之,或可成为一种经典。
王玉敏[7](2020)在《竟陵派诗学与庄子思想》文中认为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与谭元春的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中多有庄子思想的印记。钟、谭接受庄子思想是受晚明内忧外患及党争剧烈的政治格局、东林学派与蕺山学派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以及明代中后期庄学起兴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钟、谭二人诗学观念在批判与继承拟古与性灵两派文学思想时亦为庄子思想所沾溉,竟陵派的“性灵”之“性”需诗人虚静其心,而“灵”则为真,诗人应各适其性,终达至浑融自然、与道合一之“厚”的诗境,而此道为庄子之道。钟、谭诗作中有运用《庄子》典故,有同于庄子对黑暗社会的愤世嫉俗、又有因人生多艰而借庄子思想求得精神超脱之诗,亦蕴二人孤洁拔俗之性情。钟、谭有烟霞癖,作诗以虚静之心,为庄子思想所影响而形成个性化的清与奇之诗境。
孙琳[8](2019)在《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文中研究说明“水浒”特有的绿林题材形成与传播于特定历史时期,对题材及社会价值的不同评判令其主题阐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水浒”接受过程中,绿林题材与各不同时代的价值判断紧密融合,其“意义”虽不离“含意”,但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主题阐释结果。“诲盗”与“忠义”是“水浒”两种基本的主题归纳,表面上水火不容,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从题材角度而言,“水浒”叙述的是绿林故事,“以暴易恶”的“法外”情节与人物屡见不鲜,虽有招安“归正”、清庙传名的结局,但“法外之行”是题材的重要部分,“诲盗”是对特殊题材社会效果的担忧;从主导意旨而言,特定时代的编创者、接受者对“水浒”大多持宽容态度,认为绿林人士本属“乱民”而非“贼民”,“为乱”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忠义”是对“水浒”本身存在价值的肯定。“水浒”主题阐释虽有多种,但“忠义”在不同时代的内涵变化更为明显和关键,而像“诲盗”“伪忠义”等论点实则亦可视作为“忠义”内涵的不同表现,“农民起义说”“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亦可视作“忠”之对象由“君”转向于“民”或“国家”的某种变形,相对其他主题论而言“忠义观”的包容性更强一些。水浒“忠义观”有一个建构与解构的过程,“建构”指的是宋元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经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元代水浒戏等由外而内与水浒绿林题材逐渐结合的过程,水浒忠义观在明代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然而绿林题材与“忠义”之间的裂痕始终难以弥合,故而建构渐趋完成的同时解构亦已开始,此种解构指的是传统“水浒忠义观”中“忠义”与“非忠义”矛盾的凸显,经由金圣叹、清初水浒戏、清代水浒续书等不断放大和批判此种矛盾,传统“水浒忠义观”被质疑;清末民初在君主专制崩解的背景下,“水浒忠义观”渐成为新式的“忠”与“义”组合,“忠”之对象由君而民、而国、而民族,“义”之平等性渐而提升,新式“忠义观”得以重构。值得注意的是,建构与解构的发生是共时而非先后,一方面是创作者的情感寄托,另一方面又取决于读者和评者的价值立场,“忠义”作为一种悖论始终伴随水浒的产生与传播,即使“非忠义”“反忠义”亦是“忠义观”的某种变体。鉴于精力和学力有限,水浒“忠义观”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限定在自宋至清的古代阶段,其中有少部分延伸到近、现代阶段。一、主题内涵与“水浒”的经典化文学作品的主题研究向来是我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小说”一词和相关作品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经魏晋、唐、宋的创作实践,明、清时期“小说”作为文学体裁之一无论是篇幅,还是内容含量及社会价值,均由“不经之作”而逐渐成为新的“经典”。在小说地位提升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亦添加于具体作品之上,令小说的“意义”更趋近于“道”,这一点在主题阐释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水浒传》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小说观念现代化的结果,这也是最深层的原因;直接原因则有明代中后期文化专制统治的放松,统治者对小说的倡导与宽容,士大夫的推崇与评点,市民阶层的兴起,文化的普及,印刷技术的迅速发展等。与其他小说不同,“水浒”有其特殊的绿林题材,在经典化过程中“水浒”与“忠义”这一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融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二、水浒“忠义观”的建构历史上的宋江事迹发生和传播于宋朝,在靖康之难、南宋偏安、文强武弱的时代背景下,类似对宋江等“匪寇”招安并赐予官爵以期其为国出力的事在南宋大量发生,“忠义”是当时社会自上而下公认的主流价值观念。李若水作诗《捕盗偶成》,提出“招安非良策”,对接受招安的“匪寇”是否“忠义”表示质疑。只是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南宋朝廷自顾尚且不暇,招安是朝堂无奈的选择;乱世之中落草绿林的“匪寇”各有各的无奈,招安是他们真心的期望,而“为国立功”则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忠义军、忠义民、忠义人等在特定时代受社会普遍认同,这是水浒“忠义观”建构的时代基础。龚开出于宋遗民心态作《宋江三十六赞》,在序言中称宋江一类的“盗中之圣”尚具“义勇”,借对绿林的“赞”批判祸乱天下的“乱臣贼子”。元代陆友仁曾舟过梁山泺,结合龚开“画赞”作诗对历史进行反思,提及宋江征方腊取得战功一事,并隐讳地指出“乱自上作”。早期“水浒戏”推崇梁山“替天行道”的“公正”,实是元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体现,这也成为水浒“忠义”中偏“义”的一方面表达。李若水、龚开、陆友仁及早期水浒戏对“水浒忠义”的态度并不相同,但均在有意无意地营造一种“水浒”与“忠义”之间的联系,实是时代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三、《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水浒”故事的凝练与集中,明代现存大多数小说版本中均将“忠义”置于明显的位置,文本中“忠义”亦多次重复呈现,这既是小说编创时的意旨表达,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文学体现。只是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忠义”本来有“对等”“适宜”之意,“水浒忠义观”本身内涵强调的则是单向度“臣”对“君”的服从,“忠义”实则为“忠”。小说以文学叙事手段创建了朝堂“无忠义”的特殊语境,其中君主昏聩、奸佞擅权、胥吏腐败,致令有能者无法安居于庙堂和“法内”社会,只得“被逼上梁山”。“忠义”的代表人物宋江历经曲折,虽竭力数次避免“落草”,但最终还是上了梁山。成为“匪盗”的宋江在山寨营造“忠义”氛围,极力谋求招安,重新回归“法内”社会之后,借征辽、征方腊行“忠义”之行,被鸩死之时仍不舍“忠义”,终得清庙留名。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塑造的宋江是文学中的“忠义”形象,是水浒“忠义观”的坚实文本基础。四、“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伴随小说的广泛传播,“忠义”己成为“水浒”得以存在的独特价值标签。“水浒戏”虽多截取“水浒”之一段或一人物而演绎,明代中后期的林冲、武松、宋江等戏曲故事中虽有偏重的不同但均体现了“忠义”主旨,可见水浒“忠义观”之深入人心。序跋和评点是明清之际小说研究的重要形式,对“水浒”主题的阐释更为直接,且大多不离“忠义”左右,只是称扬者以“忠义”赞之,质疑者以“伪忠义”贬之。倡导“水浒忠义”者亦有不同表现,如天都外臣将“水浒”誉为“国医”,李贽称赏着书者用心之“发愤”,容与堂等版本评点中多结合小说内容进行“忠义”的归纳,是“忠义”的不同变体。金圣叹在明末起义频繁的时代背景下,质疑“招安”者忠义与否的问题,指出小说《水浒传》中“忠义”的内在矛盾。金圣叹作五篇序言从各个角度阐述“水浒”作者并无“忠义”的意旨表达,小说只是出于才子“锦心绣口”的“闲暇之作”,试图将小说从“载道”的重负下摆脱出来,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亦在隔离“忠义”与“水浒”之间的关系;同时金圣叹腰斩“水浒”,将宋江等人招安、征辽、征方腊等“忠义”事迹完全舍弃,另改编文本《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突出宋江之“伪忠义”。“迸忠义于水浒之外”,是金圣叹解决水浒内在忠义矛盾的一种方法,是他喜新炫才文学观念的表达,亦是他时事之感的体现,背后则是时代价值观念变迁的外在表征。五、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清代“水浒戏”虽受《水浒传》整体框架的制约,但在内容、人物选择上与明中后期不离“忠义”相比,“非忠义”性更为明显。清初戏曲《宣和谱》从其名称来看不离“宣和”左右,实隐寓对“乱自上作”宣和之政的针砭。《宣和谱》戏文对宋江等水浒人物持否定态度,多处讥讽宋江的伪忠伪孝、王矮虎的好色无能、扈三娘的贪生变节,而以王进、栾廷玉、扈文姬、扈成等的真忠、真孝、真节、真义作为对比,将“忠义”从水浒人物身上剥离开来。清宫大戏《忠义璇图》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戏曲演绎,在水浒的整体框架下,刻意减少了表现水浒“忠义”的情节和对话,而添加了李若水、张叔夜等真忠真义以反衬水浒众人的“伪忠伪义”,并用近十分之一的篇幅以“冥谴”的形式对宋江等人展开批判,是对“水浒忠义观”的强烈反拨。另《虎囊弹》《闹江州》《偷甲记》等“水浒戏”虽内容与水浒故事相关,但均刻意远离了“忠义”主题,这亦可视作官方和民间视野对时代价值观念的某种反映。陈忱《水浒后传》突出了对“愚忠”的某种批评,青莲室主人《后水浒传》亦表现出对轻易放弃起义果实一味“忠义”的谴责。俞万春的《结水浒传》不但以“荡寇”的形式令水浒人物灰飞烟灭,更从多方面对“水浒忠义观”进行全面解构。六、“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清末民初,民主、科学、法制等现代观念大量涌进,不但与明清时期的“忠义”价值观念产生冲突,亦对传统的小说主题阐释产生冲击。尤其是君主制崩解之后,传统“忠义”价值观的基础随之瓦解,而“水浒”深具反抗色彩的绿林题材在主题阐释中所占分量愈来愈重。“平等”“民主”“乌托邦”“社会主义”等新概念、新名词不断添加在“水浒”主题阐释之上,同时“农民”“市民”“游民”“流民”等水浒人物出身的不同归纳体现了从“民”到“人民”的内涵演化,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体现了时代核心价值观念的变化与转移。“忠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对表现传统“忠义”最为突出的招安、征方腊的评价亦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最明显的“投降主义教材说”,这实是当代视角下对招安问题的新评价。另外,“忠义”指向的对象从君主转向于民族、国家、人民,同时对“义”的阐释亦添加进“平待”“相互”的时代新意,“忠义”观实现了某种重构。“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重构既是小说主题理解与阐释内涵的变迁,更是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体现。
郑健群[9](2019)在《《太平广记钞》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言小说选集的编纂是晚明文言小说兴盛的表现之一,反之也促进了文言小说在明末清初的发展。《太平广记》作为“文言小说之渊薮”,是当时文言小说选本的重要素材来源。冯梦龙直接取材于《太平广记》,利用删繁就简、合并更置等手法,编纂成《太平广记钞》。经过冯梦龙加工整理的《太平广记钞》,在篇目的分类归置、故事的整合编排等方面都较原书更为出色,并且体现了冯梦龙纯熟的编纂技巧和缜密的编纂理念。本文以《太平广记钞》为研究主体,共八章。第一章界定《太平广记钞》的性质,概述其刊印与传播的情况,探究冯梦龙编纂《太平广记钞》的内在原因与外在原因,并对其编纂方法进行概括、分类。第二章主要研究《太平广记钞》与《太平广记》的关系,分析《太平广记》明刊本的情况与冯梦龙编纂《太平广记钞》的联系,考察《太平广记钞》的编纂底本,比较两者卷目与篇目的数量,探究《太平广记钞》的文献价值。第三、四章分别论述类目、篇目的编纂方法,利用数学公式、数量统计等方式,对不同的合并手法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归纳总结编纂特点。第五章以篇目的跨类、易名和整理编辑为切入点,分析冯梦龙对分类、篇名、内容一致性的重视。第六章从编纂者、小说家、书生文人和读者四个角度出发,解读《太平广记钞》的评点。第七章集中研究《太平广记钞》的删改,从删去的内容和改写的内容分析冯梦龙的取舍倾向、编纂原则及艺术追求。第八章探讨《太平广记钞》对明代文化思潮的呼应,和对冯梦龙思想的反映,揭示其所蕴含的时代意义及文学价值。
李争杰[10](2019)在《明代文官赏赐研究》文中指出明代文官赏赐的进行需要多个机构协同运作完成,吏部负责文官赏赐资格的认定,户部负责赏赐物资的供应,光禄寺和精膳清吏司负责备办各种类型的赐宴和赐食,礼部负责制定赏赐文官时的礼仪,鸿胪寺负责教导文官接受赏赐时的礼仪规范,行人司负责运送赏赐物质至文官手中。明代文官赏赐的类型主要有三种:一是恩惠类赏赐,主要是指皇帝在一些特定的时间、事件或者场合对官员进行的具有明显恩惠性质的赏赐。代表性的有庆典赏赐、节日赏赐、丧葬赏赐、考满赏赐、祭祀赏赐。二是事功赏赐,是指官员通过建功立业获得的赏赐。代表性的有军功赏赐、工程营建赏赐、编修书籍赏赐、经筵日讲赏赐。三是德行赏赐,是指官员因品行优良而获得的赏赐。代表性的是忠行之赏和孝行之赏。明代对文官的赏赐具有突出的特点。首先,明代文官赏赐的内容具有多样性。从赏赐内容上看有名誉赏赐和物质赏赐。名誉赏赐主要包括:赐爵、赐勋、赐加公孤、赐姓名、赐封号。物质赏赐主要包括:货币赏赐、食物赏赐、章服赏赐、宅田赏赐、奴婢赏赐。其次,明代文官赏赐具有明显的偏向性。明代官员赏赐时偏向于对京官的赏赐,轻视对地方官员的赏赐。而在京官中,对于三品以上两京官员及侍读人员,皇帝在赏赐时又会给与格外优待。第三,明代文官赏赐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从赏赐频率看,洪武至天顺93年间,年平均赏赐数为11次;成化至嘉靖102年间,年平均赏赐数为19次;隆庆至天启61年间,年平均赏赐数为33次。另外,在赏赐的主体和赏赐行为方面,明代文官赏赐也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明代文官赏赐具有双重作用。赏赐具有增强君臣感情,加强王朝凝聚力;树立道德楷模,营造良好社会风气;改善官员生活,促进国家廉政建设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具有加大财政压力,减弱激励效应;扰乱民众生活,加剧社会危机;败坏官场风气,加剧吏治腐败的消极作用。赏赐实际功能的发挥与政治格局变化、君主的个人选择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而在不同时代赏赐发挥的具体效用也不同。
二、腐败自有后来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腐败自有后来人?(论文提纲范文)
(1)戏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一)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二)深化教育改革的要求 |
(三)丰富课堂教学的需要 |
二、研究现状 |
(一)关于戏曲具有教育意义的研究现状 |
(二)关于初中历史戏曲课程资源开发的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一)研究思路 |
(二)创新点 |
四、概念界定 |
(一)戏曲概念界定 |
(二)戏曲与戏剧的区分 |
第一章 戏曲的历史沿革、特征和价值 |
一、戏曲的历史沿革 |
(一)古代戏曲的出现和发展 |
(二)近现代戏曲的发展 |
二、戏曲的特征 |
(一)虚拟性 |
(二)纪实性 |
(三)多样性 |
三、戏曲的价值 |
(一)教育价值 |
(二)精神价值 |
(三)审美价值 |
第二章 戏曲的主要类型 |
一、戏曲分类的标准 |
(一)戏曲题材的主旨 |
(二)戏曲题材反映的时代 |
二、按题材的主旨划分 |
(一)公案戏 |
(二)英雄侠义戏 |
(三)女性戏 |
(四)革命历史戏 |
三、按题材反映的时代划分 |
(一)传统戏 |
(二)现代戏 |
第三章 戏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
一、不同题材主旨的戏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
(一)公案戏 |
(二)英雄侠义戏 |
(三)女性戏 |
(四)革命历史戏 |
二、反映不同时代的戏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
(一)传统戏 |
(二)现代戏 |
第四章 戏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原则及策略 |
一、戏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原则 |
(一)适用性 |
(二)严谨性 |
(三)针对性 |
二、戏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策略 |
(一)注重能力的提升 |
(二)注重对学生情感的培养 |
(三)注重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建国以来沪剧剧目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思路框架 |
第一章 建国初期的沪剧剧目(1949-1962) |
第一节 “戏改”时期的沪剧剧目 |
一、传统剧目的审定与修改 |
二、切合时代主题的现代戏创作 |
三、宣传新婚姻法的代表作:《罗汉钱》 |
第二节 “文艺跃进”时期的沪剧剧目 |
一、“以现代剧目为纲”影响下的剧目 |
二、“歌颂大跃进、回忆革命史”:《鸡毛飞上天》《星星之火》 |
三、对传统剧目的态度 |
小结 |
第二章 “革命现代戏”时期的沪剧剧目(1963-1976) |
第一节 “大写十三年”影响下的沪剧剧目 |
一、“大演现代戏”与批判传统戏 |
二、革命现代戏的盛行 |
第二节 革命样板戏时期的沪剧剧目 |
一、革命现代戏的样板:《芦荡火种》《红灯记》 |
二、样板戏背景下的其它沪剧剧目 |
小结 |
第三章 新时期的沪剧剧目(1977-2019) |
第一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沪剧剧目 |
一、剧目创作的复苏 |
二、首部戏曲电视片:《璇子》 |
第二节 “四个现代化”倡导下的沪剧剧目 |
一、以主旋律为导向的现代戏创作 |
二、娱乐多元化背景下的沪剧剧目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三、研究任务、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四、基本概念的界定 |
五、文献搜集与使用说明 |
第一章 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发展历史考述 |
一、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 |
二、明朝前中期崂山隐逸文化考述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原因 |
一、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 |
二、崂山隐逸文化传统形成的原因 |
第二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 |
第一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群体考探 |
一、明末入崂隐逸文人 |
二、隐居崂山的明朝遗民文人 |
三、清初入崂隐逸文人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及其特点 |
一、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 |
二、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特点 |
第三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 |
一、社会现实与隐逸传统原因 |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安保的加强 |
三、区域文化教育的发展 |
第三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 |
一、黄石洞——黄石宫:为而不恃、功成身退 |
二、田横岛——五百义士冢:不甘屈服、尽节守义 |
三、驯虎山——童公祠:勤政爱民、造福一方 |
四、不其山——康成书院:绵延文脉、传道继圣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一、自然隐逸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二、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变迁 |
第四章 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 |
第一节 施闰章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一、施闰章的崂山之游 |
二、施闰章与崂山隐士杨还吉的交往 |
三、与杨遇吉、蓝润的交往 |
第二节 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及对崂山文化贡献考述 |
一、顾炎武的崂山之行 |
二、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三、顾炎武陷身黄培文字狱始末 |
四、顾炎武对崂山的文化贡献 |
第三节 王士禛笔录崂山及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述考 |
一、王士禛对崂山、即墨人事的记咏 |
二、王士禛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第四节 钱谦益等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一、钱谦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二、蒲松龄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三、高珩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四、王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五、朱彝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六、张英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第五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人物研究 |
第一节 高弘图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一、生平简述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五、隐居期间的文学创作 |
第二节 黄宗昌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一、生平简考 |
二、着述及其存世情况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五、《崂山志》的撰写及其学术价值 |
六、创作的隐逸诗歌 |
第三节 张允抡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一、生平简考 |
二、着述及传世情况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四、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化贡献 |
五、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学创作 |
第四节 黄培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一、生平简述 |
二、黄培文字狱案始末、原因及其影响 |
三、黄培隐居崂山始末及所创丈石斋诗社 |
四、甲申后黄培的交游情况 |
五、黄培文化作为及其着述 |
六、黄培的诗歌创作 |
第五节 胡峄阳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一、生平简述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三、隐居崂山及其交游情况 |
四、胡峄阳的文化贡献 |
五、文学创作情况 |
六、胡峄阳的历史影响 |
第六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学术贡献 |
一、经学贡献 |
二、理学贡献 |
三、史学贡献 |
四、区域人文地理学贡献 |
五、其他学术贡献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教育贡献 |
一、从教授业传道 |
二、修缮教育设施 |
三、创建书舍书院 |
四、致力家庭教育 |
五、编刊书籍以助风教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艺术贡献 |
一、书法贡献 |
二、音乐贡献 |
三、集藏贡献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宗教贡献 |
一、对佛教发展的贡献 |
二、对道教发展的贡献 |
第七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考探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文体类析 |
一、传记文 |
二、序跋文 |
三、碑志文 |
四、书启文 |
五、哀祭文 |
六、论说文 |
七、杂记文 |
八、赞铭箴赋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 |
一、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艺术特色 |
二、崂山隐逸文人散文产生的社会影响 |
三、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学术价值 |
第八章 明末清初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考探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诗歌结社及诗论建树 |
一、诗歌结社 |
二、诗论建树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作品的题材类析 |
一、隐居诗与隐逸情怀 |
二、酬应诗与人际交往 |
三、山水诗与诗歌地理 |
四、咏物诗与情意寄托 |
五、佛道诗与宗教氛围 |
六、海洋诗与海洋风情 |
七、时事诗与世情关怀 |
八、怀思诗与思想意绪 |
九、饮酒诗与情感慰藉 |
十、时序诗与生命感思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 |
一、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 |
二、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产生的社会影响 |
三、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具有的学术价值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6)艺技相参 冀道永传 ——周嘉胄《装潢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晚明的变革与新知 |
二、《装潢志》研究现状 |
第一章 《装潢志》前的“装潢”论 |
第一节 “装潢”之变 |
第二节 装潢的文献记录 |
第三节 字画装潢从业人员 |
第二章 周嘉胄及其交游 |
第一节 周嘉胄成长的时代 |
一、何心隐之死 |
二、书院复建与文人结社 |
第二节 周嘉胄及其交往 |
一、鉴古工书富收藏 |
二、交往官员 |
三、好睡嗜香,意于遁世 |
第三章 《装潢志》成书考 |
第一节 装潢技艺的广泛需求与应用 |
一、装潢与字画收藏 |
二、多重身份的装潢艺人 |
第二节 周嘉胄的忧虑与写作 |
一、国变后的焦虑 |
二、紧迫的写作 |
第四章 《装潢志》的写作特点与开创性 |
第一节 明代装潢文献分析 |
一、抄袭 |
二、考证纠谬 |
第二节 周嘉胄新创《装潢志》 |
一、定装潢原则——书画之司命 |
二、装潢步骤的分析总结 |
三、对装裱品式的初步归纳 |
第五章 《装潢志》价值论 |
第一节 清代装潢文献 |
一、周二学《赏延素心录》 |
二、典籍中的“装潢” |
三、笔记小说中的“装潢” |
第二节 近代装潢文献 |
一、拯冬《装潢杂谈》 |
二、蒋吟秋《书画与装潢》 |
第三节 现当代字画修复技艺与研究 |
一、装潢匠师身份之变 |
二、博物馆与字画修复 |
三、民间艺术机构中的字画修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经典装潢文献辑注 |
(7)竟陵派诗学与庄子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竟陵派受庄子思想影响的原因 |
第一节 政治格局 |
第二节 社会思潮 |
第三节 庄学兴起及谭元春《遇庄》 |
第二章 竟陵派诗学观念与庄子思想 |
第一节 拟古之“豪”与性灵之“俊” |
第二节 “虚怀”与“心斋” |
第三节 “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与“咸其自取” |
第四节 “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与“浑沌” |
第三章 竟陵派诗歌创作实践与庄子思想 |
第一节 悲世与超世 |
第二节 清与奇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后记 |
(8)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选题和价值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一章 “水浒”主题研究综述 |
第一节 “水浒”的传播与主题评价 |
一、由“非经典”而“经典”的小说 |
二、明代小说社会功能的阐发 |
三、《水浒传》的“经典化”路径 |
第二节 “水浒”的主题与题材 |
一、小说主题的内涵 |
二、“水浒”主题的多义性 |
三、独特的绿林题材 |
第二章 水浒“忠义观”的建构 |
第一节 悖离于“忠义”的水浒本事 |
一、历史中的“南朝忠义” |
二、对宋江招安“忠义”的怀疑 |
三、朝野对招安的不同态度 |
第二节 宋江“忠义”的虚指与期望 |
一、龚开对宋江事迹的采择 |
二、表面上的赞与实质上的箴 |
三、“盗中之圣”与乱臣贼子 |
四、《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忠”与“义” |
第三节 宋江报国的“忠义”所指 |
一、身具历史反思观念的陆友仁 |
二、“宋江题赞”寓指的“乱自上作” |
三、宋江征方腊以“报国收战功” |
四、宋江故事的绿林特质 |
第四节 早期水浒戏的“忠义”偏指 |
一、替天行道之“忠义”背景 |
二、“替天行道”中的“义” |
三、明初水浒戏中的“忠义”体现 |
第三章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表现 |
第一节 《忠义水浒传》的“忠义”内涵 |
一、“忠义”的词源意义 |
二、《忠义水浒传》中的“忠义”所指 |
第二节 小说中朝堂“无忠义”的叙事语境 |
一、昏聩的君王宋徽宗 |
二、擅权的奸佞 |
三、滥权的胥吏 |
四、无法尽忠于朝堂的水浒武将 |
五、忠义所归的梁山世界 |
第三节 水浒故事中宋江之“忠义” |
一、上梁山的曲折叙事 |
二、宋江所题“反诗”与“忠义”矛盾的解决 |
三、借天意言人事的“忠义”叙事 |
四、宋江“忠义”的具体表现 |
第四章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与质疑 |
第一节 明代水浒戏的“忠义”表现 |
一、忠奸对立的林冲故事演绎 |
二、以义寓忠的武松故事演绎 |
三、细节蕴忠义的宋江故事演绎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倡导 |
一、天都外臣的“国医”之论 |
二、李贽的“发愤着书说” |
三、容与堂本评点的“忠义”阐释 |
四、“水浒忠义观”的多方响应 |
第三节 金圣叹对水浒“忠义观”的质疑 |
一、代作者立言以非“忠义” |
二、截尾祛报国战功以消解“水浒忠义” |
三、改编小说文本以证宋江“伪”忠义 |
第四节 “迸忠义于水浒之外”的原因 |
一、《水浒传》内在的“忠义”矛盾 |
二、特立独行之才子观 |
三、深文曲笔之文学观 |
四、非忠义寓褒贬之时事观 |
第五章 水浒传统“忠义观”的解构 |
第一节 清初《宣和谱》对水浒“忠义”的“翻案” |
一、《宣和谱》命名的针砭之意 |
二、《宣和谱》春秋笔法的创作主旨 |
三、《宣和谱》对传统水浒“忠义观”的消解 |
四、“忠义”游移于水浒之外 |
第二节 《忠义璇图》对水浒“伪忠伪义”的批判 |
一、创作过程中的“忠义”思考 |
二、删增情节以消解“水浒忠义” |
三、《忠义璇图》对宋江“假忠假义”的批判 |
第三节 《虎囊弹》的主题变换 |
一、《虎囊弹》的大体情节 |
二、现存的《虎囊弹》残出 |
三、无涉水浒忠义的内容与主旨 |
第六章 “水浒忠义观”的消解与重构 |
第一节 帝制消亡后的水浒主题新变 |
一、君主制消亡引发“忠义”内涵变化 |
二、从“民”到“人民”的演化 |
三、传统水浒“忠义观”的解构 |
第二节 水浒“忠义观”的新内涵 |
一、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
二、招安问题的重新认识 |
三、“忠义观”的讨论 |
小结 |
一、“水浒”主题研究的反思 |
二、“水浒”主题研究的时代意义 |
参考文献 |
一、原典文献类 |
二、研究着作类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太平广记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研究原因 |
二、研究方法 |
三、《太平广记钞》的研究综述 |
四、研究的问题与创新点 |
第一章 《太平广记钞》概述 |
第一节 《太平广记钞》的性质界定及流传情况 |
一、《太平广记钞》——《太平广记》的编纂本 |
二、《太平广记钞》的刊刻与传播 |
第二节 《太平广记钞》的编纂原因与方法 |
一、《太平广记钞》的编纂原因 |
二、《太平广记钞》的编纂方法 |
第二章 《太平广记钞》与《太平广记》 |
第一节 《太平广记》的传播与《太平广记钞》的出现 |
第二节 《太平广记》的版本与《太平广记钞》的编纂底本 |
一、《太平广记》的版本与《太平广记钞》的关系 |
二、排除无关版本 |
三、《太平广记钞》所据底本探究 |
第三节 《太平广记钞》与《太平广记》的卷目比较 |
第三章 《太平广记钞》的类目处理 |
第一节 类目合并的方式 |
一、直接合并 |
二、隐括合并 |
三、分拆合并 |
四、独立合并 |
五、易名合并 |
第二节 类目内容占比的升位与降位问题 |
第三节 类目顺序的更置 |
第四章 《太平广记钞》的篇目合并 |
第一节 简单合并 |
第二节 事类合并 |
第三节 同人合并 |
第四节 补充合并 |
第五节 世家合并 |
第六节 反例合并 |
第五章 篇目的跨类、易名和整理编辑 |
第一节 篇目跨类分析 |
第二节 篇目易名 |
第三节 篇目的整理编辑 |
第六章 《太平广记钞》的评点 |
第一节 编纂者的尽善尽美 |
一、补充分类情况的评点 |
二、带有补充、解释的评点 |
三、注音的评点 |
四、关于考辨、类文与引文的评点 |
第二节 小说家的独到眼光 |
一、小说与社会风俗、政治斗争的关系 |
二、小说的借喻、套路与发展 |
第三节 书生文士的向往与慨叹 |
第四节 作为读者的独到见解 |
一、独到见解 |
二、人间真理 |
三、指斥道德沦丧 |
四、评点诗文词、文字游戏 |
五、质疑纰漏 |
六、规劝世人 |
第七章 《太平广记钞》的删改 |
第一节 删去的内容 |
一、删对话 |
二、删非小说文体 |
三、删佐证与创作背景 |
四、删人物描写 |
五、删其他 |
第二节 改写的内容 |
一、繁简更改 |
二、改对话改陈述 |
三、调整顺序 |
四、改变叙事逻辑 |
第八章 《太平广记钞》对明代文化思潮的回应与冯梦龙思想的反映 |
第一节 《太平广记钞》与明代文化思潮 |
一、文化解压的产物 |
二、文言小说复兴的产物 |
第二节 《太平广记钞》与冯梦龙思想 |
一、小说叙事意识 |
二、民生思想 |
三、情感与理性 |
总结 |
第一节 《太平广记钞》的研究价值 |
一、冯梦龙编纂手法的研究价值 |
二、冯梦龙评点的研究意义 |
三、《太平广记钞》的传播价值与文献价值 |
四、《太平广记钞》对时代的反映 |
第二节 《太平广记钞》的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太平广记钞》占《太平广记》类目分布一览表 |
附录2 《太平广记钞》合并方法与篇目合并情况统计分析表 |
附录3 《太平广记钞》篇目数量统计表 |
附录4 《太平广记钞》分类作用的眉批辑录 |
附录5 《太平广记钞》篇目易名、跨类情况表 |
附录6 《太平广记钞》删减诗歌详细表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致谢 |
(10)明代文官赏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评述 |
三、思路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明代文官赏赐的管理机构及其运作 |
一、赏赐资格的认定机构——吏部 |
二、赏赐物资的供应机构——户部 |
三、赐宴及赐食的备办机构——光禄寺、精膳清吏司 |
四、赏赐官员礼仪的制定机构——礼部 |
五、赏赐礼仪规范的执行机构——鸿胪寺 |
六、赏赐官员的执行机构——行人司 |
第二章 明代文官赏赐的类型 |
一、恩惠类赏赐 |
(一)庆典赏赐 |
(二)节日赏赐 |
(三)丧葬赏赐 |
(四)考满赏赐 |
(五)祭祀赏赐 |
二、事功赏赐 |
(一)军功赏赐 |
(二)工程营建赏赐 |
(三)编修书籍赏赐 |
(四)经筵日讲赏赐 |
三、德行赏赐 |
(一)忠行之赏 |
(二)孝行之赏 |
第三章 明代文官赏赐的特点 |
一、赏赐内容的多样性 |
二、赏赐的偏向性 |
三、赏赐的时代性 |
第四章 明代文官赏赐的作用 |
一、积极作用 |
(一)增强君臣感情,加强王朝凝聚力 |
(二)树立道德楷模,营造良好社会风气 |
(三)改善官员生活,促进国家廉政建设 |
二、消极作用 |
(一)加大财政压力,减弱激励效应 |
(二)扰乱民众生活,加剧社会危机 |
(三)败坏官场风气,加剧吏治腐败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四、腐败自有后来人?(论文参考文献)
- [1]戏曲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D]. 袁叶.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2]建国以来沪剧剧目研究(1949-2019)[D]. 邢志.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革命自有后来人——纪念刘肩三烈士就义90周年[J]. 余德义,柳秋荣,余华刚. 党史文苑, 2020(11)
- [5]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D]. 孙克诚.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6]艺技相参 冀道永传 ——周嘉胄《装潢志》研究[D]. 史鹏飞. 西安美术学院, 2020(01)
- [7]竟陵派诗学与庄子思想[D]. 王玉敏. 暨南大学, 2020(04)
- [8]水浒忠义观的建构与解构[D]. 孙琳. 山东大学, 2019(02)
- [9]《太平广记钞》研究[D]. 郑健群. 暨南大学, 2019(02)
- [10]明代文官赏赐研究[D]. 李争杰. 河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