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庆分局建立管理相对人数据库及档案（论文文献综述）
叶益均[1]（2021）在《行政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请求要件研究》文中指出
王琦[2]（2021）在《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研究》文中指出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规范执法行为的重要助力方式,通过实现行政执法全过程留痕、可追溯,既可以保障被记录者的合法权益,还可以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公民对于政府执法活动满意度。随着试点地区经验的推广,全国很多地方响应上级政府号召,参考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实施管理办法。所谓行政执法全过程,指的是从执法行为开始直至全部程序结束的过程,记录行为也应当贯穿执法活动始终,而记录方式又可分为文字记录与音像记录。论文结合合法合理、高效便民、程序正当、权责一致原则讨论了推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的必要性。实践中,记录资料的保存与使用十分重要,记录资料的保存应结合案情复杂程度分别给予固定期限保存或永久保存;根据使用主体的不同,记录资料的使用情况可分为内部使用与外部使用,同时行政机关可以考虑建设一个大数据库对接内外部使用的双共享平台对两种使用模式进行区分管理。此外,全面记录执法全过程的音视频资料为行政证据的收集与保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有助于争议的解决。而对于记录资料涉及隐私保护的问题,行政机关可以“识别性信息”理论作为基础并结合实践经验来区分个人隐私信息。论文结合各地实践经验建议尚未全面配置执法记录设备的地区可以采用共享模式解决设备配置不足的难题,同时应以内部培训的方式提高执法人员音视频记录的水平。
王顺[3]（2020）在《行政裁判文书说理问题研究 ——以法律适用说理为考察对象》文中认为随着生效裁判文书公开上网制度的建立健全,裁判文书作为司法产品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裁判文书的质量问题尤其是说理问题日益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一直以来,法律适用的说理作为裁判文书说理的核心内容之一,都是法院在裁判理由中要予以阐明的重点,尤其是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往往更加具有复杂性、特殊性。本文以法院在司法裁判中的法律适用说理作为重点考察对象,研究有关行政裁判文书的说理问题。通过对相关行政裁判文书案例的梳理和考察,法院在裁判中对于法律适用争议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形:一是对于法律适用的依据存在的争议;二是援引法律条款是否规范的争议;三是对于法律规定条文含义的理解存在争议;四是在法无明文规定情形下对法律适用存在的争议。基于我国法院行政裁判文书法律适用说理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总结分析。通过研究案例发现,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适用说理中主要存在着说理不充分（不说理或说理不到位）、说理针对性不强等缺点。针对行政裁判文书法律适用说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分析存在的内在原因。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与完善:首先,要统一行政裁判法律适用的尺度:重点解决行政审判的适用依据问题,消除裁判依据与说理依据的模糊地带,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法院应明确区分作为裁判适用的依据和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完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与认定,妥善处理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应在司法裁判法律适用过程中强化综合运用法律适用方法,如法院应加强对于法律冲突解决规则以及法律解释方法、利益衡量方法等的适用。其次,立足于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的基本特征,应完善法律适用说理的路径,即法院应在坚持合法性说理的基础上提高合理性说理的比重,强化综合运用行政法的有关原则、原理来提高法律适用的正当性与妥当性。再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释法说理的要求,从丰富法律适用说理的论据与增强法律适用说理的论证两个角度来加强法律适用说理的论证力度。最后,立足于行政裁判文书说理的制度建设层面,从立法、司法和文书方面完善法律适用说理的机制,着重提高法律适用说理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律效力,建立健全与释法说理要求相符的细化配套制度,进一步优化现行裁判文书的体例结构。当下,随着我国司法责任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大力加强行政裁判文书法律适用说理制度建设,对于解决行政案件说理困难、提高司法公信力以及实现让公民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罗仙凤[4]（2020）在《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8年7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政务服务平台要畅通网上咨询投诉渠道,及时反馈群众和市场主体反映的问题并加以解决,这样良性的社会信用系统才会逐步建立起来”。2019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8号）,提出要构建协同监管格局,畅通群众监督渠道,整合优化政府投诉举报平台功能。近年来,我国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有了迅速的发展,投诉举报的渠道逐步扩大和便捷,各行政领域的处理程序逐步规范,权利保障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社会主体的加入增强了行政处理的能力,投诉举报与重大行政执法活动的相互配合,成为了提升行政执法效率的重要力量。然而,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也呈现出矛盾式的发展现状。宽泛的立法要求与有限的行政执法能力之间的矛盾、投诉举报适用范围扩张与限缩之间的矛盾、投诉举报权利鼓励与限缩之间的矛盾以及投诉举报价值肯定与否定之间的矛盾阻碍、甚至异化了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发展。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依然难以有效运转。投诉举报案件数量呈现出全面式激增,并从传统的消费者领域、环境保护领域扩散至整个行政领域。而投诉举报处理的法律效果也并不令公众满意,大量的投诉举报争议涌向法院。加之多渠道导入的案件受理机制和缺乏统一标准的投诉举报处理流程,致使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不仅未达到社会治理的理想效果,反而滋生出更多的纠纷争议。而产生这一现状的原因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进行分析。在理论层面上,投诉举报这一法律术语常见于各类法律规范中,但却并未有任何法律对投诉举报的概念进行定义。行政执法和司法裁判虽然都给出了投诉举报概念的定义,但却存在极大的分歧。不仅在概念上产生了分歧,投诉举报处理的功能定位也存在分析。政府监督论主张投诉举报是公民监督政府的一种方式,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应当着重保护公民的监督权;行政效率论认为投诉举报是公民提升执法效率的一种方式,由此还衍生出了“投诉举报工具论”的观点,彻底否定投诉举报人作为处理机制的参与方;行政救济论认为投诉举报中应当区分投诉与举报的概念,承认投诉对于公民私益性权利的救济功能;而政府服务论则认为政府对于投诉举报的处理是政府应当提供的社会服务,但却过度加重了行政机关一方的义务。在这些理论的发展下,投诉举报处理的边界日益模糊,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也与其他机制混淆不清。而上述问题,又都归结在投诉举报是否是一项权利,以及是一项怎样的权利问题上。然而,目前对于投诉举报权却存在权利肯定说、权利否定说和部分权利肯定说。这导致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发展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而在现实层面上,投诉举报逐渐开始“异化”,由一项“参与性”的机制转变成了“对抗性”的机制。行政机关一面希望通过法律规定的投诉举报提升执法效率,一面又将投诉举报人视为职权启动的“工具”。而公民亦将投诉举报变成了维护私人权益,甚至谋求非法利益或达到非法目的的“工具”。投诉举报逐步向着“对抗”走去,甚至对制度的正当性产生了影响。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行政机关成为了违法判断的主要义务主体。而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又是公民反馈违法信息的主要渠道,大量信息的汇集对行政机关的传统执法手段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必须在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完善中寻求相应的解决办法。在权利保障视野下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必须厘清投诉举报人在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中应当享有何种权利。但从目前来看,理论和实务都混淆了来源于《宪法》第41条规定的行政检举,和来源于《宪法》第2条第3款的投诉举报。而这一源自于《宪法》第2条第3款的投诉举报是指任何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为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以其他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为对象向行政机关反映违法行为的活动。而投诉举报权是各具体法律依据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的主观公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积极权利,具有参与、管理的属性。与这项权利所对应的义务便是行政机关对投诉举报处理的法定职责。通过行政行为类型化,可以将投诉举报处理行为拆解为行政答复行为和行政处理行为,行政答复行为还可以进一步拆解为程序性答复行为和实体性答复行为。程序性答复行为表明行政机关是否受理投诉举报人所反映的事项,对投诉举报人获得行政机关程序性答复的权利产生影响。实体性答复行为表明行政机关将所反映事项的核实情况、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举报人,对投诉举报人对于权利行使结果知情的权利产生影响。行政处理行为表明行政机关对于投诉举报人所反映事项已经进行了处理。但由于投诉举报权本身是一种参与协作的权利,其并不具备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意涵。因此,行政处理行为对投诉举报权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否对投诉举报人其他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还需根据行政处理行为的具体内容进行判断。通过行政过程论全面动态地审视投诉举报处理行为,其中还包括过程性的分流行为和调查行为。分流行为决定了投诉举报中所反映的事项是否能够由正确的行政机关进行处理,而调查行为决定了行政处理行为的正确性。错误的分流行为和调查行为必然影响行政处理行为的正确性,从而影响投诉举报人对于投诉举报权行使结果知情的权利。此外,在缺乏行政调查行为下的任何实体性答复都是缺乏理论和事实依据的,这就相当于没有任何证据的断案结果。相应的,请求行政机关履行调查职责的权利应当成为实现投诉举报权的关键内容。在公众参与视野下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应当具有广泛的参与性。行政法中公众参与应当包含三个层面的参与:其一,行政法中的宏观公众参与。行政机关在运用国家行政权管理国家、社会事务时,应当广泛吸收私人参与到各个行政过程中,承认私人主体在行政中具有一定的主体地位,并构建起行政协商、对话、互动的行政机制、制度;其二,行政法中的中观公众参与。中观公众参与是指对传统行政行为模式突破下中的公众参与,其中以双方协议形成的行政合同为典型;其三,行政法中的微观公众参与。微观公众参与是指公众具体参与到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中。而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正好契合了这三个层面的参与。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在微观层面的公众参与理念下,构建投诉举报权与行政权之间的交互和对话,以通过对投诉举报权的保障实现行政权运行的目标、任务。此外,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要需要社会主体的参与。这种参与具体可以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社会自治本身即是一种治理效果的体现。通过社会性公约的方式促进公民懂法、守法,自然减少了违法行为和社会纠纷的产生,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效果,同时也减少了投诉举报的数量;其二,社会主体作为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处理的助力。在实质性解决纷争视野下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必须有效地化解社会纠纷。投诉举报处理的实质性纠纷解决效果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本身既带有维护社会公益、防止纠纷扩大延伸的作用。因此,投诉举报处理本身即是一种实质性纠纷解决机制;其二,与投诉举报交织在一起的民事纠纷,体现出其与行政密切相关的社会纠纷属性。因此,应当设置额外的实质性纠纷解决机制对民事纠纷进行解决。在投诉举报权行使过程中,如果不对这些民事纠纷进行实质性处理,那么公民需要再次转向司法机关寻求救济。这不仅增加公民的维权成本,也会加重公民在行使投诉举报权过程中产生的“偏见”和“情绪”,从而反向弱化了公民对于投诉举报处理的满意度。通过对投诉举报的法律规范分析,我国共有36部法律规定了投诉举报条款,虽然规定的形式多种多样,但都一般规定投诉举报是一项权利。而法律以下,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均有涉及投诉举报的相关规定。由此形成了“投诉举报条款+管理领域/事项+具体投诉举报处理规范”的部门管理型立法模式和“政府概括性管理领域/事项+统一的投诉举报处理规范”的统一管理型立法模式。部门管理型立法模式有明确的上位法依据,有利于形成专业化的管理,但也存在缺乏统一标准、部门分散缺乏互动、增加维权成本等问题。而统一管理型立法模式依托一级政府平台,提升服务理念,对统一性制度构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也存在缺乏上位法依据、随意立法增加行政机关负担等问题。在这些模式中,经过抽象总结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一般包含识别标准、分流标准和处理程序规定。识别标准能帮助行政机关快速识别投诉举报。分流标准能帮助行政机关正确受理职责范围内的投诉举报。而处理程序是对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处理流程的规定。这些共通性的程序为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确立了基本的制度框架。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环境保护领域以及科研诚信管理领域这三类具有代表性的领域中,也形成了一些特殊经验借鉴。社会主体的参与机制、高层级统一监管平台的建设以及行政调解纠纷解决机制的嵌入,都对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综上,为充分发挥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在权利保障、公众参与、纠纷解决中的功能,应当构建保障参与型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保障参与是指以保障促进参与,以参与实现投诉举报处理的社会治理效果。保障参与论具体有以下几层含义:其一,以明确的权利义务规范保障参与主体的权利。目前的立法模式和理论体系均是以行政机关一方义务或内部程序为主,投诉举报人在处理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并不明确,司法上也被否定具有参与的权利。因此,应当明确投诉举报人享有的程序答复请求权、权利行使的知情权、获得司法救济等权利。这是最基本的参与地位保障;其二,突显投诉举报权作为宪法参与管理权的性质,明确投诉举报人享有请求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依法查实的权利。作为宪法参与管理权具体形态的投诉举报权,应当具有更高的参与性和公益性,有别于一般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性权利。虽然这项权利不能要求行政机关作出某一具体调查行为,但应当保障其对调查结果的参与和监督。具体可以反映在行政机关答复内容必须包含调查事实的说明,以及投诉举报人有权对行政调查提出反证质疑;其三,推进投诉举报人与被投诉举报人的深层次参与。投诉举报人不仅仅是行政程序的启动者,而被投诉举报人也不仅仅是行政处理的对象。对于两者之间的民事争议和纠纷,行政机关应当主动提供机制进行实质性纠纷解决,体现出对于参与方利益的平衡和关怀;其四,扩大参与主体的范围,广泛吸收社会主体参与,培养社会主体的参与能力,最终回馈于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在根本上减少纠纷和违法行为的发生。于此相应的,在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具体构建上,应当构建社会主体参与机制、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以及统一性的受理平台,并以司法提供外部的救济保障,以推动保障参与型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构建。
龙艳妮[5]（2020）在《电子行政审批流程再造研究 ——以东莞市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电子行政审批模式开始兴起,并因其有助于促进行政审批的公开化、透明化、法治化、高效化而成为各国政府首选的审批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也明确提出,“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有关制度,推行电子政务,在行政机关的网站上公布行政许可事项,方便申请人采取数据电文等方式提出行政许可申请。”自网上审批服务推行至今,我国电子行政审批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审批碎片化等问题,无法满足公众对其服务能力及行政效能的需求。而服务能力的提升、行政效能的提高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有效运用、审批流程的优化再造。政务流程再造就是将企业业务流程再造的基本原理引入到政府管理中,强调面向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强调借助信息技术重新设计流程,实现政府工作效能、服务效率以及公众满意度的显着提高的过程。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为切入点,以东莞市为例,采取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梳理东莞市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的发展现状,并归纳了目前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流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包括流程再造局部化、信息化建设存在缺陷、衍生产品认可度低。究其原因,主要有机构职能碎片化、相关标准规范缺失、信息共享屏障林立、法律法规不完善。通过学习、借鉴国内外政务流程再造的成功经验,本文为电子行政审批流程再造提出了以下对策:一是行政职能整合化,二是政务数据共享化,三是安全管理常态化,四是流程再造法治化。
刘珊[6]（2020）在《税法解释性规则研究》文中指出税法解释性规则是税务行政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务行政规则指的是财税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法律授权或自身行政权而制定的规则,按照规则的性质与法律效力的不同,税务行政规则可以分为立法性规则和非立法性规则两大类。税务立法性规则指的是财税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制定程序而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规则,其具体表现为税务行政法规和税务行政规章等《立法法》所明确规定的立法形式。而税务非立法性规则指的是财税行政主管部门未经过法定程序制定的仅在本辖区内具有拘束力的行政规则,其具体表现为各种层级的税务规范性文件。根据规范内容及功能意义的不同,税务非立法性规则又可以分为税法解释性规则、税务管理性规则、税务裁量性规则等,其中,税法解释性规则根据发布主体与程序的不同,表现为通知、批复、函等多种形式。税法解释性规则本质上是各级财税行政主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充分运用其行政权,依法对税法规则的具体应用性问题作出进一步阐释、说明而制定的一种实施性解释。根据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税法解释性规则属于第二性规则,是税法规则的配套规则,具有派生性、从属性以及不可续造性等特征。税法解释性规则因税收成文法的局限性、税法适用的专业性与复杂性、税法调整对象的流变性与多样性而生,并在弥补税收立法先天缺陷、克服税法规则实施的不确定性、提供相对清晰的税务行政执法标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行政判断余地理论与权威理论为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生成提供了理论支撑。随着税收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税收司法的逐步开放,各类税务争议数量开始大幅增加,争议类型亦日渐多元化、精细化。其中,因税法解释性规则司法适用而引发的税务行政争议尤为突出。在我国现行行政解释体制下实施性解释的法律地位尴尬,导致这一类实施性解释在实践中的规范程度明显不足。学界将这一现象视为税法行政解释失范、或称为税务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异化,并对税法行政解释规范化、税务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及司法审查等问题展开热烈探讨。然而这些理论研究并没有从实际层面彻底解决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司法适用争议,以解释性的税务规范性文件为表现形式的税法行政解释失范问题仍然存在。相对而言,从文本分析与案例实证考察的双重视角切入,能更直观、更清晰地发现并剖析当前我国税法行政解释实践中存在的真问题。因此,有必要以税法解释性规则文本及其司法适用争议案例为考察对象,分别对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外在形态、内容等方面展开不同层次的实证考察。通过对我国近四十年来税法解释性规则文本的外在表现形态的分析,可发现我国现行的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外在形式杂乱无序,形态规范不足。另一方面,通过从裁判时间、争议类型、审判程序、审查态度以及裁判结果等五个维度对我国近四十年来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实践样态及典型税案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税法解释性规则暴露出内容存在缺陷、效力规定瑕疵等问题。其中,内容上的缺陷又主要表现为合法性不足、合理性较弱两个方面,合法性不足可以概括为超越法定权限、与上位法发生抵触、加重税务行政相对人义务或限缩税务行政相对人权利、程序违法及其他违法;合理性较弱可以归纳为违反适当性原则、违反必要性原则、违反比例原则;因溯及适用不当、效力范围不清以及失效时间不明等税法解释性规则的效力规定瑕疵而引发的税务争议可以概括为溯及力争议、普遍适用争议、废止认定争议。上述税法解释性规则在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有其显着的制度或运行规则等原因:其一,税法行政解释的范畴模糊,税法行政解释定位尴尬,税法行政解释主体多元泛化,联合解释行为规范程度低,导致解释内容上存在合法性不足、合理性较弱的缺陷;其二,税法行政解释规则不清晰,缺乏统一的解释规则,各解释主体在解释税法规则时所持的解释立场、解释方法、解释目标等各不相同,导致解释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愈发凸显,不同解释主体的前理解和考量因素各有不同,不同解释主体的解释行为任性;其三,税法行政解释程序不健全,协商性不足、民主性不足以及公开性不足;其四,税法行政解释审查监督机制失灵,备案审查不全面、复议审查不合理、司法审查形式化、审查制度衔接不顺畅,导致税法解释性规则效力异化,税务行政相对人救济途径严重不足。为了破解以上税法解释性规则难题,引导税务行政执法主体正确地理解与适用税法规则,指引司法人员对税法解释性规则的适用争议展开全面且深入的审查,真正实现税法解释性规则的规范表达,有效弥合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法规则操作性之间的脱节,必须有针对性地对当前我国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外在形态及其内容表达方面进行规范,并对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生成与运行加强审查监督。税法解释性规则形态的规范应当从确立形式便利原则、增强文本可识别度、建立形式审核程序等方面着手。一是遵从便利原则的基本要求,确保税法解释性规则文本便于适用、便于理解、便于阐述与宣传;二是从统一文本名称形式、明确文本体例格式、明确文本结构要素等方面治理税法解释性规则文本名称的繁杂无序,增强税法解释性规则文本的可识别度,修改《税务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增加有关税法解释性规则形式要件的规定;三是建立税法解释性规则形式审核程序,确保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形态简洁、清晰、实用、有序、便于管理监督。税法解释性规则内容的规范应当遵循“如何解释——解释如何展开”的逻辑径路,以弥合解释者之间的主体间性为中心,促进我国税法行政解释的规范表达。具体而言:首先,应当重新厘定税法行政解释的范畴,明确税法行政解释的实施性解释地位,严格限定税法行政解释权的边界,统一税法行政解释权力主体形式,规范多元主体的联合解释行为,厘定“联合解释”的范围;其次,建构税法行政解释规则体系,主要是统一解释立场、建立解释方法运用规则、确立解释责任规则等,解决“如何解释”的问题。最后,还应健全税法行政解释程序,具体包括解释前的对话协商程序、解释中的民主参与程序、解释后的全面公开程序、运行时的定期清理程序等,以此回应“解释如何展开”的问题。立足于我国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审查监督实践状况,权力制衡理论、税收债务关系理论以及责任政府理论的核心要义有力地证成了税法解释性规则审查监督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全面监督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生成与运行,应当从构建备案审查全面公开制度、责任制度、救济制度等方面完善税法解释性规则备案审查机制;从明确审查机构、确立审查标准、构建异议处理制度、增加审查程序启动方式等方面更新税法解释性规则复议审查机制;从确立双重审查路径、以理论权威为分类依据构建具体审查标准、细化司法审查处理权限、设置裁判说理责任、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改良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司法审查机制。相关配套制度主要是指成立专门的税务审判机构、从宽认定税法解释性规则附带审查申请条件。更重要的是,还应当从明确人大备案审查终局地位、试点备案审查前置处理模式、赋予司法建议备案审查启动效力、确立行政审查优位原则等方面建立税法解释性规则审查制度衔接规则,确保各个审查制度最大程度发挥其制度预设功能,切实有效地监督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生成与运行。
徐放[7]（2019）在《高校保卫部门的治安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校区数量的增多、校园面积的扩大、学生数量快速增长且在校人员成份复杂多样,给本身就存在权责不明的校园治安管理部门带来了更多校园治安管理的行政法争议。通过对无讼网司法案例数据库中的相关案例进行检索和遴选,发现治安管理规范在校园中的适用还存在争议,校内保卫部门职责法律依据不明,以及校园治安管理被动等问题。对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校园安全管理领域立法的比较与借鉴,并结合保卫工作中涉及治安管理的实际情况,探究高校保卫部门在校园治安管理中的作用。回顾校内安保部门建制的历程并提出《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的具体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针对实践中警校合作的不同模式进行分析对比,尝试探寻新的高校治安管理方面的警校合作机制,为进一步完善高校治安管理制度提供建议。
罗鹏飞[8]（2019）在《行政证明的法定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行政证明是行政管理服务的重要手段之一,广泛地存在于法律法规和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多年来,行政证明出现了泛化倾向,行政机关、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办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事项时,越来越普遍地要求相对人提供用以描述客观事实或表明符合特定条件的行政证明,甚至要求开具“我妈是我妈”的“奇葩”证明,给企业群众办事创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无端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财力成本。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实施和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强化法治意识,运用法治思维,通过法治手段进一步减轻企业群众负担,释放全社会的创新动能和发展活力,其中行政证明的法定化应是法治建设和“放管服”改革的应有之义。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务院各部委、各地方从行政管理角度出发“减证便民”探索得多,从法治视角规范行政证明研究得少。因此,加强行政证明的法定化研究,通过法治方式规制行政主体“爱要”但企业群众“厌烦”的行政证明,对于助力“放管服”改革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行政证明为研究对象,结合多年来从国家层面到各地“减证便民”的丰富实践经验,对行政证明法定化的现实障碍进行了分析,对法定化的实现路径作了尝试性探索,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引言部分,介绍了行政证明法定化的研究现状、意义,研究思路、方法,对本文的研究缘起和总体思路进行了概略阐述。正文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限缩性明确行政证明的概念,梳理出行政证明的历史发展脉络,分析其主要内容和特征,并与相关法律概念进行了辨析,对行政证明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总体呈现。第二章,通过阐释行政证明的依据来源、实际影响、与相关行政行为的程序性衔接属性,剖析了行政证明的法律属性,着重从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角度对行政证明进行了类型化研究。第三章,分析了行政证明法定化的内涵,法定化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设定主体混乱、性质复杂、标准不清、程序不明、救济不足等主要障碍和形成缘由,力争找出目前行政证明存在问题的“病灶”,为法定化“对症下药”提供依据。第四章,结合行政证明法定化面临的迫切现实要求,以及法定化应遵循的原则,提出法定化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设定依据法定化、设定主体和实施主体法定化、内容法定化、程序法定化、救济法定化五个方面内容,力图从法治视角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规制行政主体行为,维护企业群众合法权益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旨思想进行了总结性概括,并着重阐述了行政证明法定化的制度构建设想,以期发挥出建言献策和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曾心良[9]（2019）在《民国时期行政诉愿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国时期,人民因官署之违法或不当行政处分,致损害其权利或利益,得依法向特定官署提起诉愿以请求救济。综观既有研究,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关文献整体数量十分匮乏,呈现出明显的研究断层;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专门研究也是残缺的,主要集中于1930年国民政府诉愿法出台至1935年诉愿法第一次修正的时间段内,没有完整地展示出前段的形成过程及后续十几年的诸多变化。并且,从研究范式上看,重实用、轻理论,深度和精度明显不足。关于民国时期诉愿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也欠缺具备足够数据支持的宏观判断。正是基于这些事实,本文确定了涵盖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在内的较为全面的研究范围,以及以法解释学和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了全方位呈现民国时期行政诉愿制度的理论与实践,除引言部分外,正文部分一共分为六章,采用总分结构,先探寻诉愿之由来、阐释诉愿之涵义、梳理诉愿之法律依据及主要特点,再依序详细分析诉愿制度过程的各个环节。具体如下:第一章,何谓诉愿。经考证,“诉愿”一词并非渊源于古代汉语,而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为构建行政救济制度专门创造的制度名称,于清末修律过程中译校得来。梳理和总结日本早期诉愿学说和民国时期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可知,作为一个法律术语,诉愿之性质为公民的行政申诉权,行使诉愿权必须坚持依法诉愿原则;诉愿之功能为救济人民受行政处分损害的权利或利益;诉愿之对象为一般为原处分官署之上级官署;诉愿之内容,为要求特定官署依行政程序对原处分的合理性和适当性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民国时期,诉愿不仅有明确的宪法层面的依据,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更相继出台专门的诉愿法予以规范和保障。相比于同时期功能相近的其他救济制度或程序,诉愿具有门槛低、成本低、效率高、有程序保障的优势,也更符合人民于历史中养成的申诉习惯,因而为民国时期最有效、最简捷之行政救济方法。第二章,诉愿事项。不同于日本行政诉愿法对诉愿事项的列举规定,民国时期两部诉愿法都旗帜鲜明地确立了概括主义的规范模式,这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敞开诉愿渠道以吸纳行政争议。与此同时,诉愿法中的管辖条款又对处分官署加以限缩,这种复合规范模式体现出了一定的立法技术。依诉愿法之正面规定,判断诉愿事项之抽象标准可厘定为违法或不当、且损害人民权利或利益的行政处分。实践中,诉愿事项范围又通过司法院解释、“行政法院”判例以及各级行政官署公文加以反向廓清,将行政规章、内部行政行为、自治机关之处分、行政不作为、行政事实行为、司法裁判、劳资争议仲裁、官吏个人违法以及国家与公民间私权争执等九类事项的排除在外。为了直观呈现当时诉愿事项的实际分布情况,基于1288份诉愿、再诉愿决定书,依现在的分类标准,对诉愿案件涉及的领域和诉愿案件涉及的事项进行了统计。第三章,人民呈诉。诉愿人为权利或利益受违法或不当行政处分直接损害之人民,不限于行政处分之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亦可。公民个人、外国人可以单独提起诉愿;公民多人可以基于同一处分提起共同诉愿,但须选出三人以下之代表人,并提出代表委任书;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如个体工商户、工商会等提起诉愿的,实践中也屡见不鲜。诉愿人依法享有呈诉权、知情权、委托代理权和撤销诉愿等权利。诉愿法对人民呈诉的程序要求,仅限于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诉愿书。呈诉期限方面,北洋政府时期诉愿法规定为六十日,国民政府时期诉愿法缩短为三十日,诉愿期限应自官署处分书或决定书到达之次日起算,并得扣除诉愿人在途期间,期限末日为休息日时毋庸算入,其他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诉愿人因事变或故障致逾期限的,只要向受理诉愿官署声明理由并获准许可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院解释还确定了广泛的变通规则,人民误向非主管官署呈诉,或者向原处分官署呈诉,甚至仅仅声明异议,只要在法定期限内有不服之表示,呈诉都被认为合法有效。这表明诉愿制度在初创期具备宽容的精神,而诉愿的行政救济属性为这些变通规则提供了的可能性和法理基础。诉愿书是人民呈诉的核心要件,作为要式文书,诉愿书之程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对于不合法定程式的诉愿书,受理诉愿官署有权发还并要求改正。人民呈诉会产生三重法律效果,一是行政处分可以突破实质确定力,恢复或赋予特定官署的取消或变更权;二是对受理诉愿官署施加必为审查决定之拘束力;三是受理诉愿官署得因必要情形停止原处分之执行。第四章,诉愿管辖。民国时期,诉愿等级奉行二级制,即人民不服处分得提起诉愿,不服诉愿决定得提起再诉愿,经再诉愿决定,则诉愿程序宣告终止。诉愿管辖以隶属管辖为原则,即依循上级官署对下级官署的指挥监督权来确定诉愿管辖官署。人民对于诉愿法列举之外的中央或地方官署提起诉愿时,应按其管辖等级比照隶属关系为之。依特别法规成立,专门掌管一类行政事件或仅于特殊时期存在之特种官署,如征收审查委员会、西南政务委员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烟酒事务局、田赋管理处、卫生署、地政署等,依司法院解释及行政命令,可适用比照管辖规则受理诉愿案件。对于诉愿法列举之外的其他官署所为处分之诉愿以及对于特种官署受理诉愿所适用之比照管辖规则仍未脱逸隶属管辖原则,但比照管辖虽以行政系统之隶属关系为标准,然究以事务有无主管性质为前提。诉愿起因于官署之行政处分,一般由直接上级官署管辖,行政组织系统条块分明、职责法定,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很难发生诉愿管辖争议的情况。唯独一般地方官署与中央直辖之特种官署间,可能为处理某一类特别行政事务而出现权限重叠,此时并非以权限争议提交国民政府裁决,而是基于诉愿法之管辖规定,将其转化为法律适用问题,通过司法院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第五章,案件处理。中央及地方官署中具体负责处理诉愿案件之部门,尽数协助长官日常处理行政事务之一部,与下级官署及其对口部门业务往来频繁、联系密切,为维系关系,其在裁判诉愿案件时,难免因顾及情面而影响公正判断。为了从根本上谋求改变,工商部率先公布《诉愿审理委员会规则》,成立诉审会,专司处理诉愿案件。诉审会之独立性和专业化,对于提升诉愿案件审理之规范化和公正性,加快官署办理诉愿案件效率,提高诉愿决定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得于全国范围推广。官署对诉愿案件所涉实体问题进行审查以前,应先移付具体处理之部门或机构进行管辖权调查,继而决定是否受理。同时,原处分或决定官署收到诉愿人缮具的诉愿书副本后,也应积极履行答辩、送卷义务。诉愿案件以书面审理为原则,成立诉审会的官署,一般由诉审会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受理诉愿官署应奉行全面审查原则,坚持事实审与法律审相结合,实体审查与程序审查相结合,得依一切材料而为判断,诉愿决定之范围不受诉愿人之要求所拘束,但应以救济为宗旨,不得为不利益变更。第六章,诉愿决定。诉愿决定是受理诉愿官署对诉愿人声请有无理由,以及原处分或决定是否违法或不当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判断。诉愿决定具有必为性,除原处分官署自动撤销原处分或诉愿人撤回诉愿外,受理诉愿官署必须作出决定。若官署认为诉愿不应受理,则决定驳回诉愿;若受理诉愿官署审查后,认为诉愿或再诉愿为无理由,原处分或决定合法且适当,则决定维持;若受理诉愿官署审查后,认为诉愿或再诉愿有理由,则决定撤销原处分或决定;若受理诉愿官署审查后,认为诉愿或再诉愿部分有理由、部分无理由,原处分或决定部分违法或不当,则决定予以变更。经实证分析,诉愿纠错率一般为二成,经济部再诉愿纠错率更是高达近四成,这表明民国时期诉愿制度能够事实上发挥救济作用。诉愿决定为要式行为,依法应制作决定书并作成正本送达诉愿人及原处分官署。非当然无效之诉愿决定,原处分及原决定官署不得依职权改变或撤销;诉愿决定官署也不得擅自改变或撤销自己已作出的诉愿决定;决定官署之上级官署,除依法受理再诉愿外,亦不得本其监督权作用令决定官署更为决定;其他官署、普通法院,非有法规依据,亦莫能违反。例外的情形有二,一是原处分、原决定或再诉愿官署于诉愿、再诉愿之决定确定后发现错误,或因有他种情形而撤销原处分另为新处分,倘于诉愿人、再诉愿人之权利或利益并不因之而受任何损害,自可本其行政权或监督之作用另为处置;二是若另发生新事实,即再诉愿决定确定后另行发生与原处分原因不同之事实,与原决定之效力并无干系,当然得由该管官署另为处分。诉愿决定在性质上仍为行政处分,诉愿人或利害关系人不服诉愿决定,可以提起再诉愿;不服不当处分者,再诉愿决定为最终之决定;不服违法处分之再诉愿决定,或受理再诉愿官署久拖不决,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得附带请求损害赔偿。
裴佳音[10]（2019）在《基层土地行政执法卷宗整理与管理研究 ——以农垦红兴隆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基层土地行政执法活动直接面向土地的使用者或是利用者,对于土地管理和利用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而行政执法案卷是全面记录和反映土地行政执法过程的书面记录,是行政处理的直接载体,土地行政执法卷宗的情况和管理现状直接反应了土地行政执法的现状,做好土地行政执法卷宗的整理与管理有利于客观反映土地执法活动,可以为土地行政执法机关改进行政执法工作提供依据。可见,土地行政执法卷宗的规范性、合理性,不仅关系到执法的可行性,更关系到行政部门的信誉。本文以农垦红兴隆管理局（原红兴隆国有的农场）为例,将黑龙江省农垦国土资源执法监察选为研究区域,以土地违法卷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访谈法等,在对土地行政执法活动和土地执法案卷卷宗管理现状及国内外学者对于土地执法案卷整理的理论进行调研后,以土地执法案卷整理的法律法规规范制度为标准,对照了解红兴隆土地行政执法卷宗整理与管理的具体要求,并从红兴隆土地执法过程中案卷收集管理的全过程中,通过对行政执法活动中的案例分析及与档案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交流的方式,了解现行土地行政执法卷宗整理与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目前仍存在行政执法文书管理专业化水平不足、档案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欠缺规范的审查制度、信息化管理不足等需要进一步改善的问题。（2）致使现行的土地行政执法案卷管理水平不高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上重视不够、专业人员的不足、制度的不健全和经费保障不足。针对现行土地执法案卷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剖析,为加强土地行政执法卷宗整理与管理的对策,主要从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健全现行的管理制度、强化档案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促进土地行政执法卷宗的整理与管理工作,进而促进土地行政执法管理水平的提升。
二、延庆分局建立管理相对人数据库及档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延庆分局建立管理相对人数据库及档案（论文提纲范文）
（2）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国外研究概况 |
| 2.国内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方法 |
| 1.文献分析法 |
| 2.比较法 |
| 3.归纳法 |
| 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的概念 |
| (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的法律意义 |
| 1.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
| 2.减少争议发生、促进纠纷解决 |
| (三)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遵循的基本原则 |
| 1.合法合理原则 |
| 2.高效便民原则 |
| 3.程序正当原则 |
| 4.权责一致原则 |
| 三、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的运行 |
| (一)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的主体 |
| (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的方式 |
| 1.文字记录 |
| 2.音像记录 |
| (三)执法记录仪的投入应用 |
| (四)执法记录产生的文本与数据的处理 |
| 1.记录资料的保存方式与共享平台的建设 |
| 2.作为证据使用 |
| 四、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
| (一)试点地区工作经验 |
| 1.不同地区的管理规定 |
| 2.不同执法行为的记录形式 |
| (二)对执法人员的规制 |
| 1.培训规范执法人员 |
| 2.考核机制的构建 |
| (三)执法记录与个人隐私保护 |
| 1.美国关于执法记录的披露与管理 |
| 2.个人隐私公开豁免 |
| (四)与相关行政执法制度的衔接 |
| 1.与“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的衔接 |
| 2.与“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衔接 |
| 五、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行政裁判文书说理问题研究 ——以法律适用说理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分析与文献综述 |
| 四、本文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论文结构 |
| 七、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行政裁判文书法律适用说理的相关概述 |
| 第一节 法律适用说理的基本内涵及其表现 |
| 一、法律适用说理的实质内涵 |
| 二、法律适用说理的表现形式 |
| 第二节 法律适用说理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法律适用说理的重要作用 |
| 一、提高行政裁判的可接受性 |
| 二、推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
| 三、提高行政审判的质量,增强司法公信力 |
| 第二章 行政裁判文书法律适用说理的司法实践 |
| 第一节 裁判文书案例选取的情况 |
| 第二节 法律适用争议说理的情形 |
| 一、行政审判法律适用依据争议 |
| 二、援引法律条款不规范 |
| 三、有关法律规范条文含义的理解分歧 |
| 四、法无明文规定情形下的法律适用争议 |
| 第三章 行政裁判文书案例法律适用说理评析 |
| 第一节 法律适用说理的优点 |
| 一、注重合理性说理 |
| 二、说理充分性较强 |
| 三、说理针对性较强 |
| 第二节 法律适用说理的不足及原因 |
| 一、存在的不足 |
| 二、说理不足的原因 |
| 第四章 行政裁判文书法律适用说理的改进与完善 |
| 第一节 统一行政裁判的法律适用尺度 |
| 一、明确区分作为裁判依据和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
| 二、完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与认定 |
| 三、法律适用方法的运用 |
| 第二节 完善法律适用的说理路径 |
| 一、遵循以合法性为中心 |
| 二、提高合理性说理比重 |
| 第三节 增强法律适用说理的论证 |
| 一、丰富法律适用说理的论据 |
| 二、注重法律推理 |
| 第四节 加强法律适用说理的制度性建设 |
| 一、立法层面:明确法律适用说理义务 |
| 二、司法层面:细化说理激励机制的内容 |
| 三、文书层面:优化裁判的体例结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结构 |
| 六、论文的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矛盾式发展 |
| 一、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总体现状 |
| 二、投诉举报数量急剧上升 |
| 三、投诉举报行政处理行为法律效果不佳 |
| 四、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缺乏统一性 |
| 第二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理论困境 |
| 一、投诉举报概念的不确定性 |
| 二、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功能定位不明 |
| 三、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边界模糊 |
| 四、投诉举报权利属性的争议 |
| 第三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现实难题 |
| 一、由“参与”走向“对抗”的投诉举报 |
| 二、信息化发展加剧行政的违法判断义务 |
| 三、投诉举报行政处理为传统执法带来的挑战 |
| 四、司法裁判对投诉举报案件的过度限制 |
| 第二章 保障参与型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投诉举报、投诉举报权的概念和性质 |
| 一、投诉举报概念的构成要件 |
| 二、不同性质投诉举报的区分和联系 |
| 三、作为宪法参与管理权中具体权利形态的投诉举报权 |
| 四、投诉举报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的定位 |
| 第二节 权利保障视野下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 |
| 一、基于行政行为论的单方义务型处理机制 |
| 二、基于行政法律关系论的权利回应型处理机制 |
| 三、基于行政过程论的权利保障型处理机制构建 |
| 第三节 公众参与视野下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 |
| 一、投诉举报权与公众参与的关系 |
| 二、行政机关在投诉举报处理中的局限性 |
| 三、社会主体在投诉举报处理中的参与能力 |
| 第四节 实质性解决纠纷视野下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 |
| 一、投诉举报权与民事权益的交织 |
| 二、行政机关实质性解决纠纷的必要性 |
| 三、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在实质性解决纠纷上的作用 |
| 第三章 保障参与型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规范依据 |
| 第一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立法模式 |
| 一、法律中的投诉举报权利条款 |
| 二、其他行政规范中的投诉举报规定 |
| 三、投诉举报行政处理规定的规制方式 |
| 第二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法律规范中的一般性规定 |
| 一、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中的识别方式 |
| 二、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中的分流方式 |
| 三、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中的程序规定 |
| 第三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在特殊行政领域中的模式化 |
| 一、因行政领域的特征形成的处理模式 |
| 二、不同处理模式中的权利保护倾向 |
| 三、处理模式对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影响 |
| 第四章 构建保障参与型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 |
| 第一节 以“保障参与”作为机制完善的逻辑起点 |
| 一、保障参与型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基本架构 |
| 二、在立法层面构建统一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规范 |
| 三、在制度构建上完善投诉举报权的合理行使 |
| 第二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制度化构建 |
| 一、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社会主体参与机制构建 |
| 二、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的纠纷解决机制构建 |
| 三、统一性受理平台下的投诉举报行政处理程序构建 |
| 第三节 投诉举报行政处理行为的司法救济路径完善 |
| 一、确认以投诉举报权为基础的行政诉权 |
| 二、投诉举报人原告资格的判断标准 |
| 三、投诉举报行政处理行为的司法审查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电子行政审批流程再造研究 ——以东莞市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电子行政审批的研究现状 |
| 1.2.2 关于流程再造的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行政审批 |
| 2.1.2 电子行政审批 |
| 2.1.3 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 |
| 2.1.4 政务流程再造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服务型政府理论 |
| 2.2.2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2.2.3 理论的适用性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东莞市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发展现状 |
| 3.1 东莞市企业登记管理制度的演变过程 |
| 3.1.1 “窗口单一”登记阶段 |
| 3.1.2 “窗口整合”登记阶段 |
| 3.1.3 “窗口前移”登记阶段 |
| 3.1.4 “窗口上网”登记阶段 |
| 3.2 东莞市企业登记注册模式的对比 |
| 3.2.1 企业登记传统模式 |
| 3.2.2 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模式 |
| 3.2.3 企业登记传统模式与全程电子化模式的对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莞市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流程存在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
| 4.1 东莞市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流程存在的问题 |
| 4.1.1 调研对象及调研方式 |
| 4.1.2 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流程存在的问题 |
| 4.2 东莞市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流程问题成因分析 |
| 4.2.1 机构职能碎片化 |
| 4.2.2 相关标准规范缺失 |
| 4.2.3 信息共享屏障林立 |
| 4.2.4 法律法规不完善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内外政务流程再造的实践与经验借鉴 |
| 5.1 国内政务流程再造的实践 |
| 5.1.1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 |
| 5.1.2 天津市行政审批局 |
| 5.2 国外政务流程再造的实践 |
| 5.2.1 新加坡“企业通”门户建设 |
| 5.2.2 英国政府数字服务局 |
| 5.3 国内外政务流程再造的经验借鉴 |
| 5.3.1 立足于公众需求 |
| 5.3.2 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 |
| 5.3.3 科学设置组织机构 |
| 5.3.4 加快完善法制保障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电子行政审批流程再造的完善策略 |
| 6.1 行政职能整合化 |
| 6.1.1 集中审批权限 |
| 6.1.2 简化审批环节 |
| 6.2 政务数据共享化 |
| 6.2.1 构建标准化体系 |
| 6.2.2 搭建信息共享桥梁 |
| 6.3 安全管理常态化 |
| 6.3.1 制定系统运行维护制度 |
| 6.3.2 明确信息安全管理职责 |
| 6.4 流程再造法治化 |
| 6.4.1 加强政务立法 |
| 6.4.2 加强技术立法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税法解释性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税法行政解释基本理论研究述评 |
| 1.3.2 税务行政规则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实证研究方法 |
| 1.4.2 比较研究方法 |
| 1.4.3 文献研究方法 |
| 1.5 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6 创新之处 |
| 1.6.1 研究内容创新 |
| 1.6.2 研究方法创新 |
| 1.6.3 研究视角创新 |
| 第2章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理论阐释 |
| 2.1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界定 |
| 2.1.1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涵义 |
| 2.1.2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特征 |
| 2.1.3 税法解释性规则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
| 2.2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生成动因 |
| 2.2.1 税收成文法的局限性 |
| 2.2.2 税法适用过程的专业性与复杂性 |
| 2.2.3 税法调整对象的流变性与多样性 |
| 2.3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理论基础 |
| 2.3.1 行政判断余地理论 |
| 2.3.2 权威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实践样态 |
| 3.1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基本形态 |
| 3.1.1 样本描述 |
| 3.1.2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表现形式 |
| 3.1.3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主要类型 |
| 3.2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适用现状 |
| 3.2.1 样本描述 |
| 3.2.2 运行概况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现实难题 |
| 4.1 税法解释性规则形态规范不足 |
| 4.1.1 发布主体多元 |
| 4.1.2 表达形式多样 |
| 4.1.3 名称混杂无序 |
| 4.1.4 文本识别度低 |
| 4.2 税法解释性规则内容存在缺陷 |
| 4.2.1 合法性不足 |
| 4.2.2 合理性较弱 |
| 4.3 税法解释性规则效力规定瑕疵 |
| 4.3.1 溯及适用不当 |
| 4.3.2 效力范围不清 |
| 4.3.3 失效时间不明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税法解释性规则难题的成因 |
| 5.1 税法行政解释的范畴模糊 |
| 5.1.1 税法行政解释定位尴尬 |
| 5.1.2 税法行政解释主体多元 |
| 5.1.3 联合解释规范程度低 |
| 5.2 税法行政解释规则不清晰 |
| 5.2.1 解释立场失当 |
| 5.2.2 解释方法运用不当 |
| 5.2.3 解释责任不明 |
| 5.3 税法行政解释程序不健全 |
| 5.3.1 协商性不足 |
| 5.3.2 民主性不足 |
| 5.3.3 公开性不足 |
| 5.4 税法行政解释审查监督机制失灵 |
| 5.4.1 备案审查制度不全面 |
| 5.4.2 复议审查制度不完善 |
| 5.4.3 司法审查制度不合理 |
| 5.4.4 审查制度衔接不顺畅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治理之道 |
| 6.1 统一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形式 |
| 6.1.1 确立形式便利原则 |
| 6.1.2 增强文本可识别度 |
| 6.1.3 建立形式审核程序 |
| 6.2 规范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内容 |
| 6.2.1 重新厘定税法行政解释范畴 |
| 6.2.2 建构税法行政解释规则体系 |
| 6.2.3 健全税法行政解释程序 |
| 6.3 优化税法解释性规则的审查监督机制 |
| 6.3.1 税法解释性规则审查监督的法理依据 |
| 6.3.2 完善备案审查制度 |
| 6.3.3 更新复议审查制度 |
| 6.3.4 改良司法审查制度 |
| 6.3.5 建立审查制度衔接规则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7）高校保卫部门的治安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高校治安管理的特殊性 |
| 第一节 高校治安案件的特殊性 |
| 一、法律依据的特殊性 |
| 二、行为人的特殊性 |
| 三、违法行为后果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高校治安管辖的特殊性 |
| 一、文保分局下辖高校派出所的管辖模式 |
| 二、文保分局与属地公安机关相结合的管辖模式 |
| 三、属地公安机关的管辖模式 |
| 第二章 从诉讼角度看高校治安管理中保卫部门的角色 |
| 第一节 高校中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引发的诉讼 |
| 一、高校治安诉讼案件的检索和遴选 |
| 二、遴选诉讼案件的分类对比 |
| 第二节 治安处罚构成校规校纪处分的要件 |
| 一、基于治安处罚的处分 |
| 二、基于违反治安行为的处分 |
| 第三节 司法裁判中所确认的保卫部门的职责 |
| 一、高校保卫部门的辅助角色 |
| 二、高校保卫部门的主要角色 |
| 第三章 高校保卫部门的职权职责法律渊源及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作为职权职责依据的校纪校规 |
| 一、介入性校规和自主性校规 |
| 二、介入性校规与上位法相抵触 |
| 三、自主性校规自治空间较大 |
| 第二节 现存法律对高校保卫部门的职权规定不明 |
| 一、高校保卫部门及职权的演变 |
| 二、高校保卫部门的法律性质和职能 |
| 三、高校保卫部门的权责不匹配 |
| 第三节 实际工作中高校保卫部门行使职权的被动处境 |
| 一、日益严峻的校园安全形势 |
| 二、存在警力不足的情况 |
| 三、校园安防建设不到位 |
| 第四章 高校治安管理制度的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高校治安管理领域的立法 |
| 一、高校治安管理领域立法的现状 |
| 二、国外高校治安管理立法 |
| 三、我国高校治安立法的思路 |
| 第二节 明确高校保卫部门的权责范围 |
| 一、高校保卫部门的职责 |
| 二、高校保卫部门的权责应匹配 |
| 三、高校校园治安管理的管辖 |
| 第三节 高校治安管理的警校合作新机制 |
| 一、国外警校合作概述 |
| 二、我国的警校合作机制 |
| 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警校合作模式 |
| 第四节 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行政证明的法定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行政证明的制度概述 |
| 一、行政证明的概念 |
| (一)什么是证明 |
| (二)行政证明的概念 |
| 二、行政证明的发展历史 |
| (一)行政证明的生成 |
| (二)行政证明的古代类似形态和演进过程 |
| (三)建国后行政证明的发展历史 |
| 三、行政证明的内容与特征 |
| (一)行政证明的内容 |
| (二)行政证明的特征 |
| 四、行政证明与相关法律概念的比较 |
| (一)行政证明与诉讼证明的区别和联系 |
| (二)行政证明与群众自治组织证明、法人证明、自然人证明的区别和联系 |
| (三)行政证明与行政许可的区别和联系 |
| (四)行政证明与行政处罚的区别和联系 |
| 第二章 行政证明的法律属性 |
| 一、行政证明的依据来源 |
| (一)行政证明的法律依据和来源 |
| (二)行政证明的行政法规依据和来源 |
| (三)行政证明的地方性法规依据和来源 |
| (四)现存的其他依据和来源 |
| 二、行政证明与“实际影响” |
| (一)准行政行为型的行政证明 |
| (二)行政行为型的行政证明 |
| (三)行政事实行为型的行政证明 |
| 三、行政证明的程序属性 |
| (一)行政行为型行政证明的程序属性 |
| (二)非行政行为型行政证明的程序属性 |
| 第三章 行政证明法定化的现实障碍 |
| 一、行政证明法定化的内涵 |
| 二、行政证明法定化面临的挑战 |
| (一)覆盖领域广 |
| (二)数量庞大 |
| (三)在经济和民生领域的行政许可事项上集中度高 |
| 三、行政证明法定化的现实障碍分析 |
| (一)设定主体混乱 |
| (二)性质复杂 |
| (三)标准不清 |
| (四)程序不明 |
| (五)救济不足 |
| 四、行政证明法定化的现实障碍形成缘由分析 |
| (一)统一立法存在空白 |
| (二)政府干预过多 |
| (三)信息共享程度低 |
| (四)信用社会建设不到位 |
| (五)公众维权意识不强 |
| 第四章 行政证明法定化的制度构建 |
| 一、行政证明法定化的现实要求 |
| (一)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要求 |
| (二)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 |
| (三)深化“放管服”改革的要求 |
| 二、行政证明法定化的原则 |
| (一)依法行政原则 |
| (二)客观公正原则 |
| (三)为民便民原则 |
| (四)保守秘密原则 |
| 三、行政证明法定化的实现路径 |
| (一)设定依据法定化 |
| (二)主体法定化 |
| (三)内容法定化 |
| (四)程序法定化 |
| (五)救济法定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9）民国时期行政诉愿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对象与范围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何谓诉愿 |
| 第一节 “诉愿”一词的由来 |
| 一、古代汉语中的“诉”和“愿” |
| 二、词源:日本行政诉愿法 |
| 三、传入:清末修律过程中引进 |
| 第二节 诉愿的涵义 |
| 一、早期日本行政诉愿学说之奠基 |
| 二、民国时期行政诉愿学说的发展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诉愿的法律依据 |
| 一、诉愿权的宪法表达 |
| 二、《诉愿法》之递嬗 |
| 第四节 诉愿之辨析 |
| 一、诉愿与行政诉讼 |
| 二、诉愿与请愿 |
| 三、诉愿与声明异议、呈请再审查 |
| 第二章 诉愿事项 |
| 第一节 诉愿事项之规定 |
| 一、概括主义的规范模式 |
| 二、管辖规定的限制 |
| 第二节 法定构成要件 |
| 一、行政处分 |
| 二、违法或不当 |
| 三、损害人民权利或利益 |
| 第三节 非诉愿事项之排除 |
| 一、行政规章 |
| 二、内部行政行为 |
| 三、自治机关之处分 |
| 四、行政不作为 |
| 五、行政事实行为 |
| 六、司法裁判 |
| 七、劳资争议仲裁 |
| 八、官吏个人违法 |
| 九、国家与公民之私权争执 |
| 第四节 实际诉愿事项分布情况 |
| 一、诉愿案件涉及的领域 |
| 二、诉愿案件涉及的事项 |
| 第三章 人民呈诉 |
| 第一节 诉愿人 |
| 一、诉愿人资格 |
| 二、诉愿人类型 |
| 三、诉愿人权利 |
| 第二节 提起诉愿之期限 |
| 一、期限之日数 |
| 二、期限之起算 |
| 三、在途期间之扣除 |
| 四、期限末日为休息日毋庸算入 |
| 五、逾期限之救济 |
| 第三节 诉愿书 |
| 一、诉愿书之程式 |
| 二、诉愿书之呈递 |
| 三、附送及分报 |
| 第四节 提起诉愿之效力 |
| 一、恢复或赋予特定官署取消或变更权 |
| 二、受理诉愿官署必为决定 |
| 三、原处分得依场合停止执行 |
| 第四章 诉愿管辖 |
| 第一节 管辖要素 |
| 一、诉愿等级 |
| 二、原处分官署 |
| 三、受理诉愿官署 |
| 第二节 一般管辖规则及其变迁 |
| 一、规范模式:由概括主义到列举主义 |
| 二、隶属管辖原则的确立 |
| 三、选择管辖改革 |
| 四、余论:隶属管辖与诉愿公正 |
| 第三节 比照管辖规则 |
| 一、其他官署诉愿管辖之比照 |
| 二、特种官署受理诉愿之比照 |
| 第四节 管辖争议及其处理 |
| 第五章 案件处理 |
| 第一节 承办机构 |
| 一、主管部门 |
| 二、诉愿审理委员会 |
| 第二节 审前程序 |
| 一、移付 |
| 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 |
| 三、原官署答辩、送卷 |
| 第三节 案件审理方式及范围 |
| 一、以书面审理为原则 |
| 二、以言辞辩论为例外 |
| 三、坚持全面审查 |
| 第四节 审理程序 |
| 一、事实调查 |
| 二、适用依据 |
| 三、审理期限 |
| 第五节 其他程序 |
| 一、停止执行原处分 |
| 二、中止审理 |
| 第六章 诉愿决定 |
| 第一节 诉愿决定类型 |
| 一、驳回 |
| 二、维持原处分或决定 |
| 三、撤销原处分或决定 |
| 四、变更原处分或决定 |
| 五、诉愿实际纠错率 |
| 第二节 诉愿决定书 |
| 一、决定书之程式 |
| 二、决定书之送达 |
| 第三节 诉愿决定之结果 |
| 一、诉愿决定之拘束力 |
| 二、不法官吏之处置 |
| 第四节 诉愿决定之救济 |
| 一、提起再诉愿 |
| 二、提起行政诉讼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基层土地行政执法卷宗整理与管理研究 ——以农垦红兴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和目的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海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土地行政执法卷宗整理与管理相关理论 |
| 2.1 基层土地行政执法的内涵理解 |
| 2.1.1 土地行政执法的概念 |
| 2.1.2 土地行政执法的特征 |
| 2.2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土地行政执法案卷的标准要求 |
| 2.2.1 档案管理部门和归档的法定化标准 |
| 2.2.2 国土资源行政执法档案的管理标准 |
| 2.2.3 行政执法卷宗整理与管理的新趋势 |
| 2.3 小结 |
| 第3章 土地行政执法与利用管理基本现状 |
| 3.1 土地利用管理及执法总体情况 |
| 3.1.1 土地利用管理情况 |
| 3.1.2 土地执法的整体状况 |
| 3.2 土地执法基本情况 |
| 3.2.1 近年土地执法整体数据 |
| 3.2.2 土地执法的地类分布情况 |
| 3.3 土地执法管理情况 |
| 3.4 小结 |
| 第4章 土地行政执法卷宗整理存在的问题 |
| 4.1 卷宗整理制度 |
| 4.2 行政执法卷宗整理管理的规范要求 |
| 4.3 近三年行政执法卷宗整理管理基本情况 |
| 4.4 土地行政执法卷宗整理中存在的问题 |
| 4.4.1 文书管理的专业化不足 |
| 4.4.2 档案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
| 4.4.3 欠缺规范的审查制度 |
| 4.4.4 信息化管理不足 |
| 4.5 小结 |
| 第5章 土地行政执法卷宗管理问题原因分析 |
| 5.1 执法卷宗管理问题原因分析的研究方法 |
| 5.1.1 访谈的设计思路 |
| 5.1.2 访谈情况 |
| 5.2 部门对档案管理的思想重视不够 |
| 5.2.1 对档案工作的定位不正确 |
| 5.2.2 把档案管理当作临时工作 |
| 5.2.3 不重要执法档案 |
| 5.3 人员不足 |
| 5.3.1 专业档案管理人员不足 |
| 5.3.2 档案归集人员专业性不足 |
| 5.3.3 档案复核程序形成虚设 |
| 5.4 缺乏统一的制度规范 |
| 5.4.1 缺乏统一的档案管理规范 |
| 5.4.2 文书格式不规范 |
| 5.4.3 未将档案管理的责任落实到个人 |
| 5.5 档案管理的经费不足 |
| 5.5.1 没有档案管理的专项经费 |
| 5.5.2 档案人员无法享受应有的保障 |
| 5.6 小结 |
| 第6章 完善土地行政执法卷宗整理与管理的对策 |
| 6.1 以信息化管理引领卷宗整理和管理的改革 |
| 6.1.1 研发专业的管理系统 |
| 6.1.2 给予相应的经费支持 |
| 6.2 出台专门的卷宗整理与管理制度 |
| 6.2.1 明确管理责任 |
| 6.2.2 形成操作规范 |
| 6.2.3 加强监督检查 |
| 6.3 加强卷宗整理人才的专业队伍建设 |
| 6.3.1 根据需要明确专人 |
| 6.3.2 提升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程度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7.1 研究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不足和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延庆分局建立管理相对人数据库及档案（论文参考文献）
- [1]行政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请求要件研究[D]. 叶益均.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2]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研究[D]. 王琦.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2)
- [3]行政裁判文书说理问题研究 ——以法律适用说理为考察对象[D]. 王顺.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4]投诉举报行政处理机制研究[D]. 罗仙凤.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5]电子行政审批流程再造研究 ——以东莞市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为例[D]. 龙艳妮.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6]税法解释性规则研究[D]. 刘珊. 湘潭大学, 2020(10)
- [7]高校保卫部门的治安功能研究[D]. 徐放.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1)
- [8]行政证明的法定化问题研究[D]. 罗鹏飞.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7)
- [9]民国时期行政诉愿制度研究[D]. 曾心良.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10]基层土地行政执法卷宗整理与管理研究 ——以农垦红兴隆为例[D]. 裴佳音.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