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钟嵘《诗品》注释商榷(论文文献综述)
曾萍[1](2021)在《钟嵘《诗品》“自然”诗学观研究》文中指出
赵亦雅[2](2021)在《《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五四以来,以西律中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大趋势。对《文心雕龙》和《文选》的褒扬或批评,往往关注于二书是否区分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以往我们异常重视萧统的文学身份而忽视他的政治身份。萧统是梁武帝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者,这是对他认识的出发点。刘勰的人生观里有着强烈的立功意图和阳刚进取精神。对于刘勰来说,“垂文”只是“穷”时的“独善”,他更在意的是建功立业,成为国之栋梁,处理军国事务。从他们的身份定位出发,是研究这两部书的基础。从创作动机而言,萧统编辑《文选》无疑受到了其父梁武帝的影响。就当时的文学风气而言,萧统也隐有树立文学风气、彰显文化实力的意图。《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首先是刘勰受到理想人格感召而意图纠正现实问题。此外,也有求文名以入仕的意图。齐梁诗坛有古今新旧之争的讨论,为当时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每一个批评家都会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诞生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文心雕龙》和《文选》继承了自《诗大序》以来情志统一的诗歌观,而《文心雕龙》更明显地强调了诗歌秉情而作的特性。《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了对《诗经》的尊崇,但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刘勰认为《诗经》是“为情而造文”的代表,而萧统更重视它的典范地位。对于汉代诗坛,《文心雕龙》和《文选》提到的代表诗人和作品篇目基本吻合。在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上,刘勰以为五言诗源于先秦时期,而萧统则以为五言诗源于汉初的李陵诗。关于建安诗坛,《文心雕龙》的《明诗》《乐府》两篇提到的七位诗人除了徐干之外,《文选》都有收录,只不过刘勰出于乐府诗的雅正观而不喜三曹为代表的汉乐府诗作,显示了《文心雕龙》浓厚的辨体意识。对于正始诗坛,《文选》所选的三位诗人恰好是《明诗》里提及肯定的。《明诗》夸赞的左思和张华这两位西晋诗人,《文选》均以较多的数量收录。但是对于西晋诗坛,《文选》收录最多的是陆机诗,而《文心雕龙》以陆机诗为“繁”,显示了二书的不同看法。东晋诗坛玄风大盛,《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郭璞诗的肯定。在诗歌的评价标准上,刘勰不同意新变派一味追求辞采,更不像复古派对辞采、性情完全排斥,在当时的新变派和复古派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立场。《文选》既重视诗作的审美特色,看重“能文”,但也重视对儒家风雅精神的继承,显示出包容的态度。对于赋的起源问题,《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认同《诗经》、楚辞以及荀宋赋的开拓作用。汉魏时期骚赋混称现象常见,而《文选》和《文心雕龙》都不同程度地区别了骚、赋。二书都有意识地对赋的种类进行了区分,《文心雕龙》将赋分为“鸿裁之寰域”“小制之区畛”两大类,并对其内容和风格特色做了具体的说明。《文选》赋则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等十五类。先秦是赋的发轫期,《文选》和《文心雕龙》都谈到了荀子、宋玉在赋体发展史上的先导之功。对于西汉赋作,《文选》收录了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四位作家的八篇赋,而这四位也在刘勰称赞的“辞赋之英杰”里,然而刘勰肯定的枚乘赋未被《文选》收录。对东汉赋,二书均对班固、张衡、王延寿的赋作表示了肯定。二书不同之处在于《文选》还收录了班彪、曹大家、傅毅、马融的作品。对曹魏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王粲、何晏赋作的肯定。而刘勰称许的徐干未收入《文选》,以及《文选》收录曹植《洛神赋》、嵇康《琴赋》和祢衡《鹦鹉赋》,刘勰在《铨赋》中并未提及。对西晋赋,《文心雕龙》与《文选》共同肯定了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四位作家的赋作。二书不同在于《文选》对木华、向秀赋作的肯定。对东晋赋,二书都表达了对郭璞赋作的肯定,不同在于刘勰认为袁宏也是此时的代表作家,而《文选》收录了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重视赋这一文体的政治功能。刘勰认为赋应当秉承教化作用,反对那些过分华丽臃肿的作品。《文选》对赋的政治属性的重视表现得更为突出。京都、郊祀、耕藉等居赋类乃至全书之首,这些赋作均与国家统治密切相关。从总体上说,《文选》《文心雕龙》都体现了情采兼备、文质彬彬的赋学观。这是由二书的编撰宗旨决定的。二书对代表作家的评选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有很大不同。尤其表现在对待西晋作家的态度上。潘岳的赋作受到萧统重视,盖因其情深意浓、善用典故、文辞清绮的特点。刘勰并不推崇晋代作品,而且更强调赋的讽谏意义。对颂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突出强调了其“美盛德”的特性;刘勰推崇摹仿《诗经》古颂的颂文,而《文选》所收五篇颂文中有三篇在立意和体制上都与古颂文相异。在赞的起源问题上,萧统与挚虞相同而与刘勰不同,《文选》单独列“史述赞”一类,而《文心雕龙》所论赞文包括了《文选》中的“赞”和“史述赞”两类,这显示了二书文体分类观念上的不同。对铭这一文体,《文心雕龙》与《文选》都指出铭文简约润泽的特点,在铭文的选篇上,刘勰最为推重的是师法《尚书》的蔡邕之作,而萧统则推重典雅华美的陆倕铭文。对于箴文,《文选》只收一篇《女史箴》,既与箴文的政治敏感性有关,也与《文选》对辞藻华美的重视程度有关,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官箴王阙”类箴文的衰落。刘勰推重师范《虞箴》的扬雄等人的箴文,既与贯穿全书的师法经典的观点一致,也反映出了他重视“矢言之道”的政治胸怀。对于“诔”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潘岳的认可,此外刘勰还推重东汉的诔文作家。刘勰认为诔文中的叙述哀情是在记颂功德之上的引申,但是《文选》所收以叙哀浓厚的曹植诔文为首,入选最多的潘岳诔文也为情感充沛之作。《文选》所选诔文实际上反映了魏晋以来诔文偏重于抒发哀情的趋势,而刘勰意图规范诔文文体,更以“大夫之才”的眼光看待诔文的写作。对于碑文,《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蔡邕作为碑文的代表作家,《文选》所收碑文种类则较《文心雕龙》更广。梁武帝推行儒学、宣扬勤政,故而孙绰碑文中评定人物时浓重的玄学痕迹使其未被收入《文选》。刘勰只论及墓碑文并且强调墓碑文的铭功作用,与墓碑文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有关。对于哀文,《文心雕龙》和《文选》对它的施用范围有着不同认识,前者重视潘岳为幼子所作的哀辞,而后者选择的是潘岳悼念妻子而作的《哀永逝文》。同时,二书对哀策文的性质认识不同,刘勰由读策告神的祭祀传统将之置于《祝盟》篇中,而萧统则将之归于“哀”类。对于吊文,二书的注意力均在怀古类吊辞,这与二书性质以及其他两类吊辞难于流传有关。对陆机《吊魏武帝文》的认识,再次反映了二书对简约文风的不同态度。萧统对任昉表文十分重视,任昉之文兼具文雅和华采,这正契合萧统的审美趣味。曹植之文则是刘勰所提倡的情理和辞采的统一。刘勰指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他是从经国大业的立场上去理解和看待表文的。《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出对武檄的强调和重视。陈琳极富文采的檄文与萧统重视艺术美的观念十分契合。刘勰在谈论檄文的写作规范时展示了他的军事思想,其中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刘勰的军事思想体现在兵以定乱、厉辞为武、重视战前谋划、兵诈相参等方面。从《文心雕龙》与《文选》的评选的范围看,《文选》不录经、史、子,与刘勰的大文学观不同。在评价标准上,面对当时“文过其意”的文风,二书兼重情采。在选定各类文体时,刘勰重视作品的正式和传统写作规范,而萧统并不重视这一点。在审美标准上,《文心雕龙》和《文选》均重视典雅。对陆机、潘岳作品的评、选反映了《文心雕龙》与《文选》对文辞繁简的不同态度。《文选》对西晋作家的重视反映了萧统对绮丽文风的欣赏,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列《风骨》为其艺术理想。在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学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功能,包含功利用途和道德属性,尤其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特征。从文学的国家政治属性而言,刘勰重视各类文体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文选》则可以称之为一项优秀的国家文化工程。这是二书不容忽视的政治属性。
张然[3](2020)在《“珞珈龙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心雕龙》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的显学,自黄侃先生拉开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序幕,一代代学者砥砺前行。现如今,《文心雕龙》研究被称为“龙学”,这项研究已经成果斐然、蔚为大观。武汉大学位于中国的中部,其前身是晚清名臣张之洞在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武大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早的百年老校之一。《文心雕龙》与武汉大学的缘分,也已有百年历程。1914至1919年,黄侃先生于北京大学传授《文心雕龙》。1919年离开北大后,他将有关《文心雕龙》的课程带至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珞珈龙学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逾百年。黄侃、朱东润、刘永济、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李建中等多位先生的薪火相传,力保珞咖龙学历经风雨,仍龙脉不断。梳理珞珈龙学的百年历程,可分成三个阶段:阶段一,珞珈龙学初创期(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黄侃、朱东润、刘永济三位先生。黄先生是导夫先路之人,在学术研究和三尺讲坛上,均点燃了珞珈龙学的星星之火。朱先生接棒,以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贡献了精彩的“刘勰”一章,进一步强化了对义理阐释的重视。刘先生则是筑其重镇式的学者,《文心雕龙校释》一书成为“龙学”经典,由此奠定了珞珈龙学重义理阐释、重宏观研究的学派特质。这三位先生皆注重理论阐释,尤其关注刘勰的创作论思想,此研究倾向对路珈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后的俊贤们基本都沿着这一方向,不断深化、拓展。同时,对理论阐释重视的背后,也有着学者们借古鉴今的良苦用心,注重现实的研究品格开始逐渐显现。简言之,初创期的珞珈龙学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开始重视对义理的阐释,并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做研究。阶段二,珞珈龙学发展期(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这一阶段的代表学人有刘绶松、刘纲纪、吴林伯、易中天、罗立乾五位先生。刘绶松先生的学术蓬勃期遇上了政治运动的蓬勃期,他的“龙学”研究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时时处处都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中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相关理论。虽然这种研究视角在无形中削弱了对《文心雕龙》审美思想的探讨,但却成为珞珈龙学现实品格的一种独特的表现。珞珈龙脉传至刘纲纪先生,刘先生凭借极高的理论水平,使珞珈龙学又上了一个高度。他以极强的逻辑性建构了刘勰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并将刘勰及《文心雕龙》定位为哲学家与哲学典籍,这一观点仍时常被后学征引。同时,其专着《刘勰》是较早在台出版的来自大陆的学术专着,是珞珈龙学扩大对外影响的一个范例。吴林伯先生则是珞珈龙学中不容忽视的一位大家,虽着作等身,但所获声名并不相称,这与其专着《<文心雕龙)义疏》《<文心雕龙>字义疏证》出版时间较晚有关,但吴先生真正做到了校注释义全面发展,又因国学基本功扎实,其“龙学”着述功力深厚,是“龙学”界亟待挖掘的一座宝藏。吴先生还指导过一篇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此文的作者是易中天先生,他同刘纲纪先生一样也研究了《文心雕龙》的美学问题。这篇讨论《文心雕龙》美学问题的论文,历经多次修改后,出版了同名专着《<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首部研究《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的专着。发展期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是罗立乾先生,他同吴先生一样,在校注释义方面均有建树。他对刘永济先生及《文心雕龙校释》素有研究,其《新译文心雕龙》明显有《校释》的影子。罗先生还注重探讨《文心雕龙》的当下之用,在珞珈龙学现实品格方面,极具代表性。发展期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沿着初创期先贤们奠定的重义理、重宏观的研究方向,继承并光大了珞珈龙学的这种学统。无论是刘绶松先生被誉为“《文心雕龙》理论研究的奠基石”①的《<文心雕龙)初探》,还是刘纲纪、易中天两位先生在建构刘勰美学思想理论体系方面的努力,抑或是吴林伯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与其它典籍理论之间关系的厘清,以及罗立乾先生对《文心雕龙》理论精义当下之用的多番探讨,这些都彰显了珞珈学人对初创期先贤们理论品格的自觉追求,以及对刘勰文学思想古为今用的现实性考虑。概言之,发展期的珞珈龙学承接了初创期的研究方向与学术品格,在政治运动纷杂的历史时期没有放弃对刘勰及《文心雕龙》的研究,并想方设法从各种角度为刘勰及《文心雕龙》赋予“新生”,这也使得现实的品格一直流淌在珞珈龙学的血脉中,并成为其一大亮点。改革开放后,珞珈龙学的发展日益蓬勃。研究领域及方向日渐多元,理论着述都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对外交流不断扩大。这些都使珞珈龙学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现今珞珈龙学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忽视的“龙学”学派。阶段三,珞珈龙学拓新期(2001至2019年),这一时期的珞珈龙学成果不断,学人辈出,李建中先生是此期代表。他在《文心雕龙》文本的译注,理论的阐释与解读,刘勰的人格精神,“龙学”的学术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皆有涉猎。依靠以中西比较和古今对话的学术思路,他为新世纪的珞珈龙学不仅贡献了《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导读》《龙学档案》等重要成果,还凭借“青春版《文心雕龙》”成功地完成了《文心雕龙》课程的教改。拓新期的其他珞珈学人同样在注重理论研究,强调现实针对性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对《文心雕龙》各种重要理论、观点、命题的探讨仍旧是主要的研究选题。尤其是珞珈讲坛上的老师善于把《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与学科的学术动向相结合,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珞珈龙学整体发展情况良好、有序。尤其是2011年成功承办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年会后,珞珈龙学更是维持每年都有相关“龙学”着述发表的势头,而这也体现了珞珈龙学积极的人才培养工作和合理的人员梯队建设。总体而言,新时期珞珈龙学的着述质量及学界认可度均较高,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多视角的特点,并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前辈学人及整个学派的研究成果。不过,发展至百年的该学派仍然没有出现可以比肩《文心雕龙校释》的经典之作,缺乏可以扛鼎的“龙学”专着。这是种遗憾,但更是对珞珈龙学的鞭策与期待。总之,珞珈龙学以20世纪初黄侃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坛上传授《文心雕龙》为发端,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并将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其学统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代表学人及作品有刘永济先生的《文心雕龙校释》、刘纲纪先生的《刘勰》、吴林伯先生的《<文心雕龙>义疏》、易中天先生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罗立乾先生的《新译文心雕龙》以及李建中先生的《文心雕龙讲演录》等。该学派的主要特点在于注重对《文心雕龙》做整体性的研究,善于从义理阐释的角度去剖析刘勰的文学思想,突出学术研究的现实品格并着力与教学相结合。
魏杰[4](2020)在《钟嵘《诗品》玄言诗四家考论》文中研究表明杜预、王济、孙绰、许询四人均是晋代的玄言诗人,钟嵘的《诗品》下品将四人合列一条:“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可见在钟嵘眼中,四人的玄言诗是最能代表整个两晋玄言诗创作的。杜预其作为玄言诗人的身份少有人提及,这不仅是因其诗今已亡佚,更是因为关注点多集中在其对《左传》的贡献上。王济,太原晋阳人,曹魏司空王昶之孙,司徒王浑次子。《晋书》本传载其:“善《易》及《庄》、《老》。文词俊茂,伎艺过人,有名当世,与姊夫和峤及裴楷齐名。”然其玄言诗今亦不多见,故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少有提及,但在钟嵘的时代,必定尚存有二人大量的玄言诗,故钟嵘方能有此评语。东晋是玄言诗大盛的时代,孙绰、许询以文才并世,冠绝当时,并称为东晋文坛宗主,对有晋一代的玄言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孙绰的玄言诗堪称东晋玄言诗之代表,典型地反映了其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特点。许询,其诗今仅存两首,终身不仕,以高迈见称。本文广泛收集晋四位玄言诗人的资料,并立足于各类文献与前人成果。采用“文本细读”和“竭泽而渔”的方法对谱主的生平进行考证,力图完成以下几个层面的研究:一、对谱主的生平、仕历、创作与交游做出详尽切实的考证;二、对四位玄言诗人在两晋的玄言诗产生、发展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论述。本谱分为绪论、上下编两个部分:绪论:选题说明、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上编:玄言诗人四人研究。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对四人与玄言诗的关系研究。第二章、第三章是对四位玄言诗人的家世的源流梳理,包括对四人的先世、祖辈进行考证,希图了解谱主的家庭环境对谱主的影响。以《晋书》、《世说新语》等史料为基础对四人的生平经历进行论述。下编为杜预、王济、孙绰、许询四人年谱。按编年的形式编排谱主的生平事迹、文学作品并进行详细考辨。
马朝阳[5](2018)在《《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选》与《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史上并峙之两座高峰,相映生辉之双璧。他们之间的关系,即《文心雕龙》对《文选》的编撰有否影响,是文选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而长期争论不休,难以取得共识。本论文将全面对比分析两书之异同,以期贡献绵薄。对两书关系的探究不仅能够更好的分析两书的指导思想、文体观、文学观和具体作品,还能还原南朝时代的文风,加深对总集与文评着作不同性质、体例的关系之研究。无论是玲珑小巧之亭台楼阁,还是鲁灵光殿之嵯峨?嵬,都不能离开夯实之基石为支撑。对《文选》与《文心雕龙》关系的研究,首先应建立在对编者萧统以及着者刘勰关系的考证、两者成书的诸多问题这两个基础之上。根据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的编撰与创作意图、成书时间、性质等方面的解析,加以刘勰任职东宫,被太子深爱接之,参与了《文选》的编撰工作,皆可见两书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年代相近且在流传过程中被广泛认可的总集与批评着作的相携而立,更能促进对南朝文学观念的探讨与认知。对文体分类与对作家作品的选录集中体现了两书诸多观念的同异,所以对文本的全面比较研究尤为重要,可以避免只选取对自己观点有利的片面性。对各时期《文选》与《文心雕龙》作家、作品、文体的比对直接证明了《文选》受到了《文心雕龙》的一定影响。两书对作品的选录体现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观念以及以儒为宗的思想构建。萧统身为太子,编撰《文选》的首要意图当是“化成天下”之义,其次是重视悦目动魄之美。而刘勰深谙孔儒之道,《文心雕龙》字里行间充满了“经世致用”的深意,亦注意总结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在本质上皆与萧统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致的。两书成书时间接近,而《文选》晚出于《文心雕龙》,但《文选》亦可视为一部选录式的文学批评史。《文心雕龙》对《文选》的影响,不仅体现于“选文以定篇”上,更显示在“敷理以举统”的理论层面。《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的研究,更关系到对南朝文学风貌的探究以及对“修辞异宜之着述体裁”(钱锺书语)之认识,便于把握相似文评观念下同时代不同性质文献之间的相携而立,把握大时代背景下的不同时代性和相同性,以推进二书关联之研究。
张爱萍,李欢欢[6](2018)在《1926—2017年钟嵘《诗品》研究论着编目(三)》文中提出今年是钟嵘逝世1500周年,本刊特别连续刊发这份《编目》。自20世纪20年代迄今90多年,钟嵘及其《诗品》研究,成绩斐然,但并不平衡。90多年来对钟嵘及其《诗品》的研究,出现了三次热潮。第一次是在我国,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有五部专着问世。第二次是在日本和韩国,20世纪60年代,日本组织的《诗品》研究班以及韩国的车柱环,都有专着出版。第三次是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乘改革开放的春风,钟嵘及其《诗品》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发表专着之多,大大超过了前两次之总和,更不要说论文了,就其质量来说,较前两次也有很大突破,而且这次热潮方兴未艾。《编目》所列即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编目》总结和检阅了90多年来钟嵘与《诗品》研究的成果,同时,也是对钟嵘的一种纪念。自然,它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工作上的方便。
张爱萍,李欢欢[7](2018)在《1926—2017年钟嵘《诗品》研究论着编目(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今年是钟嵘逝世1500周年,本刊特别连续刊发这份《编目》。自20世纪20年代迄今90多年,钟嵘及其《诗品》研究,成绩斐然,但并不平衡。90多年来对钟嵘及其《诗品》的研究,出现了三次热潮。第一次是在我国,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有五部专着问世。第二次是在日本和韩国,20世纪60年代,日本组织的《诗品》研究班以及韩国的车柱环,都有专着出版。第三次是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乘改革开放的春风,钟嵘及其《诗品》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发表专着之多,大大超过了前两次之总和,更不要说论文了,就其质量来说,较前两次也有很大突破,而且这次热潮方兴未艾。《编目》所列即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编目》总结和检阅了90多年来钟嵘与《诗品》研究的成果,同时,也是对钟嵘的一种纪念。自然,它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工作上的方便。
高萌[8](2018)在《《文选》赠答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以《文选》赠答诗为着眼点,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文选》赠答诗的特点进行了概括与分析,并对赠答诗的起源及内涵进行了界定。通过反复研读《文选》赠答诗,从意象选取、典故运用、形式技巧三个方面分析《文选》赠答诗的艺术特色,把握其文学价值。本文还以钟嵘《诗品》为依据,将赠答诗诗人的创作风格进行归类分析,对于诗歌创作的多元风格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此外,《文选》赠答诗与士人风气息息相关,特别是玄学思潮,不仅影响了诗作的思想内涵以及语言风格,而且使得诗人的人生理想及审美追求发生了改变,言意之辨、保养生命等论题在赠答诗中有着明显地体现;文学自觉的深入发展使得赠答诗诗人对于诗歌创作的意义有了新的认知,诗作的抒情特质也得以彰显,诗人在诗作中更加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由于《文选》赠答诗诗人几乎全部出身世家,这不仅反映在诗歌的具体内容上,更影响了诗人的审美情趣。因此,本文还将着重考察《文选》赠答诗与门阀制度之间的关系,并对其进行讨论。
陈勇[9](2017)在《王夫之诗学考论》文中研究表明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在诗学领域的成就甚为突出。其诗学传布、接受和研究的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1692年至1911年,为其诗学着述的保存、刊印和渐次传布时期;1912年至1977年,为其现代学术研究初期;1978年至2000年,为其蓬勃发展期;本世纪以来,为综合深化期。基于前人研究基础,反思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与理论相结合、文本细读和整体观照相结合、三维立体的考察等综合方法,从而展开本课题的论述。论文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考”,主要探究王夫之诗学的文献及体例。王夫之诗学着述基本上贯通了整个文学史,该编对其主要的诗学着述《诗广传》、《诗译》、《楚辞通释》、“夕堂永日”系列、《南窗漫记》,以文献学和文体学的角度进行全面的考察。《诗广传》属于外传体,其对《诗》篇本义的理解参酌于汉、宋《诗》学之间,大部分篇章依据《诗序》、《毛传》、《孔疏》、《郑笺》的说法,少数篇章采纳了《诗集传》。《诗广传》读《诗》方法就是“兴观群怨”,其理论渊源可溯及《韩诗外传》,直至《论语》中孔子和弟子言诗的理念。《诗译》是连接《诗经》与后世诗歌的一座桥梁。或以后世诗歌与《诗经》相贯通,揭示诗歌艺术的渊源与本质;或以《诗经》为参照理解后世的诗歌,论述诗歌观念和技艺的发展变化;其论《诗》的方式与明代的《诗》学之间既有会通也有差异。《楚辞通释》篇目取舍与分节立释的标准,与以往经典的注本如《楚辞章句》、《楚辞集注》均有不同;其着述逻辑具有通贯性,并注重文学性阐发;在所有《楚辞》的注本中,《通释》最具“了解之同情”,当然也存在以今释古且忽视古今之别的问题。“夕堂永日”系列,主要包括王夫之对《诗经》以后诗歌的选、评、论三个部分,从成书过程和命名含义而言,三者应具有不同的批评功能但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选”意在取舍褒贬,“评,”意在品赏衡鉴,“论”意在理论概括,“选”与“评”对“论”具有支撑作用,“论”对“选”与“评”具有统摄性质。“夕堂”系列的成书,与宋明以来盛行的诗歌评选之风密切相关。《南窗漫记》一书,记述了其学诗、作诗及与师友相互赠答的情况,对了解其诗学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下编为“论”,主要探究王夫之诗学的思想与方法。王夫之治学又有很强的融贯性,其诗学融摄了《易》学、佛学的思想与方法。诗学与《易》学贯穿了王夫之学术生命的始终,其“兴观群怨”的诗学命题就蕴含着“由用以得体”、阴阳交相为益的《易》学思想。“情景”理论中“相为珀芥”、互藏其宅”、“唯意所适”等说法则直接源于《易》学的经典着作。“诗有生气如性之有仁”、“因流动生变而成绮丽”等批评观念皆能以《易》学理论加以解释,在最终的价值取向上,其诗学与“生生之仁”的《易》学思想具有一致性。王夫之将唯识学现量的概念引入诗学,其“现量”诗说包涵者“即景会心”、“身历目见”、“貌其固有”、“磕着即凑”、“独至之情”等多层丰富的批评意义。就“现量”诗说与佛学现量观之间的歧异,不仅要参照于玄奘、窥基所传的唯识学,更要注意宋代以来性相相融的佛学思潮。但二者之间的根本矛盾不可调和,唯识学的现量追求的是无生无灭的圆成实性,而王夫之诗学藉现量观念体悟的是天地大化的生生不息。王夫之诗学明确表现出“贵现贱比”的倾向,然而佛学“比量”的含义可以弥补其学诗层面论说的缺失。
韩扬文[10](2016)在《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文中认为玄思作为一种极为精微幽深的思维形态,其道说方式与本体论所倚重的概念建树、逻辑推演及抽象思维有很大差异。尽管玄思微妙深湛,但它亦非恒久静默,不可道说,玄思能够通过一些灵动的语言形式开显出来。追问玄思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及古典诗歌中的表诠,将之主要收摄于玄学蔚兴、玄言诗风靡天下的魏晋时期无疑是一个上佳之选。本文所论玄思的开显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玄”之本义与玄思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源头,及其在先秦时期的玄典中所建立起的抒义范式。“玄”义项纷纭,其中既包含着抒义性的思维,也渐渐演化出本体论的倾向。由于其义项的复杂性,后世衍生出种种对于“玄”的不同解会。但具有抒义性的玄思是更为本源性的。《老子》中具有抒义性的对消,具有运作性的动词及连续展开的让度式追问;《庄子》在卮言、寓言、重言中所展现的种种开境方式,皆对于玄思之抒义做出了基调性的示范。第二,“玄”之义项的分流与魏晋玄学之间的关系。本体论意义的“玄”进入玄学以后发展为辨名析理的思想方法,发展为崇有或贵无的单一倾向,发展为树立层层名相的《言尽意论》;而抒义形态的“玄”进入玄学以后发展为清谈中的当机性道说,发展为向秀、郭象《庄子注》中“迹冥”、“独化”的有无双遣之论,发展为荀粲、王弼的言不尽意论等。何晏、王弼等魏晋玄学家的思想中,同时含有以上两种相互冲突的论断,他们笔下的“无”或“玄”,有时是本体化的,有时则是境域化的。第三,“玄”之义项的分流进入魏晋诗歌以后所形成的诗歌形态之分际。本体论意义的“玄”与本体论形态的哲理发展为此期以孙绰、许询、支遁等为代表的玄言诗;而抒义论形态的“玄”与缘化的玄理不仅影响着嵇康、阮籍、陶渊明等思想家极其玄化的人生;且显示为呈现本真之境域的玄态诗。但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东晋玄言诗人们除了写作直陈哲理的作品以外,同时也创作了一些趋于玄态的诗歌作品。魏晋玄学的驳杂最大程度地体现在东晋诗人的身上,他们既接受了本体论思想,同时也部分接受了玄化的抒义方式。玄言诗的两种形态——概念的玄言诗和域发的玄态诗在东晋时期实际乃是并行于世的,它们在出现顺序上没有绝对的分际和次第性的关联。魏晋玄态诗的顶峰出现在陶渊明手中,他在诗中巧妙示例了种种合于玄思的抒义方式,如显示本真之象的方式,层层遣荡的方式,往复反顾进而寻求中道的方式等,这使他的诗得以在缘化的境域中即现象即本体地开显微妙的玄思。而作为后世对于玄言诗或玄态诗的应和,王维对于玄态诗作出了玄化的回应,而苏轼诗则多半对于玄言诗做出了知性的应和。则对于“玄”的不同解会,其实一直在幽暗中影响或护持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以“玄”命名的学术和诗歌中,有的取用了“玄”趋于本体的义项,而其中的另一部分则对于“玄”缘化的本义做出了微妙的呼应。至于此中何种形态是更“玄”的,更本源的,这一问题应当引起玄学研究者及玄言诗研究者的深思。
二、钟嵘《诗品》注释商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钟嵘《诗品》注释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2)《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产生 |
第一节 社会思潮和文艺风气 |
一、儒学复兴与文化政策 |
二、文坛风尚与文学新变 |
第二节 身份定位和价值取向 |
一、萧统: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人 |
二、刘勰:渴望建功立业的文士 |
第三节 不同的编着动机 |
一、《文选》的编纂 |
二、《文心雕龙》的撰着 |
第二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体学(上) |
第一节 刘勰与萧统的诗歌思想 |
一、齐梁诗坛与刘、萧诗论 |
二、对历代诗歌的评选 |
三、诗歌的评价标准 |
第二节 刘勰与萧统的赋体观 |
一、对赋的基本认识 |
二、对历代赋的评选 |
三、赋体的评价标准 |
第三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体学(下) |
第一节 论颂、赞、铭、箴 |
一、颂文观及其评选 |
二、“赞”与“史述赞” |
三、铭文观及其评选 |
四、箴文观及其评选 |
第二节 论诔、碑、哀、吊 |
一、诔文的性质与功用 |
二、碑文观辨疑 |
三、哀文的产生与功用 |
四、吊文观的异同 |
第三节 论章表、檄文 |
一、章表的性质与功用 |
二、檄文的价值和意义 |
第四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章论 |
第一节 评选范围 |
第二节 评价标准 |
一、情采兼重的倾向 |
二、辨析文体的差异 |
三、审美趣味的异同 |
第三节 政治属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珞珈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论文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初创期的“珞珈龙学”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奠基 |
一、珞珈龙学之诞生 |
二、黄侃与珞珈龙学 |
三、朱东润的“龙学”成果 |
第二节 刘永济:珞珈龙学之功臣 |
一、“龙学”专着之特点 |
二、《文心雕龙校释》义理研究 |
三、“龙学”对词学的影响 |
四、“龙学”的中西比较思维 |
第二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上) |
第一节 珞珈龙学的发展 |
一、珞珈龙学之长成 |
二、胡国瑞的“龙学”成果 |
第二节 刘绶松对“龙学”的贡献 |
一、高度强调政治性的学术研究思路 |
二、论《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 |
三、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阶级性” |
四、刘绶松“龙学”之特点 |
第三节 刘纲纪的“龙学”成就 |
一、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定位 |
二、《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三、刘勰的人格精神、佛学思想与思维模式 |
四、对刘勰生平事迹之考证 |
五、与刘纲纪先生的商榷 |
第四节 吴林伯:珞珈“龙学”的巨匠 |
一、极富特点的“龙学”着作 |
二、论《文心雕龙》诸命题 |
三、论《文心雕龙》与其它典籍的关系 |
四、吴林伯“龙学”治学方法 |
第三章 发展期的“珞珈龙学”(下) |
第一节 易中天的“龙学”着作 |
一、《文心雕龙》之文学本体论 |
二、《文心雕龙》之创作规律论 |
三、《文心雕龙》之审美理想论 |
四、易中天对珞珈龙学的贡献 |
第二节 罗立乾的“龙学”着述 |
一、《新译文心雕龙》的“承”与“新” |
二、两大类“龙学”论文 |
三、罗立乾对“龙学”的态度 |
第四章 拓新期的“珞珈龙学” |
第一节 新世纪的珞珈龙学 |
一、论文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
二、珞珈龙学之壮大 |
第二节 李建中:传承“珞珈龙学”的薪火 |
一、发现《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 |
二、重释《文心雕龙》的关键词 |
三、创生《文心雕龙》青春版 |
结语 |
一、珞珈龙学的现实品格 |
二、珞珈龙学的辐射效应 |
附录 “珞珈龙学”大事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钟嵘《诗品》玄言诗四家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上编 玄言诗人四人研究 |
第一章 杜预、王济、孙绰、许询与玄言诗关系研究 |
一、何为玄言诗? |
二、从正始玄风谈起 |
三、王济、杜预和西晋玄言诗 |
(一)西晋名士“玄”与“文”的分离 |
(二)西晋文学的“平淡之体” |
四、东晋玄言诗的全面兴盛 |
(一)孙绰的玄言诗 |
(二)许询的玄言诗 |
(三)佛教与玄言诗的关系 |
五、玄言诗魅力 |
第二章 杜预、王济家世和生平考 |
第一节 京兆杜氏 |
一、京兆杜氏的起源 |
二、京兆杜氏在汉代的发展 |
三、魏晋时期的京兆杜氏 |
四、精于律学的家学传统 |
五、杜预儒家思想的家族渊源 |
第二节 杜预生平论述 |
一、军事政治奇才 |
二、精于刑律之硕儒 |
三、注《左传》之不朽 |
四、百姓民生之“杜父” |
第三节 王济的家族世系考 |
一、太原王氏的起源 |
二、晋阳王氏 |
三、王济的同辈及子孙考 |
第四节 王济生平论述 |
一、少有逸才 |
二、仕途起伏 |
三、晚年豪奢 |
第三章 孙绰、许询家世和生平考 |
第一节 孙绰的家世论 |
一、太原孙氏家族世系源流考 |
二、太原孙氏在魏晋的起兴与发展 |
三、太原孙氏的家风、家学传统 |
第二节 孙绰生平 |
一、少慕老庄,游放山水 |
二、玄儒双修,出处同归。 |
三、以佛贯儒,三教合一 |
第三节 孙绰的形象及性格特点 |
一、文坛之宗 |
二、善于品评 |
三、好讥调 |
第四节 许询家世论 |
一、许姓源流考 |
二、许询先世考 |
三、许询子辈 |
第五节 许询生平论述 |
一、总角聪慧,善于论辩 |
二、风情散朗,交游山林 |
三、舍宅建寺,佛道合一 |
下编 |
(一)凡例 |
杜预、王济年谱 |
孙绰、许询年谱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依据及意义 |
一、选题依据 |
二、选题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
一、研究回顾 |
二、研究展望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二章 萧统与刘勰交接研究 |
第一节 刘勰及东宫职事考论 |
一、刘勰生平及家族世系 |
二、任职东宫通事舍人及职事 |
第二节 刘勰与修《文选》说 |
一、萧统“爱接”刘勰论 |
二、刘勰与修《文选》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文选》《雕龙》关联综论 |
第一节 两书修撰背景异同论 |
一、魏晋南北朝文化大背景 |
二、两书时代背景同中存异 |
第二节 两书修撰动机异同论 |
一、两书阅读对象为时代文坛 |
二、两书皆旨在匡正文坛时弊 |
三、两书同冀立言以流芳千古 |
四、两书化成天下与经世致用 |
第三节 两书文献性质关联论 |
一、创作论与范本 |
二、文评论与总集 |
三、泛文学的取向 |
四、两书相携的意义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文选》《雕龙》体类比较 |
第一节 两书体类综论 |
一、两书体类汇总论 |
二、两书体类时代论 |
三、两书体类对比论 |
第二节 两书体类分论 |
一、赋类文体的论选异同考辨 |
二、诗类文体的论选异同考辨 |
三、骚类文体的论选异同考辨 |
四、其他诸体的论选异同考辨 |
第三节 两书体类比较的意义 |
一、文体演变与两书分体 |
二、儒学五经与文体衍生 |
三、通变与新变的文体观 |
四、文、笔之辨的文体观 |
五、两书体类对文体学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文选》《雕龙》作家作品比较 |
第一节 两书选论作家作品综论 |
一、两书选论作家作品比较总汇 |
二、两书选论作家作品异同析论 |
第二节 两书作家作品同选考察 |
一、同选作者异选作品 |
二、同选作者同选作品 |
第三节 两书作家作品异选考察 |
一、《雕龙》选录,《文选》未选 |
二、《文选》选录,《雕龙》未选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文选》《雕龙》思想、文学观比较 |
第一节 《文选》《雕龙》思想比较 |
一、萧统与刘勰的思想构建 |
二、两书论选所体现的思想 |
三、两书思想论比较的意义 |
第二节 《文选》《雕龙》文学观比较 |
一、文学观对宇宙本源认同 |
二、文质观对论选标准把握 |
三、雅丽到典丽的文学取向 |
四、两书相较与南朝文评观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1926—2017年钟嵘《诗品》研究论着编目(三)(论文提纲范文)
1996年 |
1997年 |
1998年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2002年 |
2003年 |
2004年 |
2005年 |
2006年 |
2007年 |
(8)《文选》赠答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来源 |
(二) 研究综述 |
1、对于《文选》赠答诗的专门研究 |
2、对于《文选》赠答诗的相关研究 |
(1) 对于魏晋及南朝时期赠答诗思想内容的研究 |
(2) 对于魏晋赠答诗发展源流的研究 |
(3) 对于魏晋及南朝赠答诗艺术特点的研究 |
(4) 对于魏晋及南朝时期赠答诗诗人的精神世界及社会风气的研究 |
(5) 对于魏晋及南朝时期赠答诗体裁的研究 |
(三) 研究方法 |
一、《文选》赠答诗的界定 |
(一) 赠答诗的起源 |
(二) 《文选》赠答诗的内涵 |
二、《文选》赠答诗诗人的创作风格 |
(一) 悲壮豪迈 |
(二) 怨愤凄婉 |
三、《文选》赠答诗的艺术特色 |
(一) 意象选取 |
(二) 典故运用 |
(三) 形式技巧 |
四、《文选》赠答诗与士人风气 |
(一) 玄学思潮日渐兴盛 |
1、言意之辨 |
2、保养生命 |
(二) 文学自觉深入发展 |
1、对于文学价值及意义的全新认知 |
2、士人重视在诗作中抒发个人情感 |
(三) 门阀制度影响深远 |
1、门阀制度对于赠答诗兴盛之风的影响 |
2、门阀制度对赠答诗思想内容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王夫之诗学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王夫之诗学传布、接受和研究史述要 |
一、1692年-1911年:着述保存、刊印和渐次传布时期 |
二、1912年—1977年:现代学术研究初期 |
三、1978年-2000年:蓬勃发展期 |
四、本世纪以来:综合深化期 |
第二节 问题反思、研究方法和论题设定 |
一、存在问题及反思 |
二、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
三、主要论题的设定 |
上编 王夫之诗学的文献及体例 |
第一章 《诗广传》 |
第一节 《诗广传》解题 |
一、传:传经和解经 |
二、《诗经》学内、外传体之分 |
三、《诗广传》属于外传体 |
第二节 《诗广传》对诗篇本义的理解 |
一、依从《诗序》、《毛传》、《孔疏》、《郑笺》 |
二、依从《诗集传》 |
三、《毛诗》、《集传》各有所取 |
四、《毛诗》、《集传》皆有不从 |
第三节 《诗广传》读《诗》的方法 |
一、可以兴 |
二、可以观 |
三、可以群 |
四、可以怨 |
第四节 《诗广传》的学术渊源 |
一、启蒙于家学 |
二、超拔于时风 |
三、远绍于韩婴 |
四、根源于孔孟 |
第二章 《诗译》 |
一、《诗译》解题及体例 |
二、《诗译》与明代《诗》学的会通 |
三、王夫之《诗》学与明代《诗》学的差异 |
四、余论 |
第三章 《楚辞通释》 |
第一节 《楚辞通释》的编撰体例 |
一、篇目取舍 |
二、以意分节 |
第二节 《楚辞通释》的注释特点 |
一、注释逻辑始终一贯 |
二、重视文学性阐发 |
三、深具了解之同情 |
四、以今可以通古 |
第四章 “夕堂永日”系列 |
第一节 “夕堂永日”系列的成书情况 |
一、成书过程 |
二、“永日”释义 |
第二节 “夕堂永日”系列的编撰体系 |
一、选:取舍褒贬 |
二、评:品赏衡鉴 |
三、论:理论概括 |
第三节 “夕堂永日”系列与诗歌评选之风 |
第五章 《南窗漫记》 |
一、《南窗漫记》解题 |
二、《南窗漫记》的文献价值 |
下编 王夫之诗学的思想与方法 |
第六章 王夫之诗学的《易》学品格 |
第一节 “兴观群怨”命题蕴含的易理 |
一、并行与会通 |
二、由用以得体 |
三、兴、观、群、怨的交相为益 |
第二节 “情景”诗论蕴含的《易》理 |
一、相为珀芥 |
二、互藏其宅 |
三、唯意所适 |
第三节 生生之仁 |
一、诗有生气,如性之有仁 |
二、因流动生变而成绮丽 |
三、仁者之言,蔼如也 |
四、仁,有函者也 |
第七章 王夫之“现量”诗说原论 |
第一节 《相宗络索》的“三量”说 |
一、《相宗络索》“三量”说的来由 |
二、现、比、非三量涵义考释 |
第二节 “现量”诗说的批评涵义 |
一、即景会心,即物达情 |
二、身历目见,当境写出 |
三、貌其固有,显其所存 |
四、灵心巧手,磕着即凑 |
五、想象空灵,自有实际 |
六、独至之情、独喻之微 |
第三节 “现量”诗说与佛学现量观的歧异 |
一、“现量”诗说与性相融会的佛学思潮 |
二、“现量”诗说与佛学现量观的根本歧异 |
第四节 比量在学诗层面的潜在意义 |
一、王夫之“贵现贱比”的误解 |
二、比量与学诗层面相应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10)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起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目的与意义 |
四、思路与方法 |
五、结构安排 |
第一章 先秦玄思——“玄”的本义与玄典抒义方法论 |
第一节 “玄”义考释 |
一、“玄”之初义蠡测——敛藏之“玄”与互构之“玄” |
二、“玄”之变义——定相之“玄”与本体之“玄” |
第二节 《老子》抒义方法论:“玄之又玄”的源泉之态 |
一、论作为《老子》核心抒义字的“玄” |
二、对消、动态与追问——《老子》解“玄”的抒义方法 |
三、从“生于有,生于无”到“有生于无”——解《老》的两种理路 |
第三节 《庄子》抒义方法论:开权显实的域化之言 |
一、历物十意——惠施的名相论 |
二、三言、追问与域状词——《庄子》的语言游戏 |
第二章 魏晋玄学缘构与本体之博弈 |
第一节 汉末魏初的智思谐响——魏晋玄学之初兴 |
一、两汉经学的疲敝之态 |
二、诸子之学重光与释教东来 |
第二节 建树理念或遣荡计执——魏晋玄学之异途 |
一、魏晋玄学之史评与学术谱系略论 |
二、概念之玄的拓展——建树理念一路的魏晋玄学 |
三、域发之玄的开显——遣荡计执一路的魏晋玄学 |
四、两种理路的杂糅与汇合——略述何、王玄学中的冲突 |
第三节 言意之辨——魏晋玄学的语言论 |
一、欧阳建《言尽意论》 |
二、荀粲所谓言意之微固蕴不出 |
三、张韩《不用舌论》 |
四、王弼《明象》篇 |
第四节 有无本末——魏晋玄学的本体论 |
一、以无为本——王弼解《老》之创见 |
二、生而体有——裴頠《崇有论》新解 |
第五节 “迹冥”与“独化”——向、郭之抒义论 |
一、“迹冥”与“一心三观” |
二、“独化”与“遣之又遣” |
三、“迹冥”、“独化”与诗性语言之关联 |
四、概论魏晋玄言诗的定义与流向 |
第三章 竹林名士的玄态人生及其玄言诗 |
第一节 论竹林七贤境域化的生命形态 |
一、变化气质与动心忍性——七贤的渊默形态 |
二、清峻通脱与宁为玉碎——七贤的狂狷形态 |
三、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七贤之无情与有情 |
第二节 嵇志清峻——论嵇康诗之开路性 |
一、处于域发状态的玄言诗兼及嵇叔夜诗概说 |
二、清——烟霞逸气与清远之象 |
三、峻——崖岸高峻与轻肆直言 |
第三节 寻找失落的时间———论阮籍《咏怀诗》之物哀 |
一、追光蹑景之笔——时间中的伤心之物 |
二、通天尽人之怀——存在者的苍茫哀感 |
第四章 异趣的玄言诗——本体性追求与域发之态的博弈 |
第一节 尚理好议的廊庙之音——论东晋前哲理诗之流变 |
第二节 楚骚遗风与异方山水——论郭璞游仙诗 |
一、游仙诗源流考略 |
二、郭璞《游仙诗》之创变及其意义 |
第三节 空性与色法——以本体界为务的狭义玄言诗 |
一、形上义理与兴寄都绝——玄言诗对诗言志说之因革 |
二、情的淡化与辞的寡味——玄言诗对诗缘情说之冲决 |
第四节 故国之思与见机之作——兰亭雅集与兰亭诗 |
一、两晋山水-玄言诗之因革——从金谷清赏到兰亭雅集 |
二、触机辄发——论兰亭诗的时机化运作 |
第五章 陶渊明诗复归大地之玄音 |
第一节 不如去归隐——《归园田居》解兼论渊明嘉遁之要义 |
一、靖节先生的返回之路 |
二、以《归园田居》释渊明之嘉遁 |
三、陶公君子固穷之志辨 |
第二节 《饮酒》诗解——陶渊明的任道及其玄态语言之建构 |
一、《饮酒》创作时间与缘起考略 |
二、论《饮酒》破相归空之玄态运作 |
第三节 《形影神》释——纵浪大化与陶诗之理趣 |
一、纵浪大化——《形影神》所示解脱之法 |
二、论《形影神》的导路性 |
第四节 空谷回响——从王维、苏轼诗略观陶诗之化迹 |
一、略论陶诗的接受与王、苏学陶之机缘 |
二、摹仿与心会——王、苏学陶的两重境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钟嵘《诗品》注释商榷(论文参考文献)
- [1]钟嵘《诗品》“自然”诗学观研究[D]. 曾萍.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2021
- [2]《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D]. 赵亦雅. 山东大学, 2021(10)
- [3]“珞珈龙学”研究[D]. 张然. 山东大学, 2020(11)
- [4]钟嵘《诗品》玄言诗四家考论[D]. 魏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5]《文选》与《文心雕龙》关联研究[D]. 马朝阳.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6)
- [6]1926—2017年钟嵘《诗品》研究论着编目(三)[J]. 张爱萍,李欢欢. 许昌学院学报, 2018(09)
- [7]1926—2017年钟嵘《诗品》研究论着编目(二)[J]. 张爱萍,李欢欢. 许昌学院学报, 2018(07)
- [8]《文选》赠答诗研究[D]. 高萌. 云南大学, 2018(01)
- [9]王夫之诗学考论[D]. 陈勇.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6)
- [10]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D]. 韩扬文. 云南大学, 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