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象征诗派第一人——李金发

一、中国象征诗派第一人——李金发（论文文献综述）

王永,杨洋^[1]（2021）在《“诗怪”李金发形象的生成》文中认为李金发1925至1927年接连出版了《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三本诗集,为新诗坛所注目,并以"诗怪"名世。何为"诗怪"?近百年来,不同时代的论者基于言说语境、诗歌立场、审美趣味以及表述目的的不同,对它作出了不同的阐释。李金发被认为是中国象征诗的开创者,因而在一定意义上,百年"诗怪"的阐释史,同时也可说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从无到有的生成建构史。如今,谈到李金发,多是以"诗怪"这一经典指认为前提,去不断阐发其诗性与诗歌史价值,

孔秋芳^[2]（2019）在《中国新诗的“现代派”嬗变：古典的与新潮的》文中研究表明现代诗派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流派,20世纪30年代以后形成的现代诗派,从诗境、诗思、诗歌语言、艺术形式等多个方面发展新诗艺术,在推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上,表现出了更为主动与理性的接受趋向,以自身独特的创作追求促成中西诗艺的融合,建构出了具有民族时代特色的现代性诗歌。现代派诗歌的出现,使中国新诗在30年代中期发展到了成熟的境地,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基础与核心是象征主义,现代派诗人以其诗歌中的象征色彩而闻名。现代诗派对西方象征主义实施中国化改造,他们一方面从异域的诗学体系中汲取营养,面对西方诗歌强大的艺术影响力,中国现代派诗人以适应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条件为选择依据,辩证地吸收西方话语资源。另一方面,现代诗派在新诗创作中充分调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经验储备,浸染中国古典情愫。在双重经验交错的新起点上,现代派运用象征、意象等审美传达策略,将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诗学联结,建构出了合乎理想的诗歌艺术,促成了新诗审美观念的现代化转型。

袁龙^[3]（2019）在《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20世纪前期,胡适、闻一多、李金发、梁宗岱、戴望舒、艾青、唐湜、袁可嘉、宗白华、朱光潜等人都对“意象”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不约而同、有意识地总结归纳诗歌意象创构与批评的经验,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的基础上,融合中国传统意象诗学,吸收心理学等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自己对意象的理解。他们关于意象的研究成果构成了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20世纪初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与发展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受中国古典意象诗学“贵意”倾向的影响,梁启超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引新鲜事物入诗,丰富了诗歌意象类型,拓展了诗歌意境,直接影响到白话新诗运动和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的发生。另一方面,意象主义诗学在理论上影响了胡适的“影像”论,在创作上影响了胡适的“具体的做法”。白话新诗创作注重意象,促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不断发展和深化。涌现出闻一多的“幻象”论;李金发、戴望舒、梁宗岱汲取象征主义诗学提出的象征主义意象论;宗白华的“动象”论;朱光潜的“直觉意象”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意象诗学在战火硝烟中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出现了艾青的“生活感觉”论;臧克家的“生活意象”论;唐湜的“诗质”论;袁可嘉的“意象类型”论。虽然20世纪前期中国诗人和学者提出了名称各异的意象论,但他们都意识到“意象”的本体包含“意”“象”二元因素。因此,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在讨论意象的本体问题时,存在“贵意”与“尚象”两种倾向。“贵意”论者认为意象的“意”不但包含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情”“志”等因素,而且包含西方诗学关于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直觉、想象、联想、理智、灵感等人的主观之“意”的观念。在传统意象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影响下,“尚象”论者从中西“象”范畴的三大共同特征,即形象性、象征性和变动性来论“意象”之“象”。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还包含意象的创构论与批评论。意象的创构涉及“意”“象”二元关系的理解。在由感而知而行的意象创构过程中,产生了情感生成论和情景交融论两种创构方式。宗白华和朱光潜关于意象和意境关系的论述表明:营造意境是表现动象或创构意象以有限表现无限,实现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的审美追求。意象批评是欣赏者通过作品的意象沟通创造者的情志,对意象进行理解、还原、阐释、评判甚至再创造,实现其艺术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在阅读作品、直觉意象的欣赏批评过程中,存在理智、感觉、感觉的心象和共鸣四种心理活动。从事意象批评需具备敏锐的语言领悟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和丰富的想象能力、广博的学识修养与分析比较的能力。总之,在中西文化汇流的背景下,当时的诗人和学者融合中西意象诗学,构建了集发展论、本体论、创构论与批评论于一体的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它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郭沁^[4]（2019）在《《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杂志作为中国现代时期的重要文学期刊之一,尽管存在时间并不长,但因其非同人刊物的性质备受关注,并且对现代文学的倡导使其在中国文学期刊中的地位不可忽视,其中的诗歌现象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本论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借用“文学场”介绍《现代》杂志整体情况,阐述《现代》杂志所处的时空语境以及施蛰存个人文学观念对《现代》杂志的影响,用“副文本”理论探求在以往相关研究中较少受到重视的版面设计、封面等。第二章分为三部分,首先对31期的《现代》杂志中的诗学现象进行统计,大体确定《现代》杂志的诗歌版图。其次,分析戴望舒、艾青、徐迟和陈江帆四位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从而突出《现代》杂志为扶持本土诗人所作出的努力。最后是《现代》杂志中的诗歌翻译部分,以实例探讨其诗歌翻译的特点,进而研究1930年代西方现代诗歌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第三章探讨《现代》杂志的译介与诗歌评论,首先介绍《现代》杂志的译介范围,然后对《现代》杂志诗歌批评个例进行分析,旨在突出中国本土诗人、学者为诗学建设所做的工作。

方长安,田源^[5]（2019）在《“诗怪”阐释史与现代主义诗学之建构》文中指出从1920年代开始,李金发便以"诗怪"名世。何为"诗怪"?近百年来,不同时代的论者基于言说语境、诗歌立场、审美趣味以及表述目的,对它作了不同的阐释。"怪"缘于其诗歌的象征主义品格,但"诗怪"形象却或隐或现,变动不居。百年"诗怪"批评话语,折射出不同时代读者对象征主义诗歌艺术的不适、拒斥乃至认同等复杂心理,对"诗怪"的批评和肯定都是对象征主义诗学的阐述与传播。在这个意义上,百年"诗怪"阐释史,就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从无到有的生成及其构建史。

王彦龙^[6]（2018）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主义新诗的形式表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独秀、李大钊首倡“文学革命”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新的时期,各种文体在思想内容、语言体式和表现方式上与传统的中国文学大有不同。其中,诗歌的变化尤为剧烈,自由体白话诗歌兴起并开始取代传统文言格律体诗歌,从西方引入的诗学理论开始取代中国传统诗学理论,成为中国新诗在思想内容的拓展和形式表现的更新的主要理论指导。最初的中国新诗,有着三大弊病,一是文体不独立,作诗如作文;二是语言不含蓄,作诗如说话;三是形式不完善,诗歌无美感。为了解决这三方面的弊病,各种诗学流派在不同的诗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自己的理论探索和诗歌创作实践。中国象征主义诗派在二、三十年代,通过移植和改造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逐步发展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以作为创作的指导。中国新诗的弊病主要在于形式表现上的更新问题,所以虽然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对诗歌的思想内容和形式表现有着精妙的论述,中国象征主义诗人的理论移植和创造的侧重点在于诗歌的形式表现。本文尝试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主义新诗进行考察,梳理中国象征主义诗人在中国象征主义新诗形式表现理论的探索和诗歌创作实践,重新认识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形式表现更新的发展过程,以期对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整体研究有所贡献。本文的研究时期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涉及的诗人是中国象征主义诗派中有着较大成就的六位,开创之首李金发,创造社的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和中国象征主义的双峰戴望舒、梁宗岱。本文内容共分为五部分,前言介绍本论题的研究缘起和理论资源;第一章首先通过简单的理论梳理,介绍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基本情况,和中国新诗界引进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原因和目的,中国新诗界看到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在诗歌形式表现上的指导意义,是为了解决中国新诗形式上的薄弱和表现上的浅薄。第二章梳理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对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移植和改造过程,六位诗人的探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李金发的机械模仿阶段、创造社三位同仁的有机接受阶段和梁宗岱与戴望舒的成熟运用阶段,在思想内容的拓展和形式表现的更新上经历了逐步成熟的过程。第三章通过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典型文本细读,探究中国象征主义诗人诗歌创作中对形式表现的梳理,诗歌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对比,明晰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第五部分是结语,通过理论的梳理和创作的探究,可以发现中国象征主义诗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中国新诗的建设,在主题内容和形式表现尤其是形式表现上,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过程,所取得的成绩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王立扬^[7]（2017）在《新诗史视野中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诗集》》文中提出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出版,其中朱自清编选的《诗集》收录名家诗歌400首,并附有导言、选诗杂记和诗话。作为早期选本,一方面,大系《诗集》对新诗第一个十年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和总结,为诞生不到二十年的中国新诗描摹了一幅全景图,并以此为基础给接下来的创作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新路径,成为新诗第三个十年甚至直到现在创作和研究的重要文本和批评资源;另一方面,大系《诗集》通过对新诗流变的爬梳与界定,成功地将新诗从合法性的质疑中剥离,进而转向新诗自身进步性的建构,实现了新诗的“重心转移”。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以选本的角度切入大系《诗集》,聚焦其两个维度上的“新”,一是内容与形式之新,二是路径之新,并以同时期选本《新诗集》《分类白话诗选》《新诗年选（1919）》为参照来交叉论证;第二章以大系《诗集》中的副文本为切入点,探讨朱自清在新诗理论和新诗批评上所体现的诗学主张,重点关注其对已有的诗学资源的继承与发展;第三章以朱自清在大系《诗集》中的“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为切入点,研究朱自清的“进步”诗学观,探讨其在中国新诗史上的价值。

姚晓萍^[8]（2012）在《境界与精神 ——中俄“象征派”诗歌美学比较研究》文中认为象征主义是现代诸多文艺思潮中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一种,这股诗潮也汇入中俄现代诗歌发展的洪流中。西方资源与本国传统的碰撞和融通形成了中俄象征派诗歌相异的美学价值。论文从诗歌美学的维度切入中俄象征诗派的比较研究,依本质论、价值论、意象论和音乐观四个方面展开：引言部分。首先,归纳了象征这一美学概念的多种话语涵义,继而清理了中国和俄国象征诗派的流脉发展,同时限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即中国二、三十年代“象征派”、“现代派”诗歌与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象征派诗歌之间的比较,最后通过对中俄象征派接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的考察,总结出中俄接受影响的向度体现出本质上的差异,中国象征诗派注重经验层面的接受,而俄国象征诗派侧重形而上层面的接受。第一部分,中俄象征派诗歌本体论比较。本章对中俄象征诗派的“象征”观、“纯诗”观和“契合”论作比较研究。浪漫和颓废的基调纠缠在中俄象征诗的本体观念中,在此观念框架中,中国象征诗追求的是宇宙万物与诗人主体冥合的“纯诗”境界,俄国象征诗渴求的是神性世界与诗人本我应和的玄秘精神,他们分别在心灵世界和彼岸世界完成对“象征”的构筑。第二部分,中俄象征派诗歌价值论比较。本章从诗歌主题、诗歌涉世、诗人价值三个角度管窥中俄象征诗派价值论的异同。对都市和女性主题的抒写,中国象征诗人在城市文明情调及境界中的沉醉,体现了在追求现代体验过程中迷失、感伤及悲观的情绪,他们在诗中摹写的女性意象姿态仍指向飘渺无根的美人之境,俄国象征诗人则把城市化为神秘世界的象征、激发诗人灵感的神界,女性也成为沟通尘世和神界的幻象。对诗歌与诗人价值的观照,中国象征诗人表现出超越世俗和回归自然的意图,并高扬唯诗意识——诗是内心情境的传达,俄国象征诗人怀抱启示录的精神,对诗歌的功用抱有一种均衡的态度,诗人自我也成为一个“神性”的象征。第三部分,中俄象征派诗歌意象论比较。本章从意象建构原则和意象表现策略方面比较中俄象征诗派。“恶之花”唤起了中俄象征诗人对“恶美”的意象呈现。在意象建构原则上,中国象征诗人沟通传统和西方的意象资源,以象征-神思的建构原则,赋予诗歌神思的含蓄之美、象征的意义之思,传达一种神韵之美,俄国象征诗人用具寓意之能的意象思维和建构诗篇,使抒情诗焕发出“象征”和“寓意”交织的神秘之美。从意象表现策略看,中国象征诗人渗入了主体的感知体验性活动,追求循“意”造“象”的现代特征,俄国象征诗则呈现出主体潜隐、宗教、神灵形象凸显的策略,体现出神秘冥想的特点。第四部分,中俄象征派诗歌音乐观比较。本章从音乐载体和音乐观照两方面比较中俄象征诗派的异同。中俄象征诗的音乐性追求在词语和声音两个维度上展开,中国象征诗人在词语之间的“相互共鸣”中发现了诗歌视像的图景奇观,从而在诗的音节和内在诗情的变化中遁入微妙的音乐境界；俄国象征诗通过音乐性实现象征化,将由词或词的组合所构成的诗歌意象中的“音象”置于比视象更为重要的位置,表现“各个星体的和谐之声”,渲染象征诗歌的朦胧感和神秘感,塑造出易于感受的音乐精神。

杜笑宇^[9]（2009）在《“诗”的回归与重塑——简论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匡正》文中研究指明白话新诗诞生时即有先天不足,"非诗化"倾向严重。一些诗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起而行之,站在"诗"的角度,从表现手法、外在形式等方面,不断矫正新诗的发展方向,使白话新诗从"白话"走向"诗",力图找到一条既能接续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又富有鲜明现代气息的诗歌道路。

尹成君,栗广峰^[10]（2007）在《波德莱尔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李金发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不但拓宽了诗歌主题,将现代艺术所关注的命题——诸如丑恶、死亡、虚无、恐怖等介入主题,思想内容更具有现代特征;而且还提供了与以往新诗完全不一样的新的表现技能,即将波德莱尔等西方象征诗派所提倡的“发掘恶中之美、强调色彩的表现力”等艺术表现手法借用并移植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赋新诗于新的变化和生机,开创一代新的诗风。

二、中国象征诗派第一人——李金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象征诗派第一人——李金发（论文提纲范文）

（1）“诗怪”李金发形象的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新诗的“现代派”嬗变：古典的与新潮的（论文提纲范文）

（3）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论文提纲范文）

（6）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主义新诗的形式表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诗史视野中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诗集》（论文提纲范文）

（8）境界与精神 ——中俄“象征派”诗歌美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诗”的回归与重塑——简论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匡正（论文提纲范文）

（10）波德莱尔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象征诗派第一人——李金发（论文参考文献）

• [1]“诗怪”李金发形象的生成[J]. 王永,杨洋. 艺术广角, 2021(06)
• [2]中国新诗的“现代派”嬗变：古典的与新潮的[D]. 孔秋芳. 青岛大学, 2019(02)
• [3]20世纪前期中国意象诗学研究[D]. 袁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4]《现代》杂志与中国现代诗歌[D]. 郭沁. 云南大学, 2019(03)
• [5]“诗怪”阐释史与现代主义诗学之建构[J]. 方长安,田源. 河北学刊, 2019(01)
• [6]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主义新诗的形式表现研究[D]. 王彦龙. 广西大学, 2018(12)
• [7]新诗史视野中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诗集》[D]. 王立扬. 武汉大学, 2017(06)
• [8]境界与精神 ——中俄“象征派”诗歌美学比较研究[D]. 姚晓萍. 浙江大学, 2012(05)
• [9]“诗”的回归与重塑——简论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匡正[J]. 杜笑宇.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09(11)
• [10]波德莱尔对李金发诗歌创作的影响[J]. 尹成君,栗广峰.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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