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立夫晚年呼唤两岸统一(论文文献综述)
祝勇[1](2021)在《故宫文物南迁》文中研究说明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1931年9月19日早上九点,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先生像往常一样走出北京南城丞相胡同的家门,乘一辆洋车前往故宫博物院上班,过顺直门1,听到路边叫卖号外的声音,他让车夫停车,买了一张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让他悚然一惊。2
陈龙[2](2020)在《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文中研究表明于右任(1879—1964)既是晚清民国重要诗家,也是此期诗坛风云人物,享有很高诗学声望。把于右任放在晚清民国诗坛中来考察,可以加强于右任诗人身份的体认,使之立体化、鲜活化。而通过于右任及其诗学活动问途晚清民国时期诗坛,也可以反映20世纪前半个多世纪诗坛的风云变化。于右任对其时诗坛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影响可以体现在诗学观念上,体现在诗歌创作实践上,更可以体现在于右任活跃而丰富的诗歌活动上。本文绪论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的风云际会:于右任早年以一部《半哭半笑楼诗草》进军晚清诗坛,成为诗界革命骁将;辛亥前后创办四份革命报刊为推动南社发生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于右任因此跻身资深社员行列;1918—1922年又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身份带领军中诗人吟唱,形成陕西近现代诗史上的重要诗人群落——陕西靖国军诗群;抗战时期于右任领衔发起民族诗坛,实际成为国民党文坛盟主,也是扭转抗战诗风的关键人物;晚年寓居台湾发起诗体解放运动,影响了台湾当代诗坛的走向,这可以视作其在民国诗坛活动之余波。第二部分为近百年于右任诗歌研究述评,将百年于诗研究分为发轫期、创始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总结各期主要成就和不足。正文凡四章:第一章在辑录于右任早年诗话文献的基础上(见附录一、二、三),考察《骚心丛谈》《独树斋诗话》这两部成体系的诗话。这些诗话既是研究于右任诗学的珍贵资料,也是晚清报刊诗话兴盛的个案呈现。其中,《骚心丛谈》是一部革命诗话,重点评介了晚近革命诗人,是20世纪初革命诗学兴起的体现。这部诗话提倡诗歌创作要出入古今、反映时代,这是于右任早年诗学观的主要内容。《独树斋诗话》具有传统诗话的特点,它主张“贵博崇实”,本身就是一部具有考据特点的诗话,在民国诗话中别具一格。第二章是于右任的诗歌创作论,凡两节。在辑录于右任集外诗作基础上,第二章第一节结合于右任的人生轨迹,将其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前期诗歌倡言革命、反清反帝,中期诗歌抒写山河沦落、民瘼之痛及革命的残酷漫长,后期诗歌写晚年的生活与心境,以闲情唱和、回顾革命人生为主,最具价值的是“望大陆”系列哀歌。第二节论于氏诗风演变,大体与其主题取向一致,前期诗歌慷慨悲愤,既而转向沉郁顿挫,至晚年寓居台湾后诗风又以悲凉感伤为主。第三章详论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群的因缘际会,实质是对绪论第一部分的深入解读,也是论文的重点所在。第一节论于右任办报与南社的关系,考述了于氏四报为南社发生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四报都是南社人聚首交流的园地,《神州日报》《民呼日报》记录了神交社诞生与南社筹备期的联谊吟唱活动,《民吁日报》记录了南社的诞生,而《民立报》更成为南社人的大本营之一,《南社丛刻》总发行所就设于该报馆中。第二节中,笔者提出“陕西靖国军诗群”的概念,并论诗群之崛起、诗人谱系之构建与诗群活动史。第三节考实民国文学史上一个语焉不详的诗社——民族诗坛,讨论它的“民国诗运动”。余论谈于右任走上台湾诗坛盟主之位的大致史程,和于氏晚年诗学观及台湾诗体解放运动。第四章共两节:首节论晚清诗歌近代化的起点、阶段特征与《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第二节论于右任对民国旧体诗现代化的贡献,及其旧新诗体共存发展的启示。因笔者学力不足,此章论证不充分,需待日后继续思考。
吴宗晏(Wu Chung Yen)[3](2020)在《“党公营报业”的衰落与“侍从报业”的崛起 ——台湾报禁时期《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台湾,拥有充沛党政资源的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为何不到十年便丢失了其报界龙头的地位?民营报纸的翘楚《中国时报》为何能逐步成为寡占市场的报业巨头?台湾的报禁时期是国民党威权体制全盛之时,对于新闻的管制极为严苛。民营报业是如何在备受压制的报业环境中异军突起,取代秉承上意又握有丰富资源的“党公营报业”成为报业的领头羊?这些都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本研究选择《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为研究对象,分别作为“党公营报业”及民营报业的代表,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视角,采用历史文献法爬梳台湾报禁时期报业发展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台湾岛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报社发展的历程,结合内容分析法检视两份报纸的头版内容,看其如何反映这一较长的历史跨度中时空环境的变化,从而探讨报禁时期两份报纸的不同发展轨迹。本研究发现国民党的新闻政策对两种报业的命运差异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国民党新闻政策又受到其政权正当性危机的影响。国民党政权的威权体制与其承诺的“宪政”目标背离,有着法理基础上的结构性缺陷。这一缺陷更会因国民党政权长期在经济军事上受惠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而曝露在西方世界的民主检视下。在内生结构的困境与外部权力的束缚中,国民党的新闻政策无法实践全能主义的新闻理念,而必须为民营报业留有空间,从而保持“自由报业”承载“自由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如此政治现实中,国民党转而试图控制报业的进入门槛,以政策及经济资源的扶持来笼络民营报纸,以满足其在岛内及国际间所需的宣传能量。在国民党的新闻管制下,民营报业反而成为了恩庇侍从主义视角下的“侍从报业”,因而得已幸存于报业市场中,与“党公营报业”共同成为“党国”的新闻战士。这时两种报业在媒介所有权上的根本差异却又引领他们走向了不同结局。承载过重政治宣传任务的“党公营报纸”,其内容在日新月异的台湾经济社会环境中愈显僵化,而更具市场属性的“侍从报业”在经营中会在谨守政治红线的同时尽力回应市场的需求。在民主声浪迭起的80年代,两份报纸的发展歧路反映的更是国民党威权体制下的人心向背。最终,《中央日报》在80年代基本没落,而《中国时报》成为了报业的巨无霸,台湾报业也在1988年的报禁解除中走向了自由化,走向了下一个时代。
谢蕙仙[4](2020)在《曹聚仁香港时期的散文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曹聚仁是民国时期的着名作家、记者,也是后来为新中国的和平事业而奔走的秘密使者。自1950年离开大陆南下后,曹聚仁在香港创作了大量的文字,而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一直流离于学界的外围。本文将在关照曹聚仁这一时期存留的各类作品基础上,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曹聚仁香港时的散文创作进行整体的分析和研读。透过其繁杂的内容,去逐次分析其散文的创作特色、成因与价值意义等。本文将围绕曹聚仁1950—1970年在香港创作的众多报告文学、游记、传记、随笔等各类文本来展开对其散文的细致研究。主要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大板块。其中引言部分主要是对选题依据及意义、研究现状的介绍,正文部分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曹聚仁的生平经历,通过追溯大陆时期他青少年时期的读书经历和社会活动,以及影响他一生的投笔从戎的战地记者生涯,到解放后他南来香港、晚年后又频频北顾大陆的生命轨迹来串联他的文学活动,复杂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同时,这也是窥探其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窗口。由此,以曹聚仁1950年南来香港为分界点,其生平经历主要概述为大陆时期的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和香港时期的南行与北归;第二章主要是归纳和整理了曹聚仁香港时期散文驳杂的内容。纵览他的散文书写,有硝烟弥漫的战地场面、厚重古旧的历史画卷、游览祖国山川的风物景致,也有驻足城市、回望故乡的细致情怀等,由于其散文题材的多样和所涉内容的繁杂,本文按其内容的集中大概分为以下三部分:第一节为战地剪影,长达8年的记者生涯,亲临抗日、解放战争的种种见闻后来在香港集成了“采访系列”,除去战争场面的直接呈现外,曹聚仁还在其中书写各时期的国家民族政治经济动态、战争中的众生相等,力图全面还原战时的景象;第二节为历史与山水,一向以“史人”自居的曹聚仁,其散文中布满着历史的脚印,除直接书写的学术史、社会史、地方史、人物史外,他还在游记、行记中等去承载历史。同时,他的这部分游记散文如《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北行小语》等,也描绘着祖国风光、文化名城、风物习俗、民间传说等,充满着诗情画意;第三节为城与人,“城”主要是香港时期曹聚仁对于他曾经成长、生活、流徙过的上海、杭州、金华、蒋畈几地的刻画和书写,“人”主要是指作为文化名人的曹聚仁对于生平所交知己、亲朋师友的追忆等;第三章为本文的重点,结合其内容书写和艺术手法的特点来探讨其散文的总特色,主要从以下四节来进行说明:第一节是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观照。曹聚仁的散文书写可以说是一种介于文史之间的边缘文类,众多的历史书写注定他采用历史的态度、手法等去观照文学,于是,他的散文书写中,往往追求强烈的历史感、以史家立场和眼光来书写文学、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同时,他的散文又充满着文学气和书卷气,这主要表现在随处可见的引经据典、善于生发联想并讲究叙事技巧、重意境营造和追求画面美等;第二节是浓厚的乡土情结,幼年离开家乡漂泊在外、晚年客居他乡的生命体验使得曹聚仁的笔触无不投放在农村、故土上,于是,他在散文中便常常以“土佬儿”自居,关注乡村教育运动,关注各时期农民生活和农村动态,并直抒乡愁情怀;第三节是多重矛盾下复杂的情感体验,情感作为散文的灵魂,是作者精神风貌在文中的直接投射,曹聚仁长期以来矛盾复杂的心态反映在其散文中便形成了多种风格的磨合与较量,主要包括了理性之笔与情感之笔、轻松与沉重、“战士精神”与“隐士情怀”三方面的交织上,这就使得他的散文没有传统作家那种固定的文风走向;第四节是跨界书写下的大陆文化想象与香港形象建构,曹聚仁与传统散文家很大的一个不同之处便是他同时拥有两岸的生活体验,这就注定着他会在无形之中对两种社会进行关照和对比书写,一方面,他散文中对北京形象、新中国形象的书写中建构了乌托邦式的大陆想象,另一方面,他为数不多的关于香港思想环境、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的提及展现的是一个资产阶级享乐天堂的香港形象;最后一章探讨曹聚仁香港时期散文创作的价值与地位。首先是对其散文特色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主要从其人生经历之“杂”和学术背景之“繁”两方面来进行说明;其次是对其散文价值的探讨,本文认为曹聚仁这一时期的散文是不拘于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书写,在五六十年代两岸散文的观照下,曹聚仁的散文突破了政治与商业的层层迷雾,恪守了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美好品质;最后是分析其地位影响,从两岸文学史对于曹聚仁这一时期散文的评价和定位来看,曹聚仁香港时期的散文处于一种在两岸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局面,其散文成就有被现实低估的嫌疑。结论部分总结全文,反思曹聚仁研究的现状,同时,也呼唤更多人关注曹聚仁这类小众作家。
王俏蕊[5](2018)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亚洲”是界于“国家”、“世界”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范畴,它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区域性概念话语出现与近代中国国家转型和世界观念革新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者必须将“亚洲”与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近代化和格局趋变相结合,才能明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内在理路。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不仅关系到近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涉及到近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关系,更是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的交往。所以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已经对“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这一课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有丰富成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代中国的“亚洲”话语确实深受日本亚洲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870年代至日俄战争这一阶段。1870年代,中日两国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命运为日本亚洲主义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中国民间士绅、维新知识分子、洋务官员对日本的亚洲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亚洲主义在中日两国政府事务中并未发生很大作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亚洲主义借助中国师日的浪潮通过中日两国报刊媒体被中国广泛认知,维新派、革命派、地方官吏利用亚洲主义表达了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诉求。不过仅仅“近代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仍然无法体现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全貌,因为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本源不是日本亚洲主义,而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动学习西方世界洲际地理知识体系和认知世界及亚洲政治局势,以及近代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和朝贡体系。而且日俄战争后中国与日本亚洲主义的分歧日渐凸显,直至1910年“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最终破灭。北洋政府时期,在世界各国平等交往的原则下,日本已经不具备亚洲主义所提倡的面对西方国家的亚洲特殊性,而且一战后形成的欧美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革命体系也对日本亚洲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日本亚洲主义,但是二者已经在这种回应中结合本国立场和世界局势创造出不同于日本亚洲主义的中国“亚洲”话语。国民政府时期国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出更为丰富的“亚洲”话语内涵。理解这一时期的“亚洲”话语可以借助:一个中心——反侵略基础上的寻求安全的亚洲“和平”;两类主体——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三个对象:欧美列强、日本、亚洲弱小民族;四种体系——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体系、日本亚洲主义、亚洲地缘政治体系。十年建设时期,新生的国民政府致力于与世界各国重新发展主权独立、平等和平的国家关系,面对共产党依托的苏联世界革命体系和日本帝国主义化的亚洲主义,国民政府选择利用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获取对内“剿共”、对外面对苏、日两邻国的优势地位。印度和土耳其作为亚洲地缘关系中影响较大的国家为中国提供了日本之外的亚洲“他者”。政党、知识分子、报刊媒体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反对国民政府迎合日本不平等合作的要求,并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呼吁建立亚洲太平洋区域对日的集体安全体制。全面抗战时期,世界势力分为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国共合作的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世界体系合作,联合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波及的亚洲太平洋国家共同抗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表现出了亚洲大国责任意识,不过仍然无法建立中国主导不受美英苏影响的亚洲区域组织。降日势力服务于日本侵略性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歪曲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因为日本政治、经济方面的亚洲主义已经失败,汪伪降日势力遂以“东亚文化复兴”的名目企图在沦陷区维持日本侵略统治。国共内战时期,日本亚洲主义对亚洲的行动影响已经结束,但思想诱因仍在。国共分别选择了美国世界体系和苏联世界体系。国民政府亲美反苏反共及张群“亚洲区域经济集团”的“亚洲”话语以国人普遍反对而失败。国人对共产党的亲苏政策舆论不一,但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号召获得舆论和党派的响应。1947年国民党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将在亚洲组织共产国际的预测流于传闻,说明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对民族问题的运用多于意识形态斗争。战后亚洲国家因为对美苏冷战控制亚洲的恐惧,基于战争合作情谊和亚洲地缘关系,试图通过泛亚洲会议这种亚洲国民交往形式培养出一种美苏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国民政府对此表现出审慎的参与,舆论普遍表示支持。不过当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触及到印尼具体国家民族问题时,国民政府并未如印度尼赫鲁那样积极,而是表示遵从联合国仲裁结果。战后国内舆论反对政府“亚洲”话语却对国民外交形式参与亚洲事务表示支持,体现了政府作为国家官方机构在亚洲事务上的局限性,而经济、文化、交通等非政治性的国民外交却既能实现联络亚洲的目的,也可以避免触及亚洲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政治联盟再次引发战争的顾虑。对于中国的“亚洲”话语而言,“亚洲”的正当性来自于每一民族的生存、每一国家的独立、整个世界的近代化,单一的“亚洲”甚或“日本”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1927年至1949年的国民政府所面对的世界局势是:承接一战后世界秩序,经二战后接续美苏冷战秩序。此时期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亚洲主义已经走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化,中国与日本之外的更多亚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反西方、孤立主义的,然而他本身却是帝国主义、亚洲内噬的。中国不能排除西方的压力,这是中国“亚洲”话语的悲剧,也是“亚洲”话语的生机。因为世界视野下中国的“亚洲”话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向:英美国联世界体系之下的“亚洲”、苏联世界革命之下的“亚洲”、与日本亚洲主义博弈的“亚洲”、地缘关系中的“亚洲”。这些面向都要求建立在反侵略民族主权国家生存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避免了日本垄断“亚洲”话语权,进而控制亚洲国家的未来。
范稳[6](2018)在《重庆之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幕:国破山河在1.狼烟邓子儒一生也搞不明白,莱特兄弟为什么要发明飞机。天空本来是属于鸟儿的,人一旦飞上了天,就应了中国的那句成语——无法无天。直到他皓首白头了,每当他仰望重庆的天空时,他都不确定灾难会不会倏然而至。但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这天,山城灰蒙蒙的天空将给他的家族降下一个财神来,同时也是他第二天的婚礼上最为尊贵的客人——上海裕隆纱厂的董事经理罗佑华先生。全面抗战已经打了
张春楼[7](2017)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文中研究说明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等层面的哲学探讨都是当前新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事关中国哲学在"新哲学丛林期"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以来,这类讨论与研究的领域相对零散,需要进一步整合到新轴心时代视域下去关注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研究不多,且倾向于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分割研究,长期会通不力,平面化、静态化比较明显,缺乏对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融合的深度反思。而把中国哲学理论和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的路径探讨放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指向人类核心问题来研究更不多见。哲学应该以会通的方式指向人类现实问题,这也是此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论文沿着"背景←→实景←→愿景"的整体循环脉络,展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动态性。即通过追溯哲学演进的历史,寻找人类核心问题的遗传和变异基因,以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变迁为背景,以"人类核心问题"为焦点,"再创造"为主线,落笔于科学技术辐射全球的新轴心时代前兆实景,围绕当代和未来人类核心问题,指向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期盼再造中国新哲学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首先聚焦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考察其嬗变历程,反思其根源与变异成因,回溯中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作出的连锁反应。由此发现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迈进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不再孤单,而是形成核心问题圈。面对多重危机,人类全面觉醒,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开启。中国哲学对人类危机必须应战,做出准确判断,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有机再造。当然,这一永恒的人类主题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长期探索。该研究直面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盲区和路径,试图推动中国在新轴心时代再现百家争鸣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出生存困境,让中华文明在新轴心时代焕然一新,惠及人类。全文竭力想说明和论证的主要观点有:一、人的"理性与欲望"居于人类问题核心位置,经过轴心时代持续嬗变,其根源与变异在哲学批判的脉络中清晰可见。哲学在指向人类核心问题的大众实践过程中发生批判性地变革,呈现出自身的内在规律。二、在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在冲突与对话中开启共生性呼吸,中心主义开始离散,部落主义泛滥,普遍主义与普世价值纠缠不清,科技异化日益挑战人类文明,引发批判升级,各种文明渐次跨域,加剧着哲学转向。学者的研究旨趣也从跨学科延伸到立体、动态的跨界或跨域,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人类新轴心时代的步伐。三、多维度地审视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反思不断升级、变异的矛盾与危机,倒逼人类全面觉醒。中国传统哲学很难应对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特别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表现为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的双双滞后,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问题置于新轴心时代的视域下进行批判与会通。四、中国哲学在新轴心时代的存废主要取决于是否进行恰当的理论再创造。通过考察张岱年综创论和成中英再创论的既有研究,可从中推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盲区与困境,构筑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多阶路径。五、分析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和现实楷模,宏观审视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多维度地透视中国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分析其得与失,凝练出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再创造的新构想。全文暗用"互联网+"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都隐含着动态的"中国哲学+"立体再造脉络。根据具体章节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典型案例法、历史回跳法和总结归纳法等展开研究。该文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跨界综合性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尝试性创新:一、在学术思想上,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探索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再造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新体系。这是学界交叉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中国哲学+"新概念,认为新轴心时代与"中国哲学再创造"之间可以实现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会通,中国新哲学能够成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次生问题,甚至新轴心时代人类核心问题圈的中国方案。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跨界、概念类比和"嫁接"等方法,既有对新轴心时代和中国哲学分析与再造的理论"务虚",也有对大众实践成果的总结和理论渗透的"务实",更有对新体系再创造理论与实践中次生问题的多维度关注。在整体上,该项研究最终的创新点是思想系统性、内容实践性、视角多样性和问题针对性,因而既具有理论深度,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概览全文,展望哲学发展前景,发现人类文明在新轴心时代是整体性再造,故步自封的文明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化石,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路径,有利于激发自由、平等、富强的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再创造也必将加强中华文明与外域文明的优势互补,惠及全人类。
张天明[8](2016)在《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教学思想是中国教学论的文化根基。对这一文化根基的研究,是基于文化传承进行的与时俱进的诠释和探索,是中国教学论发展的基础研究。而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是指从学术史角度对“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进行的梳理与审视,是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教学改革立足“本土根基”的实践需要,是中国特色教学理论构建与形成的应然选择,是中华民族教学自信培育与提升的重要途径。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百年中的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只是进行了较为零星地探讨。为此,有必要从学术史视角对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百年研究的变化沉浮展开系统梳理,总结其中的利弊得失,以便为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的未来研究和现代转换提供基础与参考。百年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12-1949年的“沉寂与兴起”时期。该时期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在“全盘西化”、“文化本位”、残酷战争等因素影响下先后经历了沉寂、兴起、微弱延续三个阶段。该时期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于三个维度:一是专题研究初步兴起。传统教学目的研究阐释了“闻道”和“育人”,但较为零散;传统教学原则方法研究整体相对繁荣,学法研究初步显现;有关传统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时机、考试等其他思想研究有所涉及,但论述不多。二是比较类研究处于“表层对比”层次。虽出现了许多比较类的研究,但主要是追求民族教学自信下思想本身的对比。三是研究视角上史观多样。研究开始运用了实证史观、进化史观、实用史观、唯物史观等史学观点,不过,史观之外的其他视角非常缺乏。虽然该时期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如下问题不得不让人思考: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基本藏匿于教育思想研究之中;研究主要在教育史领域中展开,而极少进入教学论的学科视域;研究多为解读性研究,缺乏真正的实践教学运用;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与外国教学理论研究呈现出难以融合样态。第二个时期为1949-1976年的“缓行与异变”时期。该时期的研究在“全盘苏化”、“中国化”、“革命化”等因素影响下先后经历了冷落、缓行、异变三个阶段。整个研究时期,相关论着不多,进展缓慢。该时期出现了学而不厌、启发教学、师生关系、闻道与行道、教学活动史等方面的研究专文,首部传统学习思想研究专着问世,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初步独立。但是,该时期传统教学思想批判性“研究”铺天盖地,比较类研究集中于儒家教学思想与法家教学思想之间的对比。经过对这段时期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该时期的研究在发展态势上处于踟蹰状态,研究总体“下沉”,但以潜隐的方式继续前行;研究性质逐步走向了异变,在文革时期达到高峰;研究主体的整体学术心态呈现出鲜明的“纠结”特征。第三个时期为1977-2014年的“恢复与发展”时期。该时期研究在“拨乱反正”、“国学热”、“本土化”等因素影响下逐步从恢复走向发展,进而达到相对兴盛。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研究总体上走向独立化与体系化,出版了多部传统教学思想的相关学术着作;二是专题研究“百花齐放”。传统教学目的研究兼有整体与细微,开始延伸到“自然”层面;传统教学过程研究出现多种阶段论,其本质观也渐受重视;传统教学内容研究深入细化,出现总体概述和纵向梳理,阴阳学教学内容受到重视;传统教学原则与教学方法研究全面繁荣,古代读书法备受关注;教学艺术日渐受到重视,出现了禅宗教学艺术的专门研究;教学主体研究上,教师研究集中于社会地位和德能素质,师生关系研究主题和视角有所拓展。此外,其他方面的专题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三是比较类研究涉及更多主题与人物,开始深入到文化内层。该时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看上去非常繁荣,但这种“繁荣”却令人担忧:其研究论着数量的飙升只是相对于以往研究绝对性的数字增长,这些论着在研究内容上内含大量重复,其所谓内容之丰富并非完全真实,而是具有一定的虚假性,且其研究话语的表达西方化,缺少中国自身话语的运用。纵观百年,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呈现出“高-低-高”的起伏态势,研究从“教育藏匿”走向“教学独立”,研究从重于“教学”走向偏重学习,研究从重于事实叙述转向重视问题评论,研究从思想本身走向文化内层。百年里,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重复性研究较多,许多主题未能拓展细化;研究地位边缘化,传统教学思想长期缺乏应有的重视;研究材料挖掘不够,原始材料与外延材料忽缺;研究视角与方法依然狭窄,难以对传统教学思想做到客观审视;研究话语他者化和政治化,非科学性显着。鉴于此,我国传统教学思想未来研究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努力:注重已有成果的学术梳理,挖掘原始典籍之教学本意,构建中国特色的教学话语,加强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多维运用,强调中外教学思想的融合创生。
王继先[9](2015)在《新闻人马星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着名报人、新闻教育家、新闻学者及新闻管理者,马星野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新闻史绕不过去(或不应绕过去)的重要人物之一。自1931年由国民党“中央政校”保送到美国密苏里大学研修新闻,1934年回国任教于政校开始,马星野就成了“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作为体制内新闻人和“保守派中的开明分子”(李金铨语),他的一生始终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相伴随。他尽其一生所做的就是以折衷协调的方式,努力在矛盾对立面中找到交叉点和共同点,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以“圆融贯通”的中庸态度努力接近自己的理想,力求解决“三民主义”、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和中国传统儒家人生观、价值观之间的平衡问题,并努力将三者融合内化为自身所特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本文对马星野人生道路与新闻人生涯的研究,展现了少年、青年和新闻人三个不同时期马星野的人生经历。认为马星野之所以选择“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这条人生道路,有历史、社会和个人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来源于诸如家世熏染,导师影响,时代环境、个人对理想的追求及对社会现实尤其是国民党统治的顺从等多种因素。对马星野新闻教育实践的研究,把他14年人生经历划分为“试验新兵”、“全职园丁”、“兼职导师”三个阶段分别进行叙述,首次提出了国民党新闻教育的“政校模式”和由此形成的“政校(政大)新闻帮”这两个概念,指出“政校模式”新闻教育所具有的以模仿“密苏里模式”专业主义新闻教育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儒家精神和“三民主义”要求而形成的特征;对马星野新闻业务和管理实践的研究,系统梳理叙述了马星野在《中央日报》、“中央社”的新闻业务实践以及任职国民党“中宣部”新闻事业处、国民党“中央第四组”、国民党“中央新闻党部”、“中国新闻学会”、“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等机构和组织里44年的管理实践经历,指出在时代和社会大环境背景下,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想和中国传统儒家人文情怀最终必然受制于国民党统治需求这一现实的归宿;对马星野新闻思想的研究,提出了马星野新闻思想的“三民主义”与西方专业主义两个来源,并以之为贯穿其新闻思想的主线,厘清了其新闻思想“产生”、“发展”、“延拓”的“三阶段”脉络,归纳出其新闻思想在各阶段的侧重内容,即“产生期的西方理论指导下的专业主义新闻思想”、“发展期的‘国家民族至上’的‘三民主义’新闻思想”和“延拓期的‘蒋公语录’精神阐释下的现代大众传播思想”,既体现了马星野新闻思想在各阶段必然存在的差异性,也体现了马星野新闻思想随时代和个人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成熟的连续性,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马星野以“三民主义”为政治指导,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为实用方法的新闻事业思想的局限;对马售闻人个性风格的研究,凝练出作为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重要代表的马星野所具有的“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导向,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为方法,以中国传统儒家精神追求为核心”的“马氏风格”内涵及承载这种风格的“中体西用”、“矛盾协调”方式的形成动因、具体体现和导致的“得”“失”。马星野在20世纪的中国新闻史上虽然不是推动或制约当时新闻业发展或变化的主流动力,但因其特定的社会角色使他成为这段时期新闻史发展历程,尤其是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因为他不仅代表“他”自已,而且代表了与他人生经历、人生哲学、理想追求及实现方式都有相近或相似之处的那个“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群体。对“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群体的重要代表马星野在20世纪中国新闻史尤其是民国时期新闻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及历史地位予以历史、客观、辩证的评价,是本研究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刘丽[10](2014)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人的戏剧” ——姚一苇剧作论》文中指出20世纪的台湾剧场,样貌复杂多变,历经日据时代的传入(1910——1945)、光复初期的发展(1945——1949)、反共抗俄时期的单调与贫瘠(1950——1965)、新戏剧时期的西潮与冲激(1965—1980)、小剧场运动时期的兼容与实验(1980—1990)、多元现代戏剧时期的前卫与探索(1990—今)六个阶段,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喧哗中,“人的失魂”的问题尖锐,率先冲决这一黑暗、朦胧地带的,是姚一苇。在“反共抗俄”剧逐渐退潮之际登上戏剧舞台的姚一苇,以他三十年(1963——1993)十四部的戏剧创作,拨开政治、物欲迷障,专注于人性、人情,在压抑、沉闷的生命困境中反抗绝望,表达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自姚一苇开始,台湾戏剧才从“工具论”中走出来,真正触及到人的灵魂,引导台湾现代剧场走向新生。他是台湾剧坛“暗夜中的掌灯者”,亦是台湾现代剧场的启蒙导师。在台湾剧场从传统写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型过程中,身为“现代主义迷”的姚一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包括七个部分。引言部分,厘清20世纪台湾剧场多元混杂、融合的文化语境,分析众声喧哗带来的“人的问题”,梳理姚剧研究现状,明确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和理论创新。第一章,自由精神的追求。基于其创作个性的发展变化及其戏剧成就的高低,明确其创作分期,剖析其在政治专制、商业控制和后现代反文学的众声喧哗中,以理性启蒙精神烛照人生,坚持个体创作的独立性,开创了台湾现代戏剧界的“人学”传统,张扬人的主体意识,并糅入深刻的怀疑精神和文化批判意识,表达一种自觉追求自由的现代人文精神。第二章,人的发现与理性启蒙。启蒙精神是其戏剧创作的价值立场,也是整篇论文展开论述的基石。姚一苇打破传统戏剧人物好/坏/、善/恶、美/丑的二元对立模式,认为人是矛盾对立的辩证统一体、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以及动态发展的独立存在物;在彰显人的主体意识、体现人的尊严中追寻生命的奥义;生之自由与死之自由,是人生终极价值的体现。第三章,生命存在的意义追寻。在姚剧中,人是独立、有限的存在,在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双重夹击之下,背负着苦闷、焦虑、迷惘的现代人,企图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做出恰切的调整,寻找失去的自我,摸索生命的方向,在从物质到精神、从本真到诗意、从有限到无限的转变过程中,实现生命存在的精神超越,探寻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第四章,灵魂扭曲与人性批判。精神危机始终困扰着人的存在,传统、世俗、政治对人性的扭曲造就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冷漠且疏离,人格走向分裂,自我走向沉沦,由此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姚一苇批判了这一畸形的社会现象,意在建构一种健康、自然的人性。第五章,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姚一苇戏剧创作的核心表达是“人”,这个“人”不是空洞、苍白的抽象化符号,而是扎根于中国强大民族文化根系之上的饱满、坚实、具体的书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思想的影响下,姚一苇试图把被传统文化、习俗、道德遮蔽的民族文化心理折射出来,批判奴性、看客、瞒和骗等国民劣根性,重铸坚守气节、敢做、敢当的民族魂,从而丰富对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认识。结语部分,明确姚一苇及其“人的戏剧”在台湾戏剧史上的地位。姚一苇坚持戏剧创作的独立性,致力于刻划出个体独特的灵魂,批判扭曲、丑陋、虚伪的人性及国民劣根性,建构健康、优美、自然的人性,弘扬民族正气,呼唤新型的国民素质。为丰富人性主题,大胆革新形式,创造了新的“中国现代戏剧”范式,这种变革反映和标志着台湾社会现代人文精神的张扬。强烈的现代意识,浓郁的民族精神,以及宏大的世界视野,使他的作品超越时代和地域,通向过去、现在与未来,成为台湾现代戏剧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在台湾戏剧现代化的进程中,姚一苇及其戏剧具有重要的戏剧史意义。
二、陈立夫晚年呼唤两岸统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陈立夫晚年呼唤两岸统一(论文提纲范文)
(1)故宫文物南迁(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 |
一、山河已然破碎,故宫何谈完整 |
二、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 |
三、宫殿前小山般堆起文物箱 |
四、文物连夜运出故宫 |
五、列车停在浦口,不知道往哪里开 |
六、请你明天九点钟再来一次 |
第二章一番风雨路三千:徘徊京沪 |
一、上海仁济医院的“临时周转房” |
二、故宫文物中存在赝品 |
三、马衡被任命为第二任院长 |
四、影印《四库全书珍本》 |
五、上海预展会取得“轰动效应” |
六、中国文物第一次有组织地走向国际 |
七、文物在六朝古都安家 |
八、易培基不可能活着看到洗清冤案了 |
九、千军万马的内迁洪流 |
十、运出南京的最后机会 |
第三章谁念客身轻似叶:西迁南路 |
一、湖南大学图书馆被日本飞机炸平了 |
二、长沙至贵阳有土匪出没 |
三、安顺郊外的理想山洞 |
四、烟波一笠,回首江天 |
五、赴苏展品的安全,令故宫同人感到揪心 |
六、安顺待不下去了 |
七、在巴县的竹海中隐匿形迹 |
第四章千军万马一条江:西迁中路 |
一、把两千多箱文物抛在南京,让马衡无比自责 |
二、不易受潮湿的物品暂存重庆 |
三、宜宾也不安全 |
四、装满文物的木船纤绳断了 |
五、轰炸乐山的纪录片成为日本空军的“样板片” |
六、当学术巨匠遭遇大足石刻 |
第五章到晚才知身是我:西迁北路 |
一、一个家庭的“南迁” |
二、军火库做文物库房 |
三、在大雪中翻越秦岭 |
四、大慈寺僧人要遵守来自故宫的“戒规” |
五、古佛青灯,伴他写下一生中最重要的着作 |
六、大火向存满故宫文物的武庙蔓延过来 |
七、为守护国宝而牺牲的军人 |
第六章覆巢犹幸能完卵:沦陷之城 |
一、故宫人员关闭了故宫大门 |
二、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搞了件大事情 |
三、日本收藏的大量文物,实为我国家博物馆之无上妙品 |
四、日本投降了,有人半信半疑 |
五、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和殿广场举行 |
六、文物工作者的胜利“纪念碑” |
第七章八千里路云和月:东归北返 |
一、故宫文物走了,文化的种子留下了 |
二、接二连三的翻车事故 |
三、你不是学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 |
四、台湾,是什么地方啊 |
五、南迁文物回到出发地 |
六、追缴“小白楼”散佚书画 |
七、“故宫盗宝案”尘埃落定 |
第八章人间毕竟晴方好:一宫两院 |
一、文物迁出北平以来最大一次损失 |
二、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
三、生命中最后两个字 |
(2)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于右任的诗话着述及其早期诗学观念 |
第一节 《骚心丛谈》的文献价值及其诗学观念 |
一、傅辑本《骚心丛谈》补遗勘误 |
二、《骚心丛谈》的文献价值 |
三、《骚心丛谈》的诗学观念 |
第二节 《独树斋诗话》的文献价值及其诗学观念 |
一、《独树斋诗话》的文献价值 |
二、《独树斋诗话》的诗学观念 |
第二章 于右任诗歌创作的主题取向与诗风演变 |
第一节 于右任的人生轨迹与诗歌创作的主题取向 |
一、倡言革命,反帝反清 |
二、山河沦落,革命艰难 |
三、落叶归根,遥望大陆 |
第二节 于右任的人生历程与诗风演变 |
一、早期诗歌(1906年以前):慷慨悲愤 |
二、中期诗歌(1906—1949年):沉郁顿挫 |
三、后期诗歌(1950—1964年):悲凉感伤 |
第三章 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群 |
第一节 于右任办报与南社的发生发展 |
一、《神州日报》《民呼日报》与前南社时代 |
二、《民吁日报》与南社的崛起 |
三、《民立报》与南社的兴盛 |
第二节 陕西靖国军诗群及其诗歌活动考论 |
一、陕西靖国军诗群的崛起 |
二、陕西靖国军诗群谱系述略 |
三、陕西靖国军诗群发展的三个阶段 |
第三节 民族诗坛及其“民国诗运动”考论 |
一、民族诗坛考述 |
二、民族诗坛的“民国诗运动” |
三、民族诗坛在抗战诗史上的影响 |
余论 于右任主盟台湾诗坛及其诗学改革 |
一、“朝野齐推为诗魁”:于右任主盟台湾诗坛 |
二、“诗体解放说”与台湾诗学改革 |
第四章 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歌的近现代化 |
第一节 晚清诗歌近代化与《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 |
一、中国诗歌近代化的起点:鸦片战争爱国诗潮 |
二、中国诗歌近代化的阶段特征 |
三、《半哭半笑楼诗草》的近代化价值 |
第二节 于右任对民国诗歌现代化的贡献及其当代启示 |
一、于右任对民国诗歌现代化的贡献 |
二、旧新诗体共同发展的启示 |
附录一 《半哭半笑楼》辑录 |
附录二 《骚心丛谈》辑录 |
附录三 《独树斋诗话》辑录 |
附录四 《晚清民国报载于右任佚诗辑释》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 |
后记 |
(3)“党公营报业”的衰落与“侍从报业”的崛起 ——台湾报禁时期《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一、媒介所有权与新闻生产 |
二、《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的现有研究 |
第二节 理论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问题 |
一、研究对象与断限 |
二、研究问题与假设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历史文献法 |
二、内容分析法 |
第二章 “党公营报业”的辉煌与“侍从报业”的崛起(1949-1961) |
第一节 风雨飘摇的台湾与“自由中国”的神话 |
一、《中央日报》的草创与重启 |
二、“自由中国”运动酝酿中 |
第二节 “自由报业”的虚实 |
一、“自由报业”之虚 |
二、“自由报业”之实 |
第三节 《征信新闻》的肇建 |
第四节 《中央日报》和《中国时报》的内容比较 |
第三章 “侍从报业”的寡占与“党公营报业”的没落(1962-1976) |
第一节 政经环境的忧与喜 |
一、国际政治风云变色 |
二、台湾的经济转型之路 |
第二节 报业中的悲与欢 |
一、报业荣景与官报陨落 |
二、言论的再紧缩与“党国”的新闻战士 |
三、党外的星星之火 |
第三节 《中央日报》和《中国时报》的内容比较 |
第四章 “侍从报业”的松动与“党公营报业”的残喘(1977-1988) |
第一节 国民党的危机 |
一、蒋经国的挑战 |
二、美丽岛事件的回声 |
第二节 报业最后的十字路口 |
一、“党公营报纸”的垂死挣扎 |
二、向中间靠拢的“侍从报业” |
第三节 《中央日报》和《中国时报》的内容比较 |
第五章 讨论与总结 |
第一节 《中央日报》为何衰败?《中国时报》为何崛起? |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新闻政策之源 |
一、内生因素 |
二、外部因素 |
第三节 反思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报纸头版内容编码类目表 |
致谢 |
(4)曹聚仁香港时期的散文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回顾 |
第一章 曹聚仁的文学活动:从大陆到香港 |
第一节 大陆时期: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 |
第二节 香港时期:南行与北归 |
第二章 曹聚仁香港时期散文创作的内容 |
第一节 战地剪影 |
第二节 历史与山水 |
第三节 城与人 |
第三章 曹聚仁香港时期的散文创作特色 |
第一节 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观照 |
第二节 浓厚的乡土情结 |
第三节 多重矛盾下复杂的情感体验 |
第四节 跨界书写下的大陆文化想象与香港形象建构 |
第四章 曹聚仁香港时期散文创作的价值与地位 |
第一节 曹聚仁香港时期散文特色成因探析 |
第二节 不拘于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书写 |
第三节 在两岸的夹缝中生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发表的文章 |
(5)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说明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 通论性质的研究趋势 |
(二) “孙中山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三) 学界对“近代其他人物亚洲观”的研究状况 |
三、研究方法、思路、内容 |
(一) 研究方法 |
(二)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内容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一) 创新点 |
(二) 不足 |
第一章 国民政府之前中国的“亚洲”话语 |
一、近代中国“亚洲”话语的初步形成 |
(一) 地理“亚洲”的“发现” |
(二) “亚洲”成为政治空间 |
二、1870年代至1910年:日本亚洲主义与中国 |
(一) 甲午战前:中日命运异同与民间、政府两层面的“兴亚”矛盾 |
(二) 戊戌至日俄战争期间:亚洲主义热潮与中国对日诉求 |
(三) 日俄战争至“日韩合邦”:中国对日本亚洲主义的理想陨落 |
三、北洋政府时期:四种体系视域下的“亚洲” |
(一) 日本的“亚洲特殊性”与“特殊权益” |
(二) 一战爆发后英美式国际主义与苏俄式世界主义下的“亚洲” |
(三) 亚洲多元民族国家话语:亚洲民族国际 |
第二章 十年建设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一、国民政府“世界之亚洲”与日本“日本之亚洲”的博弈 |
(一) “九一八”之前国民政府对日本大亚洲主义的迎合与利用 |
(二) “九一八”之后英美世界参与的东亚和平之策 |
(三) 国联技术合作前情下的中日“经济提携” |
二、中国与亚洲被压迫民族国家的联合与复兴 |
(一) 亚洲弱小民族的“新亚细亚” |
(二) 中印文化联合基础上的亚洲民族国际——以亚洲文化协会为个案 |
(三) 亚洲“病友”土耳其:中国民族复兴的“他者”比照 |
三、共产党东方战线及太平洋集体安全 |
(一) 共产党的东方战线与亚洲、太平洋 |
(二) 国人对“太平洋集体安全”的热议 |
第三章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一、安全与秩序:中国抗战政府的“亚洲”民族话语 |
(一) 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视野下的中日与亚洲 |
(二) 战时中国的亚洲责任与亚洲太平洋区域组织 |
二、汪伪势力对孙氏大亚洲主义的歪曲及“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一) 日伪勾结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 |
(二) 政治、经济之外的另一“名目”:“东亚文艺复兴运动” |
第四章 国共内战时期中国的“亚洲”话语 |
一、反苏反共?反美反帝?——美苏对峙影响下国共亚洲路向选择 |
(一) 国共内战与远东和平 |
(二)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与亚洲反共同盟 |
(三) 战后对日清算与国民党“亚洲经济集团” |
二、国民外交与亚洲政治:战后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 |
(一) 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缘起与国民政府对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二) 中国对第一次泛亚洲会议的参与过程 |
(三) 国内舆论对泛亚洲会议的评论 |
三、区域导向抑或联合国:第二次泛亚洲会议及国人态度 |
(一) 中国亚洲关系协会成立 |
(二) 第二次泛亚洲会议过程 |
(三) 国内舆论对第二次泛亚洲会议的态度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致谢 |
(6)重庆之眼(论文提纲范文)
1. 狼烟 |
2. 星光照耀下的小草 |
3. 一九三七之夏 |
4. 玄都观里桃千树 |
5. 世界主义者 |
6. 岂曰无衣 |
7. 与子同仇 |
8. 前度刘郎今又来 |
9. 打向老师的耳光 |
1 0. 空军坟 |
1 1. 咫尺天涯 |
1 2. 我本将心向明月 |
1 3. 落在剧院里的炸弹 |
1 4. 洗罪 |
1 5. 私奔 |
(7)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论题提出与界定 |
1.2 海内外的研究动态述评 |
1.2.1 海内外研究综述 |
1.2.2 存在问题与拓展领域 |
1.3 论文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
1.3.1 研究的路径 |
1.3.2 研究的方法 |
1.4 论文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
1.4.1 研究内容与结构框架 |
1.4.2 论文创新点 |
1.4.3 研究意义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2章 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 |
2.1 人及其理性与欲望 |
2.1.1 人:多视角的解读 |
2.1.2 成人:哲学的指归 |
2.1.3 欲望与理性的诠释 |
2.2 轴心期人类核心问题的嬗变 |
2.2.1 地方性思想的创造性演进 |
2.2.2 人类核心问题的嬗变脉络 |
2.3 轴心期文明的演变与反思 |
2.3.1 哲学批判助推哲学变革 |
2.3.2 哲学变革旨在立德树人 |
2.3.3 哲学存有自身发展规律 |
2.3.4 理论变革终归大众实践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3章 科技发展与哲学再造的追问 |
3.1 科技时代开启人类文明的新呼吸 |
3.1.1 人类历史的两次大呼吸 |
3.1.2 文明的冲突与共存 |
3.1.3 科技成为人类发展新动力 |
3.2 科技异化与哲学转向 |
3.2.1 全球化与科技异化 |
3.2.2 哲学的转向 |
3.2.3 后现代主义回归理性 |
3.3 中心主义的离散与文明的跨域 |
3.3.1 中心主义的历史演变 |
3.3.2 部落主义的泛滥 |
3.3.3 跨学科与文明的跨域 |
3.3.4 普世价值与普遍主义 |
3.4 科技发展成为哲学再造新引擎 |
3.4.1 人类核心问题圈的滋生与发酵 |
3.4.2 哲学再造的新特点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4章 新轴心时代的问题、危机与新觉醒 |
4.1 瞩望新轴心时代 |
4.1.1 新轴心期时态的论争 |
4.1.2 新轴心时代序幕亟待开启 |
4.2 新轴心时代的矛盾与特征 |
4.2.1 人类矛盾的历史重演 |
4.2.2 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与时代特征 |
4.3 新轴心时代的危机 |
4.3.1 新轴心时代的多重危机 |
4.3.2 新型危机的特征 |
4.4 新轴心时代的新觉醒 |
4.4.1 文明从冲突走向共生 |
4.4.2 科技异化倒逼哲学再造 |
4.4.3 中国哲学与人类的全面觉醒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5章 中国哲学理论变革的探索与新哲学建设 |
5.1 当代新儒家与新道家的创造性探索 |
5.1.1 中国哲学的传统性变革 |
5.1.2 从当代新儒家重心性到新道家重天性 |
5.2 综创家冲破中国哲学传统性变革 |
5.2.1 综创论的演进轨迹 |
5.2.2 创学的生成踪迹 |
5.2.3 综创论发展到创学的评析与启示 |
5.2.4 综创论与文明冲突论 |
5.3 中国哲学理论变革的盲区与困境 |
5.3.1 哲学研究,重破轻立 |
5.3.2 再造传统,曲高和寡 |
5.3.3 理论观察,视角固化 |
5.4 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 |
5.4.1 从人才培养到学派林立 |
5.4.2 从核心问题到人性发现 |
5.4.3 从文化辩论到理论建构 |
5.4.4 从跨界会通到内外超越 |
5.4.5 从儒家"仁学"到当代"创学" |
5.5 再创论跳出中国哲学传统性视域 |
5.5.1 从照着讲的传播到跳出讲的批判 |
5.5.2 从再创造的理论到跳出来的实践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6章 中国哲学大众化的多维度实践及体系再创造 |
6.1 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与遗憾 |
6.1.1 流变的儒家文化圈 |
6.1.2 佛教本土化 |
6.1.3 道教世俗化 |
6.1.4 乡村建设运动 |
6.1.5 "中国文化统一论"的搁置 |
6.2 书院复兴与中西大学比拼 |
6.2.1 传统书院的现代兴起 |
6.2.2 中西大学的兼容与双修 |
6.3 精英与百姓同修的现实楷模 |
6.3.1 泰州百姓大学堂 |
6.3.2 中华文化大学堂 |
6.4 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 |
6.4.1 孔子学院走向世界 |
6.4.2 "一带一路"引领未来 |
6.5 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的再创造 |
6.5.1 吸纳典范精华,融合多维实践 |
6.5.2 契合核心问题,转换跨界视域 |
6.5.3 走近社会大众,推动百姓日用 |
6.5.4 反思理论变革,做好顶层设计 |
本章参考文献 |
第7章 新轴心时代的展望 |
7.1 人类文明整体性再造 |
7.2 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 |
7.3 中国新哲学惠及人类 |
7.4 论文自陈与反思 |
本章参考文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8)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一、论文选题的缘由 |
(一) 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 |
(二) 我国教学改革立足“本土根基”的实践需要 |
(三) 中国特色教学理论构建与形成的应然选择 |
(四) 中华民族教学自信培育与提升的重要途径 |
二、研究的基本现状 |
(一)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的发展概况 |
(二)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的内容梳理 |
(三)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研究存在的问题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沉寂与兴起:1912-1949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沉寂--兴起--微弱延续 |
(一) 清朝晚期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开端 |
(二) 1912-1927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沉寂 |
(三) 1928-1942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兴起 |
(四) 1943-1949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微弱延续 |
二、研究的主要进展:专题研究初兴·表层对比·史观多样 |
(一) 传统教学目的研究:零散性地阐释“闻道”和“育人” |
(二) 传统教学原则方法研究:整体相对繁荣与学法研究初步显现 |
(三) “边缘化”教学专题研究:简要探讨中潜含着较大发展空间 |
(四) 比较类研究:追求民族教学自信下的“表层对比” |
(五) 研究视角:史观解读的多样与其他视角的缺乏 |
三、研究初步兴起之反思 |
(一)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基本藏匿于教育思想研究之中 |
(二)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主要在教育史领域中展开 |
(三) 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大多为解读性研究 |
(四) 传统教学思想与外国教学理论研究难以融合 |
第三章 缓行与异变:1949-1976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 |
(一) 1949-1955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冷落 |
(二) 1956-1965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缓行 |
(三) 1966-1976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异变 |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专题研究细化·首着问世·儒法比较 |
(一) “元素性”研究状况:从“整体观照”走向“专题细化” |
(二) 研究初步独立的标志:首部传统学习思想研究专着问世 |
(三) 研究异变集中表现:传统教学思想批判性“研究”铺天盖地 |
(四) 比较类研究之转向:儒与法教学思想比较“研究”最受关注 |
三、研究缓行异变之省思 |
(一) 研究发展之基本态势:踟蹰 |
(二) 研究性质之变化状况:异变 |
(三) 研究主体之学术心态:纠结 |
第四章 恢复与发展:1977-2014年的传统教学思想研究 |
一、研究的发展脉络:恢复--发展--兴盛 |
(一) 1977-1983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恢复 |
(二) 1984-1996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发展 |
(三) 1997-2014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兴盛 |
二、研究的主要进展:独立化·百花齐放·文化内层 |
(一) 研究走向独立化与体系化,多部研究着作诞生 |
(二) 教学目的研究兼顾整体与细微,延伸到“自然”层面 |
(三) 教学过程研究出现多种阶段论,教学本质观引起注意 |
(四) 教学内容研究深入细化,出现纵向梳理和阴阳学研究 |
(五) 教学原则与方法研究全面繁荣,读书法备受关注 |
(六) 教学艺术日渐受到重视,出现禅宗教学艺术专门研究 |
(七) 教学主体关系研究视角拓展,教师地位和德能颇受重视 |
(八) 比较类研究涉及更多主题与人物,开始深入文化内层 |
三、研究兴盛繁荣之忧思 |
(一) 总体繁荣景象之简要描绘 |
(二) 数量飙升之思:绝对与相对 |
(三) 内容丰富之思:真实与虚假 |
(四) 研究话语之思:西方与中国 |
第五章 特点与趋势: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之总体论析 |
一、纵向观照: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嬗变的主要特点 |
(一) 研究呈现出“高-低-高”的起伏态势 |
(二) 研究从“教育藏匿”走向“教学独立” |
(三) 研究从重于事实叙述转向重视问题评论 |
(四) 研究从重于“教学”走向偏重学习 |
(五) 研究从“思想本身”走向“文化内层” |
二、横向反思:百年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重复性研究普遍,许多主题未能深入细化 |
(二) 研究地位边缘化,长期缺乏应有的重视 |
(三) 研究材料挖掘不够,原始和外延材料忽缺 |
(四) 研究视角与方法依然狭窄,难以客观审视 |
(五) 研究话语他者化与政治化,非科学性显着 |
三、未来展望:我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发展的应然趋势 |
(一) 清思待进------注重已有成果的学术梳理 |
(二) 返璞归真------努力挖掘材料的教学本意 |
(三) 话语重构------构建中国特色的教学话语 |
(四) 立体透视------加强视角方法的多维运用 |
(五) 融合创生------强调中外思想的有机结合 |
主要参考文献 |
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9)新闻人马星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缘起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关键问题 |
四、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
五、创新及意义 |
第一章 马星野人生道路与新闻人生涯 |
第一节 少年马星野:从平阳到温州 |
一、书香诗礼传家训 |
二、春风和气自清师 |
第二节 青年马星野:从厦门到密苏里 |
一、曲折的求学经历 |
二、关于“星野”笔名的考证 |
第三节 新闻人马星野:从南京到台北 |
一、短暂的国民党体制外新闻人生涯 |
二、漫长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生涯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马星野新闻教育实践研究 |
第一节 马星野的新闻教育实践经历 |
一、新闻教育实践的试验新兵(1934-1935) |
二、新闻教育实践的全职园丁(1935-1942) |
三、新闻教育实践的兼职导师(1942-1948) |
第二节 马星野与新闻教育的“政校模式” |
一、强调国民党体制内新闻人的道德培养 |
二、严格选拔优秀教师和优质生源 |
三、坚持课程设置的“四分法比例” |
四、贯彻“做中学”的教育教学方法 |
第三节 马星野与“政校(政大)新闻帮” |
一、“政校(政大)新闻帮”概念的缘起 |
二、“政校(政大)新闻帮”的基本状况 |
三、“政校(政大)新闻帮”的成因与特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马星野新闻业务和管理实践研究 |
第一节 马星野与《中央日报》(1945-1952) |
一、马星野任职前的《中央日报》 |
二、在南京的四年(1945-1949) |
三、在台北的三年(1949-1952) |
第二节 马星野与“中央通讯社”(1964-1985) |
一、马星野任职前的“中央社” |
二、对通讯社业务的早期认识和研究 |
三、任职“中央社”的二十一年 |
第三节 马星野的新闻行政管理 |
一、任职国民党“中宣部”新闻事业处(1942-1945) |
二、任职国民党“中央第四组”(1954-1959) |
三、任职国民党“中央新闻党部”、“中国新闻学会”及“大众传播教育协会”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马星野新闻思想研究 |
第一节 马星野新闻思想的主要渊源 |
一、“三民主义”对马星野新闻思想的影响 |
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马星野新闻思想的影响 |
三、“三民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分工与融合 |
第二节 马星野新闻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一、马星野新闻思想的产生期(1934年9月之前) |
二、马星野新闻思想的发展期(1934年9月至1948年) |
三、马星野新闻思想的延拓期(1948年至1985年5月) |
第三节 马星野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产生期:西方新闻理论指导下的专业主义新闻思想 |
二、发展期:“国家民族至上”的“三民主义”新闻思想 |
三、延拓期:“蒋公语录”精神下阐释的现代大众传播思想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马星野新闻人个性风格研究 |
第一节 中体西用与矛盾协调:“马氏风格”的内涵 |
一、以“三民主义”为新闻人生涯的政治导向 |
二、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为新闻人生涯的实践方法 |
三、以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为新闻人生涯的价值核心 |
第二节 “马氏风格”的动因、体现及得失 |
一、“马氏风格”形成的动因 |
二、“马氏风格”具体的体现 |
三、“马氏风格”导致的“得”“失” |
本章小结 |
结语:对新闻人马星野的基本认识 |
附录·新闻人马星野年谱简编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致谢 |
(10)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人的戏剧” ——姚一苇剧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人的戏剧:自由精神的追求 |
第一节 觉醒与反叛 |
第二节 实验与多元 |
第三节 承续与坚守 |
第二章 人的发现与理性启蒙 |
第一节 本原与溯源 |
第二节 奥义与探赜 |
第三节 理想与拷问 |
第三章 生命存在的意义追寻 |
第一节 困境与反思 |
第二节 对抗与超越 |
第四章 灵魂扭曲与人性批判 |
第一节 传统与规训 |
第二节 世俗与裂变 |
第三节 政治与驯化 |
第五章 民族文化心理的探索 |
第一节 因袭与省察 |
第二节 传承与弘扬 |
结语 人的戏剧:台湾剧坛的灯塔 |
第一节 批判与建构 |
第二节 革新与范式 |
第三节 现代与开放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四、陈立夫晚年呼唤两岸统一(论文参考文献)
- [1]故宫文物南迁[J]. 祝勇. 当代, 2021(04)
- [2]于右任与晚清民国诗坛[D]. 陈龙. 吉林大学, 2020(01)
- [3]“党公营报业”的衰落与“侍从报业”的崛起 ——台湾报禁时期《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的比较研究[D]. 吴宗晏(Wu Chung Yen).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
- [4]曹聚仁香港时期的散文创作研究[D]. 谢蕙仙. 西南大学, 2020(07)
- [5]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亚洲”话语研究[D]. 王俏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5)
- [6]重庆之眼[J]. 范稳.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8(01)
- [7]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D]. 张春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09)
- [8]中国传统教学思想研究的百年沉浮(1912-2014)[D]. 张天明.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5)
- [9]新闻人马星野研究[D]. 王继先. 南京师范大学, 2015(02)
- [10]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人的戏剧” ——姚一苇剧作论[D]. 刘丽.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