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论文文献综述)
叶璐[1](2021)在《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实施追赶战略的导向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巩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在经济发展的背后,不平等的问题逐渐凸显。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是这种不平等的集中体现。随着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城乡差距已逐步延伸至经济、社会等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完全体现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多维”应该成为城乡差距相关研究的重要视角。在城乡关系的变迁过程中,城乡差距如何演变?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作用和影响程度如何?各个维度城乡差距之间存在怎么的关联性?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新时期,城乡差距的演变是否对高质量发展产生阻滞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在对中国70年城乡关系的全面梳理的基础上,采用全国30个省份1993-2017年的数据,对居民生活、产业发展、要素配置和社会民生四个维度的城乡差距进行测度;基于多维不平等的理念,构建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对各维度城乡差距成因以及维度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从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视角出发,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资本规模的影响作用,为城乡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提供实证检验,同时为后续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相关战略的部署和政策的实施提供丰富的经验支撑。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多维视角下测度的城乡综合差距以-0.45%的年均速度波动下降,并呈现“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分布特征。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缓慢下降,但差距水平依然保持高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逐渐凸显。产业发展和要素配置方面的差距呈“固化”特征,甚至出现加剧态势。(2)居民生活与社会民生维度的城乡差距存在“加剧”不平等的内在效应;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对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具有单向的“加剧”效应。城乡居民生活差距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存在互动的负向关系。(3)四类形成因素对不同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经济发展方面,人均GDP每增长一单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12,要推动地区,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市场化方面,非国有化程度每上升1%,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缩减0.33,要素配置、社会民生的城乡差距分别增加0.88、1.33,因此,要完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无形的手”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对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引导。城镇化方面,人口城镇化率每上升1%,居民生活、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缩减0.24、1.88,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增加0.77。城市规模结构每上升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扩增0.17,因此,要以户籍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农民市民化的意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全民覆盖率。财政方面,涉农财政支出每增长1%,居民生活、产业发展的城乡差距分别扩增0.62、0.76,但从长期看,有助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缩减。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每增长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42,亟待改革和完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纠正财政政策“城镇导向”、“经济导向”效应。(4)城乡综合差距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影响。各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经济GDP受居民生活、产业发展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少0.03、0.01单位;经济TFP受到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小0.01、0.01单位。社会民生、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对实际消费规模的影响依次递减,差距每扩增1单位,消费规模分别缩减0.11、0.04单位。实际资本规模在受民生、要素配置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下降0.02、0.04单位。此外,城乡居民生活差距对消费规模具有“净正向效应”。城乡差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明显阻滞效应,缩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新时期,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论文创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从多维视角出发,构建城乡差距的指标体系;二是从多维不平等视角出发,将多维城乡差距纳入同一框架,在分析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同时,检验各个维度之间的关联性。三是从经济发展新格局出发,实证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投资规模的影响,探讨多维城乡差距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刘淼[2](2021)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转向创新和内需驱动的关键时期,而城镇化的提质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但须警惕的是:第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现实国情导致“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趋于关闭,城乡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城镇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镇化建设如何持续促进要素集聚,扩大城市内需,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值得深思。第二,快速发展的土地城镇化造成城市能源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第三,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思路扭曲市场机制的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城市经济效率提升。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复杂,而国内经济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城市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城镇化建设与转型在加速要素集聚、提升地区经济辐射能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等方面能否以及如何发挥支撑作用,以实现城市生态效率持续改善,亟待深入考察和研究。同时,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原则下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变化趋势及时空关联,科学把握城镇化发展与城市生态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对于探索绿色、集约、高质量的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稳定、高效、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首先在系统梳理城镇化建设和生态效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释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影响机理,建立了较为科学、全面、体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城市生态效率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省区市的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度城市生态效率;在时空尺度下对2007年至2018年间城市生态效率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空间可视化技术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描述探讨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地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同时,基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厘清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和空间可视化技术考察不同度量标准的城镇化建设的动态演进和时空分布特征。其次,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和工具变量三阶段最小二乘法(IV-3SLS)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采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最后,基于定性分析和命题检验,提出城镇化建设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优化政策。基于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本文的核心观点为:长江经济带以城镇化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存在“路径依赖”: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现阶段仍以传统的城乡流动型人口城镇化和空间扩张型土地城镇化为主。但是传统城镇化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而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周边城市生态效率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均能显着改善本地的生态效率水平。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不均衡,整体层面不存在趋同态势,但表现出“双峰”或“多峰”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具体地,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土地城镇化水平在逐步提高的同时,其分布始终保持俱乐部趋同现象;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已呈现出高水平的集中特征,城市之间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在不断缩小;长江经济带的社会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城市之间的绝对差距在逐渐扩大,低水平的集中度在逐渐下降,高水平的集聚现象在逐步形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存在极化现象,但仍主要表现为低水平集聚状态。基于Arc GIS的空间可视化技术,发现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呈现为典型的“中心—外围”特征,具体表现为以省会城市或下游地区沿海发达城市为核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为集聚面,形成点面结合的“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城镇化发展模式。(2)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呈波动性上升趋势,整体表现为下、中、上游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2007—2018年期间,我国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生态效率平均值存在显着差异,不存在条件收敛。整体上只有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得到显着提升,下游地区得到微弱改善,上游地区有所恶化。2007—2018年期间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中等及以上水平的城市分布逐渐呈现为较明显的俱乐部趋同态势,具体以长江下游地区沿海城市、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及成都都市圈为典型;但长江上游地区的云南、贵州两省区,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等的城市生态效率普遍明显降低。(3)未考虑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时,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呈非线性的“U”型,现阶段影响为正。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与城市生态效率呈“U”型的非线性影响关系,而社会城镇化与城市生态效率不存在非线性影响关系。经计算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分别达到3.61%、47.57%及9.03%之后开始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现阶段多数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基本达到甚至越过“U”型的拐点,因此现阶段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关系。考虑到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创新性地选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工具变量,发现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均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人口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最大,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再次之,新型城镇化最小。(4)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及产业集聚的传导机制显着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但在地方政府制度竞争调节作用下城镇化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人口城镇化通过以上三种传导机制提升城市生态效率的效果最为明显,土地城镇化次之,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效果最差。同时,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普遍竞争,在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分别约有83.33%、40.28%、63.19%及81.02%的观测值处于制度竞争大于其临界值阶段,即对于大多数城市而言,在城镇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制度竞争的调节作用下,城镇化建设不利于城市生态效率的改善。(5)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显着的空间效应。就长江经济带全域的而言,周边城市的生态效率水平提升能显着促进本地生态效率的改善,并且周边城市的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均能显着提升本地生态效率水平。就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差异性而言,下游和上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空间溢出及空间交互作用的影响方向和显着性与长江经济带整体估计结果一致,但上游城市的空间影响强度更大;而中游城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生态效率之间的空间影响相对更小,且多数空间效应未得到显着发挥。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揭示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在提升城市生态效率、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践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且当前仍以传统的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主,社会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进程缓慢;二是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呈现低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尤其是上游地区的城市生态效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三是,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积累效应及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发展等渠道改善城市生态效率的功效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四是,以制度竞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间横向盲目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城镇化提质增效,从而阻碍城市生态效率水平改善;五是,城市群(尤其是中西部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交互作用仍有较大释放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稳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提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实现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的高水平空间集聚;以城镇化转型发展为抓手,加快产业集聚与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从而提升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引导地方政府间避免恶性博弈,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协作关系和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和辐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协同改善等。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为:第一,本文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及人力资本积累等角度解释城镇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路径,并创新性地基于文本分析设计地方政府城镇化建设的“制度竞争”指标,进而讨论地方竞争的调节作用,以避免陷入仅仅简单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性的研究窠臼。第二,基于空间视角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和交互作用,从而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间生态效率的协同均衡发展提供了经验基础。第三,本文创新性地采用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作为城镇化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其内生性问题,提高了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第四,依托详实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层面数据资料,突显出我国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中心城市—城市群—经济带”的发展特征,更符合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要求,更契合我国权力下放实施差异化城镇化建设策略,研究结论也更科学合理。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提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康景铭[4](2020)在《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伴随新疆援建工作力度的加大,新疆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城镇化也随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根据2019年新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2019年底,新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51.87%。但与《新疆城镇体系规划(2012-2030)》提出的发展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即到2020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8%,2030年城镇人口比重达66%至68%,因而新疆城镇化进程还任重道远。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新疆农村劳动年龄人口882万人,女性劳动年龄人口424万人,而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年龄人口为340万人,占比80.19%。因此,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滞后是影响新疆城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新疆是全国贫困县数量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相较于社会兜底与各种补贴救助等扶贫措施,就业扶贫更具有稳定性、可持续性与长效性。因此,妥善解决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既是加快新疆城镇化进程,推动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新疆打赢与巩固脱贫攻坚战,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实证研究的方法,综合运用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等,选取新疆和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伊犁地区和阿勒泰地区的400位少数民族农村女性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转移就业和转移意愿的情况,并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三个维度选取变量,从是否发生转移和是否愿意转移两个方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及转移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合理有效转移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发现,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存在文化素质偏低、就业层次不高、劳动技能缺乏等问题,文化程度、国语水平、户籍制度等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就业行为,限制了她们就业行业、收入和发展空间。为促进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合理有效转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要提高女性就业意识,提升女性人力资本;二是要完善女性就业政策;三是要加快二三产业发展,增加转移就业机会。
张延曼[5](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取得了显着进展,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显着。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发达城市和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带动力度发挥不足、带动意愿不强、带动机制不健全,致使当前城乡发展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本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宗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探索城乡发展新动力、新方向、新模式。在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对城乡关系进行历史性、全面性梳理,并站在全局性、战略性高度,提出了推动中国发展迈上新台阶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随着2019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及2019年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等18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等举措的陆续实施和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正越来越多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与支撑。新时代中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通过对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深刻挖掘,有助于更好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好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进而更好地助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在补齐农村发展短板的基础上,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释放乡村活力的迫切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围绕对城乡差距现状的揭示,以及对差距形成因素的深层次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城乡之间、城乡各要素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各种协调、统筹、融合发展关系;对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存在的如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不健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不合理、城乡要素配置以及治理结构不均衡、城乡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机制不健全等等一系列制度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对于拥有几千年城乡渊源的文明古国而言,对于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中国来说,如何能够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加快实践创新的制度调整,找出一条有效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本文共有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重点描述研究的时代背景和政策背景,挖掘研究的理论意义并阐明实践价值,对国内外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研究进行综述,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同时对创新之处以及不足进行归纳总结。第二章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其一是对相关概念的梳理,按照历史逻辑对城乡关系、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以及城乡融合概念进行界定;其二阐述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的理论奠基: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思想,列宁关于城乡发展制度的思想,毛泽东对城乡发展制度的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其三是对当代西方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借鉴。这部分主要为论文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整个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分割制度体系,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城乡历经曲折发展进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新时代以来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逐渐形成。这部分主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制度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第四章当前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性短板及原因探析。具体从现行制度下城乡发展差距的外在表现、当前城乡发展制度体系的不尽完善,以及城乡发展出现制度性短板的深层次原因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剖析。这部分主要阐述当前中国城乡发展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第五章构建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这里针对前一章提到的现实问题,指出中国实施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必然性。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第二,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有利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第三,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第四,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这部分主要阐述在新时代中国发展中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必然选择。第六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完善路径。首先,强调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做好“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合理利用存量空间搞好城市建设,发展产业群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满足居民在城乡安居的自由选择。这部分首先从宏观上对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进行把握,而后分别从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的打通、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三个角度,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该如何完善。
安修金[6](2020)在《城镇化对居民收入的作用及路径研究 ——以X省A市为例》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备受关注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但随之而来的是城乡居民收入问题也愈加严重。如何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有效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将成为全面深入推进现代化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和关键战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提出了我国要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城镇化建设发展道路,出台了一系列城乡统筹发展新政,力图形成城乡良性均衡发展的城镇化格局。因此,研究城镇化对居民收入的作用及其路径,不仅可以通过城镇化对城乡发展发挥政策影响和效应作用提供现实依据,也可以为促进相关地区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提高居民收入保障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论文第一章分析了我国城镇化与居民收入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以及意义;第二章对城镇化、居民收入等核心概念以及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包括城镇化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和区域经济理论等理论,并阐述通过城镇化促进居民收入的重要意义;第三章为城镇化对居民收入作用机制构建,分别从城镇和农村角度进行分析和构建作用图,并绘制总的机制图;第四章为SAM模型构建和城镇化对居民收入影响路径分析,其中以A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在了解以X省A市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以A市2007、2012、2017年的社会核算矩阵为基础;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A市城镇化对居民收入的作用及路径进行深入剖析;在第五章中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得出相应结论如下:(1)城镇化不仅缩小了城镇内部的居民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而且显着的缩减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2)居民收入水平越低,对城镇劳动报酬依赖的总体比例越高,这意味着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更多地来自城镇化。(3)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不同阶层居民收入的重要性不同,低收入群体更有可能从劳动要素中受益,而高收入群体更有可能从资本因素中受益。
杨均华[7](2020)在《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关系到人类的福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森林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恢复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关键,而退耕还林工程则是中国实现良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且,生态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基础,又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影响到人类福利和社会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退化、资源枯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肥力下降和灾害频发的形势,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试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是一项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资金投入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政策性最强和农户参与程度最高的公共生态工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退耕还林的实施方案和原则分别采取“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和“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退耕还林投资是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资金开展生态建设,具有转移支付功能,但其实施方案和原则又是以私人承包制为基础,农户是退耕还林的供给主体,而不是公共组织,是借助寻求私人利益的退耕户参与,有助于促进生态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激励。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出发,农户福利改善既是生态治理的前提条件,也是生态治理的重要目标。随着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实施,政府赋予退耕还林的改善农户民生的福利目标更加突出,从生态优先,兼顾农户生产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再到促进农民脱贫致富和增加农民收入目标,进一步发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集中连片地区的扶贫开发、增强农业绿色生产发展能力和精准脱贫目标。可见,改善农户福利成为退耕还林工程的重要目标。那么,在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实施的背景下,退耕还林如何影响农户福利及其效果究竟如何?这是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绩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更是优化和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际证据。因此,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已20年有余,评估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果对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福利经济学视角,在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在全面地和系统地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面回顾退耕还林发展进程及其主要成效的基础上,利用长期大样本农户追踪调研数据,首先,分析退耕区农户福利动态变化现状;其次,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评估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客观福利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差分模型(PSM-DID)以及回归分解法探究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采用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优化退耕还林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改善农户福利状况和提高农户福利水平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本研究的结论如下:(1)通过对退耕区农户福利现状分析,在主观福利方面,退耕区农户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退耕户的生活满意的户数高于非退耕户的户数,分别为596户和402户;退耕还林与农户平均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0547,表现为正相关关系,散点图的趋势线的截距为1.5967,其斜度略微向右上方倾斜。在客观福利方面,首先,样本总体、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不断显着提高,收入来源和结构呈现多样化,农户获得的退耕补贴超过农业补贴,其比较优势在逐步下降,退耕补贴呈现倒“U”型状,农户获得的年均退耕补贴为360.73元,农业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农资补贴、农机补贴和良种补贴)为98.92元,退耕补贴是农业补贴的近4倍。其次,退耕区农户贫困程度变化受到国家贫困线标准变动的影响大,随着贫困人数的减少,农户贫困内部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在1999~2006年间都呈现下降趋势,且贫困广度下降幅度大;在2007~2014年间农户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呈现了在波动中上升趋势。最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劳动力利用结构发生了显着调整。1999~2014年,退耕户外出打工投劳的均值为168天、林牧渔业投劳为均值为116天、种植业投劳均值为100天、非农经营投劳均值为36天,退耕户以土地为基础投劳为均值216天,非农就业投劳均值为204天。(2)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退耕还林工程能够改善和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农户若参与退耕还林,能使其生活的“不满意”和“一般”的概率分别降低3.9%和4.79%,并使农户的生活感到“满意”的概率提高52.86%。就贫困户和非贫困不同群体看,退耕还林工程不仅能够促进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也可以促进非农困户的生活满意,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受益,增进了两类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并且退耕还林提升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可能性大于非贫困户。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影响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长江流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黄河流域。(3)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就样本总体看,在控制诸多决定因素的条件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农户短期收入增长和长期收入增长,其幅度分别为175元和148元,在不考虑退耕补贴的情况下,农户增收水平有所下降,但仍能实现长期收入增长;将退耕还林参与变量分解为退耕年份变量后,由于政府为强化退耕还林成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存在阶段性波动,农户增收存在着年份差异。在考察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来源和结构中,退耕还林促进了农户增收来源多样化,其工资增收为38元,本地增加20元,外地增加41元外地工资贡献大;退耕后,农户经营行为变化显着,其生产经营结构调整明显,农业经营增幅为15元,其中,种植业为31元、林牧渔业12元;二三产业(非农经营)收入增幅为21元。就不同区域看,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都实现了增收,但存在显着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户增收幅度依次为106元、113元、120元、64元和76元。农户生产结构、就业结构和耕地生产力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增收福利发挥了显着的中介作用。(4)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差分模型((PSM-DID)和回归分解法探究了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并建立退耕还林扶贫瞄准分析指标。结果显示,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瞄准效果不高,1999~2014年的退耕瞄准率为44%,且随着工程可持续推进,退耕瞄准率整体逐步上升,最高达到2008年的59%;相应的退耕漏出率整体上为56%,且随着工程推进,漏出率在下降;退耕有效覆盖率为8%。退耕还林工程对样本总体农户扶贫效果显着,并且退耕还林工程农户扶贫效果是存在显着的年份差异和区域差异。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就退耕参与看,1999~2014年间,退耕还林扶贫效果的贡献率为1.18%。就退耕年份看,退耕第二至八年具有脱贫作用,同样地,其脱贫贡献小,脱贫效果不大;另一方面,退耕第一年、第九至十六年脱贫贡献呈反向状态。就退耕区域看,退耕参与在国家绝对贫困标准下的脱贫贡献大小依次为西部地区(11.32%)、黄河流域(9.16%)、东部地区(6.41%)、长江流域(4.17%)和中部地区(1.23%)。(5)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和聚类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工程,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约束得到放松,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倾向较快,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就业参与的可能性显着提高。退耕还林促进了非农就业参与、外出务工参与和非农经营劳动参与,较未退耕户分别显着地提高了20.1%、15.7%和4.4%的可能性。退耕还林释放的部分农业劳动时间,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其中,外出务工劳动供给贡献大。退耕第2年至第7年对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但在之后的退耕年份,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农经营劳动供给逐步降低,并逐步变得不显着。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不同区域农户非农就业、外出务工和非经营就业劳动时间,但存在显着区域差异。
周文[8](2020)在《汉中市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劳动力资源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资源,对于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已经成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和来源。我国的劳动力资源现状是总量丰富、质量不均、分布不平衡,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源流动性大、稳定性低、带来经济效益也不高。如何更加科学、合理、高效地利用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的最有效手段。汉中市X县是秦巴山区国家级贫困县,其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基础薄弱,但是农村劳动力资源量却相当丰富。本文通过梳理X县统计数据,在此基础上对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进行认真对比和客观分析,并采用入户问卷调查、分对象进行访谈等科学方法实地掌握和了解X县在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中存在的诸如劳动力资源利用重视程度不够、闲置劳动力资源未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利用渠道单一、劳动力素质缺乏优势和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等现实问题。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研究认为X县政府应该大力发展区域经济、营造公平就业环境、持续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城乡劳动力资源有序流动和提升劳动力综合素质等方式多渠道地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最大限度统筹解决好外出劳动力、闲置劳动力等不同类型的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果。本文的研究可以为X县政府在拓宽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渠道、改善利用方式和提高利用效果上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在助力X县政府转变服务理念,不断丰富并完善劳动力资源利用上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王恒[9](2020)在《社会资本、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多维贫困研究 ——基于秦巴山区的微观调查数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体制转型,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显着减少,贫困发生率持续降低,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中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连片特困地区、革命老区和“三州三区”等深度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基础差、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因病、因学、因残和因灾致贫返贫问题突出,人居生活环境问题严峻,是贫困人口的集中区和深水区。农户贫困不仅体现在收入维度,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等多维福利的贫困现象逐渐凸显,成为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通过梳理和分析现有相关文献发现,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对减缓农户多维贫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信息传递和共享、促进金融借贷和劳动力外出务工等,劳动力流动则会直观地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进而改善农户家庭福利,使农户避免陷入多维贫困状态。因此,从社会资本与劳动力流动视角研究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制定新时期精准扶贫政策、完善劳动力流动政策和提升社会资本减贫效应提供参考借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劳动力流动理论和农户多维贫困理论等相关理论,在系统梳理和分析国内外现有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连片特困地区秦巴山区646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为例,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维度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并且从社会资本和劳动力流动视角探讨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首先,构建了农户多维贫困指标评价体系,利用A-F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计算农户单维贫困程度、多维贫困程度及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其次,运用因子分析法、Probit模型、倾向得分匹配(PSM)、Logistic中介效应模型和IV-Probit模型等方法和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以及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最后,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缓解农户多维贫困的政策建议,并且对2020年后贫困时代的相对贫困趋势及特点进行分析,以期丰富多维贫困的现有研究理论,为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其他相似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提供现实参考与决策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对农村扶贫历程与政策演变进行梳理,发现中国农村先后经历了救济式扶贫阶段、体制改革式扶贫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综合开发式扶贫阶段、参与式扶贫阶段和精准扶贫阶段,农村贫困人口显着减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面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脱贫攻坚取得显着成效。目前秦巴山区还存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户文化程度较低、生活质量较差、家庭资产薄弱和政策执行偏差等问题。(2)秦巴山区农户在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等维度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贫困现象,农户主要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受教育年限和疾病4个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高,从各省、各县和不同农户类型分析后,结论一致。当k=3时,秦巴山区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为0.930,多维贫困强度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0.421和0.352,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各省农户多维贫困程度和指标与总体一致。对农户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后发现,收入和受教育年限指标对农户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最大,适龄儿童失学、房屋、饮用水和家庭资产指标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随着维度的增加而提高。总体来看,秦巴山区农户多维贫困现象较严重,贫困程度较深。(3)构建农户社会资本的指标维度体系,把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参与维度,并对农户社会资本进行测度和特征分析,发现农户在不同分类和维度下的社会资本特征存在显着差异。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负向影响,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当维度从三维贫困增加到六维贫困时,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大小存在差异,社会资本对农户七维贫困和八维贫困的影响不显着。社会资本维度中,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对农户多维贫困影响不显着,社会声望对农户多维贫困有负向影响,但不显着。总体而言,社会资本能显着降低农户陷入多维贫困发生的概率,并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控制变量中,户主婚姻、劳动力短缺情况和交通情况均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负向影响,到县城距离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正向影响,表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是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4)对秦巴山区样本农户劳动力流动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省份和不同类型农户的劳动力流动情况具有明显差异,流动农户与非流动农户在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和村庄特征方面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构建了PSM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流动的减贫效应,并且运用多种匹配方法,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负向影响,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劳动力流动已经是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农户通过外出务工获取非农收入,提升农户家庭工资水平,改善农户家庭福利,有效避免多维贫困的发生。(5)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的负向影响,社会资本维度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也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着的负向影响,表明社会资本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发现社会资本总指标和社会资本各维度均对农户劳动力流动有显着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提升有助于促进秦巴山区农户家庭的劳动力流动。实证检验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对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劳动力流动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劳动力流动在社会信任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劳动力流动在社会声望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劳动力流动在社会参与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的过程中存在负向部分中介效应。
黎美玲[10](2020)在《房价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转移,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进程中一些现实阻碍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例如房价高企问题。针对房价问题,我国实施各项调控房价的政策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房价仍在不断上涨,尤其是东部发达城市地区更为明显,一度“逃离北上广”、“蜗居”、“逆城市化”等新兴词汇不断涌现。基于《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现实数据显示:虽然近年我国中西部地区对农村劳动力的集聚力有所增强,农村劳动力转移逐渐呈“孔雀西南飞”态势,但是东部地区仍然是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地区。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说明从生活成本单一角度考虑高房价增加劳动力生活成本抑制劳动力集聚这一传统观点有待进一步的探究,深入探究房价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基于现实背景提出问题,明确本文研究目的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现状,确定本文所需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路线。界定农村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住房价格等相关重要概念。梳理农村劳动力转移、房价相关理论,分析房价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正、负向效应影响机制,其中正向效应包括产业联动效应、公共服务集聚效应;负向效应主要为住房成本效应、生活成本效应,房价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终效果表现为正负效应的相对大小。然后,梳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住房市场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历程。并以《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住宅商品房价格数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外出农民工数据对我国房价、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进行分析。分析发现,我国房价呈总体上升趋势,区域间房价差异显着;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总体上逐渐上涨,转移的方向逐渐发生转变,东部地区虽仍为主要劳动力输入地,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集聚能力显着增强。最后,利用我国31个省市地区2003—2017年度面板数据对研究主题进行实证分析。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房价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体效应并分东、中、西区域分析区域间影响差异。利用熵值法对历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参考Hansen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建立以公共服务、住房成本、公共服务住房成本交互项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房价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差异影响原因。
二、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论文提纲范文)
(1)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点 |
1.6 技术路线图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基本概念 |
2.1.1 “城”和“乡”的概念 |
2.1.2 城乡差距的概念 |
2.1.3 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 |
2.1.4 城乡差距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 |
2.2 理论基础 |
2.2.1 城乡二元结构理论 |
2.2.2 城乡融合发展理论 |
2.2.3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理论 |
2.2.4 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
第三章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轨迹 |
3.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与战略形成 |
3.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 |
3.1.2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战略的形成 |
3.2 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 |
3.2.1 改革开放前:立国战略下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和固化时期 |
3.2.2 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富民战略下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破冰 |
3.2.3 本世纪初到十八大前:城乡统筹发展阶段 |
3.2.4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国战略下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 |
3.3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问题 |
3.3.1 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下降,但依然保持高位 |
3.3.2 产业高级化与产业分化共存,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固存 |
3.3.3 制度壁垒和市场分割问题凸显,城乡要素配置差距扩大化 |
3.3.4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显着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城乡差距的多维测度 |
4.1 城乡差距测度的维度选择 |
4.2 城乡差距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4.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4.2.2 基础指标的选取 |
4.2.3 数据来源、指标处理方法 |
4.3 测度方法选择及权重的确定 |
4.3.1 测度方法的选择 |
4.3.2 基础指标和维度指标权重的确定 |
4.4 城乡综合差距的测度结果 |
4.4.1 城乡综合差距时序演变分析 |
4.4.2 城乡综合差距空间格局分析 |
4.5 城乡差距的多维度分析 |
4.5.1 多维城乡差距的时序演变分析 |
4.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动态演进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成因及内在关联分析 |
5.1 多维城乡差距形成机制 |
5.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5.1.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形成机制实证分析 |
5.2.1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方法选择 |
5.2.2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前检验 |
5.3 估计结果分析 |
5.3.1 基准估计结果分析 |
5.3.2 稳健性检验 |
5.3.3 多维城乡差距内在关联性检验 |
5.3.4 不同区域的估计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经济效应分析 |
6.1 城乡差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6.2 城乡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
6.2.1 城乡差距通过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6.2.2 城乡差距通过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6.3 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 |
6.3.1 计量模型 |
6.3.2 变量说明以及数据来源 |
6.3.3 内生性问题及处理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1 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估计 |
6.4.2 城乡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估计 |
6.4.3 城乡差距对消费需求的机制讨论 |
6.4.4 城乡差距对经济资本的机制讨论 |
6.5 稳健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与研究启示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2)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1.2.1 国内外生态效率的相关研究进展 |
1.2.2 国内外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进展 |
1.2.3 国内外城镇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
1.2.4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 |
1.2.5 国内外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研究评述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创新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机理阐释 |
2.1 城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2.1.1 区位理论 |
2.1.2 结构理论 |
2.1.3 人口迁移理论 |
2.1.4 非均衡发展理论 |
2.1.5 城市规划理论 |
2.2 生态效率的相关理论 |
2.2.1 环境经济学理论 |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
2.2.3 内生增长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5 中国生态文明观 |
2.3 城镇化建设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机理阐释 |
2.3.1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分析 |
2.3.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2.3.3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
2.4 本章小结 |
3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与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现实考察 |
3.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发展现状 |
3.1.1 制度变迁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的演变历程 |
3.1.2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评价指标构建 |
3.1.3 基于城市层面的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的现状分析 |
3.2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发展现状 |
3.2.1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
3.2.2 基于包含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的生态效率测度 |
3.2.3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水平的时空演变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4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关系研究 |
4.1 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1.1 模型设定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4.2.1 基准模型回归 |
4.2.2 工具变量回归 |
4.3 稳健性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5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
5.1 影响机制检验模型设定 |
5.2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检验 |
5.2.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5.2.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5.3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检验 |
5.3.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5.3.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 |
5.4 产业集聚机制检验 |
5.4.1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5.4.2 社会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影响生态效率的产业集聚机制 |
5.5 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 |
5.5.1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模型设定 |
5.5.2 政府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
6.1 空间自相关分析 |
6.1.1 空间自相关检验方法 |
6.1.2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 |
6.2 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交互及溢出效应分析 |
6.2.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6.2.2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
6.2.3 区域异质性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1.3.5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1.5.1 研究框架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1.6.1 研究的创新 |
1.6.2 存在的局限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2.1.4 简要评述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2.2.5 简要评述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3.4 简要评述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2.4.3 长尾理论 |
2.4.4 简要评述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数字金融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3.2.1 农户创业 |
3.2.2 经济增长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4.1.1 网络支付 |
4.1.2 网络融资 |
4.1.3 财富管理 |
4.1.4 网络保险 |
4.1.5 互联网征信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选取 |
5.2.3 估计策略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5.3.4 分位数回归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7.1 引言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7.2.1 模型设定 |
7.2.2 变量选择 |
7.2.3 统计分析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7.4.2 拓展性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8.1 引言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8.2.1 模型设定 |
8.2.2 变量选择 |
8.2.3 数据来源 |
8.2.4 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
1.2.2 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研究 |
1.2.3 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
1.2.4 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
1.2.5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内容 |
1.4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 |
2.1 相关概念 |
2.1.1 农村劳动力 |
2.1.2 农村剩余劳动力 |
2.1.3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
2.1.4 少数民族 |
2.2 理论基础 |
2.2.1 就业理论 |
2.2.2 人力资源开发理论 |
2.2.3 劳动力转移理论 |
第3章 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调查分析 |
3.1 调查目的、对象和方法 |
3.1.1 调查目的 |
3.1.2 调查对象 |
3.1.3 调查方法 |
3.2 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调查 |
3.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3.2.2 调查对象转移就业情况 |
3.2.3 调查对象转移意愿情况 |
第4章 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4.1 理论分析 |
4.1.1 个人因素 |
4.1.2 家庭因素 |
4.1.3 制度因素 |
4.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4.2.1 模型构建 |
4.2.2 变量选择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实际转移就业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
4.3.2 转移就业意愿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
4.4 主要结论 |
4.4.1 自身素质偏低 |
4.4.2 就业体系不完善 |
4.4.3 就业意愿与行为悖离 |
第5章 加快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
5.1 提高女性就业意识,提升女性人力资本 |
5.1.1 转变传统就业观念 |
5.1.2 提升劳动力综合素质 |
5.2 完善女性就业政策,营造良好就业环境 |
5.2.1 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
5.2.2 加强女性劳动者权益保护 |
5.3 加快二三产业发展,增加转移就业机会 |
5.3.1 户籍制度改革 |
5.3.2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5)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时代背景 |
1.1.2 政策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2.1.1 城乡关系 |
2.1.2 城乡二元结构 |
2.1.3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 |
2.2 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奠基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思想 |
2.2.2 列宁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2.2.3 毛泽东对城乡发展的理论探索 |
2.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 |
2.3 当代西方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借鉴 |
2.3.1 空间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影响 |
2.3.2 当代西方城乡融合实践反思与参考借鉴 |
2.4 小结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 |
3.1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78):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以及固化 |
3.1.1 “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执行 |
3.1.2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 |
3.1.3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加剧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固化 |
3.2 改革开放后(1978-2012):城乡固化状态在曲折发展中破冰 |
3.2.1 家庭承包制的推进与乡镇企业的崛起缓解了城乡关系 |
3.2.2 城市及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激化了城乡再度分离 |
3.2.3 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的固化状态 |
3.3 新时代以来(2012-至今):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逐渐形成 |
3.3.1 “三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大 |
3.3.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双轨推进 |
3.3.3 城乡发展逐步走向全面融合新格局 |
3.4 小结 |
第四章 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性短板及原因探析 |
4.1 现行制度下城乡发展差距 |
4.1.1 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与就业上的差距 |
4.1.2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及管护投入差距 |
4.1.3 城乡教育资源投入以及家庭教育的差距 |
4.1.4 城乡医疗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差距 |
4.2 当前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不尽完善 |
4.2.1 城乡人口和土地要素治理体系失衡 |
4.2.2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管护不统一 |
4.2.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机制不健全 |
4.2.4 城乡产业布局和发展平台不够完善 |
4.3 城乡发展出现制度性短板的原因分析 |
4.3.1 历史上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及影响 |
4.3.2 理论上对西方城乡发展的认识出现偏差 |
4.3.3 实践中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呈复杂性 |
4.4 小结 |
第五章 构建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
5.1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
5.1.1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的打通是根本 |
5.1.2 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目标 |
5.1.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实现是途径 |
5.1.4 城乡普惠金融服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保障 |
5.2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有利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
5.2.1 有利于实现工业现代化在城乡之间的双向突破 |
5.2.2 有利于发挥农业现代化促发展的根基保障作用 |
5.2.3 有利于利用信息化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新鲜活力 |
5.2.4 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为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
5.3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 |
5.3.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把握城乡融合发展方向 |
5.3.2 在农业和农村优先发展中打破城乡失衡困局 |
5.3.3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打造城乡特色融合模式 |
5.3.4 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坚持人民群众的共享发展 |
5.4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
5.4.1 城乡产业融通发展制度促进发展的平衡化充分化 |
5.4.2 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
5.4.3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
5.5 小结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完善路径 |
6.1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
6.1.1 做好“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振兴 |
6.1.2 合理利用存量空间搞好城市建设 |
6.1.3 发展产业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
6.1.4 满足居民在城乡安居的自由选择 |
6.2 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 |
6.2.1 加强城乡居民户籍统一管理 |
6.2.2 完善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 |
6.2.3 放宽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条件 |
6.2.4 构建工商资本持续入乡机制 |
6.3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权益保障制度 |
6.3.1 推进进城务工人员平等就业同工同酬 |
6.3.2 健全进城务工人员基本住房保障制度 |
6.3.3 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公平教育 |
6.3.4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体制机制 |
6.4 建立健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 |
6.4.1 构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机制 |
6.4.2 搭建特色小镇联结城乡发展平台 |
6.4.3 创建农业产业园区促进城乡融合 |
6.4.4 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多层次对接 |
6.5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和致谢 |
(6)城镇化对居民收入的作用及路径研究 ——以X省A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研究 |
1.2.2 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影响的研究 |
1.2.3 城镇化对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技术路线 |
第2章 城镇化与居民收入的核心概念及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 |
2.1.1 城镇化 |
2.1.2 居民收入 |
2.2 相关理论 |
2.2.1 城镇化理论 |
2.2.2 二元经济理论 |
2.2.3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 |
2.2.4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
2.3 通过城镇化促进居民收入的重要意义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城镇化对居民收入的作用机制 |
3.1 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作用机制分析 |
3.1.1 城镇化通过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城镇居民收入 |
3.1.2 城镇化通过加速人口集聚影响居民收入 |
3.2 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作用机制的分析 |
3.2.1 优化农民收入结构 |
3.2.2 提升农村人力资本 |
3.2.3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
3.2.4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
3.3 城镇化对居民收入作用路径图构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城镇化对居民收入作用的SAM模型构建及路径分析 |
4.1 SAM模型适用性分析 |
4.2 SAM构建原理及方法 |
4.2.1 SAM构建原理 |
4.2.2 SAM构建方法 |
4.3 城镇化对居民收入作用SAM乘数分析 |
4.4 城镇化对居民收入作用SAM路径分析 |
4.5 案例分析——以X省 A市为例 |
4.5.1 结合A市 SAM模型构建 |
4.5.2 实证分析及结果说明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A市通过城镇化提高居民收入对策建议 |
5.1 统筹推进城镇化,协调城乡发展 |
5.2 继续带动就业,调节收入差距 |
5.3 促进产业集聚,提高居民收入 |
5.4 发展教育医疗,加速推进农村人口转移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7)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思路、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退耕还林工程 |
2.1.2 农户、退耕户、非退耕户 |
2.1.3 福利、福利分类、福利度量方法、福利效应、农户福利 |
2.1.4 生活满意度、收入增长、扶贫 |
2.1.5 非农就业 |
2.2 理论基础 |
2.2.1 公共物品理论 |
2.2.2 外部性理论 |
2.2.3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2.2.4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5 福利经济学理论 |
2.3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利效应的影响机理 |
2.3.1 研究视角的再诠释 |
2.3.2 退耕还林工程影响农户福利效应的研究维度 |
2.3.3 作用机理分析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与农户福利现状分析 |
3.1 退耕还林工程发展历程 |
3.1.1 启蒙与初创阶段 |
3.1.2 恢复与探索阶段 |
3.1.3 试点与示范阶段 |
3.1.4 启动与调整阶段 |
3.1.5 巩固与发展阶段 |
3.1.6 担当新任务与新使命阶段 |
3.2 退耕区农户福利发展的现状分析 |
3.2.1 退耕区农户主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3.2.2 退耕区农户客观福利的现状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生活满意度主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4.2 模型构建 |
4.2.1 Ordered Probit模型 |
4.2.2 Binary Probit模型 |
4.3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
4.3.1 变量选择 |
4.3.2 描述性统计 |
4.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4.4.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4.4.2 退耕还林对样本总体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4.4.3 退耕还林对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4.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的影响 |
4.5 稳健性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收入增长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5.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机理 |
5.2 计量模型构建与方法说明 |
5.2.1 计量模型构建 |
5.2.2 方法说明 |
5.3 变量定义、样本匹配与描述统计 |
5.3.1 变量定义 |
5.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5.3.3 描述性统计 |
5.4 计量经验结果与分析 |
5.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5.4.2 退耕还林对农户分项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5.4.3 退耕年份对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5.4.4 退耕还林对不同区域农户农户收入增长福利的影响 |
5.4.5 中介效应检验 |
5.5 稳健性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扶贫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6.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及研究假设 |
6.2 计量模型构建 |
6.2.1 双差分模型(DID)的适应性分析 |
6.2.2 双差分(DID)模型的构建 |
6.2.3 回归分解计量模型构建 |
6.3 变量设置、样本匹配、贫困判定标准与描述性统计 |
6.3.1 变量设置 |
6.3.2 样本匹配(PSM)及其匹配质量检验 |
6.3.3 贫困判定标准 |
6.3.4 退耕还林扶贫福利瞄准效率情况 |
6.3.5 描述性统计 |
6.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6.4.1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6.4.2 退耕年份对农户扶贫效果福利的影响 |
6.4.3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的影响 |
6.4.4 退耕还林对农户扶贫福利贡献的影响 |
6.5 稳健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客观福利的影响分析 |
7.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福利的影响机理分析 |
7.2 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
7.2.1 变量设置 |
7.2.2 统计性描述 |
7.3 计量模型的构建和方法说明 |
7.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7.3.2 方法说明 |
7.4 计量回归结果与分析 |
7.4.1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参与福利的影响 |
7.4.2 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7.4.3 退耕年份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7.4.4 不同区域退耕还林对农户非农就业劳动供给福利的影响 |
7.5 稳健性检验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创新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补偿机制,提高退耕补贴标准 |
8.2.2 建立和完善农户增收福利的还林生态补偿机制 |
8.2.3 促进农户增收福利的退耕后续产业向新型农林经营模式转变 |
8.2.4 搭建和完善农户非农就业福利平台 |
8.2.5 提高退耕还林扶贫瞄准扶持机制 |
8.2.6 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福利水平的认知导向 |
8.3 本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介绍 |
(8)汉中市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 |
2.1.2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 |
2.1.3 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概念 |
2.2 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相关理论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2.2.2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
2.2.3 新公共服务理论 |
第三章 汉中市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现状 |
3.1 X县农村经济发展现状 |
3.1.1 X县基本情况 |
3.1.2 X县经济发展概况 |
3.2 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数量和素质概况 |
3.2.1 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数量 |
3.2.2 X县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 |
3.3 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概况 |
3.3.1 X县农村劳动力的特点 |
3.3.2 X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概况 |
3.4 X县劳动力资源利用情况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 |
3.4.1 问卷调查和访谈的设计 |
3.4.2 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实施 |
3.4.3 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整理与分析 |
第四章 汉中市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分析 |
4.1 对劳动力资源利用的重视程度不够 |
4.1.1 政府层面的问题 |
4.1.2 农村劳动力自身的问题 |
4.2 闲置劳动力未有效利用 |
4.2.1 女性劳动力就业环境不理想 |
4.2.2 老年劳动力就业无保障 |
4.2.3 残疾劳动力就业援助效果不佳 |
4.3 劳动力资源利用渠道单一 |
4.3.1 劳动力对外转移遇到障碍 |
4.3.2 本地劳动力需求难以满足 |
4.4 劳动力资源素质缺乏优势 |
4.4.1 劳动力素质偏低制约发展 |
4.4.2 农村职业教育发挥作用不够 |
4.4.3 技能培训缺乏针对性 |
4.5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
4.5.1 农村医疗保险政策不稳定 |
4.5.2 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不高 |
第五章 汉中市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合理利用的对策建议 |
5.1 增强劳动力吸纳能力 |
5.2 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
5.3 持续拓宽就业渠道 |
5.3.1 促进城乡劳动力资源有序流动 |
5.3.2 合理利用农村其他有效劳动力资源 |
5.3.3 加强苏陕协作劳动力转移就业 |
5.4 提升劳动力综合素质 |
5.4.1 统筹配置农村职业教育 |
5.4.2 增强技能培训针对性 |
5.4.3 切实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汉中市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情况入户调查问卷 |
致谢 |
作者简介 |
(9)社会资本、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多维贫困研究 ——基于秦巴山区的微观调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多维贫困测度研究 |
1.3.2 多维贫困影响因素研究 |
1.3.3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
1.3.4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
1.3.5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内容 |
1.4.3 技术路线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数据来源 |
1.6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社会资本相关概念 |
2.1.2 劳动力流动相关概念 |
2.1.3 多维贫困相关概念 |
2.2 理论分析框架 |
2.2.1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分析 |
2.2.2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分析 |
2.2.3 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机理分析 |
2.2.4 社会资本、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多维贫困机理分析 |
第三章 农户贫困及劳动力流动现状分析 |
3.1 农村扶贫历程与治理绩效 |
3.1.1 救济式扶贫阶段(1949-1977年) |
3.1.2 体制改革式扶贫阶段(1978-1985年) |
3.1.3 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 |
3.1.4 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94-2000年) |
3.1.5 参与式扶贫阶段(2001-2010年) |
3.1.6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2011年至今) |
3.2 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剖析 |
3.2.1 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 |
3.2.2 农村流动人口特征分析 |
3.3 秦巴山区农村贫困治理成效 |
3.3.1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治理成效 |
3.3.2 秦巴山区农村扶贫成效显着 |
3.4 秦巴山区农村贫困特征分析 |
3.4.1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滞后 |
3.4.2 农户生活质量和条件较差 |
3.4.3 耐用消费品拥有率较低 |
3.5 样本区域农户贫困现状及问题 |
3.5.1 数据说明 |
3.5.2 农户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
3.5.3 家庭收入处于较低水平 |
3.5.4 因病致贫返贫现象突出 |
3.5.5 农户生活质量较差 |
3.5.6 农户家庭资产存量薄弱 |
3.5.7 扶贫政策执行存在偏差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 |
4.1 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 |
4.1.1 多维贫困维度与指标选取 |
4.1.2 多维贫困指标权重设定 |
4.1.3 多维贫困指标构建 |
4.2 数据说明与测度方法 |
4.2.1 数据说明 |
4.2.2 测度方法 |
4.3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 |
4.3.1 农户单维贫困状况 |
4.3.2 农户多维贫困状况 |
4.4 农户多维贫困指数分解 |
4.4.1 总样本农户多维贫困指数分解 |
4.4.2 各省农户多维贫困指数分解 |
4.4.3 不同类型农户多维贫困指数分解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5.1 社会资本指标体系构建 |
5.1.1 社会网络维度 |
5.1.2 社会信任维度 |
5.1.3 社会声望维度 |
5.1.4 社会参与维度 |
5.2 农户社会资本测度 |
5.2.1 农户社会资本测度方法 |
5.2.2 信度和效度检验 |
5.2.3 公因子提取 |
5.2.4 农户社会资本特征分析 |
5.2.5 不同类型农户社会资本特征分析 |
5.2.6 各省农户社会资本特征分析 |
5.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5.3.1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5.3.2 社会网络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5.3.3 社会信任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5.3.4 社会声望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5.3.5 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5.3.6 关系理论模型 |
5.4 数据说明、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5.4.1 数据说明 |
5.4.2 变量选取 |
5.4.3 模型设计 |
5.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5.5.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5.5.2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5.5.3 社会网络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5.5.4 社会信任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5.5.5 社会声望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5.5.6 社会参与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5.6 稳健性检验和分析 |
5.7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6.1 样本农户劳动力流动现状分析 |
6.1.1 数据说明 |
6.1.2 劳动力流动农户单维贫困状况 |
6.1.3 劳动力流动农户多维贫困状况 |
6.1.4 劳动力流动农户基本情况分析 |
6.1.5 各省农户劳动力流动情况 |
6.1.6 不同类型农户劳动力流动情况 |
6.2 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设计 |
6.2.1 变量选取 |
6.2.2 描述性统计 |
6.2.3 模型设计 |
6.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6.3.1 共同支撑域与PSM结果 |
6.3.2 平衡性检验 |
6.4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劳动力流动中介作用下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7.1 研究假设与理论框架 |
7.1.1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7.1.2 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
7.1.3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 |
7.1.4 劳动力流动在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多维贫困中具有中介效应 |
7.1.5 关系理论模型 |
7.2 数据说明、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7.2.1 数据说明 |
7.2.2 变量选取 |
7.2.3 描述性统计 |
7.2.4 计量模型构建 |
7.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7.3.1 社会资本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7.3.2 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检验 |
7.3.3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检验 |
7.3.4 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分析 |
7.4 稳健性检验及分析 |
7.5 中介变量的内生性检验 |
7.6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构建农户多维贫困预警机制 |
8.2.2 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及农户多维福利 |
8.2.3 提升农户人力资本及自我发展能力 |
8.2.4 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
8.2.5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农户多维贫困缓解路径 |
8.2.6 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的农户多维贫困缓解路径 |
8.2.7 基于社会资本与劳动力流动协同驱动的农户多维贫困缓解路径 |
第九章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9.1 研究局限 |
9.2 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10)房价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与述评 |
1.3.1 劳动力转移相关研究 |
1.3.2 房价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研究 |
1.3.3 文献评述 |
1.4 研究方法、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内容 |
1.4.3 论文技术路线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农村劳动力 |
2.1.2 农村剩余劳动力 |
2.1.3 农村劳动力转移 |
2.1.4 住房价格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劳动力转移理论 |
2.2.2 住房价格理论 |
2.3 房价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机制分析 |
2.3.1 正向效应 |
2.3.2 负向效应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房价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特征分析 |
3.1 住房市场发展进程和房价现状 |
3.1.1 住房市场发展进程 |
3.1.2 我国房价现状 |
3.2 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和现状 |
3.2.1 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进程 |
3.2.2 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房价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的实证分析 |
4.1 房价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体影响 |
4.1.1 模型设计 |
4.1.2 变量说明与数据选取 |
4.1.3 经验检验与结果分析 |
4.2 房价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差异影响 |
4.2.1 模型设计 |
4.2.2 变量说明与数据选取 |
4.2.3 经验检验与结果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房价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区域差异原因分析 |
5.1 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测定 |
5.1.1 地区公共服务指标体系构建 |
5.1.2 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测定:熵值法 |
5.2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区域差异原因实证检验 |
5.2.1 Hansan面板门槛模型原理 |
5.2.2 模型设定 |
5.2.3 变量说明与数据选取 |
5.2.4 基于公共服务门槛效应分析 |
5.2.5 基于住房成本门槛效应分析 |
5.2.6 基于公共服务与住房成本交互项门槛效应分析 |
5.2.7 稳健性检验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和科研情况 |
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论文参考文献)
- [1]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D]. 叶璐.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2]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建设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D]. 刘淼.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新疆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就业影响因素分析[D]. 康景铭. 塔里木大学, 2020(11)
- [5]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D]. 张延曼. 吉林大学, 2020(08)
- [6]城镇化对居民收入的作用及路径研究 ——以X省A市为例[D]. 安修金. 塔里木大学, 2020(12)
- [7]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福利效应研究[D]. 杨均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8]汉中市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研究[D]. 周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0(05)
- [9]社会资本、劳动力流动与农户多维贫困研究 ——基于秦巴山区的微观调查数据[D]. 王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
- [10]房价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D]. 黎美玲. 重庆交通大学, 2020(01)
标签:城乡差距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长江经济带论文; 农村金融论文; 农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