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农村变革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牟文谦^[1]（2021）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及其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构成和实践目标指向。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中国已经进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既离不开各个治理主体在党的领导下能动作用的充分发挥,又离不开国家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通力协作以及主体关系的和谐顺畅和全面优化。由此,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应然使命。文章共分为导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部分。第一章是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及其关系的基本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作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起着积极推动作用的所有个体和群体（公民与组织）的统称,彼此间能否互信协作、共治共享,不仅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而且决定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执政党的根基稳固。理解这一点,不仅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主体思想及主体关系理论中寻求理论根据,而且需要从中国古代主体关系思想、西方主体间性理论中寻找理论借鉴,同时还需要对已有国家治理经验教训进行积极的借鉴和反思。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以及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等在内的基本主体不仅具有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和内在矛盾的非对抗性,而且具有多样性、统一性以及各自的历史生成性和内在结构性。无论横向上党委和政府之间的新型一体化、党的各级组织深度融入社会并从社会中赢得合法性支持、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服务于社会并从社会中汲取公信力资源、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宏观指导及自主化运营、社会与市场之间的深度融合和多样化互动,还是纵向上党委主体系统、政府主体系统、人民团体系统以及其他存在着领导与服从关系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生成和不断完善的,都是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现实表征。第三章主要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关系的显着优势。中国国家治理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主体关系优势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治理制度优势是治理主体关系优势的外在保证和制度表征,治理主体关系优势则构成了治理制度优势的内在动力和关系载体。这些主体关系优势既表现为人民中心与党的领导核心的有机统一;又表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复合动力的基本形成与不断增强。第四章从横向和纵向上指明了中国国家治理主体关系的现实挑战。无论是横向的治理主体系统还是纵向的治理主体系统,经常存在着目标设计、政策制定、制度执行、价值指向和利益实现等方面的分歧和矛盾。从横向上看,尚存在党委系统与政府系统、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不同主体之间权责边界不清,党政一体治理有余、多元扁平治理不足,公民参与主动性增强与参与规范性较弱并存等问题。从纵向上看,各个领域从中央到地方,仍然存在着差序性有余、扁平化不足,中央和地方协同治理机制有待完善,中央集中性有余、地方灵活性不足,中央和地方主体间的职能位差较大等现实问题。第五章着重论述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关系的优化路径。降低国家治理现代化成本,积极提升国家治理成效,客观上要求以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和总体要求为指导,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在目标任务、角色分工、权责边界上的准确定位为前提、以不断加强党委和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不同治理主体的自我治理能力为关键,以不断加强治理主体间民主平等的互信协作为核心,以不断提升主体间道德、法律、制度、信息技术中介的积极功能为保障,全面优化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关系。总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治理主体的能力提升和主体间关系的协调和优化问题,各个主体定位准确科学、权责边界清晰、履职规范到位、彼此互信协作、关系和谐顺畅,国家治理现代化动力就充盈丰足,治理主体合力和效能就会不断增强和提升,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同度就会不断提升、就会以更加积极的共治态度全力投入到国家治理现代进程中,共享国家治理现代化成果。

刘彦^[2]（2020）在《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秩序井然、自由演进的根基,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和谐、繁荣和昌盛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始终把善治良序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准绳和目标。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落脚点,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和坚实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事关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本文以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为题,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探究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路径。纵览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其独特领导魅力和力量,通过城市基层社会的单位制、街居制和农村社会的互助组、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把中国从“一盘散沙”的分散社会组织成“全国一盘棋”的整体社会,在基层社会组织化治理时期,中国基层社会创造出许多奇迹和创举,向世人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路径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中国基层社会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标志,开启了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的道路,城市基层社会的去单位化与市场化与时偕行。随着基层社会去组织化发展,社会原子化、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公平问题不断出现,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要求与挑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面对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执政理念,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再组织化能力,如何把中国人民再组织化成为新时代中国安邦治国的重大课题。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强大指引,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本文以组织化、去组织化和再组织化为分析框架,将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分为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化、基层社会治理去组织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三个发展阶段,分析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形成的历史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演进的过程,总结并反思了不同时期基层社会治理路径所取得的成效与局限,最后,对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进行总结与凝练。论文内容由以下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阐释。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概念的解读与界定,厘清与本论文研究有关的核心概念,避免在概念使用时的误解,通过对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阐释,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视角和理论依据;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探讨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演进与史情、世情、国情、党情息息相关,本文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从社会组织化视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梳理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并结合调查研究法和个案访谈法论证了各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演进,总结成效并反思局限;第五部分总结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总结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经验,以期待给人以启示。新中国70年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党和人民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集体智慧,是对新中国70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基层社会治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的总体概括。

熊艳兵^[3]（2020）在《我国当代乡村社会组织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研究的乡村社会组织,既不同于农村基层党组织一类的政治性组织,也不同于村民委员会一类的带有明显行政倾向的“体制内”组织（1）,还不同于农村生产合作社一类的经济性组织,具有突出的公益性和社会性。这类乡村社会组织在改革开放初乡村社会政治和经济发生巨大改变的环境中起步,并逐渐得到生长与发展。乡村社会组织立足于民间力量解决问题,互助互帮相亲相爱,是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与产品和改善乡村民生的新生力量,在乡村社会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乡村社会组织,学术界的研究论着论文为数十分有限,即使现有的文献也是大多侧重于乡村自治与乡村治理以及乡村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关系,对乡村社会组织发展的研究薄弱,更不要说系统研究了。我以为,很有必要深入、系统地研究当代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揭示和展现乡村社会组织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从而很好地促进乡村社会组织的生长和壮大,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试图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第三部门理论、社会性别理论,围绕当代“乡村社会组织发展”主题,采用个案实证与文献收集相结合的方法展开调查研究。在这里,论文分析了乡村社会组织兴起的背景与特点,描述了乡村社会组织的孵化模式和运行机制,展现了乡村社会组织的功能与作用,剖析了乡村社会组织的问题与制约因素,最后提出了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首先介绍了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并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讨论主题的意义,然后对国内外乡村社会组织的研究进行回顾,以便呈现最新的理论与实践动态。接着界定文章涉及的重要概念,继而对文章所使用的理论工具进行阐释,最后一节描述了本文的行文思路、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到第五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首先对乡村社会组织的演变历史进行梳理,从而为当代乡村社会组织兴起和发展提供一个社会背景。从传统乡村宗族组织入手,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乡村组织的情况,最后落脚到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本章着重论述了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组织的孵化模式以及乡村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根据乡村社会组织的参与主体不同,将其孵化模式分为:城市精英带动乡村村民模式、农村精英引领与带动模式、村“两委”倡导与扶持模式、社会工作者培育与促进模式。乡村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主要从组织结构、社会互动及资金管理三方面展开。第二章阐述了乡村社会组织的功能与作用。乡村社会组织为乡村居民特别是为农村老人、留守儿童、妇女提供服务、帮助和支持,同时展现出丰富乡村文化、给予精神滋养和推动风俗变革的文化功效,展示了乡村社会组织自我解决社区问题、推动乡村多元主体治理优化以及改善乡村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治理功用。第三章分析了乡村社会组织面临的问题及其发展的制约因素。从乡村社会组织自身来说,乡村社会组织的数量与规模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自身能力难以适应乡村的需要;乡村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不足及其管理失范。从外部环境来说,主要是政府对乡村社会组织管理不当,准入门槛过高、惯于行政管制以及外部监管乏力。从乡村社会组织的生长环境来说,存在乡村宗法父权制的文化和制度以及乡村传统观念与现代社会价值理念冲突的制约。第四章针对我国乡村社会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的路径。首先,加强乡村社会组织的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乡村社会组织的财政支持,保证乡村社会组织的人力与资金供给。其次,健全乡村社会组织的管理机制,取消高门槛和双重管理体制,完善乡村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建立乡村社会组织法律制度。其三,重构乡村社会性别文化,推动科学与人文的理念落地生根,改善乡村社会文化土壤。最后,是论文的结论以及对研究前景的预测。在结论中,充分肯定我国乡村社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我国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同时发展我国乡村社会组织,需要改良乡村的文化土壤。今后要加强乡村社会组织发展的比较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进一步为我国乡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实践指导和理论支撑。

黄润青^[4]（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季子正^[5]（2020）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造就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变迁,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始终未竟的事业。纵观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率先开启了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矛盾发展中应运而生。在吸收借鉴改造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稳步推进,并呈现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是对现代化的批判,是对现代化内在规律的科学认识、现代化发展趋势的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形成和发展,跨越200余年,经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列宁和苏联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三种形态,既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又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本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力求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把握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规律,借鉴吸收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用发展着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为破解21世纪世界现代化难题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这一写作思路下,本文在内容上,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脉络、基本内涵和重要意义;在结构上,本文由绪论、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第二章列宁与苏联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第四章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展望五个部分组成。绪论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初步阐释了“现代化”的定义、论文的研究对象和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并述评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情况。第一章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这一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科学批判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原则阐述,其历史进程分为在全面的批判中形成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哲学基础、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揭示现代化的规律、晚年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思考三个阶段,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必然趋势的认识,解答了“人类社会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么样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之谜。这一形态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方案、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形态、拓宽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途径。第二章论述了列宁与苏联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这一形态。列宁与苏联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是在独立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次探索,其历史进程分为十月革命奠定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前提、列宁初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案、斯大林主导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苏联模式、改革失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苏联模式的终结四个阶段,围绕“俄国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俄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俄国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基本问题形成了系列观点,做了系统回答。这一形态实现了俄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突破和重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从批判走向建设,促进了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第三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这一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其历史进程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前提与准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全面推进三个阶段,对于“为什么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怎么样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做了创造性回答。这一形态破解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难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从传统走向现代,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选择。第四章题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展望,主要探讨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规律,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经验,并尝试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为破解21世纪的世界现代化难题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张鹏程^[6]（2020）在《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培养造就“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是新时代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显着标志,也是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目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关于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教育的论述,是干部教育的根本。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政治认同教育是任何政党的重要工作,是保证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文献及文件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在具体内容和标准比以前更加清晰,要通过政治认同教育来实现。为了更好的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了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状、规律及趋势。通过比较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与中高级干部、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教育的异同,发现其自身特点。历史经验需要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等时期,由于形势的发展、主要工作、乡村干部自身情况等,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政治认同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与建设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经验是,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通过网络调查问卷初步了解乡村干部的关注点和工作表现,通过干部自身及农民评价,获得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实要求与现状。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机遇有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主要挑战有不良思想对社会主流思想仍存在潜在严重对抗、价值多元化对基层干部思想观念的不断冲击、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等,主要问题有教育主体缺乏有效教育途径、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有了新的变化,提升了乡村干部的政治认同,其主要举措有:在教育内容上构建以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党史党建学习教育、世情国情党情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体系;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通过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实施教育交流策略等提高教育实效;教育保障机制方面采取了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等,完善了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虽然有较大变化,但与应有的标准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教育要素的提升与整合是重要方面。提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必须要解决“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针对现有的问题及措施,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推进中心工作的现实需要、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等。创新之处是将政治认同教育扩展到乡村干部,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其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有利于提高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性。

王琪^[7]（2020）在《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研究（1922-1937年）》文中认为梁漱溟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最后的儒家”,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梁漱溟以秩序重建为旨归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践,为近代中国的秩序重建与现代化提出了独特方案。梁漱溟的秩序重建思想——以乡村建设来重建中国社会秩序的思想,作为当时的仁人志士探索解决中国秩序问题的重要方案之一,不仅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长期延续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而且也顺应了近代中国解决秩序问题从乡村入手、先农村后城市的趋势。研究梁漱溟的秩序重建思想,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的秩序重建思想做出全面而深入的解读。首先,就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产生背景而言,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历史情境”和“生存情境”。“历史情境”主要指的是全面危机的来临与传统秩序的瓦解,具体而言,包括传统政治体制失灵与国家建设缺位、西方经济力量入侵与乡村严重衰败、西方文化冲击与中国文化失调等三个方面。“生存情境”主要指的是梁漱溟作为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及其对秩序问题的重视,具体而言,涉及梁漱溟早期从支持立宪到赞同革命的对秩序重建问题的初步探索、对乡村在秩序重建中重要性的自觉认识和自主实践、对传统秩序及其在秩序重建中的延续性的深刻认识。其次,就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理论基础而言,主要从人性观、理性观、文化观、精英观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就人性观而言,人性本身是善的,人人都具有向善和行善的可能,对这种可能加以引导,使之变为现实,就能够找到解决善恶矛盾的方法,从而使人的行为变得合理,使整个人世生活变得和谐。就理性论而言,理性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塑造了中国人的品格和思维方式;理性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锻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形态与特征。就文化观而言,人类文化有西方、中国和印度的三种路向;未来的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改造中国社会、重建中国秩序,需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去创造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就精英观而言,知识精英是理性的承担者,传统社会中士人是理性的承担者,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是理性的承担者;在重建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具有教化、组织和领导民众的重要责任。再次,就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目标与原则而言,主要从目标和原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就目标而言,是为了构建理想社会,而理想社会的实现,一方面要靠进步的生产技术,另一面则需要依赖合理的社会组织;理想社会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人为本、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理想社会的维持依靠的是理性而非武力,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相互调和沟通,理想社会建立的切入点是组建团体组织。就原则而言,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的本土化原则,从乡村入手的地方主义原则,自下而上的秩序拓展原则,组织政治经济协同解决的整体主义原则。又次,就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核心内容而言,主要指向的秩序重建的实现途径,这就是包括组织建设、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等三个方面在内的乡村建设。组织建设的原则是“从理性求组织、从乡村入手”,组织建设的具体设计是改造“乡约”与组建“乡农学校”。政治建设的原则是“双管齐下”与“分两步走”,政治建设的具体设计是“启发社会力量来稳定大局”,即知识分子要发挥主要作用,通过乡村组织将乡村居民组织起来,进而使国内的各个群体团结起来。经济建设的原则是“从农业引发工业”,经济建设的具体设计是“流通金融、引进科学技术、促进合作组织”。最后,就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的评价而言,主要从合理性和局限性两个方面展开阐述。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顺应近现代中国从乡村入手重建秩序的要求,重视传统文化因素对秩序重建的作用,强调“自觉”和“组织”在秩序重建中的重要地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追求乡村运动大联合但是无法克服力量散漫的难题,企图独立于政权来改造社会、重建秩序但是依旧依附于政权,号称乡村运动但是乡村并未真正动员起来。

李元勋^[8]（2019）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文中指出脱胎于“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体制的村民自治,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萌发起来的,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力量介入高位推动的中国特色的基层直接民主形式,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及有效方式,是基层群众自治在农村的民主实践和伟大创举。改革开放之初,这种发韧于农村的由村民创造的民主改革实践,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国家逐步通过立法形式对这种民主形式进行了制度化设计,形成了一套科学、完备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使之上升为制度化的基层民主形式和在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上运行。同时又从法律层面上保障了亿万农民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了村民当家作主。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它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状况的变迁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甚至文字表述都会发生某些变化。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实现了从村民自治向乡村治理话语体系的转变。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十八大后要求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自治、德治、法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便成为重要的政策话语,实现了从自治到共治的转变。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与具体实践的梳理和研究,总结概括出了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成效与基本经验。本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由绪论和正文五章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缘起及意义,核心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并梳理了本论文的理论渊源。第一章是村民自治的萌生。本章对村民自治产生前的乡村治理作了梳理与分析;对其产生的背景作了深度剖析,这些背景主要包括宽松的政治环境、包产到户的推行、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变化等因素。梳理了村民自治兴起的过程,从建立第一个村委会到在全国的普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广大农村得以全面建立。第二章是村民自治的发展。本章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发动和村民自治的发展作了论述,这一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为起点的,主要是开始建章立制,推进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与村民自治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得以完善、村务公开的广泛开展和选举模式的创新。第三章是村民自治的深化。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村民自治实践全面推行,进行了世纪之交“真枪实弹”的选举;在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背景下,村民自治面临新挑战,农村社区建设不断开展与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建设逐步规范和选举方式方法不断创新。第四章是村民自治的提升。在这一时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以村民自治为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的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和实践场域,开启了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开始了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广大基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各地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开始了对基层民主协商的探索与实践。在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背景下,针对“三农”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开启了对“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第五章是村民自治的成效和历史经验。从总体上来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经过40年的发展,成效显着,制度化、规范化不断加强,各项民主机制体制逐步完善,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基本得以实现。通过考察村民自治40年的进程得出了最基本的经验: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理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首创精神,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坚持问题导向,循序渐进推动制度革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发展道路。

吴春敏^[9]（2019）在《现代化变革的哲学审视》文中提出现代化进程具有阶段性,每一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文化特征。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特点是人文主义,世俗化深入发展。启蒙运动时期的特点理性主义,致力于掌握科学知识,通过理性努力获取幸福的乐观主义精神,非理性受到压抑。随着工业革命进展,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变化,整个社会弥漫着非理性的攫取利益的冲动,工具理性盛行,价值理性受到压抑。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核心。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转向对人的现世生活的关注,将满足人的现实需求作为一种自然的、理性的选择。宗教改革客观上进一步解放了人的思想,给予人以独立的、自由的思想权力。启蒙运动强化了理性的重要性,对知识的批判考察,对迷信的理性批判,确立了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基础,推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科学的发展。工业化深入发展,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加剧了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满足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需要,无产阶级形成了自我意识。马克思主义正在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首先,在欧洲、北美和东亚,工业化极大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其次,创造了巨量的精神财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深入且广泛。人类自由运用知识改造社会的能力得以提高,政治制度、社会管理制度、道德建设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的社会生活趋于合理化。最后,人类已经部分地实现了为人的发展创造充分物质条件,但是制度和文化的矛盾使之未能形成对人的发展的支撑。现代化给世界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各种问题、矛盾也层出不穷,造成各种危机。在人类社会,经济危机随着现代化的运动,所造成的危害和后果愈加严重。贫富差距未能随着生产发展得以缩小,反而继续扩大。生态危机如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终结人类文明历史。但是为了国家利益,有的国家逃避治理生态的责任。政治上,分裂的政治意识在民主的旗帜下,给各种问题的解决造成了阻碍。各国精英与草根阶层的意见分歧难以弥合。精神文化方面,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人在现实世界中愈加虚无化。文化之间的交流表现出激烈的冲突,人类未能在全球化时代为文化多样性留下足够的宽容性,反而以落后与发达、文明与野蛮的对比来打压一种文明的价值。现代化变革在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产生了不少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文化冲突增多,精神危机、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是先发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被作为榜样被传播,被接受,被实践。而这些经验是矛盾体,即推动了进步也引发了问题,表现为理性压抑非理性,工具理性压抑价值理性,人从神祗获得解放,又陷入了对物的严重依赖;人性的、理性的、世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让位于非理性的对物的贪欲。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人的实践活动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非理性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引导、情感、意志等作用。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运用人性、理性、非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概念对西方现代化实践过程进行哲学审视,梳理和反思现代化变革,尝试提炼精神文化发展经验,为哲学思想在现代化变革中的作用提供简单说明,为解决思想文化危机提供理论基础。追求真理,在哲学上形成简单易行的结论,如果这些结论与时代需要契合,就会成为时代精神的核心。具体的哲学观点,尤其是那些贴近现实、符合逻辑、近乎情理的哲学观念具有高效传播性,哲学观念掌握人,继而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从而对社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中国现代化需要扬弃西方文化,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本而言是需要哲学的科学总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现代化实践中,逐步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以之指导未来的现代化建设。论文的第一章是序言,第二章是现代化初始时期,哲学从神性向人性的转向,从神圣向世俗的转变,第三章是理性主义张扬及其对非理性的压抑,第四章是工具理性盛行和价值理性被贬抑的现状与哲学分析,第五章总结了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经验和教训。第六章主要论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审视。

黄军^[10]（2019）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国家城镇化战略向纵深推进,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小城镇区域各类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不仅加剧了小城镇多元社会主体间环境利益冲突,也制约着小城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政府单一主导的生态管理机制与模式对于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却屡屡失灵。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面临着多种治理困境与挑战,难以有效地解决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这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战略向前推进的重要因素,迟缓了小城镇居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步伐”,更是摆在地方政府眼前棘手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那么如何有效应对小城镇生态治理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治理困境,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抑或而言,小城镇基层政府、企业、镇村居民和环保组织以何种治理理念为指导进入生态治理的场域、体现并发挥其具体的角色和功能?各治理主体又以何种治理方式和治理制度推进生态治理?显然,研究这些问题既有助于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完善,也有助于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水平的提升。正因为此,上述这些问题自然就构成了本研究的中心议题。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来收集相关理论和实践资料,并通过案例回顾的方式找到资料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从中分析得出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思路,并从四个维度实现了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同时结合长三角地区生态治理实践提出了小城镇生态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以下四点是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发现:第一,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生成机理。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反映出当前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存在深层次的根源,它受到小城镇社会结构、理性选择和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如何治理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现成的理论框架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就需要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建构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路径,从而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本研究在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构造和生成机理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生成机理分为四个层面,即基于绿色发展的治理理念、基于复合型结构的治理主体、基于行为手段的治理方式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治理制度。第二,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困境与原因分析。在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但也积累了宝贵的治理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小城镇生态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型城镇化对小城镇发展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时代背景。当前我国小城镇生态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的问题,即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单一阻碍治理主体多元化及其协同共治的实现;传统的政府生态环境管理方式落后制约了生态治理效率;生态治理制度缺位造成了资源投入与服务供给不足。这些治理困境的产生,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既有理念性原因、主体性原因,也有行为性原因和制度性原因。在理念性原因方面,表现为治理主体缺乏绿色发展理念、镇村生态文化断裂;在主体性原因方面,表现为小城镇生态治理主体的单一化、生态共治和公众参与的弱化;在行为性原因方面,表现为生态治理法治化能力欠缺、生态治理文明化程度不够、生态治理民主化不充分和生态治理缺乏科学手段;在制度性原因方面,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运行不畅。第三,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路。为了有效解决小城镇生态治理困境,本研究对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路进行了系统性阐述。首先,以科学性和正义性的统一与平衡作为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它致力于实现绿色发展指向的生态治理现代化;其次,通过构建小城镇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复合型生态治理架构来矫正小城镇多元治理主体的不对等地位并规范好各生态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它致力于解决小城镇生态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问题;再次,以小城镇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环境利益共识为基础,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文明化的治理方式贯彻到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之中,它致力于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最后,主张基于政府和市场融合的理念通过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制度设计、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以新的制度建构、统筹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它致力于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制度的现代化。第四,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在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思路的基础上,结合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本研究最终对小城镇生态治理提出了具体的现代化路径:其一,在生态治理理念维度,要培育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重塑镇村生态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新时代“两山论”的生态思想;其二,在生态治理主体维度,要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复合型生态治理新格局;其三,在生态治理方式维度,要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和科学化;其四,在生态治理制度维度,要完善互惠共赢的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二、农村变革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村变革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及其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我国当代乡村社会组织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研究（1922-1937年）（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现代化变革的哲学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10）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农村变革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及其关系研究[D]. 牟文谦. 中共中央党校, 2021
• [2]70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路径及经验研究 ——以社会组织化治理为视角[D]. 刘彦.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我国当代乡村社会组织发展研究[D]. 熊艳兵.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4]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5]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D]. 季子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20
• [6]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D]. 张鹏程. 海南师范大学, 2020(12)
• [7]梁漱溟秩序重建思想研究（1922-1937年）[D]. 王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8]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D]. 李元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9]现代化变革的哲学审视[D]. 吴春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10]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D]. 黄军.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标签：小城镇论文;  社会组织论文;  村民自治论文;  国家治理现代化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