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森林资源认证主体的基本特征(论文文献综述)
王薇[1](2020)在《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作为世界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领头雁,代表了国际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最高水准和最新动向,在美国本土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我国开展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学科种类较为单一,结构体系尚不完善,质量建设仍有待提升。如以追本溯源的方式,从历史的角度入手,对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源头、发展和变革作深刻的历史剖析和经验规律的探究,深入分析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全面考察其制度建构及理论演进的基本规律,为我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设提出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本文应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以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迁及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内在发展呈现特点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梳理并分析了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为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用主义哲学提倡的实用主义人才教育观铺垫了其成长的思想基础;《莫雷尔法案》颁布后专业学院的涌现直接催生出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早期专业协会推动了专业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自身无法规避的局限性,使得创办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成为大势所趋。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专业化肇始阶段为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1908年哈佛大学首创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由此开启了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历史。1910年《弗莱克斯纳报告》的发布开启了专业认证活动,此后各专业协会陆续制定各专业认证标准并展开专业认证活动。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规范化推进阶段为二战后至1970年代末。该阶段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数量增长与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尤为重视对教育质量的提升。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复合化发展阶段为1980年代至今。这一阶段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呈现出复合化发展的特点,不仅出现了大量新兴应用性学科专业硕士,还出现了联合学位和交叉学科专业硕士学位。专业认证制度进一步完善,出现了全国性认证机构许可组织和社会评估媒介,评估指标呈现出学生结果导向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这一阶段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跃升至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主体地位,以强势的数量优势压倒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得更为成熟和完善。最后在归纳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总结出其对我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经验及启示。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适应经济社会需求和产业结构特点,在具有鲜明职业背景的学科领域中开设,且与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紧密衔接,始终体现着职业导向;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专业学院实施教学,实现了理论性与应用性的高度统一,且通过专业认证和专业资格认定来引导和保障其培养方向和教育质量;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探索出灵活多样的学位类型、学制年限、课程种类和教学方法,高度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为此,我国在开展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程度,大力推进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考试的有效衔接,强调夯实理论基础与强化实践技能并重的培养方案,倡导探索灵活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建立健全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宏观管理与专业认证体系。
周志波[2](2019)在《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全球农业资源环境呈现总体持续恶化趋势,农业生产基础环境不断遭到侵蚀和破坏,特别是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已经威胁到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农业生产生态环境形势也不容乐观,同时面临内源性面源污染和外源性面源污染的双重压力,这将严重制约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审议农业绿色发展的文件时指出,“农业发展不仅要杜绝生态环境欠新账,而且要逐步还旧账”。因此,研究农业面源污染规制问题,具有宏大的时代背景和重大的战略意义。理论研究表明,环境税在点源污染规制方面比较有效,发达国家的政策实践也证实,环境税规制点源污染具有有效性。但是,环境税制度能否向农业面源污染延伸呢?如果可行,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是否有效呢?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科学问题——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是否具有有效性?本文将在既有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建立基准分析框架,利用实验经济学、博弈论、制度经济学等方法,分析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问题,随后放松相关经济假设,寻求最优的环境税政策工具组合,并就具体的制度设计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农业面源污染现状趋势、经济规制理论基础及规制工具选择。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分析当前全球和国内农业面源污染发展态势,阐述农业面源污染产生和规制的相关理论,分析各种规制政策工具的比较优势。(2)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在外部性内生化和有条件的完全信息情境下,构建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基准分析框架,主要运用博弈论、实验经济学等方法,从效率性和稳定性两个维度比较分析不同类型环境税机制和集体罚款机制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进一步放松基准模型假设,引入减排成本信息不对称和污染者异质性,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集体罚款和污染总量型环境税机制下污染者的合作共谋行为,对两种机制的有效性进行再检验。(3)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优政策工具组合。进一步细化农业生产过程,在一个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研究基于环境税和环保补贴的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的政策效应,并据此得出最优的政策工具组合。(4)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设计。根据理论研究结果,就中国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模式选择、制度要素设计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提出具体建议。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可行性。从技术层面讲,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技术可行性,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作用的比较优势。从政治层面讲,只要制度设计科学合理,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政治可行性。(2)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有效性。基于实验经济学方法的比较分析发现,要素投入型环境税、产出水平型环境税两种机制在效率性和稳定性方面都令人满意。以规制效率性、实验组间稳定性和博弈轮次间稳定性三个指标为依据,对几种机制的优先级按由高到低排序为:要素投入型环境税→产出水平型环境税(与要素投入型环境税基本相当)→污染总量型环境税→集体罚款→污染总量型环境税—补贴。(3)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双向激励。实现社会最优的方法很多,但最优的环境税规制政策组合包含三大工具,即要素投入型环境税、产出水平型环境税、绿色农业发展补贴。(4)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以确保合意性。在制度模式选择层面,要坚持财政中性改革原则,实行政策预告、试运行、专款专用等制度,并防止出现“框架效应”。在税制要素设计层面,需要重点关注规制对象、规制标准和规制手段,可以通过间接规制达到政策目标。在配套制度建设层面,需要从法律法规、财政预算、农业技术推广认证、工程技术和强制管制等方面加强保障。本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结果,对农业面源污染规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1)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分类施策。农业面源污染的规制应当根据面源污染的不同特征和各种规制政策的适用范围,进行分类规制、综合施策。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性比较优势,在污染排放弹性大、污染损害小且环境破坏可逆的情境下才能得到有效发挥。(2)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双向激励。农业面源污染的规制,需要从正向和反向两个方面同时给予面源污染者激励,建立一种双向激励机制,以更好地实现环境政策目标。(3)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纠正政策偏差。本文的研究表明,要素投入型环境税和产出水平型环境税,在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方面具有效率性和稳定性,并且相对其他机制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建议调整当前关于污染性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品和农业产出品的增值税政策,实行统一的增值税税率。一方面,理论上的增值税制度要求实行单一的税率,并尽量减少免税和不征税的环节,以保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另一方面,对污染性要素投入品和产生污染较多的农产品征收统一的增值税,有利于纠正免税或实行低税率政策可能诱导面源污染过度排放的政策偏差。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四个方面的创新:(1)信息约束下的间接规制。鉴于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随机性和不易观测性,在信息不对称的约束条件下,突破传统庇古税(Pigouvian tax)理论的直接规制框架,按照间接规制思路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规制,规避了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相关信息需求。(2)面源污染外部性的内生化。在有条件的信息不对称情境下,考虑污染者与环境之间的反馈效应,假设农业面源污染者本身受到污染的影响,将面源污染的环境负外部性内生化,比较分析不同类型环境税机制及集体罚款机制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性。(3)实验经济学方法的适切应用。在环境税并未针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实际单独征收的背景下,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对政策情境进行模拟,使得研究结论更具可信性、政策建议更具可行性。(4)统一框架下的政策模拟。构建一个基准框架,将四种环境税机制和集体罚款机制放在同一框架内进行比较分析,以无规制的情境为基准,模拟了各种规制机制的政策效应,并根据效率性和稳定性两个层面的三个指标,对各种规制机制进行排序。
李文全[3](2019)在《生态绿线:推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整合与探索》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生态绿线视角下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为研究对象,先从对生态绿线这一新鲜词汇的理论渊源、词源分析、思维方式、功能及内容等角度展开释义与分析,得出生态绿线是一种倡导人们不断向高质量目标攀登的标杆,是生态文明理论在质量领域的特殊表达。文章在明确了生态绿线的释义及功能之后,对生态绿线与高质量的逻辑关系也进行了论述,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高质量的供给与高质量的需求,这需要一系列高水准的能够促进绿色发展的标准来实现。生态绿线以其自身的高标准、引导性、螺旋上升性和非强制性为独特视角,对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从国内外两个方面进行较为全面的剖析,并将我国能够促进绿色发展的生态认证制度分成了以产品、服务和环境为导向的三大类认证制度。文章在对上述三大类认证制度分析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亟待解决的如下四个问题:法律制度时效性不强且位阶较低;部分认证权威性不足且标准适用混杂;激励措施未能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监管制度不完善管控存在缺陷。并试图从法律完善、制度体系构建等角度入手,找出完善路径,并提出建设我国生态认证管理制度的初步构想,通过统一的规范和制度统领来实现我国生态绿线视角下认证制度的发展。全文的正文部分主要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生态绿线释义及功能的分析与定位;第二部分主要是指出国内外具有推动绿色发展性质的认证制度的制度现状并在对比之下提出我国生态认证制度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三部分主要是在整合推进我国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制度发展问题的探索;第四部分主要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展开对生态绿线视角下我国生态认证管理制度建设的路径选择。
于伟咏[4](2018)在《资产专用性、需求驱动与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研究 ——基于四川种植户的理论与实证》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针对当前农产品安全问题频发,对农业生产提出了优化品种结构、质量结构、区域结构和市场结构的要求。农产品安全问题根源是农药不合理施用导致的农药残留,其负外部性表现为人类健康风险、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破坏,目前我国农药年投入30万吨,单位施药强度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5倍,四川为0.91kg/亩,使用效率低下。控制生产者是保证农产品安全的第一要务,将质量安全由事后检查监督转为源头控制,但因其具有公共品属性、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并且生产过程复杂多变,容易造成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出现“柠檬市场”或逆向选择行为,已严重降低农户收益和消费者福利水平。所以,控制农药安全施用需要内部自我控制和外部政府与市场约束共同作用,进而规范农药安全施用行为。本文以资产专用性理论、农户行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及需求层次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资产专用性、需求驱动与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农药安全施用划分为硬约束和软约束两个维度,基于四川省调研数据及官方统计数据,运用Probit、零膨胀泊松回归、OLS等方法,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实证研究。首先,在资产专用性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作用机理基础上,实证考察了资产专用性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作用结果,并从信息不对称视角作了讨论,还基于IV-Probit模型探讨了内生性问题。其次,基于需求驱动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作用机理,分析了需求驱动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及无公害认证的影响。最后,依据需求驱动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调节效应讨论,分析了资产专用性与需求驱动的交互项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1)农药安全施用整体水平不高,不同作物、地区间存在差异。当前违禁农药使用主要发生在蔬菜作物;农药安全间隔期认识度普遍较高,水果类最高,而蔬菜类最低;大多数农户还是会按照标准剂量施药,其中粮食类高于水果类、蔬菜类;施药次数平均为3.078次,蔬菜最多。无公害认证能有效揭示安全信号,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四川无公害认证农产品存在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涟漪效应、集聚效应及示范效应等特点。(2)资产专用性在不同维度上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影响不同,而信息不对称会影响专用性资产投入和配置,也可能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和逆向选择风险。物质资产专用性因存在强“锁定效应”,使其对违禁农药使用和施药次数存在抑制作用,对安全间隔期施药和标准剂量施药具有促进作用;种植经验与违禁农药使用显着负相关,技术培训与违禁农药使用、施药次数显着负相关,而与安全间隔期施药、标准剂量施药显着正相关;受教育程度显着促进农户安全间隔期施药,劳动力数量与农药施用剂量形成正向要素替代效应,健康状况反而会正向影响违禁农药使用;经营面积和土地细碎化对硬约束和软约束下的农药安全施用行为影响存在不确定性。(3)政府规制和公共品牌效应可有效抑制违禁农药使用,促进其在安全间隔期施药。在硬约束下政府规制行为有效,而对软约束下标准剂量施药和施药次数的约束力不强;公共品牌效应带来了品牌溢价和垄断收益,隐性约束着农户采取安全施药行为。(4)需求驱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种植户规范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省会城市成都对农药安全施用的约束强度高于地级市。市场需求容量、至地级市距离对违禁农药使用有负向影响;需求容量、购买能力和至地级市距离对安全间隔期施药存在正向影响;需求容量、至成都距离对标准剂量施药有正向影响;需求容量对施药次数有负向影响,而经济距离与其呈显着正相关。(5)四川种植业无公害认证存在集聚效应和涟漪效应,需求驱动能够促进农产品无公害认证规模和销售额增长。地理距离上,认证主要集中在距离成都周围400公里以内区域;经济距离上,主要集中在与成都人均GDP差距在5万元/人的区域。(6)需求驱动与资产专用性交互作用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作用方向及显着性上存在差异,整体上呈正向调节效应。其中需求驱动强化了资产专用性对违禁农药使用和施药次数的抑制作用,也强化了资产专用性对安全间隔期施药和标准剂量施药的促进作用。由分析结果可知,从资产专用性、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资产专用性、市场需求驱动和政府规制能有效促进农药安全施用,形成了生产主体控制、市场需求倒逼、政府管控辅助的农产品安全生产体系。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以下政策性启示:合理配置专用性资产,抑制机会主义;提高信息获得能力,降低交易成本;加强安全施药宣传和检测,促进技术扩散;完善价格激励机制,推动标准化生产;强化市场信息揭示,解决信息不对称;优化“产业—空间”匹配,压缩空间成本;实施紧密型交易模式,确保契约稳定性;建立“组织—政府—市场—社会”四维矩阵的动态监管策略。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农户视角重新分类和界定资产专用性,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资产专用性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影响,并从信息不对称视角进一步讨论。鉴于农户的有限理性和异质性,其专用性资产投入和配置会影响其农药安全施用行为,将专用性资产分为物质资产专用性、技术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组织资产专用性、地理资产专用性。第二,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资产专用性和需求驱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硬约束下和软约束下的农药安全施用行为,信息不对称会影响专用性资产投入和配置。基于“农户-组织-政府-市场”逻辑框架,将点(农户)与面(市场)结合起来探讨农药安全施用。第三,资产专用性与需求驱动交互作用对农药安全施用整体上呈正向调节效应。需求驱动是影响农户根据专用性资产动态调整安全行为和降低经营风险的“强化剂”,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可以有效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发挥着监督、约束和激励效果,使得农户形成“信息传递—价格传导—预期形成—生产决策”的安全生产过程。
李江鹏[5](2018)在《森林认证产品消费者支付意愿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文中认为森林认证是以市场为导向,实现森林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一种认证机制,其目的是以市场为基础,通过追踪林木产品来源及生产环节的合法性,以消费者购买决策活动来实现对林木资源破坏的遏制,从而实现森林的可持续经营与发展。其中,消费者作为森林认证发展的重要参与群体,主要通过对森林认证产品的购买行为来实现对森林认证的推动发展。目前,林产品种类众多,分为木质林产品和非木质林产品两大类,每一类中又包括很多产品,产品形态不同,价值也存在差异。本文选取北京地区为研究区域,分别调查木质家具产品、森林食品、纸产品问卷为250份、230份、210份,探索影响消费者对森林认证产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首先,通过描述统计,了解数据集的基本特征,根据交叉列联表和相关分析了解影响消费者支付意愿的潜在影响因素。其次,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消费者月收入情况、对产品原材料来源合法性的关注度、森林认证开展必要性会影响消费者对木质家具产品的支付意愿;消费者月收入水平、对森林认证开展必要性的态度影响消费者对森林食品的购买意愿;对环境热点问题的关注度、对森林认证开展必要性的态度是影响消费者对森林认证纸产品支付意愿的显着影响因素。通过对三种森林认证产品的比较可以发现,不同森林认证产品的影响因素会有差异,但不同类森林认证产品不影响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最后,结合结论为我国森林认证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张天宇[6](2017)在《政府对森林认证的政策推动与森林认证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森林认证,指通过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实施认证,审核通过并颁发证书的过程。由此向社会传递了森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全球森林认证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在中国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林业企业开始加入森林认证体系,在追求企业价值提升的同时关注森林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政府行为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系统研究如下内容:一是探讨政府政策对森林认证的推动作用;二是对已开展森林认证的企业进行价值影响研究。对于加快政府推进森林认证,提升林业企业价值,保证森林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采用SPSS22.0对已开展森林认证的10家林业企业(涵盖西南、华东、东北、中南、华北)分别从实施森林认证的动力、认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证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和程度等进行实证分析,并采取典型案例分析法对选中的1家实施产销监管链认证(COC)的浆纸企业进行案例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实施森林认证后,稳定了市场份额,促进了市场准入,改善了社区关系,缓解了社区矛盾,解决与当地社区的争议,抵制进一步对环境的破坏,对林业企业经济、社会、生态价值有显着正面影响。
高国钧[7](2016)在《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创新与完善》文中研究指明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CCC)是政府为保障产品安全、公共安全、保护环境、维护消费者利益,由特定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判定产品是否符合技术标准的市场准入制度。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其内在动力来源于政府、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于安全、效率与秩序的价值追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众多的认证机构,其认证服务广泛渗透经济、社会、环境、政府管理、教育及人权保障,逐渐成长为重塑世界秩序的引导者。基于中立、客观、专业立场及“平民主义”精神,认证的理念、内容与方式具有普适性与超国家性,具有克服外部性、节约交易成本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替代政府规制市场,事实上承担着干预主体的角色。在国家干预与社会自治之间,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既有中介服务组织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异性。已有的研究探讨大多局限于认证对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与影响。多年来,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有效性”颇受垢病,认证标志的“安全性”与“消费导向”价值尚未得到社会认可。保障认证信息的真实性及有效性是认证行业的生命线,也是认证主体的基本法律义务。尽管入世以来,国家认监委组织多次专项执法行动,但效果并不佳,认证主体不实认证、认证合谋、市场主体花钱买证等认证“形式主义”尚未予以根治;另一方面,认证程序、认证模式、认证单元划分、认证收费制度规定不尽合理,导致强制性认证产品合格率不高,认证有效性不强,消费安全面临极大隐患。本质上,在产品质量治理方面,当下政府所面临的并非单向式简单干预,而是双层干预,既要直面规制微观市场,维护竞争秩序,又要对认证主体实行干预。政府经济干预权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认证主体,对这种“混合规制”的规制已有的主流经济法理论并未对此予以恰当的重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很重要,但存在问题也多,已构成对我国市场秩序及经济法律制度研究的极大挑战,带来的命题是:什么形式和内容的法律规制能够使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法律系统最有效率地履行其支持市场系统的应然功能?为此,本文坚持学术研究的问题导向,尝试在“国家—社会中间层—市场”的分析框架下,以风险社会为切入点,以认证权为逻辑起点,以解决认证有效性为主线,以强制性产品认证法律制度的规范性为研究重心,探究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基本范畴,以公共治理理论、社会中间层理论、法律的道德性理论为基础,检视并总结市场体制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及运行的规律和特征、存在问题,细致考察域外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发展的模式、特征及趋势,在经济法的视野下,做一个一般性和基础性的制度研究,以澄清和巩固认证机构的经济法主体地位,找到认证有效性不足问题发生的内在机理及多年未根治的原因,从宏观上研判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创新与完善的路径选择,从微观上明晰政府规制认证有效性的策略工具及法律责任实现机制。全文除绪论外,共分六章,各章内容具体分述如下:第一章是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内涵与理论基础。在政府、社会中间层和市场三者间合理地分配权力与权利,明晰干预权力边界和责任范围,形成三方相互监督、互相促进的局面,可改变政府“一股独大”的权力配置结构。认证制度源于西方,只有观照其制度起源和发展史,才能探究和洞悉其内在的功能与价值。风险社会的来临,引发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需求,凸显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首要“安全性”应用价值,阐释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历史与现实的五个动因及意义。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本质上究竟有何特别的制度机理?故有必要梳理认证概念起源和沿革,从而揭示强制性产品认证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从权力与权利的分野与耦合角度,揭示了认证权的权源、本质及其基本特征。择取公共治理理论、社会中间层理论、法律的道德性理论,分别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视角、主体间性“多元治理”视角、法律与伦理交融视角,阐明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该当性,为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作理论上的铺垫。第二章是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历史变迁与特点。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具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的双重特征,引进并借鉴于西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正在从认证大国向认证强国迈进。作为一种市场准入制度,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是我国市场规制法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全景式梳理其基本内容及运行机制,具体包括制度渊源、监管体制、认证程序、认证模式及收费制度。制度渊源除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之外,还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指南、国际标准及国家认监委、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认证认可行业协会的规范性文件。从制度渊源的广泛性、复杂性、多层次性凸显了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变动性特征。良好的监管体制、科学的认证程序、优化的认证模式、市场化的收费制度对提高行政效率、认证绩效具有正向效应。上述事实性内容的交代,为概括和总结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发展的规律性特征提供素材和依据,即政府主导干预的父爱主义、质量规制的混合治理模式、发展路径的国际标准依赖、经济法调整的社会本位观、与生产许可制度两轮驱动。第三章是市场体制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应然意义上,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很重要,但现实运行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中国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从简单模仿到改革完善,从被动依从到主动融入,在曲折探索中不断前行。在深入剖析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面板数据,总结认证主体社会化、认证证书集中化、认证市场结构寡头垄断等整体失衡基础上,梳理、研判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制度创新与完善提供靶向。大抵来说,主要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基于立法机制视角的体系性立法缺陷、基于行政干预视角的政府监管不到位、基于认证绩效视角的认证有效性不高。具体表现为:立法位阶低层次,法律规范严重冲突,立法空白,立法体系不完整;机构设置不合理,运行机制不顺畅,执法力度不够大;机构独立性不强,技术标准不协调,认证程序不规范,虚假认证未根治及认证采信度不高。立法缺陷是根源,有效性不高是制度运行的表征,而监管不力是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通过三个认证典型案例,运用博弈利益主体分析,进一步剖析和归纳造成上述问题的成因及影响。第四章是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运行的域外考察与启示。作为“互补性”制度移植,认证来源与引进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其制度与实践的深入考察可为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经验和范本。基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和历史传统、法系差异,世界各国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运行和规制并没有统一固定的版式,从而表现为一定的“地方性知识”。在概述世界主要国家放松规制政策和行政规制权的社会转向背景基础上,检视世界主要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具体内容和运行状况,并从宏观上归纳了各国模式,即美国、德国的标准先行、市场推动型模式;俄罗斯、日本、印度立法规范、政府主导型模式;英国、韩国因势利导、协同推进型模式。并总结概括上述典型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成功经验及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启示与借鉴,即效率主义的价值判断、法治基础的权力改革、多元主体的配置结构、风险管理的决策方法。第五章是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创新与完善的路径选择。基于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国际认证的发展趋势,需要根据我国的市场环境、产业发展做出针对性的制度创新和完善。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在坚持科学发展、认证主权的总体理念指导下,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为前提,科学界定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公益性和经营性职能定位,统筹规划,宏观布局,理顺政府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规制相结合,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认证有效性为核心目标,在坚守质量安全底线基础上,坚持强制性产品认证与自愿性认证协同发展原则。针对目前中央力促审批制度改革背景下,同时要克服国家干预过度与干预不足的倾向,坚持国家干预适度性的经济法理念。放开认证行业,不等于政府撒手不管,干预也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范围,要正确处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与生产许可证制度两者的关系和边界,促进合格评定方式的改革创新。剖析了《合格评定法》与《技术监督法》两种立法模式的历史条件和优劣,探讨了《合格评定法》的立法导向、总体框架及立法重点,分析了强制性标准在强制性产品认证中的法律地位,建设性提出修订《标准化法》的总体导向、基本原则和建议。第六章是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创新与完善的具体建议。法律制度运行好坏取决于其责任的科学设计与实施。预期成本超过预期收益是有效治理的基本要求,认证主体法律责任是认证市场有序发展的保证,是认证法律制度真正发挥其作用的关键所在。然而,认证的公益性与自利性的冲突与矛盾决定了对其规制的复杂程度。在论述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法律效力和范围基础上,以提高认证有效性为目标,探讨了市场导向与强制性产品认证竞争政策的关系,提出科学构建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的指定标准、程序规则、权利救济途径。认证行为的可控性是法律规制的目标,建议从完善强制性认证信息披露机制、提升强制性认证行为规范性两个方面来强化指定认证机构的规制。最后,从法律责任创新与完善角度,推动强制性产品认证法治化建设:建立黑名单制度,加大声誉成本;连带责任的认定与实现。从适用主体、行为模式、责任承担角度对《产品质量法》与《认证认可条例》中的连带责任规定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探讨连带责任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的程序与条件、责任分担规则等,并提出合理化的立法建议。从制度执行的个体维度,提出在保证职业独立性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工厂检查员的专家责任制度。
彭晓陈[8](2015)在《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的激励政策效果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文中认为森林管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良好实践的结果往往只有经过几十年变得明显。能否实现可持续森林管理,森林认证是一个关键因素。同时,在林产品贸易中,森林认证也成为一个先决条件,世界各地的采购政策中越来越多地将经过认证的森林产品列入采购名单,并且对其的采购比例不断增加。中国作为林产品进出口大国,在国际林产品贸易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是否实施森林认证受到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为推动森林认证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然而,中国的林业企业对森林认证认知度普遍较低,参与森林认证的意愿不高,故中国政府实施森林认证激励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提高林业企业对森林认证的认知,提升林业企业参与森林认证的意愿,进而推动森林认证的发展。本研究以福建省为例了解林业企业对森林认证激励政策的认知及满意度情况,并分析森林认证激励政策对林业企业是否愿意实施森林认证决策的影响。本文首先阐述了森林认证的概念、特点、目的、基本程序、模式、费用和效益,其次对国内外森林认证激励政策的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接着以福建省108家国有林场为调查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分析了林业企业对中国森林认证激励政策内容、目标的认知情况以及对政策的期望,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从林业企业的视角研究了影响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决策的影响因素。本文得出了以下几条结论:第一,林业企业对森林认证激励政策的认知水平普遍较低且满意度不高;第二,企业对森林认证激励政策的评价、领导的重视情况、企业林产品出口是否受森林认证影响、森林认证是否带来产品溢价、提升企业形象和知名度这几个因素对企业是否实施森林认证决策有着显着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政府应该在加强对森林认证的宣传、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提供财政的支持、提供清晰的有利于森林认证实施的法律政策环境、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森林认证体系、培育中国的认证林产品市场、加快建设本国的认证机构、推动对森林认证的研究并加大技术支持等方面上完善中国的森林认证激励政策,从而刺激和推动林业企业开展森林认证。
丛之华[9](2014)在《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评价与推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世界都在关注森林消耗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森林认证是通过市场发挥作用以减轻林业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的制度创新。它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并迅速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的林产品出口和进口大国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自成立FSC工作组以来一直积极促进森林认证的启动和推动工作,森林认证发展较快,已建立了本国的森林认证体系,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各国森林认证的发展基本上都先从试点开始,再逐步扩大认证范围。东北国有森工企业作为全国最早开展森林认证的经营单位,多次被列为试点,是我国森林认证推进的重要区域,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为此,有必要研究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的效果以及如何在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成功推进森林认证,本文对于东北国有森工企业及全国森林认证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供应链理论、制度创新理论、集体选择理论和林业经济理论为指导,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评价及推进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对森林认证的运行机理进行了分析,认为全球化的供应链、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和供应链干预是森林认证运行的主要驱动力、消费者选择理论是森林认证运行背后的经济思考、治理理论使森林认证与传统的依靠国家权力执行的公共政策相区别、信任尤其是制度信用是森林认证制度平稳运行的保证、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积极和主动参与森林认证的前提;同时对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的现状进行评价,指出存在认证单位和认证面积以全局为主、森林认证类型和认证机构选择单一、认证证书保管重视不足、集体行动能力不强等问题,并分析了森林认证推动程度与利益主体的关系,指出森林认证推动水平与森工企业认证意愿和利益相关者推动程度显着相关;在此基础上,运用Logistic方法对东北国有森工企业开展森林认证的意愿进行分析,指出影响参与森林认证的因素主要是市场压力、政府扶持、领导重视情况、认证体系互认的重要性这四个因素,而且这四个因素与我们预期假设的影响方向相同。其次,在确定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中关键利益相关者和角色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重要性—绩效分析和回归分析法,评价了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满意度,指出利益相关者对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总体相对满意,其中得分最高的是生态效益方面,其次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再次,运用SWOT-AHP方法对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推进战略进行分析,指出应选择SO战略和ST战略,并分析了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推进战略实施的思路与步骤;最后,从企业能力建设、动力机制建设、政府能力建设、配套制度建设和提高集体行动能力等方面提出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推进的具体对策。
丛之华[10](2013)在《东北国有森工企业参与森林认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对东北国有林区森工企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森工企业参与森林认证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市场压力、政府扶持、领导对森林认证的重视程度、互认的重要性是影响森工企业参与森林认证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提出扩大林业企业参与森林认证的政策建议。
二、试论森林资源认证主体的基本特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森林资源认证主体的基本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1)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一)学位 |
(二)专业硕士学位 |
(三)第一职业学位 |
(四)专业认证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述评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六、创新点与不足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 |
第一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产生的动因 |
第一节 经济社会发展对专业型人才的需求 |
第二节 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 |
第三节 《莫雷尔法案》颁布后专业学院的涌现 |
第四节 早期专业协会对专业教育的推动 |
第五节 传统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局限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专业化肇始(20世纪初~二战结束) |
第一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理论的倡导 |
一、艾略特对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主张 |
二、全美大学联合会对专业硕士教育体系的确立 |
第二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初创 |
一、哈佛大学首创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
二、密歇根大学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硕士 |
三、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硕士教育陆续出现 |
第三节 专业认证活动的出现 |
一、《弗莱克斯纳报告》开启专业认证活动 |
二、专业协会成为专业认证主体 |
三、各专业认证标准陆续出台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规范化推进(二战后~1970 年代末) |
第一节 战后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提高的需求 |
一、新型产业结构对高质量专业人才的需求 |
二、联邦政府对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大力资助 |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对专业硕士教育的推动 |
第二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系列标准的出台 |
一、全美大学联合会建立专业硕士教育标准 |
二、国际商学院促进协会规范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标准 |
第三节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向规范化发展 |
一、哈佛大学教学文硕士课程的规范 |
二、康奈尔大学工程硕士计划及其标准化 |
三、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硕士教育扩张及规范 |
第四节 专业认证制度的确立 |
一、建立全国性专业协会许可制度 |
二、制定统一的专业协会认证标准 |
三、规范专业认证的程序和方法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复合化发展(1980 年代至今) |
第一节 世纪之交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变革的需求 |
一、高技术企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
二、联邦政府对跨学科教育提供政策支持 |
三、学科高度融合推动跨学科教育发展 |
第二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革新政策的颁布 |
一、《重塑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研究生教育》推动跨学科发展 |
二、《美国竞争法》之“专业科学硕士课程计划” |
第三节 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向复合化发展 |
一、凯克研究所开设“生物加商学”交叉学科学位 |
二、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与工程硕士联合学位计划 |
三、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硕士教育多样发展 |
第四节 专业认证制度的成熟 |
一、设立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 |
二、出现社会评估媒介 |
三、强化学生学习结果评估指标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点与经验 |
第一节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点 |
一、始终体现鲜明的职业导向 |
二、依托专业学院与专业协会 |
三、灵活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 |
第二节 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经验 |
一、充分考虑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程度 |
二、大力推进专业教育与职业资格考试的有效衔接 |
三、强调夯实理论基础与强化实践技能并重的培养方案 |
四、倡导探索灵活多样的教育模式与教学方法 |
五、建立健全专业硕士教育宏观管理与专业认证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美国部分专业学位发展史概览 |
附录2 美国专业硕士学位类型一览表 |
附录3 美国专业认证机构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总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的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的目标 |
1.2.2 研究的意义 |
1.3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理论框架 |
1.3.3 研究内容 |
1.3.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1.4.1 信息约束下的间接规制 |
1.4.2 面源污染外部性的内生化 |
1.4.3 实验经济学方法的适切应用 |
1.4.4 统一框架下的政策模拟 |
1.5 本章小结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术语界定 |
2.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主流研究 |
2.1.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的发轫 |
2.1.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机制 |
2.1.3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效率问题的质疑 |
2.1.4 农业面源污染者的合作共谋问题 |
2.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理论前沿 |
2.2.1 合作共谋因素和团队绩效机制的引入回应质疑 |
2.2.2 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引领理论前沿 |
2.2.3 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得到更多关注 |
2.3 相关研究评述 |
2.3.1 国内外研究对比 |
2.3.2 相关研究的贡献 |
2.3.3 相关研究的不足 |
2.3.4 今后研究的方向 |
2.3.5 本文研究的理论贡献 |
2.4 理论借鉴 |
2.4.1 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相关理论 |
2.4.2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的相关理论 |
2.5 基本概念界定 |
2.5.1 污染 |
2.5.2 环境税 |
2.5.3 规制 |
2.6 本章小结 |
第3章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及规制政策工具比较 |
3.1 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 |
3.1.1 农业面源污染的特征 |
3.1.2 全球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 |
3.1.3 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发展趋势 |
3.2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工具类型 |
3.2.1 基于命令控制的规制政策 |
3.2.2 基于市场机制的规制政策 |
3.2.3 基于工程技术的规制政策 |
3.2.4 基于公众参与的规制政策 |
3.3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的关键问题及政策工具选择 |
3.3.1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三大关键问题 |
3.3.2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工具的适用范围和比较优势 |
3.3.3 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的选择 |
3.4 农业面源污染经济规制的常规政策工具 |
3.4.1 农业面源污染常规经济规制机制的基本类型 |
3.4.2 农业面源污染常规经济规制机制的比较优势 |
3.4.3 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经济规制工具 |
3.5 农业面源污染经济规制政策需要突破的难题 |
3.5.1 信息不对称 |
3.5.2 污染排放与污染结果间的随机性 |
3.5.3 面源污染对污染者的负外部性 |
3.5.4 面源损害对污染者的反馈效应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基准框架 |
4.1 基准框架 |
4.1.1 研究基础 |
4.1.2 研究方法 |
4.1.3 研究框架 |
4.2 理论模型 |
4.2.1 基本假设 |
4.2.2 理论预测 |
4.2.3 合作共谋行为 |
4.3 实验设计 |
4.3.1 实验描述 |
4.3.2 实验参数设定 |
4.3.3 评估标准:效率性和稳定性 |
4.4 实验结果及分析 |
4.4.1 农业面源污染者的要素投入决策 |
4.4.2 各种规制机制的效率性和稳定性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污染总量型环境税和集体罚款机制有效性再检验 |
5.1 公共物品供给“志愿者困境”与农业面源污染者合作共谋 |
5.1.1 公共物品供给与面源污染减排 |
5.1.2 公共物品供给“志愿者困境” |
5.1.3 公共物品供给“志愿者困境”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
5.1.4 面源污染减排“志愿者困境”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设计 |
5.2 博弈模型和实验设计 |
5.2.1 理论模型 |
5.2.2 实验设计 |
5.3 理论预测 |
5.3.1 完全信息情境 |
5.3.2 不完全信息情境 |
5.4 实验结果分析解释 |
5.4.1 实验结果 |
5.4.2 完全信息情境的分析 |
5.4.3 不完全信息情境的分析 |
5.4.4 路径依赖效应 |
5.4.5 偏好类型的作用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优政策工具组合 |
6.1 研究基础 |
6.1.1 环境税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的发端 |
6.1.2 环境税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的设计 |
6.2 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基本模型 |
6.2.1 模型假设 |
6.2.2 模型设定 |
6.2.3 社会最优问题 |
6.2.4 私人利润最大化问题 |
6.3 最优环境税两部门规制工具组合 |
6.3.1 情境1:最优庇古税情境 |
6.3.2 情境2:完全信息情境 |
6.3.3 情境3:可以观测投入数量的有限信息情境 |
6.3.4 情境4:可以观测部分产出和投入的有限信息情境 |
6.3.5 情境5:可以观测产出数量的有限信息情境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设计 |
7.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模式选择 |
7.1.1 坚持财政中性改革原则 |
7.1.2 实行政策预告和试运行 |
7.1.3 选择合意的环境税政策工具组合 |
7.1.4 对环境税收入实行专款专用 |
7.1.5 减少环境税改革政策描述的“框架效应” |
7.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要素设计 |
7.2.1 规制谁(规制对象)——差异化规制 |
7.2.2 规制什么(规制标准)——间接规制 |
7.2.3 如何规制(规制方法)——双向激励 |
7.3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配套制度建设 |
7.3.1 法律法规制度配套建设 |
7.3.2 财政预算制度配套建设 |
7.3.3 农业技术推广认证配套制度建设 |
7.3.4 工程技术和强制管制制度建设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1.1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可行性 |
8.1.2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有效性 |
8.1.3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最优政策组合包含三种工具 |
8.1.4 科学的制度设计让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合意性 |
8.2 政策启示 |
8.2.1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分类施策 |
8.2.2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双向激励 |
8.2.3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纠正政策偏差 |
8.2.4 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需要关注现实困难 |
8.3 研究的贡献、不足和未来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第4章实验统计数据 |
附录2 第4章渐进值估计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3)生态绿线:推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整合与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2.3 现有研究的不足和缺陷 |
1.3 研究设计与分析进路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 |
1.3.3 研究内容 |
1.3.4 研究存在的难点 |
第二章 生态绿线的释义及功能 |
2.1 生态绿线理念形成的理论基础探讨 |
2.1.1 生态文明理论 |
2.1.2 绿色生产与消费理念 |
2.1.3 标准化及合格评定理论 |
2.2 生态绿线的内涵与功能定位 |
2.2.1 生态绿线的词源分析 |
2.2.2 生态绿线与其它相关概念的比较 |
2.2.3 生态绿线是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思维方式 |
2.2.4 生态绿线思维的具体表现 |
2.2.5 生态绿线的功能和作用 |
2.3 生态绿线理念下认证制度与绿色发展制度的逻辑关系 |
2.3.1 生态绿线理念下认证制度再认识 |
2.3.2 认证制度与绿色发展制度的逻辑关系 |
第三章 生态绿线视角下促进绿色发展认证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
3.1 国外生态绿线视角下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概况 |
3.1.1 生态绿线视角下美国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概况 |
3.1.2 生态绿线视角下欧盟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概况 |
3.1.3 生态绿线视角下澳大利亚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概况 |
3.1.4 对国外生态绿线视角下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的评价 |
3.2 生态绿线视角下我国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现状 |
3.2.1 以环境为导向的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 |
3.2.2 以产品生产为导向的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 |
3.2.3 以服务为导向的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 |
3.2.4 对我国生态绿线视角下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的评价 |
3.3 生态绿线视角下我国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
3.3.1 法律制度时效性不强且位阶较低 |
3.3.2 部分认证权威性不足且标准适用混杂 |
3.3.3 激励措施未能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 |
3.3.4 监管制度不完善管控存在缺陷 |
第四章 生态绿线视角下我国绿色认证制度的整合与探索 |
4.1 探索统一的生态绿线视角下促进绿色发展认证制度的立法模式 |
4.2 明确统一的生态绿线视角下促进绿色发展认证制度的基本原则 |
4.3 构建统一的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标准、标识体系 |
4.4 探索综合的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保障与激励机制 |
4.4.1 探索综合的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保障机制 |
4.4.2 探索综合的促进绿色发展的认证激励机制 |
第五章 生态绿线视角下我国生态认证管理制度初步构想 |
5.1 我国生态认证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 |
5.2 我国生态认证管理制度的基本制度运行 |
5.3 我国生态认证管理制度的法律责任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件 |
(4)资产专用性、需求驱动与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研究 ——基于四川种植户的理论与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意义 |
1.2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1.2.1 相关概念界定 |
1.2.2 生产要素对农药安全施用影响的研究 |
1.2.3 市场行为对农药安全施用影响的研究 |
1.2.4 合作组织对农药安全施用影响的研究 |
1.2.5 政府规制对农药安全施用影响的研究 |
1.2.6 研究评述 |
1.3 研究设计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研究创新 |
1.5 数据来源 |
1.5.1 调研方案 |
1.5.2 样本数据整理 |
2 理论基础与作用机理分析 |
2.1 理论基础 |
2.1.1 资产专用性理论 |
2.1.2 农户行为理论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1.4 交易成本理论 |
2.1.5 需求层次理论 |
2.2 作用机理分析与研究框架设计 |
2.2.1 资产专用性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影响的作用机理 |
2.2.2 需求驱动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影响的作用机理 |
2.2.3 专用性资产与需求驱动交互效应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影响的作用机理 |
2.2.4 研究框架设计 |
2.3 小结 |
3 农药施用及安全农产品生产情况 |
3.1 农药施用情况 |
3.1.1 农药生产进程 |
3.1.2 农药投入现状 |
3.2 安全农产品发展情况 |
3.2.1 安全农产品生产发展演进 |
3.2.2 安全农产品市场需求情况 |
3.2.3 安全农产品生产政府规制 |
3.2.4 安全农产品认证情况 |
3.3 小结 |
4 资产专用性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影响分析 |
4.1 理论假说与模型构建 |
4.1.1 影响机理及研究假说提出 |
4.1.2 研究模型构建 |
4.2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4.2.1 变量选择 |
4.2.2 数据来源 |
4.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4.4 农户资产专用性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实证分析 |
4.4.1 模型检验 |
4.4.2 回归结果及分析 |
4.5 基于信息不对称分析资产专用性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影响 |
4.5.1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物质资产专用性对的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影响 |
4.5.2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技术资产专用性对的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影响 |
4.5.3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组织资产专用性对的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影响 |
4.5.4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人力资产专用性对的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影响 |
4.5.5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地理资产专用性对的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影响 |
4.6 内生性讨论 |
4.7 稳健性检验 |
4.8 小结 |
5 需求驱动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影响 |
5.1 理论假说与模型构建 |
5.1.1 影响机理及研究假说提出 |
5.1.2 模型构建 |
5.2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5.2.1 变量选择 |
5.2.2 数据来源 |
5.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5.4 需求驱动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
5.4.1 模型检验 |
5.4.2 回归结果及分析 |
5.4.3 稳健性检验 |
5.5 需求驱动对安全认证的影响 |
5.5.1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
5.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5.3 农产品无公害认证特征分析 |
5.5.4 回归结果及分析 |
5.6 小结 |
6 农户资产专用性、需求驱动对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的影响分析 |
6.1 影响机理分析 |
6.2 变量选择与方法说明 |
6.2.1 变量选择 |
6.2.2 方法说明 |
6.3 资产专用性、需求驱动与农药安全施用行为 |
6.3.1 资产专用性、需求驱动与违禁农药使用 |
6.3.2 资产专用性、需求驱动与安全间隔期施药 |
6.3.3 资产专用性、需求驱动与标准剂量施药 |
6.3.4 资产专用性、需求驱动与施药次数 |
6.4 稳健性检验 |
6.4.1 地域的稳健性分析 |
6.4.2 务工经历的稳健性分析 |
6.5 小结 |
7 研究结论及政策性启示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性启示 |
7.2.1 合理配置专用性资产,抑制机会主义 |
7.2.2 提高信息获得能力,降低交易成本 |
7.2.3 加强农药安全施用宣传和检测,促进技术扩散 |
7.2.4 完善价格激励机制,推动标准化生产 |
7.2.5 强化市场信息揭示,解决信息不对称 |
7.2.6 优化“产业—空间”匹配,压缩空间成本 |
7.2.7 实施紧密型交易模式,确保契约稳定性 |
7.2.8 建立“组织—政府—市场—社会”四维矩阵的动态监管策略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Ⅰ 调查问卷 |
附录Ⅱ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完成情况 |
致谢 |
(5)森林认证产品消费者支付意愿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目标及内容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内容 |
1.2.3 研究方法 |
1.3 研究综述 |
1.3.1 森林认证概述 |
1.3.2 消费者支付意愿研究 |
1.3.3 文献评述 |
1.4 研究思路与结构框架 |
1.5 理论基础 |
1.5.1 森林可持续发展理论 |
1.5.2 森林认证理论 |
1.5.3 消费者行为理论 |
1.6 研究创新点 |
2 变量及研究方法选取 |
2.1 变量选取 |
2.2 研究假设 |
2.3 研究方法 |
2.3.1 描述统计 |
2.3.2 相关分析 |
2.3.3 logistic回归模型 |
3 问卷调查 |
3.1 调查问卷设计 |
3.2 调查区域概况 |
3.3 市场抽样调查 |
3.4 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
3.4.1 信度分析 |
3.4.2 效度分析 |
3.5 本章小节 |
4 数据分析结果 |
4.1 问卷的基本信息概况 |
4.2 问卷调查内容的基本描述统计 |
4.2.1 关于森林认证产品的支付意愿情况 |
4.2.2 关于生态环境与森林认证的认知情况 |
4.2.3 无序分类变量与支付意愿的交叉列联表分析 |
4.3 有序分类变量与支付意愿的相关分析 |
4.4 关于森林认证产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4.4.1 木质家具产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4.4.2 森林食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4.4.3 纸产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4.4.4 森林认证产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
5.1 研究结论 |
5.2 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附录3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致谢 |
(6)政府对森林认证的政策推动与森林认证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4 技术路线 |
1.5 本文的创新点 |
1.6 国内外的研究综述 |
1.6.1 政府行为对森林认证发展的研究 |
1.6.2 森林认证发展对林业企业价值的研究 |
1.6.3 文献综述评述 |
1.7 本章小结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简述 |
2.1 森林认证概述 |
2.1.1 森林认证的背景 |
2.1.2 森林认证的内容与特点 |
2.1.3 森林认证要素 |
2.1.4 森林认证程序 |
2.1.5 森林认证体系 |
2.2 林业企业与价值构成 |
2.2.1 林业企业 |
2.2.2 林业企业价值的构成 |
2.3 政府行为理论 |
2.3.1 政府行为内涵 |
2.3.2 政府职能 |
2.4 信号传递理论 |
2.5 本章小结 |
3 中国政府着力推动森林认证发展及其效果评价 |
3.1 政府推动森林认证发展的必要性 |
3.1.1 推动森林认证发展是现代林业的必然要求 |
3.1.2 推动森林认证发展有助于拓展林产品市场 |
3.1.3 推动森林认证发展有助于加快我国林业国际化进程 |
3.1.4 推动森林认证发展助力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
3.2 政府在中国森林认证发展中的政策及具体实践 |
3.2.1 中国森林资源现状特征 |
3.2.2 政府推动森林认证发展的政策及具体实践 |
3.3 政府推动森林认证发展的效果及评价 |
3.4 本章小结 |
4 森林认证对林业企业价值的信号传递及影响效益 |
4.1 森林认证对林业企业价值的信号传递 |
4.1.1 价值发现过程 |
4.1.2 价值形成过程 |
4.1.3 价值实现过程 |
4.2 森林认证对林业企业价值的影响效益 |
4.2.1 经济效益 |
4.2.2 社会效益 |
4.2.3 生态效益 |
4.3 本章小结 |
5 森林认证对林业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研究设计 |
5.1.1 问卷设计 |
5.1.2 数据收集 |
5.2 描述性统计 |
5.2.1 样本描述 |
5.2.2 开展森林认证动力情况描述性统计 |
5.2.3 企业开展森林认证存在的问题描述性统计 |
5.2.4 林业企业员工对开展森林认证的意见建议描述性统计分析 |
5.2.5 开展森林认证对林业企业价值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6 亚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案例分析 |
6.1 公司概况 |
6.1.1 产能与产量 |
6.1.2 环保与工艺 |
6.1.3 投资与带动 |
6.1.4 社会责任 |
6.2 公司开展产销监管链认证概述 |
6.2.1 开展产销监管链认证的动因 |
6.2.2 开展产销监管链认证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
6.3 存在的问题 |
6.4 本章小结 |
7 结论及政策建议 |
7.1 结论 |
7.2 中国政府推进森林认证发展及提升企业价值的政策建议 |
7.2.1 政策层面 |
7.2.2 法规层面 |
7.2.3 监督层面 |
7.2.4 宣传层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获得成果目录 |
致谢 |
(7)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创新与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风险社会对认证的制度需求 |
一、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制度背景 |
二、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制度动因与意义 |
第二节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法理内涵 |
一、强制性产品认证概念之界定 |
二、强制性产品认证法律关系分析 |
三、认证权的本质与特征 |
第三节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理论基础 |
一、公共治理理论 |
二、社会中间层理论 |
三、法律的道德性理论 |
第二章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历史变迁与特点 |
第一节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历史变迁及转轨特性 |
一、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发展历程 |
二、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转轨特性 |
第二节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制度体系 |
一、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制度渊源 |
二、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运行体制 |
第三节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主要特征 |
一、政府主导干预的父爱主义 |
二、质量规制的混合治理模式 |
三、发展路径的国际标准依赖 |
四、经济法调整的社会本位观 |
五、与生产许可制度两轮驱动 |
第三章 市场体制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存在问题 |
第一节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整体失衡 |
一、认证主体社会化 |
二、证书分布集中化 |
三、寡头垄断的认证市场结构 |
第二节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体系性立法缺陷——基于立法机制视角 |
二、政府监管不到位——基于行政干预视角 |
三、认证有效性不高——基于认证绩效视角 |
第三节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存在问题的成因与影响:案例研究与批判 |
一、案例述介 |
二、认证法律制度移植出现异化 |
三、认证合谋导致监管机制缺失 |
四、政府干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并存 |
第四章 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运行的域外考察与启示 |
第一节 主要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运行概况 |
一、放松规制下的制度替代 |
二、行政规制权的社会转向 |
第二节 域外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运行检视 |
一、标准先行、市场推动 |
二、立法规范、政府主导 |
三、因势利导、协同推进 |
第三节 域外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成功经验 |
一、效率主义的价值判断 |
二、法治基础的权力改革 |
三、多元主体的配置结构 |
四、风险管理的决策方法 |
第五章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创新与完善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路径选择的基本原则 |
一、他治与自治平衡:强制性与自愿性协同发展 |
二、硬法与软法结合:适度干预理念下弹性管理 |
三、认证与审批衔接:促进合格评定的方式创新 |
第二节 路径选择的立法模式 |
一、总体思路:《合格评定法》抑或《技术监督法》? |
二、《合格评定法》的立法导向 |
三、标准改进模式——兼谈《标准化法》的修改 |
第六章 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创新与完善的具体建议 |
第一节 明确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法律效力和范围 |
第二节 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中市场准入制度 |
一、市场导向与强制性认证竞争政策的关系 |
二、认证机构的指定及救济 |
第三节 强化对指定认证机构行为的规制 |
一、完善强制性认证信息披露机制 |
二、提升强制性认证行为的规范性 |
第四节 建立健全指定认证机构的法律责任制度 |
一、建立健全黑名单制度 |
二、完善认证制度中的连带责任 |
三、完善工厂检查员的专家责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的激励政策效果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及评价 |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1.4.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1.4.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1.5 研究特色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2 森林认证的机制 |
2.1 森林认证的产生 |
2.2 森林认证的概念和特点 |
2.3 森林认证的目的 |
2.4 森林认证基本程序 |
2.5 森林认证的模式 |
2.6 森林认证的费用和效益 |
2.6.1 森林认证的费用 |
2.6.2 森林认证的效益 |
2.7 森林认证的实施情况 |
2.7.1 世界森林认证现状 |
2.7.2 森林认证在中国的实施情况 |
3 森林认证激励政策的国际比较 |
3.1 政府的激励政策 |
3.1.1 林产品绿色政府采购政策 |
3.1.2 相关鼓励政策与行动计划 |
3.2 非政府环保组织的推动及全球森林与贸易网络 |
3.3 欧盟的“贸易鼓励安排”政策 |
3.4 发展援助组织的支持 |
3.5 绿色建筑倡议 |
4 国内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的激励政策现状 |
4.1 参加国际会议 |
4.2 成立机构 |
4.3 制定相关标准与规范 |
4.4 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
4.5 开展试点工作 |
5 林业企业对森林认证激励政策的认知分析 |
5.1 调查样本选择与样本统计描述 |
5.1.1 调查样本选择 |
5.1.2 样本企业负责人的基本特征分析 |
5.2 林业企业对森林认证激励政策的认知情况 |
5.2.1 林业企业对森林认证激励政策内容的认知情况 |
5.2.2 对政策目标的认知情况 |
5.3 林业企业对森林认证激励政策满意度情况分析 |
5.3.1 林业企业对森林认证激励政策的总体满意度情况 |
5.3.2 林业企业对森林认证激励政策的期望情况 |
6 森林认证激励政策对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决策的影响 |
6.1 影响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行为的因素 |
6.1.1 森林认证激励政策对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行为的影响 |
6.1.2 影响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行为的其它因素 |
6.2 森林认证激励政策对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
6.2.1 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
6.2.2 样本统计性描述 |
6.3 结果分析 |
7 对策建议及结论 |
7.1 对策建议 |
7.1.1 加强对森林认证的宣传,对林业企业开展培训 |
7.1.2 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政策 |
7.1.3 提供清晰的有利于森林认证实施的法律政策环境 |
7.1.4 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森林认证体系 |
7.1.5 提供财政的支持 |
7.1.6 培育中国认证林产品市场 |
7.1.7 加快建设本国的认证机构 |
7.1.8 推动对森林认证的研究并加大技术支持 |
7.2 结论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9)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评价与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现状研究评述 |
1.4 国外森林认证实践及经验借鉴 |
1.4.1 国际森林认证现状 |
1.4.2 发达国家森林认证实践 |
1.4.3 发展中国家森林认证实践 |
1.4.4 经验借鉴 |
1.5 研究内容 |
1.6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6.1 研究方法 |
1.6.2 技术路线 |
2 森林认证运行机理分析 |
2.1 森林认证运行理论分析 |
2.1.1 管理学角度分析 |
2.1.2 经济学角度分析 |
2.1.3 政治学角度分析 |
2.1.4 社会学角度分析 |
2.1.5 企业社会责任角度分析 |
2.2 森林认证运行理论的关系分析 |
2.3 森林认证的运行机理 |
2.4 本章小结 |
3 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现状及评价 |
3.1 我国森林认证现状分析 |
3.1.1 我国森林认证发展过程分析 |
3.1.2 森林认证面积比重低 |
3.1.3 同步发展其它森林认证类型 |
3.2 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现状分析 |
3.2.1 森林认证企业情况分析 |
3.2.2 森林认证面积增长情况分析 |
3.2.3 在我国森林认证工作中的地位 |
3.2.4 认证资金来源分析 |
3.2.5 森林认证风险分析 |
3.3 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现状评价 |
3.3.1 认证单位、认证面积以全局为主 |
3.3.2 森林认证类型、认证机构选择单一 |
3.3.3 认证证书保管重视不足 |
3.3.4 集体行动能力不强 |
3.4 森林认证推进水平与利益主体的关系 |
3.4.1 研究方法 |
3.4.2 相关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4 东北国有森工企业参与森林认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4.1 参与森林认证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4.1.1 社会经济因素 |
4.1.2 生物因素 |
4.1.3 外部扶持因素 |
4.1.4 认证体系因素 |
4.1.5 其它因素 |
4.2 参与森林认证意愿的模型构建 |
4.2.1 数据来源 |
4.2.2 变量确定 |
4.2.3 模型建立 |
4.3 实证分析 |
4.3.1 样本描述性分析 |
4.3.2 实证分析结论 |
4.4 本章小结 |
5 森林认证中利益相关者分析 |
5.1 森林认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
5.1.1 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制度创新 |
5.1.2 意识形态变化引起的制度变迁 |
5.1.3 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制度创新 |
5.2 森林认证与多方利益相关者 |
5.2.1 森林认证中利益相关者界定 |
5.2.2 利益相关者参与森林认证的好处 |
5.2.3 森林认证中的利益相关者分类 |
5.3 东北国有森工企业关键利益相关者角色分析 |
5.3.1 关键利益相关者内涵 |
5.3.2 关键利益相关者分析 |
5.3.3 关键利益相关者角色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森林认证绩效评价 |
6.1 指标选取 |
6.1.1 指标选取原则 |
6.1.2 指标选择 |
6.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6.2.1 样本 |
6.2.2 问卷 |
6.3 满意度分析 |
6.3.1 方法的选择 |
6.3.2 实证分析 |
6.4 森林认证的重要性与绩效分析 |
6.4.1 信度分析 |
6.4.2 重要性与绩效图 |
6.5 森林认证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6.6 森林认证满意度评价 |
6.7 案例分析 |
6.7.1 白河林业局森林认证效果 |
6.7.2 敦化林业局森林认证效果 |
6.7.3 国有森工企业实施森林认证的可能性与持续性分析 |
6.8 本章小结 |
7 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推进战略选择与思路 |
7.1 研究方法 |
7.1.1 森林认证与企业发展战略 |
7.1.2 SWOT分析方法 |
7.1.3 层次分析法 |
7.1.4 SWOT分析方法的改进 |
7.2 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推进的战略选择 |
7.2.1 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推进的战略分析 |
7.2.2 构建层次分析模型 |
7.2.3 构造判断矩阵 |
7.2.4 确定各因素权重 |
7.2.5 战略选择 |
7.3 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推进战略的思路和步骤 |
7.3.1 森林认证推进战略的思路 |
7.3.2 森林认证推进战略的步骤 |
7.4 本章小结 |
8 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推进的对策 |
8.1 提高企业能力建设的对策 |
8.1.1 加强宣传、培训 |
8.1.2 重新制定森工企业管理制度 |
8.1.3 组织制度创新 |
8.2 建立森林认证动力机制的对策 |
8.2.1 培育认证林产品市场 |
8.2.2 提高认证效率 |
8.3 提高政府能力建设的对策 |
8.3.1 建立和完善森林认证信息网 |
8.3.2 完善认证机构建设 |
8.3.3 加强技术支持能力 |
8.3.4 加快互认步伐 |
8.4 配套制度建设的对策 |
8.4.1 建立追溯机制 |
8.4.2 建立营销机制 |
8.4.3 创新激励机制 |
8.5 提高集体行动能力的对策 |
8.5.1 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 |
8.5.2 加快资源整合 |
8.5.3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
8.6 本章小结 |
9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个人简历 |
(10)东北国有森工企业参与森林认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 理论分析 |
1.1 社会经济因素 |
1.2 生物因素 |
1.3 外部扶持情况 |
1.4 认证体系因素 |
1.5 其他因素 |
2 模型构建 |
2.1 数据来源 |
2.2 变量确定 |
2.3 模型建立 |
3 实证分析 |
3.1 样本描述性分析 |
3.1.1 企业的社会经济因素变量情况。 |
3.1.2 生物因素变量情况。 |
3.1.3 外部扶持变量情况。 |
3.1.4 认证体系因素方面变量情况。 |
3.1.5 其他因素变量情况。 |
3.2 实证分析 |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
4.1 研究结论 |
4.2 政策建议 |
四、试论森林资源认证主体的基本特征(论文参考文献)
- [1]美国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D]. 王薇. 河北大学, 2020(08)
- [2]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D]. 周志波. 西南大学, 2019(05)
- [3]生态绿线:推进绿色发展的认证制度整合与探索[D]. 李文全.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4]资产专用性、需求驱动与农药安全施用行为研究 ——基于四川种植户的理论与实证[D]. 于伟咏. 四川农业大学, 2018(01)
- [5]森林认证产品消费者支付意愿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D]. 李江鹏.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
- [6]政府对森林认证的政策推动与森林认证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D]. 张天宇. 北京林业大学, 2017(04)
- [7]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的创新与完善[D]. 高国钧. 西南政法大学, 2016(10)
- [8]林业企业实施森林认证的激励政策效果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D]. 彭晓陈. 福建农林大学, 2015(05)
- [9]东北国有森工企业森林认证评价与推进研究[D]. 丛之华. 东北林业大学, 2014(02)
- [10]东北国有森工企业参与森林认证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丛之华. 安徽农业科学, 20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