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扩大总需求必须启动居民投资（论文文献综述）
华清君[1]（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崔秀丽[2]（2020）在《中国利率传导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2015年10月人民银行取消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利率管制成为历史,我国利率市场化迈入新的阶段。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货币需求的波动程度明显加大,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日益受到质疑,盯住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货币政策转型的压力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不仅对推动我国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还有助于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增强对总需求、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推动我国货币政策与金融业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央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和居民三个层级的利率传导机制,厘清利率由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层层传导的具体路径以及每一层级利率传导的作用机理。并总结主要发达经济体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模式及其政策启示,提炼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规律。同时透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深入分析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在此基础上,围绕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难点,对完善我国利率传导机制以及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利率传导机制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和评价,发现目前尚没有学者从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三个层级对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进行研究。也鲜有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视角看待全球央行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演变逻辑。有鉴于此,本文将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等研究方法,从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三个层级研究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其次,对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分别对马克思利息率理论以及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奥地利学派、新古典主义、货币主义等关于利率传导机制的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马克思通过对利息、利率及其本质的科学分析,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利率的特殊运动规律,阐释了利率的宏观调控功能。马克思详细阐释了利率的升降与经济繁荣与低迷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说明了货币供给与利率之间的关系。新古典主义中关于“理性预期假设”和“制定长期不变的货币政策规则”这两方面的观点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主张提高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这意味着可通过提高中央银行的权威性以及提高其调控利率的深度,促进利率传导机制的畅通。凯恩斯将有效需求、投资、利率、货币等因素有机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利率传导机制的线索和链条。后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托宾,则通过托宾Q理论将金融因素引入到利率传导机制中,这为商业银行是利率传导机制重要的微观基础提供了佐证。新凯恩斯学派的信贷配给理论给出了解释:商业银行考虑自身风险等因素,会在原有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加上风险溢价,这会导致贷款利率水平偏高,或者考虑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比较低,而直接不发放贷款,使得中央银行释放出来的流动性都集中在商业银行,无法向企业传导。奥地利学派强调利率对经济的稳定作用,这表明利率能够对经济发挥重要的调控作用,为我们制定“逆周期”的利率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货币主义认为只有货币供应量才具备作为合适的货币政策控制变量,这也为实施数量型货币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分析我国的利率传导过程与作用机理。我国利率通过银行体系或债券市场传导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率通过我国央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三个层级传导的过程。在我国利率传导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与居民均发挥着各自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其中,中央银行是利率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主体,商业银行在利率传导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金融中介作用,企业、居民是利率传导机制作用于实体经济的体现者。我国央行以利率为目标影响商业银行的机理主要包括四个:其一,我国央行通过使用再贷款利率、再贴现率、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以及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等基准利率工具从源头上形成商业银行利率定价对其的依附关系。其二,我国央行利用其作为“银行的银行”具有的再贷款功能,调控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从而决定利率由央行向商业银行的传导效果。其三,我国央行通过稳定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从而稳定商业银行的预期,进而实现利率的有效传导。其四,我国央行通过调节自身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货币供求影响商业银行的利率定价。我国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传导主要经由银行间市场。其一,我国建立了市场化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其二,构建了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基准利率体系——SHIBOR。其三,形成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以SHIBOR为定价基准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我国银行间市场基准利率与商业银行上下游利率的敏感度不断增强,同时,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也能够准确反映商业银行之间的流动性松紧。其四,依靠银行间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市场优势,通过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主动影响SHIBOR增强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传导机制。利率由我国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的传导分别经过间接融资通道和直接融资通道。在间接融资通道下,我国央行通过LPR建立起清晰的由政策利率依次向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实际贷款利率传导的机制。在直接融资通道下,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利率债、信用债等债券市场与企业进行衔接,且债券市场利率能够与贷款利率能够形成利率传导机制。债券市场利率通过两种方式影响贷款利率,一种是商业银行在进行利率定价时,将相应期限的长期国债利率加上风险溢价而形成长期贷款利率,另一种是债券市场利率通过调节贷款市场的流动性来影响贷款利率。此外,利率在我国商业银行与企业之间传导还存在分层与分化现象,即利率由商业银行向优势企业的传导不同于利率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的传导。第四,主要分析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模式借鉴与难点。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先后运用利率走廊模式、收益率曲线调控、质化宽松政策、负利率政策等模式疏导利率传导机制。任何一种疏导模式,均需能够有效影响长期利率,最终对通货膨胀、总需求及实体经济的产生刺激作用,这是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逻辑。从疏导的机理来看,利率走廊模式主要通过调控短期利率,对商业银行进行流动性管理和预期管理,促进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传导。收益率曲线调控模式主要通过建立短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增强中央银行中长期利率的引导和调控。质化宽松政策主要通过直接调控长期利率,以有效降低长期利率,解决短期利率向长期利率传导受阻的问题。负利率政策主要通过驱使商业银行增加市场流动性,促使商业银行向不同利率期限的市场释放流动性,引致市场利率下降,从而实现提升通胀和降低汇率的目的。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在利率传导机制构建与疏导过程中具有“导演”般的地位,利率传导机制的疏导、恢复和增强均需要中央银行的主动干预。中央银行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模式体现出清晰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央行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可以获得重要的政策启示,并提出了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疏导难点。第五,研究完善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对策研究。结合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实际特征和国际经验模式所揭示的基本逻辑,针对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疏导难点,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我国利率传导机制阻滞的对策以及增强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解决方案,并对各个对策措施进行了深入详细地分析和论述。对策一:建立成熟完善的货币市场。对策二:完善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对策三:完善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传导机制。对策四:继续深化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对策五:增强商业银行的利率定价能力。最后,对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和提炼:（1）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企业、居民基本构成了我国利率传导经过的核心参与主体,且利率传导机制在三个层级上的作用机理与传导效果具有差异性。在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传导的环节最容易出现利率传导机制阻滞的情况。（2）商业银行不是央行利率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商业银行的主动应对行为客观上能够降低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央行在通过利率传导机制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时,要提前考虑商业银行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来抵消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3）央行不应仅仅调控短期利率,而应该将调控短期利率及调控中长期利率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央行通过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工具（MLF）直接调控中长期利率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能有效提高利率传导机制的有效性。（4）流动性溢价显着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和长期债券利率,风险溢价则显着影响长期贷款利率。我国央行可将利率通道与信贷通道结合起来,增加贷款资金的可得性,释放长期的预期信号。（5）成熟完善的利率市场化环境是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根本保障。未来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重点是培育市场化利率定价与调控机制,持续深入推进“深水区”阶段的利率市场改革。（6）利率传导机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利率传导机制需要与我国金融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经济金融形势相适应,需要随着经济金融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微调和创新优化。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本文对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构造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即:传导主体——传导层级——传导市场——传导效果。利率传导的效果主要由利率传导的主体、传导的层级以及传导的市场等所决定。在此理论分析框架下,本文依次从“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三个层级分析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不仅详细分析了我国利率在每一个层级上传导的作用机理,还从三个层级整体上考察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发现我国利率在三个层级上的传导效果具有较明显的差异,在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传导的环节最易出现利率传导机制低效无效的情况,应将商业银行向企业、居民的利率传导作为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关键环节。（2）本文结合马克思的利息率理论和凯恩斯学派利率理论等,透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在不同经济金融发展阶段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模式。文中详细分析了利率走廊模式、国债收益率曲线调控模式、质化宽松政策和负利率政策疏导利率传导的作用机理,从中挖掘利率传导机制的演变脉络和疏导逻辑,为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提供样本参考。本文研究提出,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逻辑在于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政策需能够对长期利率产生有效影响,以长期利率为纽带最终实现对通货膨胀率、总需求及实体经济的调控目标。（3）本文对我国利率在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之间、商业银行向企业与居民三个层级上的传导效果进行了数量分析,使理论推演得到了数据的检验。分别对每一个层级中不同期限的利率以及各层级代表利率之间的传导效果进行了数据检验和趋势分析。其中,在第一个层级检验了政策利率向短期基准利率与短期市场利率传导的效果,在第二个层级检验了短期市场利率之间和短期基准利率向中长期基准利率之间传导的效果,在第三个层级检验了短期市场利率向中长期贷款利率与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传导以及中长期基准利率向中长期贷款利率传导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从整体上检验了不同期限利率对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
范小仲[3]（2019）在《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跨越。1978-2017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5%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然而,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多重结构失衡的风险和挑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现象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现有研究大多从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于产品市场化的“不对称市场化”典型事实出发,通过实证分析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并提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建议,但较少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从历史视角追溯探寻我国要素市场化滞后深层原因的研究也不多见。基于此,在要素市场化改革2013年进入重点攻坚阶段的背景下,本文根据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将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作为分析起点,按经济体制转轨（1979-1991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1992-2001年）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2002-2013年）三个时期,将要素市场化改革相应分为探索、推进和深化三个阶段,系统梳理1979-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脉络,深入研究要素市场化滞后的历史逻辑和历史根源,力图从中找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制约因素,为当前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一些新思路和新参考。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形成的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以及要素计划配置体制,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付出的代价高昂,表现为产业结构严重畸形,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甚微。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以及市场化改革的启动,要素市场领域也开始进行改革探索,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和要素计划配置体制成为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对象和起点。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1979-1991年）,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实践探索。尽管还存在“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市场力量的不断增强,产品价格市场化及市场主体多元化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造成冲击,要素市场开始初步发育。然而,相比于产品价格,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要素价格扭曲依然严重,加剧市场秩序紊乱和宏观调控困难,现实矛盾使要素市场化改革由探索进入推进阶段。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1992-2001年）,“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被打破,确立了要素的商品属性和要素市场的基础地位,在产品价格市场化并轨的背景下,要素市场化改革开始正式启动并不断推进。但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战略性和社会性负担,需要在要素数量和价格上予以支持,要素价格“双轨制”由此形成,引发经济中产生诸多摩擦和冲突,解决摩擦客观上为深入要素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条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2002-2013年）,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但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的掣肘,要素市场分割和要素价格扭曲并没有消除,导致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多重结构性失衡,要素价格扭曲成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根源。通过考察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和启示:第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我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第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第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第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第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规模、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及市场发育等发展阶段性因素的变化,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要素市场化改革已具有“可改革性”。从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来看,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到多重因素制约,涉及经济体制的各个层面,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统筹推进,注重与其他相关改革的相互协同与配合。如此,才能真正建立完善的竞争性要素市场体系,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成功转型。
龙小燕[4]（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陈景华[5]（2019）在《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供给和需求作为经济学的最基本要素,两者相互关系决定或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时,市场供求达到平衡,社会产品得以实现,经济运行将处于健康有序的良好态势。当供求失衡时,生产受到抑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严重的供求失衡甚至还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供给和需求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供求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早在奴隶制社会时期,思想家已经就农业生产、农产品供给等问题从理论层面作出阐述。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不断扩大,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者对供给和需求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供求理论。这些供求理论犹如璀璨的星光,在经济理论体系的苍穹里熠熠生辉,其中有一颗最为耀眼,那就是马克思的供求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社会运行发展的必然规律。供求问题是融入在马克思上述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经济学者们分别从市场价值与价格关系、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研究供给和需求问题,但尚未将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体系化、系统化。因此,本文选此作为研究课题,着眼于经济思想的发展,试图梳理出马克思供求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内容、理论特点、传承与发展,并基于马克思供求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当前市场供求结构性失衡问题进行分析解读,并提出对策建议。首先,本文梳理分析了马克思之前的供求理论,总结古代思想家、古典经济学家有关供给和需求的思想,他们为马克思建立科学供求理论提供了思想源头和理论素材。然后,本文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考察马克思供求理论的主要内容,微观供求理论阐述了供给和需求的内涵特点及市场供求、市场价值、市场价格、市场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宏观供求理论包括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含义、总供求平衡、总供求失衡及其调控等内容,微观部分是宏观部分的基础,宏观部分是微观部分的发展,两者共同构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进而,本文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供给学派等西方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并与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更清晰地把握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理论特点、政治立场和时代价值。再而,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有关于供求问题的论述,可见其是对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供求理论中国化的成果。最后,本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供求的发展变化,并分析当前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在马克思供求理论的指导下,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市场供求平衡性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本文尝试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供求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并结合相关学者关于供求理论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以揭示马克思供求理论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的理论形成之路,这对新时代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实际深化供求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第二,从政策指导的角度,基于马克思供求理论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环境与科学依据,解读当前市场供求结构性不平衡的特征及成因,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又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节供求作用机制提供了政策指导,进而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政策支撑。
李翠兰[6]（2018）在《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快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以年平均约9.63%的速度增长,在全球经济体中居世界第二的水平。在社会生活方面,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总体上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与提升。在2017年“十九大”的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主要矛盾的转变,一方面肯定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则说明当前在我国存在发展不充分与不平衡（区域、城乡）的现状,使得人们在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本质上就是旺盛的需求与供给的不足和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具体来说,居民的消费能力总体在提升,消费结构随之升级,但与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相匹配的供给却不足;特别是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不均衡使居民无法得到满足。如何化解这一供需矛盾成为我国当前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财政的基本职能决定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和重要的支柱作用。在“促增长,保民生”的发展思路引导下,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调整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与行业的发展,引导技术创新以提升产品的质量,从而弥补当前产品供给的不足,满足当前居民消费的需求;可以通过采用倾斜性财政支出政策增加社会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来弥补城乡间与区域间的不均衡现状,提高农村及落后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可以通过扩大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的投入来减少居民预期不确定性支出;可以通过政府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共同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得以满足,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以满足和实现。多年来,我国主要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所扩大内需作为基本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启动4万亿的投资驱动,主要包括增加民生建设支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加环境保护建设投资等,通过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来拉动国内居民消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2015年后,我国改变经济改革思路是在需求管理的基础上,从供给方面（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要素）入手,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通过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最终达到全方位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二十年间,财政支出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是否促进居民消费成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一直存在（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两种不同流派的争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抑或挤入效应之争没有统一的结论。同时在实务界财政支出的扩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际效果没有一致的定论。因此在我国“新常态”时期的背景下,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当下,本文基于当前居民消费的现状,结合我国多年来财政支出的发展与现状,从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角度考察和分析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途径和效果,为更好地促进居民消费提出财政支出的建议与对策。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主要理论,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入手,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然后介绍了我国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再次,通过多年来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实际影响情况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程度和动态及空间影响大小,同时借鉴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的经验,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优化政策建议。本研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介绍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理论和理论杠架,分析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现状的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居民消费现状与财政支出的现状。前者主要从居民消费水平与结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对比城乡居民与不同区域间居民消费的差异,最后归纳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在对我国财政支出现状分析时,分别将近三十年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发展变化进行描述与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立足于我国居民消费的整体水平与城乡、区域差异,从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分别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分析。在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中,首先利用时间序列数据采用VAR方法检验了 1978-2015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与影响程度;接着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1998-2015年的地方财政支出与东、中、西部居民和城乡居民消费进行空间动态影响实证分析。在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选用1978-2006年的数据,采用VAR方法实证检验了全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再运用动态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 2007-2015年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东、中、西部居民消费的影响。关于财政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结论。第一,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影响结果来看,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以下几组关系: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互为格兰杰原因,他们之间存在互相作用的关系。财政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就业人口和利率都会产生影响,证明乘数效应、利率效应在我国是有效的。居民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也存在着双向格兰杰因果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与影响。第二,从脉冲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的结果看出,居民消费对自身产生了最大的正向冲击影响,消费习惯和上期收入对居民消费起重要影响。第三,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来看,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从总体上来看是产生了挤入效应,但存在城乡差异,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产生了挤入作用,农村居民消费受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不显着。第四,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还存在显着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居民受财政支出规模影响作用为显着的正向作用,财政支出有利于东部居民消费的提升,财政支出以对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同时对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还产生了负向作用。第五,从空间计量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着明显的外溢作用,财政支出不仅作用于本地区居民消费,同时还会影响邻近地区居民消费;从作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来看,直接效应作用还是更为明显,效果更好。第七,无论是从动态面板模型还是空间模型分析出的结果得出居民消费水平决定于当期居民收入和前期居民消费,这两个作用效果特别的明显。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第一、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冲击影响的结果是,维持性支出,经济性支出都是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社会性支出与居民消费是呈负相关,维持性支出和经济性支出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关系。第二,从脉冲函数和方差分解中看出,仅居民消费和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的冲击,经济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并不明显,社会性支出则有负向的冲击作用。各类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都存在滞后影响,同时消费习惯是对居民消费的冲击影响是最大的因素,维持性支出的影响程度也较大,贡献率最小的是经济性支出。第三,从动态面板模型分析的结果看,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抑制着居民消费,而经济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具有促进作用。从其他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居民收入,税负,抚养比和预期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都有显着的影响,其中居民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第四,从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来看,维持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都产生了挤出作用,而社会性支出则对城乡居民都产生了挤入作用。经济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效用有所不同,它对城镇居民消费作用为负,且不显着,而对农村居民消费则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五,从区域差异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维持性支出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社会性支出对各地区的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有所不同的是,经济性支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作用为负,仅对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第四,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维持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但是经济性支出更多有益于本地区居民消费的增加。基于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对比的基础上,借鉴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财政支出促进居民消费的经验,带给我国的启示包括如下几点:加大对社会性支出的投入,增强居民消费的信心;控制经济性支出规模,这类支出的效果作用时间短,不具备可持续性;注重对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引导,使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相匹配;注重地区间与城乡间的平衡发展,采用倾斜发展模型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最后一部分是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提出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建议,主要从政策建议与优化途径两个方面提出。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立足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之间）和当前居民消费不足的现状,提出财政支出政策的优化应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分别做好需求的提振与供给的调整,由此共同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的优化途径方面从四个方面提出建议,合理的安排适度的财政支出规模,优化维持性支出的结构,调整经济性支出结构和增加对社会性支出投入,以期达到促进居民消费的目的。
宋来[7]（2017）在《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增长阶段转换,新常态下需要创新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因此,对1993-2012年财政政策的实践效果开展全面、系统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表明,财政政策在本质上是政府对税收和支出的运用以影响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始终是政府反经济衰退的政策首选,调控经济的思路既有需求管理也有供给管理,并日益呈现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特点。作为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财政政策既通过总量调节改善总需求,又通过结构调节改善总供给,特别是在稳定经济波动、调节经济结构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1993-2012年期间,我国先后实施了适度从紧的、积极的、稳健的和新一轮积极的等类型的财政政策实践。政策框架总体上体现了四个特征:相机抉择是政策调控的核心策略,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主流,多元化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具体政策措施也有四个特点:以政府支出政策为主调节总需求波动,以生产性政府支出为主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财政投资兼具长期和短期的政策目的,以收支政策组合为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稳定经济波动是触发财政政策实施和转型的首要原因。估计三个产出乘数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能够挤入私人需求并促进短期产出增长;相对于政府投资政策,短期内政府消费政策拉动产出增长的贡献度更大;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表明,消费-工作互补性、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等因素,在合适的参数校准下,可以成为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然而,从熨平产出波动的角度看,我国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较低;稳定效果不高主要源于:自动稳定效应不高,相机抉择中的政策力度和实施时机把握不好,政策工具搭配不善等原因。财政政策体系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结构调整机制。采用新的产业结构水平度量指标,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财政收支总量效应与财政收支结构效应、全国总体效应与区域效应、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后发现: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着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在东部地区具有最大的正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着;财政收入结构对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都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但财政支出结构对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影响都不够显着;特别是,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投资政策,不仅没有发挥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反而对长期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阻碍作用;在一定条件范围内,财政政策可以通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税收优惠政策效果好于财政直接投资。无论是政府收支总量还是收支结构,都可以通过影响总供给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引入非线性影响,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与经济理论预测相一致,财政收支总量与收支结构对长期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是存在的;政府收支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这个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其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在财政支出中,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和农业支出的比重不利于长期增长,增加社保支出的比重有利于促进长期增长;在财政收入中,增加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增加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不利于长期增长;财政收支变量对长期增长的作用渠道是不同的。2015年以来,政府强调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主线。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后,应从完善财政规则、优化支出结构、推进税制改革、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四个方面,不断完善财政政策实施方式,从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财政政策支持。
任明东[8]（2013）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社会面貌得以改变,国际经济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然而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高投入、高耗能和高污染为代价换来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带来了能源的逐渐枯竭、环境的不断恶化和工资水平的相对低下。在全球资源与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以及世界经济社会形势发生转变的今天,我国这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政府根据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做出的科学决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是决定我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作为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命题。政府通过不断完善公共财政制度,依托制度的内生机制和动力,强化和优化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政府通过有效的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行为所具有的引导、激励和约束机制,可以释放促进经发展方式转变的更多的潜力和空间。公共财政建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很多理念和步骤上的契合。坚持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本身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之举”之一,同时也是为财政政策发挥“有意为之”的能动性所提供的系统支撑。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把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财政分配的主要目标和工作重心,还要在更深层面上,发掘公共财政制度与政策的创新空间。研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仅可以评价与重新反思我国财政政策的以往实践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而且还可以为后经济危机时代我国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财政决策的实际依据。本文从理论上分析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的作用机理着手,厘清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传导路径、主要领域以及方式方法。深度考察我国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要素和技术结构的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解析形成问题的原因,提出促进我国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素和技术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本文的基本逻辑思维：首先明确了什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所在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在于调整和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要素和技术结构；之后,运用财政经济的基本的概念、理论,分析了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机理,明确财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传导路径、主要领域以及方式方法；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分别就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技术结构的财政政策进行了探讨。全文共6章。第一章导论。主要讨论选题的背景与研究动机、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研究的思路、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并介绍了文章的主要创新点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目的是对全文的研究作一个预览。第二和第三章是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财政政策的基础分析。其中,第二章是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分析。首先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其次分析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最后指出了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分别是优化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要素和技术结构。第三章是关于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分析。首先对于财政介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进而指出财政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工具,最后分析了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传导路径、主要领域和方法。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政对策研究。其中,第四章为需求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研究。本章在探讨了需求结构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之上,分析了我国需求结构的现状及其问题致因,最后讨论了支持我国需求结构调整的财政安排。第五章为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研究。本章首先探讨了产业结构的基本理论,之后对我国产业结构进行了现状分析,探讨我国产业结构发展中的问题及其致因,在此基础之上,给出了支持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安排。第六章为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研究。本章首先探讨了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基本理论,之后对我国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我国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发展中的问题及其致因,在此基础之上,给出了支持我国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安排。
孙焓炜[9]（2012）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也无法在危机中独善其身,为抵御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动荡,政府重启积极财政政策。与1998年实施的侧重于扩大财政支出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此轮积极财政政策以“减税”和“增支”为主要内容,在这种财政政策的刺激下,国民经济触底回升,初显成效,但是通货膨胀风险也开始浮现。回顾中国经济始于2003年的上升期以及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逆转,许多关于通货膨胀的问题由此浮出。为何中国本轮通货膨胀始终是“结构性上涨”?为何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后,CPI骤然加速上升?有研究认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货币超发,但是货币超发仅仅是通货膨胀的表征,本文将从积极财政政策的角度探究通货膨胀发生的深层次原因。Friedman曾说过通货膨胀是一种危险时会致命的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疾病。通货膨胀也是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从政策制度上根本解决的问题。但是首先要解决的是问题是何为通货膨胀?判定标准是什么?对于通货膨胀形成的机理和治理的策略,货币主义者与财政主义者却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而财政主义者则认为财政政策性质的决定了通货膨胀是否是一种货币现象,他们认为当政府采取非李嘉图财政政策时,通货膨胀是一种财政现象。新古典综合理论认为在经济“萧条”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没有风险。只有当经济中的“潜在产出”发挥出来之后,才存在诱发通货膨胀的风险。因此,对通货膨胀的判断将成为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Woodford（2001）认为非李嘉图财政政策对于治理通货膨胀具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如果政府采取非李嘉图性财政政策,则不能搭配积极的货币政策,而应该选择被动型的货币政策。第二层含义是积极货币政策搭配局部李嘉图财政政策,放弃被动型货币政策与非李嘉图财政政策组合。第三层含义是将第二层含义进行完善,将始终位于通货膨胀目标附近的局部唯一解变成全局唯一解。具体的制度安排是：当通货膨胀水平很高时,央行将迅速提高利率,排除通货膨胀的螺旋性上涨风险；当通货膨胀水平较低时,政府将履行赤字政策,排除通货紧缩危险。所以我们提出第二个问题：回顾200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2008年至2010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至今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样的政策组合符合非李嘉图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组合吗?如果不符合,可能的后果怎样?若经济中潜在产出接近实际产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导致通货膨胀风险的产生,但“潜在产出”并不是一个常量,实证方法求出来的只不过是描述已经发生的“潜在产出”,并不能反映未来方向上的“潜在产出”。任何一项社会制度的变更、任何一项技术创新都可能改变“潜在产出”。这便是我们提出第三个问题：中国的潜在产出是否发挥?赤字财政政策的容量究竟有多大?当前情势下,国际经济环境依然动荡,可能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等众多渠道影响中国经济。而在国内,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会慢慢显现。因此,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如何通过“增支”、“减税”对收入支出结构的安排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与决策,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这也是我们提出的第四个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以上四个问题进行回答,为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的研究提供一个既具备理论基础又包含实证基础的坚实框架,并得出以下结论。（1）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将中国通货膨胀的类型归结为适应性通货膨胀,现期通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前期通胀的滞后影响,尤其在其与产出缺口的关系上表现出了显着的正相关关系。（2）中国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中,第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内通货膨胀,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导致社会总需求逐渐超出社会总供给,存在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风险。而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是在国内通货膨胀存在的情况下实施的,使用不当将会加大通货膨胀风险。本文通过价格水平决定的财务理论（FTLP）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的传导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财政政策是否引起通货膨胀现象更多的还是应该取决于其政策的选择,如果政策是非李嘉图式财政政策,那么通货膨胀现象将是一种财政现象。对中国现阶段情况进行研究发现,短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李嘉图等价不成立,且不会对经济产生明显挤出效应。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实施,会造成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滞后2期时最为突出。（3）中国的潜在产出和实际产出存在波动性,但其波动性并不是很大,不存在实际产出长期大于或者小于潜在产出的状况,而是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中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存在正向因果关系,而与通货膨胀率不存在因果关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产出缺口再次由负缺口向产出正缺口转变,由于中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率变化量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因此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将会加大。（4）本文通过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进行分析,笔者发现财政赤字规模以及财政支出规模与通货膨胀有着正相关关系,而税收则与通货有着负相关关系。当财政赤字规模或减税额度超过一定限度,都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发生。
魏博文[10]（2011）在《金融危机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文中认为2008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了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世界经济的形势也进入了下行周期。作为新兴市场成员之一的中国在这次危机中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出口急剧减少,沿海大批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停产甚至是破产,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恶劣的国际环境下,中国2008年GDP的增长速度依然保持在9%的较高水平上。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中国应对危机及时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分不开的。文章对中国应对危机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以及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虽然有效地拉动投资需求、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了再就业,但是负面影响也不小,如国内需求不尽合理、中小企业地位被削弱、新生产增长能力有限以及通货膨胀预期增强等。正是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负面影响,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一系列问题:即4万亿投资主要投向工业部门,未能有效启动国内消费需求,同时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美国为摆脱危机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中国政府实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使得国内通货膨胀问题严重;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再加上中国由于长期以来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环境资源恶化,中国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时,在充分借鉴各国反危机政策的经验基础上,要妥善处理好内、外需平衡问题、外汇储备资产的配置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居民收入问题、“制造大国”与“制造强国”的关系问题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问题。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性建议:实施减税政策,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稳步推进金融创新;加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等。
二、扩大总需求必须启动居民投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扩大总需求必须启动居民投资（论文提纲范文）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2）中国利率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安排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回顾 |
| 2.1 马克思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2 新古典主义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3 凯恩斯与后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4 新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5 奥地利学派的利率传导机制相关理论 |
| 2.6 货币主义关于利率传导机制的相关理论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的利率传导过程与作用机理 |
| 3.1 我国利率的传统演进历程 |
| 3.2 我国的利率传导过程与理论分析框架 |
| 3.3 我国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传导 |
| 3.4 我国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传导 |
| 3.5 我国商业银行与企业、居民之间的利率传导 |
| 3.6 对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有效性的数据检验 |
| 3.7 我国利率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 |
| 3.8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经验模式借鉴与难点 |
| 4.1 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基本逻辑 |
| 4.2 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主要模式与经验 |
| 4.3 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4.4 疏导利率传导机制的政策启示 |
| 4.5 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难点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疏导我国利率传导机制的对策研究 |
| 5.1 建立成熟发达的货币市场 |
| 5.2 完善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
| 5.3 完善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传导机制 |
| 5.4 继续深化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 |
| 5.5 增强商业银行的利率定价能力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外文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由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
| 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历史起点: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与要素计划配置体制 |
| 第一节 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的形成 |
|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 |
| 二、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要素计划配置体制的建立 |
| 一、实行高度集中的资金计划配置制度 |
| 二、构建城乡二元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体系 |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绩效低下的困境 |
| 第二章 理论桎梏与实践探索:1979-1991年 |
| 第一节 “要素不是商品”的理论桎梏 |
| 一、“要素不是商品”的正式提出 |
| 二、突破桎梏的理论探索 |
| 第二节 市场机制引入对要素计划配置体制的冲击 |
| 一、产品价格市场化 |
| 二、市场主体多元化 |
| 三、要素计划配置体制受到冲击和改革的必然性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化的初步探索与要素市场的初步发育 |
| 一、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发育与利率调整 |
| 二、就业压力与劳动力市场发育 |
| 三、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和土地市场萌芽 |
| 第四节 要素价格形成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 |
| 第三章 推进与约束:1992-2001年 |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基础地位的确立 |
| 第二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
| 一、金融市场:股票、债券市场发展与利率市场化启动 |
| 二、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加快与工资形成机制市场化 |
| 三、土地市场:土地配置方式向市场化转变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约束 |
| 一、传统体制惯性的约束 |
| 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限制 |
| 第四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的摩擦与冲突 |
| 一、要素价格双轨制的体制摩擦 |
| 二、城乡与区域差距扩大 |
| 三、要素支持与配置效率的冲突 |
| 第四章 深化与掣肘:2002-2013年 |
| 第一节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
| 一、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
| 二、全面建设劳动力市场体系 |
| 三、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干预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掣肘 |
| 一、财政金融化与金融市场扭曲 |
| 二、“土地引资”和“土地财政” |
| 三、低工资发展模式的依赖 |
| 第三节 要素市场扭曲的现实特征 |
| 第五章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失衡 |
| 第一节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增长效应 |
| 第二节 现行要素价格扭曲与经济结构失衡的关联 |
| 一、要素价格扭曲引起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
| 二、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 |
| 三、要素价格扭曲造成产业结构失衡 |
| 第六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要素市场化总体滞后是中国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 |
|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制约与掣肘 |
| 三、要素市场化抑制内生于双轨渐进式改革策略 |
| 四、要素价格扭曲是传统发展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和锁定机制 |
| 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供求问题的研究历史 |
| 二、关于马克思供求理论的研究动态 |
| 三、关于中国经济供求问题的研究动态 |
| 四、研究现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和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和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 |
| 第一章 马克思之前的供求理论 |
| 第一节 前古典思想家的供求思想 |
| 一、古希腊思想家的供求思想 |
| 二、古罗马思想家的供求思想 |
| 三、西欧中世纪经院学派的供求思想 |
| 四、重商主义的供求思想 |
| 第二节 古典经济学的供求理论 |
| 一、重农主义回归生产 |
| 二、亚当·斯密对供求理论的系统概括 |
| 三、萨伊、李嘉图的供给决定论 |
| 四、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的需求决定论 |
| 五、穆勒对两类商品价值决定的分析 |
| 第三节 对马克思之前供求理论的评价 |
| 一、马克思之前供求理论的特点 |
| 二、马克思之前供求理论的缺陷 |
| 三、马克思对之前供求理论的批判性继承 |
| 第二章 马克思的微观供求理论 |
| 第一节 供给与需求及其相互关系 |
| 一、供给的界定及其特点 |
| 二、需求的界定及其特点 |
| 三、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 第二节 市场供求与市场价值 |
| 一、市场供求不决定市场价值 |
| 二、市场供求影响市场价值 |
| 第三节 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 |
| 一、市场价格由市场价值决定 |
| 二、市场供求影响市场价格 |
| 三、市场价格调节市场供求 |
| 第四节 市场供求与市场竞争 |
| 一、市场竞争推动市场价值的形成和转化 |
| 二、市场价值与市场供求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互动 |
| 第五节 马克思微观供求理论小结 |
| 第三章 马克思的宏观供求理论 |
| 第一节 社会总产品的供给和需求 |
| 一、社会总产品供求和单个产品供求之间的关系 |
| 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
| 第二节 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总供求平衡 |
| 一、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中的供求平衡 |
| 二、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中的供求平衡 |
| 第三节 总供求平衡的内在机制 |
| 一、总供求平衡的内容 |
| 二、总供求平衡的实现机制 |
| 第四节 市场供求失衡与经济危机 |
| 一、经济危机的成因分析 |
| 二、供求失衡的调控 |
| 第五节 马克思宏观供求理论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供求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比较 |
| 第一节 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 |
| 一、以效用为中心的需求理论 |
| 二、以生产成本为中心的供给理论 |
| 三、供求均衡决定商品价格 |
| 第二节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决定论 |
| 一、三大基本心理规律 |
| 二、有效需求决定论 |
| 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
| 第三节 供给学派的理论 |
| 一、供给学派的概况 |
| 二、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 |
| 三、供给学派理论的实践 |
| 第四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比较 |
| 一、马克思供求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相同之处 |
| 二、马克思供求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内容区别 |
| 三、马克思供求理论与西方经济学供求理论的本质区别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供求理论的发展 |
| 第一节 毛泽东的有计划的供求平衡发展理论 |
| 一、建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 二、有计划的供求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邓小平的市场调节供求理论 |
| 一、改革开放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
| 二、市场调节供求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三节 江泽民的需求拉动供给发展理论 |
| 一、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经济社会形势剧变 |
| 二、需求拉动供给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胡锦涛的“以人为本”供求平衡发展理论 |
| 一、新世纪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 二、“以人为本”供求平衡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五节 习近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
| 一、新时代我国市场供求情况 |
|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主要内容 |
| 第六节 对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的评价 |
| 一、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
| 二、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与马克思供求理论是一脉相承 |
| 三、中国共产党供求理论是在传承中发展 |
| 第六章 马克思供求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分析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供求发展 |
| 一、中国经济总供给的发展情况 |
| 二、中国经济总需求的发展情况 |
| 第二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平衡性的解读 |
| 一、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平衡性的评判分析 |
| 二、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不平衡的原因解析 |
| 第三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促进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的指导 |
| 一、市场竞争机制消除供求总量不平衡 |
| 二、部门结构优化消除供求结构不平衡 |
| 三、生产进步推动供求平稳发展 |
| 四、生产与流通衔接促进产业资本循环 |
| 第四节 促进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
| 一、消除体制弊端,发挥市场调节供求主导作用 |
| 二、注重发展质量,提高有效供给能力 |
| 三、扩大对外开放,提升供求平衡弹性 |
| 四、优化流通环节,促进生产和消费相匹配 |
| 第五节 马克思供求理论对中国经济供求平衡发展分析的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相关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概念范畴的界定 |
| 一、财政支出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二、居民消费的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依据 |
| 一、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基础理论 |
| 二、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框架 |
| 第三节 财政支出作用于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分析 |
| 一、维持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 二、经济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 三、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 |
| 第二章 居民消费现状与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居民消费水平总体特征 |
| 一、居民消费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
| 二、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低于投资对经济的贡献 |
| 三、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低于居民收入的增长 |
| 四、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相差明显 |
| 五、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均低于东部地区 |
| 第二节 居民消费的结构特征 |
| 一、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 |
| 二、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显着 |
| 三、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缓慢 |
| 第三节 形成我国居民消费现状的成因分析 |
| 一、收入水平 |
| 二、预期的不确定性 |
| 三、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与水平 |
| 四、城乡间、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
| 五、消费环境 |
| 第三章 财政支出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财政支出规模现状分析 |
| 一、财政规模总量的衡量指标 |
| 二、财政支出规模的绝对规模持续增加 |
| 三、财政支出规模的相对量呈U型变化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结构现状分析 |
| 一、维持性支出变动波动大 |
| 二、经济性支出随经济变化而波动 |
| 三、社会性支出逐渐增多 |
| 第四章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分析 |
| 一、财政支出规模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
| 二、模型的选择与介绍 |
|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
| 第二节 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空间动态分析 |
| 一、理论模型 |
| 二、模型介绍与设定 |
| 三、变量选择与说明 |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五章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财政支出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冲击效应分析 |
| 一、模型选择与设定 |
| 二、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
| 三、实证结果与证明 |
| 第三节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空间动态影响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模型的变量设定与数据处理 |
| 三、实证分析与基本结论 |
| 第六章 财政支出对促进居民消费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
| 第一节 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国际比较 |
| 一、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占比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
| 二、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其他国家差异明显 |
| 三、我国居民消费率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
| 四、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处于较低层次 |
| 第二节 对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的国际借鉴 |
| 一、美国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 二、德国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 三、日本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及成效 |
| 第三节 国外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经验与启示 |
| 一、发达国家的主要经验 |
| 二、给我国的启示 |
| 第七章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总体结论 |
| 二、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 |
| 三、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政策 |
| 一、增加居民消费的能力与意愿 |
| 二、提高产品的有效供给 |
| 第三节 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优化途径 |
| 一、合理安排财政支出规模,有效促进居民消费 |
| 二、优化维持性支出结构,奠定居民消费的良好基础 |
| 三、调整经济性支出结构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
| 四、加大社会性支出投入以减少居民预期支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国外文献 |
| 1.2.2 国内文献 |
| 1.3 分析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4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第2章 理论演进与国际经验 |
| 2.1 财政政策的基本内涵 |
| 2.1.1 政策定义 |
| 2.1.2 目标体系 |
| 2.1.3 主要工具 |
| 2.1.4 政策类型 |
| 2.2 理论认识的历史演进 |
| 2.2.1 需求稳定能力之争 |
| 2.2.2 供给管理作用之争 |
| 2.2.3 动态一般均衡效应之争 |
| 2.3 政策实践的国际经验 |
| 2.3.1 需求管理型政策实践 |
| 2.3.2 供给管理型政策实践 |
| 2.3.3 结构性财政政策实践 |
| 第3章 政策实践历程与主要特征 |
| 3.1 政策运行背景 |
| 3.1.1 增长型经济波动 |
| 3.1.2 经济运行阶段特点 |
| 3.1.3 财税体制改革 |
| 3.2 政策实践内容 |
| 3.2.1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践 |
| 3.2.2 积极财政政策实践 |
| 3.2.3 稳健财政政策实践 |
| 3.2.4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践 |
| 3.3 政策实施特征 |
| 3.3.1 政策框架的总体特征 |
| 3.3.2 政策措施的典型特点 |
| 第4章 经济稳定效应 |
| 4.1 总需求管理的理论基础 |
| 4.1.1 比较静态分析框架 |
| 4.1.2 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
| 4.2 政策乘数估计 |
| 4.2.1 经验估计方法 |
| 4.2.2 比较静态乘数 |
| 4.2.3 一般均衡乘数 |
| 4.2.4 冲击反应函数 |
| 4.3 稳定效应分析 |
| 4.3.1 产出缺口估计 |
| 4.3.2 总体政策的稳定效应 |
| 4.3.3 不同政策工具的稳定效应 |
| 4.3.4 不同调控机制的稳定效应 |
| 4.3.5 影响稳定效应的主要因素 |
| 第5章 结构调整效应 |
| 5.1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联系 |
| 5.1.1 产业结构及其变动 |
| 5.1.2 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机制 |
| 5.1.3 财政政策结构效应的约束因素 |
| 5.2 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处理 |
| 5.2.1 基准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面板数据估计方法 |
| 5.2.3 变量设置与数据说明 |
| 5.3 财政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效应的经验证据 |
| 5.3.1 产业结构水平的新度量 |
| 5.3.2 财政收支总量的政策效应 |
| 5.3.3 财政收支总量政策的区域效应 |
| 5.3.4 财政收支结构的政策效应 |
| 5.3.5 财政收支政策的长期效应 |
| 5.4 财税政策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
| 5.4.1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
| 5.4.2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
| 5.4.3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际效果 |
| 第6章 长期增长效应 |
| 6.1 财政政策的长期增长促进机制 |
| 6.1.1 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 |
| 6.1.2 内生增长理论框架 |
| 6.2 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处理 |
| 6.2.1 基准计量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估计方法 |
| 6.2.3 变量设置及数据说明 |
| 6.3 财政政策促进长期增长的经验证据 |
| 6.3.1 财政政策与人均GDP增长 |
| 6.3.2 财政政策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
| 6.3.3 财政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 6.4 财政政策影响长期增长的作用渠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政策建议 |
| 7.3.1 完善财政规则 |
| 7.3.2 优化支出结构 |
| 7.3.3 推进税制改革 |
| 7.3.4 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目录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国际经济困境中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选择 |
| 1.1.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财政政策：理论与现实意义 |
| 1.2 经济发展方式与财政政策的互动：文献综述的视角 |
| 1.2.1 理论、问题与对策：国外的研究 |
| 1.2.2 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选择与财政政策：国内文献回顾 |
| 1.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演变过程 |
| 1.3.1 改革开放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
| 1.3.2 改革开放以来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框架结构 |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 1.6.2 研究的不足之处 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分析 |
| 2.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 |
| 2.1.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与界定 |
| 2.1.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区别 |
| 2.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意义 |
| 2.2.1 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的变化 |
| 2.2.2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
| 2.2.3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性分析 |
| 2.3 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 |
| 2.3.1 调整与优化需求结构,增强消费拉动力 |
| 2.3.2 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第三产业拉动力 |
| 2.3.3 调整与优化要素结构和技术结构 3 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
| 3.1 财政介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基础 |
| 3.1.1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
| 3.1.2 凯恩斯主义 |
| 3.1.3 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 |
| 3.1.4 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
| 3.2 财政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工具 |
| 3.2.1 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数量的影响 |
| 3.2.2 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
| 3.2.3 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功能 |
| 3.3 财政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 3.3.1 财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传导路径 |
| 3.3.2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效应 |
| 3.3.3 明确财政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领域 |
| 3.3.4 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法 4 需求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
| 4.1 需求结构基本理论 |
| 4.1.1 需求与需求结构 |
| 4.1.2 需求结构的组成部分 |
| 4.2 我国需求结构现状及负面影响 |
| 4.2.1 我国需求结构整体评价 |
| 4.2.2 我国需求结构现状及负面影响 |
| 4.3 我国需求结构失衡的致因分析 |
| 4.3.1 经济发展追求速度而忽略质量 |
| 4.3.2 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 |
| 4.3.3 经济政策的制约 |
| 4.4 支持需求结构调整的财政安排 |
| 4.4.1 建立扩大消费的财政政策体系,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 |
| 4.4.2 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的财政安排 |
| 4.4.3 促进出口需求调整的财政安排 5 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
| 5.1 产业结构基本理论 |
| 5.2 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
| 5.2.1 三次产业结构总体评价 |
| 5.2.2 第一产业内部结构 |
| 5.2.3 第二产业内部结构 |
| 5.2.4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 |
| 5.3 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致因分析 |
| 5.3.1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 |
| 5.3.2 政策缺陷,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
| 5.3.3 人才缺乏和科技落后制约产业结构优化 |
| 5.4 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安排 |
| 5.4.1 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的重点支持方向 |
| 5.4.2 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支持工具 |
| 5.4.3 产业结构优化的财税安排 6 要素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
| 6.1 要素结构的基本理论 |
| 6.2 我国要素结构现状分析 |
| 6.2.1 我国劳动力要素结构现状 |
| 6.2.2 过度依赖资源要素高强度投入 |
| 6.2.3 技术要素投入欠缺 |
| 6.2.4 信息要素发展落后 |
| 6.3 我国要素结构失衡的致因分析 |
| 6.3.1 经济增长热衷于要素投入 |
| 6.3.2 技术创新长期依赖于技术引进 |
| 6.3.3 人才培养与保留机制薄弱 |
| 6.4 要素结构调整优化的财政安排 |
| 6.4.1 鼓励科技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安排 |
| 6.4.2 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调整 |
| 6.4.3 财政政策引导民间资本,优化要素结构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参考文献 后记 |
（9）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图目录 表目录 1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研究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内容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中的定位 |
| 1.3.2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 |
| 1.3.3 中国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的相关研究 |
| 1.3.4 已有研究的局限性 |
| 1.4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2 文献综述 |
| 2.1 积极财政政策的界定与特征 |
| 2.1.1 积极财政政策的界定 |
| 2.1.2 积极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 |
| 2.2 通货膨胀风险 |
| 2.2.1 通货膨胀的涵义与传导机制 |
| 2.2.2 全球化背景下的通货膨胀 |
| 2.2.3 中国的通货膨胀 |
| 2.3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 |
| 2.3.1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 |
| 2.3.2 税收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效应 |
| 2.3.3 分权体制下政府纵向转移支付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 |
| 2.3.4 政府债务的通货膨胀效应 |
| 2.3.5 政府公共服务的通货膨胀效应 |
| 2.4 小结 3 积极财政政策理论框架 |
| 3.1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框架 |
| 3.1.1 基本理论框架 |
| 3.1.2 收入-产出模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 |
| 3.1.3 IS-LM模型中财政政策作用 |
| 3.1.4 AS-AD模型中财政政策作用 |
| 3.2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 |
| 3.2.1 充分就业时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 |
| 3.2.2 严重失业时积极财政政策 |
| 3.2.3 稳定宏观经济的财政政策 |
| 3.3 中国财政政策的特点 |
| 3.3.1 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财政政策演进 |
| 3.3.2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特征 4 基于中国数据的通货膨胀理论分析 |
| 4.1 通货膨胀理论 |
| 4.1.1 中国通货膨胀的理论研究 |
| 4.1.2 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 |
| 4.2 中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的估算 |
| 4.2.1 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的涵义与估算思路 |
| 4.2.2 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三种不同估算方法 |
| 4.2.3 小结 |
| 4.3 基于产出缺口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模型 |
| 4.3.1 基于产出缺口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模型 |
| 4.3.2 基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估计 |
| 4.4 中国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关系的实证检验 |
| 4.4.1 Granger因果检验理论 |
| 4.4.2 中国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 |
| 4.5 小结 5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 |
| 5.1 积极财政政策通胀风险的传导机制 |
| 5.1.1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引起通货膨胀 |
| 5.1.2 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 |
| 5.2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检验 |
| 5.2.1 李嘉图等价定理定义和检验 |
| 5.2.2 李嘉图等价定理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 |
| 5.3 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检验 |
| 5.3.1 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理论 |
| 5.3.2 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检验 |
| 5.4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效应测量 |
| 5.4.1 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总体风险 |
| 5.4.2 总需求视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 |
| 5.5 小结 6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通货膨胀风险的实证研究 |
| 6.1 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风险 |
| 6.1.1 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 |
| 6.1.2 财政赤字债务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 |
| 6.2 财政支出的通货膨胀风险 |
| 6.3 税收政策及其对通货膨胀的作用 |
| 6.4 总供给视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 |
| 6.5 小结 7 结论与政策调整建议 |
| 7.1 基本结论 |
| 7.2 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调整 |
| 7.2.1 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
| 7.2.2 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 参考文献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致谢 附件 |
（10）金融危机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第3章 反危机调控政策的理论基础 |
| 3.1 反危机政策的涵义及目标 |
| 3.2 反危机政策及其作用机制 |
| 3.2.1 财政政策及其作用机制 |
| 3.2.2 货币政策及其作用机制 |
| 3.2.3 产业政策及其功能 |
| 3.2.4 收入分配政策及其作用机制 |
| 3.2.5 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及其作用 |
| 第4章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及采取的对策 |
| 4.1 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
| 4.2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
| 4.2.1 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 |
| 4.2.2 金融危机对欧盟的影响 |
| 4.2.3 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影响 |
| 4.2.4 金融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 |
| 4.3 主要国家采取的反危机政策 |
| 4.3.1 美国采取的救市政策及分析 |
| 4.3.2 其他国家采取的救市政策及分析 |
| 4.3.3 新一轮的反危机政策 |
| 第5章 中国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成效 |
| 5.1 中国政府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 |
| 5.1.1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5.1.2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
| 5.1.3 大力支持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 |
| 5.1.4 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
| 5.1.5 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 |
| 5.2 中国应对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初见成效 |
| 5.2.1 内需得以有效启动 |
| 5.2.2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海外投资步伐加快 |
| 5.2.3 返乡农民工实现再就业 |
| 5.2.4 中国政府的话语权得到提高 |
| 5.2.5 政策的局限性 |
| 第6章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6.1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
| 6.1.1 消费需求不足 |
| 6.1.2 经济结构不合理 |
| 6.1.3 资源消耗量大，环境严重恶化 |
| 6.1.4 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
| 6.1.5 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 |
| 6.2 原因分析 |
| 6.2.1 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
| 6.2.2 经济总量的增长掩盖了结构失衡的矛盾 |
| 6.2.3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资源环境恶化 |
| 6.2.4 “双松政策”与通货膨胀 |
| 6.2.5 热钱大量涌入推高了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 |
| 第7章 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走向与对策建议 |
| 7.1 后危机时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走向 |
| 7.1.1 促进内需与外需的平衡发展 |
| 7.1.2 处理好外汇储备资产的优化配置 |
| 7.1.3 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
| 7.1.4 处理好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关系 |
| 7.1.5 处理好“制造大国”和“制造强国”的关系 |
| 7.1.6 注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发展 |
| 7.2 主要的对策性建议 |
| 7.2.1 推进减税政策，实现“藏富于民” |
| 7.2.2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
| 7.2.3 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入 |
| 7.2.4 加大开放步伐，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
| 7.2.5 抑制价格过快上涨 |
| 7.2.6 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 |
| 7.2.7 稳步推进金融创新 |
| 7.2.8 加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扩大总需求必须启动居民投资（论文参考文献）
-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2]中国利率传导机制研究[D]. 崔秀丽.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3]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考察（1979-2013）[D]. 范小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4]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5]马克思的供求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陈景华.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6]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支出研究[D]. 李翠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7]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D]. 宋来.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6)
- [8]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研究[D]. 任明东. 东北财经大学, 2013(07)
- [9]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研究[D]. 孙焓炜. 武汉大学, 2012(05)
- [10]金融危机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D]. 魏博文. 辽宁大学, 2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