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北方民族空间方位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古代蒙古文化史上方位问题之我见(论文文献综述)
李明浩[1](2021)在《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濊貊是古代从中原东部与北部迁徙到东北中南部及朝鲜半岛地区生活的民族,与东胡系民族、肃慎系民族及汉民族共同构成古代东北的四大族系。在古代文献中,濊貊时常被合并称谓,但实际上在秦汉之前的“濊”与“貊”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并且存在较大的生计方式上的差异。通过文献整理,可以清晰地发现濊与貊两个民族的迁徙、融合过程,以此可以洞悉整个东北民族、历史的发展变化。本论文以古代文献中出现的“濊”(追、薉、秽、獩)与“貊”(貉、发、亳、狢、貈、狛)的多种文字书写和事件记述为研究内容,系统考证了古代东北民族“濊貊”的迁徙、发展、融合等情况。本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与第二章,首先是分别对古代历史文献中“濊”与“貊”的多种文本记载进行辨析,明确文献中出现的“濊”与“貊”如何从单独使用发展到混合为“濊貊”使用的演进过程。其次以《诗经·韩奕》等古代文献为研究主体,辨析在一些文献中二者单独及混合出现和使用时各自代表的民族主体情况。最后分别考证“濊”与“貊”在未融合之前,各自的居地所在以及早期迁徙情况。第三章,是以《逸周书·王会解》为研究重点,辨析“成周大会”时前来中原朝贡的“东夷”“东北夷”诸族分别同“濊”“貊”二族之间的关联情况,考证了文献中因何会将此时的东夷、东北夷诸族与后来的濊貊民族混同。尤其是箕氏朝鲜(古朝鲜)为何没有出现在《王会解》记载的中成周大会内,以及濊人、貊人与古朝鲜人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山海经》中的“貊国”“濊国”的考证。首先,考证了貊国的方位、其与古朝鲜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其次,通过出土的与濊有关的印章、封泥考证了汉设置苍海郡情况以及濊人在朝鲜半岛乐浪郡的生存情况。第六章,是通过东北濊貊分支民族共同语言区的形成、农业生产方式的建立,以此考证貊人的东迁过程以及与濊人的融合情况。证明了汉代对以濊貊为代表的东北民族的有效管理,濊貊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东北边疆管理机构紧密的政治联系。第七章,是对域外汉籍高丽文献《三国史记》中出现的“靺鞨”记载的考证,证明了朝鲜半岛文献中很早便出现的“靺鞨”,大多数情况实质上是对“濊貊”民族的错误标记。并且随着高句丽、渤海的崛起,加速了对濊貊民族的融合,尽管有少量濊貊一直存续到了辽代,但因为自身体量上的微弱,最终消亡在生女真的南下之中。
冯科[2](2020)在《契丹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契丹发源于中国古代的北方地区,起初活动在内蒙古高原东部和东北平原西南部地带,916年建立了契丹—辽政权,大约在14世纪作为一个民族消亡。916年之前,契丹的社会组织形态主要是部落和部落联盟等,尚处于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魏书》是较早记载契丹的史书,其“契丹传”开创了契丹文献史的先河,后出的《隋书》《北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等延续了为“契丹”立传的传统,《魏书·契丹传》等专传与《通典·契丹》等契丹专条以及其他史书中有关契丹的集中记载,共同构成了研究契丹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后出史书对先前史书多有继承,到元代出现了一部专门记载契丹—辽历史的官修史书——《辽史》,其“世表”则是在总结前代史书和契丹人所传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契丹—辽政权先世的发展脉络。这些基本史料完整、连续地记录有916年之前的契丹历史,其史文来源既有中原史家的他者视角,又有契丹本族自身的历史记忆和传承。通过辨析相关史料所传递的史实信息,可以勾勒出契丹的起源情况,以及早期部落和部落联盟发展情况。契丹人将其祖先追溯到2世纪鲜卑人的认识,与《魏书·契丹传》对契丹来源的记载并不矛盾。虽然有关契丹族名、族源的研究,方法多样,结论不一,且史书的有关记载也是众说纷纭;但是通过梳理史书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魏书·契丹传》关于契丹来源的记载是后出史书的源头,其史文反映了契丹与宇文部的渊源。结合契丹在活动地域、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人种等方面与鲜卑多有相同或相通之处,可以得出契丹应来源于宇文部中鲜卑人的判断。契丹主体部落以“八部”为框架演变,先后有古“八部”“大贺氏八部”“遥辇氏八部”,其中古“八部”实际上指的是“东北群狄”中的部落,包括最初形成的契丹以及与之密切的悉万丹等七部。由古“八部”到“大贺氏八部”,中间曾经历了讬纥臣水十部的发展阶段。“遥辇氏八部”是由大贺氏中衰后,所剩的五部析分而成。契丹部落既有迁入其他地区,融入其他民族者,也有通过凝聚族内各部,融合他族部落而发展壮大者。部落联盟也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完善了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无论是大贺氏联盟形成、衰亡中的内外双重因素,还是遥辇氏联盟发展过程中双轨运行的二元性,抑或是世里氏联盟政治建设中的二元性,都是基于集中统一的需要,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形势,在内外因的双重作用下而形成的。虽然二元性的表现形式各样,但其实质却是契丹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矛盾运动的具体呈现。契丹早期的发展特质为契丹—辽政权所继承,并因此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或是以物质文化遗存的形态彰显至今,或是化作精神文明的内核丰富着中华文明。
耿灿[3](2020)在《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文中认为中国蒙古文书法作为民族艺术样态,体现着蒙古民族对于文字的特殊美学实践。在对汉字书法充分借鉴、吸收、融合的历史脉络中,更彰显着蒙、汉民族在艺术交融中生发的特有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国蒙古文书法不仅反映了蒙古民族在文化生态中历时线条上的形态凝结,更生动体现着本民族在共时空间中书法本体构成、美学追求上的理念价值与地域思考。目前,对于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追溯、书家品评、课程教育等方面,研究呈现碎片化及局限性特征。因此,从文化生态的视角展开,不仅具有前人未曾涉及的整体性和学理性,更是承上启下地提升、丰富蒙古文书法的历史与现代内涵。本文将中国蒙古文书法置于文化生态视域中。首先,关注于影响中国蒙古文书法原初生成的生态要素。文中通过对自然生态域境(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等)、人文生态域境(民族交融、文化交融等)的具体分析,确认其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别的地方性特征认识。继而,以生成为基础,以时间脉络为线索,呈现其从元朝、明清、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演变历史。其次,关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本体存在。通过分析文字造型特征,结合书写工具、书写内容、书体构成等,探寻其书法性存在,探讨其独特美学品格。书法作为文字书写的艺术,更是文化之名片,深层次的追问是,从文化生态立场深度解读中国蒙古文书法为何如此生成、发展,为何会有如此美学品格呈现,以发掘其社会文化底蕴。最后,关注于现代性视域下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结合一手田野调查及人物访谈资料,从学院、民间、城市符号资源集中展示蒙古文书法现状,面对文化生态要素的变化,梳理现实困境与问题,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困境与挑战之间寻求新的发展之路。基于文化生态视域,本文分别从以下六部分对中国蒙古文书法进行观照:一、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原初生成。本章侧重点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与文化生态外层要素的关联性考察,由独特的自然生存环境产生与之相适的游牧方式,同时孕育着蒙古族之民系性格及审美方式。而国家的建立、文字的出现、汉字书法的成熟,合力作用下完成蒙古文书法最初的本土化确认。但原生之初,文化生态中物态、制度、行为、精神等诸多要素已孕育其中,在日后历史进程中,影响其从萌芽走向成熟、从简单走向丰富。二、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历史演变。本章从时间线条出发,梳理蒙古文书法不同历史分期的演变特征,并将其总结为原生态时期,即蒙古汗国与元朝时的萌芽与探索;继生态时期,即明、清与民国的规范与发展;新生态时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开拓与繁荣。三、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本体构成。本章侧重点在于中国蒙古文书法与文化生态中间层要素(语言、文字、图形等)的关联。在现代书法创作中,蒙古文书法对于文字的使用具有选择性;在文房四宝的使用上,既有汉族元素的融入,又有本民族元素的改良;在书体、笔法、章法的表现上,一方面继承汉字书法传统技法,另一方面则是结合蒙古文文字造型特点,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艺术精神探求。四、中国蒙古文书法的美学内涵。在中国蒙古文书法历史成长中,诸文化要素相互影响作用,而对于一种艺术形式而言,中国蒙古文书法是文字、审美、工具、情感等诸多要素的自身凝结与生成。具体而言,将其归纳为自然、多元、复古、宏阔及尚圆的美学特质。五、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文化追问。本章在于对以上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历史形成、本体构成、美学表现上的深层追问。诸种凝结,归根到底在于创造、发展他的“人”,也是文化生态中内层、核心层,即“人心”之凝结。具体表现为蒙古文书法、汉字书法在文化涵化上的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及求同存异。同时,在蒙古族自身的艺术生态脉络中,蒙古文书法一方面丰富了极具个性的地域草原文化,另一方面又从此生态的其他艺术类型中汲取成长之养分。六、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就文化生态而言,文化既赋予现实以意义,又需现实之承载。现实亦是一种动态存在,前文作为中国蒙古文书法在时间上的变量,本章则是其空间之凝固,在特定时间节点的静止与思考。基于丰富田野考察,集中展现蒙古文书法在中国的典型资源分布,通过分析其生存现状,提出历史与现代结合,以地域性体现原创性,以民族性体现创新性的发展之途。
武书卉[4](2020)在《通辽市区地名语言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通辽市区的汉语地名和蒙古语地名,探讨了地名中所蕴含的文化特征。通辽市区汉语地名多为“专名+通名”的结构。汉语地名专名用词包括用姓名作专名、用数量词作专名、描写地理环境的专名等。通名用词不仅反映了通辽市区的自然地理环境,还反映了当地人的生活特点。汉语地名的音节结构较丰富,其中由三音节和四音节组成的地名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结构。汉语地名的构词类型有偏正式型、联合型和多层修饰型。通辽市区蒙古语地名专名的用词分类除了“反映蒙古族对数字和颜色崇拜”这一小类之外,其他专名和通名的分类与汉语地名分类相似。蒙古语地名结构包括专名+通名、单用专名、方位名词+专名等,构词类型有偏正式和量词式两种。通辽市区地名中体现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论是在汉语地名还是蒙古语地名中,都能找到与当地自然资源、人口迁移、民族信仰以及民俗文化有关的地名。在分析通辽市区地名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地名中存在的重名问题以及汉译蒙古语地名译写不规范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为通辽市区地名的标准化提供一些参考。
陆雨[5](2019)在《萨满文化视角下的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华文明是由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等文明共同组成的。游牧文明的人居环境营造方式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与价值,但如今的中国城市规划思想研究内容以农耕文明的规划思想为主,以至于忽略了对非农耕文明的少数民族的关注,在研究内蒙古地区的人居环境营造思想的时候也主要以定居类研究为主,对传统游牧文明营造思想的研究则很少重视。形成于旧石器中、晚期母系氏族社会的萨满文化,是中国北方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形成与发展的基础。萨满文化影响下的以行国体制为主要的聚落组织方式的人居模式,长期的兼容着草原游牧的生活方式。萨满文化是否在蒙古族非定居的人居建设中起到关键作用,它是否又对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思想产生了影响,其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三个问题是本文主要讨论的关键问题。围绕着这三个问题,本文从人居环境科学融贯综合研究方法论与人类聚居学理论出发,结合文化相对性与普遍性这两类文化分析原则与人类聚居学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方法,梳理萨满文化与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思想的关系、内涵与表现。在人类聚居的动态分析与文化相对性的融贯综合方面,本文选取了行国制度和祭坛作为线索,分析在不同萨满文化发展阶段的人居环境背景下,行国制度与祭坛的演变与萨满文化发展的关系。在人类聚居的静态分析与萨满文化的普遍特征的融贯综合方面,以及以宇宙观、自然观、灵魂观三大具体的萨满文化视角进行了人居环境的空间溯源与营造思想探源。最终将这些表现归纳入营造思想框架中进行总结,同时将结果与农耕文明中的周易、周礼、管子思想和另一萨满文化影响较深的渔猎文明为主的满族的人居环境营造思想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动态分析、静态分析与归纳对比分析,本文认为萨满文化是蒙古族非定居时代人居环境营造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其表现如下:(1)萨满文化与千户制的结合是行国体制形成与维系的重要纽带;(2)萨满文化是敖包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3)萨满文化的宇宙观与灵魂观主要对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的布局思想产生极大影响;(4)萨满文化的自然观对蒙古族人居环境的生态伦理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
潘海莉[6](2019)在《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的沙毕纳尔为主要考察对象,以该乡的呼吉尔特村、库热村、巴合勒克村(多勒肯村)为田野调查点。从民族学的视角出发,以文化变迁、社会记忆和族群认同等相关理论为依据,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将他们的历史迁徙轨迹进行详细的梳理,力图清晰的还原其历史过程。重点考察这一群体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变迁过程,尝试分析其发生变迁的轨迹、原因等,最终完成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民族志的写作。希望本研究能为其他与之类似的群体,在研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提供参考。地处伊犁腹地的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境内,保存了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生活、艺术、生计方式、藏传佛教、民间信仰等内容的文化形态。本研究首先厘清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历史源流及发展过程,力图呈现其详细的发展轨迹。在其历史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文献资料最大程度的还原其各历史节点的文化镜像。最终,本研究通过对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和思考。文化变迁作为一种绝对存在的文化状态,是文化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动态过程。独特的文化无疑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据,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周围的民族或其他外来文化接触,出现文化涵化现象。在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四苏木沙毕纳尔的传统文化发生一定的变化,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人们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对文化进行传承或改变。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一、在笔者之前学术界尚无人对此群体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学者了解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这一群体;二、纵观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面临着如何在现代化浪潮中生存,并与其他民族在文化互动过程中保存自我,达到共同繁荣的问题。本研究中展现出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在现代化转换中面临的挑战,传统民族文化如何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可以启发我们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民族文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一条生存之路。
王阳[7](2018)在《《至正条格》词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至正条格》是继《大元通制》之后,元代官修的第二部重要法令文书汇编。该书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编成,并于次年颁行天下,主要汇编了元朝历代颁布的单行条令、法规和案例。该书着重展现了元代中后期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军事、农业、民俗等社会状况,是研究元代历史的珍贵史料。该书文体特殊,包含硬译吏牍与汉文吏牍两种文体。反映在语言上,体现为口语色彩浓厚,语言文字特点鲜明。其词汇,汉语词语与蒙古词语并用,普通词语与专业词语、公文特殊词语并见;其语法,在使用汉语语法的基础上,掺入了蒙古语语法成分;其文字,俗字、讹体众多。可见,该书是研究元代汉语不可多得的语料。目前,语言学界对《至正条格》这一文献的关注明显不够,文字、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研究皆比较薄弱。基于此,本文选择《至正条格》中的词汇为研究对象,运用语言学、词汇学、训诂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采用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在校录庆州本《至正条格》的基础上,分析描写其文字、词汇、句式和文体特点,分类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普通词语、法律词语和外来词语,仔细辨正《至正条格》(校注本)中的校点失误之处。论文通过对《至正条格》中普通词语的研究,分析总结了新生普通词语的特点,考释了其中称谓、经济、农牧、文化等类的新生普通词语;通过对《至正条格》中法律词语的研究,例举明晰了法律词语的特点,着重考释了其中诉讼、拘禁、审判等类的新生法律词语;通过对《至正条格》中外来词语的研究,分析了其中外来词语的来源,分类研究了其中的蒙古语词语,并着重考察了其中的“赤”类蒙古语词语。同时,论文在对词汇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训诂、校勘等方法,列举了《至正条格》(校注本)中上百条校点失误之处,分析了其致误之因,对其失校、误校、误录、失标、误标的地方进行了辨正。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四点:一,采用新的研究语料。就词汇而言,元代词汇研究的语料由元杂剧、元曲、南戏等类的文献扩展到《至正条格》此类的白话吏牍体文献;就文字而言,元代汉字研究的语料由民间通俗文学刻本文献扩展到《至正条格》此类的法制刻本文献。二,首次对《至正条格》中的词汇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分类研究了《至正条格》中约950个具有代表性的普通词语、法律词语和外来词语,既从共时方面详尽描写和探究这些词语的分布及使用情况,又从历时方面仔细考察和分析这些词语的来源及发展演变情况。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辞书编纂、古籍整理、词汇研究及汉语史研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首次对《至正条格》(校注本)中录校和标点失误之处进行了考辨,辨正了其中上百条校点失误之处。四,首次穷尽性地考察和整理了书中约1613个俗字,并制作了“俗字表”。“俗字表”不仅展现了以《至正条格》为代表的元代刻本文献的用字特点,而且拓宽了近代汉字学的研究范围。
阿纳[8](2016)在《蒙古族马烙印的符号学分析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的研究题目是马烙印的符号学研究。本论文由五个章节构成。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主要针对马烙印的选题意义、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进行阐述。第二部分介绍马烙印的形成与发展。第三部分为马烙印的形式解读分析。第四部分是马烙印的符号学分析。第五部分介绍马烙印在当今社会的礼仪功能。从古至今,马烙印是蒙古民族区分家畜的确权手段之一,是他们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有效方式,是汇聚草原人民聪明才智以及游牧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更是蒙古族民俗文化、民族精神的折射,反映出了勤劳的蒙古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马烙印中包含了蒙古民族的艺术文化修养,是蒙古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精华的部分之一,以及宗教信仰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织与变化。它向我们传达的千百年来祖先的精神寄托,每一个马烙印都是一段宏观历史进程的体现。因此马烙印的研究对于认识和了解蒙古族风俗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审美意识的发展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马烙印也包含着诸多民族的符号因素在里面,通过分析马烙印对于能够认识和了解蒙古族文化和中原等其他汉文化地区以及国外文化之间的联系有着巨大的作用,以及对于草原游牧文化的传承和发掘也是极有必要的。马烙印的图形是一种特殊的视觉符号,在人类的文化现象中,马烙印是最能直接表达其本质的符号表达方式之一,所以从符号学角度的研究来看,这种符号系统特征能够直接代表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形象。论文将对马烙印的图像符号进行分析,通过符号研究和实地考察进一步讨论马烙印对蒙古族文化形成的影响。本论文使用了两种研究方法,从符号学以及蒙古族传统文化研究角度入手,对马烙印的形成和发展至今的整体脉络以及马烙印在当今社会的现状发展进行研究和分析。
孙险峰[9](2016)在《空间与时间:北魏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研究》文中认为道武帝拓跋珪建立的北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它上承三国西晋下至隋唐帝国,对于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原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经贸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汉文化的传承方面,北魏时代担当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桥梁作用。鲜卑民族在草原生活期间,就已经拥有传统的时间观念和空间意识。他们以太阳的东升西落为空间坐标并逐渐推演出四方,还形成草原文化特有的天圆地圆的宇宙观。在祭祀日月星辰的原始宗教思想的引导下,对于天神的精神崇拜成为部族的凝聚力。由于游牧生活离不开茫茫草原,这就驱使牧民们通过观察草的青黄荣枯确定新年岁首。这与中原汉人观察五谷丰收时间为年度伊始的方法,具有相同的社会学属性。当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以后,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其后这两种时空观在碰撞与交流中逐渐走向融合。鲜卑拓跋部原本拥有传统的“夏四月”祭天礼制,当北魏政权建立以后,又在首都平城西郊营造一座方坛,这样的祭天场所由不固定转变为固定化,是他们从游牧生活逐渐过渡到定居生活的重要标志。道武帝还按照汉文化的礼仪制度举行南郊祭天,这使得鲜卑人与中原汉人拥有相互信任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平台,从而缓和了他们之间的宗教冲突与民族矛盾,并建立以鲜卑拓跋部为政治核心的中央集权。而且“西郊祭天”和“南郊祭天”在北魏政权内长期并行,直到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以后,这两种不同的祭天礼制才最终走向汇流。北魏初期的宗庙礼制有如下几种特点。其中三庙的祭祖时间和太牢牺牲,完全受到汉文化的礼制影响,五庙的“正月”和“九月”的祭祖时间,以及七庙的“正月”的祭祖时间,都不同程度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五庙和七庙使用的马牺牲和牛牺牲,为鲜卑游牧民族的传统礼制。北魏都城的宏观建筑格局,是以宫室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三庙和“二社一稷”被看作保护宫室的两翼,四郊祭坛是拱卫京城的四极,这样的建筑理念和艺术风格,具有几何学的对称学原理和宗教伦理观思想,以及充满丰富想象力的宇宙空间思维。虽然首都平城的礼制设施,仍然会部分程度地掺杂鲜卑文化的传统习俗,但整体上体现出汉文化的都城建筑理念和儒家治国精神,这对于北魏平城的基础建设,乃至南北朝时期在争论华夏正统观的问题上,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学和历史学意义。北魏的五行信仰共经历过三次变化,重建代国初期崇尚过水德,天兴元年(398年)拟定为土德,太和十五年(491年)又再次改成水德。北魏统治者每次调整五德运次,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受到政治因素和军事格局的潜在影响。甚至北魏建国前夕在拟定国号的问题上,五行思想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排列五德运次离不开祖先之德和他们的精神护佑,道武帝拓跋珪在追认远古祖先帝王时,借助《史记》和《山海经》等相关史料,编撰出拓跋氏连接到黄帝的传承系谱。实际上这是很典型的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关系的认祖归宗。由于两汉以来国家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以后,黄帝作为人文始祖的历史形象和华夏文化的正统观念,已经获得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认同,这对于鲜卑民族如何汲取汉文化,乃至国家未来的政治走向都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在拟定土德运次时,共有两种不同文化的祥瑞征兆,在汉文化方面把黄星看做土德祥瑞,在游牧文化方面把鲜卑民族自身崇拜的神兽视为土德祥瑞。它们能够成为北魏政权施行两种制度的历史开端,对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儒家治国理念认同,都体现出鲜卑统治阶级高超的政治智慧。北魏是一个崇尚星占思想的少数民族政权,在《魏书》记载的61条日食数据中,有31条采用占卜方式推导国家未来的发展变化。统治者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甚至主观臆造日食时间,以此对应合适的卜辞内容,为国家未来政治走向和人事变化提供理论依据。虽然北魏使用的一些日占卜辞,在时间与空间方面计算的非常准确。然而这并非是鲜卑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它们深受两汉以来的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影响。这些日占卜辞尽管是占星家的经验积累,却并不能用现代科学技术检验,因此它们仍然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北魏初期的三代帝王皆笃信天人感应,崔浩恰恰生活在这个年代,他根据自己在朝廷为官的切身体会,深知要想在政治上获得发言权,必须与皇帝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于是他经常借助天人思想阐述政治见解,甚至主观臆造天象以此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能够不断地取得成功,并非通过观测天象推导未来政治走向,而是注重收集各方面信息再进行系统研究,才能够获得客观结果。因此《魏书》和《旧五代史》等史籍,记载崔浩精通天人思想和拥有未卜先知的超自然能力,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只不过史家没有认真研究崔浩借用天象议论朝政的真正目的,也囿于当时自然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局限性,所以后世卜者才把崔浩奉为神灵并予以祭祀。
李焕青[10](2014)在《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文献记载、简牍以及考古资料为主要依据,结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采用二重证据法,将史学理论与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理论相结合,考证了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名号与崇山习俗。本文分为序章、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序章。本文对文献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梳理了学术界对北方民族崇山文化的研究成果,并对研究现状加以评析。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山戎”考略。山戎是中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的称谓。笔者总结历代史家对“山戎”的注释和认知,探讨了“山戎”的称谓与中华民族的“崇山”习俗的关系,考证出北方各游牧部族,包括匈奴、东胡、蒙古在内,自古至今都传流着这一浓郁的民族习俗,从而提出“山戎”是对中国古代具有浓郁“崇山”习俗的北方各游牧部族的“泛称”。第二章,匈奴的名号与崇山习俗。其一,本文对“匈奴”名号作了新的释读。笔者考证司马迁笔下的“匈奴”与“匈呶”相通,在萨满信仰盛行的北方戎狄群体在“崇山”“祭天”时,采用“匈呶”的手法“叫天”祭神与神沟通,这种祭神形式也就是今天阿尔泰语系民族中广泛流传的“呼麦”习俗。“獯鬻”、“猃狁”是匈奴前期的名号,同为“北狄”萨满祭天仪式中巫满与天神交流的一种形式。本文论述了“狄”与“翟”在北狄萨满文化中的地位,考论二者对北狄部族及氏族名称和称谓的影响。本文论述了在北方民族的历史发展与部族征服的历史过程中,匈奴单于家族的姓氏和被征服的“丁零”诸部在名号上发生变化。其二,本文考论了匈奴与“襜林、娄烦”的关系。“襜林”,即“儋林”,也就是“林胡”,在被赵国驱逐的过程中,其中一部分加入到了匈奴帝国之中。“襜林”即“儋林”,其习俗与匈奴的“蹛林”习俗相吻合。这是一种绕林而祭的习俗,被“襜林”人带入匈奴之中,由于匈奴大行“蹛林”之俗,而广泛的在北狄群落中流传。其三,文中论述了匈奴的萨满信仰与三龙祠,着重考证了匈奴人的“拊离”崇拜。“拊离”虽形似狼却神圣于“狼”,它是“狄”神升级品,到匈奴帝国时代已演化为完整的“龙”神了。而“拊离”开启了此后北狄各族“翁衮”崇拜之先河。其四,本文探讨了匈奴的政权结构与萨满神祭系统。匈奴政权结构指匈奴单于家族掌控左中右三部,其中单于直接掌握中部,而由左贤王、右贤王掌管左右两部。这一系统既是严密的政权组织系统,又是左中右的匈奴萨满神祭系统。通过对匈奴三部所崇之山所作的考订,表明它们不仅是匈奴萨满习俗的祭天之地,也是匈奴各部精神依托之所。其五,本文对匈奴“瓯脱”一词进行求证。笔者从蒙古高原特有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的角度,认为“瓯脱”最初是匈奴族对本民族祖居地、发祥地和自己母系氏族部落的称谓和记忆,后来又指称分地、宫帐(龙庭)、军营或营地。第三章,乌桓的崇山习俗。其一,笔者论述了乌桓之先与“东胡”的关系及“通古斯”名号的来源。“通古斯”虽和“东胡”发音相近,但它绝无“东胡”之义,是中国的北狄族团在历史的长河中净化出来特定的有“萨满”文化氛围的词语,是北狄文化里统治部族对于被征服部落或分离部落的特定称谓,因而决不能用于“通称”和“泛称”。其二,本文重点解释了“乌桓”(乌丸)名号的来源。分析各代史家对“乌桓”(乌丸)的释义,根据“乌桓”(乌丸)与“古丸”在史籍记载中的相互通用,得出“乌丸”通于“古丸”、“古丸”通于“姑丸”,因而“姑丸”之“姑”就是北方少数民族通行的萨满“神姑”,也就是女“萨满”。有乌桓人之处就有乌桓山,无论是“赤山”还是“白山”,只要人们遵从的是乌桓人的萨满祭俗,它们就应属于“乌桓山”之列。第四章,蒙古的崇山习俗。本文对蒙古帝国兴起之时的崇山习俗——不峏汗山的崇拜作了重点说明。在阐释元朝之后的崇山习俗及清代蒙古各部的崇山历史的基础上,通过梳理从红山文化石坛崇拜到蒙古的“敖包祭”,总结出崇山习俗就是巍峨雄伟的高山,使原始人产生神秘感,他们认为“那是通往上天的道路,又是神灵的住所,因而对高山峻岭进行膜拜”。这一点蒙古先民也不例外。被人们视为神圣的山川,不仅受到某一家族,而且是受到蒙古全体各部的尊敬。对山川的崇敬的信仰习俗,在遥远过去已经产生,人们一直把它保留在记忆之中。
二、浅谈北方民族空间方位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古代蒙古文化史上方位问题之我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北方民族空间方位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古代蒙古文化史上方位问题之我见(论文提纲范文)
(1)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内容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四、研究目标 |
第一章 历史文献中的“濊” |
第一节 文献中“濊”与“貊”的混用与差别 |
第二节 濊人的居地 |
第三节 濊人的东迁 |
第二章 历史文献中的“貊” |
第一节 《诗经·韩奕》中对“貊”的记载 |
第二节 貊人的居地 |
第三节 文献中的“胡貊”考 |
第三章 《逸周书·王会解》中“东夷”“东北夷”与濊、貊的关系 |
第一节 《王会解》中的“东夷”与濊的关系 |
第二节 《王会解》中的“东北夷”与貊的关系 |
第三节 《王会解》中未列“朝鲜”考 |
第四章 貊国及其社会状况 |
第一节 貊国位置考 |
第二节 貊与古朝鲜的关系 |
第三节 貊国的经济 |
第五章 濊人及其社会状况 |
第一节 “夫租薉君”与濊族情况 |
第二节 “夫租长印”与乐浪郡岭东七县的设置变化 |
第三节 出土濊族官印与其他民族首领授印的比较 |
第六章 “貊”人东迁及其与“濊”人的融合 |
第一节 濊貊民族共同语言区及农业区的形成 |
第二节 史家对濊貊民族认识的发展变化 |
第三节 貊人的东迁及其影响 |
第七章 高丽文献《三国史记》中的“濊貊”及其消亡 |
第一节 对《三国史记》中“靺鞨”记载的辨析 |
第二节 《三国史记》记载中“靺鞨”与“濊貊”的混记 |
第三节 《三国史记》中“靺鞨”记载的实指 |
第四节 濊貊的最终消亡 |
结论 |
附录: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主要参考资料 |
致谢 |
(2)契丹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一)“契丹早期”的界定 |
(二)契丹早期历史研究的意义 |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
三、研究现状 |
(一)契丹早期历史研究概述 |
(二)史料研究现状 |
(三)契丹族名族源研究现状 |
(四)契丹早期部落和部落联盟研究现状 |
第一章 基本史料辨析 |
第一节 纪传体“正史”中的契丹专传 |
一、《魏书·契丹传》 |
二、《隋书·契丹传》 |
三、《北史·契丹传》 |
四、《旧唐书·契丹传》 |
五、《旧五代史·契丹传》 |
六、《新唐书·契丹传》 |
七、《新五代史·契丹传》 |
第二节 有关史书中的契丹专条 |
一、《通典·契丹》 |
二、《唐会要·契丹》 |
三、《五代会要·契丹》 |
四、《太平寰宇记·契丹》 |
五、《通志·契丹》 |
六、《文献通考·契丹》 |
第三节 其他史书中的集中记载 |
一、《册府元龟·外臣部》等史书中的专门记载 |
二、《东都事略·辽国》《宋史新编·辽国》和《宋会要辑稿·辽》中的记载 |
三、《契丹国志》《辽史》中的相关记载 |
第二章 契丹的族名与来源 |
第一节 契丹族名辨析 |
一、“箅于”即“契丹”未必可信 |
二、“契丹”的各种译写形式 |
三、“契丹”的音义 |
第二节 契丹来源诸说述评与考察 |
一、契丹来源诸说 |
二、契丹来源考察 |
第三章 契丹早期部落的发展演变 |
第一节 契丹“古八部” |
一、“八部”与契丹先祖传说的关系 |
二、“古八部”与《魏书·契丹传》中“东北群狄”的关系 |
第二节 契丹松漠部落 |
一、讬纥臣水十部与松漠十部 |
二、大贺氏八部与遥辇氏八部 |
第三节 契丹早期部落的迁徙与融合 |
一、契丹部落的迁徙 |
二、契丹部落的融合 |
第四章 契丹部落联盟的二元性 |
第一节 大贺氏联盟兼具唐朝羁縻府州和契丹部落联盟的双重属性 |
一、大贺氏联盟形成和衰亡中的唐朝因素 |
二、大贺氏联盟形成和衰亡中的契丹因素 |
第二节 遥辇氏联盟双轨运行的二元性 |
一、联盟核心与权力重心不统一的二元性 |
二、迭烈府—大迭烈府主政与北、南二府分治的双轨运行体制 |
第三节 世里氏联盟的二元特性 |
一、联盟首领兼具汗权与皇权属性 |
二、联盟政权渐有“行国”和“城国”的特点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史料 |
二、专着 |
三、论文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研究对象及选题缘起 |
1.1 研究对象界定 |
1.2 选题缘起整合 |
2.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 |
2.1 研究现状评述 |
2.2 研究定位创新 |
2.3 研究方法探索 |
3.研究思路及价值 |
3.1 “文化生态”视域解读 |
3.2 研究视角与问题聚焦 |
3.3 研究意义与多元价值 |
第一章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原初生成 |
1.1 中国蒙古文书法生成的自然生态域境 |
1.1.1 地域滋养与自然环境 |
1.1.2 自由开放的游牧空间 |
1.1.3 人与天谐的生存方式 |
1.2 中国蒙古文书法生成的人文生态域境 |
1.2.1 民族性格与书法品格构建 |
1.2.2 万物有灵的自然审美精神 |
1.2.3 民族交融与蒙汉文化交流 |
1.3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原生 |
1.3.1 蒙古国家建立与蒙古文字出现 |
1.3.2 书写工具、材料的发展与完备 |
1.3.3 本土化确认 |
1.4 中国蒙古文书法萌生的文化生态要素 |
1.4.1 物态要素作为书写基础 |
1.4.2 制度要素作为时代激发 |
1.4.3 行为要素作为形式表现 |
1.4.4 精神要素作为审美蕴藉 |
1.4.5 文化生态链产生与孕育 |
第二章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历史演变 |
2.1 原生态时期:蒙古汗国与元朝时的萌芽与探索 |
2.1.1 作为历史的起点:《成吉思汗石碑》 |
2.1.2 作为交融的起始:康里巎巎与《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
2.1.3 消失的文字、活态的艺术:八思巴文 |
2.1.4 书写特点与风格 |
2.2 继生态时期:明、清与民国时期的规范与发展 |
2.2.1 规范化的书写与历史留存 |
2.2.2 笔法的自由与艺术的自觉 |
2.2.3 晚清蒙古文书家创作代表 |
2.3 新生态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开拓与繁荣 |
2.3.1 书体的丰富与创作的多元 |
2.3.2 书学及美学研究的理论深入 |
2.3.3 蒙古文书法教育的逐步开展 |
2.3.4 “楷书大师”哈旺加卜为代表的书家群体形 |
第三章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本体构成 |
3.1 经典与庄重中的文字造型 |
3.1.1 蒙古族曾用文字与书体 |
3.1.2 回鹘式蒙古文造型特征 |
3.1.3 八思巴蒙古文造型特征 |
3.2 传统与现代中的书写工具、书写材料 |
3.2.1 文房四宝中的继承与转换 |
3.2.2 爿笔书法的特殊存在形态 |
3.2.3 民族特色书写材料的开拓 |
3.3 传承与变化中的法度表现 |
3.3.1 楷书、行草、篆书中的精神传达 |
3.3.2 落、行、收中的笔法凝练 |
3.3.3 章法布白、书写内容、场域环境的调适 |
第四章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美学内涵 |
4.1 书法艺术的多质性探讨 |
4.1.1 形式美学上,蒙古文作为符号的艺术升华与陌生化效果 |
4.1.2 创作美学上,线条造型中凝结而成的“有意味的形式” |
4.1.3 主体论美学上,作为蒙古族生命主体、气韵的笔墨呈现 |
4.1.4 艺术社会学上,作为蒙古族文化生态的意象凝结及脉络衍射 |
4.2 “和而不同”的美学特质 |
4.2.1 自然:道法自然,宛若天成 |
4.2.2 多元:蒙汉合璧,开放融汇 |
4.2.3 复古:旧体新作,大巧若拙 |
4.2.4 宏阔:英雄尊崇,阳刚气健 |
4.2.5 尚圆:行云流水,和润婉转 |
第五章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文化追问 |
5.1 中国蒙古文书法与汉字书法的文化涵化 |
5.1.1 “美美与共”:历史脉络中主流与支流的血缘关系 |
5.1.2 “各美其美”:艺术脉络中自主与自觉的独立精神 |
5.1.3 “求同存异”:多质整合与边缘确认 |
5.1.4 “书林异彩,蒙汉同春”:中华民族情性观的融合与共建 |
5.2 基于地域性文化生态的提炼与观照 |
5.2.1 物质层面:游牧生产生活形态反映 |
5.2.2 精神层面:草原情怀中审美心理凝聚 |
5.2.3 政治层面:民族交融与文化交流影响 |
5.3 中国蒙古文书法在蒙古族艺术群族的关系网络 |
5.3.1 蒙古文书法与蒙古族文学 |
5.3.2 蒙古文书法与蒙古族音乐 |
5.3.3 蒙古文书法与蒙古族舞蹈 |
第六章 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 |
6.1 内蒙古自治区的资源分布与整合 |
6.1.1 书法专业建设、书法教育为代表的学院资源 |
6.1.2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代表的民间资源 |
6.1.3 蒙古文书法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融入 |
6.2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生存现状与困境 |
6.2.1 自然、人文生态变迁中的艺术本体冲击 |
6.2.2 传承主体变化下的生存空间变化 |
6.2.3 传统文化语境消退下的传承困境与困惑 |
6.3 中国蒙古文书法的保护、转化及发展策略 |
6.3.1 理清发展文脉,保存历史记忆,尊重文化传统 |
6.3.2 新媒体扩大影响力、提高吸引力、增强传播力 |
6.3.3 以地域性体现原创性,以民族性体现创新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通辽市区地名语言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通辽市的地理概况与历史沿革 |
第二节 国内外地名的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意义、目标及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对象和语料来源 |
第一章 通辽市区汉语地名分析 |
第一节 汉语地名的用词分析 |
第二节 汉语地名音节结构和构词类型分析 |
第二章 通辽市区蒙古语地名分析 |
第一节 蒙古语地名的用词分析 |
第二节 蒙古语地名结构和构词类型分析 |
第三章 通辽市区地名的文化特征 |
第一节 地名与自然资源 |
第二节 地名与人口迁移 |
第三节 地名与民族信仰 |
第四节 地名与民俗文化 |
第四章 通辽市区地名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
第一节 汉语地名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第二节 蒙古语地名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第三节 地名标准化原则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个人简介 |
(5)萨满文化视角下的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问题的提出与论文选题背景 |
1.1.2 论文选题意义 |
1.2 研究的相关界定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1.4 研究的理论基础 |
1.4.1 萨满文化视角的理论支撑——文化相对论与普遍论 |
1.4.2 人居环境营造思想的理论支撑——人居环境科学 |
1.4.3 融贯学科,多层次融合 |
1.5 研究框架 |
第二章 蒙古族人居环境与萨满文化的历史演变 |
2.1 萨满文化萌芽阶段:人居环境背景孕育萨满文化形成 |
2.1.1 人居环境营造的时代背景 |
2.1.2 原始信仰与红山文化圆形祭坛 |
2.1.3 冬夏分营的行国制度 |
2.2 萨满文化发展阶段:人居环境营造思想与萨满文化初步融合 |
2.2.1 人居环境营造的时代背景 |
2.2.2 天坛:祭天习俗国家制度化 |
2.2.3 祖先崇拜与敖包文化形成 |
2.2.4 “行国”、“行营”、“捺钵” |
2.3 萨满文化高潮阶段:“长生天”概念发展了人居环境营造思想 |
2.3.1 人居环境营造时代背景 |
2.3.2 标准化敖包祭坛——十三敖包形成 |
2.3.3 “行国”与“城国”营建的融合 |
2.4 萨满文化解构阶段:传统人居环境营造思想受到冲击 |
2.4.1 人居环境营造的时代背景 |
2.4.2 昭庙聚落兴起与行国制度的瓦解 |
2.4.3 盟旗制促进了敖包向世俗化发展 |
2.4.4 吸收萨满文化的佛教转化了敖包文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之萨满文化宇宙观解析 |
3.1 敬天文化与空间意识 |
3.1.1 太阳崇拜与空间意识起源 |
3.1.2 星辰崇拜的空间图式 |
3.1.3 天穹观与小宇宙式的空间感 |
3.2 东、西方位的空间模式 |
3.2.1 东、西方位观对比研究 |
3.2.2 左右两翼式的空间布局手法 |
3.3 宇宙山与宇宙树 |
3.3.1 山川定位与聚落选址 |
3.3.2 树与轴 |
3.3.3 山神与树神、林神性格差异造成的空间文化差异 |
3.4 宇宙观的高度抽象——数字象征 |
3.4.1 数字的象征意义 |
3.4.2 数字的阴阳 |
3.4.3 数字观在祭祀空间中的应用——甘清胡洞敖包 |
3.5 本章小节 |
第四章 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之萨满文化自然观解析 |
4.1 聚落的形象标志——图腾与族徽 |
4.1.1 图腾 |
4.1.2 族徽——旗纛、圣纛(苏勒德) |
4.1.3 在现代城市规划中的应用——以东胜区为例 |
4.2 大地、水体与树崇拜及其生态经营思想 |
4.2.1 大地、水体与树崇拜的由来 |
4.2.2 土地、水体与树的生态经营思想 |
4.2.3 生态经营思想的重要举措 |
4.3 基本景观要素——石 |
4.3.1 由石崇拜产生的石文化景观 |
4.3.2 明石中的生态经营思想 |
4.4 自然观的高度抽象——五色崇尚 |
4.4.1 五色崇尚的起源 |
4.4.2 五色的象征意义及其应用 |
4.5 本章小节 |
第五章 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之萨满文化灵魂观解析 |
5.1 草原人居的重要空间要素——敖包 |
5.1.1 敖包的由来、类型与结构形态 |
5.1.3 由敖包形成的空间秩序 |
5.2 基础祭祀空间与草原特色景观——禄马风旗 |
5.2.1 禄马风旗的起源及其演变 |
5.2.2 禄马风旗的构成要素 |
5.2.3 内蒙古各地域布局特色分析 |
5.2.4 在现代城市规划中的运用——伊金霍洛镇小区特色风貌 |
5.3 神灵崇拜禁忌与空间秩序 |
5.3.1 自然神崇拜与蒙古包搭建朝向 |
5.3.2 蒙古包内部方向划分 |
5.3.3 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与神像、神龛 |
5.3.4 成吉思汗崇拜与八白宫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思想的萨满文化特色 |
6.1 萨满文化对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思想的影响 |
6.1.1 动态视角中对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思想的影响 |
6.1.2 静态视角中对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思想的影响 |
6.1.3 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思想的萨满文化特征 |
6.2 与其他人居环境营造思想的对比研究 |
6.2.1 与农耕文明城市规划思想的比较分析 |
6.2.2 与满族人居环境营造思想中的萨满文化影响的比较分析 |
6.2.4 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思想的萨满文化特色总结 |
6.3 基于蒙古族萨满文化特色传承的人居环境营造建议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致谢 |
附录 A:萨满教发展概述 |
附录 B:相关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基础信息表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个人简历 |
(6)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概念界定 |
(一)沙毕纳尔 |
(二)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三)关于文中“西蒙古”、“卫拉特”、“厄鲁特”的使用说明 |
三、研究现状概述 |
(一)文献 |
(二)国内沙毕纳尔研究状况 |
(三)文化变迁专题研究综述 |
四、田野点的选择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走进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 |
第一节 地缘空间与生态环境 |
一、地理位置 |
二、行政区划 |
三、自然生态环境 |
第二节 人文环境 |
一、人口情况 |
二、主要族群及分布概况 |
三、经济发展概况 |
第二章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之历史沿革 |
第一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之起源 |
一、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先民 |
二、藏传佛教传入后沙毕纳尔的出现 |
第二节 “卫拉特大库伦”时期的沙毕纳尔 |
一、卫拉特大库伦繁荣期的沙毕纳尔 |
二、卫拉特大库伦衰落期的沙毕纳尔 |
第三节 东归祖国后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一、飘落异域的沙毕纳尔 |
二、同土尔扈特一道东返故土 |
三、短暂的休养生息 |
四、陷入动乱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第四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一、1911-1944 年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二、三区革命时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第五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一、新中国初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二、国家困难时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 |
第三章 历史情境下的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社会组织 |
第一节 蒙古社会的封建领主制与社会集团 |
一、早期蒙古社会封建领主制时期 |
二、蒙古帝国建立后的社会组织 |
三、明清时期的社会组织 |
第二节 卫拉特蒙古的社会组织 |
一、主要的社会组织 |
二、特有的社会组织 |
第三节 管理沙毕纳尔的组织 |
一、寺院的鄂托克组织 |
二、寺院的学部组织——扎仓 |
三、寺领集团——集赛 |
第四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社会组织演变 |
一、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早期的社会组织 |
二、盟旗制度实施后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社会组织 |
第五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中的氏族 |
一、镶白、正红、镶红、正蓝苏木中的氏族 |
二、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氏族特点 |
三、社会组织的变迁反映出游牧民族社会组织的特点 |
第四章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多元化的生计方式 |
第一节 不同时期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生存环境 |
一、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先民的生存环境 |
二、留居伏尔加河畔时的生存环境 |
第二节 不同时期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生计方式 |
一、传统的生计方式 |
二、现代多元化的生计方式 |
第三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生计方式变迁的影响 |
一、从游牧走向定居 |
二、草场确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
三、轻商思想的转变 |
四、生计方式反映出身份的变迁 |
第五章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生活文化的演变 |
第一节 衣食住行娱乐方式的演变 |
一、穿在身上的艺术 |
二、民居变化的表现 |
三、丰富的饮食文化 |
四、出行和娱乐方式 |
第二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家庭文化变迁 |
一、家庭结构与婚姻形式的变化 |
二、生命的最后一程 |
三、独特的禁忌文化 |
四、多彩的节日文化 |
第三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艺术文化 |
一、民间文学的表现形式及流传 |
二、民间艺术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
三、民歌悠扬传唱不息 |
四、传统手工艺术——沙毕纳尔马鞍 |
第四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宗教文化 |
一、宗教信仰历程 |
二、当地群众的信仰现状 |
三、宗教和神职人员的功能 |
四、当地藏传佛教现状呈现的特点和原因 |
第六章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教育 |
第一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语言文字 |
一、交际的工具——语言 |
二、文明的标志——文字 |
第二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文化教育历程 |
一、早期的传统教育 |
二、新疆蒙古官学的出现 |
三、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学校教育历程 |
第三节 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现代学校教育 |
一、当地学校教育中的双语教育 |
二、当地学校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
结论 |
一、关于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的几点思考 |
(一)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文化变迁轨迹 |
(二)文化变迁过程中的环境因素 |
(三)国家力量的介入 |
(四)影响文化变迁的其他因素 |
二、传统文化的滞后现象与保护措施 |
(一)传统文化中的滞后现象 |
(二)传统文化的衰落和保护 |
三、族群认同之源——历史记忆 |
四、民族文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7)《至正条格》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凡例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至正条格》及其语料性质 |
第二节 《至正条格》研究现状 |
第三节 《至正条格》词汇研究意义与方法 |
第二章 《至正条格》普通词语研究 |
第一节 新生普通词语概述 |
第二节 新词 |
第三节 新义 |
第三章 《至正条格》法律词语研究 |
第一节 法律词语概述 |
第二节 诉讼类 |
第三节 拘禁类 |
第四节 审判类 |
第五节 其它类 |
第四章 《至正条格》外来词研究 |
第一节 《至正条格》外来词概述 |
第二节 《至正条格》中的蒙古语词语 |
第三节 “赤”类蒙古语词语 |
第五章 《至正条格》校点辨正 |
第一节 校勘辨正 |
第二节 标点辨正 |
引用文献 |
参考文献 |
电子文献 |
俗字表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8)蒙古族马烙印的符号学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方法 |
一、马烙印的形成与发展 |
(一) 马烙印的形成背景 |
(二) 马烙印与马文化的关系 |
(三) 马烙印的起源与发展 |
二、马烙印的形式解读 |
(一) 从自然崇拜角度解读 |
(二) 从图腾崇拜角度解读 |
(三) 其他形式的马烙印图案 |
三、马烙印的符号学分析 |
(一) 马烙印的符号演变 |
(二) 作为工具的符号特征 |
(三) 巫术中的印记符号 |
四、当今社会的礼仪功能 |
(一) 马烙印的施印过程 |
(二) 马烙印的传承与保护 |
(三) 马烙印的社会文化内涵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空间与时间:北魏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所在与选题意义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和结构设计 |
第四节 本文的不足之处与今后的研究方向 |
第一章 文化之旅:鲜卑民族的时空观念 |
序言 |
第一节 天圆与四方 |
第二节 年与月 |
第三节 空间观念的逐步融合 |
第四节 时间意识的逐步转换 |
小结 |
第二章 鲜卑民族的精神崇拜:西郊祭天的时空论 |
序言 |
第一节 祭坛方位 |
第二节 祭天时间 |
第三节 天坛方色 |
第四节 天子与天之子 |
小结 |
第三章 汉文化的精神崇拜:天与南郊祭天的空间问题 |
序言 |
第一节 祭天文 |
第二节 天与德 |
第三节 六天说 |
第四节 明堂配祭与天 |
第五节 “孝”的自然观与超自然 |
小结 |
第四章 祖先崇拜:北魏初期宗庙礼制时空论 |
序言 |
第一节 七庙神主 |
第二节 宗庙的祭祀时间 |
第三节 牺牲礼制的时空论 |
第四节 平城礼制设施的空间布局 |
小结 |
第五章 五行思想:土德的时空论 |
序言 |
第一节 国号变迁与土德诞生 |
第二节 土德与水德 |
第三节 黄帝后裔与文化认同 |
第四节 黄星与神兽 |
小结 |
第六章 星占信仰:日食、卜辞与政治的时空论 |
序言 |
第一节 日在二十八星宿蚀 |
第二节 日十二月蚀 |
第三节 日六甲蚀 |
小结 |
第七章 天人感应:崔浩的政治思想与天文历法 |
序言 |
第一节 天文与历法 |
第二节 天象与占卜 |
第三节 政治军事才能与信息收集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古籍 |
二、今人着作 |
三、学术论文 |
个人简介与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10)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章 |
(一) 古代部分 |
(二) 近人的研究成果 |
1、中国远古崇山习俗研究 |
2、山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崇山习俗 |
3、匈奴名号与崇山习俗研究 |
4、乌桓崇山习俗研究 |
5、蒙古的崇山与文化研究 |
第一章 “山戎”考略 |
第一节 历代史家对“山戎”的注释和认知 |
第二节 “山戎”名号与崇山习俗 |
第二章 匈奴的名号与崇山习俗 |
第一节 匈奴与北狄名号 |
一、 獯鬻、猃狁与匈奴 |
(一) “匈奴”与“獯鬻”、“猃狁”之号 |
(二) “匈奴”名号解 |
(三) “呼麦”和“巫啸”与“匈奴”名号的关系 |
(四) “匈奴名号现象”的历史文化渊源 |
二、 匈奴与戎狄 |
(一) 北方戎狄 |
(二) “狄”和“翟”与匈奴“挛鞮”氏 |
(三) “狄”(“翟”、“鞮”)与“狄历”、“丁零”、“颠连”和“特勒”、“铁勒” |
(四) 从“挛鞮”到“虚连题”从“狄历”(丁零)到“敕勒”(特勒)的变化 |
第二节 匈奴与襜林、娄烦 |
一、 战国后期长城地带的形势 |
二、 襜林与匈奴的关系 |
(一) 襜林与赵国及匈奴的关系 |
(二) “林胡”与“襜林”、“儋林”、“蹛林”的关联及名号解 |
(三) “蹛林”(儋林)习俗在北方草原上北狄群落之中的流传 |
三、 匈奴与楼烦 |
(一) “陆浑”、“鹿浑”、“楼烦”、“潞氏”名号解 |
第三节 匈奴的宗教信仰与“拊离”考 |
一、 匈奴的萨满教信仰 |
(一) 匈奴的“天”崇拜 |
(二) 匈奴的日、月崇拜 |
二、 匈奴的“图腾”崇拜与“匈奴皮”(拊离)——“拊离”考 |
第四节 “狄”(翟)“神”之大全“龙”崇拜及“三龙祠” |
第五节 匈奴的政权结构与各部所崇之山 |
一、 匈奴的政权结构既(祭统神权结构) |
二、 匈奴左、中、右部所崇之山 |
(一) 匈奴中部所崇之山 |
(二) 匈奴“左部”所崇之山 |
(三) 匈奴“右部”所崇之山 |
第六节 匈奴“瓯脱”考辨 |
一、 关于“瓯脱”问题的争议 |
二、 “瓯脱”语意考辨 |
三、 “瓯脱”即部落、分地、宫帐、军营或营地 |
第三章 乌桓与鲜卑的崇山习俗 |
第一节 乌桓之先与“东胡”及“通古斯”名号 |
第二节 “乌桓”名号的记载与各代史家的释义 |
第三节 “乌桓”(乌丸)名号的来源 |
第四节 释“乌桓”之号与“乌桓”之山 |
一、 乌桓起源地漠北“乌桓山” |
二、 乌桓南迁五郡塞外的“乌桓山” |
三、 东汉“渔阳乌桓”之“赤山” |
四、 东汉后乌桓的“白山” |
第四章 蒙古的崇山习俗 |
第一节 蒙古帝国时期的崇山习俗 |
一、 不峏汗山崇拜考 |
二、 崇山相关问题杂考 |
三、 明清时期蒙古诸部的崇山习俗 |
第二节 崇山与敖包祭祀 |
一、 敖包祭祀的传说 |
二、 “敖包”释义 |
三、 敖包祭祀 |
第三节 内蒙古各地现存罕山祭祀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浅谈北方民族空间方位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古代蒙古文化史上方位问题之我见(论文参考文献)
- [1]古代文献中的“濊貊”研究[D]. 李明浩.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契丹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D]. 冯科.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3]文化生态视域中的中国蒙古文书法研究[D]. 耿灿.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4]通辽市区地名语言文化研究[D]. 武书卉. 北方民族大学, 2020(12)
- [5]萨满文化视角下的蒙古族人居环境营造思想研究[D]. 陆雨. 内蒙古工业大学, 2019(01)
- [6]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D]. 潘海莉. 兰州大学, 2019(08)
- [7]《至正条格》词汇研究[D]. 王阳.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8]蒙古族马烙印的符号学分析研究[D]. 阿纳.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6(03)
- [9]空间与时间:北魏宇宙观与政治文化研究[D]. 孙险峰. 郑州大学, 2016(08)
- [10]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D]. 李焕青. 东北师范大学,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