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地区城市化对策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范晓鹏[1](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指出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王永仓[2](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研究说明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李春晖[3](2020)在《中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被征地农民问题事关国家发展战略,而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不仅涉及农民群体的生存,而且与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等息息相关。当前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政府需征收大量农地用于城镇化建设,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也随之出现并日趋凸显。如何科学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关乎社会稳定和国家公平正义。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存在密切关联的辩证关系。社会保障为被征地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如果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得以解决,其基本的生活保障就可以解决,且就业的被征地农民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从而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可以因为从事某项工作而获得更多的社会存在感和荣誉感,可以因为有价值的工作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认为,就业就是最好的社会保障。然而,并不是所有被征地农民都适合就业,都能就业,也不是就业之后就不再失业,因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仍然是最后一道保障,起着保障的基础性作用。本研究将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关联起来研究,就业作为优选项,社会保障作为基础项。围绕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本研究基于多地区、大样本的实际调查,对其就业和社会保障现状、存在困境、主要原因进行了归纳分析,利用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主要客观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扎根理论、博弈理论对被征地农民在就业和社会保障中的主观因素及其与政府的博弈进行了分析,借鉴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建议。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东、中、西部分别选取了山东省济南市、安徽省当涂县和凤台县、四川省郫都区和彭山区作为调研区域,分别抽样了480、400、210个被征地农民样本,基于调查数据,对被征地农民的基本情况、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统计分析。调查显示:不论东、中、西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均大量存在被征地农民群体,东部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状况好于中西部,但社会保障状况却低于中西部。被征地农民对就业和社会保障期望较高,但由于教育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职业技能水平低下、创业意识和能力低下、对政府安置存在依赖、政府就业培训工作相对欠缺、就业和人才服务平台的可及性较差等原因,致使就业率不高,就业层次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领域,由于社会保障政策、体制、机制及农民自身问题等原因,被征地农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参保率参差不齐、保障水平偏低。归纳起来,政府与民众认识和考虑存在偏差、中央与地方认识和考虑存在偏差、执行部门认识和考虑存在偏差等这些政府层面的问题是造成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主要原因。除政府层面的原因外,被征地农民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等也影响着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本研究利用抽样调查数据,运用方差分析、多变量Logistic回归、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在既定政策背景下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在就业影响因素方面,研究发现:被征地农民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对其就业有重要影响,其中教育程度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年龄的影响;居住在主城区的被征地农民具有更大的就业机会,与就业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培训具有正向影响,而且显着高于其他变量;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就业的正向影响最高,起到基本“安全网”的作用;公共安置途径有积极作用,但作用较小。在被征地农民工作关系认同度(满意度)影响因素方面,不同地区的影响因素存在着地区差异:受教育程度在东部地区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家庭就业人口比例在中部地区有显着正向影响;东部和中部地区虽然具有共同的影响因素,如年龄、对未来工作的信心和就业培训,但影响程度存在显着差异。在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医疗保险方面,研究发现:当被征地农民年龄相对较小、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家庭子女数量相对较多时,更不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当被征地农民健康状况相对较差、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较差时,更加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当被征地农民对政府养老保险补贴预期相对较高、对养老保险政策了解相对较深时,更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当被征地农民的个人缴费金额相对较高、认为参保程序相对较为复杂时,更不愿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此外,性别也对被征地农民养老意愿的选择具有显着影响。在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影响因素方面,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健康状况、新农合的规定报销水平和缴费水平、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与农民的参合行为显着相关,收入水平、性别等因素对农民参合意愿的影响并不显着。除影响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客观因素外,本文还通过扎根理论深入讨论了影响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主观因素。结合深度访谈和对访谈资料的三级编码发现: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需求来自于利益状况的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该群体对就业和社会保障的依赖被放大,但是无论是其群体自身的心态转换困局还是外部政策设计都制约了其实际行动。在此过程中,被征地农民所面临和经历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土崩瓦解以及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都使得其对社会支撑体系的诉求异常强烈。因此,本研究构造出“利益重塑-心态转换-政策优化-社会支撑”的问题解决模型。另外,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既离不开政府,也离不开被征地农民本身,双方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基于博弈论,本文对被征地农民与政府在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中的博弈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就业博弈中,当“政府进行就业安置,被征地农民找工作”时实现长期均衡;在社会保障博弈中,当“政府提供社会保障,被征地农民不进行抵抗”时实现长期均衡。为更好地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应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研究发现: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是所有国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都会面临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完善的法律法规是确保被征地农民权利的关键;政府和被征地农民均应承担相应责任;应根据实际采取多种补偿形式;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培训是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要举措。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优化征地补偿制度、构建项目齐全公平合理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和被征地农民间信息沟通机制、加强政府部门和第三方组织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充分考虑被征地农民的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住所位置、就业环境情况实行分类管理,加强管理服务以改善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环境,加强宣传教育以增强被征地农民对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的了解程度,充分发挥公众安置途径;通过提高被征地农民工资水平和政府的社会保障金,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工作能力,减少被征地农民缴纳的社会保障比例等措施实现被征地农民和政府博弈的长期均衡。
孙超[4](2020)在《二阶段视角下城市化对城市创新效率影响分析》文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正步入一个新阶段,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创新已经成为驱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已有研究表明创新是一种城市现象,城市中各类要素高度集聚,有利于创新的产生,城市的优势使其成为创新的理想场所。分析城市化对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进程中有着重要作用。本论文在查阅大量文献以及对已有相关理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之上,对二阶段视角下城市化对城市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分析,并进行实证分析,以我国71个创新型城市为研究对象,核心解释变量为城市化水平;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金融发展程度、劳动力素质因素和信息发展程度。本论文釆用SBM-DEA模型进行创新效率的测算,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整体层面、区域层面创新效率的影响。得到下面的结论:(1)我国创新型城市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差异明显。在研究时域内,我国创新型城市在2008-2018年间的创新效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城市的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城市的创新效率均高于中部和西部城市。(2)城市化对创新研发阶段、经济转换阶段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城市化水平对创新研发效率、经济转换效率的提高均有着积极作用,但城市化与创新研发效率两者之间存在较为显着的U型关系,而在经济转化阶段,城市化对经济转换效率呈线性影响,并未有明显二次效应。(3)控制变量方面,在创新研发阶段,中东西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素质因素、信息发展程度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三者对创新研发活动起到基础性作用。政府支持对东部、中部、西部城市的创新效率均成显着性正相关,但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在经济转换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素质因素、信息发展程度对东部区城市、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的创新研发效率都有明显的促进效果。政府支持对东部城市的经济转换阶段效率起到了负面作用,对中部城市与西部城市的经济转换效率作用均不显着。金融发展程度对东部、中部区域的创新活动经济转换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与西部城市创新活动经济转换效率呈负相关。
季红颖[5](2020)在《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及协同效应研究》文中认为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东北三省的城镇化率始终居于全国前列,这主要得益于其良好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资源。进入到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发展迅速,东北三省经济发展水平已明显滞后,城镇化速度趋缓,在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规模化经营释放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工业正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无法吸纳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东北三省城镇化发展陷入困境。东北三省城镇化建设中出现了发展速度缓慢等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城镇化发展动力不足,动力系统缺乏协同发展等,因此我们亟需从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系统出发,来找到适合东北三省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本文基于城镇化动力理论、演化理论、系统理论及协同理论,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初步构建了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与协同理论框架;采用熵值法、空间分析法等对其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动力进行测度,并对动力作用进行了回归分析;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来度量其动力协同效应,根据计算结果找出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探寻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下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加快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目前东北三省城镇化的发展伴随着体制变革、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利益分化,迫切需要系统地分析研究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及其协同效应,以充分发挥及释放动力机制的内生效应。第二章: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基础。阐述新型城镇化及其内涵、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及其协同效应概念;以东北三省作为研究对象,从区域的角度来定义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概念。梳理了城镇化动力发展理论、演化经济理论、系统理论与协同发展理论,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三章:构建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及协同理论框架。基于东北三省城镇化水平滞后,质量不高,亟需构建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系统,本章主要介绍了新型城镇化动力因素、动力系统及其运行原理,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机制及协同发展理论框架体系。第四章: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历程及评价。对东北三省城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横向比较及纵向梳理,并分析了其城镇化空间格局,介绍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及功能定位,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水平以及各地级市水平进行了分析评价及比较。第五章: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及评价。在测度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的基础上,分析动力时空演化特征,评价动力作用及其绩效,探析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结构及动力特点,以此明确动力的作用方向和力度,完善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第六章: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效应分析。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动力耦合协调模型来测度其协同效应,分析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是否存在协同,影响方向和力度如何,区域间的差异有多大,为合理分析和预测东北三省未来新型城镇化动力格局新变化提供依据,从而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持续发展提供参考。第七章: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中存在着内源动力相对不足、外向动力作用较小、中小城市动力结构失衡、动力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协同体制机制缺失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以此来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健康发展。本文对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及协同效应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选取了2000-2017年数据,得到如下基本结论:一是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数稳中有升,趋势向好发展,但各省之间、各地级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二是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中呈现出内源动力相对不足、外向动力逐渐提升、市场动力趋于增强、政府动力波动性大、综合动力趋于平缓等特点。三是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已逐渐演变为内源和外向动力、政府和市场动力共同作用的多元动力,空间演化差异性显着。四是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中动力结构并不均衡,动力绩效地区间差异性较大。五是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向好趋势,但仍处于低水平的耦合协调阶段。六是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中存在着内源动力相对不足、外向动力作用较小、中小城市动力结构失衡、动力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动力协同发展体制和机制缺失等问题。针对以上研究结论,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如何释放协同效应推动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第一,优化产业结构,即切实保障和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加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互动、推动城镇化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第二,完善动力体制,对管理体制及投资体制进行改革;第三,释放协同效应,注重产业转移与新型城镇化的互动、推动内源动力和外向动力协同发展、发挥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协同效应、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第四,转变发展模式,解决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不协调问题、重视城镇信息化管理、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第五,推动城镇化的多规融合,从规划滞后转向规划超前、宏观规划与微观规划相结合;第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处理好城镇化与市场化的关系,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营造产城融合发展的政策环境。
张志强[6](2020)在《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路径分析》文中指出提高能源效率作为既保持经济增长又减少能源消费的最佳途径,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关注。能源强度因为其易于计算且利于国际间的比较常被用来衡量能源效率,所以在国家、企业和学界也受到广泛关注。当今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优化的关键期。因此,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路径,理清产业结构优化与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既能进一步加深对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强度之间影响的认识,又能对国家产业政策和能源政策提供建议。本文分析了我国三次产业和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能源强度现状,结果表明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重心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效果明显并且有进一步转移的趋势,从全国层面或地区、产业层面来看能源强度近年来都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采用2000年到2017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研究了产业结构优化对能源强度的直接影响路径和溢出效应;用递归路径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对能源强度的间接影响路径和中介效应;用面板门限模型研究了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强度之间关系的影响,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估计并比较了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对能源强度直接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各省份的能源强度都存在显着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比较不同时期的莫兰散点图表明中国各省的能源强度存在空间集聚趋势。经济水平、城市化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对能源强度具有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水平、城市化水平和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高可以降低能源强度,但空间溢出效应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小于直接影响。2城市化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强度具有显着的直接中介效应,经济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具有显着的链式中介效应,其中能源消费结构的直接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表现为促进能源强度,城市化水平的直接中介效应和经济水平的链式中介效应表现为对能源强度的抑制作用,总体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产业结构通过中介变量对能源强度会产生间接的抑制作用。3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作为门限变量具有显着的门限值,产业结构优化水平随着门限值的增加对能源强度的抑制作用在不断减弱,且在2017年所有的省份都已超过了门限值,表明区域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对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和能源强度之间的关系已经基本不产生影响。之后将中国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不同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对能源强度直接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从东部向西部,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对能源强度的抑制程度在依次增强。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的结论,有针对性的提出加强区域之间联系,提高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改善产业结构优化质量等建议。本文有图17幅,表11个,参考文献90篇。
杨角[7](2020)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综合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关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比较客观而又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历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及其可能的原因、我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启示以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深入、细致严谨地分析、论证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人口压力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以及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利益驱动、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环保意识观念淡薄、我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力量薄弱、新闻媒体与舆论监督作用略显不足等均是造成当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客观原因。第二,与传统城镇化不同,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城市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能够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是通过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整体向下移动或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左移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优化或胁迫作用。反过来,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同样具有促进或约束作用。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就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第三,从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该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可明确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总体格局,并且这一总体格局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最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和空间分异性,梯度分布特征较为显着;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还呈现出显着的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行政自主性权利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不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四,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起步较早,目前其已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巴西、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北京、上海和贵阳是国内践行绿色城镇化理念和实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分析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的共同经验与普遍规律对今后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第五,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以及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必须要遵循的九大基本原则。第六,绿色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层次目标路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以及切实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是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终极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较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交叉研究。本文试图将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这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站在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国城镇化问题,着重研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实现路径问题,以期取得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导今后我国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文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视角创新。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过程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TOPSIS法等综合评价方法,鲜有学者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并且考虑到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选择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方法创新就成为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三,研究观点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如下:一是,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二是,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和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三是,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向前发展。四是,要以城市管理与运营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五是,要促进信息化和绿色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这些新观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本文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过程中,是在对绿色城镇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并基于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典型性与可比性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与其他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由经济发展、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进步等4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属2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比较全面的、科学合理的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杨若愚[8](2020)在《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影响因素及治理模式构建》文中认为环境污染已成为世界性治理难题,其中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是两种最为突出的环境问题,也是环境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早在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就已经把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然而,环境治理涉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各省份、各区域在不同的政策阶段面临的污染问题、取得的成效均存在异质性。因此,对中国各区域的环境污染物进行多年份的横向研究和纵向对比,分析其时空效应、治理困境和影响机理就显得十分必要且有意义。本文基于“现状—原因—对策”的分析逻辑,运用省域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时空演变趋势和空间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影响因素以及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最后提出治理路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在“现状”层面: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方法研究了环境污染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发现四种污染物指标都存在时间分布层面的波动性和空间分布层面的异质性以及集聚性。大气污染呈现出“块状集聚”的特征,水污染呈现出“条带状集聚”的特征。大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高于水污染,过渡型指标的空间相关性高于约束性指标。中国的环境污染具有显着的空间集聚效应,因此需要注意加强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合作治理。(2)在“原因”层面:通过构建STIRPAT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和政策工具的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规模、经济水平、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城市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对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产生影响。多种政策工具的效果也不尽相同,目前中国的环境污染治理主要依靠“运动式”的政治命令手段实现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力量还比较薄弱,环境政策工具要根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发展进行渐变式创新。(3)在“对策”层面:通过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和异质性回归分析,发现在不同的政策阶段和不同的区域,政策工具发挥的效果存在显着的差异性。东部地区目前属于“公众参与驱动型”的环境治理模式,中部地区是“市场激励驱动型”的环境治理模式,西部地区尚处于“命令控制驱动型”的环境治理模式。在未来的环境规制过程中,应该构建“合作治理”的新模式,推动政策工具的优化创新和重组整合,实现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区域生态的协调发展。本文的创新点和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方面,综合分析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时空演化规律和治理难题。将自然科学中的污染指标赋予管理学意义,细分为“约束性”和“过渡性”指标,区别于以往的宏观性政策研究和单纯的环境科学研究。在研究框架构建的过程中,将治理理论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相结合。把环境合作治理细化为“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跨主体”、“政策工具整合”五个维度。基于“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多重视角分析环境污染的治理困境和多种政策工具的效果,丰富了合作治理的理论内涵和政策价值。(2)在研究体系和研究工具层面,以往关于环境治理的文献中,研究方法多为案例分析、文本分析、质性访谈等定性研究,而少数定量研究主要是针对公民个体的问卷调查,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模型和框架体系。本文遵循“实然层面—治理困境—原因机理—应然层面”的分析逻辑,把理论研究与定量分析、实证研究相结合,挖掘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机理。在变量的操作定义层面,本文对七种社会经济因素和七种环境政策工具进行定量测量,弥补了现有文献测量指标的缺陷。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动态测度了自变量显着性的变化。综合考虑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进行子样本回归分析,探究了不同区域和不同政策阶段治理路径的差异性。为“定量”评价中国环境污染现状和“定性”完善治理路径构建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3)在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方面,把本文的理论框架映射到环境治理实践中可知,环境污染的时空效应要求处理好府际关系、区域关系、部门关系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促进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区域环境治理能力的协调发展。在不同政策阶段和不同区域,不同污染类型的政策工具效果是存在差异的,公众参与的程度不断加强而政府管控的刚性逐渐减弱,环境政策的实施注意考量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打好政策组合拳,实现多维度的合作治理。
缪永妹[9](2020)在《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十年来工业的迅速发展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问题日益严重。区域减排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家减排,区域经济特征的差异可能导致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的区域差异。对此,本文将工业空气污染物(SO2、NOx和PM2.5)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基于三分法和七分法的区域角度研究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和抑制这些污染物排放因素区域差异。首先基于省级面板数据(2005-2015),构建扩展的STIRPAT模型,探讨了人均GDP和城镇化等因素对工业SO2、工业NOx和工业PM2.5影响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均GDP与工业空气污染物之间存在倒“U”型或倒“N”型关系,西部地区人均GDP与工业空气污染物之间存在“U”型关系;总体来看,经济增长抑制东部地区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促进了其他地区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中国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工业空气污染物之间存在“U”型关系,中部地区呈线性关系,西部地区呈“U”型或倒“N”型关系。各地区土地城镇化与工业空气污染物呈倒“U”型关系;人口和土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东部地区工业SO2和NOx的排放,但会降低东部地区工业PM2.5排放和中西部地区工业空气污染物的排放。人口规模和工业占比对工业空气污染物有促进作用;能源效率对工业空气污染物有轻微抑制作用。然后本研究通过构建LMD-PDA方法计算出不同影响因素的区域贡献指数,并探讨了促进和抑制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因素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区域排放效率效应是抑制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关键因素,在华东和华北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区域能源强度对工业SO2和工业NOx的抑制作用大于对工业PM2.5的抑制作用,华东地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研究期间,区域技术效率效应、区域技术进步效应、区域资本-能源替代效应和区域劳动力-能源替代分别使工业SO2、NOx和PM2.5分别减少约350、310和150万吨。从区域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效果来看,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的减排程度较大,西北地区、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减排程度较小。从区域资本和劳动力能源替代效应来看,东北地区和华中地区的减排程度较大,西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减排程度较小。2005-2015年,区域产出占比效应分别使增加121.2、32.1和27.8万吨。国民经济增长效应是促进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的关键因素,国民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使得2005-2015年期间工业SO2、工业NOx和工业PM2.5分别增加2644.5、2382.8和1192.6万吨。最后,根据以上实证结果给出相关因地制宜地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的减排建议。
张江峰[10](2020)在《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文中指出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是国家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区域之一,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属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是我国“藏羌彝民族走廊”和茶马古道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主要的羌族聚居区和四川省第二大藏区。长期以来,藏、羌、回、汉等民族在这个地区内繁衍生息,交汇、交融,互通有无,创造并传承了丰富多样、灿烂多元的民族文化,因此,该地区是我国民族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新型城镇化、特色小城镇战略背景下,在民族众多、自然条件复杂、旅游资源富集地区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及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等各项事业多赢,是个新命题。因此,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生态、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建设成就,对其他民族地区具有一定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各种现实条件,国家主体功能区赋予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决定了该地区照搬东部沿海大规模工业化驱动城镇化发展路径不现实,只能立足于当地自然人文资源禀赋优势,培育发展特色产业,进而驱动城镇化发展。岷江上游民族地区自然旅游资源雄奇秀美,多姿多彩;民族文化个性差异,多样性明显,是该地区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基础性资源。这种资源禀赋优势决定了该地区发展旅游业,并通过旅游业引领驱动城镇化进程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特色小城镇战略实施,给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持续的政策动能,为该地区推进城镇化提供了思路和方向。本文通过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岷江上游民族地区特殊性、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及面临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依据资料可得性、类型代表性等标准选择了松潘县川主寺镇、汶川县水磨镇、理县古尔沟镇三个田野调查点,通过对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进行定性分析和量化研究,比较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发展异同及所面临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最后,通过对制约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因素及其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发展路径建议,期望对民族地区城镇化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阐述了本论文所研究问题选题背景,选题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目的、相关研究评述、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等问题。第一章梳理了各位专家学者对旅游小城镇相关概念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同时,对本文相关指导理论做了梳理和述评。第二章梳理了我国旅游小城镇相关概念以及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研究了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提升之间互动关系。第三章主要梳理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小城镇发展及旅游城镇化历程,并具体分析了该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民族文化、国家区划生态环境功能等方面具体特殊性,分析了该地区依靠旅游业驱动旅游小城镇发展在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方面特殊意义。第四章分别对三个田野调查点旅游小城镇进行了实证和比较研究,比较了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各自发展特点、差异性和面临问题,发现异同之处,最后给出了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创新发展可操作性建议。第五章主要分析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存在的问题,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影响因素,并分析了这些因素产生的深层次根源,为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选择路径提供理论支持。第六章主要分析了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必要性和机遇,研究了该地区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推拉动力以及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的互补性,提出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对策建议。结语部分陈述了本论文主要结论和后续研究展望。本文主要结论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能够持续地与大城市群实现产品互补互通,实现二者相互动态优化。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创新升级,旅游产品与时俱进及不断完善是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根本基础和产业保证;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的环境支撑;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岷江上游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是该地区旅游产品持续创新发展的持续文化源动力,也是该地区旅游产品核心吸引力所在,是该地区旅游小城镇建设中彰显其地方特色的文化源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社会治理成效是该地区旅游业平稳发展的社会保障。
二、西部地区城市化对策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地区城市化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缘由 |
1.2 研究对象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1.2.2 研究范围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概念释义 |
1.4.1 都市圈 |
1.4.2 一体化 |
1.4.3 高质量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框架 |
1.5.3 研究方法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1.6.2 研究特性 |
1.7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2.3.1 国外经验 |
2.3.2 国内经验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2.4.1 人本化 |
2.4.2 绿色化 |
2.4.3 创新化 |
2.4.4 网络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4.1.1 识别原则 |
4.1.2 识别思路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5.2.1 自然地理 |
5.2.2 经济社会 |
5.2.3 城镇体系 |
5.2.4 服务设施 |
5.2.5 体制机制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6.1.1 总体思路 |
6.1.2 评价方法 |
6.1.3 数据来源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7.3.1 一般模式 |
7.3.2 复合模式 |
7.3.3 模式特征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9.4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10.1 主要结论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10.2 创新点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10.3 不足与展望 |
10.3.1 不足之处 |
10.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1.3.5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1.5.1 研究框架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1.6.1 研究的创新 |
1.6.2 存在的局限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2.1.4 简要评述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2.2.5 简要评述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3.4 简要评述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2.4.3 长尾理论 |
2.4.4 简要评述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数字金融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3.2.1 农户创业 |
3.2.2 经济增长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4.1.1 网络支付 |
4.1.2 网络融资 |
4.1.3 财富管理 |
4.1.4 网络保险 |
4.1.5 互联网征信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选取 |
5.2.3 估计策略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5.3.4 分位数回归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7.1 引言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7.2.1 模型设定 |
7.2.2 变量选择 |
7.2.3 统计分析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7.4.2 拓展性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8.1 引言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8.2.1 模型设定 |
8.2.2 变量选择 |
8.2.3 数据来源 |
8.2.4 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3)中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的、逻辑结构和研究内容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逻辑结构 |
1.2.3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2 相关概念、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 |
2.1.1 被征地农民 |
2.1.2 就业与被征地农民就业 |
2.1.3 社会保障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 |
2.2 相关理论 |
2.2.1 就业领域中的基本理论 |
2.2.2 社会保障领域的基本理论 |
2.2.3 扎根理论和博弈理论 |
2.3 文献综述 |
2.3.1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政策 |
2.3.2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 |
2.3.3 关于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相关问题的博弈研究 |
2.3.4 对国内外研究的简要评述 |
3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现状调查与分析 |
3.1 样本地区基本情况与农民被征地情况 |
3.1.1 样本地区基本情况 |
3.1.2 样本地区农民被征地情况 |
3.2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现状 |
3.2.1 东部地区 |
3.2.2 中部地区 |
3.2.3 西部地区 |
3.3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问题归纳 |
3.3.1 政策因素 |
3.3.2 市场因素 |
3.3.3 农民自身因素 |
3.4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 |
3.4.1 养老保险参保情况 |
3.4.2 医疗保险参保情况 |
3.4.3 其他社会保险参保情况 |
3.5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 |
3.5.1 征地补偿方面 |
3.5.2 保障体系方面 |
3.5.3 被征地农民自身问题 |
3.5.4 农民土地所有权的缺失 |
3.6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主要原因分析 |
3.6.1 政府与民众认识和考虑偏差 |
3.6.2 中央与地方在认识和考虑方面的偏差 |
3.6.3 执行部门认识和考虑偏差 |
3.7 本章小结 |
4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客观影响因素分析 |
4.1 样本基本情况 |
4.2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4.2.1 数据来源、变量和模型选择 |
4.2.2 单变量Logit回归分析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4.2.3 多变量Logistic回归建模与结果分析 |
4.3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工作关系认同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4.3.1 数据来源、样本选取和变量 |
4.3.2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
4.3.3 实证研究结论 |
4.4 样本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情况的地区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
4.4.1 被征地农民就业情况的地区差异分析 |
4.4.2 被征地农民就业情况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
4.5 被征地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4.5.1 模型设计及变量选取 |
4.5.2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4.5.3 实证研究结论与建议 |
4.6 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4.6.1 模型设计及变量选取 |
4.6.2 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
4.6.3 实证研究结论 |
4.7 实证分析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
4.8 本章小结 |
5 被征地农民在就业和社会保障中的主观因素分析及博弈分析 |
5.1 被征地农民在就业和社会保障中的主观因素分析 |
5.1.1 数据来源和数据描述 |
5.1.2 编码过程和编码结果 |
5.1.3 模型的政策意蕴 |
5.2 被征地农民与政府在就业中的博弈分析 |
5.2.1 模型假设 |
5.2.2 支付矩阵 |
5.2.3 纳什均衡分析 |
5.3 被征地农民与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博弈分析 |
5.3.1 模型假设 |
5.3.2 支付矩阵 |
5.3.3 纳什均衡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6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 |
6.1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6.1.1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际经验 |
6.1.2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国际经验的启示 |
6.2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内实践与启示 |
6.2.1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国内实践 |
6.2.2 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国内实践的启示 |
6.3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研究结论 |
7.2 相关政策建议 |
7.2.1 针对性克服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
7.2.2 依据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影响因素制定对策 |
7.2.3 采取措施实现被征地农民的主观需求和与政府博弈的长期均衡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成果目录清单 |
致谢 |
(4)二阶段视角下城市化对城市创新效率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1.研究背景 |
2.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1.创新相关研究 |
2.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
3.城市化对创新效率影响研究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1.研究内容 |
2.研究方法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二、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1.城市化 |
2.创新效率 |
(二)相关理论基础 |
1.城市区位理论 |
2.区域创新理论 |
(三)城市化影响创新效率的作用机理 |
1.对创新研发阶段效率的影响 |
2.对经济转换阶段效率的影响 |
三、我国城市化与创新活动发展现状 |
(一)我国城市化发展现状 |
(二)我国创新活动发展现状 |
1.创新投入现状分析 |
2.创新产出现状分析 |
四、两阶段视角下城市创新效率测算 |
(一)模型选择与指标体系构建 |
1.SBM—DEA模型 |
2.两阶段划分与指标体系构建 |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1.研究方法 |
2.数据来源 |
(三)测算结果分析 |
1.创新研发阶段 |
2.经济转换阶段 |
五、城市化对城市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1.变量选取 |
2.数据来源 |
(二)模型构建与检验 |
1.模型的构建 |
2.描述性统计分析 |
3.平稳性检验 |
4.面板回归类型选择 |
(三)整体回归结果分析 |
(四)区域回归结果分析 |
1.平稳性检验与模型类型选择 |
2.分区域回归结果分析 |
六、主要结论与对策 |
(一)主要结论 |
(二)对策建议 |
1.合理推进城市化建设,营造创新发展环境 |
2.加强区域创新活动交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培养与引进创新人才 |
4.搭建创新研发与成果转化互动的桥梁 |
5.因地制宜制定提升区域创新效率政策 |
(三)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及协同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一、新型城镇化 |
二、新型城镇化动力及其机制 |
三、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效应 |
第二节 城镇化动力理论 |
一、二元结构理论 |
二、产业结构演进理论 |
三、城乡推-拉理论 |
四、区域增长极理论 |
第三节 演化及协同理论 |
一、演化经济理论 |
二、系统理论 |
三、协同发展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与协同理论框架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动力系统及运行原理 |
一、新型城镇化动力 |
二、新型城镇化动力系统 |
三、新型城镇化动力系统运行原理 |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特征 |
一、多维度动力系统性特征 |
二、内外动力兼备型特征 |
三、主、被动型动力协同性特征 |
第三节 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机制 |
一、政府主导型动力机制 |
二、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型动力机制 |
三、多元主体型动力机制 |
第四节 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机制 |
一、动力整体系统协同机制 |
二、动力来源系统协同机制 |
三、动力主体系统协同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及评价 |
第一节 东北三省城镇化发展历史进程 |
一、城镇化发展进程阶段性 |
二、城镇化发展进程区域差异性 |
第二节 东北三省城镇化空间结构演变 |
一、空间结构演变时序特征 |
二、空间结构演变区域差异性 |
第三节 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目标及功能定位 |
一、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目标 |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功能定位 |
第四节 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二、评价方法及数据的来源 |
三、评价结果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及评价 |
第一节 东北三省城镇化动力演化进程 |
一、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7) |
二、改革开放以来(1978-至今) |
第二节 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评价 |
一、新型城镇化动力评价指标体系 |
二、指标的选取及评价方法 |
三、动力时序变化评价分析 |
四、动力空间演化评价分析 |
第三节 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作用回归分析 |
一、回归模型的构建 |
二、回归方法与检验 |
三、动力作用结构差异性分析 |
四、动力作用空间差异性分析 |
第四节 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作用的绩效评价 |
一、动力作用绩效评价方法 |
二、动力作用绩效结构差异性分析 |
三、动力作用绩效空间差异性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效应分析 |
第一节 新型城镇化动力耦合协调模型 |
一、新型城镇化动力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
二、新型城镇化动力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
第二节 新型城镇化动力系统及其指标合成 |
一、新型城镇化动力系统 |
二、新型城镇化动力指标合成 |
第三节 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实证分析 |
一、数据的来源及说明 |
二、新型城镇化动力指数 |
三、动力来源系统耦合协调度 |
四、动力主体系统耦合协调度 |
五、动力系统整体耦合协调度 |
第四节 动力系统耦合协调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撑作用 |
一、脉冲响应分析 |
二、格兰杰非因果性检验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第一节 动力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 |
一、内源动力相对不足 |
二、外向动力作用较小 |
三、中小城市动力结构失衡 |
四、动力供给不平衡不充分 |
五、协同体制机制缺失 |
第二节 推动新型城镇化动力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
一、优化产业结构 |
二、完善动力体制 |
三、释放协同效应 |
四、转变发展模式 |
五、推动多规融合 |
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
本章小结 |
结论与展望 |
一、主要结论 |
二、创新之处 |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路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2 理论基础及影响路径 |
2.1 能源和能源强度 |
2.2 产业结构理论 |
2.3 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路径 |
2.4 本章小结 |
3 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现状 |
3.1 产业结构现状 |
3.2 能源强度现状 |
3.3 本章小结 |
4 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的直接影响路径与间接影响路径 |
4.1 能源强度的空间相关性 |
4.2 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的直接影响路径 |
4.3 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的间接影响路径 |
4.4 本章小结 |
5 产业结构优化对能源强度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
5.1 面板门限模型理论 |
5.2 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关系的区域异质性 |
5.3 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直接影响的区域差异 |
5.4 本章小结 |
6 结论和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对策与建议 |
6.3 创新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论文框架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 |
2.2 国内文献 |
2.3 文献简要评述 |
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城镇化 |
3.1.2 “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辨析 |
3.1.3 新型城镇化 |
3.1.4 绿色发展 |
3.1.5 绿色城镇化 |
3.1.6 耦合 |
3.2 相关理论介绍 |
3.2.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3.2.3 可持续城镇化理论 |
3.2.4 生命周期理论 |
3.2.5 系统理论 |
3.2.6 PSR框架模型 |
第四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原因剖析 |
4.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 |
4.1.1 起步发展阶段 |
4.1.2 稳步发展阶段 |
4.1.3 深入发展阶段 |
4.1.4 蓬勃发展阶段 |
4.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
4.2.1 人口问题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2 资源问题限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3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4 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剖析 |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 |
4.3.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
4.3.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4.3.4 经济利益驱动 |
4.3.5 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
4.3.6 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 |
4.3.7 其他原因 |
第五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分析 |
5.1 绿色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
5.1.1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5.1.2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5.2 绿色城镇化的库兹涅茨分析 |
5.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5.2.2 绿色城镇化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5.3 绿色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5.3.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 |
5.3.2 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
5.3.3 绿色城镇化的运行机理 |
5.4 绿色城镇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5.4.1 城镇化与环境压力关系的动态分析 |
5.4.2 绿色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分析 |
第六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6.1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1.2 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
6.2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方法选择 |
6.2.1 评价方法选择 |
6.2.2 权重的确定 |
6.2.3 评价样本选择 |
6.2.4 数据来源 |
6.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6.4 中国绿色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6.4.1 研究假设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6.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6.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第七章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案例研究 |
7.1 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7.1.1 德国埃朗根 |
7.1.2 瑞典马尔默 |
7.1.3 美国伯克利 |
7.1.4 日本北九州 |
7.1.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
7.1.6 巴西库里蒂巴 |
7.1.7 南非约翰内斯堡 |
7.2 国内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7.2.1 北京 |
7.2.2 上海 |
7.2.3 贵阳 |
7.3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共同经验总结 |
第八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与对策 |
8.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
8.1.1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 |
8.1.2 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 |
8.1.3 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 |
8.1.4 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 |
8.1.5 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8.1.6 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 |
8.1.7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8.1.8 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8.1.9 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8.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
8.2.1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
8.2.2 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 |
8.2.3 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 |
8.2.4 切实改善修复生态环境 |
8.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8.3.1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城镇经济发展 |
8.3.2 着重加强城市绿色发展薄弱环节投入与建设 |
8.3.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政策 |
8.3.4 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8.3.5 适当减少城市行政层级,适度扩大城市自主权 |
8.3.6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9.1 主要结论 |
9.2 研究不足及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A 2012—2017年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影响因素及治理模式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2 研究问题和主要研究内容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1.4.1 技术路线 |
1.4.2 研究方法 |
1.5 本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环境污染 |
2.1.2 空间相关性 |
2.1.3 环境监管与政策工具 |
2.2 理论基础 |
2.2.1 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理论 |
2.2.2 政府规制理论 |
2.2.3 空间相关性理论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2.2.4 治理理论 |
2.2.5 理论启示 |
2.3 文献综述与研究缺口 |
2.3.1 环境污染的时空分布特征与空间相关性 |
2.3.2 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
2.3.3 环境政策工具和治理模式的相关研究 |
2.4 文献述评 |
2.5 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逻辑剖析和分析框架构建 |
2.5.1 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逻辑剖析 |
2.5.2 “合作治理”分析框架在本研究中的构建与应用 |
第3章 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空间相关性与治理困境 |
3.1 污染物选择 |
3.1.1 大气污染物的选择 |
3.1.2 水污染物的选择 |
3.2 “现状分析”层面的研究方法 |
3.2.1 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 |
3.2.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
3.3 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分析 |
3.3.1 大气污染的时空特征分析 |
3.3.2 水污染的时空特征分析 |
3.4 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3.4.1 大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3.4.2 水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3.5 环境污染的治理现状与治理困境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和政策工具的治理效果 |
4.1 STIRPAT模型的扩展与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4.1.1 实证研究模型的扩展与构建 |
4.1.2 变量的选择与加入 |
4.1.3 样本选择、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
4.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4.2.1 经典模型三要素的研究假设 |
4.2.2 七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假设 |
4.2.3 七种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假设 |
4.2.4 研究假设汇总 |
4.3 数据分析结果 |
4.3.1 大气污染约束性指标的空间计量分析 |
4.3.2 大气污染过渡性指标的空间计量分析 |
4.4 假设验证 |
4.4.1 约束性指标的假设验证 |
4.4.2 过渡性指标的假设验证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水污染的影响因素和政策工具的治理效果 |
5.1 STIRPAT模型的扩展与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5.1.1 实证研究模型的扩展与构建 |
5.1.2 变量的选择与加入 |
5.1.3 样本选取和变量测量 |
5.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5.2.1 经典模型三要素的研究假设 |
5.2.2 七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假设 |
5.2.3 七种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假设 |
5.2.4 研究假设汇总 |
5.3 数据分析结果 |
5.3.1 水污染约束性指标的空间计量分析结果 |
5.3.2 水污染过渡性指标的空间计量分析 |
5.4 假设验证 |
5.4.1 约束性指标的假设验证 |
5.4.2 过渡性指标的假设验证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对策建议 |
6.1 整体性视角下的对策建议 |
6.1.1 不同污染类型的环境治理体系构建 |
6.1.2 不同指标类型的环境治理之道 |
6.2 分地区和分时段的对策建议 |
6.2.1 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对策 |
6.2.2 不同政策阶段的环境治理路径 |
6.3 政策工具整合视角下的对策建议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1.1 中国环境污染的时空分布特征和治理困境 |
7.1.2 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与政策工具选择 |
7.1.3 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应用与完善 |
7.2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7.2.1 空间尺度的细化研究 |
7.2.2 时间尺度的对比分析与预测研究 |
7.2.3 污染物种类层面的综合研究 |
7.2.4 影响因素和政策工具层面的扩展研究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9)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目标 |
1.4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 |
1.6 技术路线 |
1.7 可能的创新之处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2 理论基础 |
2.3 本章小结 |
3 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与区域差异的现状 |
3.1 经济发展和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的现状 |
3.2 区域发展差异的现状 |
3.3 区域工业空气污染物的差异 |
3.4 本章小结 |
4 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模型 |
4.1 计量模型构建 |
4.2 数据说明 |
4.3 实证分析 |
4.4 讨论 |
4.5 本章小结 |
5 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基于因素分解模型 |
5.1 因素分解模型构建 |
5.2 数据说明 |
5.3 实证分析 |
5.4 讨论 |
5.5 本章小结 |
6 结论、减排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减排政策建议 |
6.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提出 |
二、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一)选题现实背景 |
(二)选题理论研究背景 |
(三)研究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一)旅游城镇化研究 |
(二)旅游小城镇研究 |
(三)旅游城镇(市)可持续发展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研究 |
四、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难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五)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第一章 旅游小城镇概念及相关理论 |
第一节 旅游小城镇概念和分类 |
一、小城镇概念和分类 |
二、旅游小城镇概念和分类 |
第二节 相关理论述评 |
一、新型城镇化理论 |
二、产权理论 |
三、社区参与理论 |
四、差异化理论 |
五、体验经济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我国旅游小城镇发展 |
第一节 我国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 |
一、我国旅游小城镇发展阶段 |
二、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和现状 |
第二节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相关性研究 |
一、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城镇化相关性机理分析 |
二、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对旅游城镇建设的助推效应 |
三、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对旅游发展的提升效应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条件及必要性分析 |
第一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条件分析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区域特点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
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制约因素成因分析 |
第二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必要性、机遇和动力机制分析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特殊意义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必要性和机遇分析 |
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
第四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历程、现状及问题 |
第一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区划沿革和小城镇发展历程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历程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当代城镇主要类型 |
三、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现状 |
四、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
第二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一、旅游产品层次低,同质化现象严重 |
二、旅游业人力资本开发利用不足,旅游专业经营人才匮乏 |
三、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大,民族文化未得到充分彰显 |
四、旅游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社会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应急能力相对落后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案例研究 |
第一节 旅游小城镇发展影响因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一、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
二、评价指标因子选取 |
第二节 重建转型旅游小城镇案例研究—以汶川县水磨镇为例 |
一、水磨镇概况 |
二、水磨镇旅游发展历程和现状 |
三、水磨镇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四、水磨镇旅游发展对策建议 |
第三节 交通枢纽和商贸服务型旅游特色小城镇案例研究—以松潘县川主寺镇为例 |
一、川主寺镇概况 |
二、川主寺镇旅游发展历程与现状 |
三、川主寺镇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四、川主寺镇发展对策及建议 |
第四节 自然资源依托型度假旅游特色小城镇案例研究-以理县古尔沟镇为例 |
一、古尔沟镇概况 |
二、古尔沟镇旅游发展历程和现状 |
三、古尔沟镇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四、古尔沟镇发展对策及建议 |
第五节 三种旅游小城镇发展影响因子比较研究 |
一、三种类型旅游小城镇异同比较 |
二、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三个旅游小城镇比较研究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思路与对策建议 |
第一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关系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产品 |
二、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与大城市群产品关系 |
第二节 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发展对策及建议 |
一、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总体发展思路概述 |
二、创新升级旅游产品,促进产业融合,夯实旅游小城镇持续发展的产业基础 |
三、保护修复优良生态环境,为旅游业持续发展提供生态保障 |
四、创建民族特色文化传承保护机制,实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旅游发展双赢 |
五、构建共享式社会治理机制,为旅游小城镇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研究结论 |
二、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文中各章节图表目录 |
附录2 :旅游小城镇居民调查问卷 |
附录3 :访谈纪要 |
附录4 :田野访谈照片 |
致谢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文章情况 |
四、西部地区城市化对策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2]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3]中国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研究[D]. 李春晖.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1)
- [4]二阶段视角下城市化对城市创新效率影响分析[D]. 孙超.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5]东北三省新型城镇化动力演化及协同效应研究[D]. 季红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路径分析[D]. 张志强.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7]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D]. 杨角. 西北大学, 2020(07)
- [8]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影响因素及治理模式构建[D]. 杨若愚. 天津大学, 2020(01)
- [9]工业空气污染物排放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研究[D]. 缪永妹.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10]岷江上游民族地区旅游小城镇研究[D]. 张江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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