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湖北20件大事(论文文献综述)
肖楠[1](2021)在《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文中研究说明爱国主义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以人们对各自祖国的天然情感为逻辑起点,在各自的历史实践中以不同形态传递、发展与继承,建立起同政治权力的共生,从而构建起政权合法性论证、社会整合、身份认同、话语竞争等一整套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基础。以此为理论前提,面对新时代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局势和国内矛盾变化现实,中国主流媒体强化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传播。本文以中国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在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传播为研究对象,选取研究了新时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爱国主义宣传实践活动,即新冠疫情、香港止暴制乱、中美贸易战事件。运用历史分析和文本定性分析方法,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爱国主义传播溯源分析,认为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是以民族、制度秩序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整体叙事框架,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和强化爱国主义国家个体权力——权利互动,逐步实现现代爱国主义“自我赋权”到“自我赋权”与“社会赋权”共生为内在逻辑,传播呈现主题上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内容上昭彰现代爱国文明、话语上融合官方与民间形态、策略上探索多元路径的总体特点,为推动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针对爱国主义传播面临内在挑战困境,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加强爱国主义传播要在坚持政治导向树立理论权威、坚守人民情怀建构公民道德、继承中国特质创新面向时代、坚定走向世界增进传播张力中实现内在发展。
张锦花[2](2021)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这是我们党对民族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原创性贡献,是我们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巨大飞跃。国内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分布上交错杂居、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联系、情感上相互亲近,各少数民族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是国内各民族简单的组合,而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点,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共同体,其中起着“黏合剂”作用的是历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共同居住的广袤国土,是团结一致、驱逐外辱、寻求解放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各民族成员对共有身份——“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聚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历史传统,源起于传统“华夷一统”思想,在古代无论是“华”,还是“夷”,尽管文化形式各异,居住在不同的区域,但都是炎黄子孙。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无论采取武力征服、羁縻、和亲等政策,都在维护国家统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列强入侵、生灵涂炭,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共同反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意识不断觉醒,不断衍生和发展,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全社会对“中华民族”概念广泛的讨论,社会各界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逐渐接受,中华民族意识进一步强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国内各民族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极大强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是对中华民族与各个少数民族的关系的认识的一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形势,立足我国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传统,立足新形势新要求,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得以基本形成。2014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科学论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这一论断的形成,同样经历了逐渐发展形成的过程,经历了从“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确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几个阶段,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民族工作规律的认识的深化和飞跃,对中华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有了更加清晰的掌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就非常关注西藏。党的十八大以来,亲自主持召开第六次和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机遇西藏特殊关怀,在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十个必须”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断,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定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新时代在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实践要求和根本引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我们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纲领性原则,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西藏工作实际,深刻揭示了西藏工作的内在规律。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藏面临“五期叠加”新的阶段性特征。西藏作为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成分众多,宗教因素突出,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必须将民族宗教因素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来考虑。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实行改革开放,彻底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摆脱了贫困。但是,十四世达赖和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一刻没有停止,境内外企图分裂祖国,破坏安定和平大好局面的反动势力仍然存在,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当“管肚子”的问题解决以后,“管脑子”的问题仍然任务艰巨,如何让西藏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要求必须通过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不仅是新时代西藏工作“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要求,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坚持西藏工作的着眼点着力点,淡化宗教消极影响,提升西藏各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凝聚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力量。本文的研究主要从理论、政策、实践及反思四个维度出发,进行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梳理、价值意义阐释、实证分析调查、剖析问题实质、路径选择探析。其中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及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国内外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趋势及学术观点,并从宏观层面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从多学科视角对相关概念进行了阐释与界定,以期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源起、雏形、形成、发展与确立的不同历史形态进行梳理总结,从而夯实研究根基。第二章主要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首先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共同体思想,其次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再次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寻找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依据,最后对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论述总结归纳并概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论述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系,提出新时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要遵循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还要立足于西藏特殊的民族宗教实际,正确处理好“一”和“多”、“同”和“异”、“恒”和“变”的关系。第四章从历史与现实的层面分析了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依据与现实机遇,从古代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与内地其他民族之间的互动,近代以来西藏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巨大历史贡献,以及当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关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与系统工程战略性工程,关键是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现实命题的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既是理论研究也是现实问题研究,为了避免主观臆断和偏见,采取对西藏高校大学生、西藏农牧区、西藏城市社区进行定量调查,以问卷调查与访谈方法与形式,分析他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并以此为依据形成了第五章内容,本章主要以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为主,以西藏7所高校中的部分在校大学生与教师、西藏农牧区的部分农牧民与驻村干部、城市社区中的部分市民与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累计发放问卷3000余份,访谈人数300余人,并通过SPSS数据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研究结论,为论文的研究增加数据支撑与可靠依据。第六章立足实证分析,剖析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挑战,为第七章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构建提供了路径构建依据。着眼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选择是多样的,其中政治建设是根本保障,经济发展是重要基础,文化认同是精神纽带,社会认知是关键,教育宣传是手段,只有这几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努力化解各种不利因素,才能使西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更加坚固。
江婷[3](2021)在《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习近平指出:“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习近平强调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学校办学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的初心,坚定为国育才的立场,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德育是教育的灵魂,吴汝纶德育思想在其教育思想中始终占有核心地位,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进入了备受欺凌、任人宰割的时期。近代中国,无数有识之士走上救亡与启蒙、变革与革命的道路。处于清末时期的吴汝纶,让教育成为武器,通过学术的力量实现改变国家命运的目的,这一迫切心情,凸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通过教育改革来改变国家的现状,改变国民素质,以求达到兴国强国的目的。吴汝纶的一生都与教育息息相关,是晚清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探路者”、“晚清现代教育的拓荒者”、“制度化教育的开拓者”,是“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吴汝纶的德育思想在不断的教育实践和持续的学习中逐渐丰富和成熟,是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汝纶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达到“普国人而尽教之”“智开然后知德教”的目的以及培养出以“爱国心为主者”的现代人才,这是他投身教育事业的基本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他所提出的“合东西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智开然后知德教”、“须以养成爱国心为主者”、“无体育则弱”等思想主张,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指导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开始重视研究吴汝纶的教育思想,也产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系统梳理、专题研究其德育思想的着作、论文较为欠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亟待加强。鉴于以上情况,尝试选取吴汝纶德育思想这一视角,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形成渊源、实践养成、主要内容和当代价值等,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内涵和价值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首先,详细介绍了吴汝纶先生的生平及其德育思想的形成,深入分析了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个人背景、理论渊源以及发展历程,认为其德育思想的形成既受救亡图存的社会大背景影响,也是吴汝纶主动继承和发展传统德育思想、主动学习和借鉴西方德育现代理论的产物,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形成过程主要分为萌发、形成、发展和成熟四阶段。其次,阐述了吴汝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其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原则及德育方法。归纳来看,吴汝纶的德育思想主要有“男儿当志在四方”、“德行第一”与“学为立身”相结合的德育目的,以“开民之愚而使之智”、“智开然后知德教”的大德育观,“普国人而尽教之”、“勉成国器”的人才培养目标,包括修身、齐家、治学、为官和社会等方面的德育内容。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过渡的开创性探索、培养现代人才的有益尝试等视角高度评价吴汝纶德育思想的重要历史贡献,完整呈现吴汝纶德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统一、成才与成人的兼顾以及认识与实践的结合。最后,在全面论述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局限性的基础上,阐述了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分析了吴汝纶德育思想在目标上、内容上、实践途径上的借鉴价值,并分析吴汝纶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其转化路径进行探索。
潘何琴[4](2021)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文中指出革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词,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毅然扛起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大旗,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并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亦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使命,保持革命底色,发扬革命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观的逐步形成和深化,并反过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理论武器。20世纪末期以来,“革命过时论”“告别革命”之声甚嚣尘上,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环境及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光荣使命,继续深挖革命观的时代内涵,发扬伟大革命斗争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必然,也是现实境遇的必然。要在新的时代特征中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优良革命精神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来龙去脉,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何以能形成及如何形成有清晰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如何认识革命,如何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形成对革命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从而不断推进革命的进程。基于此,文中通过思想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演进轨迹,厘清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归纳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基本内容,进而探析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影响因素,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作出总体评析。在近代中国,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崛起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骨干,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革命观的流传和近代革命思想的产生及传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条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在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争论中看到了革命是破解中国社会困境的重要手段,初步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初步探讨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意义、革命的主体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对革命任务的确定、革命纲领的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的提出和革命工作的转变,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策略等形成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深化了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问题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主要包括认清了中国革命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基于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正确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动力,进而明确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斗争策略,初步把握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基本辨别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情感等主观因素,加上中国社会矛盾的频发复杂和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等客观因素和来自共产国际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经历了曲折性、反复性和艰难性的过程。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初步思想成果,是在经历种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中集全党智慧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学评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观,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总结早期革命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既是对党史观的科学回应,也是对当今现实问题的时代回应。
边云涛[5](2021)在《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文中认为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缓慢、遭遇“资源诅咒”制约着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而产业转型升级是资源型区域经济转型的关键。资源型区域资源产业依赖导致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发展缓慢,产业演进中形成了低端锁定现象。而加快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是各级政府和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的实践已经经历较长时间,但产业转型升级依然是资源型区域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学术界对资源型区域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关注较多,但较少聚焦到资源型区域脆弱的产业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基于产业生态视角对资源型区域的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进行研究,对于丰富产业经济学产业生态、产业关联等理论,促进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利用机理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计量检验、案例研究等方法,基于产业生态视角,以工业部门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两类数据,研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首先,在梳理产业演进、产品空间、资源产业依赖与转型升级等文献基础上,提出产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阐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机理;其次,利用产品空间理论构建中国资源型省域产业空间网络图,检验资源依赖与产业演进的逆向关系;然后,利用计量模型检验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接着,对典型资源型城市长治市进行案例研究;最后,提出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为:(1)借鉴生态学思想提出产业生态系统概念与模型,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利用生态系统构成与演替模型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等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产业发展通过正向关联带动其他产业是促进模型,产业发展不影响其他产业发展呈中性是随机模型,产业发展排挤其他产业是抑制模型。在工业部门,资源依赖形成通过对制造业、生产要素、优质服务、基础设施的挤出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产业生态恶化带来产业结构逆向演进,形成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抑制模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开展资源产业管制避免资源依赖,形成有利于制造业新产业成长的随机模型,接着政府引导资源收益转化,加速培育制造业新主导产业进入促进模型第一阶段,最后通过制造业新主导产业内生关联驱动,实现产业生态与产业演进良性互动的促进模型第二阶段。在工业部门假定下提升产业多样化水平、产业关联程度是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2)拓展产品空间理论解释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低端锁定。使用2003至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四位代码行业数据,重点在邻近度计算中将赋值范围从传统[0,1]拓展为[-1,1],构建中国正、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正产业空间网络呈“核心致密—边缘稀疏”结构,核心区域为纺织、电气机械与器材、电子通信设备等高邻近度制造业,边缘区域为采矿业、炼焦、金属冶炼等低邻近度资源型产业。负产业空间网络呈许多小范围一个产业与多个产业之间构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中心”与“外围”产业为互斥、抑制关系。“中心”多是采矿业等资源型产业,与之相连的是受资源型产业“抑制”的装备制造、纺织等产业。高资源依赖的山西、青海等资源型省份优势产业数量少、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和产业密度均较低。计量结果显示资源依赖度提升会导致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显着下降,也就是资源依赖导致产业逆向演进。(3)以工业部门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利用计量模型分析产业生态对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研究发现被解释变量滞后期、产业密度滞后期对产业升级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产业升级具有路径依赖特征,高资源依赖省份最显着。“省份—年份”二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但高资源依赖组呈“U型”关系,资源依赖是资源型区域工业升级的动力。从产业生态角度分析发现产业基础、要素禀赋、产业服务、产业设施对产业演进产生显着影响,产业生态的改善有利于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升级。机制检验表明,资源依赖会通过挤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降低人口密度等产业要素影响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资源依赖也通过挤出外商投资、民营经济、产业密度、路网密度影响经济发展活力,阻碍区域产业演进。最后以产业多样化指数、三次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替代原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拓展检验。(4)以典型资源型城市、全国首批12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长治市为例进行案例研究。长治“二三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发展缓慢,工业结构中资源依赖、重工业化明显,但呈下降趋势;产业空间网络图中长治优势产业处于正产业空间网络边缘、负产业空间网络“中心”位置。长治产业演进呈现路径依赖、路径创造、路径中断等特点。长治通过煤炭产业管制导致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以改善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为主的产业生态改良为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助力长治产业演进由抑制模型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5)提出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与政策建议。资源型区域可以通过产业再造、产业延伸、产业退出等实现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也可以通过产业植入、产业培育、产业融合等实现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最后从以产业关联促进产业群落化发展、改善生产要素禀赋、提升产业服务能力,完善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提出优化产业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可能的创新之处:一是尝试借鉴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由产业基础、产业要素、产业服务、产业设施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及其演进模型,进而基于产业生态视角搭建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与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分析资源依赖导致产业生态恶化与产业结构逆向演进的抑制模型,提出资源管制、政府引导、内生关联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的随机模型、促进模型。二是将传统产品空间理论邻近度范围[0,1]拓展至[-1,1]来显示产业生态演进抑制模型,提出正、负产业空间概念揭示资源型区域存在的典型产业负向关联,资源产业依赖会排挤制造业发展。三是综合运用区域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为衡量产业演进变量,以及对长治的案例研究是论文特色之处。
张玉林[6](2021)在《“人类世”时代的长江:生命衰减的社会动力》文中研究说明以多个明星物种和大量鱼类的灭绝或濒临灭绝为标志,长江的生物完整性在最近的十多年间下降到"无鱼"等级,长江生态系统高度碎片化。在人类世的视野里,长江的物种灭绝和生态危机实为20世纪中期开始的全球变化"大加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诸多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体现了"文明的累积效应"——繁忙的黄金水道,密集的梯级电站、工业-城市走廊和岸线占用,以及严重的酷渔滥捕等等,共同挤压了水中生灵的生存空间,造成其种群数量锐减。由于已完成的大开发及其叠加效应足够强大,尽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成共识、禁渔令也有助于保护少数物种,但对长江生态网络的修复异常艰巨,警惕"长江经济带建设"演变为"边保护、边破坏"至为重要。
唐锦锋[7](2021)在《王阳明的“良知”与康德的“自由意志”之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在中西伦理思想史上,王阳明和康德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两位思想家。王阳明真正地实现了儒者“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达德”于一身,是现实化的儒家理想人格形象,他开创的“阳明学”是继“程朱理学”之后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精神面貌的重大学术流派。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开启了德国唯心主义和康德主义哲学流派,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西方哲学,他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以王阳明的“良知”和康德的“自由意志”为题的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两位具有代表性思想家伦理思想的异同,有助于我们认识中西伦理精神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乃至促进我们在更加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开展对自我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增进对自我文明的认知,促进中西文明之间的认识与了解,进而促进中西文明之间的互学与互鉴,增进中西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共同发展。这种伦理思想上的比较研究将立足于全球化交往实践纵深发展的客观实际,以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和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为现实诉求,通过比较的研究,认知与交流、反思与批判、解构与建构,建设既有中国文明特色的,又能面向世界与未来的现代化的中国伦理精神。本论文拟将全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除外),具体章节内容如下:第一章,“良知论”与“自由意志说”。内容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概述王阳明与康德的生平及其伦理思想。首先,论文考察了王阳明与“良知论”,内容侧重于王阳明的家世,以及个人的成长经历,其中比较突出地阐述了发生在他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三次重大的转折,并具体研究了促成这种重大转折过程中的个人际遇、学术因缘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介绍王阳明的“良知论”时,主要从本体、工夫、境界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全面展示王阳明道德思想的全貌与具体内涵。其次,论文考察了康德的生平及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概述的过程中,按照时间顺序简单地介绍了他的重要哲学着作,并重点分析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时代哲学背景之间的深层次的关联,通过“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端”、“休谟的怀疑”、“卢梭的批评”的论述,展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在介绍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时,主要从“自由意志”之界定、“自由意志”之法则、“自由意志”之实现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揭示康德道德哲学思想的全貌与具体内涵。第二章,道德的先天根据。本章内容分别考察了“良知”与“自由意志”的先天性,辨明论证“良知”是先天而内在的,“自由意志”是先验而超验的观点,并考察了这种差异性的产生原因,“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的中西思维方式。第三章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与康德在道德修养与教育问题上的主张。王阳明的道德修养是通过工夫的修炼完成的,康德的道德修养则要求认识道德律,认识绝对命令的三个公式。王阳明的道德教育立基于“良知”的普遍性,积极引导社会大众“致良知”,培养具有圣贤气象的道德人格。康德的道德教育主张对社会大众进行理性思维训练,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意志”的纯粹性,感受到道德的崇高,激发他们对道德的敬重感,促进大众道德行为的实践。在充分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论文研究了王阳明重视实践的历练而康德则强调理性的训练的深层原因,“重践履”与“重知识”的不同中西伦理传统。第四章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的“良知论”和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所指向的道德的至高目标。王阳明的道德理想是成就圣贤人格,实现“万物一体之仁”,而康德认为有道德的人有理由去追求“德福一致”的实现,它是理性赋予人生的最高价值目标。在比较“万物一体之仁”和“德福一致”的基础上,论证王阳明的“良知论”和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所共同具有的德性优先性以及禁欲主义的特征,并辨析这些特征在程度上的差异性。第五章道德哲学的“人性论”,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良知论”和康德“自由意志说”中的有关“人性”的主张,比较他们有关“人性”的结构、本质的论述。第六章道德哲学的“动机论”,内容分别考察了王阳明“良知论”和康德“自由意志说”的“动机论”特征,并指明“动机论”的道德学说存在着动机检验上的困难,根本无法判断一个人的行为的动机是否出自“良知”或“自由意志”。最后,围绕着道德的“自律”与“他律”问题在王阳明的“良知论”与康德的“自由意志说”之间进行了比较,论证了王阳明的“良知论”是不完全的道德自律学说,而康德的“自由意志说”是完全的道德自律理论。结语,“良知”与“自由意志”的“和合”。结语部分主要探讨王阳明的“良知论”与康德的“自由意志说”可能的“和合”。这也是本论文进行比较哲学研究的一个最终的理论成果。本论文认为王阳明的“良知论”与康德的“自由意志说”至少能够在五个方面进行“和合”,从而为能够开创出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现代性的,既能立足当下又能面向未来的,属于中国新时代的伦理与道德精神提供助力。
王秀芳[8](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陶万勇[9](2021)在《查士丁尼时代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统研究》文中认为以公元纪年,从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攻陷算起,罗马帝国已经灭亡长达500多年,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留给后世太多的回忆和遗产,它们在世界历史尤其是文艺复兴的发展长河中发挥过启发性作用,作为帝国杰出成就之一的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统,经众多专家的实地考察与探究,已逐渐清晰地映入世人的眼帘。君士坦丁堡是罗马帝国的东都,也是地中海沿岸在地位、人口、财富等方面唯一堪比罗马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地处色雷斯半岛最东端,色雷斯半岛三面环海:北面是黑海、东面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南面是马尔马拉海,君士坦丁堡也是三面环海:北面是金角湾、东面是博斯普鲁斯海峡、南面是马尔马拉海,虽三面都有大片海水,但该城依然是一座极度缺水的城市,这主要是由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共同造成。在为满足当地群众用水需求和使该城罗马化的双重因素驱使下,哈德良、瓦伦斯、狄奥多西二世、查士丁尼等皇帝不断完善当地供水系统。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统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供水机制和储水机制,供水机制由三条高架渠组成:瓦伦斯高架渠、狄奥多西高架渠、哈德良高架渠,它们分别由瓦伦斯、狄奥多西一世和哈德良建造,同时据卡兹姆·车辰(Kaz?m?e?en)、詹姆斯·克罗(James Crow)等学者的考古发现得知,狄奥多西二世曾经续建过瓦伦斯高架渠,之所以把这条高架渠称为瓦伦斯高架渠而非其他,主要是因为瓦伦斯首先建造了该高架渠,并且是其主要贡献者。储水机制主要是由各种储水设施和城内分水管道组成,君士坦丁堡有浴场、蓄水池、水仙殿、公共喷泉、水箱等储水设施,浴场和蓄水池是其中比较常见、发挥作用比较大的两种建筑,其他虽也很重要,但数量相对要少很多。查士丁尼是一位取得过杰出成就且为多数人熟知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他在统治时期取得的成就包括恢复帝国疆域、编纂法律、在各座城市大兴土木、发展工商业等,完善供水系统只是在此大背景下他所实现的一个小目标,但这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发展而言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查士丁尼从527年至565年在位,共统治38年,在位期间他实施过两次大规模修复供水系统的活动以及多次零星的完善活动,这些行为与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有密切的关联;规模较大的两次修复活动分别发生在查士丁尼统治初期和543年的君士坦丁堡大瘟疫之后,其他零星的修复活动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如532年的尼卡骚乱、他统治末期频繁的干旱等。532年的尼卡骚乱对查士丁尼的统治思想产生不小的冲击,他在镇压骚乱后重建了君士坦丁堡,完善供水系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贯穿其中的一个思想是他能在危机时刻也能得到充足的生活必需品供应。这些社会大事件只是查士丁尼重视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统的客观原因,他这么做还有更加深刻的主观原因。水在罗马帝国有特殊的地位,除了作为维持生命活动的生活必需品外,水还被视为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工具之一,这在自然缺水的君士坦丁堡表现得更为明显。经过不同皇帝的努力,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统已经完善到能实现除满足市民用水需求的其他城市功能,查士丁尼正是在这种建造思想的基础上完善供水系统,以达到博取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的目的。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统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超出统治者对其的期望,这些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加强该城“罗马身份”认同、促进城市人口增长、实现以洗浴为主的文化功能和其他一些功能。本文以查士丁尼时代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统为主题,一共分成四章十三节,主要从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统的建设原因、建设过程、查士丁尼对该供水系统的完善、该供水系统对君士坦丁堡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分为四节,主要描述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意识形态和查士丁尼统治的特点;地理位置、气候特征是统治者在此建设完善的供水系统的客观原因,而意识形态和查士丁尼的统治特点是主观原因,这些是供水系统客观存在的先决条件;第二章分为三节,主要描述君士坦丁堡的三条高架渠、它们各自的建成年代和高架渠特点以及查士丁尼在完善供水机制上付出的努力,重点是第三节的内容;查士丁尼完善供水机制的做法既是对前人做法的延续,又是与他的统治特征息息相关,尤其是与当时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几件大事有关,他完善供水机制并非单纯地满足市民的生活所需,还为了实现他的其他目的,如博取上层阶级的好感;第三章也分为三节,主要描述君士坦丁堡储水设施种类和分布、保存至今的储水设施遗址、查士丁尼对储水机制的完善,重点也是放在第三节;查士丁尼在完善储水机制的过程中始终贯穿三个原则:博取民心、应对危机、稳定社会秩序以巩固统治,这在532年的尼卡骚乱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骚乱给他造成的惊吓和对城市造成的破坏,促使他在镇压骚乱后发起重建君士坦丁堡的项目,并把确保供水充足视为主要的建设方面之一;第四章分为三节,主要描述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统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描述视野由查士丁尼时代扩展到早期拜占庭帝国,甚至可以说供水系统的这些作用从其被开始建设起就已存在。
郑晓锋[10](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提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二、20世纪湖北20件大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世纪湖北20件大事(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问题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点 |
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2.1.1 以阶级斗争团结爱国主体 |
2.1.2 生产建设与爱国事业的连结 |
2.1.3 以革命话语唤起爱国热情 |
2.2 改革开放时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2.2.1 以综合国力为核心的爱国转向 |
2.2.2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价值 |
2.2.3 开放性爱国话语的叙事 |
2.3 新世纪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2.3.1 全球化提供爱国新动力 |
2.3.2 民族复兴的目标发展 |
2.3.3 科学性爱国话语的出场 |
3 新冠疫情报道中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 |
3.1 以民族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3.1.1 建构奉献、敬业、友爱的民族群像 |
3.1.2 攻坚克难的集体记忆 |
3.1.3 宣传爱国卫生运动 |
3.1.4 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 |
3.2 场域和意义融合的传播策略 |
3.2.1 建构社会治理的传播场域 |
3.2.2 以隐喻为叙事话语 |
3.2.3 昭彰中国式爱国主义价值 |
3.3 评价与小结 |
4 香港“止暴制乱”报道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 |
4.1 以制度秩序认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4.1.1 制度、秩序的合法性正义性 |
4.1.2 制度、秩序认同的家国情感 |
4.1.3 制度、秩序认同的现实利益 |
4.2 建设性的传播策略 |
4.2.1 正面引导 |
4.2.2 重视情感性与理性批判相结合 |
4.3 评价与小结 |
5 中美贸易战报道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 |
5.1 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5.1.1 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
5.1.2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输出 |
5.1.3 对美国错误思想的批判 |
5.2 基于对比的传播策略 |
5.2.1 聚焦客观事实描述 |
5.2.2 强化中美两国奉行的价值对比 |
5.2.3 爱国观照——美国国家形象塑造 |
5.2.4 舆论争议建构 |
5.3 评价与小结 |
6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整体反思 |
6.1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总体建构 |
6.1.1 主题上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 |
6.1.2 内容上昭彰现代爱国文明 |
6.1.3 话语上融合官方与民间形态 |
6.1.4 策略上探索多元路径 |
6.2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面临挑战 |
6.2.1 爱国主义的两面性 |
6.2.2 传统爱国价值消解趋势 |
6.2.3 爱国主义传播内在困境 |
6.3 新时代加强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的对策 |
6.3.1 坚持政治导向,树立理论权威 |
6.3.2 坚守人民情怀,建构公共理性 |
6.3.3 继承中国特质,创新面向时代 |
6.3.4 坚定走向世界,增进传播张力 |
7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 新冠疫情相关报道列表 |
2 香港止暴制乱相关报道列表 |
3 中美贸易战相关报道列表 |
(2)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与现状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相关概念概述 |
第一节 相关概念阐释 |
一、治藏方略 |
二、民族与中华民族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 |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第二节 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形成过程 |
一、源起:传统“华夷一统”思想 |
二、雏形: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 |
三、形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形成 |
四、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
五、确立: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共同体思想 |
一、中国史前文明中的共同体思想 |
二、古代各民族互动中的共同体思想 |
三、大一统国家观中的共同体思想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理论 |
一、马克思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二、恩格斯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三、列宁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一、毛泽东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二、邓小平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三、江泽民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四、胡锦涛关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观点 |
第四节 新时代习近平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 |
一、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二、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第三章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第一节 党的治藏方略的形成发展历程 |
一、党治藏方略的初步形成阶段(1949—1978) |
二、党的治藏方略的发展完备阶段(1978—2012)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确立阶段(2012—至今)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主要内容及目标任务 |
一、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主要内容 |
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意义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目标任务 |
第三节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与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联系 |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题中之意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中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握三大关系 |
第四章 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机遇 |
第一节 古代西藏各民族与其他民族互动的典型代表 |
一、民族互市与王朝朝贡 |
二、民族会盟与民族和亲 |
三、民族战争与民族贡献 |
第二节 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
一、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 |
二、共同抵御外辱扞卫统一 |
三、共同丰富发展祖国经济 |
四、共同发展繁荣中华文化 |
第三节 当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机遇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二、党对民族工作高度重视的战略机遇 |
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引领机遇 |
第五章 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证分析 |
第一节 西藏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一、调查设计 |
二、主位研究:学生调查问卷与访谈统计分析 |
三、总结与启示 |
第二节 西藏农牧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一、调查设计 |
二、主位研究:农牧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分析 |
三、客位研究:以驻村干部为视角分析农牧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现状 |
四、总结与启示 |
第三节 西藏城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查分析 |
一、调查设计 |
二、调查点社区的选取情况 |
三、城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调查分析 |
四、总结与启示 |
第六章 新时代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挑战 |
第一节 多元文化冲击的复杂性挑战 |
一、境内外分裂敌对势力威胁西藏安全稳定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西藏主流文化 |
三、藏传佛教的消极影响 |
第二节 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客观性挑战 |
一、西藏经济总体发展相对滞后的客观性 |
二、西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性 |
三、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阻碍性 |
第三节 社会领域的复杂性面临多样性挑战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社会认知不足 |
二、对自媒体的无序发展的管控不足 |
三、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动力不足 |
第四节 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直接性挑战 |
一、文化程度偏低与环境影响 |
二、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师资教师队伍素质需要提高带来的挑战 |
三、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缺乏良性互动 |
第五节 培育实践内生动力不足的制约性挑战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主体的困惑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客体面临的困惑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过程面临的困惑 |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方式的困惑 |
第七章 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路径探析 |
第一节 政治维度:构建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
二、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 |
三、依法管理西藏宗教事务、提高藏传佛教中国化水平 |
四、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
第二节 文化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
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根基 |
二、以推动西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契机,丰富培育内涵 |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 |
四、以文化互鉴为导向,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
第三节 经济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保障 |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 |
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
三、建立经济互助机制,形成民族互惠共同体 |
四、加大边境扶持力度,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
第四节 社会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保障 |
一、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良好社会生态 |
二、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三、助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作用 |
四、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第五节 教育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动力 |
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融入各级各类教育 |
二、深化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营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浓厚氛围 |
三、发挥学校、社会、家庭的联动作用,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合力 |
四、遵循认知情感规律,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成效 |
第六节 认知维度: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逻辑 |
一、确立培育原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指明方向 |
二、完善培育内容,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丰富内容 |
三、优化培育方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拓宽路径 |
四、形成长效机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提供保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致谢 |
(3)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依据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状况 |
1.2.2 国内研究状况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 |
1.4 创新点 |
2 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 |
2.1 相关概念 |
2.1.1 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
2.1.2 德育思想与教育思想 |
2.2 理论基础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德育理论 |
2.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德育理论 |
3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
3.1 吴汝纶生平简介 |
3.1.1 年少好学 早着文名 |
3.1.2 登入仕途 学贯中西 |
3.1.3 致力教育着述办学 |
3.2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3.2.1 晚清的历史环境 |
3.2.2 晚清的政治及教育环境 |
3.3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个人背景 |
3.3.1 家庭条件—教育世家下的“古文大家” |
3.3.2 为官环境—幕府中的“关键人物” |
3.3.3 交友情况—与严复关系密切 |
3.4 桐城派与吴汝纶德育思想 |
3.4.1 桐城派概况 |
3.4.2 桐城派对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影响 |
3.5 本章小结 |
4 吴汝纶德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和发展历程 |
4.1 理论渊源 |
4.1.1 传统道德思想的渐化 |
4.1.2 吴氏家族家风的滋养 |
4.1.3 独特桐城文化的濡染 |
4.1.4 西方近代思想的启迪 |
4.2 发展历程 |
4.2.1 客居幕府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萌发 |
4.2.2 改革书院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形成 |
4.2.3 考察日本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发展 |
4.2.4 创办学堂时期吴汝纶德育思想的成熟 |
4.3 吴汝纶对近代德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4.3.1 中国近代德育思想的演变历程 |
4.3.2 一个开明的旧人物:吴汝纶的双重身份 |
4.3.3 吴汝纶对近代德育思想理论的主要思考与实践 |
4.3.4 吴汝纶对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过渡的开创性探索 |
4.4 本章小结 |
5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实践养成 |
5.1 聘请名师,振兴地方教育 |
5.1.1 裁并义学整顿书院 |
5.1.2 振兴书院筹措经费 |
5.1.3 聘请名师开启风气 |
5.2 主讲莲池书院,创办东西文学堂 |
5.2.1 率先开办东、西文学堂 |
5.2.2 自筹经费购买新书 |
5.2.3 广交中西名士培养文化氛围 |
5.2.4 莲池俊秀影响后世 |
5.3 赴日考察学务,着《东游丛录》 |
5.3.1 实地观摩日本各级各类学校 |
5.3.2 赴日听教育专题讲座与介绍 |
5.3.3 接触日本政治界、教育界官员和学者 |
5.3.4 《东游丛录》中所涉及的教育问题 |
5.3.5 吴汝纶赴日考察的作用 |
5.4 心系桑梓教育,创办桐城学堂 |
5.4.1 创办动因及经过:“欲救此厄,必在培才” |
5.4.2 办学指导思想:“只今学术当全变,安得东西并一堂” |
5.4.3 课程设置方式:“合东西学问精粹陶冶而成” |
5.4.4 师资选聘原则:“西师难请,东师易聘” |
5.4.5 学堂管理体系:“各有职司,无相侵越” |
5.5 本章小结 |
6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
6.1 德育目标:勉成国器 |
6.2 德育内容 |
6.2.1 修身 |
6.2.2 齐家 |
6.2.3 治学 |
6.2.4 为官 |
6.2.5 社会 |
6.3 德育原则 |
6.3.1 循序渐进:“读书不必过急” |
6.3.2 因材施教:“学当择性之所近” |
6.3.3 言行一致:“自行其言” |
6.4 德育方法 |
6.4.1 传统与现代统一的方法:兼通新旧 融合中西 |
6.4.2 成人与成才兼顾的方法:德行为重 而艺次之 |
6.4.3 认识与实践结合的方法:躬亲实践 考察学制 |
6.5 本章小结 |
7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7.1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局限性 |
7.1.1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历史定位 |
7.1.2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局限性 |
7.2 吴汝纶德育思想目标上的借鉴价值 |
7.2.1 改造国民性,促进个人之全面发展 |
7.2.2 挣脱传统枷锁,实现个人之人生价值 |
7.2.3 改革教育,实现国家之兴盛富强 |
7.3 吴汝纶德育思想内容上的借鉴价值 |
7.3.1 强化文化认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
7.3.2 注重培养爱国心,树立爱国精神 |
7.3.3 引导生活态度,审视人生意义 |
7.4 吴汝纶德育思想实践途径上的借鉴价值 |
7.4.1 通过改革莲池书院,兼容中西文化 |
7.4.2 通过赴日考察学习,促进教育近代化 |
7.4.3 通过创办新式学堂,改革传统教育模式 |
7.5 吴汝纶德育思想的现代转化 |
7.5.1 吴汝纶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7.5.2 吴汝纶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理论支撑 |
7.5.3 吴汝纶德育思想现代转化的路径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8 结论及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一、专着 |
二、期刊 |
三、学位论文 |
四、外文着作、译着、论文及期刊 |
附录一:吴汝纶年谱 |
附录二:吴氏家训(摘录) |
附录三:论及吴汝纶及其着述的着作 |
附录四:吴汝纶诠释、点勘、评注的经书、史书、诗集等 |
附录五:学堂章程 |
附录六: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参与项目及获奖情况 |
(4)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来源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
(一)基本思路 |
(二)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一)主要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条件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的社会背景 |
(一)近代中国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 |
(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的主体条件 |
(一)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 |
(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崛起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的思想来源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 |
(二)中国传统革命观 |
(三)近代革命思想的产生与传播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演进轨迹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萌芽的影响 |
(一)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之争 |
(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相结合 |
(三)无产阶级政党组建的初步探讨 |
小结 |
二、党的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形成 |
(一)党的成立和革命任务的确定 |
(二)党的二大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
(三)党的二大和民主联合战线的提出 |
(四)党的工作重心从工人运动到国民革命的转变 |
小结 |
三、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发展 |
(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与发展 |
(二)党的四大和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提出 |
(三)党的四大和工农联盟思想的确定 |
(四)深化对暴力革命与武装斗争的认识 |
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基本内容 |
一、对中国革命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的认识 |
(一)中国革命的对象 |
(二)中国革命的任务 |
(三)中国革命的性质 |
(四)中国革命的前途 |
(五)认清中国革命基本要素的深远影响 |
二、对中国革命动力的判断 |
(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二)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
(三)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 |
(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 |
(五)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
(六)认识中国革命各个阶级力量的深远影响 |
三、对中国革命斗争策略的明确 |
(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二)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策略 |
(三)“党内合作”是国共合作采取的策略形式 |
(四)保持党的独立性是“党内合作”的原则 |
(五)确立国共合作策略的深远影响 |
四、对中国革命关键的把握 |
(一)革命领导权 |
(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
(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领导权 |
(四)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及意义 |
五、对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辨别 |
(一)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
(二)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形式 |
(三)工农兵武装是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 |
(四)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依靠武装斗争的深远影响 |
六、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理解 |
(一)中国革命的时代定位 |
(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
(三)加强中国无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联系 |
(四)准确把握革命世界性范畴的深远价值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影响因素 |
一、主观因素: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水平与个人情感 |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苏情感 |
二、客观因素:中国社会矛盾与国内革命形势 |
(一)中国社会矛盾的频发与复杂 |
(二)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与发展 |
三、外部因素:共产国际的影响 |
(一)积极作用 |
(二)消极影响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总体评析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贡献 |
(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 |
(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础 |
(三)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指明方向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局限 |
(一)对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认识不足 |
(二)对党建立武装力量的领悟不够 |
(三)对农民土地问题的理解不深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 |
(一)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是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现实依据 |
(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是分析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基础 |
(三)化解党内意见分歧达成党内共识是统一中国革命思想的重要步骤 |
四、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时代关照 |
(一)坚守革命理想,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 |
(二)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
(三)运用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
(四)拓展革命的时代内涵,正确认识和科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五)总结历史经验,推进新时代的伟大斗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1.4 主要创新点 |
第2章 产业生态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文献综述 |
2.1 产业演进研究 |
2.1.1 产业演进的内涵 |
2.1.2 产业演进的影响因素 |
2.1.3 产业演进的路径选择 |
2.2 产业生态与产品空间研究 |
2.2.1 产业生态的研究进展 |
2.2.2 产品空间理论研究进展 |
2.3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与转型升级研究 |
2.3.1 资源型区域产业锁定及其成因 |
2.3.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措施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产业生态视角下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理论框架 |
3.1 从生态系统到产业生态系统 |
3.1.1 生态系统的构成 |
3.1.2 生态平衡及生态系统演替模型 |
3.1.3 产业生态系统的构成 |
3.1.4 产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演进模型 |
3.1.5 本文后续所使用的主要概念与模型 |
3.2 产业生态恶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抑制模型 |
3.2.1 基本假定 |
3.2.2 资源丰裕、资源繁荣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恶化 |
3.2.3 产业生态恶化、低端锁定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结构逆向演进 |
3.3 产业生态改良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随机、促进模型 |
3.3.1 资源管制、资源依赖弱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中性演进:随机模型 |
3.3.2 政策引导、资源收益转化与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改良:促进模型 1 |
3.3.3 产业生态改良、内生驱动与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模型 2 |
3.4 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数理解析 |
3.4.1 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分析 |
3.4.2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分析 |
3.5 三次产业演进与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拓展分析 |
3.5.1 三次产业演进、经济发展阶段与工业部门产业演进关系 |
3.5.2 资源依赖与三次产业演进的关系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分析 |
4.1 省级层面中国资源型区域的划分依据 |
4.2 中国资源型省份产业演进的测度与特征:基于产品空间理论 |
4.2.1 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的测度概念与方法 |
4.2.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构建方法 |
4.2.3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的总体特征 |
4.3 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升级能力评价 |
4.3.1 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与产业空间网络特征 |
4.3.2 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特征 |
4.3.3 生产能力禀赋与产业密度特征 |
4.4 资源依赖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4.4.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4.4.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4.4.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计量检验 |
5.1 产业基础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基于三维数据 |
5.1.1 三维数据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5.1.2 三维数据模型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5.1.3 三维数据模型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5.2 产业生态对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影响研究 |
5.2.1 模型设定与样本选择 |
5.2.2 基准计量检验:2003-2013 |
5.2.3 补充计量检验:2007-2017 |
5.3 资源依赖抑制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的中介机制检验 |
5.3.1 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与样本选取 |
5.3.2 资源依赖“诅咒”经济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 |
5.3.3 资源依赖影响显性比较优势产业个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5.3.4 资源依赖影响区域优势产业邻近度综合指数的中介效应检验 |
5.4 拓展检验:替代原有被解释变量 |
5.4.1 资源依赖与区域产业低端锁定的实证检验 |
5.4.2 产业生态对区域产业演进影响的实证检验 |
5.4.3 资源依赖对产业生态的影响:机制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演进的典型案例研究:以山西长治为例 |
6.1 长治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与产业空间网络格局 |
6.1.1 长治经济发展与产业演进的总体特征 |
6.1.2 中国产业空间网络中的长治格局 |
6.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探索与转型方向 |
6.2.1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依赖 |
6.2.2 长治产业演进的路径创造 |
6.2.3 长治产业退出导致路径中断 |
6.2.4 长治产业转型升级的未来方向 |
6.3 长治产业生态改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阐释 |
6.3.1 煤炭产业管制促进主导地位缓降与产业素质提升 |
6.3.2 产业生态改良为长治制造业、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
6.3.3 制造业、新兴产业助力长治产业演进向随机、促进模型转变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优化生态促进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与建议 |
7.1 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
7.1.1 资源型区域路径依赖式产业升级 |
7.1.2 资源型区域路径突破式产业升级 |
7.2 资源型区域产业生态优化的政策建议 |
7.2.1 以产业关联推动资源型区域产业群落化发展 |
7.2.2 促进资源型区域生产要素禀赋升级 |
7.2.3 提升资源型区域产业服务能力 |
7.2.4 完善资源型区域产业基础设施保障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附表 1“省份—行业—年份”三维数据Probit回归结果 |
附表 2 1999-2019 年长治市主要工业品产量 |
附图 1 2013 年中国正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附图 2 2013 年中国负产业空间网络基准图 |
(7)王阳明的“良知”与康德的“自由意志”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 |
第一章 “良知论”与“自由意志说” |
第一节 王阳明与“良知论” |
一、“良知论”的形成 |
二、“良知论” |
第二节 康德与“自由意志说” |
一、“自由意志说”的形成 |
二、“自由意志说” |
第二章 道德的先天根据 |
第一节 道德的先天根据 |
一、“良知”的先天性 |
二、“自由意志”的先天性 |
第二节 “良知”的内在性与“自由意志”的超验性 |
一、“良知”的先天而内在,“自由意志”的先验而超验 |
二、“天人合一”的“良知”,“主客二分”的“自由意志” |
第三章 道德的修养与教育 |
第一节 道德的修养与教育 |
一、道德的修养 |
二、道德教育 |
第二节 实践的历练与理性的训练 |
一、多维的方式与单向度的理性 |
二、实践的历练与理性的训练 |
第四章 道德的至善境界 |
第一节 道德的至善境界 |
一、“万物一体之仁” |
二、“德福一致” |
第二节 德性与幸福 |
一、德性优先 |
二、禁欲主义的倾向 |
第三节 德性与幸福的和谐 |
第五章 道德哲学的“人性论” |
第一节 王阳明论人性 |
第二节 康德论人性 |
第三节 人性论的辨证 |
一、人性的结构:善恶同体或善恶共居 |
二、人性的本质:自然的善与自由的善 |
第六章 道德哲学的“动机论” |
第一节 “动机论”的道德学说 |
第二节 “动机论”的困难 |
第三节 道德的自律与他律 |
一、社会性的责任与理性的责任 |
二、完全的自律与不完全的自律 |
结语“良知”与“自由意志”的“和合”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8)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意义、不足 |
第一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发展轨迹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
一、资本主义的入侵催生了近代国家观念和科技救国思潮的产生 |
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与影响因素 |
一、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二、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 |
一、萌生阶段(1930-1955):在救国思想主导下,初步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努力掌握专业知识 |
二、发展阶段(1956-1981):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系统工程思想逐步成熟 |
三、成熟阶段(1982-1996):在邓小平理论的影响下,开始用社会工程思想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
四、完善阶段(1997-2009):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影响下,以“钱学森之问”为标志继续思考国家重点领域的发展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钱学森关于时代发展特征的分析 |
第一节 对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一):“科学技术”视角 |
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断发展 |
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大科学”发展态势 |
三、把握产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
第二节 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二):“世界社会形态”视角 |
一、世界社会形态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信息革命时代的阶段性特征 |
二、信息化、差异化、资本化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 |
三、钱学森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解读 |
第三节 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重大任务的认识 |
一、第一次社会革命奠定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思想优势 |
二、第二次社会革命亟需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协调发展的问题 |
三、主动为第三次社会革命作准备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战略对策 |
一、 “时代差”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
二、科技立国重要性日益凸显 |
三、用系统视角分析时代问题 |
第五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内容 |
一、基本理念与创新主张 |
二、方法支撑和具体运用 |
三、主要框架及基本内容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一、瞄准新兴产业革命推动国家产业不断升级 |
二、加强三大经济学研究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三、运用系统工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
四、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体质建设主张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大力开展“科技经济建设” |
一、科技是21 世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核心 |
二、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大力推进科技经济建设 |
三、建设主动型“宏观控、微观放”的科技经济管理体制 |
四、依靠伦理、管理、法理规约科技经济行为 |
第三节 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二):重视发展“人民体质建设” |
一、从整体的角度规划人民体质建设 |
二、深入研究人体科学 |
三、推进医学改革 |
四、关心重视老龄人口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一、钱学森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必要性 |
二、钱学森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
三、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思想建设是“主观表现” |
一、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 |
二、 理论研究:思维科学、系统科学、社会科学加行为科学是关键 |
三、技术手段:思想政治社会工程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客观表现” |
一、 “中国文化是强大的国力” |
二、传统文化的扬弃主张 |
三、建设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
四、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张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一、较早进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研究 |
二、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张 |
三、主张建立行政科学理论体系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政体建设 |
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看法与主张 |
二、行政机构必须因时因事进行调整 |
三、建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行政工作体系 |
四、总体设计部:现代国家智库建设的雏形 |
五、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科学技术的综合管理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二):法律建设 |
一、法治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最佳治理为目的 |
二、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系统工程 |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工程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三):民主制度建设 |
一、为完善基本民主制度献计献策 |
二、探索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路径 |
三、开展人民政协学研究助力协商民主 |
第五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四):党的建设 |
一、钱学森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建议和主张 |
二、钱学森关于领导科学及领导干部的培养主张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钱学森关于地理建设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及基本主张 |
一、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 |
二、地理建设的主要内涵 |
三、地理建设的理论依据 |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国土工程 |
一、把交通建设作为地理建设之本 |
二、在“尊重”和“创造”基础上开展水利建设 |
三、发展沙产业、林产业、草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
四、加快现代城市建设 |
五、推进重点地区发展 |
第三节 地理建设(二):生态环境保护 |
一、国家再生资源委员会:规划资源回收利用 |
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三、灾害学研究:科学防治自然灾害 |
四、城市学研究:山水城市发展主张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钱学森关于教育、科技、外交、国防发展的理论探索 |
第一节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 |
一、教育是第一位的大事 |
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
三、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 |
四、开展大成智慧教育 |
第二节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
一、党要不断提升科技领导力 |
二、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 |
三、面向群众开展科普宣传 |
第三节 积极践行和平外交政策 |
一、平等是外交的基础 |
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三、贯彻世界范围内的群众路线 |
四、大力维护国家安全 |
第四节 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 |
一、认真研究21世纪国防建设重点问题 |
二、加强战略战术运用确保打赢现代战争 |
三、顺应国际军事变革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与当代价值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贡献 |
一、以系统理论创新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 |
二、深入阐明了科学技术推动国家进步发展的作用机理 |
三、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难点和热点献计献策 |
四、解读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某些重要论断和观点 |
五、提出并尝试破解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发展问题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特点 |
一、科学家的理想性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
二、技术方法的科学性与具体场景的适用性 |
三、学理上的逻辑性与实践中的有限性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评价 |
一、性质上: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阶段性:它是还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三、实践上: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第四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教育启示 |
一、树立求真求实态度,认真研究国家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
二、汲取人物思想智慧,助力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
三、注重资源开发利用,挖掘展现先进群体精神风貌 |
四、贯彻立德树人方针,实现高等教育道德性与知识性逻辑的统一 |
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强化科学家队伍的国家观教育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查士丁尼时代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依据与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查士丁尼时代的君士坦丁堡 |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人口变化 |
第二节 建城理念与宗教信仰 |
第三节 查士丁尼统治特征 |
第四节 不平静的都城 |
第二章 引水机制的历史与特点 |
第一节 较近的高架渠 |
第二节 最长的罗马供水线 |
第三节 完善引水机制以稳定社会秩序 |
第三章 储水机制的构成与分布 |
第一节 储水设施种类及分布 |
第二节 保存至今的储水设施分析 |
第三节 完善储水机制之必然性与偶然性 |
第四章 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统的影响 |
第一节 加强“罗马身份”认同 |
第二节 促进城市人口增长 |
第三节 取悦民众与教会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最长的供水渠中各渡槽桥信息 |
附录 B 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统年代记 |
致谢 |
(10)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第六章 余论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四、20世纪湖北20件大事(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D]. 肖楠. 浙江大学, 2021(01)
- [2]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视域下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D]. 张锦花. 西藏大学, 2021(11)
- [3]吴汝纶德育思想研究[D]. 江婷. 西安科技大学, 2021(01)
- [4]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D]. 潘何琴.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5]基于产业生态视角的资源型区域产业演进研究[D]. 边云涛.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人类世”时代的长江:生命衰减的社会动力[J]. 张玉林.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3)
- [7]王阳明的“良知”与康德的“自由意志”之比较研究[D]. 唐锦锋. 湖北大学, 2021(01)
- [8]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9]查士丁尼时代君士坦丁堡供水系统研究[D]. 陶万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10]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