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岩画展”成功举办

一、第二届“中国岩彩画展”成功举办（论文文献综述）

李泳^[1]（2021）在《云南现代重彩艺术在广西的发展》文中研究指明重彩这一艺术样式在我国绘画的早期阶段占有重要位置有着长久的历史,在隋唐和宋代更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但是,伴随着以“潇散空灵”、“恬淡幽雅”为格调的文人画的出现和兴起,重彩画逐渐走向没落。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在艺术上的认知随着对西方绘画的不断了解和时代的变迁,逐渐发生了改变,重彩画开始重新被人们所接受,发展也日趋繁荣,打破了传统的以水墨画为主的局面,这一艺术样式在国内复兴。由于国内外大环境的改变,一批年轻艺术家因不同原因深扎在云南创新了一个绘画流派——云南画派。云南画派,以独特的绘画元素,在现代中国绘画史上展开篇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是丁绍光、刘绍荟和蒋铁峰等艺术家。云南画派深受云南地区的文化滋养,以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结合吸收西方元素,较好地解决了中西融合问题。现代重彩,使得中国画现代化革新呈现出多彩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将中国传统重彩画推陈出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云南画派的艺术家们敢于向近代以文人水墨画为中国传统艺术说“不”,革新传统的“以线造型”的重彩画,利用崭新的材料、绘画方式进行创作。随着改革开放之风,云南现代重彩绘画不仅在国内站稳脚跟,还迈向了国际市场。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云南画派从鼎盛期走向没落期,但是也曾经影响一大批艺术家,而这些艺术家在广西、云南、四川、贵州这些西南地区继续发光发热,影响着该地区的美术。同样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背景的影响下,广西美术也在逐步发展,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之后开始崭露头角。随着云南现代重彩绘画在广西传播发展后,对广西的美术造成一定的积极影响,包括工笔绘画、综合材料绘画、公共空间等方面,因此对于云南现代重彩绘画与广西美术之间的影响研究是具有必要作用。本文将从客观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云南现代重彩绘画与广西美术,梳理云南画派形成过程,寻找云南现代重彩画派在广西地区的发展状况及继承状况,厘清现代重彩艺术在云南与广西之间的联系,对于现代重彩艺术在广西的当代继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刘冬^[2]（2020）在《地缘文化中的美学表达 ——20世纪后半叶西藏的现代绘画研究》文中提出西藏自治区的现代绘画是中国民族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中国美术独特的艺术实践,这种民族区域的艺术实践根植于中国民族美术能动的生命力,产生于时代背景下的多元文化融合,是在西藏传统和社会条件下发展出的独特现代模式。它不仅密切联系着新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而且与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息息相关,是聚集于西藏的美术家们对时代巨变做出的“自觉”回应。如何创造性的揭示、建构这种中国民族美术的实践与模式,如何结合这种独特的历史经验,行之有效的探索出中国民族美术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我们在历史进程中不断面对的社会问题。西藏由于地理、历史原因致使本地区的美术家及其作品一直处于“偏安一隅”,美术界对此也少有关注,但这并没有阻碍其美术的发展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科技、交通运输和新媒体的传播让西藏的现代绘画及美术家群体逐渐揭开神秘面纱,使人们认识到诞生于西藏高原的西藏现代绘画,其鲜明的艺术棱角,以及在面对当今文化冲击所带来的困惑中所体现出的哲学思想与文化坚守,给中国美术从“高原”到“高峰”的迈进以启示。西藏因其特有的“地缘文化”优势,使得20世纪后半叶聚集于西藏的美术家建构出具有西藏美学特征的“地缘文化”场域,彰显着现代化进程中地域与文化的内在关系。美术家在此语境下创作的西藏现代绘画,所体现出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给中国美术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带来了鲜明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认同。正是“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文化的体现,在国际艺术交流中,更具民族性与国际性,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从“地缘文化”出发,探索西藏“地缘美学”风格,是民族美术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方法。以西藏自治区地理空间为范畴,在传统文脉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审美需求,拓展人文空间,从而形成人对地理空间的经验重塑和实践再造。以此所形成的西藏美学特质,能进一步深化民族美术的文化内涵和拓宽民族美术的视觉表现。西藏现代绘画的“地缘文化”是在西藏特有的地理、历史、宗教背景中孕育的,地理环境是民族文化艺术生成的土壤和客观基础,形成了西藏历史上的精神文化特征和社会文化特征。西藏的宗教信仰深深的影响并指导着当地人们的艺术审美表现,从原始遗迹到唐卡及西藏的现代绘画,艺术的价值追求实现了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变,艺术的审美追求体现出强烈地“西藏风格”。西藏现代绘画“地缘文化”的特征,是在西藏内、外因素的相互助推中生成的。西藏现代绘画的美术家与外部艺术世界之间保持着空间、时间和人群的接触、交叉、重叠和相互影响。外因主要是美术家有感于人与时代、艺术与社会,形成了以“他者”视角下关于西藏题材绘画和藏族绘画的“命题式”创作与解读。内因则是在历史经纬与个人坐标的定位中,聚集于西藏的不同身份背景的美术家在20世纪后半叶西藏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中产生的由内而外的文化自觉。20世纪后半叶的西藏现代绘画,经历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性艺术家群体和艺术现象,并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地缘文化”特征。20世纪后半叶西藏的现代绘画,体现出特有的“地缘文化”内涵,即:“大美”的和谐内涵、“信仰”的世俗化内涵、“去标签”的真实内涵。聚集于西藏的三类不同身份背景的美术家,因绘画的题材内容与视觉表现,呈现出不同的“地缘美学”风格,即:“唯民”——本土培养美术家的题材选择与视觉表现;“唯藏”——外出学习归来的本土美术家的题材选择与视觉表现;“唯识”——外来长期入藏工作美术家的题材选择与视觉表现。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出发,针对“宗教与文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个性与认同”等问题,在绘画中呈现出关于“历史与记忆”、“全球与地域”、“体验与感知”的艺术表达,以寻求20世纪后半叶地域与文化的内在联系。20世纪后半叶西藏现代绘画的“地缘文化”特征为民族美术及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应有的反思与启示。即,反思:现代化中的文化思考与艺术表达以及商业化中的创作场域及传播推广;启示:时代与地域情节中西藏现代绘画的拓展及“地缘文化”背景下的民族美术之路。以此来展望中国各区域民族美术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与蓬勃生命。

徐亚男^[3]（2020）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期间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重建和挖掘中国美术现代性话语和精神品格最好的美学创造和体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由工业、科技、信息等混合而成的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局面,而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正是伴随着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转型,所体现出的藏族文化、中原文化和受西方文化冲撞融合的当代文化彼此之间的相互交融对话,正历经着不同于任何时期的文化格局、主题内涵、形式语言、审美价值等传统资源的现代形态转换。艺术家不约而同地从“英雄史观”的“集体叙事”方式转向“平民史观”的“个体叙事”,形式语言风格也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的繁荣局面的转变,共同加速着中国美术创作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翻天覆地的位置变化。具体呈现出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其一,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成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治格局、东西方多元文化、藏族地域文化与相关美术基础设施共同推进的结果;其二,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内容是建立在多种文化资源的整合与现代审美方式的转换,进而建构出的具有本土文化内涵和主体性的现代艺术形态;其三,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内在形式语言演变不仅充当了中国美术现实主义美学的思想先锋,也印证着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内在审美需求重新择取养分而进行的现代性探索的结果;其四,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世界民族文化交融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政治性、民族性、艺术性和当代性共存的代表“民族气派”和“国家形象”的美术现象。因此,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生发、演进、演变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章将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分为1978年——1989年的精神重建与技法探索时期、1990年——1999年的文化交流与观念表达时期、2000年——2018年的当代品格与本体建设时期这三个阶段。以中国/西方、传统/现代、内部/外部、民族/世界等多组视角展开论点,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作品产生的政治体制、文化定位、美术思潮、画家群体、形式语言、展览市场等内在和外在因素进行分析,准确定位出这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明显不同于任何时期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整体格局、风格面貌、发展形态与价值取向。进一步探索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审美意蕴、艺术语言、绘画观念的现代性话语形态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在转型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国美术创作在新时代的再出发提供丰富的经验和思路借鉴。第二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主题文化内涵进行建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以独特的青藏高原地域文化、藏民族人物精神气质、藏民族传统民族和民间文化区别于其他题材的绘画创作。这种厚重的藏文化内涵再次激活了藏族题材绘画创作在现代性话语探索中的表达属性和涵纳力,并显示出任何时代不曾有的广泛性和内涵深度。一方面,艺术家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想象所衍生出的对“中华民族大团结”、“‘路’的隐喻——藏区新建设新成就”这两方面主题内容的阐述,进而分析藏民族与国家民族身份、民族政策、藏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艺术家通过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时代”这三组视角关系的全新思考,进而探索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所蕴含的多元和谐文化观的表达。具体可细化为:自然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高原人形象——民族气质的体现、传统民族节日——民俗文化的深入、信仰与朝圣——宗教文化的解读这四个方面的主题内容,显示出藏族题材绘画不曾有的文化内涵演变。第三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形式语言内在构成的分析,是从改革开放之前艺术本体语言“一元”的“传统形态”向“多元”的“现代形态”局面的转变。通过对藏族题材各画种的现实主义的中国化探索的归类,以及对油画、中国画这两个创作面貌齐全、创作数量庞大的画种形式语言的细化演绎,阐述这四十年的藏族题材绘画在现实主义美学思想和创作观念下所进行的中国美术形态内部语言规律演变,探究这四十年的中国文化需求和艺术家的创作心理、观察方式、审美取向、艺术本体语言形态生发的内在逻辑。第四章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的研究。这四十年的藏族题材绘画创作是通过民族想象与主题拓展、风格重构与多元图景呈现对中国当代美术史起到了革新价值的建构。在人文性的审美演绎上以对“天人合一”的观念思考和对人类精神世界的重建凸显出藏族题材绘画丰厚的文化含量和精神内涵。更以其作品强烈的民族思想、民族情感和民族审美意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重构了具有民族魂魄和时代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不仅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不可缺少的里程碑,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的现代化线性历史景观中重要的视觉文本。

吴钇辰^[4]（2019）在《引领时潮—潘絜兹工笔重彩艺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数十年来中国现当代工笔重彩艺术的盛大繁荣局面,与潘絜兹先生以及他所带领的一大批工笔重彩画家的大力提倡和辛勤工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以研究潘絜兹先生在中国现当代工笔重彩艺术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奠基人作用为主要论题,以发掘和论证潘絜兹先生在艺术创作、艺术理论和社会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义为主要论述内容。潘絜兹先生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重要工笔重彩画家、美术理论家、敦煌学专家和编辑家,被公认为学者型画家和工笔重彩画界的领袖,他为发展中国工笔重彩艺术而投入毕生精力,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现当代中国工笔重彩事业的活跃与发展。潘絜兹先生对中国现当代工笔重彩艺术的开拓和引领作用,体现在他的创作、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主要是艺术编辑工作）三个方面:他在创作上能融合传统卷轴绘画和壁画的技巧,并吸收西画之长,有绚丽多彩、刚柔相济、明丽典雅的个人风格;他在学术研究领域提出“大中国”观念,提倡在以工笔重彩为中心词,从宫廷和文人向民间扩展,从卷轴画向壁画扩展,坚持工写并举、彩墨同辉和汉唐风范,其提倡大俗大雅,曲高和众的审美理想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工笔重彩艺术发展的客观现实;他在以艺术家和编辑家身份参与的众多社会活动中,不辞劳苦,事事躬亲,积极组织学术研讨会,开辟专题讨论,不但对中国绘画史有着深入探索与思考,更以审时度势、洞彻古今的智者胸怀,栽培与提携了众多后辈艺术家。由此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现当代工笔重彩艺术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潘絜兹先生身上体现出先驱者和领袖级人物的巨大能量;他凭借自己的精湛艺术功力、深厚学术素养以及社会工作能力,在中国传统工笔重彩绘画由衰败不堪转为繁荣昌盛的历史进程中,引领时潮,带动群体,让中华传统绘画在新时代中继续发扬光大;他提出的变革一个传统画种的艺术革新理念,不但有效地引发了中国工笔重彩绘画的历史转型过程,也为今天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社会事业提供了先期表率,更为中国各门类古老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革新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全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是从陈述潘絜兹先生的艺术生平入手,在考察史实的同时探讨潘絜兹艺术思想形成的历史轨迹和客观动因;第二部分（第二、三、四章）是从三个方面分析潘絜兹艺术成就尤其是对中国现当代工笔重彩事业的引领作用:（1）从艺术创作实践层面总结潘絜兹先生的艺术创作经验。（2）从艺术理论研究层面分析潘絜兹先生的艺术思想。（3）从参与社会活动方面探讨潘絜兹艺术理论和编辑活动对现代中国工笔重彩艺术发展的直接影响和重要意义;第三个部分（第五章）是依据中国现当代工笔重彩画史高度发展的现实进行反思,阐明潘絜兹先生在这样宏大壮阔的历史场景中的个人作用和对未来的启示。

王梦圆^[5]（2019）在《第三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人物题材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从事水彩画创作的队伍不断壮大。全国水彩画组织的大量成立,高频率的全国性水彩画展览的举办,极大地促进了水彩画在中国的发展。青年画展与其他全国性画展有所不同,青年水彩画展着重于新人的培养,鼓励青年画家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人物画一直以来都是绘画艺术中的重难点,它不仅考验画家的专业技能,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下的时代风貌和文化理念。本文以第三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为对象,采用了案例分析法、访谈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第三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览入展作品的人物题材进行分析研究。本篇文章的绪论部分是对本论文的研究背景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并简要的阐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主要是分类介绍了全国性的水彩画展以及重点对首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第二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和第三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的概况进行了阐述。第三章则对第三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人物题材进行了分类。第四章重点分析了第三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人物题材作品的造型特征、色彩表现、艺术语言、精神表达。第五章是对第三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中人物题材进行了整体的思索,根据文章对第三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中人物题材的分析研究,总结了青年艺术家水彩人物题材创作中的新探索和新成果。

郝斌^[6]（2018）在《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文中指出王琦,从20世纪30末至90年代末,一直是活跃在中国艺坛的一位重要美术家。在艺术创作方面,他的《嘉陵江上》《侯水》《石工》《晚归》《老榕树》等已成为中国现代版画史以至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经典;在艺术理论方面,他积极参与理论争鸣,撰写了大量美术文论,已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美术思潮的重要文献;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曾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担当中国美术界领导等。王琦已然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洪流中涌现出来的一代美术家的杰出代表。同时,王琦独特的艺术生涯使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转型的历史洪流之中,并在其中不断被裹挟、被整合、被改造,既构成了一种“整一性”,也同时包含着矛盾性和复杂性。以王琦为个案,正恰切地揭示了在时代艺术洪流的磅礴涌动中个体与时代、艺术与政治（或革命）所构成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体艺术家在其中所遭遇的矛盾心态和艰难选择。从20世纪30年代以至“文革”前这一重要时段,构成了 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中一段加速“整合”的特殊时段,而王琦正成为我们审视、研究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问题的一个十分典型的案例。

陈皓^[7]（2018）在《从克孜尔石窟壁画到岩彩画研究与实践》文中研究表明矿物色,取自天然,就其地理性质而言,分布广泛,全世界各个角落都可以找到矿物质颜料;就其物理性质而言,一颗颗矿物颗粒彼此独立不溶于水,且散发出晶莹,良好的耐久性和稳定性决定了它不可替代的地位;其历史,从世界美术史范围来看,矿物色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法国拉斯科岩画,仅就中国范围而言,可以说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数千年艺术发展史。“岩彩画”一词出现的时间虽只有短短二十多年,但是并不代表它是一个“新画种”;如想更好地发展一个事物,必须深度挖掘其本质和精神之源,岩彩画也不例外;克孜尔石窟壁画,可谓是岩彩画的溯源,它历经千年,时至今天仍旧散发着夺目的光彩。中国美术学院始终秉承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兼容并蓄,并作为发展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新疆龟兹研究院是我国龟兹石窟文化艺术保护权威研究机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过多年的交流互动,两院陆续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和联合培养人才框架协议,合作培养传统壁画修复与保护、岩彩画方向硕士研究生,并于龟兹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深化传统壁画保护与研究、岩彩画研究与实践,传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为国家“一带一路”重大建设发展战略提供必要的人才培养和文化支撑。

张瀚文^[8]（2016）在《新时期工笔重彩画中矿物色的研究》文中认为工笔重彩画的出现拉开了中国绘画的序幕,它在经历过了辉煌鼎盛的唐宋时期后,逐渐走入了低谷。直到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工笔重彩画开始新的复兴,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状态,工笔重彩画的创作人群和审美人群不断增多。绘画的前进就是思想观念的进步和材料、技法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进步促进着材料、技法的发展,画面上使用的材料和技法又传达着思想观念。新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与碰撞,也因工笔重彩画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它在西方现代绘画、现代日本绘画和中国传统壁画等其它各种画种中吸收和借鉴有益的营养因素,使新时期工笔重彩画的绘画观念和材料、技法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变化。工笔重彩画最重要的材料就是矿物色,新时期因思想的多样与知识结构的丰富,使得矿物材料和使用技法都有了大量的创新和拓展,新时期矿物色的发展和运用也使工笔重彩画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面貌。本文笔者以新时期作为研究背景,重点对新时期的工笔重彩画中矿物色的发展和使用进行探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工笔重彩画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矿物色等材料的发展史。矿物色是重彩画创作中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是工笔重彩画表现形式的重要载体。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打开了国门,各种文化思想的引进,使工笔重彩画家们的思想观念开放了,开始重视到材料的发展,主张“道器并重”,工笔画家开始丰富矿物色的表现技法以及使用工具,拓展矿物色的种类,发掘矿物色的独特审美,同时吸收与借鉴其它艺术的色彩运用情况,以拓宽新时期矿物色的自身绘画语言。本文的研究共分五章,第一章是对传统的工笔重彩画的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简述了新时期工笔重彩画复兴的现状。第二章主要是介绍新时期因绘画思想观念的变革,画家开始了对“器”的重视,工笔重彩画的工具、材料和技法都有了巨大的发展。第三章主要是写新时期矿物材料的发展,种类的增多,色相的丰富和细致,引发新时期工笔重彩画的多样面貌。第四章通过对国外绘画、传统壁画和民间绘画的色彩材料语言运用的吸收和借鉴来拓宽新时期工笔重彩画的矿物色语言。第五章是总结对新时期工笔重彩画中矿物色研究的意义,诉说矿物色的独特审美价值以及对新时期矿物色运用的反思。

柳杨^[9]（2016）在《中国岩彩画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岩彩画是指用胶调和矿物色绘制的作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岩彩画在中国复兴,这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岩彩画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根源,其历史文脉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是近代几近失传的传统矿物色色彩绘画在当代的复兴和发展。本文主要通过梳理岩彩画发展的脉络,来探究其在八十年代复兴的文化、历史背景和直接、间接原因,并以此回窥历史,审视中国传统矿物色色彩绘画的兴盛衰败之路,为当代中国绘画发展和传统文化复兴提供借鉴与参考。岩彩画的复兴还涉及“回流”问题,由于其在中国近代几近失传,所以其技法和材料均启发于继承了中国传统矿物色绘画精髓的日本画。基于此,本文在回溯岩彩画历史的同时,还会就岩彩画与日本画的关系做简要论证。岩彩画的文脉来自于中国传统绘画而非日本画,这个观点是岩彩画长远发展的基石,也是岩彩画技法、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岩彩画发展至今近三十年,但其理论方面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地方,本文研究的内容是目前此类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应用价值,是基于现象到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

胡清清^[10]（2016）在《新中国的对外美术交流展研究（1949-1966）》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时期,美术创作的内容与形式严格地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直延续并影响到新中国的美术创作。然而,新中国时期美术的创作环境并非完全处于封闭性的状态。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文化先行、外交殿后”等外交政策的影响下,新中国有选择的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美术展览交流,对新中国造型艺术的变革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成为新中国全面学习的对象,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方法成为新中国美术界学习的方向。苏联在华举行的一系列油画、宣传画、版画等展览,成为新中国美术家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最直观、生动的学习对象。本文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并对这种在苏联美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方法所产生的利弊予以客观、全面的评析。新中国时期的对外美术交流展,虽然以现实主义美术为主要交流对象,但来自各个国家的展览,其展品的内容与形式却是丰富多彩的,呈现一种多元化的面貌。当时,朝鲜、蒙古、越南及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来华举办的美术展,作品的主题多以革命历史题材、社会主义建设为主,但包含在作品中的东方美学的价值或者西方元素的魅力是不能被遮蔽的,例如,越南的磨漆画展览、波兰的宣传画展览等。一些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美术展览也为新中国的美术家们展现了传统审美要素与现代艺术精神相结合的异域风采,例如印度阿旃陀壁画展、墨西哥壁画展等。在同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美术展览交流时,新中国美术界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审慎地选择和引进具有民主性质的、“现实主义”类型的展览。文章对当时新中国美术界评析西方艺术的“现实主义”标准进行了再讨论。新中国时期的对外美术交流展,是在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组织、策划和宣传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外国的来华美术展览为我国的人民大众打开了视野,也为美术家们提供了可供现场观摩、学习的机会;其次,通过向国际舞台或其他国家输出高质量的美术展览,不仅能够塑造国家的美好形象,也展现了新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和现代艺术的成就;最重要的是,通过国与国之间美术展览交流,可以紧扣当时的国际背景来传达友谊与和平的愿望,为搭建国际友谊的桥梁做出贡献。新中国时期的对外美术交流展,以其丰富的内涵,形象化地传达了我国的政治、外交理念,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

二、第二届“中国岩彩画展”成功举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二届“中国岩彩画展”成功举办（论文提纲范文）

（1）云南现代重彩艺术在广西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2）地缘文化中的美学表达 ——20世纪后半叶西藏的现代绘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引领时潮—潘絜兹工笔重彩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第三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人物题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论文提纲范文）

（7）从克孜尔石窟壁画到岩彩画研究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8）新时期工笔重彩画中矿物色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岩彩画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中国的对外美术交流展研究（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四、第二届“中国岩彩画展”成功举办（论文参考文献）

• [1]云南现代重彩艺术在广西的发展[D]. 李泳.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2]地缘文化中的美学表达 ——20世纪后半叶西藏的现代绘画研究[D]. 刘冬.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改革开放四十年藏族题材绘画创作研究[D]. 徐亚男.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4]引领时潮—潘絜兹工笔重彩艺术研究[D]. 吴钇辰.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2)
• [5]第三届全国青年水彩画展人物题材研究[D]. 王梦圆.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9(03)
• [6]历史洪流中的艺术选择 ——王琦与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934-1965）[D]. 郝斌. 中央美术学院, 2018(01)
• [7]从克孜尔石窟壁画到岩彩画研究与实践[D]. 陈皓. 中国美术学院, 2018(01)
• [8]新时期工笔重彩画中矿物色的研究[D]. 张瀚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6(05)
• [9]中国岩彩画发展研究[D]. 柳杨. 中国美术学院, 2016(04)
• [10]新中国的对外美术交流展研究（1949-1966）[D]. 胡清清. 南京艺术学院,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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