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李商隐研究的良好开端

一、新世纪李商隐研究的良好开端（论文文献综述）

宋雪伟^[1]（2021）在《李商隐无题诗研究》文中指出李商隐的无题诗,包括以“无题”为题的诗作十四首,界定上有争议之作六首。除此之外,在李商隐诗集中存在大量的与无题诗风格相类似的首句命题式“准无题诗”以及抽象类题目的“准无题诗”共计二十余首。无题诗是一种在题目上不表现内容,不显示功用,在内容上多以描写女子恋情或男女相思为诗面意义,以表现抒情主人公可望而不可即之情思或无悔追求的执着精神为抽象意义,在艺术上善用颇具细微和抽象意义的表现手法,表达含蓄抽象情绪、抽象意义的一种独特的诗歌类型。李商隐无题诗的形成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其风格特征的定型也非单一因素所致。传统的考评、笺注在诗面意义的解读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因为本事不可考,任何企图将李商隐无题诗做“实化”解读的做法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必须重新寻求一种思路,那便是对其抽象性的探讨。此外,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李商隐无题诗提出的很多全新的解读,很多也没有逃出将诗歌意义“实化”的思维误区。虽然古今笺注家对李商隐的无题诗多有阐释,但很多细节解读依旧存在较大分歧。通过文本细读、典故细节的梳理,不难发现无题诗中依旧存在诸多值得去研究乃至进一步确认细节意义的地方,例如“多羞钗上燕,真愧镜中鸾”里,燕和鸾的典故都暗含了鸟雀企图成双等细节都可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获得。李商隐的无题诗的最大特征便是其抽象性。抽象性贯穿无题诗的始终。首先,无题诗的题目便是抽象的,其题目不表示内容,不指明功用。其次,无题诗的内容充斥着一种抽象情绪,这种抽象情绪可以概括为“对美好事物的发现或追求——认定自己有资格追求美好事物——追求过程中因受阻而失落——追求失败后的愤愤不平以及绝望而难以排遣的凄楚情绪——受阻后继续执着无悔的追求”这样一条潜在的线索。虽然落实在具体的诗作当中,每一首无题诗所投射的情感线索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李商隐的无题诗所传达的抽象情绪都在这样一条线索中有所印证。再次,李商隐的无题诗惯用颇具细微和抽象意义的艺术手段表达抽象的情感线索,这些抽象的艺术手段造就了李商隐无题诗别具一格的艺术特征。在声音方面,它们巧妙地运用了文字用韵、节奏等方面的抽象表达效果,形成了声情并茂的抽象情绪的传达;在色彩方面,它们注重色彩的基本特性与通感效果,注重色彩的组合与搭配作用,使得色彩与抽象情绪的传达得到巧妙的配合;在结构方面,李商隐无题诗的诸多构成因素貌似支离破碎实则紧密相连,各因素组合作用形成了诸多意义完整而层次多样的“格式塔”,整体意义大于各部分意义组合的手法拓宽了抽象情绪的表达境界;在意义方面,李商隐的无题诗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阻隔”情节,这种“阻隔”同时也是李商隐无题诗所展现出的抽象情绪链条中起到转折性作用的关键一步,这种“阻隔”情节有时候也会生成抒情主体的离别之苦,促成抒情主体的偷窥行为,乃至成为生成可望而不可即之感以及执着无悔追求的根源所在。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究其根源,也是自始至终贯穿李商隐无题诗的抽象情绪所致。李商隐无题诗的解读历程是中国古典文学阐释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发生与发展与中国文学与社会的客观情况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无题诗的抽象情绪特征是其能够穿越古今获得跨时空读者共鸣的本质条件。

杨柳^[2]（2017）在《现代派诗歌与晚唐诗风》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现代新诗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系问题是涉及新诗合法性、新诗本体、新诗评价标准与新诗未来发展的基础性问题。传统是一个被延传的“变体链”,它不是单线的、稳定的、被动的,而是复杂多线的、变动不居的,并且作为一种主动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当下语言和思想的构建。上世纪三十年代,一部分现代派诗人基于对晚唐诗歌绮丽含蓄、幽深婉美风格的喜爱,对温庭筠、李商隐诗词在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进行了集体性的讨论与借鉴,为新诗学习古典传统做出了良好示范。此现象后来被学界称为现代派的“晚唐诗热”。以往的“晚唐诗热”问题的探讨主要涉及三十年代新诗观念的变革,新诗本质的探寻,以及古典传统、现代诗歌与西方资源三者关系等基本问题。晚唐诗歌流派众多,或承袭元白一派,描写民生疾苦;或如温李一派,表现艳情声色;或延续贾姚一派,作避世苦吟。其中,温李诗词属于中国诗歌流脉中非功利、非理性倾向的一派,强调文学的艺术性、独立性,注重自由想象和内心表现,追求语言艺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晚唐诗风的特征主要有:一、偏离“诗教”传统,社会担当意识削弱,文学功利性降低,主体性增强,注重表现丰富的“内宇宙”。二、一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传统,在情感表现上具有情韵缠绵、感伤忧郁、纵情声色、颓然自放的特征。三、在意象使用和象征手法上超越了感物吟志的比兴传统,以心灵主观化打破时空界限,自由组合诗歌意象,诗意因此晦涩朦胧,远离盛唐平易近人的诗歌传统。四、雕琢文字,锻炼音韵,注重对仗和典事的使用,语言因此典丽精工,具有密丽的形式美和音韵美,追求视觉美感和感官刺激。西方现代主义象征派诗学在三十年代中国新诗诗坛被广泛接受。象征主义与晚唐诗风有着内在联系。它们都属于追求纯艺术的文学潮流;都致力于创造以意象体系为核心的、以朦胧晦涩为外形的新型诗歌表意模式;都具有颓废、唯美的审美特征;都注重诗歌的色彩、视觉化和装饰性,崇尚精致、炫丽的语言美。北平现代派群体与京派文人群多有重合、互有交流。他们都要求诗歌与现实保持距离,排斥诗歌文学的“工具性”,反对浪漫主义式的滥情宣泄,强调更节制、更敏锐的诗的“感觉”,注重诗歌表现的“情趣”。他们推崇诗歌的含蓄朦胧美,强调诗歌与“谐隐”的关系,重视诗歌想象、象征和梦幻手法的运用。他们都具有“唯美”倾向,相对于意义领悟和价值判断,他们认为诗歌欣赏和批评中的美感体验更为重要。有关现代派诗歌创作与晚唐诗风的联系,废名、卞之琳、何其芳、朱英诞等人都有相关的论述或自白,其中以废名诗论最有代表性。对晚唐“温李”的讨论是废名诗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废名在晚唐温李的再阐释中发现了新诗“诗的内容”,他推崇晚唐温李诗词中含蓄深隐的表达方式,对晚唐温李诗词中的诗意幻想和典事想象手法进行了重点分析,提倡晚唐温李诗词中哀伤缠绵的非功利审美形态。晚唐诗风对现代派诗人创作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表层的意象、典故和具体诗句的化用;中层的表达方式和艺术手法的类似;深层的内在精神、审美和诗歌观念上的相通。戴望舒被看做现代派“诗坛的首领”。他能够较好地将法国象征主义诗风与民族传统相融合,表现出与晚唐诗风深刻的联系。戴诗以象征主义手法打破即景抒情的传统表达方式,以感觉创造幻境,组织起一个相对单纯完整、精致艳丽的古典意象世界;其意象使用具有跳跃性、多重修饰、感觉敏锐和迷离惝恍的特点。戴望舒偏爱使用冷艳凄迷的自然意象、感官化强烈的女性身体意象和琐碎晦暗的人工意象。其诗歌中多表现情爱感伤中的痴情缠绵和自伤自悼,并同时有着商业化影响下从“爱情”通向“情爱”欲望化倾向。卞之琳写诗尤其注重技巧和语言,他从晚唐五代诗风中袭取的也是技巧和语言方面的资源。卞诗在坚持使用现代白话口语的前提下,熔铸古典雅言诗语,从词汇、语法和语义层面改造新诗语言工具,努力创造一种适合现代新诗诗意表达和诗体要求的、与散文白话相区别的新诗白话。卞之琳具有追求凝练的古典诗语意识,他和晚唐诗人一样,注重诗歌语言和音韵的精雕细琢,致力于打造精美细巧、色彩斑斓的诗歌意象。他还注重诗歌典故的使用,在新诗中融入古典典事,形成了一种古今交错、情感沟通的诗语风格。何其芳身上的晚唐色彩更为浓厚。他改造古典思妇诗,直接承袭温词,在新诗中塑造了富丽多姿的古典女性形象,又根据自身经历,创造了明丽忧伤的纯洁少女形象。其女性书写中充满了密丽冶艳、脂粉香泽的阴柔美。何其芳还以“梦幻”方式带动诗歌想象,以梦幻逻辑串联诗歌意象、铺陈典事,借鉴李商隐和艾略特诗歌用典的“互文性”方式,创造出了新诗用典的奇观。现代派借鉴晚唐传统可以从时代背景、主体特征和接受机制三个方面来分析。晚唐与民国三十年代都属于思想较为自由开放、社会动荡不安,但仍能继续维持基本稳定的特殊时期。晚唐是古典诗歌经历高峰过后的转轨期,诸多前近代-现代性因素在此时破土而出;而三十年代新诗艺术发展过程中对精工雅丽、朦胧蕴藉的诗质的寻求,决定了新诗探索者选择晚唐诗歌作为参照。三十年代年轻诗人们获得了重新审视传统的空间,能够辩证地、平等地面对传统,以现代的眼光去发现传统。他们在关注晚唐的过程中体现出非学理、自由化、多面向的特征。现代派受晚唐传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古典与西方的互动、感觉与诗质的关系、技巧与语言的探索、接受与审美的转向四个方面。现代派能够在中西诗歌中发现共同点,以东方品格为本,接纳西方影响,在融通中西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他们注重“诗的感觉”的书写,开掘人的内心世界,善于表现敏锐的、甚至有些神经质的细微感情;在诗歌中多写日常生活中平凡、细小的事物,力图从平淡中见新奇,诗歌境界由此愈加狭窄化、精致化。现代派对晚唐诗艺术的继承,是对初期白话诗观的全面反思,也是新诗试图从古典传统中获取“现代性”的过程。诗歌梦幻想象手法的运用,独特的意象塑造和组织,含蓄晦涩的传达方式以及精致典雅、绮艳华丽的语言特征是现代派学习晚唐诗歌技巧的具体表现。现代派在学习晚唐的过程中还就诗歌语言的朦胧晦涩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试图影响读者的诗歌接受观,更新读者的审美思维定式。传统是新诗存在的必然基础,新诗却建立在反叛传统的前提之上,新诗的价值正体现在继承传统与反叛传统之间。新诗从其产生、存在和评价三个方面,都与古典传统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现代派借鉴传统有得也有失:有些诗作由于过分拟古,散发出某种陈腐、空洞、华而不实的气息;有些诗作由于过分注重词藻的锤炼雕饰、细节的刻画描绘,导致部分与整体的失衡;还有些诗作意象过于跳脱、意脉过于隐藏而使人摸不着头脑,从而丧失了晦涩诗美应该有的魅力。这些都是我们在新诗借鉴传统之路上应该吸取的教训。

申晓辉^[3]（2013）在《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 ——以河南三所地方高校为例》文中认为地方传统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炽热的思想感情和独特的人文情结,也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其很高的现代价值。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提,是要充分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是要对我国丰厚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和科学梳理,在继承中不断创新,在实践中大力发展。地方高校是区域文化中心,也是地方教育机构。地方高校不仅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更要承担起引领地方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任,这是时代赋予地方高校的新的历史使命。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地方高校聚集了地方大批的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对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既传承和创新弘扬传统文化,又加强了地方高等学校自身的文化建设,从而更好发挥地方高校的文化功能；既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又有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的文化担当。开展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既是国际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又是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发挥文化功能的主观诉求。本研究以文化强国战略为研究背景,以高等教育功能理论、高等学校职能理论以及文化强国相关理论为研究基础,选取河南省处于三个不同地方传统文化类型的三所地方高校,洛阳师院与河洛文化、安阳师院与殷墟文化和焦作师专与覃怀文化为研究对象,以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效和策略为导向,通过对案例学校整体基本情况和所在地区传统文化资源情况的概述,考量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能力,为我们分析评价其弘扬的策略、路径和成效、困境提供了基本参照。本研究从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总结案例学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经验,探寻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面临的共同困境,探索解决困境的对策,以期实现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地方传统文化是形成地方高校办学特色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地方高校自身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地方高校要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绝对不能功利化地按需研究,这样会破坏地方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性,也不能一味迎合某些企业或地方一时的经济利益而精华糟粕照单全收,而应有所选择,有所批判。充分发挥地方高校文化引领优势,给予社会对待传统文化认识和继承的正能量,能够树立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创新的正识见,造福一方百姓,惠泽当代文化建设。因此,本课题要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二是有关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的现实问题；三是有关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优化和策略保障问题。本研究以洛阳师院与河洛文化、安阳师院与殷墟文化以及焦作师专与覃怀文化为例,从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路径、成效和困境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求演绎出规律性的经验和普遍性的策略思考。本文论述了正确处理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的关系、地方传统文化与地方现代文化的关系、地方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地方传统文化与大学文化的关系、地方传统文化与地方高校课程文化的关系,然后从理论认识缺乏高度、实践操作存在难度和配套政策缺少力度三个方面,探究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共同瓶颈,并对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进行前瞻性思考并提出策略措施。通过研究,我们认为非省会、非中心城市的地方高校是所在地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地方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策源地,它肩负着知识传播、文化引领和科技创新,推动地区的经济文化转型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要肩负起引领地方文化的责任,从客观上讲,地方高校还面临着许多不足,担负起这个神圣而光荣的使命仍心有余而力不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地方高校立足自身,苦练内功,充分结合地方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优势,提炼自己的文化精神；融入地方传统文化的先进元素,规范自己的行为文化；改善自己的环境文化,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其次,地方高校必须找到与地方社会的最佳结合点。搞好供需对接,引领地方传统文化就有可能,弘扬地方传统文化,才能可持续性发展。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阐释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成功路径既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也有带来启迪的规律性。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一个最高原则就是因地制宜,办出特色。因此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子,也是我们评价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成效的一个主要指标。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共同困境首先是理论认识的欠缺,主要反映在文化引领的自觉意识淡薄和服务地方的理念滞后两个层面。其次是实践操作的困难,主要体现为难以形成普遍的价值认同、难以制定可行的建设目标、难以构建有序的运行机制和难以凝聚强劲的文化动力等四个方面。第三是配套政策的不足,主要包括地方高校办学经费保障不到位、地方高校人事政策和人事制度尚不完善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地方高校必须站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高度,深刻认识地方高校对地方文化的引领作用,更新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的理念。在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操作策略上,地方高校和地方政府双管齐下,增强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初步实现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形成以地方政府保护为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制度保障体系,使保护和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地方各级政府和地方高校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在多元和谐互促的健康文化环境里,吸取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实现文化强市、文化强省、文化强国的中国梦。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个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需要地方政府、社会、地方高校师生等多主体的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来完成。

张瑜^[4]（2013）在《翻译的修辞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翻译研究经历了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与解构主义多元化范式之后,出现泛文化现象,远离了文本和语言。泛文化潮流为翻译研究开启了广阔的空间,但也让翻译研究淹没于其中。我们认为,因为翻译学与修辞学都是研究言语交际行为的综合性学科,具有许多共性和交叉点,所以翻译研究和实践可以借鉴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从而弥补结构主义译学范式的只关注文本内部的误区和解构主义只关注文本外部的误区,使文本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在理论方面,胡塞尔、伽达默尔、巴赫金、哈贝马斯、福柯、伯克、布斯等哲学家、思想家、修辞学家、文学评论家的重要学说对人文、社会科学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因此,它们不仅被当代修辞学吸收为理论基础,而且能够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巨大的指导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兴起了新修辞学运动。哲学家们发现,运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修辞的过程；修辞与思想共生,知识是通过修辞的方式被建构的。修辞现象无所不在——修辞不仅蕴藏在人类的一切交往活动中,而且组织和规范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所以,修辞绝不局限于修饰技巧,修辞是人类固有的行为,人是修辞动物。修辞哲学家肯尼思·伯克对西方修辞学的复兴的贡献巨大,他的主要修辞思想有：（1）人要生存就必须调节与他人的关系,就必须与他人合作。修辞的基本功能是用话语诱发同一、达到合作、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修辞活动的本质就是“认同”、即“同一”。（2）各种话语形式的背后皆有其动机。一切话语都带有“说服动机”,亦即都具有修辞性。语言是象征行动,语言本质上是修辞性的、劝说性的。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了现实。（3）伯克修辞理论的核心是“戏剧主义的语言哲学观”。伯克认为,整个人类行为是戏剧。现实世界的人都是演员,人的言行举止都有象征意义。他用“戏剧主义”来论述人类动机。戏剧的五个基本元素是“表演／行动”（act）、“场景/情势”（scene）、“演员／行动者”（agent）、“道具／手段”（agency）、“目的”（purpose）,它们的互动构建了话语的不同动机、观点、态度、价值观等。由此可见,修辞实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语境,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及其它文本,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社会行为。修辞活动最重要的因素包括：行动者（修辞表达者和接受者）、修辞目的、修辞方式、修辞情境及修辞效果。如果我们从修辞学的视角看翻译活动,可以得出：翻译活动的实质就是一种跨文化的修辞活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言语交际行为,涉及到很多因素：译者既是原文的修辞接受者,又是译文的修辞表达者；译者必须考虑“为何译”（翻译目的,即修辞动机）、“译什么”（原文文本,即修辞文本）、“如何译”（翻译策略,即修辞方式）、向谁译（译文读者,即受众）、语境（原文和译文的修辞情境）,翻译效果（译文话语的修辞效果）。因为翻译活动涉及两种语言和文化语境,三个交际者（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翻译的复杂性不言而喻。我们认为,西方修辞学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从理论上说,有助于我们把握翻译过程的实质,深化对翻译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活动的认识；从实践上来说,有助于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作出综合的考量和调整,也有助于翻译批评者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翻译批评。除了西方修辞学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实质,当代汉语修辞学同样对翻译研究极有价值。当代汉语修辞学正在进行着从狭义修辞学向广义修辞学的转型。广义修辞学是语言学、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的结合部,包括3个层面：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从广义修辞学视域看,文学文本的本身交织着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的三重话语,所以蕴涵了语言层面与文化层面两方面。因此,译者如果能够运用广义修辞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即从话语建构开始,逐层向文本建构和主体精神建构延伸,就能拓展阐释深度,更深入地理解原作的内容和语言形式；然后选择准确的翻译策略和贴切的译语修辞表达方式。同时,广义的修辞分析方法能为翻译批评家提供一种新的评价译文方法,并帮助读者提高欣赏能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多年来,关于翻译与修辞的比较研究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就研究成果而言,论文多而论着少,具体语言层面的比较多而理论思辨层面的探讨少。本论文是翻译研究领域里第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从修辞学的视角对翻译进行的理论探索。论文借鉴中西方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对翻译进行跨学科的吸融性研究；在阐述翻译学与修辞学的共性与特性的过程中,注意语言层而与文化层而相结合和微观的具体文本研究与宏观的文化研究相结合。因此,本论文从修辞学视角研究翻译,深化了翻译活动的实质,使翻译研究做到语言层而和文化层而相结合,有助于推动翻译研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

冀运鲁^[5]（2010）在《《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文中提出就中国小说而言,文言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要研究中国小说叙事传统,文言小说颇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叙述方式,因而立足中国文化本位探究文言小说的叙事特色对于建构中国叙事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聊斋志异》对中国传统叙事文化有着广泛的继承和借鉴,通过对这一文本的仔细分析来探讨中国小说叙事传统无疑具有很高的样本价值。本文的目标就在于通过《聊斋》叙事艺术之渊源的考察来探究《聊斋》在中国文学叙事坐标中的位置。《聊斋》叙事成就的取得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传统叙事艺术长期积累的结晶。蒲松龄秉承“转益多师”的精神,在广泛借鉴其他艺术门类叙事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民间叙事和史传文学为《聊斋》提供了叙事思维机制和基本叙述模式,而传统小说、古文、八股文、书画等艺术则为《聊斋》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叙事技法。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探讨《聊斋》叙事艺术的民间渊源。民间文化是一座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历来是文人墨客创作的灵感源泉,我国的小说更是一开始就与民间文化分不开。《聊斋》虽为文人作品,但与民间叙事渊源极深。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民间文化是《聊斋》叙事的内核。《聊斋》不仅继承了民间果报叙事观念及其思维机制,而且还化用了民间叙事的时空观念和话语体式。在确定了叙事思维机制之后,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叙事框架来结构全文,而成熟的史传文叙事为《聊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资源。这正是第二章要探讨的内容。《聊斋》叙事继承了《左传》、《史记》等史书谋篇布局、结构全文的方法。《聊斋》借鉴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的叙事结构模式,《聊斋》故事虽不再如唐传奇那般冠以“某某传”或“某某记”,但是以人名命名的方式仍是对纪传体的继承。其叙述模式为:开篇首先介绍传主的姓名、籍贯、身世等,以人为中心、按照时间先后的自然时序贯穿和统领传主的经历,展开故事情节,以“传”的形式围绕传主展开叙事。第三章考察了《聊斋》对传统小说叙事艺术的借鉴吸收。作为小说,《聊斋》借鉴吸收前代小说的叙事艺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聊斋》不仅从多个方面借鉴了历代笔记体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的叙事技法,同时也吸收了通俗小说叙事艺术的优长。第四章主要从文章学的角度考察《聊斋》叙事艺术的渊源。蒲松龄从小接受古文熏染,对古文及八股文法是相当娴熟的,因而,《聊斋》中就不难见到古文语言体式及古文笔法的踪迹。同时,对八股文的代言笔法也有继承和借鉴。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开拓者,蒲氏绝不是照搬古文笔法来叙述《聊斋》故事的,其借鉴是在创新基础上进行的。小说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艺术,常常从其他非文学门类汲取各种养分。这正是第五章所要探讨的话题。蒲松龄虽不是书画家,但是《聊斋》还是旁征博引,汲取了书法、绘画甚至兵法理论的养分。书法的顺逆、起结理论,绘画的成竹在胸、传神写意、颊上添毫、白描皴染等理论和技法都成为《聊斋》叙事艺术的源头活水。不仅书法、绘画等邻近艺术门类,就连兵学理论也常被小说家借用于小说叙事。民间叙事为《聊斋》提供了叙事思维机制,史传则为其提供了叙述框架,笔记体志怪和传奇小说、古文笔法、书画兵学理论丰富了其叙事技巧,这些已经足以让《聊斋》叙事曲折动人,然而,蒲松龄还有更高的艺术追求——优美而深邃的意境。为了让做到这一点,蒲松龄采用了诗性叙述策略,使得小说获得了诗性品格和诗性意境。这是第六章主要探讨的内容。《聊斋》在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意义绝不只是简单的总结继承,《聊斋》在借鉴吸收这些艺术的优秀叙事手法的同时,还积极地开拓创新,融多种叙事手法于一身,从而在叙事模式、叙事视角、叙事技巧、叙事意境、叙述人称、叙事时空等方面都有重大突破。这些努力让《聊斋》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把蒲氏送上短篇小说之王宝座的同时也让《聊斋》成为万口传颂的经典。更重要的是,随着它的广泛传播,《聊斋》的叙事艺术也为越来越多的小说所继承,可以说,《聊斋》是中国叙事传统中一块里程碑,它向上总结和承托着悠久的叙事传统,向下有着重要的开拓启发意义。

车淑萍,高淮生,肖红燕^[6]（2007）在《王蒙的古代文学研究论略》文中指出从王蒙的红学研究、李商隐研究以及王蒙对古代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和超越等方面探讨王蒙古代文学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和意义。王蒙对《红楼梦》的研究强调了《红楼梦》作品的原生性,以及由原生性引发出的无限的"话题价值",而内容的博大精深又决定了对它的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王蒙对李商隐诗歌的研究则主要表现在对《锦瑟》等无题诗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让人耳目一新,王蒙还阐述了李商隐研究的现实意义。

邹洵沂^[7]（2006）在《论李商隐诗风的形成与独有心灵世界的外化》文中提出李商隐是晚唐诗坛的一颗明星，也是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诗人。特别是他在对心灵世界的描摹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开拓，用诗歌的形式还原内心深处复杂多变、隐晦曲折的情感，创造了深婉朦胧的诗风。本文拟从李商隐诗风的形成与其独有心灵世界的外化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探讨和研究。黯淡无光的外部世界、独有的心灵世界以及心灵世界外化成“寄托深而措辞婉”的诗歌，这三者之间是一个从外到内，再从内到外循环往复的辩证过程，诗风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成熟的。

陈静^[8]（2006）在《唐宋律诗诗体流变的审美规律研究》文中认为本篇论文属于美学研究中的艺术形式研究。文章以律诗诗体形式的产生、发展与新变为基本脉络，运用俄国形式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等形式美学理论来揭示诗体流变过程中的审美规律，并在研究过程中结合诗体流变的具体情况对相关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另外，文章还运用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角度与方法，对影响律诗诗体流变的内部和外部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文章共八章，可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到第六章。前五章重在描述和分析律诗形式的产生、定型、新变等流变现象，并着重讨论与形式流变密切相关的审美标准的变化。第六章则在前五章的基础上归纳出诗体流变的审美规律；第二部分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从文体结构和传播媒介两个层面上分析诗体流变的原因。 第一章概述律诗的体式。确定文章的研究对象是五律（五言八句）和七律（七言八句），时间范围则从律诗形式产生的齐梁一直到宋代。律诗的形式体制以格律规则与对仗模式为核心。 第二章和第三章论述律诗形式自齐梁至唐代的确立和完善以及唐代律诗的审美标准。律诗萌芽于汉末魏晋的五言诗，齐梁时期的文人们发现了汉语单音节、一字一音，宜作对偶的语言特点，并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四声说”确立了律诗声律模式的雏形，对仗模式也在此时基本形成。到初唐，对仗模式得到进一步完善，联间相粘的规则也在此时形成，沈佺期和宋之问从创作上最终实践了律诗的完整格式，这样，中国的律诗若自齐梁“永明体”算起，到公元七世纪的“沈宋”，经过近三百年，终于完成了体式的构建。但从诗体类型上看，初唐完善的是五律，七律的创作数量还很少，到盛唐，七律的创作逐渐增多，在杜甫手中，七律形式始真正成熟。随着律诗诗体类型的完善，唐代律诗的审美标准也随之建立起来。自初唐至盛唐，律诗逐渐形成了即景缘情的创作要求，其突出的形式特征就是情景模式的建构。从诗学理论上看，唐代的诗学理论通过“风骨”“兴象”“意象”“意境”“韵味”等的规定也将即景缘情作为了律诗的审美旨归。在这种审美标准的规定下，唐代律诗最终在抒情向度上将这一诗体发挥到了巅峰状态。 第四章和第五章论述了中晚唐至宋代律诗的流变特征。律诗自中晚唐开始在形式方面呈现出了不同于盛唐的特征，这种不同大都体现出同一种观念——尝试与创新。在诗体形式上体现为格律技巧上求新求难；对仗上出现了精致化倾向；开始以口语入诗。但其时唐代律诗还是以即景缘情的审美标准为主流，中晚唐律诗中的这些形式创新也就无

魏学宝^[9]（2004）在《义山诗歌感伤美分析》文中指出翻阅李商隐诗集，很多人往往能够感受到李商隐诗歌的感伤美，不过研究者对此却并不是太重视，对这方面的关注也不是太多。同时感伤话题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可以算作是一个冷门话题，因此好多学者在以感伤为研究对象时，往往会出现概念的混乱与泛化。本文力图通过从一些具体事例和借鉴西方感伤主义来对感伤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使之同各种非乐感情绪、各种其他悲剧审美样态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关照义山诗歌，通过对“残花”、“落花”系列意象、“杨柳”系列意象、“风雨”系列意象、“鸟虫”系列意象、“夕阳”、“残月”系列意象；“伤春”系列意象的分析，对李商隐诗歌的感伤美作一系统的梳理与评鉴。通过对义山诗歌感伤意象的分析，本文归纳出义山的感伤有着自己的独到特色，这一特色可以用四个方面的三十二个字来说明：真挚、悠长、缠绵、婉转；凄迷、含蓄、朦胧、蕴籍；圆润、雅致、流丽、秀美；绵柔、纤细、轻弱、敏感。当然很多特色也非具体词汇可以描绘清楚，因此本文在初步描述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感受，通过非此非彼的外延的界定力图将义山诗歌感伤美的特色叙述明白。

王守雪^[10]（2004）在《心的文学 ——徐复观与中国文学思想经脉的疏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徐复观乃现代新儒家宗师之一、着名思想史家，而个人资性、学术渊源、时代际会和合而成一大因缘，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斐然于其整体学术之中。由于现代学科专业之分列，东面而视，不见西墙，研究哲学、政治、历史者，于徐复观固无暇顾及其文学；而业文学者，对其学术亦少关心，以为外行。此遗留下的空缺是徐复观及二十世纪文学思想研究亟待补足的内容。本文即从此处切入，通过开掘、追索、梳理，展示出徐复观在中国文化传统重建志业中，对于中国文学纲维性论题所作的重新疏解，论析其特点、意义和价值。从研究结果的总体来说，本文力求透过三个层面：首先是徐复观本人的层面。徐氏生平、思想、学术皆极为复杂，其文学思想及与其整体学术思想及活动之关系极为重要，徐氏关于文学之研讨至为丰富，将此一系列重要问题之内容清晰、准确地展示出来，此为基本层面。其二，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层面。徐氏生于1903年，卒于1982年，其生平之八十年，贯穿中国社会历史诸重大变革，徐复观之学术及文学，如一聚光点，如一电讯系统无数电缆之终端，通过他，四通八达，可以通向众多学术论题的讨论和解释，诸如徐复观与乾嘉学派；徐复观与胡适；徐复观与鲁迅；徐复观与桐城文派；徐复观与国共两党；徐复观与台湾乡土化运动等等。从此层面打开的论域中，更能在比较中映照出徐氏学术之渊源、本来之生态、特有之价值。其中一些课题，已有学者作了研究，然而本文在留下的空地中做了开垦。第三个层面，乃是在前一二两个层面的基础上，进入徐复观所着力讨论的问题系统。徐氏之志业，乃会聚于在中西文化交汇、古今学术变迁之宏阔背景下，重续中国文化之慧命，所讨论的中国文学问题，乃是经过他的选择，以“关键性”、“纲维性”为准的，这些问题，有些是在长期历史中被误读、曲解，有的则是自晚清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主流文化所毁坏，积满了旧的灰尘或新的泡沫。现在，再次进入这些问题的讨论，则不仅仅是场外的了解，而是参与其建设。所谓经脉之疏通，乃通其郁滞促使其活转，其意义盖在于此。如此，则三个层面中，最后之层面乃本文之落点；而三个层面实为一体。 本文分五章，主要展开以下论题： 第一章，徐复观之文学因缘。此章并非徐氏生平事迹之普泛介绍，而是追寻其文学成就之学术思想渊源，以后四章，所论一切问题皆可从此处找到发生的端点。从另一种视角来说，则是将徐复观放入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背景，以见出其学深厚之根本，繁复之脉络，宏大之气派；由此亦可反观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史一些问题之底蕴。 第一个论题，徐复观最早如何与文学发生机缘，其早年求学的积累与其后来学术成就是怎样的关联。徐复观业师王季芗，精桐城文，着作有《古文辞通义》等数十种，然而多亡佚。他对徐氏之文学思想及精神人格，影响甚巨。本文打开王氏之着作，对王氏影响徐氏之文学思想者从学理层面予以探究。另一位老师黄季刚，徐氏曾从之攻《文心雕龙》，然而黄氏之学，源自章太炎。徐复观问学熊十力以后，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批评章黄学派，然而其思想中已不可排除地植入了多种学术流派的因素。第二个论题，徐复观与二十世纪主流文化的关联。徐复华东师范大学2（X）4年度博士学位论文观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早年曾精读鲁迅、胡适之着作，其思想中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殆与此相关。然而，后来他对鲁迅、胡适等五四知识分子的批评，构成其学术中的重要线索。本文对其中变化的内在逻辑，进行了论析，认为两代 “五四知识分子”之间是贯通的，徐复观所代表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比第一代（胡适、鲁迅等）增加了厚度，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讨论来说，后者是前者的深化。第三个论题，徐复观与港台新儒家、学术界、文学界的关联。徐复观奔走于台湾东海大学与香港新亚书院之间，前后创办《学原》与《民主评论》，对港台新儒家的发展作用甚大。而此一机缘，亦是其个人学术成就之重要保证;他与台中文化界的融洽，与《华侨日报》长久的情谊，则是其文学创作及文学评论的重要机缘。他以充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涵养，吸纳现代西方文化资源，打入现代文艺批评阵中，以鲜活的思想，浇铸自己的理论，使其对中国文学纲维性问题的重新讨论，显出最为强大的现代解释力量。第四个论题，徐复观与大陆学术界的关联。晚年之徐氏，颇想对自己一生有一个好的交待，完成两个夙愿，一是祖国统一，一是中国文化再发生机。1976年以后，两岸三地之间交流增多，徐氏着述，每与大陆学界有所回应。此种机缘，不但增加了其着述的现实品格，亦是支持其以衰病之体着述不辍之精神动力。其中一些史实脉络，于此得到一定梳理。 第二章，生命与理性的合—心的文学观。此章旨在显发徐复观之文学观念。而其文学观，非放入其学术思想总的构架中方能显示，因此本章先论述其学术思想之核心—心的文化，以见其大体;然后提炼其内容—生命与理性的合一，显示其在徐氏文学观念中的中心意义，继而开掘在徐氏的文学观念中，如何实现生命有理性，理性中有生命，面铸成文学鲜活而伟大的品格。‘ 第一个论题，“心的文化?

二、新世纪李商隐研究的良好开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世纪李商隐研究的良好开端（论文提纲范文）

（1）李商隐无题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现代派诗歌与晚唐诗风（论文提纲范文）

（3）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 ——以河南三所地方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翻译的修辞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王蒙的古代文学研究论略（论文提纲范文）

（7）论李商隐诗风的形成与独有心灵世界的外化（论文提纲范文）

（8）唐宋律诗诗体流变的审美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义山诗歌感伤美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心的文学 ——徐复观与中国文学思想经脉的疏通（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世纪李商隐研究的良好开端（论文参考文献）

• [1]李商隐无题诗研究[D]. 宋雪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现代派诗歌与晚唐诗风[D]. 杨柳.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3]地方高校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研究 ——以河南三所地方高校为例[D]. 申晓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
• [4]翻译的修辞学研究[D]. 张瑜. 南京师范大学, 2013(01)
• [5]《聊斋志异》叙事艺术之渊源研究[D]. 冀运鲁. 上海大学, 2010(01)
• [6]王蒙的古代文学研究论略[J]. 车淑萍,高淮生,肖红燕. 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09)
• [7]论李商隐诗风的形成与独有心灵世界的外化[D]. 邹洵沂. 黑龙江大学, 2006(12)
• [8]唐宋律诗诗体流变的审美规律研究[D]. 陈静. 山东大学, 2006(12)
• [9]义山诗歌感伤美分析[D]. 魏学宝. 北京语言大学, 2004(04)
• [10]心的文学 ——徐复观与中国文学思想经脉的疏通[D]. 王守雪. 华东师范大学, 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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