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媒集团──辽宁着名报人赵阜访谈录（论文文献综述）
张雷[1]（2020）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文中提出一个人的挺立,依靠的是脊梁;一个民族的崛起,支撑的是精神。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需要遍地林立的物质大厦,更需要建造巍峨耸立的精神大厦。人是精神的载体,人物报道是传播和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主流舆论的利器,也是建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作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大报”,70多年来,一代代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者,秉承党中央机关报的历史使命,书写着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战斗、生活、建设、发展的当代史,描绘着新中国精神大厦的图谱,形成了独特的人物报道传统。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经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指导意见的通过,标志着“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有了系统的顶层设计。在党中央领导下,打响了一场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主体、夺取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主流媒体排头兵和主力军,人民日报抓住媒体融合的时代机遇,坚持“一手抓技术,一手抓内容”,在依托“中央厨房”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同时,不断提高优质内容生产能力,把人物报道这一传统优势和长处发挥到了极致,人物报道的栏目创新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根据本研究所做的全样本统计,2014年8月至2019年4月,人民日报共刊发人物报道9000多篇,月均150余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栏目稿,涉及栏目387个,新开设栏目197个,人物报道由以往的“多栏目”格局演化为“多栏目集群”的新格局。以人物的精神为“特殊材料”,以栏目建设为主体,人民日报在其版面、网页、移动新媒体上构建起一种类似当今“摩天大楼”所普遍采用的“巨型框架+核心筒+加强桁架”结构,映射出“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生动镜像。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格局发生变化:首先是典型报道栏目多样化、立体化、系统化:重大典型报道以“时代楷模”宣传为核心,“时代先锋”、“先锋足印”、“最美基层干部”、“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四大栏目“鼎足之势”,各类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不断推陈出新。这四大栏目与“时代楷模”以及众多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结合在一起,就构筑起了一座精神大厦的“核心筒”。2013年之前,人民日报已经出现多个大型常设普通人故事栏目,并形成了“人生境界”、“劳动者之歌”、“身边的感动”、“暖流”等多个栏目“接力”的局面。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以“普通人”为报道对象的栏目由过去的“接力”,发展到“栏目集群”,“新春走基层”、“点赞中国”、“故事·百姓影像”、“守望”、“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发现身边”等新栏目与“劳动者之歌”齐头并进,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类似超高层建筑上围绕在“核心筒”周围的“巨型框架”结构。在人民日报四大类栏目集群当中,还有一类数量较大的“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基本上都是为了适应阶段性主题宣传而设置。这些人物报道栏目均为战役性主题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围绕特定主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通过人的故事来鼓舞人心、凝聚人心、激励人心,形成了人民日报建设民族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人民日报上的人物报道,走过了70多年的光辉历程,书写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生动故事,树立了一个个光辉的典型、榜样、楷模。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借助最新的“中央厨房”全媒体运行平台,人民日报的人物报道也探索出一条“用全媒体手段讲述人物故事”的新路径,开创出一个个全新的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构筑起中华民族精神大厦最具创新色彩、时代特色的“塔尖”。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的实践,为构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提供了宝贵的参照,也启发了更多的思考:任何一座高楼大厦,要想巍然耸立,矗立不倒,必须打好坚实深厚的基础。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巍然耸立在党心民心的基础之上。党心和民心,是这座大厦的基础和生命力所在。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不忘初心锤炼党魂,使精神大厦的“核心筒”根深蒂固;二是扎根人民凝聚民心,使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牢不可破;三是守正创新做强媒体,使精神大厦的“建筑师”坚强有力。
郭景川[2]（2018）在《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指明作为知识精英的民国教育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以降,中国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诸多有识之士把教育视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社会改造的妙药良方,怀着“教育救国”之理想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他们通过地缘、学缘、志缘等关系,构建教育交往网络,与同时代的教育家通力合作、互相扶持,共同推进民国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形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靓丽的教育现象——教育家群生现象。受史学的生活转向之影响,教育史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对这些活跃在民国教育舞台上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研究便是亟需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之一。依据交往行为理论和共同体理论,运用微观史学及多学科视角,以民国时期教育家的日记、书信、函电、着述、回忆录、照片等一手史料为基础,从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志缘交往三个纬度对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的教育交往活动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对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活动特点、影响因素、基本成效等进行概括和省思。从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期知识分子大放异彩的舞台上,民国教育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具有双向交互作用的人际交往。通过交往,不仅影响他人,自身亦积累起丰厚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职业身份得到认同、教育思想不断发展、精神生活得以充盈,而且逐渐形成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迈向社群生活。如此,研究既可把人物置于教育历史的中心,还原逼近真实的民国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原生态”场景,从中探寻教育家教育生活的历史轨迹,进而丰富和拓展民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促进当前学人之间的教育交流与互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部分,主要论及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回顾梳理了学界研究现状,对核心概念、研究时限、理论参照、方法选择等作出说明,以为全文的构思与写作奠定基础。第一章“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从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生态等角度阐释了民国教育家生存的时空环境和交往活动的社会背景,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与教育家个人理想信念的视角考察了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外部驱动和内在动机,从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欧美教育家的联袂来华、留学教育的快速推进、大量教育官员的出国考察等方面分析了近代西学东渐历史潮流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第二章“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教育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情况及院校分布情况,探明民国教育家之间所存在的地缘交往关系。从结交同乡、依靠同乡、互相扶持等几个方面,来展现民国教育家以同乡情结为纽带构建地缘交往网络进行交往互助的基本过程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家以地缘缔结人际联系、进行教育互动的利弊得失。第三章“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分析、探讨民国肇建后留学教育的兴起与民国教育家学缘交往活动勃兴的内在关联,考察了教育家与具有学缘关系的师长、同学、同事之间的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呈现教育家学缘交往时的心态与场景,概括了教育家学缘交往的主要特征。第四章“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阐述了教育家因一致或相似的教育志向、学术趣味等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因共同体志趣而结成会社团体的内部教育家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并总结了个体间互动与群体性互动各自的特点与效用。第五章“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以教育家陈鹤琴为个案,分别从其与师长、同辈学人、学生晚辈的交往三个纬度,呈现陈鹤琴与该三大交往群体互动的微观细节和活动场景,其中详细考察了以《儿童教育》和中华儿童教育社为平台构建志缘交往网络的路径以及通过举办年会所进行的群体性互动,分析了陈鹤琴在志缘交往网络中的中心度,总结了陈鹤琴不同交往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异同,意在探讨民国时期教育家通过志缘交往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构建学术共同体的有益经验。第六章“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对全面抗战爆发前教育家之间的交往活动进行反思与总结,概括了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总体特点、影响因素和基本成效,以期逐步深化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一般规律与作用、影响的体认,以为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
张颖[3]（2014）在《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近40年来国内文学经典论争史》文中认为文学经典的相关讨论自1980年代以来引起了各方关注,国内研究者从不同的立场和逻辑出发就文学经典问题展开长期对话,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也催生了新的理论生长点,至今关于文学经典的研究仍有着巨大的话语容量和探讨空间。但在现有的讨论中,许多研究忽视了“文学经典”问题在国内出现的语境,同时缺乏对较长时段的文学经典研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造成了学术研究中关于国内“文学经典”论争是由西方文化研究带来的伪问题还是中国文学研究和理论发展必须解决的节点、“文学经典”作为评价标准是否还具有适用性、当下文学研究是否进入了“后经典时代”以及文学经典的戏仿大话是经典的“终结”还是“新生”等问题至今缺乏基本的共识。文学经典理论建构亟待完善。近四十年来的文学经典论争与其身处的媒介文化语境直接相关。以媒介体制、技术和传播内容等为主要因素的媒介文化是文学经典在当代传播的具体语境,也是研究者思考文学经典问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本文主要探讨1980年代以来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分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以来三个阶段对论争的发生及发展、论争方式与形态、主要问题和观点作一梳理,以立体呈现近四十年间国内文学经典论争的文化语境和总体状况,系统分析国内文学经典研究的理论得失,进而阐明文学经典在当下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化建构中的价值和理论适用问题。本文分六个部分展开论述:绪论。主要描述和总结国内文学经典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论争”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媒介文化嬗变的视野中对198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经典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历史、动态和立体的分析。第一章,中西方文学经典理论溯源。从中西“经典”词源流变分析入手,以时间为序分五个阶段对西方文学经典研究谱系和理论资源进行梳理并以此作为思考国内文学经典问题的重要参照。在此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国内出现的文学经典危机进行历史回溯,并对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典论争中媒介文化作为新的影响因素出现进行了讨论,为后续的研究提供较为清晰完整的历史线索。第二章,1980年代启蒙媒介文化影响下的现代文学经典建构。主要讨论1980年代启蒙媒介文化影响下的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建构为中心的相关论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下,1980年代的报刊出版等活动共同决定了媒介文化的精英化和启蒙性的特征,并参与到了以启蒙话语为主要价值指向、以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秩序建构为中心、以作品重读和文学史重写为主要形式的文学经典论争过程。当代文学的写作和传播、西方文学作品及理论的大量翻译都参与到了现代文学经典秩序建构的过程中,与潜滋暗长的大众文化一同构成了对经典建构的挑战。在官方/民间/精英、古代/现代/当代、中国/西方等多组力量的对比与互动中,1980年代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初步重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秩序,为当代文学和文化提供了可以继承和颠覆的传统。第三章,1990年代媒介文化大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论争。主要讨论1990年代媒介文化大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论争。一方面,1990年代的文学经典研究在文学研究学院化和文化价值建构的过程中成为一种全方位的文化建构;另一方面,以视觉形式为主要媒介、以消费为主要表征的大众文化的繁荣与文学经典之间既相互借重又相互竞争的关系使得文学经典在不断扩展其影响范围的同时,其标准和文本的权威性都受到了挑战和质疑,文学经典的合法地位已不再单纯地借由文学史来确立,文学批评的转型、精英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加剧,制约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变得多元而复杂。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和消解着经典建构的努力。第四章,新世纪:媒介化社会的文学经典理论探索。本章在以社会文化的媒介化为总体特征的语境中分析2000年以后国内文学经典论争的总体特征和趋势。媒介技术的发展作为2000年以后社会文化的重要变革性力量,开启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化电子媒介传播,推动社会文化走向了媒介化、全球化。这一时期的文学经典论争一方面将关注点转向了当代文学,在媒介的推动下,以层出不穷“文学事件”为主要表现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关于文学经典认知的混乱。同时,带有总结性和建构性的文学经典研究活动以当代文学60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事件为契机展开;另一方面,在长期讨论的基础上,研究者积极展开了本土文学经典理论研究的探索,文学经典作为文学和文化价值判断的体系重获理论活力。结语,文学经典的理论重构。总结了 1980年代以来文学经典论争的价值意义及不足,强调了本土化的文学经典理论重建是理解和解决文学经典论争的关键。对文学经典理论的重建应该充分考虑其本土性、复杂性和历史性,借鉴现有的理论资源,在社会媒介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从文学经典理论、文学经典秩序和文学经典阐释三方面入手,构建中国经典理论和实践体系。
王鹏[4]（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燕志华[5]（2014）在《党报头版要素研究 ——以新华日报（1978-2003年）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党报是中国当代一个巨大的政治文化现象,它在新闻议程设置、热点话题参与、主流价值观塑造、重大事件传播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新华日报》作为经济社会事业异常发达的江苏省的省委机关报,新闻报道主要是围绕江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而展开的,是国内着名的省级党报。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以《新华日报》为例,对其头版的历史、现状以及各个新闻要素的变迁进行研究,提出党报反映的社会变迁具有“时AI写作意”的特征,同时对党报及其发展状况做出客观评价。论文属于个案研究,通过对《新华日报》头版进行资料统计和分析,在论证党报的“写意”特征之外,也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党报头版的政治性是否掩盖了新闻性?头版会议和领导人报道占据多大的比例?从党报的头版能否研究社会变迁?党报是否关注民生?是否有足够的舆论监督,以及是否有效?集体主义语境下的个体人物的报道有什么样的特点?党报的话语风格有什么变迁?等等。论文选择了《新华日报》从1978年起16年、总共1300多个头版为研究范畴,分别以农业、民生、舆论监督、头版头条、话语风格、个体人物报道频率、重大事件报道策略等为重点进行了内容和变迁分析。此外,对科技、文化、交通、环境、社会、教育、外交、卫生等要素也进行了一定的统计分析。论文综合运用了社会变迁、社会传播、议程设置、“把关人”、文化堕距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以抽样法、文献法和访谈法为主。此前对党报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纯粹的新闻视角、党报议题设置以及舆论引导的角度来进行的,而本文是以变迁的视角来进行研究,通过对多项主题要素进行考察,获得了较多的第一手资料,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论文的结论认为：党报是以“写意”方式概括性地反映社会变迁。论文还认为,《新华日报》头版在政治性和新闻性的博弈中,后者占据了上风；通过对头版新闻要素的统计,可以看出社会变迁的主要脉络；头版的民生报道渐渐增多,并成为报道的重点；舆论监督不足,但开始强化；个体报道数量增多的背后,是党报“意识形态焦虑”；话语模式从政治话语走向平民话语,等等。此外,论文指出党报影响力下降原因之一在于市场化不足,提出党报必须警惕“传播失灵”的危机。认为党报未来要发展,必须进行转型。
孟德楷[6]（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指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钟靖[7]（2014）在《空间、权力与文化的嬗变上海人民广场文化研究》文中认为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媒介无处不在,它对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也因如此,将媒介作为环境研究逐渐成为传播学重要的研究范式。同时,近年对于“空间”的研究在学界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空间实则为媒介。从媒介环境的视角研究空间,不但能发掘空间作为信息载体的特点,并且更能专注于探讨空间与社会的关系。由此,本文以“空间”和“权力”为逻辑起点,以上海人民广场作为空间媒介文本,将其作为研究城市文化传播的典型代表,针对它展开文化研究,重点在于研究广场空间的生产,空间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建构,进而探究广场空间的文化政治、文化实践与差异变化,以此解读人民广场的文化嬗变。并期待从一个侧面关照上海这座城市不同时期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特点,折射出上海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城市民众生活与文化水平变化,进而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把握不同时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文化特征。并且期盼通过对上海人民广场的解析,揭示全国同类型城市中心广场的变迁特点、规律及广场文化嬗变的深刻原因。研究发现人民广场空间媒介的风格经历了由人为主导到物为支配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人民广场,作为群体而出现的人构成了广场的主体；九十年代以来的人民广场,标志性建筑组成的符号取代了散落于广场的个体建构出了广场的主要媒介景观。人民广场空间媒介生产或编码存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其前身跑马厅长久持续性地传递着殖民者的权力话语,并且不断以此固化人们对跑马厅功能的认知。建国后的人民广场被打造成为巩固和强化政党合法性权力的政治空间,被重塑成为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符号。九十年代改建后的人民广场,由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人民大厦以及城市规划展示馆等风格不一的标志性建筑拼贴共同组建的人民广场整体空间,被作为集中传播与展示上海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新形象的窗口。广场空间传播呈现支配性（及主导性）、协商性和对抗性三种不同解码方式,以支配性和协商性为主要解码特点。支配性和协商性的解码行动总体上都可以归为符合权力编码的空间活动,占广场空间消费、传播与实践的绝大部分。而挑战性的解码行为则是对空间控制权的逾越与背反。人民广场的空间再现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空间,但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空间解码实践,由此会产生多维度的再现空间。其中由支配性解码空间实践活动建构而成的再现空间属于正式、主流的空间,符合权力的构想与定位。反之,挑战或对抗式的空间解码形成的再现空间则是边缘化的空间,并且仅有狭小有限的空间余地。人民广场的空间实践活动呈现由多元趋向于单一再回归多元的特点。权力控制力强化时,各种社会关系趋于组织化,被规范、整合,空间中的各种社会活动就趋于单一。权力控制减弱时,各种社会关系更加多维,空间消费、传播和实践的活力才会被真正释放,呈多元化特点。权力具体作用于人民广场空间（涵盖跑马厅时期）,管理风格不断变化,体现出规范化——行政化——规范化的转变特点。在广场的整体空间-权力运作中,体现出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风格转变,但去政治化并不意味着权力作用的减弱,权力是以一种更加隐而不显的方式进行着潜藏化运作,实则是去政治化的政治。
陈科[8]（2013）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记者的职业意识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对中国新闻业的研究中,新闻记者职业意识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概因过于个体和微观,不如组织和结构研究所受重视。但职业意识研究利于从“个体行动”层面,观察社会组织、宏观结构对微观个体的影响,还能更具体地呈现新闻职业化的个体发展路径。本文以中国新闻记者的“职业意识”为研究对象,考察中国新闻记者职业意.识的变迁轨迹,并借此探索新闻记者职业意识变迁的内在规律和动力机制。操作方法是,将改革开放以来划分为市场经济初涉期（19781992）、市场经济发展期（1992——1998）、市场经济纵深期（1999至今）三段时期,选取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记者,对其职业意识进行解析,并将其放置在国家、新闻业和市场三者互动关系的框架内,以职业社会学中职业自主性理论为视点进行对照分析。研究发现：市场经济初期（19781992）。文革结束后,国家陷入合法性危机,为防止政治变革,国家推行经济现代化改革,但改革的共识之下也存在着争议。新闻业借新闻改革,支持改革派,进行政治改革启蒙,但以八九事件告终。1992年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逐步向“经济绩效”合法性转移,国家以“民族主义”话语消解启蒙意识,并专注于发展市场经济,解决了政权危机。这段历史时期,以刘宾雁、樊云芳、左方、范敬宜和安岗等为代表的记者,分别以“第二种忠诚”的方式谏党；提倡全息摄影式中性报道；突破真理报潜规则,恢复报纸的商品性；“三贴近”的政治家办报逻辑、强调调查读者等多元化意识,整体呈现出突破传统喉舌的角色定位,彰显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和恢复报纸商业传统的职业意识。市场经济发展期（19921998）。市场经济在国家主导下全面拓展,新闻产业化发展进入多赢竞争阶段。国家在新闻业管理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套包含“改革开放总路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市场经济”三内容的霸权话语；而新闻业则发展出“市场化的媒介专业主义、党的群众路线及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传统”三套话语资源,为市场化的“象征资源替换”战术提供合理化的解释。这段时间,以卢跃刚、孙玉胜、陈虻、钱钢等为代表的新闻记者,分别以回到常识,记录历史；改变电视语态；“平视”人性和主张“讲人话”等新闻主张,展示了传统文人论政和党的喉舌向新闻职业化转移的职业意识趋势。市场经济纵深期（1999至今）。九十年代末期,国家停止对新闻业的财政支持,新闻业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随着发行、广告等市场的白热化竞争,社会资本进入媒体融资渠道遭遇体制性障碍,生存危机使新闻产业进入零和博弈期。国家逐渐掌握了一套将媒介产业发展与政治表现相结合的治理技法,而新闻业不得不在考虑生存、发展及自身利益问题时,向国家政府强权靠拢。市场化考核和企业化管理导致的生存逻辑,使得新闻记者的劳动出现异化,出现新闻民工、雇员等身份认知。这段时间,以胡舒立、王克勤、柴静等为代表的记者和以《南方周末》记者为核心的专业社区,分别以践行新闻专业主义、“扒粪人”的公民立场、力图“看见”人和基于共享“阐释和反思”话语的专业社区等职业特点,展示出在市场生存和国家治理的夹缝中,以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意识为诉求的专业化发展态势。总体而言,中国新闻记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职业意识都是多元共生的,但也有一个从党的喉舌和文人论政的传统逐步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变迁趋势。职业价值观的转变,是国家、新闻业和市场三者关系演变与新闻记者职业意识变迁之间互动的核心,职业意识变迁的外在动因是,市场化语境下国家与新闻业围绕职业自主性的博弈；内在动力是,国家凭借市场化逐步确立的霸权话语和发展出的治理技巧,使得记者在生存逻辑考量下,不断将理想沦陷的现实进行价值内化的结果。
张春[9]（2013）在《文学出版与新世纪文学生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初,全球化浪潮席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不断拓展和改写着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这一切对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全球化、传媒化和市场化的语境中,新世纪文学出版经历了深刻的观念变迁和全面的市场转型,迅速成为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主流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文学生态的整体样貌,使新世纪文学呈现出新的时代质素。针对上述社会文化背景,本文从文学出版的角度探讨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变化状况,对新世纪文学生态进行了重点研究。有别于传统的从作家作品、文学思潮与流派等出发进行探讨的文学研究范式,本文引入生态观念,并从传媒视域观照文学,将文学放在市场化、产业化、传媒化的视野下进行审视,通过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重、宏观论述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文学出版与新世纪文学之间的多元影响与制约关系,进而结合文学出版在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中的文化功能、媒介特点以及价值取向等,论述文学生产向市场开放的演变过程,阐明了在媒介力量的影响下,文学生产、文化传播、市场消费等各环节多元互动的生态状况。本文首先从时代语境出发,详细论述了新世纪以来多元共生的思想文化态势以及众声喧哗的传媒景观等社会文化环境特点,辨析了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时代变迁规律,全面阐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的“解放思想”、回归出版本质,到90年代深入探索、促进出版转型,再演变到新世纪深化改革、出版市场化的历程,强调了文学出版观念对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形塑作用。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中“出版主导”的时代特征,集中论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出版功能调整,对编辑角色、作家心态、读者趣味等产生的重要影响;并以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以及纯文学等文学空间的分化为例,深刻说明了媒介权力在文学领域的渗透与扩张。具体而言,本文以文学畅销书生产和纯文学生产作为实践研究领域,开展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在文学畅销书生产领域,本文通过大量文学畅销书的市场运作案例,论述了文学畅销书生产机制走向成熟的特点和表现,并以趋附影像的影视化写作、追逐时尚的类型化写作以及注重市场效应的名家写作等现象,分析文学畅销书生产从独立的个性化创作走向社会化、潮流化的商业化书写的趋向,论述了通俗文学繁荣发展中的大众化、娱乐化、快餐化等创作和阅读风尚;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民营书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畅销书运作策略,对民营书业在新世纪畅销书市场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和思考。在纯文学生产领域,重点研究相对小众化的纯文学的创作和出版状况,通过都市写作的繁荣、乡土咏叹与“民间叙述”、宏大历史的“日常叙事”等纯文学的审美探索,分析了文学出版对纯文学生产的现实规约,并重点阐述了新世纪富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出版潮流与文学“年选”现象。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以畅销书和长销书的关系为例,深入分析了新世纪文学生产、传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品牌战略是文学出版建构市场形象和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强调文学出版应坚持“内涵式发展”,努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并从文化自觉与文学编辑的价值引领、文学出版的“双赢”策略入手,阐明了建构健康文学生态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文学出版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之路,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在文学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出版体现了市场的浮华和喧嚣,又容纳着多元艺术的自由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出版不能单纯用市场的标准来衡量文学,而应着眼于当代文化的发展与大众审美的需求,大力支持文学精品的生产,不断提升通俗文学的文化品位,积极引领文学走雅俗共赏的道路,从而实现“雅”与“俗”、艺术价值与商品价值、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以高品位的文化产品建构和发展健康的文学生态环境。
貟喜红[10]（2013）在《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走向 ——以1980年代以来上海史研究大众文化取向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史成为海外中国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中国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本文的基本观点和思路,即认为大众文化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史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在系统梳理这一学术脉络和学术理念的基础上,以美国学界对上海城市史研究为焦点,观察这一新取向的形成背景、学者心态、都市经验及作品中所表现的重要社会和文化关怀。探索史学史上研究取向与趋势变迁的社会转型和学术思潮等因素,不同的研究者如何将这些因素内化为史学研究变革的学术基质的?美国中国研究的史家如何通过自己的研究着述,反映他所考察的那个城市的大众文化的?第一章,导论,主要探讨了“大众文化取向”、“城市史”等的概念和使用,以及对本文论题作以考察的依据、意义和方法。第二章,新劳工史的大众文化研究。考察以阶级属性为特征的新社会史领域,通过对劳工阶层声音的寻访,以及对近代上海普罗大众文化的关注,重构上海劳工阶层,反映美国学者们上海史研究“自下而上”的史学研究新趋势。第三章,被忽视的社会民众文化研究。关注昔日不入历史研究之眼的不同边缘群体处于多重社会网络中的生存与生活,重新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关系网络看作是促成社会动员的东西,关注国家的压制能力,检视美国学界关注上海史民众群体文化研究的新特点。第四章,城市现代性的多元文化研究。考察民国上海城市现代性的不同面孔,探讨跳脱阶级与群体研究的观察视角之外,大众文化研究中呈现的另一种新方式。第五章,企业与经济伦理中的文化研究。理清学界官商研究到企业文化研究到大众文化研究的研究取向上的转变,从企业史和经济伦理中探寻大众文化史学的新取向。第六章,大众传媒与娱乐文化研究。对此领域的博士论文研究和专着研究作以详细梳理,对作为都市娱乐文化形态的评弹和电影史研究作以探讨,究明近代上海娱乐文化大众文化研究新的撰述方式。第七章,总结了海外主要是美国学界上海史大众文化取向研究的几种进路,对两种研究主体的评介以及对这一研究的批评与反思。
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媒集团──辽宁着名报人赵阜访谈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媒集团──辽宁着名报人赵阜访谈录（论文提纲范文）
（1）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选题背景与文献综述 |
| 1.1 媒体融合是一场巩固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 |
| 1.1.1 媒体融合的背景:主流媒体面临空前挑战 |
| 1.1.2 媒体融合的手段: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
| 1.1.3 媒体融合的目的:传播和塑造主流价值观 |
| 1.2 人民日报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 1.2.1 独特地位:党中央机关报的使命与担当 |
| 1.2.2 重要作用:从主流媒体到新型主流媒体 |
| 1.2.3 具体实践:用主流新闻塑造传播主流价值观 |
| 1.3 人物报道对传播塑造主流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
| 1.3.1 人物报道溯源:东方纪传体史书与西方人物传记 |
| 1.3.2 中国特色人物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体现 |
| 1.3.3 西方特色人物报道:现代传播学的借鉴 |
| 1.4 栏目创新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 |
| 1.4.1 栏目:也是一种系统化的框架结构 |
| 1.4.2 人民日报的栏目创新:正处在新的活跃期 |
| 1.4.3 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尚待深耕的“沃土” |
| 1.5 本研究目的、意义、方法和结构 |
| 1.5.1 本研究选题的目的 |
| 1.5.2 本研究选题的意义 |
| 1.5.3 本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5.4 本研究的逻辑结构 |
| 第二章 媒体融合阶段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多维分析 |
| 2.1 文本分析:对9462篇人物报道的量化分析 |
| 2.1.1 人物报道日均发稿量在5篇以上 |
| 2.1.2 人物报道发稿的主阵地在要闻版 |
| 2.1.3 人物报道的主旋律是核心价值观 |
| 2.1.4 人物报道是人民日报的核心优势 |
| 2.2 栏目分析: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空前活跃 |
| 2.2.1 栏目众多:涉及人物报道的栏目多达387个 |
| 2.2.2 创新活跃:新开设人物报道栏目多达197个 |
| 2.2.3 结构有序:人物报道栏目呈现四大集群现象 |
| 2.3 模式分析:媒体融合催生人物报道新模式 |
| 2.3.1 “扫一扫”背后:媒体融合带来新闻模式之变 |
| 2.3.2 人物报道新体验:“扫描二维码体验更丰富” |
| 2.3.3 人物报道新映像:“看人民映像品百味人生” |
| 2.3.4 人物报道新呈现:“扫一扫与人物面对面” |
| 2.4 理论分析:社会文化空间的重构与精神交往升级 |
| 2.4.1 文化空间重构呼唤精神交往升级 |
| 2.4.2 人类精神交往具有“多层次性”特征 |
| 2.4.3 高层次精神交往追求人与人的默契、心与心的和谐 |
| 2.4.4 高层次精神交往的价值在于构建心灵相通的意义世界 |
| 2.4.5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精神交往意义 |
| 第三章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历程:久久为功的铸魂工程 |
| 3.1 纸媒体阶段:树立重大典型,报道新人新事 |
| 3.1.1 典型人物报道的三次高潮(1949—1989) |
| 3.1.2 典型人物报道的栏目化趋势(1990-1996) |
| 3.1.3 “新人新事”类栏目的演化(1951—1996) |
| 3.2 报网互动阶段:弘扬时代先锋,讲述百姓故事(1997—2013) |
| 3.2.1 报网互动开启典型报道“新模式” |
| 3.2.2 “时代先锋”栏目成为典型报道“顶梁柱” |
| 3.2.3 普通人物报道栏目成为“新常态” |
| 3.3 媒体融合阶段:讴歌时代楷模,构建精神大厦(2014——2019) |
| 3.3.1 典型报道栏目集群:矗立起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3.3.2 普通人报道栏目集群:编织起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3.3.3 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构造出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 3.3.4 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突出为精神大厦的“塔尖” |
| 第四章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4.1 时代楷模报道:铸就“核心筒”的“中心柱” |
| 4.1.1 “时代楷模”的来龙去脉 |
| 4.1.2 “时代楷模”的“全媒体交响” |
| 4.1.3 人民日报上的“时代楷模” |
| 4.2 四大典型报道栏目:“核心筒”的“四大支柱” |
| 4.2.1 “时代先锋”栏目:先锋模范的典型事迹 |
| 4.2.2 “先锋足印”:践行核心价值观 |
| 4.2.3 “最美基层干部”:扎根基层的颂歌 |
| 4.2.4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永恒的英烈精神 |
| 4.3 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群:“核心筒”的有机结构 |
| 4.3.1 多姿多彩的“典型风采” |
| 4.3.2 别出心裁的“典型呈现” |
| 4.3.3 各式各样的“典型故事” |
| 4.4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为国家立心,为时代铸魂 |
| 4.4.1 典型人物:体现“榜样的力量” |
| 4.4.2 典型人物报道:体现党报的担当 |
| 4.4.3 栏目创新:为典型人物报道开辟新空间 |
| 第五章 人民日报普通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5.1 大型栏目:“巨型框架”的“巨型柱” |
| 5.1.1 “走转改”系列:歌颂基层一线的普通劳动者 |
| 5.1.2 “微故事”系列:微小故事里的伟大进程 |
| 5.1.3 “影像”系列:镜头里的百姓故事 |
| 5.1.4 “青春派”:青春飞扬的新一代 |
| 5.2 中小型栏目群:“巨型框架”的“二级柱” |
| 5.2.1 “发现”系列:挖掘生活深处的精神之美 |
| 5.2.2 “生活”系列:老百姓的美好新生活 |
| 5.2.3 “法治”系列:见证法治进程 |
| 5.2.4 “青春”系列:新生代的故事 |
| 5.3 人民日报普通人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 |
| 5.3.1 用“新人新事”反映“新时代新风尚” |
| 5.3.2 讲述普通人身边的感人故事 |
| 5.3.3 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第六章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 6.1 新时代主题人物报道栏目群:四大“腰桁架” |
| 6.1.1 中国梦系列栏目:用“中国梦”凝聚人心 |
| 6.1.2 新时代系列栏目:演奏新时代交响 |
| 6.1.3 脱贫攻坚系列栏目:脱贫攻坚的故事 |
| 6.1.4 中国故事系列栏目: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
| 6.2 纪念性栏目群:四大“伸臂桁架” |
| 6.2.1 抗战主题系列人物栏目:传承抗战精神 |
| 6.2.2 长征主题系列栏目:重温长征精神 |
| 6.2.3 改革开放系列栏目:坚定改革开放的脚步 |
| 6.2.4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栏目:掀起爱国主义的高潮 |
| 6.3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智媒时代尤需“以情动人” |
| 6.3.1 重大主题报道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
| 6.3.2 不断提高重大主题报道的“人气指数” |
| 6.3.3 “以情动人”是重大主题报道的最高境界 |
| 第七章 人民日报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塔尖” |
| 7.1 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开创人物报道新栏目 |
| 7.1.1 “点赞中国”:第一个大型全媒体互动人物报道栏目 |
| 7.1.2 “工匠绝活”栏目:用绝活表现“绝活” |
| 7.1.3 “暖闻热评”栏目:用评论传播“人物” |
| 7.1.4 “中国有我”栏目:用故事为奋斗者喝彩 |
| 7.2 在“中央厨房”支撑下讲述全国两会“融故事” |
| 7.2.1 “融·两会”栏目:中央厨房的新呈现新体验 |
| 7.2.2 “融两会”栏目: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讲述 |
| 7.2.3 “我当融记者”栏目:人民日报记者的“融故事” |
| 7.3 在媒体融合时代讲好“总书记”的“微故事” |
| 7.3.1 “我和总书记面对面”栏目:“大主题”的“全媒体呈现” |
| 7.3.2 “总书记的深情牵挂”栏目:脱贫攻坚最前沿的故事 |
| 7.3.3 总书记的“微镜头”:“大人物”的“微视角”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 |
| 8.1 铸党魂:强化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 8.1.1 活力的源泉:党的主题教育活动接力 |
| 8.1.2 永远的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 8.1.3 榜样的力量:用英烈先锋教育全党 |
| 8.2 聚民心:优化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 8.2.1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
| 8.2.2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民心” |
| 8.2.3 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8.3 砺铁军:锤炼精神大厦的“铸魂人” |
| 8.3.1 新闻工作者也是“铸魂人” |
| 8.3.2 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新闻工作者 |
| 8.3.3 担当起“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历史重任 |
| 8.3.4 书写好当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史、生活史、心灵史 |
| 参考文献 |
| 致谢:一个新闻记者的心路 |
| 个人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理论参照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动荡的国家和社会 |
| 一、政治背景: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 |
| 二、经济背景:萧条落后的经济状况 |
| 三、社会背景:紊乱失调的乡村社会 |
| 第二节 民族危机与个人理想的双重作用 |
| 一、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的冲击 |
| 二、教育家人生理想信念的驱动 |
| 第三节 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带动 |
| 一、西方教育理论的导入 |
| 二、欧美教育精英的访华 |
| 三、出洋留学活动的勃兴 |
| 四、官员的出国教育考察 |
| 第二章 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 |
| 第一节 民国教育家之籍贯分布 |
| 一、民国教育家籍贯的整体分布:以江浙两湖为渊薮 |
| 二、民国教育家籍贯的院校分布:以国立大学为重点 |
| 第二节 教育家的地缘关系及其交往 |
| 一、结交同乡:教育交往活动的初始网络构建 |
| 二、依靠同乡:个人进步与教育发展的助推器 |
| 三、相互扶持:-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患难与共 |
| 第三节 教育家地缘交往之利弊得失 |
| 一、地缘交往之利:易于建立信任度较高的人际关系 |
| 二、地缘交往之弊:容易形成势力膨胀的教育帮派 |
| 第三章 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 |
| 第一节 留学教育与教育家学缘交往的勃兴 |
| 一、留学之风的强劲吹起 |
| 二、留学教育精英的崛起与学缘认同 |
| 第二节 教育家的学缘关系及其交往活动 |
| 一、师生交往活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 二、同窗学友之谊:“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
| 三、同事交往活动:“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
| 第三节 学缘交往的特点及评价 |
| 一、广而持久,有情有谊 |
| 二、阶段存在,或延或断 |
| 三、彼此独立,和而不同 |
| 第四章 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 |
| 第一节 基于共同志趣的个体间交往 |
| 一、教育交往活动之缘起与展开 |
| 二、对交往双方及教育事业的影响 |
| 第二节 基于共同志趣的群体性交往 |
| 一、联合发起:社团创办的集体力量 |
| 二、社团年会:多方互动的时空场域 |
| 三、诗与远方:交往互动的意义生成 |
| 第五章 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 |
| 第一节 陈鹤琴与师长的交往及其特点 |
| 一、大学师长:厚爱与熏染 |
| 二、哥大师长:感召和互助 |
| 第二节 陈鹤琴与同辈学人交往网络的构建 |
| 一、求其友声: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交往网络之构建 |
| 二、精神领袖:在中华儿童教育社中的角色和地位 |
| 三、国际展现:交往网络在国际舞台上的向外拖延 |
| 四、陈鹤琴与同辈学人交往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提携与厚爱:陈鹤琴与学生晚辈的交谊 |
| 一、校园活动中增进师生了解 |
| 二、业余交往中联络师生感情 |
| 三、携手教育中升华师生情谊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 |
| 第一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 |
| 一、书信往来 |
| 二、学术交流 |
| 三、工作交往 |
| 四、社团活动 |
| 第二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特点 |
| 一、交往活动的多样化 |
| 二、基于志缘交往的相对持久性 |
| 三、教育交往网络的向外延展性 |
| 四、由地缘交往向志缘交往转变 |
| 第三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因素 |
| 一、距离的远近是影响教育家交往的重要因素 |
| 二、个人专长的互补性影响交往活动向外拓延 |
| 三、交往活动受政治局势等外部因素影响较大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的成效 |
| 一、从制度到实践,推进民国教育现代化变革 |
| 二、从青涩到成熟,促进民国教育家自我生成 |
| 三、迈向社群生活,推动教育学术共同体形成 |
| 四、谱写真情华章,为后世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近40年来国内文学经典论争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中心问题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西方文学经典论争溯源 |
| 第一节 什么是“经典” |
| 一、汉语中的“经典”流变 |
| 二、西方“经典”流变 |
| 第二节 近代以来西方文学经典理论溯源 |
| 一、俗语文学:现代经典的建构 |
| 二、文学经典的文化功用 |
| 三、回归正统:经典的重评与重构 |
| 四、文化与社会:文学经典研究的范式转变 |
| 五、“拓宽”还是“扞卫”:文学经典的危机 |
| 第三节 国内“五四”以来的文学经典论争 |
| 一、颠覆与重构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
| 二、媒介文化:新时期新问题 |
| 第二章 1980年代启蒙媒介文化影响下的现代文学经典建构 |
| 第一节 文学经典论争:作为问题的凸显 |
| 一、“经典”一词在研究中的使用 |
| 二、作品“重印”、“重评”中渐次展开的文学经典研究 |
| 三、“重写文学史”与现代文学经典的建构 |
| 第二节 启蒙媒介文化的形成与文学经典论争场域的重建 |
| 一、1980年代社会分化中的媒介转型 |
| 二、启蒙媒介文化的形成 |
| 三、出版活动的复苏与文学话语场域的重建 |
| 第三节 以出版为依托的现代文学经典建构 |
| 一、以史料挖掘重启文学经典研究 |
| 二、以“重评”展开的文学经典讨论 |
| 三、以“重写文学史”确立的现代文学经典 |
| 四、在“影响的焦虑”中被质疑的文学经典 |
| 五、西方文学经典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竞争 |
| 第四节 文学经典的解构性话语力量的潜滋暗长 |
| 一、“人民”话语中的大众 |
| 二、通俗文化中的大众话语权 |
| 三、文学期刊的分流与启蒙话语的分化 |
| 第三章 1990年代媒介文化大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
| 第一节 市场化进程中的媒介文化转型 |
| 一、媒介技术的普及与提升 |
| 二、媒介功能拓展与分化 |
| 三、媒介文化生产机制转变 |
| 四、媒介文化的大众化转向 |
| 第二节 文学研究转型与文学经典论争的学术语境 |
| 一、“经典”作为研究话语使用的总体状况 |
| 二、文学经典论争主体的转变 |
| 三、不断重写的文学史中文学经典的变动 |
| 四、文学批评的转型对现代文学经典的解构 |
| 五、激活国内文学经典研究的西方理论话语 |
| 第三节 “百年文学经典”建构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
| 一、选本引发的经典论争 |
| 二、“文学大师”之争 |
| 三、“百年文学经典”之争 |
| 第四节 媒介文化大众化对文学经典的冲击 |
| 一、大众文化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冲击:以金庸小说经典化为例 |
| 二、视觉文化对文学经典文本的冲击:文学经典影视改编之争 |
| 三、消费文化对文学经典价值的冲击 |
| 第四章 新世纪:媒介化社会的文学经典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文化媒介化 |
| 一、信息网络化 |
| 二、媒介融合与媒介化社会 |
| 三、媒介化时代文学经典的境遇 |
| 第二节 关于当代文学经典的论争 |
| 一、“大师事件”引发的时代与经典关系论争 |
| 二、“伟大的中国小说”:作家参与下的当代文学经典论争 |
| 三、被“炮轰”的文学界:媒介对文学经典论争的策划和影响 |
| 四、当代文学60年回顾与当代文学经典建构的反思 |
| 第三节 文学经典的理论论争与理论探索 |
| 一、文学经典“危机” |
| 二、文化研究引发的文学经典理论反思 |
| 三、本土化的文学经典理论探索 |
| 结语:文学经典理论的重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5）党报头版要素研究 ——以新华日报（1978-2003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章 纸媒与社会变迁 |
| 一、社会变迁的“记录器” |
| 1、西方报纸与社会现实 |
| 2、新闻史学视角下的中国报纸 |
| 3、报纸叙事与社会转型 |
| 二、中国特色的党报事业 |
| 1、党报产生及社会属性 |
| 2、党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 3、“党报效应” |
| 4、读者群的社会分层 |
| 三、时代“写意”：党报头版反映社会变迁的主要方式 |
| 1、党报反映变迁的逻辑 |
| 2、党报新闻：时代“写意” |
| 3、头版的“历史人格化” |
| 第二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
| 一、媒体与社会变迁理论 |
| 1、社会变迁理论 |
| 2、传播制度与议程设置理论 |
| 3、政治传播与“把关人”理论 |
| 二、国内党报研究成果梳理 |
| 1、研究的热点 |
| 2、党报头版研究的现状及成果 |
| 3、党报研究典例：人民日报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1、抽样法 |
| 2、文献法 |
| 第三章 新华日报历史变迁与社会特质 |
| 一、研究对象的提出 |
| 1、新华日报的历史和发展 |
| 2、新华日报的特质 |
| 3、历史地位及现实成就 |
| 二、头版及议程设置 |
| 1、舆论引导的主阵地 |
| 2、“头版难题” |
| 3、议程设置与现实挑战 |
| 三、头版的导向与社会 |
| 1、意识形态导向 |
| 2、改版与变化 |
| 3、版面与社会的折射 |
| 第四章 头版新闻要素分类与分析 |
| 一、党报头版头条 |
| 1、地位及重要性 |
| 2、头条与政治领导人报道 |
| 3、头条新闻的内容与分类 |
| 二、头版历年的新闻要素统计分析 |
| 1、1978—1983年：改革开放初期 |
| 2、1989—1993年：从“六四”到“南巡” |
| 3、2000—2003年：进入WTO时代 |
| 三、头版会议新闻的统计及变迁 |
| 1、头版央地会议的“新闻拼图” |
| 2、头版会议新闻的变与不变 |
| 3、党报会议新闻的“传播失灵” |
| 第五章 新华日报头版与农业 |
| 一、农业：党报头版报道中的“重中之重” |
| 1、农业在头版中的位置 |
| 2、关于农业和土地关系的新探讨 |
| 二、从农村到城市 |
| 1、“农民话语”与“城市社会话语” |
| 2、城市社会的来临 |
| 3、“农民的终结”及中国本土化争议 |
| 第六章 新华日报头版“个体”人物 |
| 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
| 1、西方社会学视野下的个人与社会 |
| 2、近代以来国民性改造之下的个体与集体 |
| 3、“个人”的现代性蕴含 |
| 二、头版个体出现的频率 |
| 1、“公”与“私”的宣传 |
| 2、个体新闻出现的频率和变化 |
| 3、“典型人物”的政绩化倾向 |
| 第七章 新华日报头版的“新闻维稳观" |
| 一、头版新闻报道的内在特征 |
| 1、头版政治性与新闻性的隐性冲突 |
| 2、头版领导人的形象诉求 |
| 3、重大新闻的隐晦传播特征 |
| 二、“新闻维稳观”的操作模式 |
| 1、“六四事件”的新闻策略 |
| 2、“基辛格角”的形成与传承 |
| 三、“新闻维稳观”的未来发展 |
| 1、“喉舌论”的极端化发展 |
| 2、“维稳观”的三阶段 |
| 3、新闻维稳的关键在于正确“发声” |
| 第八章 新华日报舆论监督 |
| 一、舆论监督是党报的一个传统 |
| 1、舆论监督的历史形成 |
| 2、舆论监督的必要性 |
| 3、舆论监督的方式与成效 |
| 二、舆论监督的流变 |
| 1、从强力到困境 |
| 2、“打死老虎”现象 |
| 3、“内参”的现状与未来 |
| 三、前景与路径选择 |
| 1、舆论监督与宣传部门的“和谐” |
| 2、党委政府“撑腰”与舆论监督的困境 |
| 3、评论成为党报舆论监督的新武器 |
| 第九章 新华日报头版新闻话语形式 |
| 一、话语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
| 1、“话语”辨析 |
| 2、话语模式 |
| 3、话语折射 |
| 二、党报话语的表达模式与风格 |
| 1、《人民日报》国家话语的表达策略 |
| 2、《中国青年报》的新闻叙述模式 |
| 三、新华日报的新闻话语的变迁 |
| 1、头版通讯标题的话语模式 |
| 2、头版通讯内容的话语模式 |
| 3、权威话语主体：从官员到专家 |
| 第十章 思考与前瞻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空间、权力与文化的嬗变上海人民广场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广场意义的演变 |
| 三、空间、权力的界定 |
| 四、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五、研究主题、框架与方法 |
| 第一章 人民广场前尘回顾 |
| 第一节 权力角逐下的跑马厅 |
| 第二节 跑马厅——新型公共空间的出现 |
| 第三节 微型公共政治舞台——权力的显性展示 |
| 第四节 体育休闲娱乐之所——权力的隐性渗透 |
| 第五节 跑马厅的衍生空间 |
| 第二章 空间生产与权力敞视 |
| 第一节 “政治化”广场的生产 |
| 第二节 城市市民广场的重构 |
| 第三节 广场空间品质的进深解读 |
| 第三章 单音独鸣与众声喧哗 |
| 第一节 庆典仪式：政治狂欢的集体记忆 |
| 第二节 泛政治化宣传的形成与消解 |
| 第三节 展览：观看的单一到多元 |
| 第四节 体育：革命化向休闲化的演进 |
| 第五节 娱乐的遮蔽与启封 |
| 第四章 广场空间的控制与对抗 |
| 第一节 广场“规训”：权力的控制 |
| 第二节 广场管理下的遵从与挑战 |
| 第三节 非常态：广场的异质活动 |
| 第四节 案例分析：摊贩与黑车管理下的生存博弈 |
| 第五章 人民广场的叙事与扩散 |
| 第一节 广场叙事与印象 |
| 第二节 人民广场的扩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记者的职业意识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内外对新闻从业者的研究 |
| 1.3.2 国内外对职业意识的研究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理论视点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市场经济初期记者的职业意识(1978—1992) |
| 2.1 市场经济初期：国家与新闻业的关系调整 |
| 2.2 市场经济初期的职业意识解析 |
| 2.2.1 “青天”“良心”和“第二种忠诚” |
| 2.2.2 “中性报道”不等于中立报道 |
| 2.2.3 突破《真理报》潜规则 |
| 2.2.4 “政治家办报”的新逻辑 |
| 2.2.5 无产阶级新闻学要“调查读者” |
| 小结 |
| 3 市场经济发展期记者的职业意识(1992——1998) |
| 3.1 多赢竞争：国家主导下的新闻产业化 |
| 3.2 市场经济发展期的职业意识解析 |
| 3.2.1 “记录历史”还是“影响历史” |
| 3.2.2 改变电视的语态,回归新闻本真 |
| 3.2.3 从人性出发 |
| 3.2.4 “讲人话”,不要“讲神话”和“鬼话” |
| 小结 |
| 4 市场经济纵深期记者的职业意识(1999至今) |
| 4.1 零和博弈：新闻业重寻国家行政扶持 |
| 4.2 市场经济纵深期的职业意识解析 |
| 4.2.1 “独立、独到、独家”的新闻专业主义 |
| 4.2.2 记者应是啄木鸟和社会学医生 |
| 4.2.3 “看见”和“关心”新闻中的人 |
| 4.2.4 作为“阐释共同体”和“反思社区”的职业意识 |
| 小结 |
| 5 结语：记者职业意识的变迁与国家、市场、新闻业关系的演变 |
| 5.1 职业价值观：“意识变迁”与“关系演变”的轴心 |
| 5.2 外在动因：市场化语境下的国家与新闻业的自主权博弈 |
| 5.3 内化动力：国家话语霸权的确立与记者新闻理想的沦陷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术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9）文学出版与新世纪文学生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文学出版与文学生态研究 |
| 一、研究问题缘起 |
| 二、研究背景与成果综述 |
| 三、研究意义与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新世纪文学出版的时代语境 |
| 第一节 多元共生的思想文化态势 |
| 一、全球化时代的影响 |
| 二、当代文化的多元互渗 |
| 第二节 “众声喧哗”的传媒景观 |
| 一、引导和“操纵”文学消费 |
| 二、催生和制造“文学事件” |
| 三、参与和“推进”文学批评 |
| 四、策划和组织文学评奖 |
| 第三节 文学出版观念的变迁 |
| 一、20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回归出版本质 |
| 二、20世纪90年代:多元探索,促进出版转型 |
| 三、新世纪以来:深化改革,全面走向市场 |
| 第二章 “出版主导”的新世纪文学生态 |
| 第一节 文学关系的转型 |
| 一、编辑角色的转换 |
| 二、作家心态的裂变 |
| 三、读者趣味的凸显 |
| 第二节 出版策划的形塑 |
| 一、全程策划:注重整体打造 |
| 二、“概念”先行:引领创作潮流 |
| 三、丛书出版:追求规模效应 |
| 第三节 文学空间的分化 |
| 一、主旋律文学:象征资本的市场转化 |
| 二、通俗文学:作家与市场共谋的“盛宴” |
| 三、纯文学:回归“常态”与经典的缺失 |
| 第三章 大众消费与文学畅销书生产 |
| 第一节 日趋成熟的畅销书生产机制 |
| 一、畅销书与畅销书排行榜 |
| 二、文学畅销书生产的特点 |
| 第二节 文学畅销书生产与审美风尚 |
| 一、影像文化的强势影响与影视化写作 |
| 二、消费时代的审美趣味与类型化写作 |
| 三、名人的市场效应与名家写作 |
| 第三节 民营书业与畅销书运作 |
| 一、民营书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民营书业的畅销书运作 |
| 三、“盛大模式”:网络文学创作和出版的双刃剑 |
| 第四章 审美探索与文学出版的规约 |
| 第一节 原创追求与审美经验的多向开掘 |
| 一、都市写作的繁荣 |
| 二、乡土咏叹与“民间叙述” |
| 三、宏大历史的“日常叙事” |
| 四、“身体的盛宴”与思想探索的困境 |
| 第二节 “长篇潮流”与文体创新的现实取向 |
| 一、文学出版的“长篇潮流” |
| 二、文体创新的现实取向 |
| 第三节 文学“年选”与艺术实践的有限包容 |
| 一、从“选本”到“年选” |
| 二、“年选”出版与艺术抉择的限度 |
| 第五章 文学出版的突围与健康文学生态的建构 |
| 第一节 畅销、长销与文学出版的品牌战略 |
| 一、畅销、长销与文学出版的价值定位 |
| 二、品牌战略与出版产业的“内涵式发展” |
| 三、全球化时代文学出版的品牌战略 |
| 第二节 建构与发展健康的文学生态 |
| 一、文化自觉与文学编辑的价值引领 |
| 二、健康生态与文学出版的“双赢”策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走向 ——以1980年代以来上海史研究大众文化取向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论文的论述对象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以上海史研究为叙述线索的美国中国城市史的演变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新劳工史的大众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寻访棉纺厂劳工的个人声音 |
| 第二节 建构“苏北人”族群 |
| 第三节 重构上海的工人政治 |
| 第三章 被忽视的社会民众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众声喧哗的上海寄居者 |
| 第二节 城市中的同乡组织 |
| 第三节 警察对城市民众的管理 |
| 第四节 娼妓群体的历史书写 |
| 第四章 城市现代性的多元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南京路的商业文化 |
| 第二节 摩登上海的都市文化 |
| 第三节 霓虹灯外的日常生活史与小市民文化 |
| 第五章 企业与经济伦理的文化研究 |
| 第一节 大企业中的关系网 |
| 第二节 现代四大百货公司研究 |
| 第三节 近代经济的文化史研究 |
| 第六章 大众传媒与娱乐文化 |
| 第一节 对传媒与娱乐文化的探讨 |
| 第二节 从茶馆到收音机 |
| 第三节 电影的考古学与“娱乐至上” |
| 结语 |
| 第一节 大众文化学术研究新取向的几种进路总结 |
| 第二节 两种研究主体 |
| 第三节 批评和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传媒集团──辽宁着名报人赵阜访谈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D]. 张雷. 河北大学, 2020(02)
- [2]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D]. 郭景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3]媒介文化视域中的文学经典论争 ——近40年来国内文学经典论争史[D]. 张颖. 陕西师范大学, 2014(03)
- [4]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5]党报头版要素研究 ——以新华日报（1978-2003年）为例[D]. 燕志华. 南京大学, 2014(03)
- [6]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7]空间、权力与文化的嬗变上海人民广场文化研究[D]. 钟靖.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记者的职业意识变迁研究[D]. 陈科. 武汉大学, 2013(01)
- [9]文学出版与新世纪文学生态研究[D]. 张春. 南京大学, 2013(05)
- [10]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走向 ——以1980年代以来上海史研究大众文化取向为中心的考察[D]. 貟喜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