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教育与家庭关系的再认识（论文文献综述）
尤达[1]（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提出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王哲[2]（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样态及存在状态,是对其外在形象的描述与内在根据的揭示,是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形态研究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有着重要而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根据,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这一学科基础性、前提性问题的再认与反思,是一个学科“自我发现”的范畴。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既是对学科基础理论中一个重要但被遮蔽领域的探索与开拓,同时该问题也具有元理论性质,涉及到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起源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走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创新和深化产生影响。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形态这一核心问题,论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及其研究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和遵循。基于词源学方法对中西方语境下“形态”一词基本含义的考察,可知形态不仅是关于对象外在样态的描绘,而且是内部结构与存在状态的表征,是事物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借鉴、归纳既有其他学科形态学理论,可知形态学是对对象形态进行系统性、学理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于特定视角进行分析性结构考察与综合性历史考察是形态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形态概念的出场语境和基本含义特别是社会形态理论为研究范例,为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提供了借鉴,即善于把握对象内核本质、分析功能要素与结构表征、注重发展性过程性研究,把握好具体与抽象、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界定,并引入视域概念,明确研究者的视域与研究对象的形态呈现具有内在统一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具有多维性、层次性、关联性等特征,同时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本质、模式等概念既相互关联而又彼此区分。第二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的出场语境与研究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研究的出场语境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丰富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深入研究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理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该方法内含从具体到抽象的前提规定,从一个简单的抽象规定性出发,在历史与逻辑的互释生成中使对象“在思维的行程中具体地再现”。基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理路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具有过程和维度的双重契合性。这一逻辑理路的具体展开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架构,包括研究思路与叙述思路两个层面,是对论文结构与体系安排的主张与澄明。理论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依据在于划定研究边界、体现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和要素方面。第三章,结构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指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具体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上来分解研究和系统解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形态包括渗透在其他社会要素或活动中的潜隐形态以及以相对独立面貌呈现的显形态;后者按照由表及里的顺序,可分为要素构成、运作实现、内核本质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观的现象层面,主要包括人的要素——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物的要素——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等方面;第二层次是要素间相互关联作用即运行层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时空场域（主要指具体的微观空间）,目标依据、过程环节等方面;第三层次是深层的内在核心,主张基于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建构和维系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这三个层次相对应,思想政治教育可划分为构件形态、运作形态、内核形态三种形态。构件形态可从主导性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划分;运作形态基于具体的空间环境、不同的目标导向、实现的方式依托、整体的过程环节等角度来区分;本质形态则依据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亚形态。第四章,历史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指在宏观历史过程中作为人类社会一般文化现象意义上把握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从本体存在的角度考察其产生发展、过程状态与演进规律。通常来说,阶级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基本场域,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是主张统治阶级利益与诉求、维系阶级统治的一种思想上层建筑。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视域看,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有其消亡的时刻;与之相应,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建构和维系方式,与阶级社会相适应的阶级形态也只是其宏大过程中的一种形式,由此生发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非阶级形态的逻辑推论,主要包括原始社会原发-形成中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自觉-本真两大形态,这二者是从存在论角度对阶级形态何以可能与终极走向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在人类社会整体视域观照下,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态的完整序列呈现出一定的演进规律,主要表现为边界扩展、聚合统一、否定回归等;从更为深层的角度讲,这些规律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熔铸于并伴随人类自我超越自我确证的解放历程,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充分彰显和集中体现。第五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问题归依与价值旨趣。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研究的落脚点与目的所在。就理论本身而言,对该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等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实现“思维抽象”向“思维具体”的第一次跃升;从现实指向来看,在“思维具体”的基础上从理论回归现实,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加以考量是思维行程的第二次跃升。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方位及特征,当下我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处于一种过渡形态,对这种过渡形态的研究分析有助于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意味着扬弃,意味着继承、批判与发展,在描述现状、分析问题和原因的基础上,探寻改进方向、谋划策略与方式,从而探索尝试构建出精准思政、日常思政、嵌入-融合思政、“非常态”思政等符合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向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
左暖[3]（2021）在《永井荷风《地狱之花》的女性成长主题》文中研究指明永井荷风是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中篇小说《地狱之花》是他初期创作的代表作,突出反映了明治时代女性生存和进步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通过主人公园子的经历展现了女性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成长历程,是同时期少有的一部以女性成长为主题的作品。成长,是人生最重要的进程,关系到个体在生理、情感、认知等方面的全面升华,折射着社会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具有广泛和深刻的现实意义。永井荷风的《地狱之花》通过对女性成长主题的艺术再现,在强烈抨击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同时,流露出深切关怀女性的人文主义情怀。《地狱之花》小说以情节的架构和设置、女性成长主体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女性成长主题进行了生动的书写。借由这一主题也表达出了作者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巧妙地将自然主义的严谨和理想主义的浪漫融为一体,既彰显了作者思考与批判的锋芒,又展现了女性主体在现实困境中成长的凄美,可谓珠联璧合,交相辉映。第一章概述永井荷风的生平与创作、《地狱之花》的基本信息、文学地位和创作风格。《地狱之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永井荷风初期创作的自然主义特征,被日本文学界看作是自然主义的宣言,而作品中彰显的批判精神、女性关怀等思想要素,贯穿于永井荷风创作生涯始终。第二章阐述文学成长主题的内涵、渊源及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流变。第一节剖析“成长”在生理学、心理学与社会学层面的主要特征,阐明“成长”的多维度内涵。“成长”通过其深刻的文化隐喻性和广泛的社会认同性,由个体生命的必然体验发展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由此成为文学探讨的永恒主题之一。第二节梳理文学成长主题的渊源、历史沿革与突破,探讨这一主题由“社会教化”转向“自我体悟”的总体发展趋势和规律,检验这一主题同步社会时代发展的旺盛生命力。第三节简述日本文学成长主题书写的流变,侧重论述日本文学的成长书写回避个性发展与社会主流意识之间的矛盾、注重个体精神自由的特征,为后续解读《地狱之花》的女性成长主题提供历史参照。第三章全面解读《地狱之花》的女性成长主题。第一节根据作品中“离家——考验——迷茫——顿悟——走向成熟——再认识自我与人生”的情节发展顺序和情节架构模式,完整梳理主人公园子的成长历程。同时解读作者精心营造的女性成长主题叙事内核,即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主体性确立的曲折与艰辛,以及贞操观为首的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自我发展的束缚。第二节分析女性成长主体园子的人物形象,解读园子善于思考、善良纯真、妥协与抗争并存的三个性格特质对女性成长主题结局的导向作用。第三节深入挖掘《地狱之花》女性成长主题所传达的思想内涵,探究作品的艺术魅力,阐述作品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性。同时结合创作背景,探讨作者挑战封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反叛精神和关心女性成长的人文主义情怀的成因。
陆露[4]（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杨迪[5]（2020）在《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刑法自1997年全面修订以来,在20余年的时间里,立法机关通过多个修正案回应了社会对刑法和刑罚的期待。在逐步修订刑法的过程中,法网严密化和违法行为入罪成为一个显着的发展趋势。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态势和罪犯结构发生了变化,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暴力犯罪数量下降,性质和情节较为轻微的犯罪案件数量上升。因此,建构起具有我国特点的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内核的轻罪制度,能够较为准确识别轻罪案件和轻罪罪犯,实现刑罚配置和刑事处遇的分类施策,既成为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看,包括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多个国家在内,均在其刑事实体法中或依照犯罪的严重程度为标准或以法定刑为标准或以宣告刑为标准,进行了重罪与轻罪的划分。与实体法上轻罪制度相适应,各国在其轻罪处罚机制上出现了轻缓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在刑事诉讼程序上也建立了相应的特别化的轻罪处理机制。在刑事政策方面,西方国家也经历了调整的过程,逐渐形成了“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在“轻轻”方面,强调立法上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执行社会化和刑事诉讼程序简便化。在“重重”方面,强调对罪行严重或主观恶性较深的犯罪进行更为严厉的刑事政策调处。我国刑法中虽然并没有规定重罪与轻罪划分的犯罪分类制度,但无论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关区别对待和宽严相济的要求,还是近年来我国犯罪态势整体平稳、轻罪案件数量上升,刑事案件总体数量仍在高位徘徊和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仍然突出的现实状况,都要求建构起轻罪处理特别原则与机制,实现轻罪轻罚、重罪重罚。同时,我国历史上的“世重世轻”刑事政策,有关重罪区别对待的犯罪分类的雏形,区分刑罚轻重而设定的刑制以及轻刑案件特别的执行和处理程序,为轻罪制度的建构提供了文化土壤;刑事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则为轻罪制度的建构提供了制度土壤和实践经验。因此在我国建构轻罪制度,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是理性的选择。传统观念中,我国对于刑罚功能的强调偏重于惩罚和威慑,认为刑法规制的是最严重的危害社会行为。与这种观念相适应,我国刑法立法模式上对于犯罪行为描述采用的是“定性+定量”模式。性质和情节没有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违法行为,在过去不会进入刑法的评价范围。在这一前提下,过去对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犯罪行为的刑事被告人,适用隔离措施是必须和适当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形势发生变化,社会公众对于悖德行为和越轨行为的情感和容忍度也发生变化,对于刑法功能的期望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若再以过去眼光看待轻罪罪犯及其家属,要求对轻罪罪犯剥夺自由,对服刑完毕的轻罪罪犯及其家属歧视疏远,必将导致轻罪罪犯难以复归社会。这不仅不能适应轻罪治理的现实需要,还会带来社会对立的问题。因此,对于刑法功能、轻罪罪犯特征、轻刑功能和轻罪案件诉讼程序模式在认识上的转变,促动了从更新、也更贴近社会生活现实的角度对轻罪制度功能和轻罪案件处理的思考,也成为在我国建构并运行轻罪制度的观念前提。建构轻罪制度既涉及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落实、刑罚配置的完善、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又涉及到现有轻罪处理制度的完善和现行规范无法通过改进方式解决问题情况下的新制度建构,是一个界分与选择的过程。为实现较为准确甄别轻罪案件和更好的轻罪治理效果的目标,轻罪范围的划分宜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和经济原则,在我国刑法所划定的犯罪圈基础上进行研究。相较于西方国家确定轻罪范围所采取的法定刑形式确定模式,我国刑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轻罪的概念和范围,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过程中实际上总结了关于轻罪识别和界定的拟定刑模式。这种以法律规定为基础、由司法机关在法律规定框架内运用司法经验进行预判、尊重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利并通过救济程序进行纠偏的模式,由于兼具法定性和裁量性,更加适宜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衔接,并可以向后观照案件裁判结果即宣告刑,故而更加适应我国现实情况下的轻罪认定和处理需要。在此模式下将依法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作为轻罪案件,更适宜在我国语境下进行轻罪制度建构探讨。通过实践观察发现,我国部分轻罪案件处理出现了事实上的“轻罪不轻”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既有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刑罚配置原因,也有轻罪案件处理程序机制问题以及实施犯罪行为引发的责任体系内部责任叠加的原因。针对轻罪及轻罪被告人的特点,为实现更好的犯罪治理效果,以相对均衡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对我国轻罪刑罚配置进行检视,可以发现短期自由刑的配置仍然处于轻刑体系的核心地位、罚金刑作用发挥不理想、缓刑适用不精准等问题的存在。为实现轻罪刑罚功能的协调发挥,应当提升缓刑适用的精准性、有效配置和适用罚金刑、完善资格刑配置和适用制度及内容。在程序机制配套方面,轻罪治理问题不仅需要实体法上针对轻罪问题作出更科学的刑罚配置,刑事司法上作出更科学的量刑,也需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上进一步探索建立针对部分轻罪案件的处罚令程序和有条件的轻罪罪犯前科消灭制度。通过建构多元快速的刑事案件处理程序,真正实现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帮助轻罪罪犯复归社会、消弭社会裂痕。此外,随着法律制度的发展,实施轻罪行为的被告人不仅会因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还可能要面对来自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被侵权人要求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来自法律规定的机关或组织要求其承担的公共利益损害赔偿责任。环境犯罪领域即为较有代表性的例证。在环境犯罪视域下,被告人可能同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侵权责任、公益赔偿责任等等。若仅将各种责任进行简单累加,不仅事实上加重了轻罪罪犯责任,难以做到罪责适应,还会因实际上对被告人科处责任过重,引发社会的质疑。因此,在责任体系的完善上应当坚持以犯罪治理为导向的体系化整合,坚持犯罪治理手段和刑罚方法的多元化,积极探索恢复性司法措施的应用,鼓励轻罪被告人自愿承担修复生态环境义务,以更小的刑罚成本和社会成本实现更好的犯罪治理效果。
沈思芹[6]（2020）在《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尚书》是最古老的儒家核心经典,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要籍,其所构建的民族话语和价值体系涵括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全景,成为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载体之一。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等丰富而深邃的中国智慧,不仅有益于当今国人,也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本研究注重西方《尚书》英译的思想路径与汉学思潮的演变,因而参照有关研究,将西方汉学大致划分为:17-18世纪的汉学孕育形成时期、19世纪的西方汉学建立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汉学现代化时期以及其后汉学的现当代发展时期四个阶段,以此为《尚书》英译研究的历史语境。主要依据吉迪恩·图里等（Gideon Toury,1995;Tymoczko,1999）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理论,采用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理论,并结合译者行为理论等现代翻译理论,对西方的《尚书》英译进行考察与分析。综合运用了汉学、翻译学、语言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首次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与研究。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以1736与1738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西方汉学早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17-18世纪,随着西方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学西传的过程中,欧洲学界出现“中国热”。早期《尚书》英译显示出归化的诠释路径,体现了西方学习、借鉴东方文化的诉求与热忱。译文的三个诠释层次具有以下特点:在语言层次,译文与汉语原文语义存在较大差异,但流畅自然;在理论层次,译者主要预设了基督教神学的观念。由于传教所需,译者在原文中融入了基督教思想,加之语言层次诠释部分失真,最终导致本体真理层次的诠释不足。西方的社会变革与东学西传的历史语境,译者的宗教思想,汉学早期对汉语言文化研究不足等都对这一时期翻译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本章还对译者的文化背景和译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早期《尚书》英译等典籍翻译为其后汉学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翻译经验和资料,促进了西方汉学学科的建立。第二章,对西方汉学创建时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分别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和理雅各的《尚书》英译。分析了二者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19世纪西方进行海外殖民扩张,随着欧洲“中国热”的消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一些西方国家建立汉学学科,英国汉学逐渐专业化。麦都思的主要翻译目的即为西人提供传教等在华活动所需中国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麦氏主要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和直译的翻译方法,将《尚书》置于历史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与翻译;理氏英译主要为了消解《尚书》历史纪年的真实性,以消除东西方历史纪年的矛盾对基督教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为西方提供获取中国知识的工具。为此,理氏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将《尚书》的英译纳入西方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研究,其翻译方法具有儒家诠释学、英国经验主义与早期实证主义等特点。本章还考察、分析了麦都思、理雅各的文化背景及其对《尚书》翻译的影响等。麦氏、理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译文在意义和形式上均比早期英译更为贴近原文,皆带有注释,理氏注释尤为丰富厚重,而麦氏注释较之理氏更为客观。译本均显示出基督教神学色彩,而理氏英译更为鲜明;在理论层次,麦氏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肯定了原文的历史真实性;而理氏则主要预设了历史学、比较宗教学的理论与概念。两译本皆表现出对原文的经典价值的消解,理氏甚至对原文上古历史的真实性进行质疑,因此二者皆存在对原文本体真理诠释的较大不足。本章还分析了译者的务实行为、学术思潮等对英译的重要影响,并探讨了有关典籍英译对英国汉学的真正确立与专业化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第三章,以英国的欧德、瑞典的高本汉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尚书》英译进行描写与研究。首先考察了二者英译的历史语境:西方中心主义思潮依然盛行,科学实证主义兴起,西方汉学走向现代化,中国传统经学消解,东方文化衰落。其次考察了译者的文化背景、翻译观和翻译经验等,研究了欧德英译的历史学思想方法、高本汉英译的比较语言学与科学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分析了二者的翻译目的、策略等。欧德和高氏《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主要为:在语言层次,欧德的英译较为主观化,译文与原文语义差异较大,但流畅易读。高氏译文具有客观科学性,较其他译文有诸多更为准确之处,但在诠释中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略也导致了某些误读;在理论层次,欧德英译主要预设了历史学理论,而高氏则主要预设了语言学理论;在本体真理层次,二者均表现出由于忽视原文的思想文化价值而造成本体论层次的诠释缺陷。本章还分析了两个译本的形成原因及其对西方汉学的影响、译者行为特点等。第四章,以彭马田的《尚书》英译为代表形态,研究与描写了当代的西方《尚书》英译。首先分析了翻译的主要历史语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崛起与文化复兴,西方对东方文化价值回归的期待,当代汉学研究注重实用性等特点,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彭氏翻译显示了西方文学化的思想路径,意在抛开之前厚重的儒学诠释,将原文由一部政史经典打造为一本富于生活气息的古代故事集。彭氏译文的诠释特点主要为:语言层次主要采用了诗歌化的西方文学形式,生动、通俗、流畅,但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差异。理论层次主要预设了西方文学理论,并否定了之前译者的基督教神学观念的预设,而代之以中国道德哲学等思想观念。译文注重当代社会和读者需求,但语义求真不足,对原文本体真理的诠释存在较大缺陷。彭氏英译形态表现出主要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译者务实行为的影响。本章还分析了彭氏文化背景、翻译方法和策略等。第五章,基于对西方《尚书》英译的历时性研究,对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深化对西方《尚书》英译及其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为:采用了西方汉学的研究新视角;首次对《尚书》英译的历史作系统性的描写与研究;突破了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采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用了新文献,提出了新观点。如在《尚书》学研究领域首次使用了《中华帝国全志》英文版中的《尚书》英译资料,并使用了 19世纪的英文报刊与英文译者传记等新文献,提出了诸如早期《尚书》英译体现了西方对东方思想文化的仰慕与借鉴,理雅各的英译对《尚书》的上古历史真实性进行了消解,将翻译纳入比较宗教学研究等新观点。并给出了经典的翻译应该注重以对其本体真理进行真实、完整的诠释为目标,并结合现实之需,寻求翻译的最佳方法与合理路径等建议。
宋哲琦[7]（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研究说明《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刘后德[8]（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晁磊[9]（2020）在《小学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现状的研究 ——基于H市10所小学的调查》文中提出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对学生的身心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引发了社会群体的广泛关注,国家政府部门接连出台了相关防治校园欺凌的政策,用以指导校园欺凌防治工作的开展。已有研究表明,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因而防治工作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学校作为学生学习成长的主要场所,开展校园欺凌防治工作已迫在眉睫。班主任作为班级的直接管理者,在开展防治校园欺凌工作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是小学阶段,学生身心发展尚不完善,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向师性,是开展校园欺凌防治工作的绝佳时期,所以小学班主任的校园欺凌防治工作开展状况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本研究包含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阐述了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对校园欺凌的相关概念和防治干预策略的理论基础进行了介绍,并且针对校园欺凌的相关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和评析,找出本研究的突破点和创新点,表明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小学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现状的调查,该部分主要叙述调查工具的设计情况和数据分析结果。本次研究的调查问卷借鉴了Sonia Nicolaides,Yuichi Toda,Peter K.Smith三位学者共同编制的“教师对校园欺凌的认知和应对方式”问卷并结合本研究的主题对问卷题目进行了删改,确定了调查问卷的三个一级维度和十一个二级维度;运用SPSS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根据被调查小学班主任的基本信息情况,探讨不同地区、学历和经验对于小学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现状的影响。第三部分为小学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现状的问题,根据问卷数据的分析结果,发现小学班主任在防治校园欺凌工作中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第一,班主任对校园欺凌的概念和类型认知存在偏差,对校园欺凌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第二,班主任在反欺凌工作开展中态度消极,自我学习意识不足,防治工作的开展缺乏长期性;第三,班主任在对欺凌事件的处置中,反欺凌策略引导偏向于消极防御,缺乏对学生主动防护意识的培养,并且欠缺科学处置方式,对欺凌事件的后续追踪有待加强。第四部分为小学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现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笔者的现场调查发现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法规建设的不完善,社会媒体的非理性关注,学校制度和管理的不规范,班主任自身能力的制约。第五部分为改善小学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现状的策略探讨,在前文的数据处理以及在已有防治经验的借鉴上,提出改善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现状的建议对策。笔者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从四个方面给出建议:第一,完善反校园欺凌法规建设;第二,引导社会舆论理性关注;第三,学校加强校园欺凌治理,加强治理主要从制定反欺凌校规、组建防治校园欺凌组织、建立校园欺凌监控机制和优化校园欺凌事件报告机制四个方面展开;第四,提升班主任自身防治校园欺凌的能力,主要从多种方式,增强对于不同学生群体的了解;端正态度,加强反欺凌知识的学习;学习专业防治知识,提高应对能力;加强班级文化建设,创建和谐的班级氛围;改变与家长沟通方式,提升沟通有效性这五个方面展开。第六部分为结语,对本文的研究过程进行总结反思,指出本次研究的可取之处以及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韩晶[10]（2020）在《中学班主任眼中的“学生问题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学时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学生问题行为”的多爆发时期。在班级管理过程中,中学班主任自身会形成对于“学生问题行为”的认识,中学班主任对于“学生问题行为”的认识可以反映班主任的教育观念,也会影响班主任采用何种教育方式,从而对学生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实地访谈和观察,分别对中学班主任关注的“学生问题行为”有哪些,中学班主任如何认定“学生问题行为”,以及中学班主任眼中“学生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哪些等进行研究,从而建构中学班主任对于“学生问题行为”认知的实质性理论。在此基础上运用全面发展教育理念、积极教育理念以及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等相关理论,对班主任教育理念和专业素养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学校管理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和再认识。研究发现,中学班主任关注的“学生问题行为”主要包括厌学、不正常交往、仪表不当、违反不成文规定、攻击行为、诚信缺失、违反课间纪律、违反课堂纪律、青春期叛逆、生活习惯不良、上网成瘾等“外显性问题行为”以及孤僻离群、自卑等“内隐性问题行为”,其中部分班主任存在忽视“内隐性问题行为”以及高度关注“厌学”问题行为等问题。班主任认定“学生问题行为”的原因主要包括影响学生发展、不符合教育者观念、影响班级管理以及违背社会规范等方面,其中班主任依据个人观念和学校管理制度来认定“学生问题行为”等问题值得反思。在班主任的观念中,家庭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学生因素会对“学生问题行为”产生影响,其中部分班主任存在忽视自身因素对“学生问题行为”的影响以及对“学生问题行为”简单化归因倾向等问题。基于对中学班主任教育理念和专业素养所存在问题以及学校管理制度所存在问题的反思和再认识,认为中学班主任应遵循全面发展教育理念和积极教育理念,应提升专业知识素养、人本主义教育价值素养以及自我反思能力素养。此外,学校管理制度的制定也应遵循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二、关于教育与家庭关系的再认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教育与家庭关系的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1）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身份与阶层: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 |
| 第一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身份界定(1928-1963) |
| 一、创剧人身份的探索:从发明家到电视人 |
| 二、创剧人身份的确立:首席编剧与执行制片人 |
| 第二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阶层分析(1964-1998) |
| 一、创剧人群体的形成:三大剧种创剧人群体 |
| 二、创剧人阶层的出现:三大阶层创剧人分布 |
| 第三节 网络时代创剧人的阶层突破(1999-2019) |
| 一、模型构建:多源异构数据下的第一阶层创剧人画像 |
| 二、画像分析:从第一阶层创剧人到创剧人“职业群体” |
| 第二章 他者与自我: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内容选择 |
| 第一节 他者互文:临摹现实文本下的客观写实 |
| 一、效仿现实生活:从真人真事中取材 |
| 二、互文经典作品:从文学与影视中取材 |
| 第二节 自我表现:“三重自我建构”下的主观抒情 |
| 一、对“个体自我”的探寻 |
| 二、对“关系自我”的定位 |
| 三、对“集体自我”的认知 |
| 第三节 紧密结合:创剧人文本内容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他者故事中自我的汇入 |
| 二、自我镜像中他者的虚构 |
| 第三章 制作与创作: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制作范式:视听电影化与叙事文学性 |
| 一、电影化影像策略:质感营造与“景观”制造 |
| 二、文学性叙事策略:叙事结构与叙事线索 |
| 第二节 创作风格:视听个性化与叙事风格化 |
| 一、个性化的长镜头与蒙太奇 |
| 二、风格化的“话语”建构 |
| 第三节 高度统一:创剧人文本形式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制作范式中个性的凸显 |
| 二、创作风格中成规的体现 |
| 第四章 互构与升华:群体特征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 |
| 第一节 相互关系:成规与个性的互构 |
| 一、同源性:相近起源与发展 |
| 二、同构性:相互建塑和形构 |
| 三、共生性:互相依存与协作 |
| 第二节 共同作用:多元且精彩的主题 |
| 一、世界观的引导:个人信仰与哲学思辨 |
| 二、人生观的认同:女性主义、反同性歧视和反种族歧视 |
| 三、价值观的迎合:反英雄、非英雄与集体无意识 |
| 第五章 环境与心理:网络时代创剧人群体特征的成因 |
| 第一节 外在环境之变:媒介场域架构下的特征成因 |
| 一、网络时代媒介场域的架构变化 |
| 二、媒介与受众博弈下的底层逻辑 |
| 第二节 内在心理动因:“人类动机理论”下的特征成因 |
| 一、自我求生:生活困难者的生理需要 |
| 二、自我救赎:面临威胁者的安全需要 |
| 三、自我倾诉:身份认同困惑者的归属需要与情感缺失者的情感需要 |
| 四、自我证明:事业受挫者的尊重需要 |
| 五、自我实现:美国创剧人的终极追求 |
| 结语 |
| 第一节 从传播到效仿:美剧强大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在分辨中学习:现状、启示与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2）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形态和形态学 |
| (一)形态概念内涵及辨析 |
| (二)形态学理论及方法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形态 |
| (一)马克思主义形态概念的出场语境和基本含义 |
| (二)研究范例: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
| (三)马克思主义形态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及其研究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内涵与特征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 |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 第二章 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的出场语境与研究逻辑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的出场语境 |
| (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丰富发展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 |
| 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理路 |
| (一)“从抽象到具体”逻辑理路的基本规定 |
| (二)“从抽象到具体”逻辑理路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适用性 |
| (三)“从抽象到具体”逻辑理路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中的呈现——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架构 |
| 三、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起点 |
| (一)凝结为理论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 |
| (二)以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为逻辑起点的依据 |
| 第三章 结构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 |
|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定位与潜隐形态 |
| (一)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社会定位 |
| (二)渗透在其他社会要素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潜隐形态 |
|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与构件形态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构成 |
| (二)基于要素的思想政治教育构件形态 |
|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运行与运作形态 |
| (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运行和实现 |
| (二)贯穿于整体环节的思想政治教育运作形态 |
|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内核形态 |
| (一)始基于社会关系和秩序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质 |
| (二)反映本质关系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核形态 |
| 第四章 历史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 |
| 一、阶级社会基本场域与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 |
| (一)阶级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基本时空场域 |
| (二)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的历史呈现 |
| 二、人类历史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逻辑论证 |
| (一)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的前提追问与时空扩展 |
| (二)原始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推论 |
| (三)共产主义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推论 |
| (四)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态的完整序列 |
| 三、人类历史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演进规律 |
| (一)边界扩展、否定回归与聚合统一 |
| (二)熔铸于人类自我超越、自我确证的解放历程中 |
| 第五章 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问题归依与价值旨趣 |
| 一、理论反思:形态问题与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
| (一)形态研究是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重要理论工具 |
| (二)形态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的再认识 |
| (三)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的回归和跃升 |
| 二、现实观照: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态定位 |
| (一)当代中国发展的时空方位和特征 |
| (二)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渡形态 |
| 三、形态研究视域下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守正创新 |
| (一)发展现状、问题及原因 |
| (二)改进方略、原则及路径 |
| (三)新形态的探索、尝试与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永井荷风《地狱之花》的女性成长主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文献综述 |
| 研究思路与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永井荷风的文学创作与《地狱之花》 |
| 第一节 永井荷风的文学创作 |
| 第二节 《地狱之花》与荷风文学 |
| 第二章 文学中的成长主题 |
| 第一节 “成长”释义 |
| 第二节 文学成长主题溯源 |
| 第三节 日本文学成长主题流变 |
| 第三章 《地狱之花》中的女性成长主题 |
| 第一节 情节结构与女性成长主题 |
| 一、“离家”:成长的内外诱因 |
| 二、“考验”与“迷茫”:主体性确立的曲折与反复 |
| 三、从 “顿悟”到“再认识自我与人生”:价值观的崩塌与再构筑 |
| 第二节 人物形象与女性成长主题 |
| 一、善于思考的知识女性 |
| 二、善良天真的处世态度 |
| 三、妥协与抗争并存的双重性格特证 |
| 第三节 《地狱之花》女性成长主题的思想内涵 |
| 一、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反叛精神 |
| 二、对现实女性的人文关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致敬先贤: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
| (二)挖掘思想:领悟先生学术精妙 |
| (三)后辈仰止:在企首中追寻足迹 |
| 二、研究问题 |
| (一)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生成的内在机理 |
| (二)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内隐的教育意蕴 |
| (三)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向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厘清研究个人思想的方法 |
| (二)一位德育专家的思想脉络 |
| (三)对后辈学生德育研究之引领 |
| (四)学界同仁对先生思想之评述 |
| (五)后生晚辈对先生品格之追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微观历史法 |
| (二)个人访谈法 |
| 第一章 逻辑辨析:思想呈现的科学进路 |
| 一、教育学研究逻辑的反思 |
| (一)教育学元认知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科学逻辑的继承 |
| (一)寻找教育学史中的教育学体系 |
| (二)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学逻辑起点 |
| 三、教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 |
| (一)教育社会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二)教育认识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第二章 条件追因:思想生成的实然之路 |
| 一、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机理 |
| (一)沉与浮的交织经历 |
| (二)学与教的思想洗礼 |
| 二、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
| (一)思想的聚合与积淀(1935-1956) |
| (二)思想的沉淀与凝练(1957-1977) |
| (三)思想的焕发与升华(1978-2000) |
| (四)思想的总结与反思(2000 年以后) |
| 三、恒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共在中寻找教育之美 |
| (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达成教育之善 |
| (三)现代与后现代统整中追求教育之真 |
| 第三章 本体挖掘:探寻教育规律的应然之旨 |
| 一、教育原理的重审——教育本质的辩证 |
| (一)从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 |
| (二)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 |
| (三)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 |
| 二、教育目的的定位——人的全面发展 |
| (一)人是基础:对教育目的的审思与锚定 |
| (二)人的复归:对异化的批判与摒弃 |
| (三)人能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觉察 |
| (四)发展程度:体现社会进步纵向度 |
| 三、教育功能的展开——教育先行的战略 |
| (一)服务社会:教育的自觉功能 |
| (二)人才培养:实现的前置条件 |
| (三)指向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
| (四)正确逻辑: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 四、教研方法的确定——教育研究本土化 |
| (一)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 |
|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 |
|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 |
| 五、教育任务的剖析——学校德育系统论 |
| (一)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 |
| (二)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 |
| (三)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 |
| (四)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
| 第四章 向度阐释:对现实指导的必然之意 |
| 一、理论根基:教育研究的生成基点 |
| (一)坚守哲学基础本根 |
| (二)坚持教育就是教育自身 |
| 二、本土意识:教育研究必须扎根 |
| (一)教育发展要有社会的保障 |
| (二)不能将教育做成产业 |
| (三)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 |
| (四)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人 |
| 三、复杂规律: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的过程机理 |
| (一)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 |
| (二)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 |
| (三)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 |
| 四、人为基点:教育研究的逻辑肇始 |
| (一)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 |
| (二)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 |
| (三)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 |
| 第五章 意蕴生发:对先生精神之检视 |
| 一、弘毅明德:在探索与思考中开创再立 |
| 二、修己安人:在为学与治学中彰显品格 |
| 三、忧国忧民:在为人与为师中抒发情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王逢贤生平 |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 附录三:手稿资料 |
| 附录四:实物照片 |
| 后记 |
（5）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他山之石:何谓“轻罪制度” |
| 第一节 域外轻罪制度概述 |
| 一、大陆法系国家轻罪制度概述 |
| 二、大陆法系国家典型的轻罪与违警罪 |
| (一)侵犯人身的轻罪和违警罪 |
| (二)侵犯财产的轻罪和违警罪 |
| (三)违反社会公共管理秩序的轻罪和违警罪 |
| 三、英美法系国家轻罪制度概述 |
| 四、英美法系国家的典型轻罪 |
| (一)英国 |
| (二)美国 |
| 第二节 域外轻罪处遇机制 |
| 一、大陆法系国家典型轻刑制度 |
| (一)德国罚金制度 |
| (二)俄罗斯部分轻罪刑罚制度 |
| 二、大陆法系国家典型轻罪处理制度 |
| (一)法国轻刑制度 |
| (二)日本资格限制制度 |
| 三、英美法系国家典型轻罪处理制度 |
| (一)英国保护观察制度 |
| (二)美国社区矫正制度 |
| 第三节 域外轻罪处理程序 |
| 一、法国轻罪处理程序 |
| 二、美国轻罪处理程序 |
| 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必要前提 |
| 第一节 “轻轻重重”刑事政策与轻罪制度 |
| 一、“轻轻重重”刑事政策概述 |
| 二、“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对轻罪制度的前提性作用 |
| (一)“轻者更轻”观念与非犯罪化 |
| (二)“轻者更轻”观念与罪刑结构平衡 |
| 第二节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政策基础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概述 |
|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轻轻重重”刑事政策比较 |
| 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前提性作用 |
|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密刑事法网 |
|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宽缓化 |
| 第三节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现实基础 |
| 一、犯罪形势变化与轻罪制度建构 |
| (一)新型犯罪表现突出 |
| (二)轻罪案件数量上升 |
| (三)犯罪形势变化对刑法运行的影响 |
| 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与轻罪制度建构 |
| 第四节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历史基础 |
| 一、“世重世轻”刑事政策 |
| 二、犯罪分类的雏形 |
| 三、轻刑制度 |
| 四、轻刑执行制度 |
| 第五节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制度基础 |
|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概述 |
|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 |
|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横向比较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的观念基础 |
| 第一节 刑法功能的再认识 |
| 一、刑法机能与刑法功能 |
| 二、刑法功能转变的动力 |
| 三、刑法功能变化与犯罪圈划定 |
| 第二节 轻罪罪犯的再认识 |
| 一、犯罪结构变化与罪犯 |
| 二、对于轻罪罪犯认识的转变 |
| 第三节 轻刑的再认识 |
| 一、刑罚功能的转变与刑罚现代化 |
| 二、轻刑价值的重塑 |
| 三、轻刑的朝向 |
| 第四节 轻罪诉讼模式的再认识 |
| 一、刑事诉讼合作模式的正当性分析 |
| 二、合作模式下参与沟通的各方 |
| 三、合作模式与我国轻罪诉讼制度改革 |
|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轻罪范围的本土化界定 |
| 第一节 我国轻罪范围划定原则 |
| 一、轻罪范围的探讨 |
| (一)广义的轻罪范围 |
| (二)狭义的轻罪范围 |
| 二、轻罪范围的划分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
| 三、轻罪范围的划分应坚持比例原则 |
| 四、轻罪范围的划分应坚持经济原则 |
| 第二节 我国轻罪范围划定标准 |
| 一、轻罪与重罪的界分基础 |
| 二、轻罪与重罪的划分标准 |
| 三、我国语境下轻罪范围的探讨 |
| (一)我国语境下确定轻罪界定标准的困难 |
| (二)我国轻罪范围界定的拟定刑模式 |
| 第三节 我国轻罪范围划定界限 |
| 一、轻罪重罪具体划分界限概说 |
| 二、轻罪范围划分的具体界限 |
| 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轻罪处理制度的实体建构 |
| 第一节 轻刑与轻刑配置 |
| 一、关于轻刑配置的一般分析 |
| 二、轻罪刑罚配置原则 |
| (一)相对均衡原则 |
| (二)成本——效益原则 |
| 第二节 轻罪刑罚配置检讨 |
| 一、短期自由刑配置仍处于核心地位 |
| 二、罚金刑作用不够理想 |
| 三、缓刑适用不够科学 |
| 四、影响刑罚配置因素的司法观察 |
| (一)关于轻刑配置的实践观察 |
| (二)实践观察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完善轻罪刑罚配置的进路分析 |
| 一、提升罚金刑配置效能 |
| 二、提升缓刑配置精准度 |
| 三、提升资格刑配置规范度 |
| 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轻罪处理制度的程序机制配套 |
| 第一节 我国现行轻罪处理机制反思 |
|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价值被缩减 |
| 二、刑罚执行附随效果问题被忽视 |
| 三、责任叠加问题没有得到重视 |
| 第二节 处罚令程序建构 |
| 一、处罚令制度比较 |
| (一)德国处罚令制度 |
| (二)意大利处罚令制度 |
| (三)日本刑事诉讼简易命令程序 |
| (四)俄罗斯刑事诉讼特别程序 |
| (五)韩国简易命令和即决审判程序 |
| 二、处罚令制度的修正与借鉴 |
| (一)处罚令制度的启发 |
| (二)我国处罚令程序的制度设计 |
| 第三节 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建构 |
| 一、前科消灭制度考察 |
| 二、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建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三、我国轻罪前科消灭的制度选择 |
| 第四节 轻罪责任体系完善的环境犯罪视域管窥 |
| 一、环境犯罪视域的选择理由 |
| 二、环境犯罪视域下轻罪责任体系现状及反思 |
| (一)环境犯罪视域下轻罪责任体系构成 |
| (二)环境犯罪视域下轻罪责任体系检讨 |
| 三、环境犯罪视域下轻罪责任体系的完善 |
| (一)协调责任体系内部关系 |
| (二)完善犯罪治理为核心的轻罪责任体系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6）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第一节 文化接触、文化概念的趋同性和文化传播的媒介 |
| 一、17-18世纪东西方的文化接触 |
| 二、东西方文化的趋同性 |
| 三、东西方文化传播的媒介 |
| 第二节 东西方互相认识和探索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与西方的《圣经》 |
| 一、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介:西方的《圣经》 |
| 二、中学西传的主要媒介:东方的经典 |
| 第三节 耶稣会士的《尚书》翻译 |
| 一、最早的拉丁文译本 |
| 二、三种法文译本 |
| 三、德文、俄文及英文译本 |
| 第四节 17-18世纪的西方《尚书》英译 |
| 一、《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四、《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7-18世纪的《尚书》翻译与西方汉学的孕育 |
| 一、加深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认知 |
| 二、奠定了中国典籍英译的基础 |
| 三、促进了西方汉学的形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汉学的建立:新教传教士的《尚书》英译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的认识价值实践 |
| 一、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二、英国汉学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麦都思的《尚书》英译 |
| 一、麦都思《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麦都思《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麦都思《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理雅各的《尚书》英译 |
| 一、理雅各《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理雅各《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理雅各《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19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形态的成因 |
| 三、麦都思、理雅各《尚书》英译的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19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建立 |
| 一、麦都思首开《尚书》英文全译之先河 |
| 二、理雅各《尚书》等英译为英国汉学奠定了基础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学的现代化:西方《尚书》译解体系的解析和建构 |
| 第一节 东方文化衰落的诸多因素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中心主义与日本脱亚入欧 |
| 二、中国国内传统经学研究式微 |
| 第二节 欧德的《尚书》英译 |
| 一、欧德《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欧德《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欧德《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三节 高本汉的《尚书》英译 |
| 一、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历史语境 |
| 二、高本汉《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高本汉《尚书》英译的主要方法与策略 |
| 第四节 20世纪西方《尚书》英译的特点与成因 |
| 一、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二、欧德、高本汉《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五节 20世纪的《尚书》英译与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一、参与促进了西方汉学的现代化 |
| 二、为汉学现代化发展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资料 |
| 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汉学的复兴:《尚书》英译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再认识和再实践 |
| 第一节 西方呼唤东方文化价值的回归与《尚书》英译 |
| 一、西方早期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与借鉴 |
| 二、西方对东方文化的再认识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彭马田的《尚书》英译 |
| 一、彭马田的文化背景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目的与思想理念 |
| 三、彭马田《尚书》英译的方法与策略 |
| 四、彭马田《尚书》英译的诠释特点 |
| 五、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形态成因与译者行为特点 |
| 第三节 当代西方《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汉学研究的大趋势 |
| 一、当代汉学研究及其发展大趋势 |
| 二、彭马田《尚书》英译的学术价值与当代汉学的发展 |
| 小结 |
| 第五章 西方《尚书》英译研究的思考: 历史与学理、研究方法与文化价值 |
|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学理逻辑 |
| 一、西方社会发展之需与《尚书》英译 |
| 二、社会学术思潮与《尚书》英译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价值的变化 |
| 一、17-18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二、19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三、20世纪《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当代《尚书》的文化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
| 1.2.1 期刊论文类 |
| 1.2.2 专着类 |
| 1.3 研究的方法、思路 |
| 1.3.1 研究的方法 |
| 1.3.2 研究的思路 |
| 2 百花盛开的工艺美术发展(1958-1961) |
| 2.1 《装饰》创刊溯源 |
| 2.2 《装饰》杂志风格主要视觉特点 |
| 2.2.1 封面文字 |
| 2.2.2 封面视觉图案 |
| 2.2.3 内页版面设计 |
| 2.3 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 |
| 2.3.1 重新重视民间美术 |
| 2.3.2 指导工艺美术创作 |
| 2.4 为美化人民生活服务 |
| 2.4.1 面向大众生活创作 |
| 2.4.2 向西方世界开展学习 |
| 3 求索争鸣的设计萌芽(1980-1996) |
| 3.1 复刊时代背景 |
| 3.2 《装饰》视觉元素的变化 |
| 3.2.1 封面设计形式的探索 |
| 3.2.2 封面主体立意的变迁 |
| 3.2.3 内页版式的有序与变化 |
| 3.3 工艺美术的变革 |
| 3.3.1 “工艺美术“名词的局限 |
| 3.3.2 “装饰热”的兴起 |
| 3.4 现代化的新浪潮 |
| 3.4.1 科技与艺术的大讨论 |
| 3.4.2 现代设计的浪潮 |
| 3.5 《装饰》步伐的“守”与“进” |
| 4 对话世界文化自信的设计现代化(1997-2018) |
| 4.1 走入“全球化” |
| 4.2 《装饰》设计的多元化 |
| 4.2.1 和谐的整体性 |
| 4.2.2 现代感的民族美 |
| 4.2.3 敢于尝试的创意美 |
| 4.2.4 版式装饰的简洁美 |
| 4.3 开放视野立足传统 |
| 4.3.1 工艺美术的新发展 |
| 4.3.2 设计批评的引入 |
| 4.3.3 中国创造带来的思考 |
| 4.4 面向时代关注当下 |
| 4.4.1 设计的伦理学问题 |
| 4.4.2 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
| 4.4.3 从设计艺术到设计科学 |
| 4.5 《装饰》内容的“质”与“量” |
| 5 总结 |
| 5.1 从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 |
| 5.2 从教育理论到学科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采访文字稿 |
| 附录二 《装饰》1958-2018杂志封面 |
| 附录三 《装饰》1958-2018文章整理 |
| 作者简介 |
（8）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小学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现状的研究 ——基于H市10所小学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 |
| 1.中小学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并造成恶劣影响 |
| 2.小学阶段是防治校园欺凌行为的关键期 |
| 3.班主任在防治校园欺凌事件中有着重要作用 |
| 4.当前关于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研究的缺失 |
| (二)研究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校园欺凌的概念、类型和防治理论基础 |
| 1.校园欺凌的概念 |
| 2.校园欺凌的类型 |
| 3.校园欺凌行为防治干预策略的理论基础 |
| (四)文献综述 |
| 1.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3.国内外研究评析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一、小学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的现状 |
| (一)调查设计 |
| 1.调查问卷及对象 |
| 2.访谈提纲及对象 |
| (二)调查实施 |
| (三)调查结果 |
| 1.班主任对校园欺凌的概念认知 |
| 2.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工作的开展 |
| 3.班主任对校园欺凌行为的处理 |
| 二、小学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现状存在的问题 |
| (一)小学班主任对校园欺凌认知存在偏差 |
| 1.班主任对校园欺凌概念认知不准确 |
| 2.班主任对校园欺凌类型认知不全面 |
| 3.班主任对校园欺凌严重性认识不足 |
| (二)反欺凌工作开展消极,自我学习意识不足 |
| 1.部分班主任在防治校园欺凌工作中态度消极 |
| 2.自我学习意识不足,防治工作开展缺乏长期性 |
| (三)策略引导不合理,处置方式不规范 |
| 1.策略引导偏向消极防御,缺乏主动防护意识培养 |
| 2.班主任缺乏科学处置方式,对学生后续追踪有待加强 |
| 三、小学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现状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 |
| (二)社会媒体非理性关注 |
| (三)学校制度与管理不规范 |
| 1.重智轻德成绩至上 |
| 2.学校反欺凌制度不完善 |
| 3.校园欺凌事后报告渠道缺失 |
| (四)班主任自身能力的制约 |
| 1.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的知识不足 |
| 2.班主任对于防治责任的逃避推卸 |
| 3.班主任与家长间的沟通阻碍重重 |
| 四、改善小学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现状的策略探讨 |
| (一)完善反校园欺凌法规建设 |
| (二)引导社会舆论理性关注 |
| (三)学校加强校园欺凌治理 |
| 1.制定反欺凌校规 |
| 2.组建防治校园欺凌组织 |
| 3.建立校园欺凌监控机制 |
| 4.优化校园欺凌事件报告机制 |
| (四)班主任要提升自身防治校园欺凌能力 |
| 1.多种方式,增强对于不同学生群体的了解 |
| 2.端正态度,加强反欺凌知识的学习 |
| 3.学习专业防治知识,提高应对能力 |
| 4.加强班级文化建设,创建和谐的班级氛围 |
| 5.改变与家长沟通方式,提升沟通有效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10）中学班主任眼中的“学生问题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问题行为”概念的研究 |
| 1.3.2 关于“学生问题行为”现状的研究 |
| 1.3.3 关于“学生问题行为”分类的研究 |
| 1.3.4 关于“学生问题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3.5 关于教师对“学生问题行为”认知的研究 |
| 1.3.6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中学班主任 |
| 1.4.2 学生问题行为 |
| 第2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路径 |
| 2.1 研究设计 |
| 2.1.1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2.1.2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2.1.3 研究资料的收集 |
| 2.1.4 理论建构 |
| 2.1.5 关于信度和效度的问题 |
| 2.1.6 推广度问题 |
| 2.1.7 伦理道德问题的处理 |
| 2.2 研究路径 |
| 2.2.1 确定研究子问题与研究对象 |
| 2.2.2 便利性抽样与编码 |
| 2.2.3 理论性抽样与编码 |
| 2.2.4 寻找反例并确定理论边界 |
| 第3章 班主任关注的“学生问题行为” |
| 3.1 “学生问题行为”的划分 |
| 3.2 “学生问题行为”的具体表现 |
| 3.2.1 “外显性问题行为”的具体表现 |
| 3.2.2 “内隐性问题行为”的具体表现 |
| 3.3 对班主任关注的“学生问题行为”的反思 |
| 3.3.1 对班主任缺乏关注“内隐性问题行为”的反思 |
| 3.3.2 对班主任高度关注“厌学”问题行为的反思 |
| 第4章 班主任认定“学生问题行为”的原因 |
| 4.1 基于学生层面的考量——影响学生发展 |
| 4.1.1 形成不良行为习惯 |
| 4.1.2 对学生价值观产生不良影响 |
| 4.1.3 影响学生学习 |
| 4.1.4 危害学生身心健康 |
| 4.1.5 影响学生交友安全 |
| 4.2 基于教育者层面的考量——不符合教育者观念 |
| 4.2.1 不符合教师观念 |
| 4.2.2 不符合家长观念 |
| 4.3 基于班级层面的考量——影响班级管理 |
| 4.3.1 影响班级教学管理 |
| 4.3.2 影响班级组织建设 |
| 4.3.3 影响班级制度管理 |
| 4.3.4 影响班级活动管理 |
| 4.4 基于社会层面的考量——违背社会规范 |
| 4.4.1 违背社会道德规范 |
| 4.4.2 违背社会习俗规范 |
| 4.4.3 违背社会制度规范 |
| 4.5 对班主任认定“学生问题行为”原因的反思 |
| 4.5.1 对班主任依据个人观念认定“学生问题行为”的反思 |
| 4.5.2 对班主任依据学校管理制度认定“学生问题行为”的反思 |
| 第5章 班主任眼中“学生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 |
| 5.1 家庭因素 |
| 5.1.1 教养方式 |
| 5.1.2 教育期望 |
| 5.1.3 日常言行 |
| 5.1.4 家庭氛围 |
| 5.1.5 家庭结构 |
| 5.2 学校因素 |
| 5.2.1 教师教育方式 |
| 5.2.2 课程编排 |
| 5.2.3 班级氛围 |
| 5.3 社会因素 |
| 5.3.1 社会风气 |
| 5.3.2 大众媒介 |
| 5.4 学生因素 |
| 5.4.1 学业水平 |
| 5.4.2 学业压力 |
| 5.4.3 生理变化 |
| 5.4.4 心理现象 |
| 5.4.5 学生认知 |
| 5.4.6 同辈群体 |
| 5.4.7 自控能力 |
| 5.5 对班主任眼中“学生问题行为”影响因素的反思 |
| 5.5.1 对班主任忽视自身因素的反思 |
| 5.5.2 对班主任简单化归因倾向的反思 |
| 第6章 基于班主任眼中“学生问题行为”的再认识 |
| 6.1 班主任教育理念的再认识 |
| 6.2 班主任专业素养的再认识 |
| 6.3 学校管理制度的再认识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受访者编码表 |
| 附录B 三级编码分析表 |
| 附录C 访谈提纲 |
四、关于教育与家庭关系的再认识（论文参考文献）
- [1]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D]. 王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永井荷风《地狱之花》的女性成长主题[D]. 左暖.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我国轻罪制度建构研究[D]. 杨迪. 吉林大学, 2020(03)
- [6]汉学史视野中的西方《尚书》英译研究[D]. 沈思芹. 扬州大学, 2020(01)
- [7]《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8]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9]小学班主任防治校园欺凌现状的研究 ——基于H市10所小学的调查[D]. 晁磊.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10]中学班主任眼中的“学生问题行为”研究[D]. 韩晶. 南昌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