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股利政策(论文文献综述)
潘佳秀[1](2021)在《家族信托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 ——基于体育用品上市企业的多案例比较分析》文中指出信托的概念起源于英国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方国家的信托史至今已有900多年之久,早期的信托多用于规避或者减少高额遗产税,而现代意义上的信托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许多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利用家族信托完成代际传承,其中不乏有如默多克家族的成功案例。我国的信托行业自建国以来经历了严格管制与开放发展两个阶段,尽管《信托投资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于2001年陆续颁布实施,但信托行业在中国的发展相较于西方国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监管机制与专业人员水平都存在诸多不足。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中国私有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在国内兴起一大片民营企业的同时,也造就了诸多身价不菲的企业家。家族企业是我国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高就业率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更有万向集团的前董事长鲁冠球先生通过慈善信托的方式致力于慈善事业,由此可见,支持和保障家族企业的稳定长久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意义重大。如今,许多家族企业家们正在面临着将企业交接给下一代的接力考验,有些创办人在寻求解决办法的道路上将目光逐渐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使用已久的一种方式——家族信托。鉴于我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不同,在市场成熟度以及信托行业的发展程度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西方国家的家族企业股权分散程度也远高于我国家族企业,因此,若以“照搬照抄”的方式利用家族信托解决我国企业传承的问题则很容易弄巧成拙。再者,设立家族信托意味着要将原本归属于家族的企业所有权交托给信托受托人,这一决定除了需要克服情感障碍以外,还有可能因所有权变更导致公司在治理层面出现问题。最后,如何设立信托条款也是一道阻碍我国民营企业家使用信托的拦路虎。综合以上因素,家族信托要想适应我国国情,助力家族企业长远发展,尚有诸多问题应予解决。本论文基于上述时代背景与企业需求,选取了在香港上市的三家体育用品公司——安踏、特步及361度作为案例对象进行分析研究。安踏、特步、361度均发源于晋江市陈埭村,不仅同在港股上市,而且老板们都姓丁,上市的年份也非常的相近,相近的发展历史与文化背景,为本文的分析增加了说服力。虽然三家企业具有很多的共性,但是他们又极具个案特征。三家企业当中,安踏最早上市,并且在紧邻上市之前设立了家族信托;特步于2015年设立家族信托,距离其2008年上市过了 7年;361度仅仅上了市,并没有设立家族信托。围绕上述异同点,本文结合是否设立家族信托这一变量,对三家公司的治理结构及相关表现进行了横向分析以及纵向分析,纵向分析的重点在于信托成立前后的对比分析。为了探究家族信托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考虑,分别是公司内部权力配置与制衡、薪酬与激励机制、以及股利政策。通过案例研究和比较分析,本文发现设立家族信托的公司会倾向于将决策权与管理权更多地分配给家族成员以保证创办家族对于企业的控制权,同时为家族经理人发放了更高的薪酬以补偿紧锁在信托中的无法转让的股权,在股利政策方面,以家族信托持股的公司“吃大锅饭”问题显着,对高股利政策有更多的偏向性。本文认为以家族信托持股的股权设计是一把双刃剑,是否能够指导子嗣在未来选择适宜公司发展的治理模式,还需从不同角度加以考虑。最后,本文针对如何应对可能引发的公司治理风险提出了两点建议。针对信托持股导致的过度控制权问题,本文建议家族创办人在企业内部搭建互信制度;针对信托持股引发的支付高额股利及薪酬问题,本文建议委托人在设立信托的同时完善公司的风险评估机制。另外,设计详细、有效的信托条款是助力基业传承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了使民营企业家能够利用好家族信托这把传承的“钥匙”,本文针对我国家族企业主的一般需要,列举了一些关键性的设计,为企业家们实现基业长青提供了切实的建议。
胡敏[2](2021)在《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超能力派现动因及经济后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与发达国家稳定的股利政策相比,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极低,这使得证监会从2000年开始频繁出台与现金股利相关的融资政策,以达到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目的。虽然相关政策的出台确实使我国上市公司开始重视现金分红,但是企业超能力派现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甚至成为我国日益显着的现象。一些上市公司为了满足政策条件,竟然愿意在财务状况不佳时坚持现金分红。这种透支资金的行为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为现金短缺的公司常常会通过外部融资的方式来弥补资金漏洞,该行为会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不利于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基于此,本文在回顾和研究相关股利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超能力派现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本文以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对超能力派现定义提出了新的判定标准,分析企业超能力派现背后的动因,发现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超能力派现的动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为满足股权融资政策加快企业资金回笼、满足大股东快速收回现金的需求、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良好的信号、管理层通过超能力派现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其次,研究企业超能力派现导致的经济后果,分析得出超能力派现对企业财务状况、股票价格、公司价值均带来了不利影响。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果,将从公司治理、监管部门、投资者角度就如何应对上市公司超能力派现行为提出防范建议,希望该建议能为上市公司优化治理结构、为政府机构制定积极有效的监管制度提供理论依据,旨在促使我国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并维持股东之间的利益均衡。
李泊祎[3](2020)在《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上市公司金融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股利政策选择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国内外关于股利政策选择的已有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如何制定最优股利政策和投资者的股利偏好两个方面。而随着生命周期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以及金融地理学等交叉学科在公司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股利政策选择逐渐呈现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为从时间和空间视角考察公司股利政策提供了可能。为此,本文首先对国内外股利政策选择的相关成果进行了分类回顾与梳理,明确了本文的研究视角;其次,基于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选择逻辑进行了分析,并着重从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提出了相应的经济学解释及理论猜想;再者,结合公司治理及信息环境等要素,分别从生命周期和上市时间这两个角度,证实了股利政策的时间效应,从地理位置和地区同群这两个角度,考察了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最后,在梳理全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按照如下逻辑展开:围绕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进而提出时间和空间维度下的理论逻辑。研究表明,股利政策选择表现出了时间趋势特征与地区差异化特征。大多数公司的股利支付意愿谷值出现在5—7年,股利支付率的谷值则出现在6—8年,且受到半强制分红政策的显着影响;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率均随着成长性分位数的提升而呈现出了倒U趋势;上市公司距离中心城市越近,其股利支付意愿和股利支付率越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股利支付意愿及支付率总体低于经济发达地区,且存在地区粘性。基于上述股利政策选择逻辑的特征性事实,本文给出了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下的理论猜想,以体现股利政策选择特征背后所隐含的经济学逻辑。对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与理论逻辑的梳理,有助于更为清晰地刻画分红行为及其所呈现出的规律特征,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数据基础。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股利政策时间效应,验证了上市公司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股利政策选择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理。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代理理论等,以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市场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生命周期与股利政策的关系,以及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股权结构治理、内部控制质量及投资者保护水平对股利政策的进一步影响。研究表明,股利支付意愿和支付率均在成熟期较高,而在成长期和衰退期较低。此外,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股权结构治理、内部控制质量及投资者保护水平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存在差异,其影响程度由成长期至衰退期均呈现出一定的变动趋势。基于上市时间视角的股利政策时间效应,实证判别了股利政策U型时变规律的理论猜想及其隐含的经济学内涵,扩展了已有文献中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基于信息反映周期和行为股利理论等,选取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测度并验证了16年间股利政策“是否”以及“如何”随上市时间动态波动。研究发现,公司股利政策的两个维度,支付意愿及支付率均随着上市时长增加而服从U型曲线特征,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时变规律;支付意愿的拐点通常出现在上市后6年左右,支付率的极值点位置约在7年左右,且不同样本组别的拐点位置基本稳定。因此,股利政策存在显着并稳健的时变效应。基于地理位置视角的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对上市公司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重新估算,探讨其所处中心地区或偏远地区对股利支付行为的影响。基于金融地理学和地理空间决策,以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所处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关系,并对可能存在的传导路径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研究。研究发现,地处偏远地区的上市公司不倾向于多发股利。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自由现金流、融资约束对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相关关系存在中介效应,同时信息环境、资产负债表质量对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且作用效果对中心地区与偏远地区存在差异。基于地区同群视角的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主要考察同一地区内公司之间互动行为对股利政策的交叉影响。依据股利信号理论、行为理论和新制度理论的逻辑模仿率,地区内企业存在动态竞争关系,本企业易受到地区内同伴企业股利政策的影响,股利政策容易产生同群,进而响应地区企业集群行为。选取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的市场数据,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地区同群进行实证判别,探讨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内部产生机制和影响因素,以进一步完善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及选择动机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股利政策选择,存在显着的地区同群效应,同一地区内部选择向上模仿领头企业;低成长性、股价低估的公司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更显着,同时,地区市场化程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其集群行为存在正向调节作用。本文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判别,并基于研究结论给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管理者、投资者和市场监管者正确制定、合理评估和科学监督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给出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邰帅[4](2020)在《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我国自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投入运营以来,证券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资本的涌入带来了上市公司资本的充沛,一时间上市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成长。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巩固和发展、上市企业不断做大做强的情况下,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提供者的广大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问题却呈现恶化趋势:一方面,中小股东的投资额有限且分散,不足以控制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经营权“名存实亡”;另一方面,也正是基于其不具有控制公司决策的能力,其依法且本来“当然”享有的投资收益权的行使实际上要仰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者之鼻息。实践中,上市公司的决策控制者往往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量,以种种理由(主要以公司发展对留存资本的需求)不分红、少分红或分红形式不足以满足中小投资者的合理期待。就证券市场的上述乱象之认识和解决之道,证券金融理论和实务界论争不断。2001年,作为国务院专司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直属事业单位,中国证监会发文对上市公司分红进行引导(指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引导”主要体现在,该办法规定了主承销商对所承销的上市公司近3年未分配股利且上市公司未予合理说明的,得在尽职调查报告中予以说明的义务。通过对主承销商销售上市公司股票前的尽职调查义务事项的增加,向主承销商施压进而间接向发行新股的上市公司施压,具有引导上市公司分配红利的效果)。证监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在我国的法律渊源分类中,份属部门规章。这种通过立法对市场经济中需要国家干预的现象或活动进行介入的行为,属于经济法的范畴。有关经济法的本质或含义,经济法学界内尚有争议。本文采杨紫煊教授的“需要国家干预说”,即认为经济法部门主要因市场自我调节和配置资源的有限性而存在并通过在需要国家干预的社会经济活动领域进行国家干预而维护市场的正义状态和稳定秩序,促进其发展。自此,有关国家干预作为独立经济主体的上市公司本属内部经营决策行为的分派红利的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实效性的问题的争议不断。这种情况即便在证监会后续陆续出台了多部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强制分红的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良并初步形成了我国的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法律制度之后的今天仍无显着好转,因而极有必要再对上市公司强制分红制度的正当性、必要性和有用性的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和澄清。另外,学界从比较法、法教义学等角度就既有的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的制度构成和具体制度安排的合正义性、有效性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诸多建议,但总得来说,相关研究仍较分散,缺乏全盘考虑后的整体规划。基于上述对我国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的立法、理论和实践的考察和判断,本文将对我国上市公司强制分红的相关制度设计深入分析讨论,在承认强制分红制度具有正当性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强制分红在规范层面的规制基点,并借助实证研究和比较法研究的结论,尝试提出了一些现阶段较为可行的制度完善建议。本文正文分为六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研究对象的由来和研究的一般意义,阐明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总结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和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第二章是上市公司分红法律制度的概述。在这一部分,首先交代了作为强制分红制度上层概念的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法律制度的概况,为下文介绍强制分红法律制度提供理论上的铺垫。接下来介绍了我国上市公司分红的形式,使本文读者得以对该制度的内容形成一清晰的认识。最后,介绍了上市公司分红法律制度的在我国实施的现状。第三章是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分析。首先,回顾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的设立背景的渐进发展过程,做好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的历史交代。接下来,以经济学为研究工具,给出强制分红法律制度在理论上的正当性。然后,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探讨强制分红法律制度在实践层面的正当性和有用性。最后,为避免强制分红法律制度“异化”,尝试探索我国上市公司强制分红的边界,这也是强制分红法律制度正当性的反向论证。第四章是本文的重点。在上文分析强制分红的一般理论、规制基点及其在法学、经济学理论上依据的基础上,转入对我国强制分红制度规范内容的呈现及其在证券市场上实施效用的考察。该部分首先介绍了我国强制分红制度的实在法渊源,该制度的构成和内容,这也确立正义理论所要审视的对象。接下来是对我国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的检讨。采用规范和实证分析法,深入探讨这些规范内容的问题。主要包括制度“一刀切”做法的弊端、制度实效问题、强制分红的救济途径问题以及与强制分红密切相关的红利税问题。这是正义理论在强制分红制度中的展开。第五章是本文的又一个重点部分。在前文分析强制分红制度的不足之处和介绍域外分红问题治理取向的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强制分红制度的完善进路。针对“一刀切”的弊端提出区分行业和特征和发展阶段进行强制分红;在认识到机构投资者重要地位的基础上,提出其在强制分红过程中的监督义务;针对饱受诟病的单纯以再融资解决强制分红问题的做法,提出改良方向;完善强制分红的救济制度,为制度运行提供保障;从红利税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强制分红相关的配套制度,为强制分红的有效实施提供侧向的助力。这是正义分红要求的落实。
李青格[5](2020)在《格力电器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文中提出股利政策作为上市公司的一项重要的财务决策,而现金股利分红政策作为非常受股东及投资者们欢迎的一种股利政策,始终是学者们研究股利政策的重点。本文针对连续多年做出高派现行为的格力电器的股利政策进行研究,对影响其股利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因素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今后格力电器和同行业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了格力电器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分析法和事件研究法,同时结合了股利政策理论中的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在手之鸟”理论,研究分析了股利政策制定实施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结果显示,公司财务业绩、公司治理因素和投资机会是影响格力电器股利政策的因素,分析结论符合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对于格力电器股利政策给其带来的经济后果,本文选取了多个视角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格力电器的股利政策提升了企业价值的同时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给企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本文选取了格力电器股利政策预案公告日前后五天的时间为窗口期,进行了市场反应分析得出,高现金分红的股利政策会给企业带来积极的市场反应,而2017年的不分红政策,则引起了消极的市场反应。本文最后根据前文的研究分析,对格力电器未来股利政策的制定提出了相关对策:平衡投资和分配满足长远发展的资金需要、股利分配形式多样化、强化股利分配信息披露的监督作用。同时,根据本文的分析也为其他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制定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出了一些建议:制定股利政策需结合自身财务状况、股利政策应具备稳定性和持续性、平衡好当期分配与长远投资的关系、建立健全中小股东保护机制。
蒲甘霖[6](2020)在《中国金融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在不断深入推进,我国经济正处于通过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及动力转换的联动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并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是实现创新、将先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市场主体,企业创新直接影响全社会的整体创新水平和规模。企业创新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实施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关键。按照《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要求,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实现金融服务企业的模式创新,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主体的积极作用,引导资本对企业创新的投入。在此背景下,本文对金融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机制进行探讨,为实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效果提供新的科学决策依据。在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发展过程中,如何构建一个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率服务的最优金融结构,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重要课题。早在20世纪初期,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提到了金融发展和创新的概念,虽未形成系统的对金融发展的理解,但使得金融对经济的作用进入到学术界的视野。自20世纪中期开始,Goldsmith等学者开始对金融发展进行系统地研究,将金融发展定义为一国(地区)金融结构的变化,并整理出代表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成为该领域的重要文献。20世纪90年代,Merton和Levine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出发,重新定义了金融发展的内涵,突破了早期学者仅考虑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的观点。以往的理论研究者,通常将金融体系划分为“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金融结构,试图通过比较研究寻找出服务经济的最优金融结构,但至今尚无统一的定论。兴起于21世纪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其要素禀赋与结构是给定的,从而决定了该阶段的最优产业结构和企业创新水平。因此,能够支撑该阶段最优产业结构、满足企业创新需求的金融结构,才是最优金融结构。这为重新审视金融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在不同的金融结构安排中,融资方式与企业创新、融资效率与企业风险处理等方面被认为存在显着差异,致使在不同金融结构的安排下,其对企业创新发展的作用存在明显不同。就我国而言,如何优化金融结构体系,如何正确识别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发展的作用机制,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据此,本文主要从三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对金融结构、融资约束、企业创新等重要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对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鉴于已有文献对金融结构的定义过于宽泛,难以用一个明确的指标进行度量,本文仅从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新兴金融占比三个主要的维度对金融结构进行替代。第二,在理论基础部分分别从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金融结构与融资约束、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阐述,并建立理论模型对三者间的传导机制进行推理。第三,在实证部分首先选取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2002-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与新兴金融占比三个视角,对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其次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模型对样本企业的六项财务数据进行回归以建立融资约束指标,最后从上述三个金融结构维度分别通过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并基于产权异质性对样本进行了分组回归。根据本文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可得,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新兴金融占比均对企业创新存在中介效应,具体结论如下:1.从融资结构来看,发展直接融资对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作用。主要是由于银行信贷收益与所需承担的风险不相匹配,针对企业创新所要求的融资规模与融资期限,银行所能提供的间接金融服务难以满足。企业技术创新尤其是新兴产业创新,因其不确定性而面临着高风险,对于中小型创新企业还存在抵押能力缺乏、信用基础相对薄弱等问题。对于企业创新存在的这些高风险特性,只有风险偏好性较强、重在追求潜在高额回报率的直接融资模式才能与之相匹配。2.从银行业结构来看,增加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对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积极影响。中小银行的发展,提高了银行业的竞争度,强化了市场对信贷资源的配置功能。同时,降低了银行业的集中度,缓解了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效率。银行业结构的变动,将通过融资约束这一传导中介,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当中小银行的占比提升,银行业的内部结构不断完善,金融信贷市场的活力和潜力就会得到充分释放,中小银行的灵活性,也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更为强劲的信贷支持。3.从新兴金融占比来看,提升风险投资占比能有效激发和增强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相较于传统金融,风险投资等新兴金融可以同时输送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并且在治理机制与资本获取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和优势,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多元化的条件与基础,激发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4.从企业产权性质来看,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新兴金融占比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显着差异。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受到直接融资和中小银行的影响更为显着,风险投资对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则更为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普遍面临更为严重的融资约束和竞争更为激烈的市场环境,直接融资能显着降低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通过缓解非有国企业的资金压力达到刺激其研发创新从而获得未来优势的目的;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在银行融资方面的受限较多,长期遭受银行信贷的“所有制”歧视,中小银行在信贷政策方面相对国有大银行具有政策灵活、导向扶持、竞争度更高及软信息占优等特点,会促使中小银行将更多的信贷资源投向非国有企业;此外,我国的风险投资资金更多地流入到国有企业,进一步挤占了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空间,导致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瓶颈长期得不到突破。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国家决策层面,应打造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幅提升直接融资在企业创新融资中的比重;创新银行信贷方式,提高信贷支持企业创新的灵活性和便利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各类中小银行的快速发展;大力发展新兴金融的同时,协调好新兴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比较优势,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完善的健全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促进我国整体创新水平的快速发展;建立政策性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增强企业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在企业运行层面,要在完善内部财务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方式的组合融资;融资要聚焦于创新战略,为企业长远发展精准赋能;合理配置创投资源,聚力推动全面创新。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影响企业创新的外部融资因素来看,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金融发展水平、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市场竞争、FDI溢出效应、企业特质等视角,关于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影响机理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对此展开深入探讨,丰富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框架。第二,本文以宏观层面的金融结构变量与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变量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对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联性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充实了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第三,通过引入新兴金融占比这一新变量,与传统金融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了两种金融业态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差异,对金融结构的理论研究范围进行了一定扩展。进一步的研究将在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影响路径等方面深化,如将法治环境、公司治理等潜在要素纳入研究框架;还可将实证研究扩展至全样本企业,从而使该研究更加系统深入。
刘阊[7](2019)在《公司治理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股利政策是公司对盈利进行分配或留存的重要决策问题,既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也关系到公司的未来生存及长远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再加上特殊的国情和市场环境的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存在着独有的特点,也具有比如股利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股利支付率整体上偏低等问题,本文认为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特殊的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本文以西方股利政策理论分析为基础,以前人相关研究为支撑,对公司治理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股利政策较长时间段的描述性统计性分析,发现了我国股利政策在时序性、不同行业、和不同上市板的一些特征,并将其作为了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一。其次,在我国特殊的经济和制度背景下,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并给出实证假设。再次,在研究中选取了我国2007-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综合运用了二值选择logit模型、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公司治理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之后进一步对样本公司数据进行分类检验,以更清楚地考察不同效应下(包括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国有企业与中小股东、经理与股东的冲突)公司治理因素对股利政策的影响。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现金股利是我国主要的股利支付方式,但整体支付力度较差,我国公司的股利政策具有一定的时序性特征和行业性特征。实证结果验证了我国的确存在大股东通过发放高股利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并且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属性的公司也通过倾向发放高现金股利来达成其目标;机构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数量、监事持股数量和管理层薪酬等因素从整体上有利于减少公司代理成本,公司更倾向发放高现金股利;将样本公司分类回归检验发现,机构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数量、监事持股数量和管理层薪酬等因素对股权集中度较低且实际控制人为非国有属性(排除大股东和国有属性的影响)的公司现金股利的影响相比其他公司(对这类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力度没有显着影响)更为显着。
叶笑笑[8](2020)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 ——基于公司治理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自从2005年我国实行股权分置改革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正式进入全流通时代,在此大背景下,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的概念逐渐被大众熟知。据Wind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A股市场大约发生8711笔股权质押事件,股权质押涉及的金额高达1.42万亿元。由此可见,股权质押已然成为资本市场进行再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区别于传统的通过股权转让进行融资的方式,股权质押实质上是出质人将所持有的股权抵押给质权人的一种抵押担保贷款。这种融资方式可以让出质方在不丧失对企业控制权的前提下获得所需资金,并且股权质押融资还具有融资成本较低、审批流程简单、流动性强等优点,因此成为上市公司股东非常青睐的一种融资方式。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股权质押在拥有上述优势的同时,对于融资双方来讲均隐藏着风险。当股价下跌时,对于质权方来讲,手中质押物的价值会随着股价的下跌而减少,因此面临者无法全额收回贷款的风险。对于出质人来讲,当股价出现大幅波动跌破警戒线或者触及平仓线时,便会要求出质方增加质押物或者补充资金。如果出质方不能及时完成补仓操作,那么质权方为了保证自身的权益不受损失,便会实施强行平仓,从而出质方便会面临着失去上市公司控制权的风险。此外,当质权方在二级市场公开处置被质押的股权时,会引起股价的进一步下跌,从而进入股价下跌-被平仓-股价继续下跌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终会引发二级市场投资者的集体恐慌甚至波及整个资本市场。市值管理是在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以后出现的新概念,是指上市公司基于公司市值信号,综合运用多种科学与合规的价值经营方法和资本运作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优化的战略管理行为。市值管理强调企业要在提升内在价值的基础上,实现其市场价值。然而,当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发生股权质押之后,为了保证质押物价值的稳定,有强烈的动机借助资本运作手段造成上市公司市值的虚高。而脱离了内在价值的高股价是不能长久维持的,一旦股权解押之后,上市公司的股价很有可能大幅下跌,从而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甚至引起证券市场的动荡。那么,当企业的控股股东发生股权质押之后,企业的市值会不会提升呢?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2006-2017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考察。结果发现,相比于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企业,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有着更高的超额回报率。也就是说,当控股股东发生股权质押之后,企业确实更有可能进行市值管理。此外,公司治理效应会对这一结论产生什么影响呢?本文选择卖空机制、机构持股以及董事会规模三个变量,进一步研究在这三个变量的作用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市值管理的影响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实证结果发现,卖空机制的存在、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董事会规模越大会使得上市公司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之后,更不易进行市值管理。另外,控股股东发生股权质押之后,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市值管理呢?实现市值管理的方式有股权激励、高送转、并购重组、盈余管理、信息披露操纵等等。相对于其他的市值管理手段,高送转的操作极为简单,只是简单的会计科目之间数字的调整且违规风险较低,因此高送转作为几乎无成本的市值管理方式被企业广泛运用。故本文选取了高送转作为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的中介变量,研究股权质押、高送转、市值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结果发现,企业在发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之后确实会采用高送转的方式进行市值管理。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深入探究股权质押对市值管理的影响,并且引入高送转这一中介变量,探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高送转与市值管理的影响机制。在理论上丰富了股权质押的经济后果、市值管理的动机、公司治理的作用以及股权质押、高送转、市值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文献。在实际中,可以使得投资者、上市公司以及监管层对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关系的理解更加透彻,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以及监管层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肖思瑶[9](2019)在《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大股东一直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双重影响,其存在既能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又会加剧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与欧美资本市场不同,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背后都存在着控股股东,且由于我国的法律环境及投资者保护机制等因素,大股东采取诸多手段进行利益侵占的现象十分常见。本文基于第二类代理问题的视角,研究大股东的融资行为——股权质押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作为一种新兴的融资方式,股权质押自出现在我国资本市场起便立马成为上市公司大股东青睐的“融资利器”,我国A股市场的股权质押业务逐年激增,现阶段几乎到了“无股不押”的境地,逐年激增的股权质押业务给我国资本市场甚至上市公司本身都带来了极大冲击。大股东股权质押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公司治理机制又是否能对股权质押发挥相应的治理作用?这无疑是投资者和监管部门都极为关注的问题。本文以2013年到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控制权理论的梳理,以及对大股东股权质押作用于上市公司业绩的机理的推导,实证研究了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与此同时,本文还进一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讨债权人、机构投资者、股利政策这三种监督机制是否能对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发挥治理效应,有效降低大股东股权质押引发的代理问题对公司业绩的损害。本文的结论如下:(1)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业绩呈现负向的关系,大股东股权质押引发的代理问题会损害上市公司业绩;(2)债权人监督机制能有效降低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业绩的损害,发挥相应的治理效应。但债权人的债务期限会影响债权人监督机制对大股东股权质押的治理效应,相较于长期借款,债权人发放的短期借款更能有效地发挥治理效应,抑制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业绩带来的负面影响;(3)公司的股利政策能有效降低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业绩的损害,发挥相应的治理效应;(4)机构投资者无法削弱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未发挥我们预期中的对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治理效应。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无法对大股东的自利行为形成全面有效的监督,制约大股东股权质押后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很少有文献涉及到股权质押的治理问题。本文进一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实证检验债权人、机构投资者、股利政策这三种监督机制是否能改变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公司业绩的影响。(2)进一步地将债权人发放的债务区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并实证检验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是否能对大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产生不同的治理效应。
崔鑫鑫[10](2019)在《股利所得税对现金股利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以财税[2012]85号文件为背景的实证检验》文中研究指明股利税是政府调控资本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现金股利是投资者获取投资收益的重要形式之一,但在我国资本市场,股利发放存在发放水平低、时间上不平滑、因政策而变等现象。同时中国股票市场投机现象严重,短期投资者较多,市场发育不完善。基于以上事实,中国证监会自2001年起颁布了一系列股利政策文件。2012年11月16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宣布,根据投资者持股时间的长短,对股息实行差别征税,鼓励上市公司发放股利,激励投资者长期持有股票。本文以财税[2012]85号文件为研究背景,研究股利税改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根据公司融资约束、成长机会和高管持股特征研究政策的差异化影响,最后从公司投资和资本配置角度研究政策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股利税改政策后,公司的股利发放水平提高,从我国股利支付水平较低的现状看,政策存在积极意义;(2)股利税改政策对于不同特征公司存在差异化影响,融资约束水平低、成长机会低、管理层持股高的公司的政策后股利发放水平更高,公司股利支付考虑到了自身情况,从代理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角度出发,股利支付水平变化的差异可能是有利于公司价值的;(3)从经济后果看,股利所得税改革后,上市公司总体投资效率提升,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下降、投资成长性敏感度提升,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和非效率投资水平都显着降低.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1)目前对于股利税改的研究结果都是股利总体变化水平的“一刀切”式的结论,但股利增加是否因公司特征而异,并没有充分展开,本文深入研究政策对不同公司特征的差异化影响,并从差异化影响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深入探究经济后果;(2)关于股利政策的经济后果,学者主要通过市场反应间接研究,对公司行为和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才刚开始,证据还相对缺乏。发展中新兴市场具有不同的特点,关于资本配置等直接经济后果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为相关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方面的证据。
二、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股利政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股利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1)家族信托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 ——基于体育用品上市企业的多案例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第二章 家族信托及相关理论概述 |
2.1 家族信托概述 |
2.1.1 信托关系概述 |
2.1.2 家族信托的基本类型 |
2.1.3 家族信托的核心功能 |
2.2 公司治理相关理论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2.2.2 产权结构理论 |
2.3 信托关系理论 |
第三章 案例介绍 |
3.1 鞋履行业及公司简史 |
3.2 特步丁氏家族信托案例 |
3.2.1 特步丁氏家族成员关系及任职情况 |
3.2.2 特步丁氏家族信托设计 |
3.2.3 特步信托架构的特点评述 |
3.3 安踏丁氏家族信托案例 |
3.3.1 安踏丁氏家族成员关系及任职情况 |
3.3.2 安踏丁氏家族信托设计 |
3.3.3 安踏信托架构的特点评述 |
3.4 361度丁氏家族企业案例 |
3.4.1 361度丁氏家族成员关系及任职情况 |
3.4.2 361度丁氏家族股权结构设计 |
3.4.3 361度股权结构特点评述 |
第四章 案例分析 |
4.1 特步丁氏家族信托设立前后公司治理结构变化分析 |
4.1.1 股权结构变化 |
4.1.2 内部权力配置变化 |
4.1.3 小结 |
4.2 三个丁氏家族股权架构设计比较分析 |
4.3 家族信托的设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
4.3.1 企业内部权力的配置与制衡分析 |
4.3.2 薪酬与激励分析 |
4.3.3 股利政策分析 |
第五章 结论和建议 |
5.1 结论及启示 |
5.1.1 论文结论 |
5.1.2 启示 |
5.2 给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建议 |
5.2.1 积极应对家族信托持股产生的公司治理风险 |
5.2.2 设计有效的信托条款助力代际传承 |
5.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2)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超能力派现动因及经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超能力派现的概念界定研究 |
1.2.2 超能力派现的动因研究 |
1.2.3 超能力派现的经济后果研究 |
1.2.4 超能力派现的影响因素研究 |
1.2.5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超能力派现概念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2.2.1 MM理论 |
2.2.2 信号传递理论 |
2.2.3 代理成本理论 |
2.2.4 隧道挖掘理论 |
2.2.5 优序融资理论 |
3 建发股份超能力派现分析与判定 |
3.1 公司简介 |
3.2 建发股份现金股利分配情况 |
3.3 同行业上市公司超能力派现现状 |
3.4 建发股份超能力派现情况分析 |
4 建发股份超能力派现动因分析 |
4.1 满足股权融资政策,加快企业资金回笼 |
4.2 满足大股东快速收回现金的需求 |
4.3 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良好的信号 |
4.4 管理层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
5 建发股份超能力派现经济后果分析 |
5.1 导致公司财务状况不佳 |
5.1.1 增加企业债务压力 |
5.1.2 减少企业收益 |
5.1.3 降低资产使用效率 |
5.1.4 拉低企业成长速度 |
5.1.5 造成企业现金短缺 |
5.2 股价反应并未达到管理层预期 |
5.3 导致企业价值呈下降趋势 |
6 超能力派现的治理与防范 |
6.1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规范 |
6.1.1 通过增加盈利分红派现 |
6.1.2 分散大股东绝对控制权 |
6.1.3 拓宽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渠道 |
6.1.4 保障中小股东话语权 |
6.1.5 严格审查监事会成员任职资格 |
6.2 从证监会监管的角度规范 |
6.2.1 调整股权融资限制条件 |
6.2.2 通过监管函整改企业违规行为 |
6.2.3 严格审查企业披露信息的真实性 |
6.3 从投资者的角度规范 |
6.3.1 强化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意识 |
6.3.2 强化中小投资者理性投资意识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基本思路与创新点 |
1.6 论文结构安排 |
第2章 文献回顾 |
2.1 国外相关研究 |
2.2 国内相关研究 |
2.3 文献评述 |
第3章 股利政策选择的时间效应与空间效应研究 |
3.1 引言 |
3.2 股利政策选择的特征性事实分析 |
3.2.1 股利政策选择的时间趋势特征 |
3.2.2 股利政策选择的地区差异特征 |
3.3 股利政策选择的理论逻辑 |
3.4 基本结论 |
第4章 股利政策的时间效应: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
4.1 引言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2.1 企业生命周期与股利政策 |
4.2.2 企业生命周期、股权结构治理与股利政策 |
4.2.3 企业生命周期、内部控制质量与股利政策 |
4.2.4 企业生命周期、投资者保护水平与股利政策 |
4.3 研究设计 |
4.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4.3.2 变量定义 |
4.3.3 模型构建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4.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4.4.2 实证结果分析 |
4.4.3 稳健性检验 |
4.5 基本结论 |
第5章 股利政策的时间效应:基于上市时间视角 |
5.1 引言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5.3 研究设计 |
5.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5.3.2 变量定义 |
5.3.3 模型构建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4.2 实证结果分析 |
5.4.3 稳健性检验 |
5.5 基本结论 |
第6章 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基于地理位置视角 |
6.1 引言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6.2.1 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 |
6.2.2 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的传导路径 |
6.2.3 信息环境、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 |
6.2.4 资产负债表质量、地理位置与股利政策 |
6.3 研究设计 |
6.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6.3.2 变量定义 |
6.3.3 模型构建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6.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6.4.2 实证结果分析 |
6.4.3 稳健性检验 |
6.5 基本结论 |
第7章 股利政策选择的空间效应:基于地区同群视角 |
7.1 引言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7.2.1 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存在性识别 |
7.2.2 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内部产生机制 |
7.2.3 股利政策地区同群效应的影响因素检验 |
7.3 研究设计 |
7.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7.3.2 变量定义 |
7.3.3 模型构建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7.4.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7.4.2 实证结果分析 |
7.4.3 稳健性检验 |
7.5 基本结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后记 |
(4)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重难点、创新之处与不足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重难点 |
1.4.3 创新点与不足 |
第二章 上市公司分红法律制度概述 |
2.1 上市公司分红法律制度的含义 |
2.2 我国上市公司分红的形式 |
2.3 我国上市公司分红的现状 |
2.3.1 进行现金分红的上市公司的比例较高 |
2.3.2 进行分红的上市公司的分红支付率大致稳定 |
2.3.3 突击分红的存在使分红连续性受到负面影响 |
2.3.4 板块错位带来了过度分配的现象 |
第三章 上市公司强制分红的正当性分析 |
3.1 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的设立背景及其发展过程 |
3.1.1 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的设立背景 |
3.1.2 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的渐进发展过程 |
3.2 强制分红在理论上的正当性 |
3.2.1 代理成本理论 |
3.2.2 信息传递理论 |
3.2.3 国家干预理论 |
3.3 强制分红在实践上的意义 |
3.3.1 提高证券市场投资价值与功能 |
3.3.2 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
3.3.3 改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现状 |
3.3.4 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 |
3.4 强制分红正当性的边界 |
3.4.1 强制分红与自主分红的关系 |
3.4.2 强制分红应以上市公司利益分配失衡为前提 |
3.4.3 强制分红应考虑分红比例和年限 |
第四章 我国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
4.1 我国有关强制分红的法律规定 |
4.1.1 《证券法》《公司法》中有关强制分红的规范 |
4.1.2 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出台的相关规定 |
4.2 我国上市公司强制分红制度存在的问题 |
4.2.1 “一刀切”的分红制度不利于上市公司发展 |
4.2.2 强制分红制度缺乏普遍约束力 |
4.2.3 强制分红比例失效 |
4.2.4 强制分红制度缺乏救济措施 |
4.2.5 对红利收入重复课税 |
第五章 我国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的完善 |
5.1 我国上市公司强制分红制度应遵循的原则 |
5.1.1 行政干预与公司自治平衡原则 |
5.1.2 适度分红原则 |
5.1.3 引导加激励原则 |
5.2 区分行业特征和企业发展阶段进行强制分红 |
5.3 强化机构投资者的尽责管理义务 |
5.4 改革强制分红制度中分红与再融资简单挂钩的规定 |
5.5 完善强制分红之诉 |
5.6 完善强制分红的配套制度 |
5.6.1 改革强制分红中的现有税收政策 |
5.6.2 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
第六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5)格力电器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股利无关论 |
1.2.2 股利相关论 |
1.2.3 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研究 |
1.2.4 股利政策经济后果研究 |
1.2.5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点 |
2 相关理论基础 |
2.1 股利政策相关理论 |
2.1.1 股利政策的概念 |
2.1.2 股利支付方式 |
2.1.3 代理理论 |
2.1.4 信号传递理论 |
2.1.5 “在手之鸟”理论 |
2.2 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 |
2.2.1 公司内部影响因素 |
2.2.2 公司外部影响因素 |
2.3 经济后果理论 |
3 格力电器简介及其股利政策概况 |
3.1 格力电器简介 |
3.2 格力电器股利政策概况及其与同行业的比较 |
3.2.1 格力电器股利政策概况 |
3.2.2 同行业股利政策比较 |
4 格力电器股利政策影响因素 |
4.1 内部因素分析 |
4.1.1 财务业绩视角分析 |
4.1.2 公司治理视角分析 |
4.1.3 投资机会视角分析 |
4.2 外部因素分析 |
4.2.1 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
4.2.2 半强制分红政策影响 |
4.2.3 行业周期影响 |
4.3 本章小结 |
5 格力电器股利政策实施的经济后果 |
5.1 公司价值视角分析 |
5.2 投资效率视角分析 |
5.3 市场反应视角分析 |
5.3.1 研究步骤与设计 |
5.3.2 计算结果分析 |
6 对策建议 |
6.1 对格力电器股利政策的建议 |
6.1.1 平衡投资和分配满足长远发展的资金需要 |
6.1.2 发放股票股利实现股利分配形式多样化 |
6.1.3 强化股利分配信息披露的监督作用 |
6.2 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制定的建议 |
6.2.1 制定股利政策需结合自身财务状况 |
6.2.2 股利政策应具备稳定性与持续性 |
6.2.3 平衡好当期分配与长远投资的关系 |
6.2.4 建立健全中小股东保护机制 |
7 研究结论与不足 |
7.1 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6)中国金融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二、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三、主要内容及基本思路 |
四、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金融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的文献综述 |
第一节 金融发展理论的回顾与解读 |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
二、金融发展理论的思考 |
第二节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溯源 |
一、金融结构理论的最新动态 |
二、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
三、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辨析 |
第三节 金融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的理论演绎 |
一、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 |
二、金融结构与融资约束 |
三、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
第四节 述评与展望 |
第二章 金融结构、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 |
一、融资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 |
二、银行业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动力耦合 |
三、新兴金融占比对企业创新的相嵌效应 |
第二节 金融结构对融资约束影响的路径 |
一、融资约束的制约因素 |
二、信息不对称与代理问题 |
三、金融结构优化的能动作用 |
第三节 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负效应 |
一、融资约束导致资本错配 |
二、资本错配抑制企业创新 |
第四节 金融结构影响企业创新的传导机制 |
一、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激励 |
二、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制约 |
三、融资约束下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的联动效应 |
四、金融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问题 |
第三章 金融结构与企业创新相关性的经验证据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第四节 实证检验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相关性分析 |
三、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 |
四、银行业结构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 |
五、新兴金融占比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 |
第五节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
第四章 融资结构通过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第四节 融资约束指标的构建 |
一、融资约束指标筛选 |
二、预分组与变量选择 |
三、回归结果与指数构建 |
四、融资约束的企业性质对比 |
第五节 实证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融资结构规模与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 |
三、融资结构活力与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 |
四、融资结构效率与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 |
第六节 融资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基于产权异质性分析 |
一、关于融资结构规模的分样本回归 |
二、关于融资结构活力的分样本回归 |
三、关于融资结构效率的分样本回归 |
第七节 稳健性检验 |
第五章 银行业结构通过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银行业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
第五节 银行业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基于产权异质性分析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 |
第六章 新兴金融占比通过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创新的实证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
三、模型构建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 |
二、新兴金融占比、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
第五节 新兴金融占比、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基于产权异质性分析 |
第六节 稳健性检验 |
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研究结论 |
二、政策建议 |
三、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公司治理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1.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2.1.1 代理成本理论下的股利政策发放 |
2.1.2 股权结构与特征对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第3章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特征性分析 |
3.1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总体情况 |
3.2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时序性特征 |
3.3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行业特征 |
3.3.1 上市公司所在行业统计 |
3.3.2 不同行业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方式的统计分析 |
3.3.3 不同行业公司股利支付率的统计分析 |
3.4 不同上市板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差异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4.1 股权集中度与股利政策 |
4.2 第一大股东属性与股利政策 |
4.3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股利政策 |
4.4 管理层持股与股利政策 |
4.5 监事持股与股利政策 |
第5章 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公司治理因素的实证研究 |
5.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5.2 变量与模型 |
5.2.1 被解释变量 |
5.2.2 解释变量 |
5.2.3 控制变量 |
5.2.4 实证模型 |
5.3 模型变量描述性统计 |
5.3.1 股权集中度高 |
5.3.2 股权结构呈多元化且国有控股公司比例降低 |
5.4 相关性检验 |
5.5 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公司治理因素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5.6 基于分类样本的关于公司治理因素对股利政策影响的进一步实证研究 |
5.7 内生性检验 |
5.8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本文研究局限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 ——基于公司治理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五节 相关概念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股权质押相关文献回顾 |
第二节 市值管理相关文献回顾 |
第三节 高送转相关文献回顾 |
第四节 公司治理相关文献回顾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第一节 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的理论关系与研究假设 |
第二节 公司治理、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的理论关系与研究假设 |
第三节 股权质押、高送转与市值管理的理论关系与研究假设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第一节 样本与变量 |
第二节 回归模型的建立 |
第五章 实证研究 |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第二节 回归结果分析 |
第三节 稳健性检验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第三节 研究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大股东股权质押的相关研究 |
1.2.2 公司业绩的相关研究 |
1.2.3 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业绩关系的相关研究 |
1.2.4 文献述评 |
1.3 研究思路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本文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 |
2.1 委托代理理论 |
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2.3 控制权理论 |
第3章 理论推导与研究假设 |
3.1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
3.2 三种监督机制对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影响 |
3.2.1 债权人的治理效应 |
3.2.2 股利政策的治理效应 |
3.2.3 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 |
第4章 研究设计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4.2 模型设计 |
4.3 变量定义 |
4.3.1 被解释变量 |
4.3.2 解释变量 |
4.3.3 调节变量 |
4.3.4 控制变量 |
第5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5.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5.2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回归分析 |
5.3 三种监督机制对大股东股权质押的治理效应的回归分析 |
5.3.1 债权人治理效应的回归分析 |
5.3.2 股利政策治理效应的回归分析 |
5.3.3 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回归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规范并完善股权质押相关信息的披露 |
6.2.2 强化股权质押的监督治理机制 |
6.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10)股利所得税对现金股利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以财税[2012]85号文件为背景的实证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1.3 研究特色与可能贡献 |
2 文献综述 |
2.1 公司股利政策基本理论 |
2.1.1 税差理论与追随者效应理论 |
2.1.2 交易成本理论 |
2.1.3 代理成本理论 |
2.1.4 侵害价值理论 |
2.2 基于股利监管制度的实证研究 |
2.2.1 国外股利税改政策研究 |
2.2.2 国内股利监管制度研究 |
2.2.3 股利税政策经济后果研究 |
2.3 文献评述 |
3 制度背景 |
3.1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发放特征 |
3.2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相关政策 |
4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4.1 研究假设 |
4.1.1 股利税改与公司现金股利:总体影响 |
4.1.2 股利税改与公司现金股利:差异分析 |
4.1.3 股利税改的经济后果研究 |
4.2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
4.3 变量定义与指标说明 |
4.3.1 被解释变量 |
4.3.2 解释变量 |
4.3.3 控制变量 |
4.4 基本模型 |
4.4.1 股利税改与公司现金股利:总体影响 |
4.4.2 股利税改与公司现金股利:差异分析 |
4.4.3 股利税改的经济后果研究 |
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5.1 样本描述 |
5.2 股利税改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影响:总体影响 |
5.3 股利税改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影响:差异分析 |
5.3.1 融资约束差异 |
5.3.2 成长机会差异 |
5.3.3 管理层持股差异 |
5.4 股利税改的经济后果:投资效率研究 |
5.4.1 股利税改对总投资水平的影响 |
5.4.2 股利税改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
5.5 稳健性检验 |
5.5.1 关于2015年股利税改事件的检验 |
5.5.2 差异分析的稳健性检验 |
5.5.3 剔除“四万亿救市计划”的影响 |
6 结论及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股利政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家族信托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 ——基于体育用品上市企业的多案例比较分析[D]. 潘佳秀.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2]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超能力派现动因及经济后果研究[D]. 胡敏. 武汉纺织大学, 2021(09)
- [3]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选择研究 ——基于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的视角[D]. 李泊祎. 吉林大学, 2020(01)
- [4]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法律制度研究[D]. 邰帅. 华东交通大学, 2020(04)
- [5]格力电器股利政策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D]. 李青格. 青岛科技大学, 2020(01)
- [6]中国金融结构、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D]. 蒲甘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公司治理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影响[D]. 刘阊. 南昌大学, 2019(01)
- [8]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市值管理 ——基于公司治理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分析[D]. 叶笑笑. 浙江财经大学, 2020(06)
- [9]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D]. 肖思瑶. 湘潭大学, 2019(02)
- [10]股利所得税对现金股利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 ——以财税[2012]85号文件为背景的实证检验[D]. 崔鑫鑫. 厦门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