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国对华出口商品反倾销比较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聂世坤[1](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孙舒[2](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文中提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法律技术脱节研究是基于对法律主体在特定法律领域的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得出该主体与其他国际法律主体之间存在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的现象。针对特定领域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称为该领域法律技术的调整依据。法律技术脱节作为国际法领域普遍存在的现象,长久以来没有得到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重视,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2017年8月以来,美国对华发起“301调查”1并根据调查结果威胁加征关税,中美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互相申诉的同时利用国内措施互相进行贸易制裁施压,中美贸易关系急转直下,贸易争端解决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当前中美贸易对立关系已经形成,在大国权利政治的较量之下,法律技术是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国应根据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发展演变及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鉴于实践和理论需要,论文以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为研究切入点,以中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39起争端解决案件为观察样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进而提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论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创新点和现有研究述评。论文第二章重点解释了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和外延,法律技术脱节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术提出的。本文对传统法律技术概念进行了拓展,认为法律技术包括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法律技术脱节是指国际体系中同属特定领域国际公约的缔约方,在公约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术与法律适用技术的不一致。这一部分的重点是论文的理论概念解析。第三章内容为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包括WTO概况、中国对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以及美国对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为法律技术脱节背景下中美世贸争端案件的统计分析。论文这一部分统计了中国诉美国的16起WTO争端案件和美国诉中国的23起WTO争端案件,并根据案件统计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五章为WTO框架下中美实体法律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贸案件涉及的WTO实体规则,以及通过案件分析中美在实体规则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即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在实体领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美在WTO实体规则体系下存在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第六章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本章重点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规则,重点集中在“双反”调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现象和原因。论文最后一部分为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调整方案。针对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实体法和程序法领域存在的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及原因,提出中国应对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术脱节的方案,主要是贸易法律价值合法化、立法技术和法律适用技术调整路径。综上所述,本论文统计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提起的39起争端案件,并以法律技术脱节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中美在实体和程序领域的具体法律技术脱节现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法律技术脱节的调整方案。论文要强调的是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存在必然性,在应对国际法律技术脱节做出具体法律技术调整的过程中必须不以国内法律技术脱节为代价,这样一国的法律技术才能在相关法律领域发挥最大的效力。
李众宜[3](2020)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快速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引起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重视,这也引发了中外贸易摩擦频繁地爆发,中国由此成为遭受全球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随着各国对华实施贸易保护频率的增加以及保护力度的提升,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产品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普遍上认为中外贸易摩擦应该针对的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然而中外贸易摩擦实际上也针对了中国一些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贸易保护成为了遏制中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试图基于现代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反倾销、保障措施)分析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原因,实证检验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探究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为中国企业应对贸易摩擦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在阐述贸易摩擦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具体包括中国分别遭受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壁垒的情况,且重点分析中国与一些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现状,如中美贸易摩擦、中印贸易摩擦、中欧贸易摩擦及中日贸易摩擦,并结合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探讨了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原因。其次,采用包括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和产品质量在内的4个指标经验分析了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国外对华反倾销为例,运用2000-2007年全球反倾销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分析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在稳健性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异质性特征研究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企业绩效的的差异性影响,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究中外贸易摩擦抑制中国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最后,采用上市公司股价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研究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以2009年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了贸易摩擦对关联企业绩效的影响。综上,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实证检验了中外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并分别以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产品质量和股价为企业绩效的代理指标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创新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的中国工业企业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关联是贸易摩擦影响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和创新的传导渠道;其次,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份额、产品质量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性,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关联是贸易摩擦影响企业出口份额、出口产品质量的传导渠道;最后,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相关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存在着“时间效应”和“阶段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贸易摩擦对关联产业内企业股价也存在着明显的负面影响。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出口企业而言,中国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或政策以提升出口企业竞争力,而出口企业自身也应当主动建立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对于工业企业而言,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影响愈加明显,企业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同时提升企业创新,政府也应当充分利用金融、财政等多种手段以缓解工业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当贸易摩擦来临时,各上市公司不仅要提防与其直接相关的外部冲击对股价的影响,还应当提防来自其上游行业的负面冲击对其股价所带来的影响,做好相应的防范和应对措施。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产业关联的视角研究贸易摩擦的贸易破坏效应,即在全球价值视角下测度和刻画了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影响以及影响的“级联效应”,丰富和拓展了现有贸易摩擦影响相关研究的研究视角。(2)研究内容上,从微观企业入手,旨在更加全面地考察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包括研究对企业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产品质量、股价等多个企业绩效指标的影响,因此该研究全面、丰富地估计了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现有研究的知识边界。(3)从研究对象上,着眼于企业行为特征,估计了贸易摩擦的影响效应、时间效应、阶段效应、作用机制及对异质性企业的差异性影响,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汤伶俐[4](2020)在《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因素及对中国的出口抑制研究》文中指出反倾销(Anti-Dumping)是用于抵制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倾销行为的常用手段,具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反倾销是WTO所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之一,虽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对其做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但各国为保护本国产业健康发展,仍频繁使用反倾销措施。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中美经贸合作早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增多,美国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也愈加频繁。针对研究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因素的问题,本文采用1993-2015年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为因变量,运用ADF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负二项计数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美国GDP增长率和中美政治关系与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显着负相关;(2)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变动率、美国从华进口渗透率、中国对美国出口比重和虚拟变量2008年金融危机与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数量显着正相关。针对研究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出口的抑制作用,本文根据1993-2015年美国对华反倾销涉案产品的HS六位数编码查到相关产品的中国对美国出口值和出口量,运用差分GMM模型和反事实估计方法研究了美国对华反倾销对涉案产品的出口存在抑制作用。结果显示涉案产品的出口值(出口量)与虚拟变量反倾销立案、肯定性裁决和反倾销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数据存在显着负相关关系,第三年则不显着。说明美国对华反倾销具有短期的贸易限制效应,长期内具有恢复与反弹的趋势。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求我国能够更好地应对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我国应做到:(1)加强与美国的政治外交,建立良好双边经贸关系;(2)扩大企业出口市场,减少对美国贸易市场的依赖;(3)熟悉WTO贸易规则,支持我国企业积极应诉;(4)加强产品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美方也应该与我国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互利共赢,缓和中美贸易摩擦。
那振芳[5](2019)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仅改变了中国产业升级与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而且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决定中美贸易战未来趋势的关键,在于其爆发的真实动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变动为主线,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现有文献对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主要结论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打压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美国的国内经济问题等。但鲜有文章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脉络,去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乃至激化。本文的分析,不仅可以通过厘清低生产率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向贸易摩擦发生的传导机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现有贸易摩擦动因理论体系,而且对于中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分析逻辑为,以中国加入WTO以来面临的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对象,以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为切入点,从产业和行业的角度,探讨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并基于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提高与中美贸易战爆发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地分析。首先,从理论上厘清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根据Baldwin模型,从国家整体角度看,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可以带来资本的广化和深化,而根据罗默模型、“干中学”模型等经济学经典理论,资本要素的增加为技术进步提供了保障,导致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向高级化转变。Rybczynski定理和Bond、Trask&Wang模型则说明,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向制造业内部结构和商品出口结构延伸。根据Gomory&Baumol模型,低生产效率国家,成为更多产业生产商的过程中,会影响到与高生产率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当两国经贸关系处于冲突区时,两国之间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敌对”状态。那么,高生产率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依赖在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有利地位,以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思想为依据,运用贸易政策进行强制干预,贸易摩擦就发生了。当高生产率国家受到的危害沿着产业、经济和国家层面不断递进时,贸易摩擦会随之不断激化,甚至转变为贸易战。需要说明的是,低生产率国家生产率的提高是市场自发行为,高生产率国家运用经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进行干预才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发生。其次,对中美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进行回顾。通过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发展和竞争力相对变动情况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传统产业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但优势在弱化,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在不断提高。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下降的,2009年以来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也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界,表现出了不同特征,焦点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综合看,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的结构性变化,与中美贸易摩擦呈现的阶段特征,从时间维度上是匹配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以上内容为中美贸易摩擦分析的切入产业勾勒出了基本的分析轮廓。再次,从制造业竞争力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乃至激化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不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是危机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生都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密切联系,但是影响路径不同。2008年以前占比较高的传统产业贸易摩擦,美国是因为作为中国的重要出口市场,国内产业受到中国商品的冲击,高昂调整成本的存在,导致美国政府接受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发动贸易摩擦。而2009年以来占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贸易摩擦,根源也在中国相应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但美国的出发点却不同,是为了扞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领导地位和垄断利润,所以更为激烈。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影响到了美国未来在经济领域的领导权和垄断收益,是美国发动本次贸易战的经济根源。而中美产业竞争力的相对变动,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中,结合新兴产业的战略地位和发展特征,促使中美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些因素与美国民族主义的碰撞,导致了本次中美贸易战的爆发。第四,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进行简要分析。通过对竞争力来源的梳理,总结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驱动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对华为公司成长历程的分析发现,企业乃至行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和对硬实力的培育。所以只要中国新兴产业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努力完善自身,那么就可以将本次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变为发展动力。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对中美贸易战的前景进行简要分析,然后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陈倩[6](2019)在《美国对华“双反”的贸易效应研究 ——基于贸易限制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视角》文中提出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对外贸易也取得瞩目的成就,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1052万亿美元,增幅创六年新高,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逆全球化风潮盛起的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更加令人侧目,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各国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对象国。其中,美国是世界上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当美国新一届总统上任之后,打着贸易保护、美国优先的旗帜,摒弃原先国际上各国之间协商为主、互相尊重的原则,以中国不公平贸易为借口对我国产品不断征收关税和实施贸易救济调查。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对华共发起22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10%,其中反补贴调查10起,反倾销调查10起,保障措施2起,涉案金额达到45亿美元。自2006年美国打破对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认定,首次对我国铜版纸进行反补贴调查,从此“双反”调查成为美国对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新手段,截至2017年,美国已经对华实施“双反”措施67起。美国对华实施“双反”调查意味着会比单独的反倾销或反补贴措施裁定更高的税率,对中国的出口与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同时也使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中美经贸关系发展产生严重制约。本文首先在梳理国内外“双反”调查研究的现状与动态的基础上,总结梳理了国外对华实施“双反”调查的现状,整理了2004年至2017年中国遭受外国“双反”调查的数量及“双反”申诉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美国对我国实施“双反”的现状、特点及原因。在此引入RCA指数,目的是想研究美国对华实施“双反”与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有无直接因果关系;进而借鉴之前经济学家对反倾销的研究进行理论分析,用图解的形式解释了由“双反”引起的贸易效应,分别是本文所要研究的贸易限制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偏转效应以及贸易抑制效应。再利用关税经济效应理论与价格竞争模型进一步证明了由于“双反”引起的贸易限制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接下来对美国“双反”引起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于美国对华“双反”的产品从贸易限制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进行统计型描述,在此基础上以58起案件下104件产品为例,时间跨度为2004年-2017年,分别研究“双反”的调查阶段、终裁阶段以及总阶段产生的贸易限制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双反”有着明显的贸易限制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对中国出口产生严重的制约。其中,贸易调查阶段的效应比终裁阶段更加显着,即只要美国对华发起“双反”调查,无论最终是否进行肯定性终裁,中国涉案产品对美国的出口额和出口份额都会减少;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能够促进中国对美的出口,并且这种促进能够抵消美国“双反”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汇率和GDP也是影响中国对美出口的重要因素。最后根据以上研究的结果分别从政府、行业、企业三个维度给出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该早日争取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鼓励企业利用技术手段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完善国内补贴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业协会应该对企业进行有效的引导与培训,带领企业做好“双反”预警机制建设;企业应自身加强“双反”预警机制、积极配合“双反”调查、加强与美国相关利益集团的合作。
方菲菲[7](2018)在《对华反倾销的成因及效应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十六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但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增速放缓的形势下,各国纷纷使用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保护本国产业、减少中国的出口对本国市场的冲击。自WTO成立以来,中国已有2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严重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以对华反倾销为例,深入研究贸易救济措施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公布的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Bown,2016),结合多个大型微观及宏观数据库,构造了 1995-2015年国家级面板数据、1995-2013年国家-行业级面板数据、2000-2006年企业-产品级面板数据以及2000-2006年企业级面板数据这四个样本,运用统计分析及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对华反倾销为例,考察了贸易救济措施的动因及效应。与现有的研究不同,本文首次探讨了反倾销措施的产品溢出效应及反倾销调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从产品层面分析反倾销措施对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出口的影响,并且从企业层面探讨反倾销调查对企业专利申请数的影响;其次,本文尝试以所有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为例,结合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多重因素,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本文首先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分别探讨了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一国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主要与贸易逆差、同类产品间的竞争以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有关,与此同时,中国的“入世”将会加剧两国竞争带来的效应;行业层面反倾销调查动因的分析表明,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人均产出减少、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张以及贸易逆差是引起对华反倾销调查的重要因素。这些结果随着发起国收入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以上结果都与我们的预期一致,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和引入工具变量的结果都支持了这部分的主要结论。接下来,本文基于2000-2006年企业-产品级微观面板数据,以美国对华反倾销为例,运用面板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美国对华反倾销措施对受影响企业销至美国的非倾销产品出口额、出口量及出口价格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措施使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出口额上升6.9%-9.1%,出口量增加了5.4%-7.8%,而对这些产品的出口价格没有显着影响,并且该效应与贸易国是否为企业原有出口渠道有关。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措施对受影响企业非倾销产品的影响随着企业所有制不同和企业是否为多行业企业而有所差异。这一结果为验证美国反倾销措施将导致受影响企业出口向非倾销产品转移这一假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即企业可能存在产品种类的溢出效应。第三,本文运用面板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对华反倾销调查(或措施)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我们发现,反倾销调查使得受影响企业的非发明专利数显着增加;而反倾销措施不仅增加了受影响企业的非发明专利数,专利申请总数也显着增加了 0.66%;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对华反倾销仅对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反倾销高频行业的企业的创新有促进作用,而对私营企业和非反倾销高频行业的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则没有显着影响。以上结果为反倾销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有助于我们为企业应如何规避反倾销的负面影响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本文概括了主要研究结论,并从国家、行业和企业层面对如何正确认识反倾销问题、积极应对反倾销调查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一是构建对华反倾销调查预警机制,重视“市场经济地位”的重要作用;二是加大与各国间经贸合作,通过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减少对华反倾销调查的负面影响;三是引导企业主动实施产品创新策略应对各国对华反倾销,通过出口新产品规避与外国企业间的“价格战”,从而减少反倾销调查的负面影响。
王璐[8](2018)在《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机制研究(1990-2016)》文中研究指明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经贸关系通常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然而中美经贸关系并非总是风平浪静,有时甚至会成为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对华最惠国待遇是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进入21世纪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成为中美关系中新的焦点问题,由此引发中美两国在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的持久斗争。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将中国视为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者,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由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采取敌视的态度。面对中美贸易关系并不太乐观的前景,中国政府和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中美贸易关系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长期以来,美国智库一直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仍是一个亟待具体、深入研究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中美贸易关系中的行为体不仅包括两国的企业,还包括政府、国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利益集团、智库和媒体等。美国智库形成对华贸易研究成果后,通过影响美国政府、美国国会、美国媒体和美国公众的对华认知来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中美贸易关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本文认为,在美国智库的对华研究中,其对中美贸易关系的评估是自变量,对中美战略态势的评估(包括对中美综合国力对比和美国对华战略需求的评估)是中介变量,而对本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建议是因变量。21世纪以来,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从“霸权自信”转变为“霸权焦虑”,这种转变亦体现在其智库学者近年来有关对华贸易的研究中,并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走向。本文将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来分析美国智库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内在逻辑;研究制约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成果倾向性和影响力的因素;通过案例分析来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助于改善中美贸易关系的政策建议。
曾艳军[9](2015)在《我国应对反倾销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反倾销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允许用来抵制倾销的贸易救济措施,同时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做法,该做法已经对我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商品发起第一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我国逐渐成为世界上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在WTO公布的反倾销报告中讲到:“中国依然处于被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对象地位”,“从中国出口的商品仍然遭受到最频繁的最终反倾销措施”。中国出口产品符合反倾销法上的倾销构成要件,是进口国对华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前提。反倾销法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条约。WTO《反倾销协议》是反倾销法上非常重要的国际条约,在成员国内具有普遍效力。它规定反倾销措施仅适用于《关贸总协定》(GATT)1994第6条规定的情况。因此,关于倾销的构成要件,目前最常用的标准是GATT1994第6条的规定,即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进入另一国商业,如因此对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内产业的新建,则构成倾销。进口国反倾销主管机构进行裁决时,会涉及正常价值的确定、正常贸易过程、损害的确定、同类产品、国内产业、因果关系等具体问题。对中国而言,因为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还会涉及替代国制度和单独税率等等。这些问题是研究我国应对反倾销之前首先要解决的。WTO允许其成员方采用反倾销的手段维护公平贸易秩序,抵制不正当竞争,因此反倾销法律已成为WTO成员方贸易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入世后,我国既是贸易大国,又是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反倾销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主流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对华反倾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这种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扭转,因此要认真对待,只有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我国应对反倾销过程中出现不少对我国有较大影响的问题,例如替代国制度、倾销与损害之间一般因果关系、日落复审、单独税率、“双反调查”、环境倾销和劳动力倾销等等。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因为WTO《反倾销协议》的模糊规定和缺漏,给了进口国反倾销主管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是由于进口国违反WTO《反倾销协议》,滥用反倾销措施,导致我国出口产品没有倾销的认定为倾销,倾销幅度低的认定为倾销幅度高,给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反倾销不仅是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题;不仅是贸易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法律问题、政治问题、企业问题。因此反倾销的应对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采取措施,从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三个角度来应对。从国际层面上,我国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行应对:如果其他成员国利用WTO《反倾销协议》的不合理和模糊规定之处,对我国采取反倾销措施,我国可以提议修改WTO《反倾销协议》相关规定或者进行合理解释。如果其他成员国的反倾销措施不符WTO《反倾销协议》的相关规定,我国可以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若胜诉可以要求其按照WTO的裁决修改其反倾销法。对进口国反倾销主管机构作出的反倾销行政行为不服的,我国出口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在进口国寻求司法救济。由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我国出口产品在反倾销调查中遭到歧视对待,我国政府可以通过多方交涉和谈判,争取合理对待,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待遇。从国内层面上,政府应对反倾销,主要从加强立法,争取市场经济国家的对待,加强政府机关在反倾销中的服务意识,推动产业转型等方面采取措施;行业协会应对反倾销,则是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及时有效地组织企业应诉,建立应诉基金制度等等;企业应对反倾销,应该转化观念,改变低价出口的竞争战略,内部协调,改变出口低端无序的状态,积极应诉等等。应对反倾销是一项多方位的工程,仅靠任何一方是不行的,需要综合政府、企业、外贸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力量,各方面要通力合作并积极配合。2016年12月我国根据《入世议定书》将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进口国不能再采取替代国制度来计算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我国应对反倾销的问题会不会迎刃而解呢?情况不容乐观,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不会轻易放弃反倾销这种对中国出口产品非常有效的贸易保护手段。不少国家已经开始对我国提出环境倾销和劳动力倾销的指控,这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应。同时,国外对我国规避反倾销调查的案件数也增长很快,成为我国继反倾销之后面临的新一轮贸易壁垒,将进一步削弱中国出口企业应对反倾销的能力。这些问题跟传统的反倾销比较起来,应对的难度更大,又具有现实紧迫性。面对反倾销的新发展,我国不能再沿用过去的解决办法,否则只会徒劳无功。我国应该从理论上阐述新型反倾销的缺陷,同时深刻理解国际条约中的相关条款,并加以运用,在实践中寻求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和我国企业的正常出口保驾护航。
韩冰[10](2014)在《新形势下中国应对反倾销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今WTO的国际贸易救济体系中,反倾销措施不但是应用极为频繁,影响面非常广泛的救济手段,而且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贸易保护手段为人们所关注。自WTO成立以后,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居高不下,即便加入WTO以后的十几年来,也未能扭转窘境,甚至因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增长,几乎年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在美国的影响下,一些发达国家多次向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双反”调查,比如近两年我国遭受的光伏“寒冬”就是鲜活一例,我国外向型企业损失惨重。所以,妥善应对反倾销问题成为我国积极推进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角度,以理论研究为基础、问题分析为重点、对策研究为落脚点,按照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采用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统一、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统一、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呼应、案例分析和经验分析相协调、国际比较分析法、内外因分析法、战略分析法等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当前的新形势下,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以及印度、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对我国进行反倾销调查与裁决的现状、特征、主要原因和发展趋势。结合反倾销对我国出口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与贸易效应分析,导致我国面临严峻反倾销挑战的教训与原因主要有:我国企业在加入WTO之后,出口激增、劳动力成本优势等进一步释放,企业发展不平衡与产品在低产业链恶性竞争、竞相压价,出口企业、行业协会、政府机构等多方协调不力,国内产业结构失衡、资源利用粗放,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与国际规则不尽协调,以及“非市场经济地位”与反倾销应诉经验不足等多种因素。因此,总结我国应对反倾销问题的经验与教训,建立与当前应对反倾销问题相匹配的结构化反倾销预警机制,成为我国应对反倾销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我们在积极协调、妥善应对反倾销问题的同时,更应该自视缺陷与不足,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完善、进一步调整我国产业结构、推进产业集约化发展、加强产品创新,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有效规避反倾销等贸易壁垒,推进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本文共分为六章。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反倾销问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研究方法、创新点与研究难点。第一章,倾销与反倾销的理论基础。论述了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与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西方贸易保护理论的发展历史、主要政策,以及与倾销、反倾销的关系;同时,论述了反倾销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反倾销问题做了理论评述。第二章,倾销与反倾销的发展历史与当代新特征。详细介绍了倾销的历史与现状、倾销的类型、WTO框架下对倾销的认定规则,并对倾销的利弊进行了简要分析;反倾销的历史演进、WTO框架下反倾销裁决的主要措施,以及WTO框架下的贸易救济体系;分析了当代新形势下,国际反倾销的新特征及其成因。第三章,当代新形势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对我国反倾销的新特征。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反倾销问题的总体情况,并分国别分析了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对我国反倾销的特征与趋势;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土耳其、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对我国反倾销的特征与趋势。第四章,反倾销的经济影响与产生的贸易效应分析。通过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分别对全球反倾销调查整体、主要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反倾销调查的出口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各国对华反倾销指控强度的比较,并以美、欧等国对我光伏产品的反倾销为例,分析了反倾销的贸易效应。第五章,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反倾销的经验和教训。系统总结了我国加入WTO以后的十多年来应对反倾销问题的主要教训和重要经验。第六章,新形势下中国应对反倾销问题的政策建议。提出结构化反倾销预警机制的重要性和基本架构,并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企业、行业组织和政府从各相关层面的策略建议。通过对我国在新形势下应对反倾销问题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面临的反倾销问题在当前和今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相当严峻,这不但涉及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而且,越来越影响到我国国内产业发展与国家的长远经济战略,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要进一步推进国内政策与法律法规同国际接轨,利用市场机制整合优势资源,推进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整体地位;加强劳务输出和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提升全球战略思维,不断消减对外贸易的倾销动力,推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国际经济秩序的历史局限性,积极参与到国际规则的修正与完善,提高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缓解与打消外国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歧视与误解,更为有效地妥善应对反倾销问题,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快速、稳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与伟大复兴。
二、外国对华出口商品反倾销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外国对华出口商品反倾销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1.3.4 文献评述 |
1.4 论文结构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之处 |
1.7 研究不足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3.1.4 层次分析法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4.3.1 动机分类 |
4.3.2 市场寻求型 |
4.3.3 避税地投资 |
4.3.4 政策激励型 |
4.3.5 制度寻求型 |
4.3.6 战略投资型 |
4.3.7 要素寻求型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4.4.1 政策优势 |
4.4.2 资本优势 |
4.4.3 技术优势 |
4.4.4 货币优势 |
4.4.5 国家优势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6.1.2 资本的分配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7.5 异质性检验 |
7.5.1 时间异质性 |
7.5.2 国家异质性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一、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对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性 |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中美争端解决的重要意义 |
三、中美法律技术脱节和中美贸易争端的关系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法律技术脱节的研究 |
二、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 |
三、关于中美贸易争端的研究 |
四、关于中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五、关于美国贸易法律技术的研究 |
六、关于中美贸易发展和战略的研究 |
七、关于中国发展战略和实力的研究 |
八、研究现状评述及启示 |
第四节 研究内容 |
一、研究范畴 |
二、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 |
三、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与外延 |
第一节 法律技术的概念发展及特征 |
一、法律技术的概念渊源 |
二、法律技术的概念拓展 |
三、法律技术的特性 |
第二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基本内容 |
一、法律技术脱节的内涵 |
二、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和特征 |
第三节 法律技术脱节的影响 |
一、法律技术脱节在国内领域的影响 |
二、法律技术脱节在国际领域的影响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背景分析 |
第一节 WTO的发展与现状 |
一、WTO制度发展 |
二、WTO规则体系的困境 |
第二节 中国对美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一、入世后中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二、中国对美贸易战略演变 |
三、中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第三节 美国对中国贸易法律技术脱节背景 |
一、2001 年至今美国贸易发展概况、特点和前景 |
二、美国对华贸易战略演变 |
三、美国贸易法与WTO规则关系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美贸易争端的法律技术脱节案例表现 |
第一节 中国诉美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二、美国应诉方式法律性强 |
三、从案件结果看 |
第二节 美国诉中国的WTO争端案件统计与分析 |
一、年度起诉案件变化规律 |
二、案件涉及传统贸易和美国优势领域 |
三、中国应诉方式政治性强 |
四、从案件结果看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一节 中美贸易争端涉及的实体法领域概况 |
第二节 中美实体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内容和特点 |
一、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内容 |
二、涉案WTO实体法规下中美法律技术脱节的特点 |
第三节 中美实体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一、实体性立法领域的原因 |
二、实体法适用领域的原因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领域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一节 中美“双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术脱节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规定 |
二、中美涉反倾销或反补贴程序案的概况 |
三、中美在双反领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 |
第二节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术脱节 |
一、DSU程序性规定 |
二、中美WTO争端案件涉DSU程序概况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术脱节 |
第三节 中美WTO争端中程序性法律技术脱节的原因 |
一、程序价值理念不一致 |
二、程序性立法差异 |
三、程序法适用差异 |
第六章 WTO体系下中国的贸易法律技术调整方案 |
第一节 贸易法价值合法化 |
一、维护WTO多边贸易体制 |
二、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原则 |
三、实体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则 |
第二节 中国对美贸易立法技术调整方案 |
一、平衡内外的立法方针 |
二、调整立法机制和机构 |
三、确立科学的立法规范 |
第三节 中国对美贸易法律适用技术调整方案 |
一、法律适用部门分工专业化机制化 |
二、积极主动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 |
三、建立与立法机构的反馈机制 |
四、转变“第三方”思维,实践中提高对实体法的解释能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参考文献 |
(一)中文着作 |
(二)中文译着 |
(三)中文论文 |
(四)中文学位论文 |
二、英文参考文献 |
(一)英文着作 |
(二)英文论文 |
三、相关网站数据库 |
附件:中美提交WTO争端案件统计(2001-2019) |
致谢 |
(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影响 |
1.2.2 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 |
1.2.3 总结性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主要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结构安排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2.1 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理论探讨 |
2.1.1 贸易摩擦的内涵及分类 |
2.1.2 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基础 |
2.1.3 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的影响分析 |
2.2 全球价值链下贸易摩擦的影响机制理论探讨 |
2.2.1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界定 |
2.2.2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测算 |
2.2.3 全球价值链下贸易摩擦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途径研究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
3.1 中外贸易摩擦的发展现状 |
3.1.1 中国遭受反倾销情况 |
3.1.2 中国遭受反补贴情况 |
3.1.3 中国遭受保障措施情况 |
3.1.4 中国遭受技术壁垒情况 |
3.2 中国与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
3.2.1 中美贸易摩擦 |
3.2.2 中印贸易摩擦 |
3.2.3 中欧贸易摩擦 |
3.2.4 中日贸易摩擦 |
3.3 中外贸易摩擦的原因 |
3.3.1 贸易失衡 |
3.3.2 产业升级 |
3.3.3 政治因素 |
3.3.4 体制原因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
4.1 引言 |
4.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4.3 贸易摩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检验 |
4.3.1 数据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
4.3.2 计量模型设定 |
4.3.3 回归结果 |
4.3.4 内生性讨论 |
4.3.5 稳健性检验 |
4.4 异质性检验 |
4.4.1 基于出口行为异质性检验 |
4.4.2 基于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
4.5 全球价值链下作用机制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出口份额的影响 |
5.1 引言 |
5.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5.3 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出口份额的影响 |
5.3.1 数据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
5.3.2 计量模型设定 |
5.3.3 回归结果 |
5.3.4 内生性讨论 |
5.3.5 稳健性检验 |
5.4 异质性检验 |
5.4.1 基于贸易方式的异质性检验 |
5.4.2 基于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
5.5 全球价值链下影响机制检验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 |
6.1 引言 |
6.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6.3 事实描述 |
6.3.1 中国遭受反倾销的事实描述 |
6.3.2 中国企业创新的事实描述 |
6.4 实证检验 |
6.4.1 数据说明 |
6.4.2 计量模型设定 |
6.4.3 回归结果 |
6.4.4 内生性讨论 |
6.4.5 稳健性检验 |
6.5 异质性检验 |
6.5.1 出口行为异质性检验 |
6.5.2 生产率异质性检验 |
6.5.3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6.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作用机制检验 |
6.7 “时间效应”检验 |
6.8 本章小结 |
第7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
7.1 引言 |
7.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7.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7.3.1 模型设定 |
7.3.2 变量选取与测算 |
7.3.3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7.4 实证检验 |
7.4.1 基本估计结果 |
7.4.2 内生性讨论 |
7.4.3 稳健性检验 |
7.5 拓展分析 |
7.5.1 不同反倾销实施国分组 |
7.5.2 不同所有制企业分组 |
7.5.3 不同生产率企业分组 |
7.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影响机制检验 |
7.7 本章小结 |
第8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股价的影响 |
8.1 引言 |
8.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8.3 实证检验 |
8.3.1 “轮胎特保”案的历史背景 |
8.3.2 模型设定 |
8.3.3 数据处理与统计描述 |
8.3.4 内生性讨论 |
8.3.5 回归结果分析 |
8.3.6 稳健性检验 |
8.4 影响机制的检验 |
8.5 “时间效应”和“阶段效应”检验 |
8.5.1 “时间效应”检验 |
8.5.2 “阶段效应”检验 |
8.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摩擦对关联产业股价影响的检验 |
8.6.1 产业关联的测算 |
8.6.2 产业关联的统计性描述 |
8.6.3 实证检验 |
8.7 本章小结 |
结论及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4)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因素及对中国的出口抑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主题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点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1.4.2 论文的不足点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2.1.1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经济影响因素 |
2.1.2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政治影响因素 |
2.1.3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国际组织影响因素 |
2.2 反倾销出口抑制的文献综述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因素及出口抑制的理论基础 |
3.1 倾销与反倾销的概念界定 |
3.2 反倾销的贸易保护理论分析 |
3.2.1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
3.2.2 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 |
3.2.3 关税理论 |
3.3 反倾销的贸易效应理论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美国对华反倾销裁定程序和案件特征分析 |
4.1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裁定程序 |
4.2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的案件特征 |
4.2.1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数量统计 |
4.2.2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征税统计 |
4.2.3 美国对华反倾销涉案金额统计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5.1 预期假设 |
5.1.1 经济因素 |
5.1.2 政治因素 |
5.1.3 国际组织因素 |
5.1.4 其他因素 |
5.2 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
5.2.1 主要变量数据说明 |
5.2.2 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
5.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
5.2.4 负二项回归计数模型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的出口抑制 |
6.1 计量模型与变量设定 |
6.1.1 模型设定 |
6.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6.1.3 内生性问题 |
6.2 差分GMM回归结果及分析 |
6.3 美国对华反倾销出口抑制的评估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中国产业竞争力相关研究 |
1.2.2 中美贸易摩擦动因相关研究 |
1.2.3 文献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分析逻辑与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研究不足 |
第2章 制造业竞争力与国际贸易摩擦:理论逻辑 |
2.1 概念界定及本研究指向 |
2.1.1 制造业竞争力 |
2.1.2 贸易摩擦 |
2.2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形成 |
2.2.1 制造业竞争力、国家利益与贸易摩擦 |
2.2.2 国家利益、国家干预与贸易摩擦 |
2.2.3 制造业竞争力引发贸易摩擦的机制和逻辑 |
2.3 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摩擦升级 |
2.3.1 制造业竞争力相对变化与比较优势演化 |
2.3.2 比较优势演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摩擦升级 |
2.3.3 制造业竞争力导致贸易摩擦激化的动态过程 |
2.4 小结 |
第3章 中国制造业发展与中美贸易摩擦的历史回顾 |
3.1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动态变化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反映 |
3.1.1 产出结构动态变化与竞争力变迁 |
3.1.2 对外贸易发展及其反映的制造业竞争力变化 |
3.1.3 竞争力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3.2 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制造业相对竞争力演化 |
3.2.1 美国制造业规模、结构及支柱产业 |
3.2.2 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结构意义 |
3.2.3 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变动的实证分析与描述 |
3.3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历程的时间与行业特征 |
3.3.1 2001 年-2008 年:以纺织、机电、化工等产品为主的贸易摩擦 |
3.3.2 2009 年-2016 年:贸易摩擦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蔓延升级 |
3.3.3 2017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规模、层级和烈度发生新变化 |
3.3.4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具有时间相关性 |
3.4 小结 |
第4章 制造业竞争力变化引致中美贸易摩擦的逻辑和条件 |
4.1 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乃至激化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4.1.1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贸易摩擦 |
4.1.2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摩擦 |
4.1.3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引发中美行业贸易摩擦的基本逻辑和条件 |
4.2 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的经济根源与美方逻辑 |
4.2.1 “中国制造2025”在美国引发对抗性贸易政策反应 |
4.2.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是贸易战爆发的经济根源 |
4.2.3 中国快速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 |
4.3 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冲击 |
5.1 新兴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5.1.1 产业竞争力来源与影响因素识别 |
5.1.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 |
5.2 中国新兴产业竞争力所受影响分析 |
5.2.1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
5.2.2 华为公司成长历程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
5.3 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6.1 结论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6.1.1 主要结论 |
6.1.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6.2 中国应对建议 |
6.2.1 中美贸易战前景简析 |
6.2.2 中国应对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6)美国对华“双反”的贸易效应研究 ——基于贸易限制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反倾销贸易效应的文献综述 |
二、反补贴贸易效应的文献综述 |
三、“双反”调查的文献综述 |
四、文献评述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与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 |
一、创新点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美国对华“双反”调查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第一节 美国对华“双反”调查现状分析 |
一、国外对华“双反”调查现状 |
二、美国对华“双反”调查现状 |
第二节 美国对华“双反”调查特点 |
一、数量急剧上升,几乎都为肯定性裁决 |
二、涉案产品金额增大,涉案行业呈扩张趋势 |
三、征收税率普遍较高,不同涉案企业税率差异大 |
四、调查周期长,加大企业应诉难度 |
五、美国对华“双反”产品的RCA指数研究 |
第三节 美国对华“双反”调查原因 |
一、压制中国经济竞争力,强化美国长期战略目标 |
二、片面看待中美货物贸易差额 |
三、美国经济增速迟缓,失业率上升 |
四、“双反”措施自身优势 |
五、中国出口企业的低价营销策略 |
第二章 “双反”调查贸易效应的相关理论分析 |
第一节 “双反”调查的四种贸易效应 |
一、贸易限制效应 |
二、贸易转移效应 |
三、贸易偏转效应 |
四、贸易抑制效应 |
第二节 “双反”调查贸易限制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的理论分析 |
一、关税经济效应分析 |
二、价格竞争模型分析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双反”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美国对华“双反”贸易效应的描述性分析 |
一、贸易限制效应的描述性分析 |
二、贸易转移效应的描述性分析 |
第二节 实证模型、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一、模型设计 |
二、变量选取 |
三、数据来源 |
第三节 美国对华“双反”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
一、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
二、固定效应回归 |
三、GMM估计回归 |
四、回归结果分析 |
第四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一、政府层面 |
二、行业层面 |
三、企业层面 |
参考文献 |
(7)对华反倾销的成因及效应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反倾销调查的制度背景 |
1.2.1 反倾销的起源与发展 |
1.2.2 反倾销调查的流程 |
1.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协定书》第十五条的解读 |
1.3 研究意义 |
1.4 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1.4.1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1.4.2 主要研究方法 |
1.5 本文的创新及不足 |
1.5.1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关于反倾销动因的文献综述 |
2.1.1 反倾销调查的经济因素 |
2.1.2 反倾销调查的政治因素 |
2.1.3 反倾销调查的其他因素 |
2.2 关于反倾销效应的研究综述 |
2.2.1 反倾销政策对贸易的影响 |
2.2.2 反倾销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
2.2.3 反倾销政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
2.3 关于反倾销对策的研究综述 |
2.3.1 企业的短期应对策略 |
2.3.2 企业的长期应对策略 |
2.3.3 行业与国家层面的应对策略 |
2.4 文献评述及展望 |
3 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动因分析——基于国家和行业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
3.1 研究背景 |
3.2 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设 |
3.2.1 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 |
3.2.2 行业层面的影响因素 |
3.3 研究设计 |
3.3.1 研究问题与估计方法 |
3.3.2 数据来源及数据说明 |
3.3.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3.4 实证结果分析 |
3.4.1 基准回归结果:国家层面 |
3.4.2 基准回归结果:行业层面 |
3.4.3 异质性检验 |
3.4.4 稳健性检验 |
3.4.5 内生性问题 |
3.5 结论与启示 |
4 反倾销措施与出口产品种类溢出效应——基于美国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实证研究 |
4.1 研究背景 |
4.2 研究设计 |
4.2.1 数据来源及数据说明 |
4.2.2 研究问题与估计方法 |
4.2.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基准回归结果 |
4.3.2 美国反倾销措施对非倾销产品出口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4.3.3 对本章影响机制的进一步说明 |
4.4 稳健性检验 |
4.5 结论与启示 |
5 反倾销与企业创新——基于全球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实证研究 |
5.1 研究背景 |
5.2 研究设计 |
5.2.1 数据来源及数据说明 |
5.2.2 研究问题与估计方法 |
5.2.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3.1 基准回归结果 |
5.3.2 反倾销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
5.4 稳健性检验 |
5.5 小结与启示 |
6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主要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机制研究(1990-2016)(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一、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
二、相关概念和研究对象的界定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研究假设与创新之处 |
五、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六、研究难点与研究重点 第一章 美国智库概述 |
第一节 美国智库的概况 |
一、美国智库的起源 |
二、美国智库的发展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兴盛的特殊原因 |
一、独特的政治土壤 |
二、开放的政治体制 |
三、发达的基金会支持 |
四、独立的运作机制 |
第三节 美国智库的政治主张倾向 |
一、美国智库的传统政治倾向 |
二、美国智库学者的对华政策倾向 |
第四节 小结 第二章 美国智库在美国对外贸易决策中的功能与影响途径分析 |
第一节 美国智库在美国对外贸易决策中的功能分析 |
一、提出政策建议 |
二、进行政策教育 |
三、充当交流平台 |
四、提供专业人才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外贸易决策的途径 |
一、担任政府官员 |
二、为总统候选人出谋划策 |
三、参加国会听证并与议员密切沟通 |
四、通过出版物和互联网发布研究成果 |
五、借助媒体影响公众舆论 |
六、举办社会活动和培训项目 |
第三节 小结 第三章 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理论研究 |
第一节 基于双重认知评估理论的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成果分析 |
一、基于身份认知与塑造的中美贸易关系分析 |
二、双重认知评估理论分析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机制 |
三、影响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的错误知觉因素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的变与不变 |
一、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的可变性 |
二、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的不变性 |
第三节 制约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影响力的外部因素 |
一、与美国对华大战略的一致程度 |
二、与美国总统治国理念的一致程度 |
三、与美国强势利益集团的一致程度 |
四、与美国主流公众舆论的一致程度 |
第四节 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 |
一、中美贸易关系的参与主体及其互动 |
二、美国智库对华贸易研究影响中美贸易关系的机理 |
第五节 小结 第四章 美国智库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决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
第一节 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由来 |
一、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背景 |
二、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产生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在对华最惠国待遇之争中的作用机制 |
一、美国智库关于对华最惠国待遇的研究 |
二、美国智库影响对华最惠国待遇之争的作用机制分析 |
第三节 美国智库影响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 |
一、美国智库关于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研究 |
二、美国智库影响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的机制分析 |
第四节 关于对华最惠国待遇的美国智库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
一、相关研究成果的汇总 |
二、汇总结果的统计分析 |
第五节 小结 第五章 美国智库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决策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
第一节 美国智库在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决策中的影响分析 |
一、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产生及其原因 |
二、美国智库关于对华贸易逆差的研究及其影响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相关决策的影响 |
一、美国智库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 |
二、美国智库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相关决策的影响机制分析 |
第三节 美国智库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相关决策的影响 |
一、美国智库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 |
二、美国智库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相关决策的影响机制分析 |
第四节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美国智库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
一、相关研究成果的汇总 |
二、汇总结果的统计分析 |
第五节 小结 第六章 美国智库在中美经济秩序博弈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
第一节 美国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思考 |
一、美国智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 |
二、美国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 |
第二节 美国智库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战略思考 |
一、美国智库关于亚投行的研究 |
二、美国智库如何影响美国对亚投行的态度 |
第三节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美国智库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
一、相关研究成果的汇总 |
二、汇总结果的统计分析 |
第四节 小结 第七章 研究假设的案例检验结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第一节 研究假设的案例检验结果 |
一、双重认知评估理论的案例检验结果 |
二、研究假设和分假设的案例检验结果 |
第二节 启示一:建构动态平衡的中美贸易关系 |
一、扩大国内消费市场 |
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
三、增加对美商品进口 |
四、开辟新兴出口市场 |
第三节 启示二:改善中美贸易关系中的中国形象 |
一、塑造中国政府良好的国际形象 |
二、扭转中国企业堪忧的国际形象 |
第四节 启示三:让美国智库学者更加了解和理解中国 |
一、加强中美两国智库之间的“二轨外交” |
二、关注和支持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 |
第五节 小结 结语 |
一、研究成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解析 |
二、研究成果的现实参考价值 |
三、研究缺憾及未来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9)我国应对反倾销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选题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1.2.1 选题研究的背景 |
1.2.2 选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3 国内外对反倾销法的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4 本文拟创新之处 |
1.4.1 拟对我国应对反倾销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
1.4.2 在充分竞争和国际市场的视角下还原倾销制度的实质 |
1.4.3 适当运用合理的贸易保护措施进行反制 |
1.4.4 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环境倾销问题 |
1.4.5 产业转型是解决反倾销问题的主要途径 |
1.5 研究方法 |
1.5.1 比较分析方法 |
1.5.2 文本分析方法 |
1.5.3 典型案例分析方法 |
1.5.4 综合分析方法 |
第2章 WTO体制下反倾销制度的功能与缺陷 |
2.1 反倾销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
2.1.1 反倾销和反倾销法的概念 |
2.1.2 反倾销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
2.2 反倾销法关于倾销的界定 |
2.2.1 倾销的概念 |
2.2.2 倾销的原因 |
2.2.3 反倾销法上倾销的构成要件 |
2.3 反倾销法的独特制度功能使其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 |
2.3.1 WTO各成员方经济利益的需要 |
2.3.2 国内产业集团利益的驱使 |
2.3.3 反倾销操作方便且效果显着 |
2.4 反倾销法的理论缺陷与制度功能的扩大化 |
2.4.1 反倾销法的理论缺陷 |
2.4.2 反倾销法在现阶段存在的合理性 |
2.4.3 反倾销法的改革 |
第3章 我国出口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的原因与症结 |
3.1 中国出口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的现状考察 |
3.1.1 中国出口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的背景 |
3.1.2 中国出口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的具体情形 |
3.1.3 中国出口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的新特征 |
3.1.4 中国出口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的影响 |
3.2 中国出口企业频繁遭到反倾销的主要原因 |
3.2.1 中国经贸出口的持续增长对欧美相关产业形成竞争压力 |
3.2.2 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 |
3.2.3 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
3.2.4 WTO反倾销协议某些规定的模糊行和不确定性 |
3.2.5 对华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 |
3.2.6 部分倾销产品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进入中国 |
3.2.7 中国出口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引发反倾销调查的直接诱因 |
3.3 我国应对反倾销不力的症结所在 |
3.3.1 替代国制度成为我国应对反倾销的“绊脚石” |
3.3.2 倾销与损害之间一般因果关系的设定导致反倾销案件增多 |
3.3.3 国外对华频繁发起反倾销“日落复审” |
3.3.4 符合条件的中国出口企业没有被给予单独税率 |
3.3.5 对我国提起的“双反”案件日趋增多 |
3.3.6 我国被频频提起环境倾销和劳动力倾销的调查 |
3.3.7 反规避调查成为我国面临的新的贸易壁垒 |
第4章 国际层面上我国应对反倾销的基本策略 |
4.1 充分利用新回合谈判提出完善WTO《反倾销协议》的建议 |
4.1.1 明确反倾销措施实施基本要件中的相关概念 |
4.1.2 明确倾销要件 |
4.1.3 完善替代国制度 |
4.1.4 明确损害要件 |
4.1.5 改进累积评估制 |
4.1.6 明确损害和倾销之间的因果关系 |
4.1.7 改进现有的调查启动机制 |
4.1.8 强化“公共利益”条款 |
4.1.9 强化“日落条款”的作用 |
4.1.10 强化对反倾销案件的监督 |
4.2 对恶意、不当反倾销调查及时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 |
4.2.1 法律依据 |
4.2.2 我国提交D S B时应该重视的问题 |
4.2.3 我国诉国外对华反倾销措施的实践 |
4.2.4 我国提交WTO争端机制解决的典型案例 |
4.3 适时和有选择地利用进口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
4.3.1 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依据 |
4.3.2 利用进口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典型案例 |
第5章 国内层面上我国应对反倾销的基本对策 |
5.1 国家(政府)层面的法律应对 |
5.1.1 加强相关立法 |
5.1.2 争取市场经济国家的对待 |
5.1.3 加强政府机关在反倾销中的服务意识 |
5.1.4 政府推动设立出口应诉费用保险 |
5.1.5 调整企业出口的优惠及鼓励政策 |
5.1.6 产业转型 |
5.1.7 反倾销人才的培养 |
5.1.8 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 |
5.1.9 适当运用合理的贸易保护措施进行反制 |
5.2 行业协会的协调应对 |
5.2.1 行业协会在应对反倾销过程中做好协调和服务工作 |
5.2.2 及时有效地组织企业应诉 |
5.2.3 行业协会可以作为利害关系人应诉 |
5.2.4 协调行业内部以杜绝低端无序竞争 |
5.2.5 完善反倾销预警机制 |
5.2.6 建立应诉基金制度 |
5.3 企业自身的主动应对 |
5.3.1 改变低价出口的竞争战略 |
5.3.2 改变出口低端无序的状态 |
5.3.3 积极应诉 |
5.3.4 掌握反倾销协议中的“可获得最佳资料”规则 |
5.3.5 聘请熟悉反倾销规则的律师 |
第6章 我国应对新型反倾销的特殊对策 |
6.1 环境倾销问题的分析和特殊对策 |
6.1.1 环境倾销理论产生的原因 |
6.1.2 环境倾销理论出台的国际背景 |
6.1.3 环境倾销与W TO反倾销规则的冲突 |
6.1.4 从中欧光伏贸易摩擦看环境成本转移 |
6.1.5 我国应对环境倾销的特殊对策 |
6.2 劳动力倾销问题的分析和特殊对策 |
6.2.1 劳动力倾销问题概述 |
6.2.2 劳工标准定义 |
6.2.3 国家贸易中的劳工标准 |
6.2.4 实施反劳动力倾销贸易措施与W TO反倾销措施的关系 |
6.2.5 劳工标准已经进入贸易领域 |
6.2.6 劳动力倾销论调对中国贸易的影响 |
6.2.7 我国应对劳动力倾销的特殊对策 |
6.3 反规避措施的分析和特殊对策 |
6.3.1 反倾销领域规避和反规避概述 |
6.3.2 欧美反倾销法中反规避措施研究 |
6.3.3 反规避对我国的影响 |
6.3.4 我国应对反规避的特殊对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10)新形势下中国应对反倾销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三、 主要内容与结构 |
四、 创新与疑难 |
第一章 倾销与反倾销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与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 |
一、 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 |
二、 马克思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关于贸易保护理论 |
一、 贸易保护理论是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基础之一 |
二、 资本主义垄断与竞争推进经济全球化发展 |
三、 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政策 |
四、 西方对外贸易政策与倾销的关系 |
第三节 反倾销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 国外反倾销文献综述 |
二、 国内反倾销文献综述 |
第四节 反倾销理论评述 |
一、 国际垄断与竞争造成的国际市场失衡导致反倾销问题不断升温 |
二、 国家战略至上催生贸易保护 |
三、 倾销与反倾销问题的目的与实践分析 |
第二章 倾销与反倾销的历史与现状 |
第一节 倾销的历史与现状 |
一、 倾销的概念 |
二、 倾销的历史演变 |
三、 倾销的类型 |
四、 倾销的经济学分析 |
五、 WTO 框架下对倾销的认定 |
六、 倾销的利弊分析 |
第二节 反倾销的历史与现状 |
一、 反倾销的概念 |
二、 反倾销的历史演进 |
三、 法制化进程逐渐使反倾销成为正当的贸易救济手段 |
四、 WTO 框架下反倾销调查的主要程序 |
第三节 WTO 框架下的贸易救济体系 |
一、 妥善解决贸易摩擦与冲突是 WTO 规则的宗旨之一 |
二、 WTO 框架下的主要贸易救济手段 |
三、 我国的贸易救济法律体系 |
第四节 新形势下国际反倾销问题表现的新特征 |
一、 新形势下反倾销案例的主要特征 |
二、 反倾销新特征的成因分析 |
第三章 新形势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华反倾销的特征与趋势 |
第一节 中国面临反倾销问题的总体情况 |
一、 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的反倾销受害国 |
二、 中国面临反倾销问题的发展趋势 |
三、 中国面临的“双反”案例不断增多 |
第二节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华反倾销的特征与趋势 |
一、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特征与趋势 |
二、 欧盟对华反倾销的特征与趋势 |
三、 日本对华反倾销的基本情况 |
四、 加拿大对华反倾销的总体情况 |
五、 澳大利亚对华反倾销的总体情况 |
第三节 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对华反倾销的特征与趋势 |
一、 印度对华反倾销的特征与趋势 |
二、 阿根廷对华反倾销的特征与趋势 |
三、 巴西对华反倾销的特征与趋势 |
四、 土耳其对华反倾销的总体情况 |
五、 南非对华反倾销的总体情况 |
六、 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总体情况 |
七、 俄罗斯对华反倾销的总体情况 |
第四章 反倾销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与贸易效应分析 |
第一节 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
一、 全球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总额产品巨大影响 |
二、 全球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总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三、 主要发达国家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总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四、 主要发展中国家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总额影响的实证检验 |
第二节 对华反倾销指控强度比较 |
一、 反倾销指控指数 |
二、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指控情况比较 |
第三节 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分析 |
一、 非关税贸易效应 |
二、 反倾销制裁引起的贸易效应 |
三、 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的一个实例――中国光伏产业 |
第五章 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反倾销问题的经验教训 |
第一节 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反倾销问题的教训 |
一、 消极应诉只能“坐以待毙” |
二、 “非市场经济”地位成为我国应对反倾销问题的重大障碍 |
三、 同业竞争致使进口国“渔翁得利” |
四、 行业协会力量薄弱导致我国中小企业“束手就擒” |
五、 国内法律不健全导致应对反倾销问题“节外生枝” |
第二节 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反倾销问题的经验总结 |
一、 积极应诉是我国避免或减轻反倾销损失的基本途径 |
二、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上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是应当坚持的长期战略 |
三.我国应对反倾销问题与国内政策调整相互促进 |
四、 调整适应 WTO 法律体系是我国顺利应对反倾销问题的法律基础 |
五、 营造和完善创新机制是应对反倾销问题的关键策略 |
第六章 新形势下中国应对反倾销问题的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结构化反倾销预警机制的构建 |
一、 构建反倾销预警机制的重要性 |
二、 结构化反倾销预警机制的定义 |
三、 结构化反倾销预警机制的构成要素 |
四、 行业组织主导结构化反倾销预警机制 |
五、 结构化反倾销预警机制的基本思路 |
第二节 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应对反倾销问题中的策略建议 |
一、 出口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反倾销问题的关注与防范 |
二、 出口企业遭遇反倾销终裁后的生产调整和补救策略 |
第三节 新形势下我国行业组织应对反倾销问题的策略建议 |
一、 我国行业组织是应对反倾销问题的中流砥柱 |
二、 我国行业组织应对反倾销问题的主要政策建议 |
三、 我国行业协会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 |
第四节 新形势下我国政府应对反倾销问题的政策建议 |
一、 我国在 WTO 框架下处理反倾销问题的政策建议 |
二、 新形势下对国内产业结构战略调整的政策建议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外国对华出口商品反倾销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2]WTO框架下中美贸易争端中的法律技术脱节研究[D]. 孙舒. 外交学院, 2020(08)
- [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李众宜. 北京工业大学, 2020(06)
- [4]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因素及对中国的出口抑制研究[D]. 汤伶俐.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5]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与中美贸易摩擦研究[D]. 那振芳. 辽宁大学, 2019(05)
- [6]美国对华“双反”的贸易效应研究 ——基于贸易限制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视角[D]. 陈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7]对华反倾销的成因及效应的研究[D]. 方菲菲. 厦门大学, 2018(07)
- [8]美国智库影响美国对华贸易的机制研究(1990-2016)[D]. 王璐.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11)
- [9]我国应对反倾销法律问题研究[D]. 曾艳军. 湖南大学, 2015(02)
- [10]新形势下中国应对反倾销问题研究[D]. 韩冰.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