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初中俄两国外交接触中的礼仪之争（论文文献综述）
叶柏川,于白昆[1]（2021）在《近三十年来清代中俄政治外交问题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中俄关系是清朝时期重要的双边关系。现实中两国间的很多问题,都要从清朝追根溯源,尤其是两国领土边界奠定于清朝时期。受时代背景影响,包括领土边界在内的政治外交问题历来是清代中俄关系史研究的重点。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俄致力于建设新型的国家关系,中俄关系史研究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中俄划界问题的解决,出现了一批总结性的研究成果,有关政治外交的专题讨论更加深入。
苏淼[2]（2019）在《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瑞典、俄罗斯等地保存有大量俄罗斯彼得大帝军队所用的军旗,这些军旗中的大部分是用17世纪的中国丝织品制成的。这批丝织品是目前存世最为集中的中国明末清初时期的丝绸实物。本文以瑞典陆军博物馆藏300多面彼得大帝军旗为重点材料,以其他国家博物馆藏彼得大帝军旗等文物为辅助材料,对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本文利用文物调查与分析、图案复原与图像分析、文献整理与互证等方法,并辅以必要的科学实验手段,对用于彼得大帝军旗制作的中国丝织品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分作八章论述。论文第二、三章对彼得大帝军旗的历史背景及中国丝织品制作的军旗装饰样式和形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彼得大帝军旗按使用场合分为步兵旗、骑兵旗和龙骑兵旗三大种类。将这些军旗归纳出两种不同的装饰主题、27款主要形制,概括了中国丝织品在彼得大帝军旗上的选用目的和使用方式。论文第四、五、六、七章为课题研究的重点,以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实物为研究对象,全面整理并分析了这些中国丝织品的艺术与技术特征。首先是图案复原工作,共复原出最具代表性的152款丝织图案,作为图案研究和工艺分析的基础材料。然后对每款丝织图案的布局、丰富的纹样题材及图案的造型特点进行了艺术研究。再是对用于制作彼得大帝军旗的中国丝织品的主要品种进行了分析,分别对单层提花缎织物、平纹地暗花织物和平纹绢的织物品种与工艺特点进行了探讨,并总结出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提花丝织品的五大类产品特点。在艺术与技术研究的过程中,佐以年代测定、染料鉴别等科学实验手段,互证了这些用于彼得大帝军旗的中国丝织品是17世纪在中国织造并染色的产品,这些丝织品有些生产于明代末年,但大部分生产于清代初期,且均不晚于1700年。这批丝织品呈现出明末清初时期中国丝织品的图案类型、艺术风格与技术特点。论文第八章对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的来源途径进行了探讨,并梳理了中俄两国17世纪外交档案及相关文献中关于丝绸、丝绸制品及丝绸贸易的记载,提出对俄丝绸外交的概念,并分析外交用绸的品种、来源及去向。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是17世纪中俄官方外交及中俄直接贸易与间接贸易的珍贵证据。论文第九章选择所用中国丝织品较为典型的三件彼得大帝军旗实物进行了案例分析,对典型军旗的装饰样式与形制、所用丝织品的艺术与技术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就部分织物的年代进行了探讨。
胡威[3]（2019）在《明朝复弃郡县安南（公元1407-1427年）之诸因素及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历史上,越南长时间在古代中国版图之内但又数次独立。而安南（越南）在十五世纪被中国明王朝再次收复统一和安南在二十年后再次独立的这段历史对于研究中越关系便有了诸多启迪。而越南本身由于其特殊的民族精神和地缘位置,在儒家文化圈和东亚朝贡体系中也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国家。故本人基于对明朝为何复弃郡县安南的诸多疑问主要研究中国明朝于公元1407年郡县安南复收其于明代中国版图之内,以及后来于公元1427年又弃守安南任其独立、重回明安宗藩的诸多原因及影响,本文分别从民族思想、经济、政治、军事及地缘关系等多方面因素对该段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并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郡县安南对明王朝的现实意义以及积极和消极影响,且着重分析了安南从明朝中国版图内再次独立这一重大但被忽视的政治事件对当时明安（中越）关系的深远影响以及对当时东亚的国际关系体系（东亚朝贡体系）和东南亚国际政治格局的扰动。
黄薇[4]（2019）在《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文中研究指明从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到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里,处在中西文明冲突与交汇点上的上海,社会生活与中国传统习俗发生了明显的偏离和变化。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但迄今尚无专门着眼于西方基督宗教传播对上海社会风尚的影响。实际上,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上海一直是西方在华传教运动的中心。天主教和新教在上海的传教与社会事业,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占有较大的份额和突出的地位。因此,作为城市宗教与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社会生活的变迁,无疑受到了包括基督宗教文明在内的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此前数量众多的以上海近代化为题的研究着作中,多将“西方”视作一个整体,很少注意到他们因不同的身份、国籍、行业、宗教信仰等,而产生的差别。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劝说”和“规训”两个维度,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下在华基督教会与传教士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关注点的变迁,及其对上海社会风尚造成的影响。“劝说”是指通过运用各种策略,使被劝说者愿意采用劝说者提出的意见或行为趋向。“规训”则是一种“权力—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化上的规训,即通过文化风气的熏陶,风俗习惯的养成,乃至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将其纳入到与规训者相同的文化语境中,减少“西方人”在殖民化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和摩擦。本文依据传教士出版的各种回忆录、书信集,中外教会机构的档案,教会出版机构出版的大量书籍、期刊等中西文献,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全文共分六章,楔子部分阐述了鸦片战争前,西方世界各种游记、笔记里的中国形象,以及传教士初来中国时在生活上的各种摩擦与碰撞;第一章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勾勒了基督宗教在近代上海的发展历史,简要描绘了基督教的传教情况,及其在中西思想交流、学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慈善等方面的作用;第二章主要讨论了基督教东来后,与上海本土文化相遇时的摩擦。教会如何旗帜鲜明地反对诸如缠足、溺婴、一夫多妻等陋俗;第三章讨论了基督教倡导的城市生活理念,诸如合理饮食、积极运动、俭朴衣着、注意公共卫生等;第四章聚焦于基督宗教对于神职人员、中国教牧的日常规训,以餐饮、衣着、居家环境等要求为例,反映出基督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双向互动;第五章讨论了基督宗教在上海这个城市环境下,如何对教徒进行道德约束以及灵性的培养,以及如何实施适度的惩戒。本文最后认为基督教是随着西方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而的,但基督教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其中包含人类社会某些基本的价值观,为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提供了部分道德基础,因而能引起上海本土文化的共鸣。基督宗教在上海的福音事业,对城市现代化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作为这些观念主要的言说者和传播者,传教士们无法摆脱时代及其自身身份的局限性,这就决定这些观念影响的有限性。尤其是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爱国运动,特别是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使得基督教会与传教士渐渐处于社会的边缘角色,虽然留下雪泥鸿爪却并不能给上海城市社会风尚的变化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吕品晶[5]（2018）在《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十七到十九世纪在日中国人聚居区沿革》文中研究指明自日本江户时代以来,赴日中国人在日本经历了“散居市中——聚居’唐人屋敷’——集中’中华街’”的居住形态和区位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伴随着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从长崎到横滨等新开港市的时空变化,更暗含着中国人与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洋人在日本的贸易、文化地位的倒置以及中日之间关系与认知的变化。本文通过考察中国人在日聚居区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在日境遇变化的问题,分析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这种新文明样态在日本发生的因由以及西洋介入、文化模仿方向转移与之的关联,进而从侧面勾勒出江户时代以来中日互动的曲线。进入十七世纪,唐人逐渐构建起了亲缘、地缘、业缘的联系,初期“唐人社会”业已形成。然而随着日本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唐人与在地社会关系的变化,不仅是江户日本对唐人管理态度发生变化,唐人更是经历了从散居到聚居的处境变化。因此,十七世纪是研究在日中国人聚居区变化的重要时间切入点。“唐人屋敷”的建成是中国人在日居住形态变化的分水岭。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在日中国人居住形态发生了关键性转变,并随着中日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此消彼长而历经变迁。其存在于日本江户时代历时近180年,是中日经济、文化等多重关系的重要见证,并与出岛荷兰商馆共同成为江户时代对外关系的特殊产物,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伴随着唐船贸易的瓦解而走向终焉,商住一体的“中华街”取而代之成为华侨的新的汇集之所。在日中国人及其聚居区的变化,既是华侨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中日关系研究领域中不可忽视的视点。以往的华侨问题研究专注于华商的经济贡献或者文化影响,但对于其聚居区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隐藏的原因和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却鲜有关注。同时,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这种变化的视角来探讨中日关系的研究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缺少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梳理,在华人华侨史、移民史的研究中虽涌现了大量成果,对研究有一定意义,补充了中国人聚居区研究资料的不足,但同时,在这种研究框架下,对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的聚居区变迁的研究又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考量。本论从在日中国人构成、在日中国人活动、在日中国人聚居区、日本华侨社会以及依托赴日移民的文化关系等几个方面回顾了既有研究的情况。梳理了必要的中日文献以及代表性研究着作,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从江户初期唐人散居到十七世纪末期聚居“唐人屋敷”最终中国人流向转移进而形成“中华街”的论述过程。十七世纪初期唐人大量东渡的背景以及唐人在日本社会的境遇是“唐人屋敷”形成的必要前提。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以来,大量唐人渡来,既有自中国秦汉以来历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朝初期的双方往来作为历史基础,也有当时中日两国的各自情势提供助力。江户初期的“唐人社会”是以地缘为纽带依托唐寺组成“乡帮”进行自治,并由“住宅唐人”担任唐通事以及唐年行司对唐人进行管理的,当时唐人散居于市中,贸易活动相对自由。但十七世纪中日双方国家内部都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日本对中国、日本人对中国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交往态度方面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加之风纪、走私、天主教传播等问题的侵扰,在日唐人社会管理也由唐人自治发展为幕府统制。“唐人屋敷”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唐人屋敷”是唐人管理变化的重要转折,这种管理变化既是性质上的变化——从自治到统制,也是管理主体的变化——从唐人自治到由日本统制。“唐人屋敷”的建立既有政治目的,又有经济功效,同时“唐人屋敷’的出现及唐僧、文化唐人的到来,丰富了“唐人屋敷”内外的文化内涵,对在地空间造成了文化影响,而作为长崎中国文化受容的基盘的则是人的方面——唐人的到来和驻留以及设施方面——唐寺以及“唐人屋敷”的相继建立。在灾害和骚动下常年的建物残破与动荡不安,以及唐人贸易的日趋瓦解,都使得“唐人屋敷”存在的立场衰微,失去了其原本存续的价值,同时外人居留地的出现和新地恰到好处的“喧宾夺主”,成了压垮“唐人屋敷”的最后—棵稻草。经历了近180年的“唐人屋敷”迎向终焉,江户时代以来的唐船商人聚居区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在日中国人出现了新的区位转移。研究“唐人屋敷”,不能忽视的是唐人在长崎境遇中参照物以及唐人贸易的经年劲敌——荷兰人及其所处的出岛荷兰商馆。在“唐人屋敷”与荷兰商馆博弈的过程中,日本文化模仿方向也在从唐风转向洋学,更令唐人在长崎的优位不在甚至处于劣势。江户以来一直到幕末,日本在对荷兰人和唐人的受容态度和管理上呈现出先窄后宽和先宽后窄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这与日本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国家政策、与东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及对东西方文明的态度等一系列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日本开港以后在日中国人呈现出两条流动轨迹,一是长崎内部的转移,即从过去的“唐人屋敷”转移出来流入新地、广马场以及大浦等外人居留地;二是在日本范围内从以长崎为中心,向其他新开港市转移,形成了横滨、神户、大阪、东京等新的中国人汇集地。明治以来的赴日中国人在新的地理区域内构建华侨社会的新的基盘。各地中国人汇集于一隅,延续江户时代的乡帮互助,共同开创事业,在各地形成“中华街”,如今长崎新地中华街、横滨中华街、神户南京町并居日本三大中华街,成为中华文化的海外表征地。由此,中国人在日本的聚居区从过去的“唐人屋敷”转身为今日的“中华街”。本论在以时间的进程和空间的转移为线索的同时,也关注到了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的在日聚居区的发展过程也成为具有人员混血、经济互惠、文化融合、东西合一特征的新文明样态的产生过程。
苏淼,赵丰[6]（2018）在《从公元17世纪对俄丝绸输出看明末清初中俄丝绸外交》文中研究指明在中俄两国开展正式双边贸易前的公元17世纪,丝绸在中俄交往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并不甚清晰。而在中俄两国17世纪的外交档案等文献中,散落记载着该时期中国与俄罗斯丝绸交往的条目,这是明末清初中俄丝绸外交的珍贵资料。文章通过对文献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对两国记载的相互引证,梳理了中俄17世纪外交用丝绸的制品名称、丝绸品种、数量及相关历史事件,深入解读了明末清初中国对俄丝绸外交的意义、内容与方式。研究表明,丝绸在中俄早期交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丝绸外交是17世纪中俄乃至中国与他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也进一步丰富了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
戴美玲[7]（2018）在《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书院是中国独特且具有完备制度的文化教育组织。虽然中国书院并非自孔子时代就产生,但其文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却可以一直追溯到孔子时代,并且在其产生以后的一千年历史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思想与实践中做出传承与创新,是中国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现代化的研究被认为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所在,文化现代化又被认为是现代化中涉及面最广、最为复杂、最为深层的变迁过程。本文在文化现代化视野下,对中国书院这一富含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基因的载体进行分析,帮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教育组织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中的延续与更新,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理论与实践,了解中国书院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从而寻求对中国现代化与未来发展以些许启示。本文将中国书院的文化传统,近代中国书院的改革,现代中国书院的变迁与转型,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追赶与超越、特点与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等论题置于文化现代化视野之下,重点在于分析中国书院在不同时代不断形成的文化传统,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回应与更新以及当代书院现代化的最新发展,以此观察文化现代化特性下中国书院传统、历史直至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本文将“传统”与“现代”作为一组相互参照的概念,认为中国书院作为文化教育组织形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是中国文化现代化从启蒙到不断更新转型,吸收包容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文化进程中的传承与创新的传统。本文运用中国现代化的解释框架,认为在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书院由“传统”转化到“现代”,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过程。回顾近现代化的社会大变局,最为突出的表征就是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的更新与重构。虽然在此前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中外文化的交流对话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在理性思考与借鉴中,中国书院的文化交融也有丰硕成果。明清时期真正开始了全球格局下的文化碰撞,在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文化主体自信受到冲击。以中国书院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发挥了富有包容性和维新性特点,在中外文化交流的逆境中不断寻求变革,探索中国文化的新生与重构。近代以来,文化在西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摇摆不定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主张,中国书院进行了整体性的改制,仍然以中国文化符号的形式作为中国文化精神载体存在与坚守。虽然改制以后的中国书院依然没有完成近代文化转型,但是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尝试性的探索与实践。本文围绕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和现代”、“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主线,重点以当代的中国书院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中国书院当代的复兴可以作为文化现代化最新的表征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乃至后现代议题的再度深入,中国当代书院再度兴起。本文梳理当代书院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的历程,发现其中从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到民间社会的热潮,再到官方的肯定,当代书院呈现出多元主体共同促进,注重文化传承与转化等诸多书院现代化转型的特点,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本文以现代书院的代表——厦门赏筜书院为例,重点分析了现代化书院的国学活动、运营管理体制、现代化的特色进而再深入思考当代书院现代化的发展。最后,在全球化的时代形势与背景下,在民族现代化与文化自信的进程中,思考当代的中国书院如何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如何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国书院如何在现代社会真正成为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现代转化的象征,同时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社会、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予以更多的思考。本文可以说在大量历史梳理、当代的实践调研、访谈和思考的基础上,通过中国书院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古今中西的对比分析,首次系统的运用文化现代化的相关理论对中国书院进行学术研究的长篇论文。本文的论文选题和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开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同时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期待通过中国书院的研究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各方面实践以理论的启示与实践的指导。
盛强[8]（2016）在《壬辰倭乱时期战争体验汉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生在四百多年前的壬辰倭乱,涉及三国,历时七年。入侵国日本穷兵黩武,最后铩羽而归；受侵国朝鲜经受住了一场几近亡国的灭顶之灾；援助国中国因为身陷战争的漩涡元气大伤。壬辰倭乱深深地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越来越多的学者们也将关注的眼光放在这段尘封的历史上。然而以文学的角度切入研究这场战争影响的学术成果却为数不多,本文从朝鲜文人的汉诗作品入手,试图探讨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朝鲜在当时以汉字书写的汉诗面对这场战争记叙下了什么样的战争体验,又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情感。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对于壬辰倭乱时期的汉诗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范围和方法思路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研究现状主要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和研究形式等为线索,对于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壬辰倭乱时期汉诗的研究情况进行回顾与总结。至于结论部分,则主要是本论文针对有关壬辰倭乱时期汉诗研究的综述,其中也包括本论文的未尽之处和不足之处,以及系列化的设想等等。正文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针对壬辰倭乱时期战争体验汉诗创作的时代背景与概况进行梳理和概括。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先从政治角度梳理壬辰倭乱的战争概况,从中朝日三国的局势变化阐明壬辰倭乱对东亚政治秩序的影响。二是从文学角度简述这一时期除汉诗以外,其它相关文学形式的对壬辰倭乱的叙述。第二,从宏观上对壬辰倭乱时期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共性体验进行讨论,按内容的侧重将诗歌主要分为四个维度。首先是对战争直观体验的悲痛情绪,其次是对统治阶级防范不周,应对不力的批判情绪,再次是对敌对方表现出的不屈态度和反抗意识,最后是对援助方并肩作战,再造朝鲜的感恩意识。这四个维度都是从封建士大夫的视角出发,所瞄准的对象不同,也产生出对壬辰倭乱不同的态度和意识,由此形成了不同作者对这场战争的共性化体验。第三,选取的身份和遭遇不同的六位诗人展现个体对壬辰倭乱的独特战争体验。六位诗人中尹斗寿、郑文孚和权韠都是在本土的语境中抒发自己内心独特的战争体验；郑希得、姜沆和鲁认则是从异域的语境出发表达自己的战争体验。在对诗作文本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之上,以其诗歌传递出思想内容以及价值取向为标准,概括出了每位诗人独特的战争审美体验。第四,从表达技巧、典型意象和作品风格等创作形式入手,对壬辰倭乱时期汉诗创作艺术进行探讨。这一时期的汉诗普遍运用了以写实为主的创作手法,典故和比喻等表达技巧大量的运用,显示了朝鲜文人深厚的汉学功底。在这一章里,还对诗中“月”、“鸟”、“白发”意象以及战场相关意象等进行了讨论,最后概括出这一时期对壬辰倭乱战争体验汉诗具有的“悲”、“豪”、“刚”等独特风格。对于创作艺术的讨论,在本文结论部分也做了相关探讨。
刘星[9]（2016）在《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文中研究表明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经学家、思想家和改革家。作为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终其一生都对东传之西方科学保持着开放、吸纳的态度,并矢志不移地将东传科学兼容、整合到他所建构的今文经学体系之中。从他一生的学术进路来看,康有为早年泛观博览,钟情西学,兼采汉宋、调停今古,略有古文学的倾向,但是与廖平“羊城之会”之后遂确立今文经学之立场,并成为其一生思想之基调。深受恩师粤中大儒朱次琦的影响,康有为经学思想自产生之初便有着极强的“通经致用”特征：侧重经世、重视《周礼》、民功；转向今文经学之后,更加突出了“经世致用”的倾向,关注的焦点从“民功”、“物用”层面提高到经学理论、政治制度层面。他以学术为本,后逐步落实到政治之上,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以期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康有为从早年崇尚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到今文经学立场的转向,从“托古改制”到维新变法,从“三世”进化到“大同”理想,从“物质”与“道德”的并重到以“儒学为宗”并将其奉为圭臬的“普世价值”,其学术思想随着时代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推进、转移和深化。概言之,康有为一以贯之的立场在于：“通经致用”的入世精神；尊儒、尊孔的坚定立场；整合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中西会通的学术方向,都离不开西方自然科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窠臼。清末民初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本论文以科学与儒学的关系为视角,着重考察东传科学对于康有为经学立场的转变,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重建与嬗变过程中科学与儒学相容性问题,以及东传科学影响下儒学对于当代社会以科学为先导的大科学时代背景下儒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探讨。康有为基于东传科学对今文经学的建构,当以《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和《物质救国论》为主,以及对于《中庸注》、《论语注》、《礼运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诸经典的注解贯穿其间,至《大同书》达到其理论思想的臻美境界。具体内容亦延续至变法的具体措施、大同理想的设想以及物质救国的工业化道路等方面。而这些天才的构想是对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中国寻求出路极有价值的思考。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开启了清末民初思想启蒙运动的先声,是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发轫,对于这个时期急剧变化的思想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文化运动一源开三流,即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就新儒家而言,它的启示在于：现代新儒家和晚年的康有为一样,在道德价值和科学理性之间力求平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蔚为大观；而康有为儒教问题研究也成为中国儒学研究的热点。新儒家以心性之学为基本取向,向内凸显出儒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来安顿人们的心灵和生命,向外则主张返本开新,以内圣开出科学、民主为内容的新外王,以此来实现儒家的现代化,所有这些方面都与康有为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新康有为主义”在大陆兴起,一批学者主张回到康有为,突出儒学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内容,继续康有为孔教运动的思路,面向社会,建设宗教团体和社会建制以发挥效用,接续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和孔教思想来回应现代性问题,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都导源于康有为倡导的以儒学为“普世价值”的努力。因此,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研究既是老生常谈又是历久弥新的课题。本论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重在阐述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概况。主要论述康有为的生平和时代背景、清末民初东传科学的范围、康有为接受东传科学的内容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第二章旨在揭示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科学根基等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东传科学过程中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西方“星云”假说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透过几何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升华形成的科学方法论体系以及深受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影响形成独具特色的维新变法思想,而对这些东传科学知识的发挥皆来源于“春秋公羊学”的思想之精髓。第三章、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试就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问题展开论述：康有为对待科学与儒学的态度经历了“援西入儒”（1880-1895）、“以西化儒”（1895-1902）、“儒西并尊”（1902-1913）、“以儒化西”（1913-1927）四个思想阶段。并分别就这四个阶段的思想历程并结合他对东传科学的理解展开详细阐述。第五章是对前四个章节的总结与升华。试论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价值与时代命运。这一章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康有为的主观愿望在于利用东传科学改造今文经学体系成为儒者的改革家,成为维新变法的操盘手。第二,康有为的实践践履表明他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对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整合的尝试,以会通中西。第三,从东传科学的影响性质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思想、东传科学贯穿康有为一生之始终及其一生“尊儒”的特质。第四,从科学规范、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看康有为今文经学体系的理论局限性。第五,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式微。第六,本论文研究的结论。通过康有为对于科学与儒学的会通与融合洞开了儒学的另一条出路：那就是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与新儒家的滥觞。本论文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站在科学的视角探究科学与儒学的关系,揭示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第二、针对科学与儒学相容、相斥、抑或其它的争论的问题①,揭示科学与儒学具有广泛地相容性,具有热情拥抱,亲密接触的一面,科学与儒学具有相互亲和的基因。第三、对康有为一生的四个时期：“援西入儒”、“以西化儒”、“儒西并尊”、“以儒化西”进行重新划定时间节点。并针对不同时期思想的特点对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进行梳理、归纳并得出结论：1880年之后,康有为“尊儒”、积极吸纳东传科学知识贯穿康有为生命的始终。第四、站在科学“求真”、“求是”的视角探讨康有为“六经注我”、以“微言大义”随意阐发儒学是对科学基本精神的背离。康有为为达到一己之目的、一任主观的解经方式是造成今文经学式微最致命的动因。康有为解经方式为未来儒学与科学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教训：不管是研究儒学还是研究科学,都必须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躬行实践、与时俱进。第五、揭示康有为“尊儒”以及对儒学成为“普世价值”预设的重要性。儒家文化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困境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传统文化面临严重流失,对重拾国民信心,构造国民信仰具有积极意义。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近代中国,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向的拐点,是试图处理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一个极具价值的思想体系。通过此一问题的研究对我们如何面对当前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们处理科学与儒学关系亦有重要启示。探寻康有为今文经学关系问题,对于新儒家缘起、孔教运动的成败以及儒学是否可以成为新世纪“普世价值”等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仲光亮[10]（2015）在《日本江户幕府搜集中国情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实行锁国政策,构筑了以朝鲜和琉球为“通信之国”、中国和荷兰为“通商之国”的大君外交体制,独立于中国朝贡体制之外。贯穿整个江户时代,日本未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但是,日本江户幕府始终未曾停止对中国的关注。这一颇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借助实证主义史学和情报学的相关理论,对日本江户幕府的中国情报问题作系统性研究。从整体上厘清这一问题,对于江户幕府时期两国间相互认识研究乃至整个中日关系史研究,皆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日本江户幕府搜集中国情报的渠道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导论。本章介绍国内外学界对江户幕府中国情报问题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日本学界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关注江户幕府的海外情报问题,此后数十年间,日本学者的研究工作集中在相关史料的发掘、整理与解说上,众多史料附带解说以史料集的形式得以公刊,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成果几乎全部是针对荷兰风说书方面的。同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日本学者开始从多个角度展开对江户幕府海外情报的研究,但研究多集中在幕末的海外情报上,荷兰风说书仍是研究重点。期间,针对中国情报的研究多以个别政治事件为研究对象。进入本世纪后,幕末期仍是被关注的焦点时段,诸藩及平民阶层的海外情报搜集活动成为研究重点。日本学界关注江户幕府海外情报问题较早,但中国情报研究并未受到重视。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较晚,本世纪十年代之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几乎空白,学者们止步于清日贸易史及清史研究时对江户幕府中国情报史料的利用。直至近年,方偶有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出来。江户幕府中国情报问题的研究尚未真正展开。本文对此问题作较为综合性的研究,深入考察江户幕府的中国情报搜集活动,探究其中国情报搜集网络的真实面目,解析其搜集中国情报的动因,并最终揭示江户幕府在中国情报搜集活动中显示出的涉华行为特征。第二章探讨日本江户幕府经由长崎唐船对中国情报的搜集活动。江户幕府时期,每年皆有中国商船（日本称之为“唐船”）赴日贸易。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规定长崎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中国商船成为江户幕府中国情报的最主要来源。自明朝灭亡开始,长崎便以唐船风说书的形式向江户幕府递送中国情报,后以“三藩之乱”为契机,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唐船风说书制度：中国商船入津后,唐通事登船,向中国商人问询风说,制成“唐船风说书”,长崎奉行审核后,交由飞脚递送江户。唐通事皆具华人血统,这为长崎中国情报搜集机制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保障。十八世纪中期,东亚局势稳定,唐船风说书制度走向衰落,鸦片战争时期,其作用再度凸显,但随着日本“开国”,唐船风说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总体来看,长崎唐船情报情报量巨大；是属民间情报性质,情报内容大致准确,但于细节之处常有误报；先入船只的误报时会得到后入船只的更正；情报不受中国官府控制,其中包含官方情报中所不具备的信息；长崎乃幕府直辖地,情报传递速度较快。幕府经由中国商船搜集情报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德川吉宗执政时,通过向商人发放临时贸易信牌、奖励现银的方式,诱使中国商人提供日方所需情报,显示出搜集中国情报的主动性。情报送抵江户后,皆由当值老中负责处理,重要情报一般采用老中合议制进行讨论。经由中国商船源源不断流入的中国情报成为江户幕府及时制定、调整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第三章考察荷兰商船与中国情报的问题。荷兰在东方贸易中实施商业利益压倒一切的贸易政策,这使其成为日本锁国期间唯一获得江户幕府贸易许可的欧洲国家。出于维持乃至独霸与日贸易的目的,日本锁国之初,荷兰驻长崎出岛商馆便应江户幕府命令,开始向日本提供海外基督教徒动向的情报。尔后,荷兰商船逐步成为江户幕府获取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情报的重要渠道。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长崎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荷兰风说书制度：每逢荷兰商船入津,长崎荷兰通词登船收取巴达维亚殖民政府寄发给出岛商馆长的海外情报备忘,交予长崎奉行开封查验后,持之前往荷兰商馆,协同荷兰商馆长制成“荷兰风说书”,长崎奉行审核后交由飞脚递送江户。十八世纪前的荷兰风说书中,时常出现台湾郑氏、清朝对外关系、清朝内情方面的情报。有关清朝内情方面,唐船风说书中不曾出现的中国基督教情报是重点。随着中荷关系的稳定,十八世纪后的荷兰风说书中中国情报渐少。鸦片战争爆发后,荷兰商馆除按例提交荷兰风说书外,同时另就鸦片战争之事提交一份描述更为详细的“荷兰别段风说书”。整体来看,由于每年赴日荷兰商船数量较少,且荷兰在中荷交往中唯重商贸,故日本江户幕府由此获取的中国情报量较小；因中荷两国大部分时间内不存在根本性冲突,荷兰船的中国情报基本准确,但情报是属官方性质,经过荷兰人筛选,西方殖民者立场明显；风说书传递速度较唐船风说书更快。第四章研究对马藩经由朝鲜搜集中国情报的问题。江户幕府时期,朝鲜除作为中国明清王朝朝贡体制的成员外,亦被江户幕府纳入在日本大君外交体制中。对马藩藩主宗氏凭借在恢复日朝通交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得以家业的形式承担两国间外交事务。清朝征服朝鲜的情报即因此经由对马流入江户幕府。清朝入主中原后,朝鲜利用燕行使出使北京等机会获取清朝信息,而对马藩则为显示其在日朝通交中的重要地位,积极应幕府要求经由朝鲜搜集中国情报。对马藩搜集中国情报的方式有二：一是通过釜山倭馆秘密搜集；二是施压朝鲜,索取朝鲜官方通报。“壬辰倭乱”后,朝鲜对日本始终心存警惕,对其实行情报封锁,萨摩藩获取的中国情报总量较小。朝鲜获取的中国情报质量本就参差不齐,流入倭馆的过程中不免受到歪曲,而朝鲜官方提供情报时亦往往刻意隐瞒,萨摩藩入手的情报总体来看质量不高,存在严重误报的情况。对马藩的情报机关不在幕府直接管辖之下,情报在对马藩至江户问的传播速度较慢。但是,源自朝鲜的情报皆来自中国北方地区,具有北方情报的优势。尽管存在诸多不足,对于实行锁国政策的日本江户幕府而言,萨摩藩仍可谓是其重要的中国情报源之一。第五章探讨萨摩藩经由琉球王国搜集中国情报的问题。江户幕府时期,琉球同时被纳入在中国朝贡体制和日本大君外交体制中,处于中日两属的地位。萨摩藩藩主岛津氏因征服琉球之功赢得了在日本国内对琉球的专有支配权。在萨摩藩全面监控之下,琉球不但将中琉交往之事一一通报萨摩藩,而且在赴华朝贡使团归国后,定会派遣耳目官前往萨摩藩复命,并报告滞留中国期间的所见所闻。萨摩藩定期自琉球获取中国情报,并将其中重要事项以书面形式奏报江户幕府知晓。萨摩藩获得的中国情报量不大,但是,其情报皆源自琉球人在中国的亲历亲闻,准确度颇高。另一方面,受琉球朝贡周期的制约,加之琉球船只常受季风影响无法将情报按期送往萨摩藩,且情报在萨摩藩亦时常遭到延滞,故该藩中国情报周期较长,情报传播速度缓慢。时效性问题是该渠道情报的最大弱点。尽管如此,其中国情报仍因现地性和颇高的准确度而受到幕府的重视,幕府亦多次命令萨摩藩或直接通过琉球赴日使团,专门进行有关中琉关系、清朝内情方面的情报搜集活动。第六章是结论部分。江户幕府时期,日本深受“华夷思想”影响,鄙视清朝,未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却在长崎、对马藩、萨摩藩三地设置情报搜集点,经由中国商船、荷兰商船、朝鲜、琉球王国四条渠道搜集中国情报。其中,唐船渠道最为重要,其他三条渠道的情报各具优势,皆对唐船情报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在此较为完善的中国情报搜集网络之下,江户幕府获取的中国情报种类多样,既有原始情报,又有风说情报,既有文字情报,又有实物情报,情报内容覆盖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锁国政策决定了江户幕府的中国情报搜集方式在整体上是被动的,但其在搜集中国情报活动中显示出较高的主动性。日本江户幕府如此重视中国情报,原因主要可分如下四点：其一,江户幕府视清朝为政治上的重要对手,担心清朝颠覆其精心构建的“日本型华夷秩序”；其二,日本紧邻中国,担心清朝会像蒙古一样危及自国安全,害怕中日两属的琉球问题引发两国间的武力冲突而使自国陷入危险的境地；其三,清朝是日本江户幕府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伙伴；其四,收集相关情报以为发展经济、改革幕政之参考。较为完善的中国情报搜集网络,加之较为成熟的情报处理机制,成为江户幕府及时制定、调整对中政策的保障。江户幕府一方面鄙视清朝,另一方面却又重视清朝。表面上似乎很矛盾,但鄙视清朝是从文化心态层面出发的,重视清朝是从现实层面出发的。这种看似矛盾性的对华观,正是日本江户幕府的涉华行为特征。
二、清初中俄两国外交接触中的礼仪之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初中俄两国外交接触中的礼仪之争（论文提纲范文）
（1）近三十年来清代中俄政治外交问题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俄东段边界及相关问题研究 |
| 1.清后期东北地区东段中俄边界研究。 |
| 2.中俄逃人问题。 |
| 二、中俄西段边界、边疆及相关问题研究 |
| 1.唐努乌梁海问题。 |
| 2.中俄科塔谈判及《科塔界约》。 |
| 3.卡伦问题。 |
| 4.准噶尔蒙古与俄国关系。 |
| 5.伊犁交涉问题。 |
| 6.俄国与西藏问题。 |
| 7.帕米尔问题。 |
| 8.俄国探险家问题。 |
| 三、中俄遣使及礼仪之争 |
| 1.中俄遣使。 |
| 2.俄国驻北京传教团与中俄外交。 |
| 3.礼仪之争。 |
| 四、晚清时期中俄外交政策 |
（2）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概述 |
| 1.1.1 课题缘起 |
| 1.1.2 概念界定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彼得大帝军旗的研究现况 |
| 1.2.2 关于 17 世纪中国丝织品的相关研究 |
| 1.2.3 有关 17 世纪中俄交往及贸易情况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性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的创新性与不足 |
| 1.4 研究材料 |
| 1.4.1 实物材料 |
| 1.4.2 文献材料 |
| 1.4.3 图像材料 |
| 2 彼得大帝军旗的历史背景与收藏情况 |
| 2.1 彼得大帝军旗历史追溯 |
| 2.1.1 彼得大帝其人其事 |
| 2.1.2 17世纪中叶至18 世纪初的俄罗斯军事情况 |
| 2.1.3 大北方战争及几场重要战役 |
| 2.1.4 彼得大帝军旗概况 |
| 2.2 彼得大帝军旗的收藏情况 |
| 2.2.1 瑞典藏彼得大帝军旗 |
| 2.2.2 俄罗斯藏彼得大帝军旗 |
| 2.2.3 其他地区藏彼得大帝军旗 |
| 3 彼得大帝军旗的装饰样式及中国丝绸制旗之形制特点 |
| 3.1 17 世纪俄罗斯旗帜的制作 |
| 3.2 彼得大帝军旗的装饰样式 |
| 3.2.1 彼得大帝军旗装饰主题的传统样式 |
| 3.2.2 彼得大帝军旗装饰主题的新样式 |
| 3.3 彼得大帝军队所用中国丝绸制军旗的典型形制 |
| 3.3.1 彼得大帝军旗的部位名称 |
| 3.3.2 中国丝绸制彼得大帝军旗的典型形制 |
| 4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图案的复原与布局 |
| 4.1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的图案复原 |
| 4.1.1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图案复原的目的与方法 |
| 4.1.2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图案的复原实践 |
| 4.2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图案的布局 |
| 4.2.1 丝织品图案布局的概念 |
| 4.2.2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图案的排列方式 |
| 5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图案的纹样题材及造型 |
| 5.1 植物纹样 |
| 5.1.1 花卉类纹样 |
| 5.1.2 瓜果类纹样 |
| 5.1.3 其他植物纹样 |
| 5.2 动物纹样 |
| 5.2.1 神兽纹样 |
| 5.2.2 自然动物纹样 |
| 5.3 自然景观纹样 |
| 5.4 器物纹样 |
| 5.4.1 杂宝纹 |
| 5.4.2 八吉祥纹 |
| 5.4.3 暗八仙纹 |
| 5.4.4 博古纹 |
| 6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品种与工艺 |
| 6.1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品种概述与命名 |
| 6.1.1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品种概述 |
| 6.1.2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的命名 |
| 6.2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单层提花缎织物 |
| 6.2.1 单层提花缎织物的相关概念 |
| 6.2.2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缎织物的品种 |
| 6.2.3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缎织物的工艺特点 |
| 6.3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平纹地暗花织物 |
| 6.3.1 平纹地暗花织物的起源与发展 |
| 6.3.2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平纹地暗花织物的品种工艺 |
| 6.4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平纹素织物 |
| 6.4.1 平纹素织物的相关概念 |
| 6.4.2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平纹素织物的品种工艺 |
| 6.5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的色彩与染料鉴别 |
| 6.5.1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的色彩情况 |
| 6.5.2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的染料鉴别 |
| 7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的设计特点 |
| 7.1 图案设计的自然性与装饰性 |
| 7.1.1 自然主义的图案 |
| 7.1.2 装饰主义的图案 |
| 7.1.3 自然主义与装饰主义的共融 |
| 7.2 作为符号的纹样及其象征性 |
| 7.2.1 纹样的象征性寓意 |
| 7.2.2 符号的表现手段 |
| 7.3 设计风格的“东西”基因 |
| 7.3.1 典型的中国传统基因 |
| 7.3.2 东方织物上的西方元素 |
| 7.4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的产品特点 |
| 8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的来源分析 |
| 8.1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的来源途径 |
| 8.2 公元 17 世纪中国对俄罗斯的丝绸外交 |
| 8.2.1 17 世纪中国对俄罗斯外交用绸的品类及来源 |
| 8.2.2 17 世纪中国对俄丝绸外交的方式与对象 |
| 8.2.3 17 世纪对俄丝绸外交对中俄关系发展之影响 |
| 9 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的典型案例分析 |
| 9.1 典型军旗案例分析一 |
| 9.1.1 军旗形制与装饰主题 |
| 9.1.2 军旗所用丝织品分布情况及品种 |
| 9.1.3 军旗所用丝织品的图案 |
| 9.2 典型军旗案例分析二 |
| 9.2.1 军旗形制与装饰主题 |
| 9.2.2 军旗所用丝织品分布情况及品种 |
| 9.2.3 军旗所用丝织品的图案 |
| 9.3 典型军旗案例分析三 |
| 9.3.1 军旗形制与装饰主题 |
| 9.3.2 军旗所用丝织品分布情况及品种 |
| 9.3.3 军旗所用丝织品的图案 |
| 10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彼得大帝军旗用中国丝织品典型案例信息卡 |
| 东华大学博(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情况表 |
| 致谢 |
（3）明朝复弃郡县安南（公元1407-1427年）之诸因素及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序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学术意义 |
| 三、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中越关系史方面 |
| 二、明朝与安南关系方面 |
| 三、明朝郡县安南事件方面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行文思路 |
| 第四节 特定用词的指称及界定 |
| 第二章 明朝复弃郡县安南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明朝前后与安南的关系 |
| 一、越南作为中国郡县的历史沿革 |
| 二、明朝与安南的关系 |
| 第二节 安南历史背景 |
| 一、安南作为独立国的历史沿革 |
| 二、郡县时代的安南 |
| 三、安南地区属明前的政治形势 |
| 第三节 明朝南下征安南始末 |
| 一、明太祖对安南的优礼 |
| 二、明朝在安南设置布政司 |
| 三、交趾地区遭弃 |
| 四、二次出征 |
| 第三章 明成祖出征安南的主要原因 |
| 第一节 明朝初年对安南地区的政治策略 |
| 一、明太祖诏谕封王及怀柔政策 |
| 二、明太祖对安南政策的转变 |
| 三、明成祖的对安政策 |
| 第二节 明成祖的政治理想 |
| 一、“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 |
| 二、“经略西洋”的目的与阻碍 |
| 第三节 安南对占城的侵略 |
| 第四节 明朝与安南的边界纠纷 |
| 第五节 陈天平事件的影响 |
| 第四章 弃守安南之诸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安南地区的反抗精神与儒家思想的矛盾性 |
| 第二节 弃守安南的军事因素 |
| 一、明安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 |
| 二、明朝镇守云南与安南政策的异同 |
| 第三节 弃守安南的政治因素 |
| 一、明仁宗的对安政策及明宣宗弃置交趾 |
| 二、黄福在安南施行政策的影响 |
| 三、郡县安南对明安宗藩关系的破坏 |
| 四、贪官污吏和经济掠夺对明安矛盾的激化 |
| 第四节 弃守安南的经济因素 |
| 一、明朝统治安南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二、大事件频发对明朝国家经济的影响 |
| 第五章 明朝复弃郡县安南的影响 |
| 第一节 郡县安南对明朝的现实意义 |
| 一、郡县安南对明朝的政治、经济意义 |
| 二、郡县安南对郑和下西洋的战略意义 |
| 三、郡县安南对明朝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
| 第二节 弃守郡县安南的深远影响 |
| 一、安南复独立后对明安关系的影响 |
| 二、明朝复弃郡县安南对东亚朝贡体系的影响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动机及研究回顾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部分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回顾 |
| 二、史料运用 |
| (一) 在沪出版的教会期刊概述 |
| (二) 其他史料 |
| 楔子: 到中国去! |
| (一) 想象中的异邦 |
| (二) 艰难的开始 |
| 第一章 近代基督宗教在上海的传播和发展 |
| 一、成功与失败: 基督教在沪的早期活动 |
| 二、挑战和回应: 条约体制下基督教在上海的传播 |
| (一) 开埠初期上海城市发展与移民潮 |
| (二) 鸦片战争后上海天主教发展 |
| (三) 基督新教在上海的发展 |
| 三、调整与适应: 蓬勃发展的福音事业 |
| 四、吸纳与融合: 城市生活中的西方元素 |
| 第二章 劝说: 基督教反对什么? |
| 一、传教士与在华西人的反缠足运动 |
| 二、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禁烟运动 |
| 三、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女性生活的认识和批判 |
| 四、传教士对中国一夫多妻制的再诠释 |
| 第三章 劝说: 基督教赞成什么? |
| 一、性别与任务: 怎样做一个好妻子 |
| 二、健康与卫生: 怎样居住在大城市? |
| (一) 教会与城市公共卫生 |
| (二) 个人生活与卫生理念 |
| 三、滋养与修饰:怎样做一个近代都市人? |
| (一) 西食东渐 |
| (二) “假辫子”和“剪辫子” |
| 四、观剧与体育:怎样做一个时髦的青年 |
| (一) 走,我们看戏去 |
| (二) 运动也快乐 |
| 第四章 规训:宗教戒律中的行为养成 |
| 一、餐食有礼、进退有度 |
| 二、都会时尚与着装规训 |
| (一) 教会的基本着装理念 |
| (二) 服饰变革风潮下的教会着装取向 |
| (三) 时尚潮流中的基督教会的规训 |
| (四) 女传教士的时尚天性与自我规训 |
| 三、居住环境的布置 |
| 第五章 :规训:灵性追求和道德约束 |
| 一、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
| 二、基督徒的娱乐休养 |
| 三、基督教会的规训与惩戒 |
| 结论: 基督宗教在上海:殖民沧桑中的“文化掮客” |
| 附录一: 汉语基督教文献库中日常生活类文献书目 |
| 附录二: 近代江南地区出版饮食类书籍 |
| 附录三: 近代教会在沪文化机构选录 |
| 附录四: 本文主要图表目录 |
| 附录五: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加的项目 |
| 致谢 |
（5）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十七到十九世纪在日中国人聚居区沿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先行研究的回顾与总结 |
| 一、在日中国人构成及其活动的研究 |
| 二、中国人聚居区研究 |
| 三、日本华侨社会研究 |
| 四、以赴日移民为载体的文化关系与东西方碰撞研究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基本构想 |
| 第一章 江户初期唐人东渡的背景及长崎“唐人社会”的形成 |
| 引言 |
| 第一节 江户时代以前中国大陆赴日移民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江户初期唐人东渡的中日历史近情 |
| 一、长崎港与贸易唐船的来航 |
| 二、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及其结果 |
| 三、明清鼎革下渡日唐人及唐船新情势 |
| 第三节 “住宅唐人”的出现及“乡帮”的形成 |
| 第四节 长崎奉行支配下的“唐人自治”—唐通事的设置 |
| 第五节 江户初期“唐人社会”与当地的关系及管理的强化 |
| 一、江户初期长崎“唐人社会”的形成 |
| 二、唐船贸易对日本社会的经济惠及和文化流播 |
| 三、罅隙的出现及唐人管理的强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唐人屋敷”的设立及馆内唐人的境遇 |
| 引言 |
| 第一节 “唐人屋敷”的设立经纬 |
| 第二节 “唐人屋敷”的规模与构造 |
| 一、“唐人屋敷”的建造过程 |
| 二、“唐人屋敷”的敷地面积推定 |
| 三、“唐人屋敷”的构造与建物 |
| 第三节 “唐人屋敷”的统制管理 |
| 一、看管“唐人屋敷”的日方职役 |
| 二、“土牢”的出入限制 |
| 三、“唐人屋敷”内的禁制与限令 |
| 第四节 “唐人屋敷”内唐人生活与风习 |
| 一、唐人的宴饮与消遣 |
| 二、唐人的节庆与风俗 |
| 三、唐人风俗在长崎的延续 |
| 第五节 十七至十八世纪活跃在长崎的特殊唐人 |
| 一、推动日本文化的僧侣 |
| 二、具有文化影响力的知识人 |
| 三、多元身份的唐船商人 |
| 小结 |
| 第三章 “唐人屋敷”的没落及在日中国人流向的转移 |
| 引言 |
| 第一节 “唐人屋敷”内的灾害与骚乱 |
| 一、暴雨、地震以及火灾的侵扰 |
| 二、唐人与地役人之间恢复散宿的博弈 |
| 三、“唐人屋敷”内的群集性骚乱事件 |
| 第二节 江户时代唐人贸易的动向 |
| 一、“自由贸易到统制贸易的推移” |
| 二、“唐人屋敷”建立后唐船贸易的变化 |
| 三、幕末期唐船贸易的动向 |
| 第三节 “唐人屋敷”的衰落与新地的“喧宾夺主” |
| 第四节 开港以来长崎外人居留地的出现及中国人的进出 |
| 一、安政开港及外人居留地的出现 |
| 二、长崎的外人居留地 |
| 三、唐人的变质—“外夷附属”中国人的出现 |
| 四、长崎外人居留地之中国人进出 |
| 第五节 横滨等地的兴起及中国人的流入 |
| 小结 |
| 第四章 “唐人屋敷”的参照物—出岛荷兰商馆 |
| 引言 |
| 第一节 出岛荷兰商馆的设立及管理 |
| 一、出岛商馆的设立由绪 |
| 二、荷兰商馆的管理以及幕府对荷兰人的限制 |
| 三、江户初期唐人与荷兰人境遇比较 |
| 第二节 唐、兰两馆的并立对照 |
| 第三节 幕末以来唐兰两馆管理上的“宽、窄”倒置及命运逆转 |
| 第四节 日本社会文化模仿方向的转变轨迹 |
| 一、中国文化对江户日本的浸染 |
| 二、兰学在日本的发展 |
| 三、从兰学向洋学的蔓延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治以来日本华侨社会的新基盘暨“中华街”的形成 |
| 引言 |
| 第一节 明治初期长崎华侨社会的特点及新地的新生 |
| 一、明治初期长崎华侨社会构成 |
| 二、幕末至明治初期长崎华侨的聚居地及主要活动区域 |
| 三、新地中国人聚居区的形成及特点 |
| 第二节 横滨华侨社会的特点及中国人居留地向“中华街”的定型 |
| 第三节 安政开港以后在日中国人管理 |
| 一、明治初期“非条约国民”的管理 |
| 二、领事馆的设立及中坚的华侨组织 |
| 三、“内地杂居”后的在日中国人管理 |
| 第四节 明治日本对中国文化态度的变化及中日文化的逆流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从公元17世纪对俄丝绸输出看明末清初中俄丝绸外交（论文提纲范文）
| 1 17世纪中国对俄罗斯外交用绸的品类及来源 |
| 2 17世纪对俄丝绸外交的方式与对象 |
| 2.1 丝绸赐予和赠予 |
| 2.1.1 间接赐赠 |
| 2.1.2 直接赐赠 |
| 2.2 准予使团和皇家商队采买丝绸 |
| 2.3 许可一定程度的丝绸贸易 |
| 3 丝绸外交对17世纪中俄关系之影响 |
| 4 结语 |
（7）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分析路径 |
| 一、相关论题研究现况 |
| 二、分析路径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理论框架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文献梳理与文本解读 |
| 二、理论梳理与理论探索 |
| 三、田野调查与个案分析 |
| 第二章 传承与创新:中国书院的文化传统 |
| 第一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萌动 |
| 一、书院是对私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
| 二、书院最初的形态与功能 |
| 三、书院文化萌动中的交流、融合与转向 |
| 第二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生成 |
| 一、书院文化正式兴起的背景 |
| 二、书院运行规制的形成与创新 |
| 三、书院文化精神的巩固与推广 |
| 第三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兴盛与流变 |
| 一、近代化中国何时开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准备 |
| 二、书院的兴盛与流变:未完成的近代文化转型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冲击与适应:近代中国书院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文化冲击下的中国书院改革 |
| 一、文化现代化起步的前奏:知识进步与西学东渐时期的书院 |
| 二、文化现代化起步:鸦片战争前后思想的进步与书院改革 |
| 第二节 文化冲击下的适应:中国书院改制 |
| 一、维新变法与书院改革的探索 |
| 二、文化制度的进步与转型:书院改制与科举废除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变迁与转型:现代中国书院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书院现代化变迁的背景: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现代化 |
| 一、传统的变迁:从“中体西用”到“西化” |
| 二、现代化的启蒙: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 |
| 三、思想的进步:五四前后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的演变 |
| 第二节 “国学”兴起与载体的最初探索 |
| 一、“国学”的兴起与争论 |
| 二、“国学”实践载体的最初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书院现代化转型的探索 |
| 一、书院现代化转型的探讨 |
| 二、书院现代化转型的实践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传统的复兴: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文化现代化下当代中国书院发展的背景 |
| 一、全球文化现代化下的中国文化与“国学”的发展 |
| 二、传统文化现代化下的中国书院的转型延续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分期 |
| 一、1949-1977年间计划时期的中国书院 |
| 二、1978-2001年间改革时期的中国书院 |
| 三、2002-2007年间追赶时期的中国书院 |
| 四、2008-2017年间飞跃时期的中国书院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新特点与新问题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建设的特点 |
| 一、多重主体、多种力量参与到当代书院建设之中 |
| 二、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发展新模式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
| 一、功能、目标如何定位 |
| 二、机制、体制如何创新 |
| 三、建筑、环境如何再造 |
| 四、教育内容、方式如何施行 |
| 五、书院团体的联盟化如何发展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传承与创新—以厦门筼筜书院为例 |
| 第一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概况 |
| 一、筼筜书院的创院历程 |
| 二、筼筜书院的文化传承与时代思考 |
| 三、筼筜书院的环境再造与建筑创新 |
| 第二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日常国学实践活动 |
| 一、讲学:全面尝试力求经典的国学课程 |
| 二、礼乐:丰富多彩力求修身的国艺教习 |
| 三、活动:形式多样力求底蕴的文化活动 |
| 四、出版:努力恢复力求提升的文库出版 |
| 第三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现代化运营与管理 |
| 一、学生管理 |
| 二、课程与师资管理 |
| 三、“学田”与产业化的经营 |
| 四、宣传推广的平台 |
| 第四节 厦门筼筜书院现代化的特色与问题 |
| 一、现代化的功能定位 |
| 二、高校的合作与联动 |
| 三、参与地区书院建设 |
| 四、当前所面对的问题与选择 |
| 第五节 当代新型书院现代化发展再思考 |
| 一、坚持以国学经典教育为中心 |
| 二、设置适合现代人需求的课程 |
| 三、争取多方面力量联合办学 |
| 四、加强书院之间的交流互动 |
| 五、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建设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集 |
| 二、研究着作 |
| 三、研究论文 |
| 四、其他资料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壬辰倭乱时期战争体验汉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范围和方法 |
| 第二章 壬辰倭乱时期战争体验汉诗创作的时代背景与概况 |
| 2.1 壬辰倭乱期间战争体验汉诗创作的时代背景 |
| 2.1.1 壬辰倭乱战争概况 |
| 2.1.2 壬辰倭乱的影响 |
| 2.2 壬辰倭乱时期战争体验汉诗创作概况 |
| 2.2.1 壬辰倭乱时期其他战争体验文学样式 |
| 2.2.2 壬辰倭乱时期战争体验汉诗创作概况 |
| 第三章 壬辰倭乱时期战争体验汉诗之总体审视 |
| 3.1 悲痛情绪 |
| 3.1.1 对战争惨象的逼真刻画 |
| 3.1.2 不安意识和绝望感 |
| 3.2 批判情绪 |
| 3.2.1 对统治阶级的批判性视线 |
| 3.2.2 对倭寇的仇恨 |
| 3.3 感恩意识 |
| 3.3.1 对明王朝“再造之恩”的感激 |
| 3.3.2 对援朝明军英雄业绩的赞扬 |
| 第四章 壬辰倭乱时期战争体验汉诗之个案分析 |
| 4.1 战争体验汉诗中个体情感之本土化表现 |
| 4.1.1 尹斗寿：家国担当与悲观情怀 |
| 4.1.2 郑文孚：忠节和失意 |
| 4.1.3 权韠：爱民意识与布衣的彷徨 |
| 4.2 战争体验汉诗中个体情感之异域化表现 |
| 4.2.1 郑希得：断绝意识与自由心理 |
| 4.2.2 姜沆：漂泊心境和抵制心理 |
| 4.2.3 鲁认：流落在中国期间的愉悦兴致和忧郁心理 |
| 第五章 壬辰倭乱时期战争体验汉诗的创作艺术 |
| 5.1 丰富的表达技巧 |
| 5.1.1 写实为主的表现手法 |
| 5.1.2 巧用典故 |
| 5.1.3 对比比喻 |
| 5.2 运用典型意象 |
| 5.2.1 月 |
| 5.2.2 鸟类 |
| 5.2.3 白发 |
| 5.2.4 战场相关意象 |
| 5.3 独特的审美风格 |
| 5.3.1 悲 |
| 5.3.2 豪 |
| 5.3.3 刚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9）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论文选题意义 |
| 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第一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 第一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 |
| 一、儒家传统价值指向的转变 |
| 二、“礼”的秩序向“力”的秩序的转变 |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思想历程的转向 |
| 第二节 东传科学的发展及其对康有为的影响 |
| 一、西学东渐与东传科学的概况 |
| 二、康有为接受东传科学的内容 |
| 第三节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 一、清代今文经学的肇端 |
| 二、今文经学的崛起与东传科学的发展 |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形成 |
| 第四节 康有为“通经致用”为宗的核心思想 |
| 一、“通经致用”思想的产生背景 |
| 二、“通经致用”思想的理论依据 |
| 三、“通经致用”思想的主要内容 |
| 四、“通经致用”思想的努力与突破 第二章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东传)科学根基 |
| 第一节 康有为的进化论思想 |
| 一、清末民初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传播 |
| 二、自成体系的康有为进化论理论 |
| 三、康有为进化论的特点及归宿 |
| 第二节 “星云假说”影响下康有为元气论思想 |
| 一、对元气论的发展和继承 |
| 二、对无限宇宙论的拓展 |
| 三、对西方“星云假说”的继承和发展 |
| 四、“以元统天论”思想的形成 |
| 五、对朱熹“理在气先”论的反动 |
| 第三节 康有为科学方法论思想 |
| 一、东传科学影响下的康有为的实证方法研究 |
| 二、康有为实证方法的应用 |
| 三、东传科学影响下的康有为逻辑方法 |
| 四、几何推演方法的应用 第三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上) |
| 第一节 康有为“援西入儒”思想(1880-1894) |
| 第二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1894-1902) |
| 第三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的立场与内容 |
| 一、以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注释群经 |
| 二、《论语注》——“以西化儒”经典之作 |
| 第四节 康有为“以西化儒”思想阶段的科学内容 |
| 一、自然科学知识的阐发 |
| 二、广开民智,提倡科学教育 |
| 三、对科学技术应用的重视 |
| 四、发展物质、商业、财经之学 |
| 第五节 “实理公法”为宗的科学思想 |
| 一、理性思辨与科学的求是思想 |
| 二、数学知识在《实理公法全书》中的应用 |
| 三、《教学通义》蕴含的科学思想 第四章 东传科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下) |
| 第一节 康有为“儒西并尊”思想(1902-1913) |
| 一、“儒西并尊”思想格局的形成 |
| 二、“儒西并尊”思想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大同书》的人类理想 |
| 一、康有为“大同”理想的形成背景 |
| 二、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儒家色彩乌托邦的建构 |
| 三、“几何公理”推演“人类公理”的努力 |
| 第三节 《物质救国论》体现的物用科学观 |
| 一、康有为对西方现代社会的认识 |
| 二、通往工业社会之路的发轫 |
| 第四节 康有为“以儒化西”思想(1913-1927) |
| 第五节 康有为儒学宗教化的努力 |
| 一、以儒学为宗教的开端 |
| 二、“援西入儒”、“纳教入儒”的努力 |
| 三、康有为儒教思想探微 |
| 四、《诸天讲》的旨归 第五章 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氏今文经学的局限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主观愿望：援东传科学重构今文经学为理论支撑的改革家 |
| 一、作为儒者的康有为 |
| 二、东传科学影响下的改革家 |
| 第二节 实践践履：对东传科学和今文经学的整合与会通 |
| 一、东传科学视阈下康有为建构今文经学的使命 |
| 二、援西方自然科学重构今文经学的努力 |
| 三、借助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构建今文经学体系 |
| 四、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实质 |
| 第三节 理论特点：东传科学助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特质 |
| 一、东传科学贯穿今文经学的始终 |
| 二、“尊儒”是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主线 |
| 三、对康有为“貌孔心夷”的客观定位 |
| 第四节 历史局限：从科学精神的视角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局限性 |
| 一、对默顿科学规范之普遍怀疑态度的背离 |
| 二、对科学高度尊重事实客观性的违背 |
| 三、对科学具有严密逻辑思维原则及创新原则的背弃 |
| 四、对追求精确、严谨的科研作风的反动 |
| 第五节 客观结果：东传科学作用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式微 |
| 一、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保守性 |
| 二、康有为今文经学淡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 |
| 三、传统经学的时代命运 |
| 第六节 价值指向：儒学的现代转型与新儒家的滥觞 |
| 一、康有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东传科学背景下的儒学变革和现代性指向 |
| 三、叩响新时代的大门 |
| 四、传统思想的现代性转型 |
| 五、现代新儒家的肇端 结语与展望 |
| 一、康有为开启了儒学现代化的肇端 |
| 二、今文经学的式微与“求真”、“求是”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
| 三、以儒学为本的“中西会通”优于以科学为宗的“西学西理” |
| 四、儒学的核心价值对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有纠偏之功 |
| 五、本论文主要结论 |
| 六、论文不足之处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致谢 在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日本江户幕府搜集中国情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史回顾 |
| 一、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
| 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研究路径与主要史料 |
|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 |
| 二、主要史料 |
| 第二章 长崎唐船与中国情报 |
| 第一节 中日长崎贸易与唐船风说书 |
| 一、中日贸易政策与中国商船赴日贸易 |
| 二、唐船管理制度与长崎唐通事 |
| 三、唐船风说书制度 |
| 第二节 长崎唐船所搜明清鼎革时期的中国情报 |
| 一、明朝灭亡与南明政权情报 |
| 二、“三藩之乱”情报 |
| 第三节 长崎唐船所搜清朝中期情报 |
| 一、清朝开放“海禁”的情报 |
| 二、唐船贸易与“贞享令” |
| 三、例行风说问询重点的转向 |
| 四、德川吉宗通过唐船对中国情报的搜集 |
| 五、鸦片战争情报 |
| 第四节 日本从唐船所搜中国情报特征简析 |
| 第三章 荷兰商船与中国情报 |
| 第一节 日荷贸易与荷兰风说书 |
| 一、西方人在日本的早期贸易活动 |
| 二、锁国后的日荷贸易与荷兰风说书的缘起 |
| 三、荷兰风说书制度 |
| 第二节 荷兰商船所搜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情报 |
| 一、荷兰风说书中的台湾情报 |
| 二、荷兰风说书中的其他中国情报 |
| 第三节 荷兰商船所搜鸦片战争情报 |
| 一、鸦片战争情报的首次传入 |
| 二、荷兰别段风说书与鸦片战争情报 |
| 第四节 日木从荷兰商船所搜中国情报特征简析 |
| 第四章 对马藩与中国情报 |
| 第一节 对马藩与日朝和中日关系 |
| 一、对马藩与日朝和朝中关系 |
| 二、对马藩与中国漂流船民 |
| 第二节 对马藩所搜清朝征服朝鲜情报 |
| 一、丁卯战争情报 |
| 二、丙子战争情报 |
| 第三节 对马藩所搜明清鼎革时期的中国情报 |
| 一、清朝入关情报的搜集 |
| 二、“三藩之乱”情报 |
| 第四节 对马藩所搜清朝中期情报 |
| 一、北方边疆叛乱与南部台湾人民起义情报 |
| 二、对马藩经由朝鲜搜集清朝军事情报的尝试 |
| 第五节 日本从对马藩所搜中国情报特征简析 |
| 第五章 萨摩藩与中国情报 |
| 第一节 萨摩藩搜集中国情报渠道 |
| 一、日琉关系与萨摩藩 |
| 二、萨摩藩对清琉关系的监控 |
| 第二节 萨摩藩所搜明清鼎革时期的中国情报 |
| 一、中琉关系及明清对抗情报 |
| 二、“三藩之乱”情报 |
| 第三节 琉球—萨摩藩渠道的清朝中期情报 |
| 一、耳目官的中国情报 |
| 二、清琉关系的专门调查 |
| 三、清朝内情的专门调查 |
| 第四节 萨摩藩所搜鸦片战争情报 |
| 一、鸦片战争情报 |
| 二、萨摩藩对鸦片战争后中国形势的关注 |
| 第五节 日本从萨摩藩所搜中国情报特征简析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目录 |
| 附件 |
四、清初中俄两国外交接触中的礼仪之争（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三十年来清代中俄政治外交问题研究述评[J]. 叶柏川,于白昆.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彼得大帝军旗所用中国丝织品研究[D]. 苏淼. 东华大学, 2019(06)
- [3]明朝复弃郡县安南（公元1407-1427年）之诸因素及影响研究[D]. 胡威. 广西民族大学, 2019(02)
- [4]劝说与规训：基督教与近代上海社会风尚[D]. 黄薇. 上海大学, 2019(02)
- [5]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十七到十九世纪在日中国人聚居区沿革[D]. 吕品晶. 东北师范大学, 2018(07)
- [6]从公元17世纪对俄丝绸输出看明末清初中俄丝绸外交[J]. 苏淼,赵丰. 丝绸, 2018(11)
- [7]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D]. 戴美玲. 厦门大学, 2018(12)
- [8]壬辰倭乱时期战争体验汉诗研究[D]. 盛强. 延边大学, 2016(11)
- [9]清末民初东传科学影响下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D]. 刘星. 山东大学, 2016(10)
- [10]日本江户幕府搜集中国情报研究[D]. 仲光亮. 山东大学, 2015(12)